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第一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历史也可以这样写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融会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本书的著作主旨在书中最后可以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而本书对当代中国人来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个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把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对这本书的读后感叹，多是赞誉有加，总的说起来一句话，便是“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那原因想必也是很少有人能这样观察历史，当然也很少有人这样写历史。“社会强制被作为公正的替代品，总是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成为书中的名言，被复叙和引用。从特征上说，《万历十五年》将看似枝微末节，易于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小事，有序地联系起来，于风调雨顺的升平景象里，找到那些微妙平淡的纠葛，成为日后天翻地覆的历史诱因，由以证明政治的混乱实为人祸。

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戚继光、张居正、海瑞、申时行、李贽等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给历史留下的影响，更可看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关于这本书，作者自己也有所谈论。这里摘引几段《自序》，便知道作者的写作和认知态度：“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这其实是长话短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还留有许多历史评论：“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对中国明朝历史素无研究，但说出的话却很中肯：“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本书选取了明代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然而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一、关于本书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而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答案当不应如此。但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使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只能由少数人看懂的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是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扁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们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理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体制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革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做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做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这就要求作者要充分占有资料，并有高明的史识，这样才能洞察因果，厘清脉络，找准头绪。从小就习惯于看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师沉心书堆中研究琐碎精微的学问，现在猛然看到黄仁宇先生大作，虽然也是描述“小节”，但一管而窥全豹，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切中要害，看出黄仁宇先生已是对数千年社会发展脉络清晰得可以把握，历史大走势了然于胸，自然大开眼界，佩服不已。

二、关于本书中的稳定与体制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为横断面深刻剖析了中国封建传统社会的一些根本弊病。今天看来，事隔四百多年后的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仍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

稳定安全当然重要，但是为了稳定安全而一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实是一种逃避和牺牲，不过是延缓了体制上的尖锐冲突，并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从《万历十五年》中可以看出

例子。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贫富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体制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体制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若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中华帝国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万历十五年》中也写到力图振作的皇上、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但是这些努力在与腐朽的制度的冲突中无异鸡卵，于是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说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在此显露无疑。体制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爆发或衰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较量中毁灭死亡„„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我们在外围敲打半天，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要动真章。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

三、关于本书中的儒家

黄仁宇先生明确指出本书着重批判的是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黄仁宇先生还提醒读者，不要误以为本书作者在为明朝一个昏庸皇帝辩护，他的本意是揭示出整个社会机制具有比统治者个人(皇帝)更为强大的力量。

儒学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皇帝朱翊钧原也有励精图治的愿望，但最终意志消磨，听天由命。作为封建专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名义上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而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软性的，如在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上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说：“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儒家从根本上混淆了私德与公德的界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治国如治家，治家先修身，修身则以孝为本。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又是典型的人治。“为政在人，则其政举。”“为政在于得人。”

儒家礼教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其中一目了然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性或乌托邦性，也不在于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而在于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把政治道德化，这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混同国家与家庭的界限，治国如治家，其本质上的宗法性与技术上的幼稚性自不待言。从这点上来说，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中国跟当今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极为相似。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道德判决的力量远远大于法律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准法律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往往体现为礼仪之争。正如作者黄仁宇所指出的：“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书中所称的“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他可谓典型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三次罢官，固然有刚直不阿得罪权贵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执政风格也招致天怒人怨。他的思想表现出典型的儒家道德本位与平均主义特点，却缺乏法治社会的“正义”概念。他不能理解明清之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将之视为“刁风”而大力扼制。只是碍于他的“清廉”名声，朝廷才不得不勉强授予他个把闲职。

《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然而只因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通观整个万历朝，与他命运相同的武将何止一人，另一名将俞大猷，与戚继光一样，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明朝最后一代皇帝崇祯所屈杀的袁崇焕。他们令人同情的遭遇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是儒家保守的治国思想合乎逻辑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就尖锐地指出，儒家礼教是用“数不胜数的礼仪枷锁卡着中国人从胎儿到死祭的生活。琐碎之极，尤其是一切细节都得信守不渝，简直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这种礼的理想所作的美学式的冷冰冰的控制，把一切从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责任义务，尤其是乐善好施的义务，都变成了僵化的符号仪式。”这种形式主义无疑是帝国腐朽的表征之一，也是一种文化其生命力衰弱的表现。

而儒教将“礼”的修养作为“君子”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只能培养出扭曲的人格。礼教使人的道德修养的重点由内在的精神过程转向外在的行为方式，由内容转向形式。由于注重外部行为在形式上是否合乎“礼”，就必然使对内心真实信仰的关心退居次要地位。另一方面，儒家礼教的各种繁文缛节不合常情，很难做到，因而在现实生活常流于空洞的教条。为了不至于违反或亵渎神圣的礼教，人们只好阳奉阴违，相率以伪。原则与现实的这种不协调，造就了大批自觉或不自觉的伪君子，欺世盗名之辈，再不然就是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书呆子或者人格分裂者。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今人多以此话为偏激而不取，然细察鲁迅本意，他所说的“仁义道德”应该指的就是儒家的一套伦理价值观念，鲁迅无非是用文学的夸张语言揭出了一个事实：儒家礼教违反人性。纵观整个封建时代，可以说，儒教是失败的。儒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体系还是一种伦理学体系，都表现出较低的思维水平。或者毋宁说，表现出比较原始的思维水平。

