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海边的卡夫卡读书笔记
海边的卡夫卡
作者:村上春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文学院11中本2马淑文
摘要:
《海边的卡夫卡》讲述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幼时被母亲抛弃,又被父亲诅咒:奸污自己的母亲,强暴自己的姐姐,他厌倦了在中野区的生活,想要追求什么却又不清楚到底追求什么,于是化名“田村卡夫卡”“决心成为世界上最坚强的少年”,一个人离家出走,奔赴远方,投入到波涛汹涌的成年人世界当中的故事。当然,这其中也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诸如脑袋不好太好使却能和猫对话的中田君,性别不明的大岛,诡异的森林,还有那个海边的卡夫卡。
每次看到一本喜欢的书都想要抓紧一分一秒把它吞食下去,直到自己实在坚持不下去,困得不行,才肯放手。上课的时候偷偷看,又怕被老师发现的那种紧张感,又莫名地让人兴奋。
《海边的卡夫卡》无论是从书的语言,结构,还是内容,寓意,都是一部吸引人的作品。
不管怎么说,上了大学(或者说上了年纪),又是中文系,经过某些专业知识的熏陶,看书就不仅仅是停留在看书的阶段,会从写作手法的角度去看它,尽管水平有限,但还是会想象如果是自己,对于这样的情节会怎么处理,这样的环境会怎样描写,这样的语言会怎么组织,当然,更多的是,从中,从大家的笔下学到了怎么去构思,怎么去写。
《海边的卡夫卡》中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最令自己喜欢的就是村上春树对于森林的描写和大量运用短句和句号。
我现在还不能明确说为什么自己会喜欢,但是首先是大一写作课时,老师曾介绍过句号的运用,在写作上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在日后的写作中,自己也深感这点。除了曾在个别诗歌和鲁迅的一些作品中见过此类形象,《海边的卡夫卡》就是真正引起我关注和深刻印象的一部作品。
文中这样的句子多的数不胜数(当然这可能有点夸张了),这里我只能举一段例子:
我明确地点了一下头。她闭起眼睛。我一直凝视着她闭合的眼睑。我可以通过那眼睑看到她所看的黑暗,那里浮现出种种奇妙的图形,浮现又消失,反复不止。稍顷,她缓缓睁开眼睛。
句号放在这里的作用很明显,也恰到好处。“我明确地点了一下头(句号)她眯起眼睛(句号)“,用一个小小的句号将两个人的动作结束的干净利索,不留痕迹,毫无关联,毫不拖沓,俨然引导读者想象出一副清晰的动作画面,阅读的节奏感也油然而生。很好。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
对于田村卡夫卡君每次进入森林的场面,真心欢喜得不得了!因为不通日语,没办法读原版,所以不知道是原版的语言就这么美好,还是林少华先生翻译的功
力。当然,我相信两位都有功力的。
起先读林少华先生的前言的时候,他说自己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功底不甚很好,我还担心来着。因为之前读一些欧美作家的作品,不知道是只能翻译成这样,还是原文就是那么乏味,亦或是买的版本原因,总是读得不尽如人意,都是扫兴而归。自然书的情节还是很好看的。但是,没想到!整本书的语言都美到不行,尤其是环境描写——森林里的描写和人物间的对白,写得那叫一个好!读来真是身心舒畅啊!
这里我也截取一小段,略作参考:
小路越走越窄,逐渐把统治权让给杂草,就好像雄赳赳地大声开头的话语渐渐细弱,进而含糊不清。平整过的痕迹不见了,很难看出是真正的路还是仅仅看上去像路。未几,路被羊齿草那绿色的汪洋彻底淹没。
然而,作者描写环境又不仅仅是为了写环境而写环境,有时他也会依着任务的心理变化,描写外在的环境,烘托整个氛围。如田村卡夫卡君和佐伯发一次发生关系的夜晚,之前的对话。深夜。海滩。两个人的对话,简单的对话。夹杂着海滩的夜景,不是很有感觉吗?在那样的情况下,即便是伦理道德的问题,发生关系也是显得那么自然而然。
诚然,《海边的卡夫卡》中是有很多变态的场面,但是就他的语言和用词上来说,个人觉得写得真得很精致,很到位。虽然不愿提起琼尼·沃克杀猫吃心的片段,但是对于描写这个场面的用字用词以及动作都是印象深刻,为之概叹的。他用指甲把牙缝里嵌的什么剔出,又扔进嘴里,美滋滋的细嚼慢咽,心满意足地“咕噜”咽了口唾液,最后打开黑色塑料垃圾袋,把割下脑袋剜出心脏的猫身随便投了进去,仿佛在说空壳没用了。
这一长句话,字字都是扣人心弦,把一个怪异的杀猫吃心者的形象刻画地淋漓尽致!能不说好么?!
