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房产交易纠纷合同法有关条款（推荐）

第一篇：涉及房产交易纠纷合同法有关条款（推荐）

涉及房产交易纠纷合同法有关条款

第六十二条

（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第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内容上特别重要，债务人不于此期内履行，就达不到合同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人未在履行期限内履行的，债权人可以不经催告而径直解除合同（《合同法》第94条第4款）。】

第九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合同解除（单方解除），是指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的行为。它不必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只要解除权人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直接通知对方，解除权人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在当事人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解除权归守约方享有。

合同法第93条第二款规定，合同的约定解除，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在合同生效后、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前，如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当事人一方即可享有解除权。

民法上的期限，即法律行为所附之期限，是指当事人以将来确定发生事实的到来，决定法律行为运转效力的发生、或存续或了结的附款。针对于合同法律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要求对方履行义务的时间界限，也是确定合同是否按时履行义务的客观标准。合同的期限，是订立合同的基本条款之一，在《合同法》第12条中有明确规定。

【商品房买卖合同，比如开发商延期交房 购房者就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

第二篇：委托理财纠纷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

委托理财纠纷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

所谓委托理财，又称“受托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约定在证券等金融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

委托理财作为一项新兴的业务，近两年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各家证券公司和其他机构纷纷开展各种形式的委托理财业务，但由此而发生的纠纷也屡见不鲜，尤其是关于该类合同的性质、受托人的资质与合同的效力、证券公司作为监管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等问题更是纠纷的焦点，在证券市场风雨飘摇的情况下，委托理财纠纷更加引人注目。本文试着结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上述问题予以简单的分析，以抛砖引玉。

一、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性质

关于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性质问题，目前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委托理财合同属于信托合同，有的认为委托理财合同属于委托合同。对此，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合同具有多样性，此类合同虽然名称都为委托理财合同，但各个合同的法律关系和法律性质实际上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对于这类纠纷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该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关于权利义务的约定来确定其法律性质。

具体来说，不同的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性质主要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

1、实为借款合同的委托理财合同。在委托理财合同中，有些委托理财合同约定有本息保底条款，超额部分归受托人所有。对于此类委托理财合同来说，委托期限届满后，受托人除了要向委托人返还全部委托资产外，还要按照约定支付固定的利息，这与借款法律关系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受托人向委托人进行借款融资，期限届满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委托人。因此，对于此种委托理财合同应按照其法律关系的实质将其认定为借款合同。

2、实为信托合同的委托理财合同。

有些委托理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将资产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委托资产进行投资管理。对于这类委托理财合同来说，其合同内容已经基本符合了《信托法》关于信托的约定：委托人将信托财产交付受托人进行管理，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对信托财产管理。因此，对于此种委托理财应该按照其法律关系的实质应将其认定为信托合同。

3、实为普通委托合同的委托理财合同。

有些委托理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但由受托人实际使用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进行投资管理。对于此种委托理财合同来说，其合同的上述规定已经基本符合了《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约定，因此，对于此种委托理财合同应按其法律关系的实质将其认定为普通委托合同。

4、实为合伙合同的委托理财合同。

有些委托理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委托方与受托方共同出资，由受托方进行投资管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对于此种委托理财合同来说，其合同的上述规定已经基本符合了《民法通则》关于合伙的规定，因此，对于此种委托理财合同应依据其法律关系的实质将其认定为合伙合同。

综上所述，委托理财合同并不是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按照其法律关系和法律性质的实质，委托理财合同实际上就是借款合同、信托合同、委托合同或者合伙合同等，因此，对于委托理财合同来说，应该分别根据《合同法》、《信托法》、《民法通则》和《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来判断其法律效力，并将上述法律作为解决有关纠纷的依据。

二、受托人的资质问题

目前关于委托理财合同的受托人是否应具有特定资质的问题的争议比较大，其实所谓资质问题的实质就是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等作为受托人从事委托理财业务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问题，而此问题的核心则在于委托理财业务是否属于金融业务。

如前所述，委托理财业务的法律关系的实质是借款、委托、合伙或者信托等，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除了经营信托业务和借款业务需要取得特定的资质外，从事委托、合伙等活动并不需要取得特殊的资质，因此，将大部分的委托理财业务界定为一种特许的金融业务并不符合市场的现实，也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实际上，对于非金融机构来说，当其作为委托理财业务的受托人时，其民事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原则上应当由公司章程进行规定，即如果其经营范围包括委托理财，那么其就可以经营委托理财业务，但法律规定需要取得特定资质的信托业务等除外。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的规定，即使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也不应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依此规定，即使作为受托人的非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中并不包括委托理财业务，其仍然可以经营除信托业务外的其他形式的委托理财业务；如果受托人已经取得了主管部门颁发的信托牌照，则其还有权经营信托业务形式的委托理财业务。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目前将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认定为无效，因此，受托人从事实为借款的委托理财业务时，其合同将被认定为无效。与非金融机构经营受托理财业务相比，证券公司经营委托理财业务应受到严格的管制，即证券公司经营委托理财业务应该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