如果我们拿西方哲学来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儒学的根本缺陷。儒学没有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有的“自然法”(即人的自然权利)概念。虽然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充斥着

“自然”这个字眼，但这跟“自然法”毫无关系。西方社会正是从“自然法”概念中引申出了自由与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而在儒学的字典中，是根本找不到“自由”、“权利”这类字眼的。

可以断言：儒教与近代资本主义进程是格格不入的。

总而言之，《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分析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第二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精选5篇）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你想知道读后感怎么写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精选5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不厚的书，作者没有写整个明朝波澜壮阔的历史，只是截取了其中短短的一年，写了这一年中有深远影响的几个名垂青史的人物：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

万历：《万历十五年》里最少不了的就是这位万历皇帝，这是他的朝代，这是他当皇帝的第十五年。他是被大多数人所鄙夷的荒唐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三十年不上朝，不承担应有的责任。可是细究根源会发现，他之所以这样也有着他的无可奈何。

登位之初，他就得到了德高望重的张居正教导和辅佐，处处对他严格要求，希望他能成为一代明君，他也时时这么要求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心目中的这位完美人臣只是对他要求严苛，而对于自己却十分放纵，顿时，他的道德楷模坍塌了，对张居正的信任也一落千丈。

虽为天下之主，万历却发现自己无法对抗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大臣势力，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木偶，处处受限制，动不动就被大臣们搬出来的祖宗法制和先贤道德压制，而他自己又缺乏迂回斗争的技巧和耐心，也不懂得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最简单最无奈的方式——置之不理、听之任之。他用这种负气的方式与他的大臣们做斗争，最后是两败俱伤，为王朝的颠覆埋下了隐患。

申时行：作为万历十五年的首辅，申时行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在皇帝看来，他是群臣之首；在大臣看来，他是皇帝的心腹，这是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角色，他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应对着。

他既要否定有恩于他的张居正的所做所为，又要想尽办法报答恩人的知遇之恩；他既要让皇帝相信他的忠诚，以此获得皇帝的信任，从而使政令得以实行，又要让大臣们相信他的耿直，敢于劝诫皇帝，为了祖制和道德敢于奋勇抗争，敢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他所做的事情似乎总是想两面讨好，左右逢源，徘徊于各种矛盾中，让各种势力达到平衡，但是有时也会事与愿违，两面不讨好，给人留下太过圆滑、老成持重之感。

他所追求的办事原则是处置得当而不生事端，所以他时时防范于未然，不急功近利，处处顺势而为，隐忍内敛，足见他的韬略和城府。他有着清醒的现实感，适应当下所处的环境，做起事情来游刃有余，有取胜的把握，绝不以卵击石、缘木求鱼。

他在任期间，慧眼识才、知人善用、任人唯贤，竭力保全国家的人才，巩固了国之根本，实乃帝国之大幸。他是帝师，又广收门徒，因为他深知道德习惯和人事手腕是在无法改变的体制下最有可能操控的统治手法，而师生关系则是人事关系中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既可推心置腹又可管带教辅。

尽管他小心谨慎、委曲求全，但是依然难抵众口铄金，被迫辞任首辅，闲居在家，寄情于诗赋。一个曾经身居高位的人回想自己的一生时，又怎能真正忘却那些曾经的往事？他会为自己申辩，为自己鸣不平，但是命运使然，徒留伤感而已。

戚继光：他是一代抗倭名将，战功赫赫，彪炳史册。在文官集团掌管朝政的明朝，作为一名武将，要想做出点成绩，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他以自身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得到了一代权相张居正的赏识和提拔，张居正力排众议，全力支持他的军事理想，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有了后勤资源的有力保障，戚继光在他的军事舞台上长袖善舞、独领风骚，将他的军事理想付诸实践，取得了前人难以企及的光辉战绩，保全了国家的颜面，维护了百姓的安宁。

他不是好高骛远之人，在武将处处受制约的现实环境中，他不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只要在可以做的范围内，他就会把事情做到极致，做到至矣尽矣。

和申时行一样，戚继光亦知在顽固的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做好的事情，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他笼络财富，报答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居正；他千金散尽，结交各方权势。他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从他去世时所剩无几的资产就可看出，他只是用钱来完成他的军事理想，铺平他的梦想之路。

然而命运弄人，当张居正这棵参天大树轰然倒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一代将星只能卸甲归田，终此老矣，令人扼腕！

海瑞：我小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位青天，受万人爱戴，与包拯齐名。作者在书中则无情地指出他是一个道德的怪胎，一个迂腐的守制者。

