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比较

第一篇：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比较

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比较

高兴江200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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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原则的确立都是相对的，只要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发生变化，它们便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合同自由原则体现合同的本质，并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合同法的一项最基本原则。诚信原则受到重视也是由其特性以及社会的需求所决定的。二者共同服务于市场经济中商品自由流通与宏观调控的需要，都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自由原则信赖诚信原则获得更充实的发展，诚信原则依赖合同自由原则获得更广泛的活动空间，二者不可替代，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现代合同法的两大支柱。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意义和要求

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决定合同内容以及在变更和解除合同、选择合同补救方式、选择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最基本的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在东罗马帝国优士丁尼编纂的《民法大全》中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已基本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从十五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契约自由的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国富论》一书，提倡彻底的自由经济。正如我国台湾学者苏明诗所指出的“每个人不分强弱、贫富，均得以自己的意思活动，而社会之利益，亦当与其成员之个人利益相一致，故自由竞争，成为社会之最好指导原理。” 因此，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的根据。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哲学提出，人生而平等自由，追求幸福和取得财产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成为近代契约法的重要原则。自原始积累以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并随着国际贸易发展，世界市场得以建立。因此，契约自由的原则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立法得以确认，成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精髓和核心，并被大陆法系国家奉为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同自由原则有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我国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一般认为，该条即是对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中的确立。

合同法中确认合同自由原则，乃是完善我国合同立法的重要步骤，对于保障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确认合同自由原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巩固改革成果并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要举措，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须采取的法律措施，是正确

处理合同纠纷的重要条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指令性计划适用范围缩小，企业自主权扩大，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也日益受到尊重。1993年我国立法机关修改原《经济合同法》，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确认改革以来扩大当事人合同自由方面的成果。例如，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将原《经济合同法》涉及“计划”的10个条文删除了大部分，仅保留两条“计划”的规定。现颁行的《合同法》虽仍有“计划”的影子，但减少了政府对合同关系的不必要干预。这显然是扩大了合同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也是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发展市场经济前提是尊重市场主体所享有的合同自由，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越充分，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就越强，交易就越活跃，市场也将随之得到发展，社会财富也将因此而增长。所以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而以调整交易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合同法当然应以此作为最基本的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包括两方面：一是确认当事人的合法的合意具有优先于法定的任意性规范适用的效力。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合同法限制合同法的强制性规范的同时，努力扩大了任意性规范。在一般情况下，有约定时则依约定，无约定时依法律规定。合同法条文中，有许多“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之条款，例如关于违约金和损害赔偿，有约定的则适用约定，没有约定时才适用法定的赔偿责任。只要当事人的合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合同法不应对其合意进行干预。二是尊重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确定合同内容和形式、确定违约责任等方面的选择自由。具体来讲，合同自由原则的表现和具体要求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中，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应从商品交换关系的根本特点出发，结合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赋予合同关系主体以最大的自由。商品交换遵循的首要规律就是价值规律。这也是合同法应考虑的经济规律。(二)除国家下达了指令性计划外，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地决定签订或不签订某个合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干涉他的这种自由，包括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志，强迫当事人签或不签某一合同。自由自愿原则的这一内容和要求，也反映在《合同法》第52条第1款的规定中，“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三)在签订合同时，任何一方主体都有选择对方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共同决定合同的形式和具体内容等权力。(四)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在不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当事人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转让合同权利和义务、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如《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诸如此类的规定都体现了当事人变更、转让和解除合同的自愿原则。(五)在发生合同争议或纠纷时，当事人有选择解决争议或纠纷方式的自由。发生争议或纠纷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当事人

不愿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可根据合同规定的仲裁协议或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向合同仲裁机关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提起诉讼时，当事人还享有在不违反民事诉讼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前提下，选择管辖法律的自由。

二、诚信作用原则的确立、现实意义和具体要求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当事人在从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在大陆法国家，它常常被称为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或“帝王规则”。

诚信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它被称为“善意原则”。之后，大陆法国家的民法都先后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法通则》将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作出规定，我国《合同法》也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确认。王泽鉴教授认为，诚实作用实际上被称为帝王条款，君临法域。诚实作用原则之所以被各国立法所为基本原则，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法律的不周延性为立法者所认识。立法史表明，以法律来涵盖一切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民事关系是难以做到的。有的学者因此指出，成文法制度中法律漏洞存在具有不可避免性，法律体系存在着违反立法计划的不圆满性状态，其特点在于违反计划性和不圆满性。基于这种情况，只能用设立弹性条款的方法来克服法律的不周延性。通过对当事人提出诚实信用的要求，为当事人订立非典型契约的活动以及以自己的协议变更法律的任意性规定的活动订立一个范围，以保证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确保社会利益不致因当事人的协议受到损害。其次，各种矛盾的激化需要诚信原则作为缓冲器。进入20世纪后，各种社会冲突加剧导致社会利益的危机，法律由权利本位走向社会本位，与“诚实信用”所蕴涵的对他人利益的尊重不谋而合，从而法律获得长足发展。德国法院依靠诚信原则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经济、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而产生的极其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是提高了诚信原则的地位。第三，衡平观念与道德向法律的渗透。法律由严峻走向衡平，并吸收一定道德因素是法律进化中的普遍现象。诚信原则在大陆法系的确立，反映了观念和道德向法律的渗透。法律仅是实现正义的工具，一旦与其目的不合便应进行调整。法律只是对人们的基本要求，仅此是难以维持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必须以对人们提出更高道德要求作为补充，才能构成理想的交易秩序。