除此之外,人物间的哲理性对白,我也是受益匪浅。不论是大岛和田村之间的对话,田村和佐伯之间的对话,还是中田和长途车司机的对话,星野和山德士大叔的对话,都含有无穷的哲理性在里头。我在想,这是要有多深厚的功力才能写得出这样精彩的对白啊!尤其是大岛,海量的阅读造就了他绝对的文学底蕴,无论是什么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让人不禁为之羡慕!他对于田村的规劝同样富有哲理性:
“我们的人生有一个至此再也退后不得的临界点”
以及田村自己所悟出的人生哲理:
“我追求的,我所追求的强壮不是一争胜负的强壮。我不希求用于反击外力的墙壁。我希求的是接受外力忍耐外力的强壮,是能够静静地忍受不公平不走运不理解误解和悲伤等种种情况的强壮”
这种种,不仅仅对于田村这个十五岁的孩子本身,对于第三者的我们也是影响甚大!
每看一本书,都会得到新的感悟,尤为读到像村上春树这样底蕴十足的作家的作品,在仰慕钦佩之余,更多的是激励自己去读更多的好的作品!
第二篇:《海边的卡夫卡》读书笔记:活在性别之外
村上春树的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叫大岛,他拥有女性的身体,男性的意识。他对自己如是评述: “身体结构诚然是女性,但我的意识则彻头彻尾是男性。”大岛继续道,“精神上我是作为一个男性活着的„„只是,虽说我是这样一副打扮,但并不是同性恋者。以性嗜好来说,我喜欢男性。” 关于大岛的性征,村上也曾作出解释: 大岛是个整洁优雅的年轻人的角色,这意味着他的变形必须是内在的——即性、性器官上的。至少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大岛应该是天生纯洁的,缺乏任何种类的不纯。不知该如何表述才好,不过雌雄同体给我一种强烈的纯净感„„我想,只有类似这样的,才能充当卡夫卡的导师。是否真的存在一类人,像小说中虚构的大岛一样,既活在性别之中,又在性别之外?活在性别之中,是说一个人不能脱离他的生理特征而存在,所谓“食色,性也”,丧失此性,等于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一部分;活在性别之外,是说有远比性别区分更为重要的事情。一个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性或者男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波伏娃提出了两个疑问: 是否存在一种叫女性的人? 是否存在一种气质,叫女性气质? 第一个疑问,从生物学意义上讲,答案是肯定的。可是,这并不影响漫长历史中无数的反女性主义者们的振振有词——“女人不是人。”至今,还有人将女性作为一种不好的标签贴在“适用”的人身上,例如,当你表达某个观点时,有人会说:“你这样想,很正常,因为你是女人”。这一句话所暗含的意思是:你的观点很狭隘,甚至是错的。当一个男性在做事时,略微呈现出犹豫神色,就会被评价为“娘”,“怎么跟个女人似的”。很多思想家都对女人抱有成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邦达在《于里埃尔的关系》中的断言: 男人的身体通过自身而具有意义,可以撇开女人的身体不谈,而如果不提男性,女人的身体看来就缺乏意义„„没有女人,男人能独立思想。没有男人,女人不能独立思想。否认了女性身体和思想的独立,和否认女性的存在区别不大。可悲的是,这种以女性作为第二等人类来贴标签的做法,不仅是男性的“爱好”,很多女性也愿意如此自我评价——“谁让咱们是女人”,“女人命苦”。对于第二个疑问——是否存在一种气质,叫女性气质?古人今人似乎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以下,是波伏娃指出的女性在少女时代常被灌输的某种思想—— 具有女人气质,就是显得像残废、微不足道、被动、顺从。少女不仅要打扮,要修饰,而且要抑制她的自然,代之以她的女性长辈教导她的妩媚和造作的娇柔。任何对自身的确认,都减弱她的女性气质和诱惑力。她们的母亲督促她们不再把男孩看作同伴,不要对他们献殷勤,而要扮演被动的角色。即使她们想初建友谊和调情,也应该小心避免表现出采取主动;男人不喜欢假小子,也不喜欢女才子、有头脑的女人;过于大胆、过分有文化、过分聪明、过分有个性,使他们害怕。上述女性气质,显然是为了迎合男性嗜好而做出的定位。认为,女性的唯一价值就在于赢得男性的喜爱,男性所喜爱的,无非是没有头脑、没有才气、没有文化、并不聪明的女人。而这,不仅是对女性的狭隘认识,也是对男性的狭隘认识。沈复《浮生六记》中记载其妻陈芸“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沈复年十三岁时,得见所陈芸所作,叹其才思隽秀,心注不能释,于是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 沈复这般能够欣赏“非一般”女性的男性,其实为数不在少,但由于长期受女性是男性之随从(“三从”、“嫁鸡随鸡”)的思想的影响,降低了女性对自己的自信心。因此,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里的女人,不是生理上的所指,而是一个经过长期历史积淀的概念。翻阅《第二性》上册,目之所及,皆是女性在历史中所遭遇的不平等: 没有婚姻自主权、没有财产继承权、没有离婚权、没有选举权、没有受教育权„„ 女人所拥有的,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的命运。