他严格地按照儒家思想道德的要求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廉洁奉公，体恤民情。但是在一个缺乏法律而仅仅只是靠道德维系的社会里，他的死板让他很难突破已经不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他看不到时代发展的趋势，他不是一个改革者，而只是一个墨守成规的维护者。他维护从小所学的鸿儒圣贤，维护先帝的法制，甚至维护很多不合时宜的弊端，例如重新启用洪武年间剥皮填草的酷刑来整治贪污。

海瑞是万历年间的道德偶像，但是他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他是人性中的一个例外，有着严格的自律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仰，但很难成为普世的价值观，因为他忽视了人性的根本需求是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满足的，而不是一味地克己复礼，墨守成规，待在原地踏步。这样的人眼光非常狭隘，无法做出一番事业，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

张居正：他是万历年间甚至是整个大明朝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早已去世，而且以往的功绩被全盘否定，此时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十恶不赦之人，与他在位时的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容貌英俊，重用人才，洞悉社会发展的禁锢，力图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整顿官场和社会的秩序。以他当时在朝中的地位和太后皇帝对他的信任，他也许真的可以顶住各方压力、只手换天，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时运不济，正当他可以大展鸿图之时，却驾鹤西游，留下了身前身后事待与人评说。

当活人斗不过时，死人是最容易被欺负的。他身前所得罪之人在他去世后纷纷站出来，各种有的没的罪名尽情罗织，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而他最终的失败还是源自于失去了皇帝对他的信任，这一方面是他的宿敌群起而攻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严于待帝，宽于待己的结果。他要求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可是他自己却骄奢淫逸、独断乾纲，当这样的事实摆在皇帝面前时，不由得他不对这位夕日推崇有加的肱骨之臣失望至极、愤恨至极。于是一时间张居正便从天堂坠入地狱，从无限风光变为祸及子孙，如果他地下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如果张居正能够多活几年，那么他所主张的一系列变革措施说不定是可以顶住压力推行下去的。这些措施不是空喊口号，也不是不识时务地抬出祖宗家法、圣贤之言，这些措施较为切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能够较大程度地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商业的发展。

如果历史真的可以改写的话，那么明朝的资本主义或许可以有所发展，也许历史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也许有太多未知和可能，然而历史没有给张居正这个机会。

李贽：他反对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这在当时是绝对的叛逆。明朝的开国皇帝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格外重视儒家经典思想，以此为立国之本，四书五经更是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是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是莘莘学子们穷尽毕生而需要研习的书，以此而形成的八股文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发展所形成的影响和禁锢颇为深远。

中国明朝的知识分子从小就被迫浸染在儒家先贤的思想中，世代相传，很难接触到其他思想。他们从小就被灌输儒家思想是天底下唯一的真理，是他们言行的操守和准则，信奉它，进可居庙堂之高，退可为众人师表，是当时社会无法动摇的价值观，深入人心。

大部分读书人从小所读的书是一样的，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形成的道德观是一样的，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这样的结果是方便了皇权的思想控制，但也约束了社会深度发展的可能性。

在这样强大的思想统治下，任何有悖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想法都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而李贽就是这么一位异教徒。他反对儒家思想，提倡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功利主义，重视商业，强调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他的这些思想有着时代的先进性，但是他要反抗的思想体系过于强大，他的奋斗如同以卵击石，而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并不是那么严谨、那么坚固、那么有说服力，很难大范围地影响很多人，他最终作为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异类被关了起来，结局是自杀身亡。

他的出现摇下了儒家正统思想这棵大树的几片叶子，但没有撼动它的根基。可是他让我们看到了在如此强大的思想统治下，还是有人开始质疑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试图打破那些金科玉律，攻破这个看似完美无缺的壁垒。李贽有他的先见，也有他自身的约束，他不完美，但他却是一个开始，一个先行者。

万历十五年仅仅是明朝两百多年历史中的一年，但是这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对整个明王朝国运的走势却是影响深远的。作者处处强调他的大历史观，把事情放到上下几百年的维度中去看，不计较一时的利弊得失，更客观地看到一件事情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当我们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时，我们会多一份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以史为鉴，才能为当下做出更明智的抉择。

中秋放假三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利用三天将我七月份就买到手的《万历十五年》看完了，打了三天的篮球，两天打的非常精彩，这个假期还是过的很开心和满足。

读后《万历十五年后》，大明朝这段历史还是活生生地塞到了我的脑子中，其中事非功过，真是很耐心回味，不管是大到今日之中国，还是小到日常的工作环境，均可以从中找到许多答案、许多启发。以下是我的一些读后思考：

