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提升农民合作社质量的几个问题
提升农民合作社质量的几个问题
张晓山
2006年10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7年7月1日起实施。从此，中国农民的合作社第一次有了合法身份，能够作为市场主体之一与其它类型的经济实体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开展经济活动。近5年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猛，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呈现异质性、多样性的特点，水平参差不齐。对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数据应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断，不要过高估计合作社对农民的实际带动能力。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后要在发展中逐步规范，从注重数量扩张向注重提升质量转变。以下仅就提升农民合作社质量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如何看待公司在农民合作社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代大农业或垂直一体化经营的农业经营组织依照农业关联企业与农民结合的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可分为三种形式：(1)农业关联企业与农场结合在一起，形成经济实体，构成农工商综合体；(2)合同制。农业关联企业与农场主签定合同，在明确双方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条件下，把产供销统一起来，原有工商企业和农场仍保持各自独立的实体不变；
(3)另一种替代的方式是农民组成合作社，直接参与到农业垂直一体化的进程之中，成为一体化的主体成分。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涉及到企业(公司)与农场(农户)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进程中，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政策选择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践是以公司(企业)为主导，以“公司加农户”为主要形式起步的。公司(企业)导向的垂直一体化经营，能迅速将资本、技术、信息、管理、销售渠道与劳动力、土地相结合，在走农业现代化道路时，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在这个进程中，公司为主导的经营组织形式就挤压了农民自己经济组织发展的空间，延缓了农民自身组织化的进程。在中国无论是研究农业经营形式，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还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公司(龙头企业)已经进入农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必须正视公司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由中国农业现代化以往的发展路径所决定，公司进入合作社或与合作社发生各种密切联系也是一种必然，不以我们的好恶为转移。
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合作社成员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生产与销售农产品的农民社员是服务的利用者，农产品加工或营销公司作为合作社的团体会员，是服务的提供者，二者之间必然产生利益分割问题。现行法律允许公司(龙头企业)加入合作社，是将服务利用者和服务提供者包括在一个组织之中，这样的合作社也就成为一种利益双方组成的异质性组织。
关于公司领办和控制合作社的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一种观点希望农民专业合作社真正成为龙头企业与合作社成员实现利益平衡的平台。合作社成为“农民的靠山，企业的基石”。另一种观点认为，作为投资者企业的公司或龙头企业，它们只能通过返还一小部分利润的方式对农户做一些让步，但它们与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不一致的。按照目前的法的规定，许多非合作社性质的龙头企业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挂起合作社的牌子，这样的结果会使真正的农民自我服务的合作社难以得到发展。
在专业合作社发展中，龙头企业加入或领办合作社，是剥夺小农呢，还是实现双赢、成为利益共同体？龙头企业成为合作社的成员，实质上是将农业产业化中的龙头企业(公司)+农户的外部关系转化到合作社内部，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内化于合作社中。这种内化是不是一种进步，对公司的利润最大化机制是不是一种制约？这些问题也只能在实践中回答。前面提到农业垂直一体化的第三种组织形式是农民合作组织自我开展农产品的初加
工，并培育产品品牌，将产品直接推向终端客户，以增加利润的获取空间。因此，有一种合作社理论将合作社视为是纵向一体化的一种形式(as a form of vertical integration)，被称为“农场的延伸”(extension of the farm)[1]，我们认为，生产与销售农产品的农民社员自己来办公司，合作社自身成为龙头企业，将经济活动向农产品流通和加工领域拓展，使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社员能分享初级农产品进入二三产业的增值收益，最终实现服务利用者和服务提供者身份的同一，这是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最佳途径，是我们应该鼓励和倡导的发展方向。
二、如何在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促进真正的农村信用合作的发展？
世界各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践证明，在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合作金融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所有、农民控制、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正规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而没有合作金融的支持，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很难发展壮大起来。17届3中全会《决定》提出：“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由于专业合作社成立时不需要验资，注册准入的门槛又很低，一些以资金赢利为目的的公司或放款人也就以合作社资金互助部门的名义来吸储和放贷赢利，混淆了合作金融与民间借贷的界限，扰乱了金融秩序。合作金融组织所遵循的原则使它有别于其他类型的金融组织：(1)，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将本地的资金用于本社区，从而促进本地区农业及农村的发展，保护农民的利益，而一些其他类型的正规金融组织往往通过垂直渠道使本地区的资金流失；(2)，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主要是为农民社员服务，它的成员与贷款对象应具有同一性，从而在一些国家，它在纳税方面可享有一定的优惠；(3)，合作金融组织应坚持非营利性。所说的非营利，是指不单纯追求利润，并不是不要赢利。任何一个经济组织如不能通过其经营获利，则无法生存壮大。建立农民合作金融组织重要的不是使社员获得资本的红利，而是以这种融资方式使农民能较容易地得到稀缺生产要素——资金，从而提高其经营的经济效率。