这样的情况,在当今世界,虽不常见,但也绝非没有。综上所述,“女人不是人”的说法会受到今人的强烈反对,而处处示弱、时时为男性而活的所谓女性气质却会赢得不少人的赞许。这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女人,作为“人”,与男性并无不同;作为女性,有属于自己特有的气质。只是,作为人的女性是独立的人还是具有依附性的人,拥有的女性气质又是何种气质,都要另当别论了。谁也无法否认自己置身性别之中,正是在性别区分上,很多人有将男女性一较高下的嗜好。他们执着于证明究竟是男人更高一等,还是女人略胜一筹,甚至搬出《圣经》为自己做证。有人认为,男性更高贵,因为夏娃不过是亚当的一根肋骨,因此女性没有自我,永远是男性的附庸。反对者却说,亚当起初只是一个泥团,上帝造出夏娃之后,才有了人类。波伏娃认为,以强弱高下衡量两性并非合适的角度。所以,她谈论女性,首先谈论的是,应当如何谈论女性。常见的谈论女性的方式,都离不开两性之间的互相较量——生理上、心理上、历史发展的轨迹上。于是,她罗列了三种盛行于世的谈论女性的方式,并一一省察: 第一种,从生物学角度谈论女性。精通生物学的人,喜欢给生物现象人为地赋予某种意义。比如,认为精子是主动的,卵子是被动的。前者具有超越性,后者只有内在性。这无疑是企图从卵子出发来定义女人,从精子出发定义男人。波伏娃对此不屑一顾,她说: 在生命中有着互相结合的两个动作;生命只有超越自身才能得到维持,只有在得到维持的条件下生命才能超越自身;这两个时刻总是一起完成的,企图分开它们是空想:有时是这一个,有时是另一个占据主导地位。两个配子在结合中同时超越自身和延续自身,但卵子的结构本身预见了未来的需要,它的构成得以供养在它内部唤醒的生命;相反,精子绝对没有配备齐全,足以保证被它激发生长的萌芽的发展。反过来,卵子不能产生引起生命新爆发的变化,精子却能移动。没有卵子的预见,精子的行动会是徒劳的;而没有精子的主动性,卵子也实现不了它孕育生命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从根本上来说,两个配子的作用是一致的;它们一起创造一个有生命的存在,两者消失其中,又超越自身。在制约繁殖的次要和表面的现象中,正是通过雌性因素,这种诞生才凝聚在一个稳定的机体中。概言之,女性的客体地位,不是由生理导致的,生理学只能陈述事实,不能建立价值,凡按照卵子精子所呈现的事实来界定女性男性地位区分的价值的人,都误解了生物学,也误解了两性。事实上,单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尚且不能很好地谈论人,也就更不能很好地谈论女性。年轻时在医学院受到生物学熏陶的毛姆,高兴地接受了适者生存的假说,并“了解到人乃是受野蛮的利己主义所驱动,而爱只是自然跟我们开的一个龌龊的玩笑,为的是获得物种的延续。”所以,“我相信我们都是受无情的命运支配的可怜的木偶;在亘古不移的自然法则约束下,我们注定要加入到永无止息的为存在而进行的斗争中,除了不可避免的失败,我们无所期待。” 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人(本身就是自然因素的产物)的思维乃是人脑的一种功能,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受因果律的控制,这些因果律和支配星星及原子运动的那些规律是一样的。我很高兴地知道宇宙只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其中的每个事件都由前一事件所决定,因此万物都只能是它原有的样子。从毛姆的叙述中,不难听出一种悲观论调。人,作为进化和因果律中的一环,由因果律决定,受命运支配。人只是一种被动的存在,没有自由,没有价值。既然人人如此,女性当然不能幸免。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两性,不过都是某台巨大机器上不能自主的齿轮,遑论独立、自由。第二种,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出发谈论女性。在波伏娃之前,就有人觉察到了精神分析学存在的问题。不止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宣称,“精神分析最恶毒的敌人,就是精神分析学家。” 这些人认为,男孩的阴茎是确定男性超越性的重要构造。对男孩子来说,阴茎变成“一个alter ego(他我)”,它聪明、狡猾、灵活,这在小便和勃起时体现的分外明显。它仿佛是一个外在于男性的客体——被主体确立为自身又异于自身。正是在阴茎的帮助下,男性具有了超越性。“因为男性生殖器是分开的,男人可以把满溢而出的生命汇合到他的个体性中。于是人们设想,阴茎的长度,小便喷射、勃起、射精有力与否,对他来说变成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度。”施特克尔说:“„„任何人都不需要向我灌输男性占优势和优越的理论。我面前就有一个确实的证据。” 而在女孩身上则印证着弗洛伊德的“去势情结”的观点。“小女孩缺乏这‘他我’,没有在一件可以把握的东西中异化,没有得到补偿,由此导致她使自身完全成为客体,导致将自我确立为他者”。这种精神分析方法在波伏娃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她说,“在一些母系血缘的社会中,女人掌握这个群体得以异化的面具;于是阴茎大大失去了它的荣耀。只有在从从整体上被把握的处境中,生理特权才建立起真正的人与人关系的特权。精神分析只能在历史环境中找到真理。” 