一、近现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何在？

中国自三皇五帝开始，经历几百上升年，万历及期先辈，必然对于历史兴衰之道，对于管理一部国家机器有自己的做法，可是，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当经过多年的发展后，最终走向没落，就像一个得了癌症的人，从早期、中期到晚期，似乎一步步走向衰亡而没有一点办法或有的只是苟延残息，在这个进程中，能人志仕，当然包括万历也想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可是就是无法施展，甚至是一国之君，似乎一国之君就是被文官阶层所绑架。我在想，大明的覆灭之路，那些文官阶层不知道吗？大明倒台，对他们有益吗？其实是无益的，这一点，可以从文官同意戚继光与日本浪人在沿海开战，可以看的出来！因为日本浪人在大明的沿海已成为心腹之患，如若不除，也会威胁到文官阶层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些文官不知是不是像血吸虫一样？如果外界环境不至于伤害到他们继续谋取既得利益时，天塌下来，他们也不理会，但一部国家机器凭借惯性向没落方向行进时，这些文官还以为天下太平！可悲！他们不知道同时代的，欧洲发展如何了？坚船厉炮发展到什么样子了！帝国的没落给大清的衰落、近代中华所受的欺辱埋下了多少种子！一个人犯错，可能影响他一个，一个国君，一个管理国家的机构如果出错，其再纠正是需要付出大么大的代价啊！中国浩瀚历史长河，中华民族经历多少灾难，最终屹立不倒！为何我们近现代却输给了西方？甚至我们身边的弹丸之土？这不光是历史学家需要研究的问题，更是所有中国人应思考的问题，国家的统治阶级自不必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方面是由于文官阶层的腐朽，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层与社会的脱节，再就是中国人一直沿用的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思维习惯。由于我看的书还不够，思考的深度也不足，因此我姑且记住，我会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带着这个疑问一直去研究，去思考。

二、孔孟之道，仁义之学到底应坚持还是摒弃？

黄先生说中国人用道德代替法制，这似乎是历朝历代一直沿用的方法，孔孟之道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百姓如想步入仕途，必读《四书》、朱熹四书译注等相关书籍，可以说形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石和共识，在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中，这些思想又真正可以带来多少好处？又有什么坏处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辩证看待，有选择的吸取，才是适应当下世界环境的上策。

三、人具有阴阳两性吗？

答案是肯定的，即一方面人们总是口口声声大喊仁义之道，这是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顾及自己的利益，虽然老子倡导无为，孔孟让人们行仁义之道，佛教告诉我们无我，一切皆因缘，想必那些文官阶层不比我少理解这些知识和道理，可是他们中许多却中饱私囊，拉帮结派，挑起内耗，并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这其中真包含有易经的许多层深意，物极必反，“文极必开**之机”，如若人，特别是统治管理者，不进行自我省，自我救赎，或只有一小部分在这样做时，这群人是可悲、可怜又应该打入地狱的！因为他们的呆板僵化，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

四、张居正其人

在书中，黄先生似乎一直抱有一种同情、支持、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张居正，我也是这样的态度，在明末，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力的人物，党派之争将更加激烈，许多实事也将不能实施，明朝的覆灭也将更快！也许历史会批评张的专权，可是如果不专权，如何能办成事？位极人臣！死后却被清算，实在有些凄凉。从中也可以看到政治斗争的厉害和残酷，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特别不好，就是当一个人什么不好，连你死了，也要挖出来清算，真是凶狠毒辣！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张不是不知道的，他在生前说过“入大火如入清凉界”，这是张居正独特的政治哲学。大火，能把人烧焦；清凉界，能使人心静如怡。语出《华严经》，华严宗讲宇宙万般境界，都可以即出即入，互涉互入，也就是说都能相融相通。如果你说张居正贪恋权贵，无强国之治，我想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这个人物，我本人很佩服，佩服其才能，其志向！其气度！

五、申时行其人

一个忍耐待机会到时，抓住机会的典型代表，一个一生追求“真诚”的官员，他也许从张居正的一生看到了暴风骤雨似的改革由于文官阶层的阻挠而不能实现，更看到了其悲惨的结局，在理想和实现之间，他选择了一种平衡之策，虽然得善终，但对一个病入膏肓的帝国，我更佩服张居正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因为此时的帝国，其实是需要猛药的，如若不然，只是苟延残喘，最终终归覆灭。

六、海瑞其人

每一次以全新的视角，来看海瑞其人，也许海瑞圆润一些，可以让自己过的更舒服，对社稷、对百姓的贡献也越大，但是他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和实践人！最终草草了却一生，但其代表中国文人的那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是感动和鼓舞千秋的，这也形成了中华文化、中华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类似的历史人物，我想还有屈原。

七、戚继光其人

不论如何，其将帅之才足以使其彪炳千秋。成功清剿南方沿海日本倭寇，并威退北方蛮夷，其实戚继光有许多更为先进的方案，但他能洞悉当朝允许他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在这个范围能做到最好，这一点，非常厉害！人常常是不知何可为？何不可为？能洞悉当时的社会本质，也说明戚非等闲之辈了！有机会，研究一下他的著作，看能否从中学会一些。很可惜的是，明王朝没有继续发展武力！不然如何可以轻易为清所取代！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和感受到许多重要的历史契机！真的像缘份一样，稍纵即逝！而且影响深远！甚至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何几百年后，我们才发现这些？才发出一声叹息啊！一个国家，如果让真正有远见的的人来统治，政令通达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八、李贽其人