诚实信用原则具有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和维护交易安全的作用。我国合同法将其确认为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保持和弘扬传统道德和商业道德。我国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历来崇尚诚实信用的道德伦理观念，诚实信用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信者，言之实也(朱熹注)”。在我国商业习惯中，也历来将诚实守信、童叟无欺作为重要的商业道德。我国合同法确认诚实信用原则，是对我国传统道德及商业道德习惯在法律上的确认，对于弘扬道德观念、规范交易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保障合同得到严守，维护社会交易秩序。合同法要求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的各个阶段，甚至在合同关系终止以后，都应当严格依据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法律确认交易当事人在交易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遵循诚信原则，才能使商业交易当事人既能遵循商业道德，又能严格守约和正确履约，从而形成交易关系的正常秩序。只有在交易当事人具有诚实守信的观念时，合同才能得到严守。甚至在合同本身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当事人如果是诚实守信的商人也会努力消除合同的缺陷、诚实地履行合同。反之，即使合同规定得再完备，而交易当事人是非诚实守信的，合同也难以被严守。第三，原则的功能随着交易的发展而不断扩大，诚信原则不仅具有确定行为规则的作用，而且具有衡平利益冲突、为解释法律和合同提供准则等作用。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生活变化很快，许多法律规则已不符合现实的经济情况，如果采纳诚信原则，使法官依据诚信原则补充法律漏洞，也不失为完善法律的一条途径。

在合同法中，诚信原则具体体现和要求是：

第一，合同订立阶段应遵循诚信原则。在合同订立阶段，尽管合同尚未成立，但合同当事人彼此间已具有订约上的联系，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负有忠实、诚实、保密、相互照顾和协力的附随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采用恶意谈判、欺诈等手段牟取不正当利益，并致使他人损害，也不得透露和不正当地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依据诚信原则产生的订约过程的附随义务，随着当事人之间联系的不断密切和发展，当事人一方不履行这些义务而给另一方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第二，合同订立后到至履行前应依循诚信原则。在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以前，当事人双方都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严守诺言，认真做好各种履约准备。如果一方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另一方在履约前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或者存在着其他法定情况，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暂时中止合同的履行，并要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但在行使中止权时应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法律规定的条件。

第三，合同的履行应依循诚信原则。在合同的履行中，当事人应当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及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和保密的义务。遵守诚信原则，一方面要求当事人除了应履行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义务以外，还应履行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各种义务。另一方面，在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义务内容不

明确或者尚缺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应依据诚信原则履行义务。

第四，合同终止以后应遵循保密和忠实的义务。在合同关系终止以后，尽管双方当事人不再承担义务，但也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承担某些必要的附随义务如保密、忠实等义务。此种义务在学术上称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后契约义务。因一方违反这种义务给另一方造成损害的，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五，合同的解释应遵循诚信原则，在实践中，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使用的文字词句可能有所不当，未能将其真实意思表达清楚，或合同未能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合同难以正确履行，从而发生纠纷。此时，法院或仲裁机构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考虑各种因素(如合同的性质和目的，合同签订地的习惯等)以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正确地解释合同，从而判明是非，确定责任。此外，在合同发生争议以后，当事人双方都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妥善地处理争议，避免给对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无论是实行替代性购买还是替代性销售，都应依据诚信原则进行，不得高价购买、低价变卖，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诚信原则由于其极大的伸缩性而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但它并不是万能钥匙，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援引它。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权利如果不加以限制，都有滥用的可能。因此，为防止诚信原则的滥用，必须对适用加以限制。比如对某一案件，法律有规定，但依法律规定所得结果与适用诚信原则所得结果正好相反，亦应依法律的规定而不能适用诚信原则，其理由是为维护法律的权威，禁止对现行法律的修正，防止诚信原则的滥用。

三、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相辅相成我国合同法所确定的合同自由是一种相对的自由，而非绝对的自由。为了保障市场经济有秩序地发展，国家有必要对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正当干预。为此，应对合同自由做出必要限制：

对合同自由的限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现代各国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正如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所说的“契约自由应受限制，系事理之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契约自由的历史，是契约如何受到限制，经由醇化，而促进实践契约正义的记录”。因此，这种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并非从根本上否定或取消合同自由，而是为了消除这一原则的缺陷，使其更好地适应发展了的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而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合同法，就可以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灵活阐释“自由”的具体形式，只是消除了自由的绝对性，避免了一方自由的滥用对创议自由的跟踪，使自由与平等、公正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合同自由注重形式上的平等自由转向注重实质上的平等自由，使自由

更加真实，使合同自由原则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一般认为，诚信原则具有三项功能：第一，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如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款规定，凡一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二，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如德国民法第157条规定，契约之解释应斟酌交易上的习惯，按诚实信用原则为之。第三，解释和补充法律，即对于法律上的明显缺陷和不足，应按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修正和补充。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表明，其发挥作用要信赖其业以存在的法律行为和法律。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般条款，其内涵和外延具有不确定性，只能针对特定情形进行利益衡量，或对规定不明的予以解释，或对有漏洞的予以补充，或对某一具体义务加以扩张以满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需要。比如在合同关系中，由于一方违约而致损害发生，另一方当事人在能够控制损害的发生的情况下，就合同本身而论，他没有任何义务去采取措施，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他应当尽可能减少损害的发生，否则不能就扩大损失要求赔偿，这就是基于诚信原则而对其所负的合同义务的扩张。因此，单纯的诚信原则并不能创设合同的全部义务或消灭合同的全部权利，只是起解释和补充法律与法律行为的作用，因此它不能取代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2、王利明、崔建远主编，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合同法》

3、中国政法大学李春霖《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4、武汉大学张素华《诚实《短缺坚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

5、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

第二篇：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本依据

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本依据

之所以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本依据，是因为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活动中重要性决定的。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审判活动中严格依据法律精神、法律规则和道德准则，正确地选择和适用法律，运用自身的经验和法律良知，对具体案件酌情做出正义、正确、公平与合理的评价判断的权力。自由裁量权包括实体法上的自由裁量权和程序法上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审查核对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上的自由裁量权。这里所说的“自由”，是受法律准则、道德规则等诸多因素规范制约的“自由”，而并非绝对的丝毫不受限制的自由。所以，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有一个度的问题，一旦法官的自由裁量超出既定的范围，必将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出现司法不公的严重后果，使“法治”沦为传统的“人治”。

法官要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求本身应具有诚实信用的品质，即在行使该权力时必须遵循如下原则：

1.法律对裁量问题有明文规定时，不得行使自由裁量权;2.行使该权利时应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或处理方式内行使;3.必须符合法律精神，符合公序良俗准则;4.符合绝大多数有正常认知、控制能力人可以接受的标准;5.不得屈从私情、权势等其他因素。与此同时，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还应当考虑诉讼成本和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以及社会效果等重要因素；二是要求当事人应具有诚实信用的品质。诚信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诉讼当事人不得以不正当的手段滥用诉讼权利，掩盖自己的非法行为，不得作虚假的证言，不得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让证人作假证，不得故意作相互矛盾的陈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说明，诚实信用原则不但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和民事诉讼行为时必须具备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的要求，同时，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和民事诉讼行为起着指导作用。