中国在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应制定完备和明确的政策法规及条例，使各种金融成分各归其位，有效防止合作金融的异化，同时要重点鼓励和促进真正的农村信用合作的发展，这是其他类型农民合作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如何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在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当前中国农户的构成是大量小规模兼业农户与少数专业农户并存的格局；中国的农业是市场化、商品化和专业化的农业与口粮农业(生存农业)并存的格局。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进程中，在稳定与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分散的小农家庭经营模式如何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实现规模经济？小规模农户如何走上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17届3中全会《决定》提出：“在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同时，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中国各地农村从1980年代后就开始进行各种适度规模经营的探索，一是出现对家庭经营的扩展和延伸，通过各种形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专业种植、养殖、农业服务和营销大户开展规模经营；并进一步联合、合作。二是工商外来资本或大企业进入农业，连片开发，反租倒包。三是当地的公司或合伙企业，或本地的外出创业的企业家回到地方上承包租赁土地，开展产业化经营；这样的混合型、多样化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又和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农业经营模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实践中，一些种植大户、种田能手以土地流转为发展基础组建了种植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立足当地农业产业优势，借着政府搭建的平台，迅速发展壮大，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带动了农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土地种植规模的扩大有一种形式是一部分从事非农产业为主或外出打工的农民以自身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为种植业合作社的股东；另一种形式是合作社的种植大户反租倒包转出户的承包地，支付约定的租金；还有一种形式是委托代管，一些老弱农户不愿转让土地，又无力有效经营农业，合作社就采取托管方式，对托管的土地，打出的粮食还归农户，合作社只收取耕种收管作业费。种植大户组建合作社扩大经营规模的模式让合作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企业，从而使农户成为企业的主人。既实现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又避免了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大规模租赁农户承包地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还能使农村中的老弱群体或小规模兼业农户也从合作社的发展中受益。这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有可能具有导向性和示范性的模式。
四、发达地区如何厘清农村社区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
关于中国合作社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对于东亚小农社会而言，比较有效的发展合作社的方式，是发展多功能的综合性合作社。日本的综合农协有行政补完作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应走日本综合农协的道路。发展以信用事业为基础，统筹销售、供应、保险、经营指导和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的综合农业合作社。它一方面是综合性(多目标)的合作组织，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履行社区的职能[2]。
中国在农村改革后，也试图建立将社区功能与多目标的服务功能结合在一起的社区合作组织。198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中央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政治局1987年1月22日通过)中明确提出：“乡、村合作组织主要是围绕公有土地形成的，与专业合作社不同，具有社区性、综合性的特点”。尽管在以后的农村改革实践中，中央文件给社区合作组织规定的“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产积累、资源开发”四项职能在大多数村一级组织中未能很好地履行，但包括农用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内的农村土地公有(集体所有)这一特性构成了村组社区合作组织从事经济活动的法理基础。
农村改革至今，对村组社区合作组织、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村组社区组织这几个概念需要进一步界定清楚。我国《宪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经营体制和管理权能。从理论和政策上讲，中国农村的村组社区合作组织与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在外延上是重合的，在内涵上前者强调社区性和综合性，后者更突出集体所有权的特性。当前迫切需要界定清楚的是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与村组社区组织(村委会、村民小组)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村民”的身份不再同一。很多情况下，“村民”的范围要大于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范围。现在一些发达地区农村的政策导向是：转变村委会(居委会)的管理职能，从经济管理为主转到社会管理，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离。但从实际情况看，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较大。一是长期以来，现行所有的相关法律使得村委会(包括村民小组)和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有权占有和管理包括农用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内的农村土地和其他集体资产，赋予二者同样的合法性。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交叉，界定不清楚。农村集体资产如何处置，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二是村委会要对全体村民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仅靠上级政府给的工作经费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村委会必须靠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收入才能履行职能，由此引发一系列矛盾。在现有财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下，村组一级的政企分开、政资分离事实上很难做到。当前应加快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进程，明确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外延及其权能，明确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及退出机制，成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个人成员权利与财产权利相统一；厘清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使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与村组社区合作组织真正重合起来。再进