给我感觉是，此人很混乱，我未理解他的主要思想和观点，难怪称他为“自相矛盾的哲学家”，叙述他的这一章中，我最感动的有两点，一个是其妻子对于他一生追求的支持，他们的三个女儿，有两上因饿、营养不良而死去，这对一位母亲是多么大的一种伤痛，这让我对于女人，特别是母亲，有一种天然的敬佩！（但对于干预政治的女人，却特别讨厌，因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皆因皇帝未处理好与女人的关系而导致**），另一个是李穷困潦倒时，总有人，特别是一些社会上层的文官一直支持他，给他吃给他穿，李无后台，有的我想可能是像芝兰一样的品格和思想！才会吸引如此多人一直支持他，帮助他！给予他这么多及时和超越政界与阶层的关爱！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气度啊！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共产党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了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军队——“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了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了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这本书的网上评价是相当高的，或许由于几十年国内的传播，其中的一些观念已经间接或直接影响我们，或通过影响相关史学文章进而潜移默化影响我们。读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的新颖、觉得与众不同的观念。当我看完书，看到后面关于成书的介绍，我想大概是八十年代时候，书中的那些说法相较于传统较为突破人们对史学文章的认知。但，今天，可能由于其影响通过我身边的老师、或读物直接与间接影响着我，就没有了眼前一新的感觉，或许这正是其伟大之处吧。我没有去探查八十年代时候人们的历史观念是什么样的，不能站在那个时代而以今天的视角来评价是不合理的。

作为一本畅销书，自然可读性是其第一要素，要兼顾可读性，自然史学的严谨会有所欠缺。但是，wr如果仅仅是枯燥客观的描写，又有几分精神能够读下去。文章包含了作者带感情的理性分析，也给我们开拓了一种眼界，毕竟假如是枯燥的描写不见得我们就会去思考。作者的大历史观，我总结为分析背后的制度及根生蒂固的道德，而把而人看作在历史的车轮面前无抵抗之力。对于背后的道德、法律分析是深刻的，我比较认同的。

但是，作者似乎给予了历史人物更多同情，尤其是万历、申时行，这点我是不太苟同的。在书中，他们是制度、根生蒂固儒家的受害者，有种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历史的兴衰更替确具有周期，每个人均会在其中深受影响。但是，我对万历的态度确是批评的。不论这么样从内心去，万历是不值得同情的。万历的不作为，消极怠工不值得同情。生活中谁不又遭受着痛苦呢？我更喜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乐观、拼搏态度。对于申时行，作者予以了他那折中调和、熟悉人性阴阳的赞美，在我看来，身处要职，如不够强硬，是难以改变现状而有所进步的。在世上，只有你什么都不做才有可能受到别人的最小非议。既然如此，就应为了正确的事情而不顾他人看法。对于身居要位，处事显示温和又为哪般。为人谦恭是应有之义，但做事应有坚定与不让步的原则、立场。在历史的进程中，我更喜欢强势人物张居正。虽然身上有有那些黑暗面，但强势更能反应一种改变精神。

最后，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人生何尝不是，看似简简单单的万历十五年，何尝又不是我们看似平平淡淡的每一天。几十年后，我们走到的地方，都映射着我们身上一直以来的影子。正如这个帝国，一直为其固有的道德与法律、文官系统的牵累，终将走向衰落。而，我们身上的懒惰、得过且过，也在不断的在无意中束缚着我们。

第三篇：礼为邦本——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礼为邦本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对于明朝兴亡，不少人持“明朝之衰，始于万历”的看法，但此观点未免流于表面，未能触及明朝衰亡之根本。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于1981年出版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一书，则以公元1587年即明万历十五年为原点，将该年份前后的人事串联，抽丝剥茧，提出了他的个人观点——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历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朝而极[1]。尽管此看法未必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但书中详实的史实和分析论证仍不失为明史研究极好的参考和借鉴。

一、礼为邦本，本固邦宁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足可见礼仪于古代中国之重要性。或者它还有一别名，道德。统治者通过传统道德体系来将天下万民的思想纳入掌控，而这种精神教化具体到现实生活中，便是一套完整繁复的礼仪制度。

黄仁宇在《万历》一书中，便描绘出这样一个明朝政治图景：社会不鼓励也不容许创新，百官只需要按照既定规则去推动国家机器运转，或者被既定规则带动运转；皇帝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他所需要做的只是守成，而他自身资质与抱负如何并不重要。每个人的言行作为都必须符合礼仪制度，或者说等级秩序的规定，社会才能安定，这正是儒家延续千余年的治国政策与理想。汉初的贾谊在《治安策》中就提出一段“台阶”的比喻，形象说明了坚守礼制之于统治稳固的意义[2]。通过等级森严的礼制塑造一个高高在上的圣明皇帝，一个道德权威，人们绝不会也不能对其正确性产生质疑，同时这个道德权威也是那些对饱受基层官员压迫与剥削的下层民众的心理安慰与寄托。政治权力是建立在道德权威上的①。正因如此，万历和他的朝臣才不辞辛劳地重复各项繁琐枯燥的礼仪，早朝、经筵、亲耕、祈雨„„尽管这些形式主义十分令人痛苦，并且对许多实际问题没有任何作用。