如前所述，委托理财业务并不属于需要市场准入的金融业务，但是证券公司作为受到特定管制的机构，其经营范围受到严格的管制。根据《证券法》第129条、130条和131条的规定，证券公司的经营范围要得到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定，并且证券公司只能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定的经营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

就委托理财业务来说，其应属于《证券法》第129条第四款规定的“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定的其他证券业务”的范围，因此，依据《证券法》的规定，只有综合类证券公司才可以经营委托理财业务，且综合类证券公司只有经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后才有权经营委托理财业务，除此之外的经纪类证券公司和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经营委托理财业务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均无权经营委托理财业务。

三、证券公司作为监管人的地位和责任问题 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中，证券公司除了作为受托人外，还经常以监管人的身份出现，即由证券公司等非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对委托财产进行管理，证券公司作为监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对受托人的管理行为进行监管。此种由证券公司作为监管人为委托理财合同当事人提供的监管服务在业界通常被称为“第三方监管”，目前各界关于此种监管合同的性质和监管人的责任问题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要分析监管合同的性质和监管人的责任问题，应该首先了解监管合同的相关内容。监管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监管人的监管职责，一般来说，监管人的职责主要包括当资产状况恶化时对委托人的通知义务；监督双方履行资金交割的义务，监督托管帐户以及保证金帐户内资金转出和有价证券转移，监督双方不得办理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挂失、销户、非交易过户、划出资金、不得将托管帐户上的股票和现金进行抵押、质押、担保，防止转托管、变现等确保资产安全的义务；对受托人的投资方向进行监管，如不得投向原PT股、ST股和* ST股等；当帐户内资金余额和股票市值之和低于平仓线且受托人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补足，或者出现庄股跳水及系统性风险等紧急情况时，及时通知委托人并协助委托人采取平仓措施，或者根据合同约定自行强行平仓；监督双方办理委托资产的移交和收益的清算手续等。除了上述内容外，监管合同中往往还约定有当委托理财合同到期出现损失时，监管人为受托人向委托人兑现保本保底的承诺提供担保的条款。从监管合同的内容来看，其法律关系的实质是监管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为委托人提供监管服务，因此，监管合同应当定性为一种委托合同，与委托理财合同相互独立的委托合同，监管人和受托人分别按照监管合同和委托理财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当监管人的违约行为与受托人的违约行为发生竞合的情况时，应按照不真正连带债务来处理，各自分别对委托人承担责任。

对监管合同中约定的承担连带责任或赔偿责任的条款，应当认定为担保条款，作为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担保，其效力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监管合同中具有担保性质的条款，该担保条款应相对独立存在，即使该条款被确认为无效也不应影响监管合同的效力。

以上是笔者关于委托理财纠纷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的一些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实际上，委托理财纠纷除了涉及上述问题外，还涉及保底条款与合同的效力等问题，由于时间仓促，本文不再讨论。

第三篇：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涉及调解协议的若干法律问题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涉及调解协议的若干法律问题

一、问题的由来及引发的案例 面对日益增多的交通事故纠纷，鼓励肇事方与受害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以及时保障受害人利益，减少社会资源的付出，已是当前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最佳选择之一。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废止前，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纠纷，具有法定的、主动的进行调解的职责。该办法废止后，依《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交警部门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调解程序，该项职责变为可选择的、被动的职责。尽管从法律规定的内容看，调解仍然是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重要环节，但关于调解程序的启动、过程和后果的规定都有很大的差别，直接影响到调解协议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虽然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高效地解决了事故纠纷，但实践中，因调解协议内容可能漏缺、可能不公或未得到履行，一方当事人反悔并诉至法院要求判决的案件层出不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是典型的侵权责任，当事人之间的基本法律关系是侵权法律关系，而达到调解协议后却可能改变双方的法律关系基础，变成合同法律关系，加之交通事故责任与强制保险责任和商业保险责任紧密相关，使得看似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因调解协议的加入而增添了不少的法律争议和问题。类似案件的处理已出现认识不同、操作有异的现象，影响到了法律的统一性。