所以，对当事人缺乏诚实信用的行为时，法官可以通过做思想工作等提高当事人的认识和觉悟，而对于故意制造诉讼矛盾的当事人依法给予纠正或惩罚。实践中人民法院对没有正当理由逾期提交证据，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妨害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等违法行为给予处罚就是如此。

第三篇：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上的应用

[内容提要]

信用的缺失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危机。这种现象在民事诉讼领域也日益严重。为了重建诉讼信用，在民事诉讼中适用诚信原则是必要的。诚信原则具有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权与限权的双重功能，并有节约诉讼成本的功能。在诉讼中，诚信原则适用于诉讼当事人和法院三方。诉讼当事人和法院三方都应该遵守诚信原则所要求的义务，违反诚信原则所要求的不同的义务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文共11809字。

诚实信用原则理论在近代经历了两次扩张。一次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内部的扩张，即该原则由债权法原则上升为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这次扩张以瑞士民法典在总则中明确规定诚实信用原则为标志。第二次则是诚实信用原则向私法外的其他法律领域的扩张。这一过程正在进行之中，主要表现在诚实信用原则向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甚至刑事诉讼法领域的渗透。与第一次的顺利实现扩张不同，这次扩张在理论上遇到了很大阻力,但是在立法上很快得到了回应。德国于1933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诉讼当事人的真实义务,韩国1990年的民事诉讼法在第一条中明文规定了诚信原则,这是诚信原则向民事诉讼法扩张的重要标志。今天,“无论是学说还是判例都不再怀疑在民事诉讼中信义原则的可能性了”，“谁也不会否定信义原则作为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的存在价值”。

过去我国对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研究较少，近来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讨论诚实信用原则的文章多了起来。论者或从实体法向程序法的渗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授予、控制当事人滥讼等出发，肯定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必要性，或从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要以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建立、尊重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以及程序主导作用为前提立论，认为民事诉讼领域诚实信用原则的引入有“后现代意味”，在我国职权主义模式下引入此原则很有可能会陷入“时代错位”这一危险境地。那么，中国民事诉讼到底是否应该引入诚信原则？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使用范围和方法是什么？本文首先论证民事诉讼中适用诚信原则的必要性，然后探讨诚信原则的功能与局限性，最后说明它的适用范围和方法。

一、诚信原则为何能适用于民事诉讼法

诚信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有两种诚信，一种是诉讼法领域的诚信，另一种是适用于债权法领域的诚信。诉讼法领域的诚信表现为裁判官运用自己的权威解决疑难案件的“裁判诚信”过程，当然裁判官在这个过程中也必须遵循诚信原则的正义与公平的要求。诉讼中解决疑难案件的结果，确立了实体法中的裁判规则，这就是程序法产生实体法的过程。这些规则要求当事人以其行为忠实地履行其义务，恪守客观诚信。债权法领域的诚信是一种当事人确信自己未侵害他人的权利的心理状态，即主观诚信。实际上，从发生上看，不论是主观诚信还是客观诚信都是裁判诚信的结果。在现代民法中，由于法律的重心早已由程序法转向实体法，在多数国家裁判诚信被作为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的诉讼运作方式而失去了其独立的存在。所以在现代诉讼中，裁判诚信就成为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的结果。诚信原则的诉讼法起源所赋予它的属性尽管被从程序到实体的法律重心所遮蔽，它最终仍然暴露出来。如在瑞士民法中，第2条第1款规定了客观诚信，第3条规定了主观诚信，第4条规定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质上就是裁判诚信。由于诚信原则已经无可置疑地规定在民法典中，这一规定必然意味着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及要求法官遵守公平正义标准，这样裁判诚信也就如影随形地存在着。“归根到底，诚信原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诉讼问题”。

诚信原则之所以在大陆法系受到高度重视，还与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传统密切相关。成文法有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局限性，无论成文法的规定如何周密，都不可能覆盖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会出现模糊地带和空白地带。诉讼法也是如此。在模糊地带，需要法官基于诚信原则秉承正义理念去加以澄清或划清界限；在空白地带，则需要法官根据诚信原则去创造规范。可以说，成文法有对诚信原则的天然的依赖性。

近代社会的发展也凸现了对诚信原则的需求。近现代以来，诉讼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害诉讼、环境诉讼、以大企业为被告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逐渐增加，这类诉讼中当事人的地位存在差别，要公平地实施诉讼程序，诉讼双方遵守诚信原则就显得很重要了。同时，由于经济的发达，时间的价值也在增加，人们越来越重视纠纷解决中的时间的经济性和诉讼的效率性，希望以尽量少的时间和财力去解决纠纷。但是随着法律的普及和律师业的发展，造成了当事人双方过分的诉讼攻击和防御活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缠讼和滥讼现象。要对这些现象进行处置，诉讼法的明文规定显然无济于事。法官不得不求助于富有弹性的诚实信用原则。特别是战后以来，所谓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受到了社会团体主义的矫正，要求个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得对社会利益给予适当关注，现代民事法制由个人本位转向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结合。在民事诉讼上，发生了民事诉讼观念从相互对抗的自由主义诉讼观向公平论战的诉讼观的变化。在诉讼中，要求当事人真实陈述、相互协作，不得以欺诈等为手段妨碍他人和社会，诚信原则在诉讼中的作用得到了凸现。所以，“信义原则的观念得到了很大的重视，而对该原则在各个领域具有的特殊性的认识已经逐渐淡薄，从而对横跨公私法领域的民事诉讼法解释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诚信原则产生上看，由于裁判诚信的存在，使得诚信原则本身就成为一个诉讼问题；而且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由于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不可能覆盖诉讼当事人的一切行为，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地方，需要诚实信用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同时，在我国民事诉讼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当事人以不正当方法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状态，故意拖延诉讼，作虚假陈述影响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正确判断，提供虚假证据等信用缺失现象，导致一系列弊端的产生；在我国社会有重视团体本位的传统，要求当事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兼顾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因此诚信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应该成为基本原则之一，这不是“历史的错位”，而是有着现实的必要性与价值。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与局限