不同于西方中世纪神权教权的泛滥，在封建及以后的中央集权时代，宗教在中国并未形成世俗权力。事实上，宗教的精神领袖作用，在古代中国早已为传统道德所代替（这或许也是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这样既达到了思想统一的目的，又避免了中古西欧教权与王权（世俗政权）的矛盾，社会因宗教而动荡。秦以前的封建社会①[3] 关于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威的关系，详参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9-40页。

里，是由大宗带领小宗祭祀，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社会，则是由皇帝作上天的代言人。以信仰为政治手段维持社会的稳定，将宗教收归世俗权力的掌控（例如道教的神仙总要经由皇帝封授），儒家的治国方略实在棋高一着。人在心理上需要一个无所不能的依赖对象，崇拜由此而来，仪式更是不可缺少。没有崇拜，这个信仰就什么都不是。于是通过祭祀而敬畏鬼神，通过叩拜而敬畏君主，从而顺服，这就是看来空洞的礼仪的现实性。不知是否孔子早已有此洞见，所以他本人是一个无神论者，却鼓吹大家求神拜佛。“祭如在，祭神如在。”（《论语·八佾》）明知道神鬼（或者祖先）不在，也要假装它们在。这一套思想教化，说白了就是愚民。黄老则更为直接，“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可以持天下弗失。”（《淮南子》）[4]

道德之于明朝，理论上是万能的，不仅是国家行政根本，同时也是皇帝与官员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朱元璋废除丞相后，内阁首辅虽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行相权，但名义上却只是皇帝的秘书长，地位不如宰相，制度上更不正当[5]。这使得首辅不可能像过去的宰相那样名正言顺地施展自己的抱负，而只能曲线救国，按照本朝的规则出牌。这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张居正有重振朝纲的雄心，却也只能私人函授他的亲信官员该如何向皇帝奏报，自己再票拟批准自己的建议，以权术来弥补建立在道德前提下的制度之所缺。他的引用私人与上下其手最终无可避免地成为反对派攻讦他的理由[6]。许多官员认为张居正之败在于违背了德治的精神，为了避免重蹈这一覆辙，他的继任者申时行便努力扮演和事老，企图用道德去统一和配合制度所不能驾驭的文官集团。然而这正是现实的制度与理想的道德之间绝无可能调和的矛盾，所以申时行亦失败了。文官中真正的儒家信徒视张居正为急功近利，同样也认为申时行首鼠两端。在这些忠信之徒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海瑞。

黄仁宇给海瑞的评价是“古怪的模范官僚”，确实，从道德要求出发，他堪称模范；但就现实生活而言，他却与现实格格不入。海瑞与申时行有一共同点：企图以个人道德之长来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7]。他的身上也体现了那个时代道德与法律的矛盾。他不相信抽象的道德可作为治国根本，他重视法律，执法不阿，但断案标准有时却仍是传统道德②。即是说，面对道德，法律是妥协退让的。纵使海瑞们不相信，但因他们本人也是脱胎其中，所以仍会将道德奉为治国行政的圭臬。

二、不患贫而患不安 ② 海瑞认为地方上十之六七的诉讼可以立刻判明是非，对于少数尚待斟酌的，他自有一套符合“四书”训示的标准。详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第157页。

礼治的思想渊源并非仅仅来自于儒家。“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中的这句话，可说是否定法治的，汉代解读老子的《淮南子》一书则将之进一步阐释为治国要以礼为内核[8]。而老子自身对于“盗贼多有”的对策，则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它还有一句近义句：“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大概也可算是传统经济理论的思想源之

一。钱穆在谈到中国传统经济时，概括其“制节谨度”，“使富者足以示贵，使贫者足以养生”[9]，但换个角度从上文《老子》中的话来说，便是安于现状，抑制发展③。重农抑商，不鼓励发奋上进，都是源于“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实质在于维稳的治国目标。保护落后的均衡经济政策自明朝建立之初便已开始实行，即便万历想要有所作为，也是积重难返，他的朝臣，或者说他与他的臣子所身处的制度亦不可能接纳改变。

黄仁宇在自序中举例简要说明了明代维稳政策之甚：军需税收不由中央总收总发，而是本地直接供应，官员旅费等其他税费亦是如此（本地自给自足或者由富余的邻地补贴）[10]，这使得交通、通讯等相应基础建设因而得不到发展（事实上明朝政府正是为节省这些方面的费用才会采用短程补给的方式），财政缺乏数字上的统一管理也使中央无法有效控制全国的经济，并根据实际状况作出应有调整。

可以说，明朝在经济方面十分失败。洪武皇帝力倡节俭，结果不仅适得其反，导致官员严重腐败（下文会再谈及），农商业尤其一塌糊涂。一方面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苦不堪言，政府却没有增加收益；商业上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的匮乏更是惨不忍睹[11]。如果说明朝在政治上以儒家的“礼”为核心，经济上则可以说以黄老的简朴为基础，只可惜过犹不及，一味想令社会回复古时的单纯，而完全脱离了现实。