除此之外,精神分析学家还喜欢用性欲来分析女性客体化的原因。可无论哪种情况,都忽略了女性的自由维度,她本身就是主体,只不过要看她如何展示自己的主体性,看社会如何看待这种展示。第三种,从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视角谈论女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数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这种认识,似乎说出了一些道理,但远远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仿佛女人在各方面表现得像男人一样,她就获得了解放,拥有了自由。在这里,必须要区分两种自由,通俗意义上的自由和作为哲学概念的自由。前者是历史、政治和道德情况的产物,后者是“由自己决定去要求”,它意味着“选择的自主”。女性的自由并不是被给予的自由,而是在哪怕不自由的环境中具有自己的谋划。历史唯物主义站在前一种自由上谈论女性,波伏娃认为这是不够的,必须将女性的自我谋划放置在自由的定义之中。省察了三种常见又错误的谈论女性的方式后,波伏娃提供了她所认为的正确的谈论方式——存在主义。女性,作为一种存在,就实现自身这一点来讲,与男性没有什么不同。波伏娃说: 我们采用的观点是存在主义的道德观。一切主体都是通过计划,作为超越性具体地确立自己的;它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朝向其他自由,才能实现自由;除了向无限开放的未来扩张,没有其他为当下存在辩解的方法。每当超越性重新回到内在性,存在会贬抑为‘自在’、自由贬抑为人为性;如果这种堕落为主体所赞同,那么它就是一种道德错误;如果它是被强加的,它就会采取侵占和压迫的形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是绝对的恶。因此,波伏娃以存在主义视角观看了一个女人的一生。一个女人在人生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生理、心理特点,且扮演的角色、从事的事情有所不同。波伏娃对一个女人的成长轨迹进行了细致分析与描述,包括童年、少女、性的启蒙、已婚、母亲、老年等几个阶段,其间夹杂了女性的其他可能的身份,例如,女同性恋者、妓女和高级妓女。无论哪一阶段、何种身份,都同样显示了一件事情——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存在,难免于一种定位——他者、附庸、客体。因此,无论哪一阶段、何种身份,也都指向了女性的同一种渴望和可能——解放和独立,或曰自由。女性之所以沦为他者、客体,是因为作为主体的男性只有在对立中才能呈现自身,从而使自己作为本质得以确立。这里颇有些“阴谋论”色彩,女性并非天生的客体、附庸,只因男性需要一个客体、附庸以确立自身,才使得女性沦落到第二等位置。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女性不质疑男人的主宰地位呢?任何主体不会一下子和同时确定为非本质,他者并非将自我界定为他者来界定主体:他者是因为主体将自己确认为主体,才成为他者的。但是,为了不致使他者反过来成为主体,就必须屈从于这种被看成异邦人的观点。女人身上这种屈从是怎么来的呢? 不是因为人数少。不是偶然的。“她们因生理结构而成为女人;在历史可追溯的年代,她们就一直从属于男人”。而女人之所以变成非本质且再也回不到本质,是因为女人不会自动进行这种返回。她们缺乏一种汇合为一个整体的方法,且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她们的利益往往屈从于别的划分,例如阶级、财产等。这些划分,使她们零散地融入到男人的世界中,继续扮演他者、客体的身份。这种情况似乎非常自然,自然到男性与女性都没有察觉的地步。正是在此处,波伏娃表达了一种重要见解: 女人在回避经济上的危险的同时,也回避自由带来的形而上学的危险:这种自由要孤立无援地创造目的。凡事个体都力图确定自身是主体,这是一种伦理上的抱负,事实上,除此之外,人身上还有逃避自由和成为物的意图:这是一条险恶的道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了一切价值。不过,这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样就避免了本真地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这样,将女人确定为他者的男人,会发现女人扮演了同谋的角色。这样,女人并不要求成为主体,因为女人没有称为主体的具体办法,因为女人往往乐于担当他者的角色。也就是说,女性处在他者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结果。女性选择客体地位,表面看上去也是一种选择,也是自由的体现。但这与人之为人所该拥有的自由或曰主体性是背离的。女性以作为男性的附庸来逃避自由,相当于在逃避自己的本质,逃避做人。波伏娃深受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的影响,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和他的自由没有区别,自由先于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如是便知,女性要想实现自己的本质,必须享有自由。