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起源以及它与成文法的渊源可以看出，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功能就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诚实信用原则的授权功能源于其内在的性质。诚信原则内容抽象，又有高度的弹性和包容性，必须在具体的适用中才能表现出自身的内涵，因此学者称其为“白纸规定”，即表示其内涵和外延都不确定，含盖范围很广，其模糊性远远超过一般的原则规定。在适用该原则时，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情形进行分析，决定其适用的内容。“立法者正是通过这种空白委任状,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 ,使之能够应付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 19世纪成文法国家对法律完善无缺的信念早已随着历史而破灭了，明智的立法者承认，法律不可能制定地完美无缺，不可能对一切需要调整的行为给出详尽而又确定的答案，法官也不是孟德斯鸠所谓的“自动售货机”，他需要在法律不完善时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民事诉讼法不是简单的操作规程，它包含诉讼程序、法院职权、当事人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的规定，需要进行深入理解和适用。在实践中，当事人滥用诉权、恶意拖延诉讼等行为多种多样，大量出现。这些行为在民事诉讼法上并不是都能够找到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缓和法律的刻板性。从历史上看，一些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的倒置，就是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方式完成的。如20世纪工业化的到来，大量出现了污染、医疗、产品责任等侵权案件，在审理这些新型案件时，如果按照传统的举证责任分配办法，则显失公平，法官在此过程中就运用诚信原则，在诉讼中要求侵权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从而在诉讼法上诞生了举证责任的倒置。

如果只看到了诚信原则的授权功能，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诚信原则在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暗含了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它要求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必须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本着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公平兼顾的原则去发展和创制规范。这是诚信原则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内在限制。诚信原则要求法官从立法者的角度出发，去探求立法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处理；同时，法官在创造性的司法活动中，这种司法处理活动逐步积累和增加，就会逐渐地明晰该原则适用的范围、边界和具体的内容，并借由判例对以后的类似行为产生影响，形成对某类行为的具体处理方式的类型化，使原先具有创造性适用的司法活动得以稳定化。这种诚信原则的具体化、类型化的处理方式构成对法官司法活动的外在限制。这也是诚信原则的客观化或称外化的过程。当这些判例的具体处理类型成熟时，通过修改成文法加以吸收和消化，把它上升为体现诚信原则的法律规范。

正是由于诚信原则对法官的授权和限权的双重变奏，法官的自由裁量行为有了安全、确定的外观，从而把法官造法的活动以静态、朴素的形象表现出来，使法官的创造性司法活动获得了正当化的支持。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即使法官在法无明确规定而运用自由裁量权造法的时候，仍然使“审判神话” 不至于破灭。

诚信原则还有降低民事诉讼成本的功能。诚信原则要求诉讼主体在诉讼活动中本着诚实善意的心意进行诉讼活动。它要求诉讼当事人真实陈述自己的主张，不欺诈和伪造证据，不恶意地滥用诉权，拖延诉讼，双方相互协力，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要求其他诉讼参与人善意公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迅速、公正、经济地寻求纠纷地解决。诚信原则要求法官严格公正地遵守和适用法律，不随意延误案件的受理、审理，不故意拖延判决的执行等。通过诉讼参与人和法院的共同努力，保证诉讼活动公正有效顺利地完成。这样就能够节省物力、节约时间，大大降低诉讼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在以前的研究中，学者们只注意了诚信原则的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功能，而没有看到它降低诉讼成本的功能，从而低估了诚信原则的价值。

除了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之外，还可以借助诚信原则对民事诉讼法的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如运用诚信原则探讨判决的既判力、论证举证实效的正当性等，形成了对诉讼理论与实践的新贡献，因此具有理论认知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存在着作为说明概念的诚信原则和作为实践概念的诚信原则。

与任何原则一样，诚信原则具有过大的灵活性和模糊性，它通常并不是对诉讼行为进行直接规范。它往往作为一种精神或者思想指导，渗透到具体的条文中，通过具体条文的运作体现和实现自身。一般情况下，人们遵守具体规范也就实现了诚信原则的要求；法院往往也不会直接适用诚信原则，而是适用体现该原则的具体规范。从这个角度而言，诚信原则总是补充性的，第二性的。它只能在法律缺乏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适用它就不能正确解决案件的情况下起作用。当存在体现着诚信原则的具体条款时，这些条款应该首先得到适用。如果适用这些条款所得出的结论与法律的目的性背离或者违反了公平正义的社会理念时,才能排除这些条款的适用,应用诚信原则去创设新的规范。这是诚信原则适用的特点,也是其局限性之一。另外，由于诚信原则集授权和限权于一体，而限权主要通过法官的正义观念以及的诚信原则的外化来实现，如果这两个因素之一欠缺时，诚信原则就会成为法官滥用诚信原则的合法外衣。

三、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

诚信原则必须对诉讼当事人和法院三方都适用。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当事人双方三极构成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以其中一个顶点针对另一个顶点实施某种行为时，当然会对另一个顶点产生影响。另外，作为实践概念的诚信原则具有裁判规则和行为规则的双重属性。它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去澄清法律规范的边界和内容，弥补法律所未规范的地域，对诉讼参与人的行为进行评判，在此意义上是裁判规则；它要求诉讼参与人真实陈述，相互协力，要求法官本着公正地理念从事审判工作，不拖延审理和受理、执行，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在这个意义上又是行为规则。作为裁判规则，当然适用于法院；作为行为规则，它既要适用于法院，也要适用于诉讼参与人。过去有些学者对诚信原则是适用于当事人之间还是当事人和法院之间还是两者都要适用存在不同意见，其根源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诚信原则的裁判规则和行为规则的双重属性。