三、阴与阳

千里为官只为财——任何君主都不乐意听到这句话，即便它代表了大部分人的真实看法。朱元璋厉行节俭，也花了很大力气反腐，其手段不可谓不狠，例如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但事实上，腐败一直是明朝突出特点之一。对比明朝的实际状况，我们或许可以对西方倡导高薪养廉的合理性有些了解。

明朝政府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薪俸之低以至于许多官员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因此官员们弄点灰色收入也就无法避免了。尽管这不能为贪污腐败开罪，但很多官员读书做官只是为了自己及家族的利益，他们并非个个有副圣人心肠天下为公，这是制度设计者以及当权者不得不承认的。申时行将人的私欲一面称为“阴”，而公开的③ 实际情况中，中国的农民确实也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足以养生”而已，但这已经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详参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6-81页。

道德标准则为“阳”，整个文官集团正具有着这种双重性格。在公权与私利之间存在着如此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差距，张居正与申时行都力图修补，但正如前文所述，制度上的罅隙注定他们不可能成功[12]④。

阴阳对立的难以避免或许是因为德治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政府通过士绅来领导地方自治⑤，维持统治的稳定，这就要求士绅阶层必须能保有它的经济基础及社会权威，而这二者显然需要通过考试做官来保护和谋取，也需要士绅们组织起来以保证安全。通常情况下，总是由一群人供养一个人考试做官，而且如果这个家庭原本处于下层，那就必须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⑥。由于以上原因，一个人对他的家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必须运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为家族以及家乡提供庇护和谋取利益。因此，官员的私欲可以说是传统政治的必然产物。通过做官而获得社会特权以及安全保障，这是大部分官员，甚至可说是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识，以至于即便个人对此种行为再是深恶痛绝，也必须屈从现实。陶渊明是如此，李贽也是如此[13]。

综观中西方政治制度可以看出，阴与阳应是贯穿整个制度发展轨迹的关键。中国的政治传统历来是贤人政治，而西方却在封建制度衰落过程中将逐渐靠向法治。后者的思想前提是承认包括行政者在内所有人都有私欲以及追求私利的权利，再以法律加以规范限制。李贽也有这样的勇气，在凝滞的道德社会中敢于正视公利与私欲的矛盾，公然撕破申时行等人所苦心弥合的阴阳之间的破绽，对自己以及全国文人的良心提出拷问。承认私欲，应该说是李贽思想最为进步之处，同时也最值得纪念。这无疑是对国家政治根基的质问与动摇，也是更新哲学、政治思想的一次机会，但是很遗憾，李贽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并没能在一滩死水中激起多大波澜。他提出问题却没有给出解决办法，他破多而立少，他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更多的时间深陷于天人交战的自我矛盾中，致力于理论，却少有真正推动社会的的实践[14]。这或许与李贽本身属于士这个阶层有关——一个非革命的礼教宣传者，只关心秩序与安全的特权阶层[15]。

《万历十五年》一书所展现的大明朝就是这样一座悬于道德高空的空中楼阁，始终未能与现实接轨。不同于西方中古时代思想受制于神学，其幸运在于思想霸权并未与世俗权力统一，因此当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寻求个性解放时，能够得到王权的支持。而中国却早已将道德作为行政根本，要打破禁锢何其之难。假如大方承认人的私欲，从根本④ 事实上政府早已承认了实际行政与道德理想的脱节。详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第184-187页。

⑤ 实际政治生活中，有一条自下而上，即向上反映民意的轨道，这其中士绅扮演着何种角色以及皇权无为、人民自治之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详参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6-56页、116-118页。⑥详参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9-12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第244-245页。

上有权利监管与限制的意识，我们未必不能产生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时至今日，当机制仍不能有效监管权力，精神上又完全摆脱传统道德的约束时，后果时人已共睹。今日一味宣扬所谓“爱国主义”等口号，而非倡导个人理性思考，不啻于为民众塑造一高高在上的思想圣典，借以搪塞敷衍对个人权利的追求，亦可说与传统政治一脉相承。我们的国家本质上仍是着眼于政治稳定——稳定固然是需要的，但是为了维稳，最好也是最糟的方法就是禁锢，这与两千五百年前的子产不毁乡校相比，岂非不进反退了？稳定再前进一步，就是停滞，甚至相对的倒退。李贽所代表的明代思想界的苦闷，今人未必陌生。

参考文献

[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北京：三联书店，2006：4-5

[2]熊逸．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66-468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3-

10、52-

56、141-143

[4]熊逸．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96-503

[5][6][7]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20-

21、73-77、158

[8]熊逸．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30-432

[9]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三联书店，2008：49-57

[10][1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2-

3、171-176

[1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64-65、105-107

[13]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08-112、9-1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244-246

[1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239-279

[15]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18-119

第四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简介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简介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简介