这种享有,从感到焦虑开始。因为,“如果自由是意识的存在,意识则应是对自由的意识。这种对自由的意识采取的形式就是焦虑。”焦虑有面对未来的焦虑,面对过去的焦虑,面对价值的焦虑。当一个女性怀抱着以上焦虑,她就是自由的,她就有实现自己本质的可能。从这一点来讲,女性和男性没什么不同。只是,女性在以下两个问题上遇到的麻烦看起来比男性更大: 第一,他人的存在; 第二,我与他人存在的存在关系。他人的存在,可以作为对象,也可以作为主体。作为对象,意思是他人是被我观察到的东西;作为主体,意思是我被他人的注视,是他人观看的对象。正是这后一点,使男性成为女性的主体,女性沦为客体。她始终将自己作为一个被注视的对象,即我看见自己是因为有人看见我,也就是说,我是透过他者的眼光来认识自我的。这种心理在女性身上体现尤为明显。波伏娃说,“她献身于男人,并不是因为知道自己低于他,而是因为献身于男人,才建立起这种自身低下的想法。”“事实上,她并非提高了自身的人的价值,才在男性眼中获得价值:而是按照男人的梦想去塑造自身,才能获得价值。” 女性的终极焦虑,无非是我只能作为他者来实现自我,而这,如何可能? 事实上,这不仅是女性面临的焦虑,男性,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再有男性是主体,女性是客体的区分,双方都是主体,也都是客体。波伏娃说: 如果双方都以与本真的骄傲相对应的清醒谦逊的态度去承受这种模糊性,他们就会互相承认是同等的人,友好地体验这出性爱的戏剧。身为一个人的事实,比把人区分开来的一切特殊性无限地重要;决不是既定给予优势,古人所谓的‘美德’是在‘取决于我们的东西’的层面确定的。两性中上演着肉体与精神、有限性与超越性的相同的戏;两性都受到时间的侵蚀,被死神所窥伺,对他者都有着同样本质的需要;他们能够从他们的自由中获得同样的荣耀;如果他们善于体会这种荣耀,他们就不会再受到诱惑去争夺虚假的特权;他们之间就可能产生友爱。终于,“他”和“她”能够没有区分地融合为“他们”——作为人类的“他们”。他们承认两性所面临的相同处境,意味着承认有比性别更为重要的事情。“双方互相承认是主体,就对方来说却仍然是他者;他们关系的相互性,不会取消人类分为两个不同类别而产生的奇迹:欲望、占有、爱情、梦想、冒险;那些使我们激动的词:给予、征服、结合。将保留它们的意义”。不仅欲望、占有、爱情、梦想、冒险、给予、征服、结合等词汇将具有意义,世间一切词汇都对两性无差别的具有意义,如果不能以人的姿态立足于世,男性比女性高出一等不过是一种看似强大的自欺。两性所具有的软弱并没什么不同,在康德笔下“好心的”监护者保护人眼中,他们都是被驯服的对象。两性,最应该思考的,不是彼此有何区别,而是如何从同一窘境中独立出来。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绝大部分的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 在让自己学着独立、拥有自由这件事情上,男性和女性面临相同困境。我们要在意的,不是两性之间的较量,而是如何并肩走向人之所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何必言必称“男性”、“女性”,人,而已矣。
第三篇:海边的卡夫卡书评
包容还是剔除
------《海边的卡夫卡》
(一)时间也真是无趣,特别是读研第一学期,无聊之余找了本村上的《海边的卡夫卡》读一读,读的真是似是而非,真假难辨,前因后果不甚分明,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明白,随后就被推翻,就像有人说她是充满了悖论而又仿佛合情合理,却没有最后的标准答案。
(二)对于日本文学,我一直的印象是比较阴郁的(这种阴郁正是日本文学的独特之处,个人口味的问题,我倒是颇为赞赏),就如在我心里村上是个很会讲冷笑话的人,一种黑色的冷笑话。村上春树的作品很多,大家熟知的就是《挪威的森林》---被林少华捧上天的作品。林少华大家都知道他是村上的“御用翻译家”,基本上大陆的翻译版本都是林少华所为。但是我觉得林的翻译并没有把村上的黑色幽默感表现出来。当然,林对村上作品的推崇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林的推崇在于他对于村上作品的垄断,在于几百万册图书的销量,这是一种商业上的销售策略,很多作者读了林译版的村上作品,对村上大为推崇,加以模仿,但很难说现在年轻作家的模仿是村上的风格还是林少华的风格,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三)早些时候读的却也忘记不少,为了写这篇书评我也是不得不重新读了一遍,然而仍然读的像雾像雨又像风,突兀悬疑的转换,不过幸运的是每次的阅读总能带给我不同的领悟,看他的书不在故事中,而在故事外。在《海边的卡夫卡》前文中,作者村上写了这么一段话:我们领教了世界是何等凶顽(tough),同时又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我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因为在完成作品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之后,村上春树长久以来,就一直想写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的续篇,《海边的卡夫卡》 应该是最接近这一夙愿的作品,当然这两本书中间间隔了十多年的时间,而且这两本书情节上也不是连续的,只有一定的相关性。特别是关于“入口石”与“无名小镇”的描写。