在民事诉讼法上，违反诚信原则可能产生两种效果：实体法上的效果和程序法上的效果。在诉讼中的行为也是法律行为的组成部分，所以也必须接受实体法的评价。如果构成侵权行为，则产生损害赔偿责任。此外，诉讼法上的行为同时也要接受程序法的评价。此时，诚信原则就成为判断诉讼行为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判断标准。在一方的行为就能够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情况下，如果该行为违反诚信原则，将被判为无效，已经产生的效果也应该被撤销或者无效。在双方的行为相互结合才能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情况下，例如向法院提出申请的情形，如果被认定为违反诚信原则，法院就会直接驳回申请。因为诉讼行为要受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限制，另外，由于处分原则和辩论主义也是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要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完全贯彻诚信原则也是不可能的，强加给当事人许多责任限制未免过于苛刻，所以各国在规定违反诚信原则行为的法律效果时都比较慎重。例如在规定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的效果时，奥地利法律只规定了实体上的效果，即对故意或过失者视情形令其承担损害赔偿义务或者依据刑法判处罪行。德国法则只规定了诉讼法上的效果，即对于违反真实义务者令其承担诉讼上的不利益，如承担因为其行为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匈牙利虽然规定违反真实义务的当事人要承担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效果，但是其规定的诉讼法效果只是课处一定数量的罚款。可见各国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比较宽容，基本上是以诉讼法上的效果为主。

四、在民事诉讼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要类型

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法院在适用诚信原则解决案件的过程中，逐步把一些适用结果类型化、固定化。下面从法院和诉讼参与人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对法院而言，诚信原则既是裁判规则又是行为规则，因此对法院的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作为裁判规则，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诚信原则的作用是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证据的审查和判断，二是分配证明责任。

不论我们是否承认，在审查和判断证据问题上，法官的自由裁量是客观存在的。目前世界上几乎没有国家采用绝对的法定认证制度和绝对的自由认证制度。因为首先证据问题十分复杂，法律的规定不可能覆盖实践中的全部问题，此时通过诚信原则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这种自由裁量权也不能不受限制，各国都设置了拘束这种裁量权的规则，诚信原则就是这种限制的方式之一。首先，它要求法官在审查和判断证据时应当坚持同一证据规则，即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不论由何方提出，法院都应当将其作为审查判断的对象，也就是说，法官必须坚持公正的理念，排除主观偏见、个人好恶及其他主观因素的干扰。无论哪一方提出的证据，也无论证据对谁有利，法官都应当给予相同的注意而不能有所偏私。其次，在具体审查判断时应该遵循一些符合诚信原则的客观性准则，包括逻辑和概率准则、自然规律准则、人类行为准则及其他普遍准则，使法官的判断能够符合经验和常识。因此，是否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就成为法官自由认证行为的标准之一。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不符合诚信原则的，当事人可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在分配证明责任问题上，诚信原则也能起到重要作用。根据为现代证明责任问题画上“休止符”的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的理论，这里把证明责任界定为客观证明责任，即当事人因为裁判所依据的事实未被证明，案件处于真伪不明时而应该承担的不利的诉讼后果。如果案件事实得到了证明，问题不会存在，只有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法官又必须做出裁判的情况下，法官才必须决定真伪不明的责任由何方当事人承担。由于民事立法传统和便利的原因，大多数法律规范并没有明确规定证明责任的承担问题，只是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极少情况下明确规定分配的特殊规则。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这个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是证明责任承担的一般原则。在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证明责任时，大多数情况下，法官都可以根据此规则作出判决。但是如果机械地适用这一规则，可能会造成显失公平现象的出现或者与一般的社会观念、社会价值目标不符。此时，法官就要行使自由裁量权重新分配证明责任。此时，诚信原则就成为法官的工具和武器，通过适用该原则为证明责任的分配提供理论依据，以实现所追求的社会价值。如德国法院为了保护乘客的利益，在判决中依据诚信原则，要求客运部门对乘客落车受伤的原因不是因为车门未关紧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这种做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了法院的承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明确肯定了诚信原则在分配证明责任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双倍赔偿。欺诈作为双倍赔偿的要件之一，应该由谁承担证明责任呢？许多法院在判决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传统认识，认定由消费者承担证明责任。由于欺诈属于主观构成要件，消费者证明比较困难，因此这一条在实践中所起作用不大。如果从诚信原则角度考虑，经营者应该诚实善意地进行经营，有义务把好商品的质量关，对消费者负责。如果经营者没能证明自己没有欺诈，只能说明在经营中没有履行诚信原则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在事实真伪不明时，即使经营者主观上没有欺诈的故意，让其对消费者承担一定责任也未尝不可。所以根据诚信原则可以推定立法者在该条中把对欺诈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经营者。当经营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欺诈故意，案件真伪不明时，由经营者承担责任。这样有利于处于劣势地位消费者保护自己的权益，也促进了经营者诚信经营的意识。

(二)禁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作为行为规则，诚信原则可以约束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所谓自由裁量权指法官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利，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是正义、公正、正确和合理的。可见这里所谓的自由是有限制的，不是法官的恣意，而是要以遵守诚信原则为前提。诚信原则虽然赋予了法官以自由裁量权，但是它本身也构成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它要求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必须本着公平正义诚信的理念，以善意的心态去行为。为此，诚信原则首先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要求，给法官应该具备公正、节制、善良的品格，其次在根据诚信原则形式裁量权具体处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做到第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立足于案件事实(based on facts),这是法官进行自由裁量的基础。第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依法进行(guided by law),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的法律约束和限制 ,也是对自由裁量的引导和指导。第三、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乃是在特定情势下对正义和合理的事物行使衡平权(equitable decision)。这是设定自由裁量权的价值目标。如果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则构成违法，在特定的情况下应该成为当事人上诉的理由；如果给当事人造成损失，还应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国家赔偿法》也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赔偿。

(三)禁止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职责以及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

作为行为规则，诚信原则对于拘束法院正确履行职责也有重要意义。它要求法院认真对待当事人的请求，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具体体现在：

1、法院不得与一方当事人共谋或者辜负当事人的信赖而损害其利益。在司法实践中，曾经发生过法院因为重大过失保管不善遗失原告提交的用于证明被告借款的借据原件，致使原告无法证明被告借款的事实而败诉的情况。由于法律对此类情况没有明文规定，原告无法获得任何救济。如果根据诚信原则，法院辜负了当事人的信赖，则可以要求法院承担责任。