一般史家认为的明朝灭亡之起点，如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二十年（1592年）援朝鲜之战，万历三十一年间的“妖书案”，接下来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起的“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败等。与这些年份相比，万历十五年（1587年）虽然有海瑞、戚继光的去世，但终究只是无足轻重的一年，也即如其英文版的书名：无关紧要的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但黄仁宇提出与其他史学者不同的看法，指出此一年似是无重大动荡，实际上可能却是明朝发展至尽头而步向灭亡的一年。黄仁宇引用典籍，特别是《神宗实录》，就此年中发生的立储之争和一连串使万历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作分析，研究发生在万历帝身上的变化。黄仁宇指出，虽然最后万历帝在种种问题上妥协，但他由此怠政三十三年，可能是他对抗无效之后，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方式。由此可以理解，明朝的皇帝表面看是有其无限权力，但终归也要受到传统文化和文官集团的掣肘。

另外书中还提到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也是受到传统文化的掣肘，而得不到有意义的发展。对海瑞，黄仁宇形容“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对戚继光，黄仁宇评“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而对李贽，黄仁宇也评说李贽不过是反映明朝在儒家伦理文化趋于僵化下，思想界的苦闷和困局。

内容叙事探讨 历史学家江政宽认为《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对人物的刻画往往带有一点心理史学的影子，在以往，人物的心思一向是文学家驰骋的领域，黄仁宇虽然去揣测人物的想法、动机等，但不能意味这非历史研究，因为黄仁宇的推论或想像皆有广博的史料支撑，故应将之可视为“以文学手法撰成的历史著作”。也因如此，冰冷的历史在黄仁宇的笔下生动的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不过黄仁宇的叙事体仍有其缺点：第一点、黄仁宇勾勒人物心思的笔法是经由“结果论”而产生的，因为历史已经发生过，所以黄仁宇才有能其推断，这与心理学家所使用的方式不同，因此黄仁宇的推断是否妥贴，还有待商榷。第二点、在历史想像的部分黄仁宇用的是“肯定”的语句表达，因此人物在无形中就被附加上了黄仁宇想像的性格，显然太过武断而不够谨慎，可谓历史想像发挥过了头。

黄仁宇在书成后，寄往剑桥。李约瑟看完后，写信给他说：“哎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

目录 1.自序

2.第一章 万历皇帝

3.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4.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5.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6.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7.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8.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9.附录及后记

10.附录一

11.附录二

12.参考书目

13.《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14.陶希圣读后记

第五篇：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感

申艳苹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一幅幅鲜活的面容就映照在你的脑海中：怠政而又优柔寡断的万历皇帝，淡然平和而又无能的申时行，挽狂澜澜之既倒而又稍显贪财与好色的张居正，古怪而生性耿直的模范官僚海瑞……。你还以为这是一部小说吧，其实这是一部学术蓍作，是黄仁宇先生花费七年时间所写的《万历十五年》。

这本书采用了记传体的铺叙方式使历史研究大众化，初看似乎和《史记》等纪传体史书似曾相识，其实不然，就书中所叙而言，它是一本记录失败的书。其所叙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生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的人物如太监冯保、高拱等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它要从封建专制制度的角度来寻求近代中国衰败的根由，在这一点上，和《史记》等纪传体史书是截然不同的。至于书中人物的评价，作者更多是从历史角度去观察，而不是过多的从道德角度去描述，例如海瑞，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个清正刚直官员，可是当我读完他的传记之后，只觉得他的可敬与伟大，但绝不可亲、可爱，甚至有时还觉得他有些令厌恶。有人说《万历十五年》颠覆了历史的写作方式，诚哉斯

言。在黄先生的笔下，万历皇帝的处境是多么令人同情，他没有权力选定的自己的皇后，他没有权力选定自己继承人，他没有权力亲自带兵出征。面对群臣，他只能听着万岁圣明的歌功颂德；面对后宫的三千佳丽，他只能选择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郑贵妃；面对后代历史学家的指责，他只能无言以对。如果一个皇帝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事，那么一个思想家是否就可以天马行空不受约束呢？李贽的个人生活遭遇就能说明这一切。1587年李贽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次年，他就剃发为僧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时候他成了全国文人的良心，可是他临死的时候却说“罪人著书甚多，于圣教有益无损”，可见他既没有的道德的自恃，也没有伊拉斯谟的自信，这是其所处时代的悲哀。从人的角度去复活历史，从制度的演变来观察历史，从事件的来龙去脉来展现历史，黄先生发人深醒的议论完成了一个历史学家所能做的一切。

如果，我们单纯从学者寻求学问的角度来阅读，《万历十五年》当然是一部好书，可是当我们了解黄仁宇先生身世经历后，我们还会明白这本书也蕴含着他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刻观察和他的爱国激情。黄先生生于1918年，湖南长沙人，1936年年进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战爆发后，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参军。其后，赴美攻读历史。在美留学期间先生着意研究

中国明代史来寻求近代中国衰败的制度原因。明乎此，当我们阅读此书时才可能体会隐藏在那些平静文字背后的挙挙之心。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读完《万历十五年》这最后一段话，心情颇有点沉重也颇觉解颐。黄先生用一个个历史人物生死遭际演绎了民族渐趋没落的悲剧，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另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