一步研究和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组社区合作组织以及村组社区组织之间的碰撞与融合问题。
五、如何深化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的改革，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
近年来，一些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产品滞销的现象说明，单个小农无法准确掌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关系，分散的基层农民合作社或协会，基层的乡镇政府有关部门，甚至县一级政府部门也无法了解大市场的需求，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对接。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呼唤建立地区一级甚至更高层次的农民合作社联社，联社规模越大，其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消除农业生产波动影响的能力也会越强。
国外农民合作社的实践证明，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则应有地区一级的合作社以及全国性的组织体系，这也是一种规模。农民在地区或全国有自己的代言人，可减少交易费用，同时，合作社的地方及中央组织，可以承担下级合作社(包括地方合作社)的某些其自身无法履行的特定功能，并可产生更好的效果。在生产和销售方面具有某种共性的农民合作社在较高层次组织起来，可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对市场信息的了解及对市场的预测也将更容易，同时可以增强与农业龙头企业谈判的实力。这是合作社与龙头企业之间平等伙伴关系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条件。这样的组织与政府有关部门在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方面协商对话、沟通信息，政府也就找到了进行宏观调控、优化资源配置的“抓手”，最后组成政府有关部门、涉农企业、代表农产品生产者利益的农民合作组织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各种农产品的销售理事会，建立起一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业有关的商业性企业集团和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平等的伙伴关系，共同协商决定农产品的生产布局、结构和数量，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的大政方针，贸易政策和战略的调整才有坚实的基础。现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没有提及合作社成立联社的问题，这就使合作社的联社在注册登记时遇到一些困难。如果寄希望于随着法律与政策的推进，各类农产品的专业合作社逐渐形成一套从中央到地区和基层的完整体系，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架构和组织体系，深化流通体制的改革，发育出整合现有的农村流通体系中各个相关主体(涉农企业、供销社、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经纪人协会，„)的更大的平台，使这个平台真正成为农产品供需有效对接、政府有效调控市场的抓手，在此进程中，健全和完善现行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法规，促成基层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更高层面的联合。
第二篇：农民合作社
三、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社的条件
（一）有一定的产业或产品基础；
（二）有乐于奉献的带头人至关重要；
（三）至少有5人以上参加并出资，但成员要以农民为主体，应占80%以上，并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订立章程。
设立农村专业合作社，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申请登记：
（一）登记申请书；
（二）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设立大会纪要；
（三）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章程；
（四）法定代表人、理事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明；
（五）出资成员签名盖章的出资清单；
（六）住所使用证明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
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20日内办理完毕，向符合条件的申请者颁发营业执照。
第三篇：农民专业合作社材料
“高原之星”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简介
澄城县“高原之星”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7月30日。是由渭北兴农果业协会发展壮大起来的，该协会组建于2002年冬，在省、市、县有关职能部门关怀支持下，2004年4月1日，经陕西省澄城县民政局注册批准正式成立，几年来为成员提供了优质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得到了广大成员的一致赞扬和上级组织的充分肯定，农业部优农中心李连海主任、农村经济研究室赵泽琨主任等各级领导先后给予了亲切关怀，中央电视台七套《致富经》栏目曾进行了宣传报道。目前，合作社下设5个部（农资供应部、技术服务部、网络信息部、市场营销部、财务部），6个绿色、无公害标准化示范园和4000亩生产基地。协会会员遍布陕西省澄城县、大荔县、合阳县的12个乡镇，会员586人。
自成立以来，合作社以生产销售绿色无公害果品为已任，以澄城区域唯一的陕西省绿色食品标准化技术推广站为推动，坚持高新技术、科学管理；名牌理念、质量为本；精品农资、滚动经营；实现双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注册了“帝比”牌系列绿色无公害水果商标，积极为会员及周边群众提供信息、技术、农资、销售等方面的服务，逐步形成了苹果、梨、葡萄、柿子、樱桃系列绿色无公害水果的产前指导、产中监督、产后精装的生产销售模式，为市场提供了精品水果。2005年，澄城县农牧局、工商局联合授予协会“红盾护农投诉点”，澄城县工商局“支农科技示范单位”。2006年，有18名会员获得了“农民技术员”职称，协会被澄城县农牧局授予“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单位”。协会的“帝比”牌系列水果，被全国工商联合会评为2007－2008年绿色超市推荐精品水果。
第四篇：农民专业合作社
1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2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存在着规模过小,分配制度欠公,农民主体地位不突出等问题,必须积极扶持龙头企业踊跃参与,发挥其巨大的带动作用；通过制定有效的分配办法,控制龙头企业或大户的份额；积极培养各种乡土人才,引进有技术、懂法律的优秀人才,进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31、各县市区分布：宜都市41家，夷陵区18家，当阳市16家，长阳自治县和远安县各15家，枝江市11家，秭归县10家，兴山县8家，五峰自治县7家，点军区5家，西陵区、伍家区和猇亭区各1家。