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自己很乱,里面有很多东西完全无法解释,不过这也许是他作品魅力所在之处吧。
我最喜欢文章开头的一段关于命运的描述,真是好的没话说。“某种情况下,命运这东西类似不断改变前进方向的局部沙尘暴。”真心适合一个人慢慢窝在图书馆看。
由于个人与家庭的原因,我对命运这种东西挺感兴趣的,当然也曾和某些人探讨过(只是通过信息联系,素未蒙面,估计也不是大师),我呢也算是半个宿命论者,当然我也不是完全臣服于命运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专门学了“梅花易数”之类的占卜数,只是后来条件不允许我继续学下去了。在我看来:命运是一个云函数,它看似琢磨不定却又有迹可循。一个小小的参数的改变就会影响它的走势,但是它强大的自我修正能力总是使它往既定的方向前行,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也许结果真的注定只是过程不尽相同。
(四)村上的笔下总是不能缺少性描述,日本人的天性?还有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残疾现象,他笔下的人大多数是有病的。像直子和玲子,像且听风呤里面那个没人无名指的女孩,还有没有性别的大岛。
(五)《海边的卡夫卡》这篇文中有太多的精彩了,作者村上总是可以让人在悄无声息中缓缓浮上一种悄无声息的恶心的感觉。正如在文中作者写道:他蹑手蹑脚走到中田房间门前,悄悄打开,按下手电筒开关,把光柱迅速朝中田尸体那里扫去,因为窸窸窣窣无疑是从那里传来的。手电筒光柱照出一个白白长长的物体,物体正从已死的中田口中一扭一扭蠕动着往外爬,形状让人想起黄瓜。粗细同壮男人胳膊差不多,全长不知多长,出来了大约一半。身体上像有黏液,滑溜溜地泛着白光。为了让那家伙通过,中田的嘴跟蛇口一样张得很大很大,大概下巴骨都掉了。
这是什么东西,简直让人受不了啊。
(六)文中关于世界的入口的设定真是让我着迷啊,很是兴奋,觉得村上真的走进了我的内心世界,种种的构想都曾在我脑中出现过,甚至我认为世界本来就是那样的,有一些神秘的入口永远不能被庸俗的人们所发现,就如另一个次元的社会一样,灵魂也许真的是永恒的,有一个暗渠,失去了,它还可以从另一个世界回来。最近看的美剧《亡者归来》真是应景。永恒的生命存在于自己的内心,也许真的是这样。
(七)当然作者子儿这篇文章肯定有些更深的含义(就算没有我们也要给他加上)。正如一千个听者就有一千个《凤凰传奇》,那我先抛一下别人的砖引大家的玉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小说中关于时间轴的描述:《海边的卡夫卡》中田1944年是九岁,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大了”那么,书中的“现在”,也应该是在1995年以后。基本上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年以后。所以我觉得:“中田老头”象征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第二代”。田村卡夫卡则象征了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的“第二代”。因此,村上才在《海边的卡夫卡》的序言中强调:“我还是认为田村卡夫卡君的许多部分是我、又同时是你。年龄在十五岁,恕我重复,田村卡夫卡君是我自身也是您自身”因为,村上自己就是“中田老头”的同龄人。
村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第二代”。而田村卡夫卡,基本上相当于村上春树的“第二代”。为什么我会这么理解呢?因为在书中作者从多个地方表现出这种意图:“中田我出生的时候,一场大战正在进行” 这场大战是什么战争?为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效忠天皇陛下”所进行的“圣战”。而在文中Walker杀猫是真的杀猫吗?文中写到:我所以杀猫,是为了收集猫的灵魂。用收集来的猫魂做一支特殊笛子。然后吹那笛子,收集更大的灵魂;收集那更大的灵魂,做更大的笛子。最后大概可以做成宇宙那么大的笛子。不过先要从猫开始,要收集猫的灵魂,这是出发点。大凡做事都要有如此这般的顺序。严格依序行事,此乃敬意的表露。以灵魂为对象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种性质,和对待菠萝甜瓜什么的不一样,是吧?
不,这肯定不是杀猫,这明明是杀人,历史上有名的“田中奏折”中的有这么一部分内容:“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夺取满洲;欲夺取满洲,必先制造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这是出发点”!这是Walker的野心,这也是日本的野心。其实我觉得后面这句话更加可怕,面对“杀人”也是一种严谨的态度,不禁想到今天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杀人竞赛,杀人为乐。这是一个民族的不幸,日本民族总带有一种黑暗的色彩,执拗的偏执,他既可以使日本的经济在战后飞速的复苏,也会拖着世界一同沉入深渊。
(八)卡夫卡从一开始的逃离诅咒到主动去接受诅咒,这是否意味着他的成长呢?经历浴火从而涅槃重生,人的成长究竟是包容还是剔除?