2、判决书应该说明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和依据的法律规则。

3、采取强制措施时应该考虑案件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及时正确地作出处理。

4、不得故意或者过失形成不利于双方诉讼或者有利于一方的诉讼状态。如无故拖延受理、审理案件和执行判决；不给当事人以合理的辩解机会；在指定诉讼期间的时候，故意有利于一方当事人而不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等等。

5、当明知自己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审理时，应该主动提出回避等。

可见，法院接受诚信原则的约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家机关要保卫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维护人民的权利，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遵守诚信原则，同时法院自身也必须做到诚实、公正、信用，才能取信于民，法院的司法权利才有良好的运作环境。法院是国家机关之一，如果其不遵守诚信原则，法院的司法也就失去了权威，人民就会产生对法律的不信任感，进而产生对整个国家制度的怀疑，动摇国家的民众基础，阻碍法治建设的发展。所以公法学者拉邦德说：“诚实信用原则，一如其在私法的领域那样，可以支配公法的领域。苟无诚实信用，立宪制度似乎不能实行，诚实信用为行使一切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亦同）之准则，同时亦为其界限。”

对诉讼参与人而言，诚信原则只是行为准则，要求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中诚实、善意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官则基于诚信原则对诉讼参与人的行为进行裁判。诚信原则对诉讼参与人的适用类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要求诉讼参与人履行真实义务

所谓真实义务，蔡章麟先生认为它是指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上，应负真实陈述的义务。日本通说则认为真实义务是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上不能主张已知的不真实事实或自己认为不真实的事实，而且不能在明知对方提出的主张与事实相符时，或者认为与事实相符时仍然进行争执。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德国、意大利的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当事人的真实义务。真实义务起源于罗马法，并与宣誓制度联系在一起。在古代科技手段不发达的条件下，物证手段极少，当事人的陈述是法官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强调真实义务是势所必然。现代民事诉讼的真实义务则是诚信原则的必然要求。实际上，正是因为真实义务的规定，学说和判例逐渐把其一般化，从而产生了更广泛意义上的诚信原则。今天人们往往把真实义务作为诚信原则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再也没有人单独讨论真实义务了。在自由主义诉讼时代，人们认为诉讼是双方当事人在对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所以当事人可以使用法律所容许的一切手段，并且不会与法律的一般原则相抵触，即使虚伪陈述也无妨。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诉讼观念向社会协同诉讼观念转变，学者们主张：诚实信用原则之支配民事诉讼法，实与其支配一切法域相同，国家决不应该给予不正之人或无良心之人，以一种工具。在实践中，如果当事人故意作虚伪陈述，一方面导致诉讼程序复杂和诉讼迟延，增加法院的负担；另一方面也给对方当事人反证带来了时间和费用的浪费，增加了无关的诉讼费用。因此，在民事诉讼法上规定当事人的真实义务还是有必要的。

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要产生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种后果。如果当事人做了虚伪陈述，在程序法上，法官应该根据诚信原则决定不采信当事人与之有关的主张；如果因为其虚伪陈述导致诉讼拖延，当事人应该承担与之相关的诉讼费用；在实体法上，如果因为一方的虚伪陈述造成了对方的损失，对方当事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由于现代民事诉讼以当事人辩论主义为基础，这与民事实体法上当事人具有更大的共同利益不同，要求当事人贯彻彻底的诚信原则不太可能。所以各国对违反真实义务的法律后果规定比较温和，正如前文所述，在规定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的效果时，奥地利法律只规定了实体上的效果，德国法则只规定了诉讼法上的效果，匈牙利虽然规定违反真实义务的当事人要承担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效果，但是其规定的诉讼法效果只是课处一定数量的罚款。

(二)排除当事人举证妨害行为

所谓举证妨害行为，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故意使举证不可能或者举证困难的行为。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有时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举证责任人的举证成为不可能或者有困难，如故意毁灭证据、对于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拒不提交、不告知自己明知的事故目击者的住所和姓名从而进行隐瞒等。这些做法违反了诚信原则要求的诚信、协力和促进义务，行为人不能通过此行为使举证者处于举证不能的状态来牟取利益，应该得到制裁。举证妨害行为的法律后果，判例和学说出现了两种立场，一种是转移举证责任，二是法官根据自由认证确定举证者主张的证据事实为真实，即在发生举证妨害的情况下，法官是根据整个证据材料，并结合相对方妨害证据的事实，按照自由认证制度把举证责任者所主张的事实认定为真实。根据转移举证责任说，即使是由于过失引起的举证妨害行为，举证责任也要由相对方负担，从而产生败诉的后果，显然过于严厉。因此，大多数国家还是采取自由认证说，即法官在此种情况下根据自由认证决定给予妨害者以不理的评价，认定举证者的相应主张为真实。这种做法在韩国民事诉讼法第320、321条、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4、446和453条都有明确规定。如韩国有这样两个判例：在建筑物采光诉讼中，法官为了确认被告的使用部分的范围进行现场勘验，被告把建筑物的门锁上后隐藏起来，造成没有做成现场勘验的情形，被法院判为违背了诚信原则要求的协力义务，认定原告的诉讼主张为真实。在另一个以医疗纠纷中，医师有变造医疗记录的行为，由于医师在治疗记录上的记载对认定事实和进行法律判断有重要地位，所以法院认为如医师不能提出其变造有相当合理的理由的话，则违背了诚信原则，属于举证妨害行为，患者的主张应被认定为真实。

(三)诉讼法上的禁反言

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讲求诚实，不得出尔反尔，在诉讼法上形成禁反言制度。所谓禁反言是指禁止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之间实施前后自相矛盾的诉讼行为，从而损害相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在诉讼中，由于一方当事人先行实施了一定的诉讼行为，而令相对方当事人对该行为深信不疑并实施了相应的诉讼行为后，实施先行行为的当事人一方又做出与先行行为相矛盾的行为时，就可能危及后实施诉讼行为的当事人的利益。对此，法院便可以依据诚信原则否定先行行为人后来的矛盾行为的效力。诉讼禁反言制度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存在。大陆法系禁反言原则的条件是：当事人有矛盾行为、对方当事人有理由相信该矛盾行为的先行行为；矛盾致使对方当事人受到损害。在英美法系，禁反言原则主要有两种形态：判决遮断意义上的禁反言和裁判上的禁反言。前者适用于对争点有利害关系的非当事人，如果其行为引起了判决的信赖，此后就不能再主张该判决无效。后者适用于当事人，与大陆法系类似。按照美国学者和判例的解释，裁判上禁反言的适用对象包括：附宣誓证言的主张、宣誓证言、被法院认定为真实的主张。因为这些主张和证言与作为裁判认识前提的事实和权利义务关系有实质联系，所以诉讼中不允许出现前后矛盾。