有一实际案例：A系成都某货运公司B公司驾驶员，C搭乘D驾驶的轿车。2009年7月某日，A驾驶公司货车经过一十字路口时与D驾车相撞，致乘车人C受伤。在交警主持下，C与A和D达成赔偿协议，由A、D分别赔偿C5万余元。当时调解协议中没有计算被抚养生活费项目。事后，A、D均未主动履行协议。C于是诉至法院，一并起诉A、B公司、D和B公司投保的E保险公司。要求法院按人身损害赔偿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各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A辩称其责任应由B公司承担，其他被告则辩称A、D已在交警处理事故纠纷中达成协议，只同意按协议标准赔偿。因一份调解协议的存在，给该案处理带来数个法律问题的争议：本案是侵权之诉还是合同之诉？调解协议有无当然的约束力？如何处理调解协议等。

二、交警主持下的调解协议性质的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失效前，实践中对于在交警主持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提起损害赔偿的侵权之诉无约束力是无争议的事实，但对调解协议的法律性质认定争议由来已久。

一是行政调解协议说。该说认为交警部门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处理交通事故时，必须对纠纷进行调解，因加入了公安机关的必然行政行为因素，故带有行政调解的性质。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审理行政调解协议，也不能确认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

二是民事合同当然说。该说认为虽然交通事故肇事方与受害方是在交警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但《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出台后，调解作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解决损害赔偿自愿选择的途径，已不再是交警部门进行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调解过程排除了行政干预，完全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事人在交警主持下达成的协议，可视为双方处置自己权利义务，以解决争端达成的契约，一经签订即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因事故产生的侵权之债即转为合同之债。对这种调解协议性质的认定，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精神认定，只要协议内容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即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笔者认为，行政调解协议说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普

通的认可。在原来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条规定相当于赋予了当事人的任意反悔权。通常做法是尽管当事人在交警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但凡受害人因各种因素反悔重新到法院起诉的，法院均按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立案受理，并全面地按侵权法律计算受害人应得的赔偿，完全没有受先前协议的约束。而民事合同当然说虽然从意思自治原则出发认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协议系民间协议，但忽略了协议达成过程的特殊性，即处理交通事故职能部门的参与，该说的理由无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会单独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作出民事合同性质的司法解释。因为两者的基本原理都是一致。故笔者认为，调解协议是否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还不仅仅从民事主体意思自治原则就得出必然结论，而是需要法律作出规定，即非民事合同当然说，而是民事合同依法说。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4日颁发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10条的规定，已从法律上解决了交警主持调解下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性质问题。该条规定“„„经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显然交通事故当事人就赔偿问题达成的协议解决的就是损害赔偿的权利义务内容，并且具有给付内容，故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赋予调解协议民事合同性质的意义在于统一了众说纷纭的争议，约束了当事人任意反悔的情况，并且强化了协议的效力，即可不经诉讼程序而是由当事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申请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或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从而最大限度实现受害人应得利益。

三、涉及调解协议诉讼的性质问题

尽管交通事故调解协议已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因各种因素当事人反悔后，受害人只能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受害人提出侵权赔偿起诉，而肇事方往往以双方已达成调解协议为由提出抗辩。此时法院应当如何处理？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发生交通事故后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典型的侵权责任，但因受害人已与肇事方达成调解协议。协议形成的债的性质已由侵权之债变为合同之债。即法律关系性质发生了变化。此时，法官应行使释明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法官应告知受害人依据调解协议提出诉讼，如认为协议不公，要么是确认无效或申请撤销、变更，如认为只是履约问题，要么要求履行协议约定，要求扣出确认效力的特殊程序。

笔者认为，当该侵权之诉的双方当事人与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完全一致时，上述观点能够成立。但当事人不一致时，则不按合同之债处理。因为交通事故赔偿诉讼具有特殊性。一是主体特殊。无论是赔偿权利人还是义务人，都可能牵涉多方，一旦某方没有参与，协议内容的公正性、合法性即受到损害。如在受害人死亡时，其近亲属都是赔偿权利人，如果仅有部分权利人与义务人达成赔偿协议，而其他没有参与的权利人提起侵权之诉时，已达成协议的权利人是必要共同诉讼人，也应参加到侵权之诉中。就义务人的情形也一样。如本案A是B公司的职员，其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后果应由B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现受害人以侵权之诉起诉B公司，也是法律规定的权利。此时按合同之诉处理显然不妥。二是责任承担特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中涉及保险公司应承担强制保险责任和商业保险责任。如果是独立的侵权之诉，保险公司应在责任保险范围内直接将赔偿费用支付给合家欢害人，使受害人的损害或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有效的保护。而这也正是交强险和商业保险存在的意义和应起的作用。显然，交警主持下的调解协议如果缺乏保险公司的参与，就达不到交通事故处理特别法律设置的目的。即使是