---写于2014.12.14
南京大屠杀日有感
第四篇:《海边的卡夫卡》书评
《海边的卡夫卡》
——叫卡夫卡的少年
第一次听到这本书的名字时,如多数人一样,第一想到的是意识流的卡夫卡,毕竟那种难以捉摸的意识流在我们脑海中所留下的印记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被时间抹去的。但即便如此,村上春树的名头依然响当当的挂在书的封面上,不可忽略。于是乎带着一种异样的崇敬之情去读了这本书。
书的一开头就是“叫乌鸦的少年”,15岁的“我”正在做着出发前的最后准备。但奇怪的是,这本书中有两个章节的标题叫做“叫乌鸦的少年”,而其他章则是以序数为标题。读完书后很久我都以为“叫乌鸦的少年”是“我”最好的伙伴,但又总让人觉得有些虚幻,再细细品味,看了他人的解读后,才反应过来那“叫乌鸦的少年”不就是“我”吗?真为自己的愚笨感到可笑。从始至终,那名“叫乌鸦的少年”都在“我”——田村卡夫卡的身边。每当卡夫卡犹豫时,叫乌鸦的少年都会提醒卡夫卡,鼓励卡夫卡去做他想做的事,找寻自己的人生。面对未知人生时的不安与恐惧,卡夫卡内心中的“乌鸦”就是另一个自己,对未来道路的憧憬与向往,这种前进与后退的纠结感一直充斥在卡夫卡的心中。但他终没有负自己所望,勇敢的选择走下去。书中卡夫卡为了逃避父亲的诅咒而离家出走,尽管这是避无可避的命运。“乌鸦”在日本象征着幸运,但叫乌鸦的少年却从未给卡夫卡自己带来过好的运气。卡夫卡在离家出走的路上一直在和乌鸦——另一个自己交流,不断的反省,有时鼓舞、有时指引、有时认可,甚
至在田村词穷时可以跑出来帮肋完成高深的对白。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叫乌鸦的少年,这是与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我们自己不同的一面,有时这一面我们不想表现在人前,有时我们无法把这一面表现在人前,我们内心存在的这不为人知的一面潜意识里引导我们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让我们不至偏离预想的人生轨迹。但在第二个“叫乌鸦的少年”章节中,“乌鸦”却从卡夫卡的身体中飞了出来,飞向了田村的父亲——琼尼沃克,而琼尼沃克似乎也是父亲身上的另一个类似“叫乌鸦的少年”的角色,他们在那里完成潜意识的愿望,一个想杀死父亲,一个自己想死。
15岁的卡夫卡力图逃脱自己的命运,但就像一开始叫乌鸦的少年所说的一般,“某种情况下,命运这东西类似不断改变前进方向的局部沙尘暴。变换脚步力图避开它,不料沙尘暴就像配合你似的同样变换脚步。你再次变换脚步,沙尘暴也变换脚步——如此无数次周而复始,恰如黎明前同死神一起跳的不吉利的舞。这是因为,沙尘暴不是来自远处什么地方的两不相关的什么。就是说,那家伙是你本身,是你本身中的什么。所以你能做的,不外乎乖乖地径直跨入那片沙尘暴之中,紧紧捂住眼睛耳朵以免沙尘进入,一步一步从中穿过。那里面大概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方向,有时甚至没有时间,唯有碎骨一样细细白白的沙尘在高空盘旋”。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有自己既定的命运,只是在还没到那个时间点钱,我们中也许没有人会相信那就是我的命运,于是每个人都变着法的走自己的路,走着走着,却总是被一道无形的墙阻拦了回来,于是,向着能前进的方向走着。终于
还是来到了命中注定的地方。当然这些只是我自己的猜测,事实是怎么样的,还要很久我才会知道答案。但我知道,没人会愿意自己的命运是既定的。尤其是在预感到自己的命运方向时。即便挣扎是徒劳的,亦不会放弃。所以,“我”选择了默默的走进命运的沙城暴,捂上耳朵,闭上眼睛,一步一步的从沙尘暴中走出去,即便那个自己将不是自己。面对已知的命运,却无力逃遁,这种无力感让人绝望。但卡夫卡选择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内心中的自己要求自己不去变的懦弱。
最终的结局是卡夫卡选择回到学校完成自己的学业。仿佛是做了一场关于追寻的梦,梦醒了,便接着做自己手边的事情,但是一切又不同于梦醒前,因为那些已经发生过的梦,我们心里实实在在的多了些东西,可以让我们更加从容的做自己的事情。
回想自己的15岁,还有一些不太清晰的印象,那时候的自己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十五岁生日是最适合离家出走的时间。这以前过早,以后又太晚。”这句话我一直不太明白,也许没什么意义。但因为15岁时那些不太清晰的印象,所以将这句话记得很清楚。然而无论如何,卡夫卡还是回到了学校,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也许那个时候的我也想过离家出走,也想去做那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却因为种种因素,最终放弃了。卡夫卡的离家出走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勇气,追随自己的心,做想做而又有意义的事。卡夫卡是我们内心中的另一个自己。
因为有太多不明白,而自己也不是有大智慧的人。所以完全的读
明白这本书依然很难。但我依然明白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要幸福的活在当下,时刻提醒自己“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去的曾经”,同时还要为明天而努力的活着!
第五篇:解读海边的卡夫卡
解读《海边的“卡夫卡”》
《海边的卡夫卡》,这是关于一个少年的命运变奏曲,那跌宕起伏的文字,激荡出直击心灵的旋律——为何它能在自我的话语文本容器里折射着如水晶般璀璨夺目的光芒,以致在半年内热销东瀛80万册?