(四)禁止滥用诉讼权利

滥用诉讼权利是指违背对方当事人的信义，以损害对方的利益或者拖延阻碍诉讼为目的恶意行使诉讼权利。各国对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都做了明确规定。英国法院很早就根据其权限，以简易程序结束毫无根据的，折磨人的诉讼。前者指为了和法院开玩笑而提出的诉讼，它浪费法院的时间，后者指由于案件不可能进行争辩，仅为了使人为难而提起的不可能胜诉的请求或者防御方法的诉讼或者有其他违反诚信原则的不正当利益的诉讼。法国的判例则有对于没有合理依据的只有微小利益的非金钱诉讼不予受理的判决。滥用诉讼权利主要表现在：

1、滥用程序异议权，如明知没有合法依据但是为了拖延诉讼而提起管辖权异议、执行异议等；

2、滥用请求回避权，如为了拖延诉讼没有正当理由要求法官回避。

3、实施证据突袭，即在诉讼过程中没有合理理由提出了在起诉或者答辩时没有提出的证据，新的证人，令对方措施不及。实施证据袭击被普遍认为是违反民事诉讼程序性公正，有悖于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不当诉讼行为。在诉讼推理过程中，赋予当事人充分陈述、提出诉讼资料、质证、答辩的机会和条件是程序公正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果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程序即用隐蔽的诉讼证据向另一方当事人实施突然攻击，使该当事人没有进行防御的机会，而在诉讼中处于劣势，这是最明显的缺乏诚意的不当诉讼行为。

4、滥用起诉权，如为了耗费对方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而提起的微小利益的诉讼，如德国有以缺少合法利益驳回小额债务诉讼判例，被告已经支付了总数为294.41德国马克的债务中的294马克，债权人就剩余的0.41马克起诉，被驳回并被判决承担诉讼费用；另外在德国，如果原告未违背诚信原则为了追求不正当利益而提起诉讼也会被驳回，如原告提交给法院饰以政治标志纹章 的诉状，利用起诉状所载内容的送达来散布反宪法的宣传、为了从法院得到法律建议而起诉等。

(五)诉讼法上的失权

民事诉讼法上的失权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原本享有的诉讼权利因为某种原因或者事由而丧失。当事人一方在诉讼中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以至于相对方有理由相信其不会在行使该权利，并作出了相应的诉讼行为后，当事人才开始行使其诉讼权利，并造成了相对人的损失，此时，法院应该根据诚信原则否定该诉讼行为的效力。

(六)诚信诉讼代理

诚信原则对其他诉讼参与人也要适用。律师的诚信代理就是重要内容之一。它要求律师在民事诉讼代理中要诚实守信，善意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这在我国的律师法以及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中都有规定。

一个法律原则的引入或许并不能对法律实践产生多大影响，有时学者们可能夸大了诚信原则的作用。它过大的灵活性和模糊性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法官也仅仅是借助于它为自己的判决增加正当性。但是即使作为一个心理暗示，它也会对法官和诉讼参与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对他们的行为提供指导。而且，诚信原则适应了社会的整体性和利益一致性的发展趋势，在利益衡量的天平上更好的协调了当事人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与国际上民事诉讼领域接近正义的潮流也是一致的，因此，把诚信原则适用于民事诉讼法意义重大。

第四篇：浅谈诚实信用原则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

浅谈诚实信用原则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项基本道德准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律规则，同时也是我们贯彻党中央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一种具有道德内涵的法律规范。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一向重视诚实信用这一伦理标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沿袭下来的一个道德信条。到了现代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在日本，乃至其他欧美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将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准则进一步提升到民商立法中去，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民商法的一条基本原则，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帝王规则”、“吾临法域”，可见诚实信用原则之重要性.诚实信用原则兼具有道德性规范和法律性规范的双重特点，虽然不是一项具体的制度，但作为一项抽象的原则，对于一切民事主体的一切民事行动发挥着制约作用。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民事主体在实施民事行为时，应当讲究信用，严守诺言，不把自己利益的获得建立在损害国家，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基础上，应当在不损害国家、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什么是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合同法第6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现了“诚信”一词。《商君书•靳书》把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称为“六虱”。但一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但在当时仅有“善意”的概念，并未明确确认诚信原则。中国有学者认为，古代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是现代诚信原则的渊源。在罗马法上，诚信契约是严正契约的对称。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就诚信契约发生的纠纷按诚信诉讼处理，在诚信诉讼中，审判者不受契约的字面含义的约束，可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对契约进行解释，并可根据公平原则对当时人的契约进行干预，以消除某些契约的不公正性，按照通常人的标准增减契约义务。罗马法的“一般恶意抗辩”与“诚信契约”都反映了道德与伦理的要求，体现了衡平与公正的精神，因此可以说他们都是现代诚信原则的最早起源。总的来说，诚信原则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罗马法、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三个阶段：

(1)罗马法阶段体现了商品经济对法律的一般要求，当事人的诚实信用是履行契约的可靠保障。

(2)近代民法阶段，资产阶级基于法治国的思想，保留了对当事人的诚信要求，但剥夺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诚实信用原则被限制在债法的适用范围内，或规定为合同履行的基本准则，尽管如此，也为以后的立法奠定了基础。

（3)现代民法阶段，诚实信用原则的诚信要求与自由裁量权定向统一，承认了法官的能动性，对发展和补充法律起了很大作用，还规定了任何人都必须诚信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标志着现在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