实际生活中有事故责任人愿意在协议中赔偿受害人所有费用，但一旦受害人选择了侵权之诉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最后的判决法律依据应是侵权法而不是合同法。

事实上，在调解环节适格当事人参加调解也是法律规定的要件。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章“损害赔偿调解”?第六十三条也规定，“参加损害赔偿调解的人员包括：

（一）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二）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参加的其他人员。上述参加调解人员的要求也就是侵权诉讼中的适格当事人，但在处理交通事故的实践中，交警部门并没有完全按照规定通知适格当事人参加调解，导致调解瑕疵的产生。

综上笔者认为，在交通事故纠纷中达成调解协议后，如果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是法定的权利人和义务人，一方反悔的，应按合同之债审理，如果不一致时应按侵权之债审理。

四、侵权诉讼中调解协议效力的认定程序问题

在受害人提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面对另一方举出此前在交警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抗辩时，如何判定和处理这份协议，现有法律没有明确的定论。一种观点认为，此种情形下调解协议就是一份抗辩证据。即然是证据，法官有权在本次诉讼中根据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性对协议进行审查。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判断是否具有合法性，而合法性直接关系到证据效力，进而作出采信与否的认证结论。第二种观点认为，因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赋予了其民事合同性质，必然产生相应的法律约束力。而对一份合同效力的认定，是独立之诉，而不是简单地当成一份进行认证。因此，从程序上讲，应当中止正在进行的侵权之诉，告知当事人按合同纠纷提出请求撤销、变更或确认无效之诉，法院判决的结果作为本次侵权诉讼的依据。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错误地将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对象产生的法律后果混淆。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的主体、取得证据的程序、方式以及证据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证明对象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指证据加以证明后的事实引起的法律效力，两者非同一概念。第二种观点关注到了调解协议的效力是本案裁判的前提，且合同效力的认定是合同之诉。但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诉讼并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笔者主张，直接适用司法确认程序，对调解协议效力作出确认效力与否的决定。其法律程序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22条至第24条之规定的确认程序。调解协议效力确认程序与合同效力诉讼程序相比，具有效率高、程序简单、一决定终局的优势，而且在判断调解协议是否有效力的标准上，与合同法规定的确认合同有效无效、是否撤销或变更的有更充分、更明确的规定。如该《规定》第23、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二）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

（四）涉及是否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

（五）内容不明确，无法确认和执行的；

（六）调解组织、调解员强迫调解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的行为的；

（七）其他情形不应当确认的。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调解协议，或者调解组织、调解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调解显失公正的，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效力不予确认，但当事人明知存在上述情形，仍坚持申请确认的除外。

对照上述规定，凡在交警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如果存在当事人不全、赔偿项目不够、赔偿标准过低甚至城镇农村标准适用错误，特别是漏列、错列责任人的，都是瑕疵调解协议，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损害他人合法利益，或重行为轻处理等，都可归为法院不予确认效力的情形。故在交通事故侵权诉讼中但凡涉及调解协议的，一旦一方以此为由提出抗辩的，诉讼程序中都会增加调解协议效力确认程序。换言之，在交警部门主持下如果达成瑕疵调解协议，不仅没有实现快捷高效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的立法初衷，反而增加了诉讼负担。这也是和以前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在同类情形下的最大差别所在。

为克服这种问题，笔者认为有两个途径解决：一是在侵权诉讼中，达成瑕疵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均明确表示双方放弃原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由法院依法判决。因为民事合同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结果，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双方表示放弃原协议的内容，实际上可视为对协议进行了变更，符合合同自治原则。此种情形下，法院无需进行确认程序，也无需中止诉讼，直接按侵权之诉进行审理和判决。二是规范完善交警调解环节。在调解时，适格当事人和保险公司都应参加，交警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调解，在此基础上当事人作出的让步或超标准赔偿，都是自由处分民事权利的体现。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已变为合同关系，一方反悔诉至法院的，法院以合同之诉受理。如果达不成协议的，当事人可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