首先,每部作品都是一个独立的话语结构,一般认为,在一部成功的小说中必具有一个典型环境。所谓典型环境,不过是充分地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村上春树说过:“在这部作品中我想写一个少年的故事。所以想写少年,是因为他们还是“可变”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状态而未固定于一个方向,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因素尚未牢固确立。然而他们的身体正以迅猛的速度趋向成熟,他们的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我想把如此摇摆、蜕变的灵魂细致入微地描绘在小说这一容器之中,籍此展现一个人的精神究竟将在怎样的故事性中聚敛成形、由怎样的波涛将其冲往怎样的地带。”作为和曾经作为一个15的少年(当然还有少女),相信都有所体验到作者所说的话,关于我的15岁已经淡化成遥远天空中的一片云,但是,那种“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却活生生地在回忆里呼吸着。这就是典型环境的现实基础——我认为这也是我们情感共鸣的基础。但是,典型环境包括以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势的大环境,又包括由这种历史环境形成的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这个少年”也绝不是平均线上的十五岁少年形象。他更具思考如何找回自我的生存的智慧,没有沉浸在孤独深海里的一味哀伤,而是以极端的方式将我们15岁对实际体验和经历的情感承揽下来。这是他的特殊魅力之处,强大的精神勇气让我们对人物产生好感甚至是迷恋之情——因为这种勇气与力量使我们无论如何都需要的:人的真正的使命是生活,而不是单纯地活着(杰克.伦敦)。同时,不要一遇沙漠,就怀疑生命的绿洲,因为生活永远不会一帆风顺,而人的生活像广阔的海洋一样深,在它未经测量的深度中保存着无数的奇迹(俄别林斯基)。我们会无庸置疑的感到孤独,但是,孤独,是忧愁的伴侣,也是精神活动的密友。就像与孤独同行的卡夫卡,重要的是看清内心隐藏,不断出现的自我。解读自我,了解自我是人类的永恒课题。这也是卡夫卡所要传达的。
一方面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总是让它的人物在环绕着他们的特殊环境中形成。优秀的文学产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符合这一艺术规律。卡夫卡面临的生活窘态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他幼年时被母亲抛弃,又被父亲给予“俄狄浦斯式”的可怕诅咒诅咒。在这样特殊典型的环境中,卡夫卡被逼迫着行动,性格也随着发展变化。一切犹如红移中的宇宙般急速向远,卡夫卡勇敢地踏上了摆脱无奈命运的旅程。在他的旅程,遇到了一个自认为可能是自已的姐姐的同行女旅客,热心帮助他的图书管理员,可能是自已母亲的佐伯,进入充满隐喻的深林最终明了自已所寻找的东西。这些在时光,现实与梦境中的交叠与剪影,诠释者诸多悖谬的密集体:因憎恶父亲而离家出走后终返回父亲留下的住所;心理上向往男人生理上确是女人;最爱儿子却把儿子抛弃的母亲;最爱母亲却又报复母亲的儿子;出口与入口;暴力与温情;昏迷与清醒;现实与梦境;坚定与彷徨……这些生硬的矛盾摩擦出激烈的火花,灼烫着无奈的命运,而弥合矛盾裂口的良药就是人的精神的成长。可以说,“人的精神和心智便在这无法逃离的矛盾、离奇和复杂中不断蜕变、伸张与成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成长”行为的原动力是被动的,行为效果确实必需的。卡夫卡就这样成长着,从迷惘到坚定,从未解到明白,从直觉的引知到必须。大家都知道一个弱小的蛹必须经过充满苦痛的“化茧”,才能变成光芒四射,轻盈动人的蝶。所以典型环境不仅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基础,而且还逼迫着人物的行动,制约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言谈、行动甚至心理都失去了依据,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一方面,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在一定条件下,他又可以对环境发生反作用。在 “决心成为世界上最强的15岁少年”--这是他义无反顾的信念。他 “以孤立无援的状态离开家门,投入到波涛汹涌的成年人世界之中。那里有企图伤害他的力量。那种力量有的时候就在现实之中,有的时候则来自现实之外。而与此同时,又有许多人愿意拯救或结果上拯救了他的灵魂。他被冲往世界的尽头,又以自身力量返回。返回之际他已不再是他,他已进入下一阶段。”在经历一切之后,他确实从15岁跨越了。在卡夫卡的“跨越”中,势必也忍受了这些磨难——在一切未确定的迷惘中徘徊,接受命运的挑战,寻找出口,寻找真相。而且典型环境是以典型人物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系统。如果失去了典型人物,这个系统便失去了中心,失去了联系的纽带,环境便成了一盘散沙,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形成的可能。在这期间,以卡夫卡为中心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来,并推动情节发展。“作者摧毁了梦与真实、现实与超现实、此世与彼世之间难以攀越的高墙,填平了横亘于人世与异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作为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典型在它所显示的灵魂的深度上表达了人类解放自身的要求和改变秩序的愿望,一般包含着更为丰厚的历史内容,成为人类通过文学认识生活的方式之一。“卡夫卡”拥有来自性格的有一种生命魅力,以历史真实创造了合乎理想的形象。他让我明白:15岁,“意味着心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碰撞,意味着世界在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游移,意味着身体在跳跃与沉实之间徘徊。”而我们必须跨越。
典型是叙事文学的至高的美学追求,是文物塑造达到艺术至境的标志。这就是“卡夫卡”“隐形的魔力”,迷人的背后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