诚信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转的内在需要。在市场活动中，诚实信用的基本含义就是要求人们要诚实、诚恳、讲究信用、守信、有信，反对隐瞒欺诈、反对伪劣假冒、反对弄虚作假，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诚信原则在我国的社会经济中处于严重缺失的现状。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使一个历经市场洗礼而没有倒下的三鹿倒下了。在这场奶业大地震中蒙牛、伊利等耳熟能详的品牌无一例外牵涉其中，整个行业形象大受损害。事情虽已过去，但母亲怀中啼哭的受害婴儿，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事实上类似的欺诈事件还少吗？染色馒头，瘦肉精事件，苏丹红鸭蛋，地沟油事件，大头婴儿事件、、、。这些不法企业的非法制品充斥我们的生活，使人们不禁产生了“我们还能吃什么”的感叹。

这些不合格的产品之所以流入我们的生活，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企业自身诚信原则的缺失。

二、法理制度的相对缺失。因此不仅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也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制经济。良好的社会信用是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保证、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条件，是现代经济金融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这段讲话深刻阐明了诚信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良好的信用，能够推动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反之，如果言而无信，信用失范，就会影响甚至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一．诚信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基础性的行为规范，市场行为主体只有坚守诚信才能使自己的活动遵循市场规则，才能使自己的逐利行为保持合理性、合法性，才能有效避免假冒伪劣和欺诈行为的发生。诚信原则是对交易双方合法权利的维护和尊重，每一个市场主体，只有讲诚信，才可能获得牢固的伙伴，才可能树立品牌形象，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

第二，诚信是市场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交换的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只有大量商品的交换才可能形成市场，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双方信用的交换，没有信用为前提，是无法完成交换的。因为市场是复杂而多变的，使得交换过程变得复杂，风险加大，交换双方遵守诚信就越有必要，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秩序的规范。因此，诚信观念的基本作用就是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阻碍合作的因素降到最低限度。

总之，诚信对于市场经济尤显重要，没有诚信，就没有健康良好的市场秩序。

第五篇：小议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

小议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实体法中被奉为“帝王条款”，但民事诉讼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和较强的程序性，在民事诉讼中应否适用该原则，并如何适用该原则呢？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大都承认诚实信用原则不仅适用于民事实体法领域，而且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并在法律中对此作了不同程度的规定。那么中国是否也应该如此呢？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

通常所说的诚实信用原则属于道德规范。在民法中可以理解为当事人在市场活动中应讲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含义可以分为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和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指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进行诉讼行为时（行使诉讼权利或履行诉讼义务），以及法官履行国家审判权进行审判行为时主观上应诚实善意。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意指法院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维持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和当事人和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二、在中国，诚实信用原则应否在民事诉讼法中适用

1、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已有一些反映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比如民事诉讼法的第102条、第129条、第130条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6日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中，规定了更多的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如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2、诚实信用原则是实现民事诉讼法内在价值的需要，既公正和效率。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以诚实善意之心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同时诚信原则的实质在于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承认法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诚实信用原则要求诉讼主体诚实的进行诉讼行为，减少不诚实可能引起的诉讼反复，减少诉讼成本。

3、解决民事诉讼实践中已经暴露的问题的需要。

在民事诉讼实践中经常出现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甚至法官不诚实信用的行为，但我国并没有规定相应的处理办法。例如我国采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模式，由于对当事人举证的时机未作限制，一些当事人即借助此程序上的空档。在法官、对方当事人及律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提出始料不及的证据，发起突然袭击，使得对方当事人不能有效质证。即使是虚假的证据，对方当事人在此种被动情况下亦无从揭露，这对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造成障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没有规定如果证人不出庭将如何处理，导致不诚实信用的行为屡屡出现。

三、如何在民事诉讼法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

（一）、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对不同主体的要求及法律效果

1、对当事人：

（1）禁止当事人采用不正当的诉讼行为。如果当事人使用不正当手段（该手段违反法律或违反公序良俗）制造出能够适用有利于自己的诉讼法规或者能够回避适用不利于自己的法规的情形，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否定他所期待的法律后果，或视为该状态未发生并承担相关的费用。

（2）禁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如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致使诉讼程序延滞的，应负担因延滞而产生的诉讼费用。禁止当事人举证中的不当行为禁止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反言。禁止当事人作虚假陈述。

2、对法官：

法官有自行回避的义务。法官应当公开自己的自由心证，即法官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给当事人充分的陈述机会，不得实施突袭的审判。禁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法律规定的数量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反比，法律所作规定越多越完备，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小，这也要求加快制定民法典的步伐。

3、对其他诉讼参与人

（1）对于证人。一是证人的证言必须客观真实，这样才能证明案件事实。二是证人有出庭作证的权利和义务，证人不仅应当真实客观的陈述自己的所知事实，而且应当出庭作证。

（2）对鉴定人。因鉴定人故意或过失作虚假鉴定而蒙受损失的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并且该鉴定意见不予采纳。

（3）对于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中必须在代理权限范围内行使代理权，不得滥用和超越代理权。

（4）对于翻译人员。由于翻译人员一般是法院委托或指定，因此当事人有权提出更换作虚假翻译的翻译人员的请求。

根据法理，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法律规则是法律原则的基础与支撑。离开了原则的统领，法律规则之间就难以协调和统一，离开了规则的支撑，法律原则只能是法典中的宣言式规定。原则与规则的协调问题正是我国目前立法中难题，立法中的许多原则缺少相关规则的支撑，只能成为书本中的法律，而难以贯彻在实践中，极大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诚实信用原则进入民事诉讼法后，应当进行怎样的调整来落实这一基本原则，自然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前提问题。

举例来说，诚实信用原则在审判前阶段必须有以下规则支撑。禁止不当的诉讼状态形成。不当的诉讼状态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恶意利用法律漏洞或者使用不正当手段妨碍对方当事人有效地实施诉讼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自己损害他人的诉讼状态。例如，为了争取有利的管辖法院，利用不正当手段变更义务履行地或修改合同签订地；以不正当的理由获得财产保全等。针对这种情况，在民事诉讼法中应确定禁止的规定。一方面，对方当事人可以对不正当诉讼状态的形成提出异议；另一方面，法院也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否定一方当事人已经恶意实施的不正当诉讼行为。

当然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问题还在争论中，将已

经是私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只是理论上的探讨，能否真正起到其理想中的作用还需要司法实践的探索和检验。但诚实信用原则不是孤立存在也不是万能的“帝王条款”，它必须和民事诉讼法其他基本原则以及民事诉讼法的具体法律条文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