第四篇：一个涉及公房承租权纠纷的典型案件

一个涉及公房承租权纠纷的典型案件

【案情介绍】

某市某路某小区201号房屋是退休人员王某(男)租用的公房，公房租赁凭证上的承租人为王某，在户籍管理机关的户口本上，户主为王某且只有王某一个人的户口在户口本上。2005年6月，王某跟本市另外一个区的张某结婚，婚后，张某就住到了王某承租的公房内，并于2007年把户口从原来居住的区迁到了王某居住的区。

2011年9月，王某因病去世，张某就去房屋管理部门办理了公房租赁凭证的变更手续，将自己变更为该公有房屋的承租人。2011年11月，因该小区遇到了市政拆迁，张某拿到了拆迁补偿安置费用12万元。王某的三个儿子王甲、王乙、王丙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认为该公房是其父亲遗留的财产，在其父亲死后，没有依法进行遗产的继承分割，应该按照《继承法》的规定，由其兄弟三人和张某按照均等的份额进行继承，要求王某把补偿安置费用12万元中的9万元拿出来，让他们三人均分。

张某认为，在王某死后，自己已经依法办理公房租赁的变更手续，在拆迁进行补偿安置时，自己是该公房的唯一承租人，因此该房屋被拆迁得到的补偿安置费应该归自己一人所有，拒绝进行分割。双方争吵不下，2012年3月，王某三兄弟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

本案是一个涉及公房承租权纠纷的典型案件。案中，张某在王某死亡后，已经根据新的租赁合同合法地取得了该房屋的承租权，因此在房屋遇到拆迁时，作为房屋被拆迁丧失房屋承租权代价的补偿安置费用应该归张某个人所有，任何第三人都不能主张权利，因此，人民法院应该依法驳回原告王氏三兄弟的诉讼请求。

【律师分析】

《合同法》第234条规定：“承租人在房屋租赁期间死亡的，与其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可以按照原租赁合同租赁该房屋。”《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被拆

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按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公有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国家，公民个人承租国家公房，当该公民死亡时，其共同的居住人可以继续承租该房屋，但这是一个新的房屋租赁合同，与已死亡的公民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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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2年旅游纠纷司法解释在合同法的考点整理

《合同法》中相关的旅游纠纷司法解释

（一）格式条款之格式合同的效力

1.可撤销的格式条款——限制责任条款未尽提示与说明义务

2.无效的格式条款——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

▲特别注意：旅游经营者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旅游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责任，该内容无效。（旅游纠纷司法解释第六条）

（二）合同的移转之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

1.合同的概括承受；2.企业法人的合并与分立 3.有限继承 ▲特别提示：旅游纠纷司法解释

第十条旅游经营者将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旅游者不同意转让，请求解除旅游合同、追究旅游经营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旅游经营者擅自将其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遭受损害，请求与其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和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 除合同性质不宜转让或者合同另有约定之外，在旅游行程开始前的合理期间内，旅游者将其在旅游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前款所述原因，旅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第三人给付增加的费用或者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减少的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附：不得转让的债权债务——专属之债（合同法 79）

①基于“人身信任”所生之债，如委托合同之债、演出合同之债；②不作为之债；③身份之债：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④劳动之债：工资报酬、退休金、养老金；⑤人身伤亡之债：人身损害赔偿、抚恤金、人寿保险请求权；⑥担保债权（保证债权）的单独让与；⑦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债务

（三）合同的消灭之解除中的任意解除权

【考查要点 1】具体类型

①合同法第 268 条，承揽合同的定作人；（单方+赔偿损失）

②合同法第 308 条，货运合同的托运人；（单方+赔偿损失——交付货物给收货人之前）

③合同法第 410 条，委托合同的双方；（双方+赔偿损失）

④旅游纠纷司法解释第 12 条：旅游合同中的旅游者（单方+退费）

第十二条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考查要点 2】解除权的主体及责任承担

（四）侵权与违约的责任的竞合【考查要点】旅游纠纷责任何时构成责任竞合▲责任竞合仅仅限于起诉旅游经营者时，但须区分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由于旅游经营者的原因伤害合同履行利益——诉旅游经营者违约 第二种情况：由于旅游经营者的原因伤害其他人身财产利益——诉旅游经营者竞合第三种情况：由于旅游履行辅助者的原因伤害合同履行利益——诉旅游经营者违约（可以追加旅游履行辅助者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第四种情况：由于旅游履行辅助者的原因伤害其他人身财产利益——诉旅游履行辅助者侵权（旅游经营者在选任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

【考查要点 2】如何行使：择一行使（合同法第 122 条）

【考查要点 3】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

①违约责任以无过错责任为主要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则以过错责任为主要归责原则；

②违约责任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侵权责任则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