2、行业和产业分布：柑橘类（包括蜜橘、椪柑、脐橙、桃叶橙、甜柚等）合作社共58家，蔬菜类23家，茶叶类20家，畜禽养殖类15家，水产养殖类9家，蚕桑类6家，食用菌类4家，粮棉油类和园林苗木类各2家，药材、魔芋、冬枣、朝鲜蓟和蜂业类各1家，农机专业服务类1家，生态能源类1家，其他3家。
1、从合作社内部运行情况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差距：
一是组织规模偏小，带动能力不强。弱势群体的农民联合起来闯市场，使起步阶段的合作社组织规模普遍偏小，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目前，许多合作社社员数不到100个，注册资金低于10万元，合作社的辐射带动效应不强。
二是内部管理不够规范，制约合作社的良性发展。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尽管各地政府努力引导合作社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但仍有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不够规范，尤其是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盈余分配等方面不太规范，有的合作社财务没有及时向社员公开。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看似合作社，却与成员之间利益联结不够紧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
三是以种养业为主，深加工不足。我市现有的合作社90%以上都是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处于初级农产品生产阶段，产品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的合作项目还没有。大多数合作社的服务和业务停留在初级产品销售及信息、技术合作层面上，技术含量高、品牌效应大、产品附加值高的合作社较为少见。
四是以提供服务为主，利益共享不足。现有的合作社，绝大部分只是为成员提供生产技术和信息服务，经营能力还比较薄弱，还没有在经济利益上形成真正的共同体。
2、从合作社外部发展环境看，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一是发展环境仍不宽松，做大做强比较困难。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年终盈余的大头要返还给社员，客观上造成积累不足、后劲不强。一些合作社呼声较高的是税费减免和经营用地优惠政策，这已经成为合作社做大做强的瓶颈问题。
二是资金短缺，融资比较困难。合作社兴办生产经营项目需要资金投入，特别是在农产品收购旺季，需要大量的资金周转。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处于发展初期，经济实力薄弱，资产难以评估抵押，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有的合作社只得依靠民间借贷周转，无疑增加了合作社的经营成本。
三是人才缺乏。尤其是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方面的人才奇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一批有较高文化知识，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由于合作社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从而导致对政府部门的依赖性强，制约了合作社的创新和发展。
第五篇：农民合作社发言材料
发展农民合作组织 为新农村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近年来，我们牢记党的宗旨和人民重托，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促进城乡一体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别是把农民合作组织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抓手，在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创新基层管理模式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和积极实践，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目前，全县各类农民合作组织达到540个，入社社员9.5万户，占全县农户数的54.7%。国内26个省、市4000多人相继来参观考察合作组织，对我们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在全国干部培训科学发展主题案例教材中，以“从单打独斗到专业合作”为题，专门介绍了我县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的经验。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整合资源要素，发挥合作组织在促进农民增收中的引领作用 破解“三农”问题，核心在于农民增收。过去是一个农业大县，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必须立足实际、创新机制。我们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总结农民的致富经验，在全县大力实施“六进”致富工程，引导农民进社、进棚、进厂、进城、进店、进校，全方位开辟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和领域。尤其是把“进社”放在第一位，积极动员农村干部、能人、大户、龙头企业、流通部门等，整合土地、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成立合作组织，将“单枪匹马”的农民融合到产业链、流通链、要素链、利益链等各个环节上，由“风险增收”变成“保险增收”，为农民增收撑起了“保护伞”、系上了“安全带”。今 年上半年，全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3994元，增长23.1%。
一是引领农民在产业化经营中增收致富。充分发挥合作组织外联市场、内联农户的优势，培植产业，组建基地，挂靠龙头，不断扩大农业专业化生产规模，激活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我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覆盖全部主导产业、涵盖所有优势产品，成为联结千家万户的致富桥梁。目前，全县种养加合作社达到432个。今年上半年，种养加各类合作社实现经营收入32亿元，赢利4.3亿元，带动农民增收6亿元。我县通过与大学合作，建立了3万亩优质小麦基地，全部按“订单”进行销售。其抓“品种增效、规模增效、副产品增效、减支增效、加工增效、转化增值”六个环节，提高种粮效益、增加社员收入的经验，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二是引领农民在创新经营方式中增收致富。土地是农民的财富和基本保障。做活土地经营文章，是提高土地产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在继续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的过程中，我们顺应农民意愿，以合作组织为抓手，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创办合作社，探索出了新路子。我县按照“土地入股、规模经营、权益保障、收益分红”的原则，发起成立了有机蔬菜合作社，以合作社为平台流转土地，以社员合作形式进行生产经营，探索形成了以“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模式和“底金+分红+劳务收入”的收入分配方式为特征的“模式”。目前，合作社创办了蔬菜贸易公司，注册了“”牌商标，产品销售到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蔬菜加工增值30%以上，社员不仅每年每亩土地分红1300元左右，而且每人还能通过务工获得6000--8000元的工资性收入。
三是引领农民在创业就业中增收致富。促进创业和就业是持续增 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合作组织可以充分整合农村劳动力资源，是引导农民创业、解决农民就业的一条好路子。我们立足市场需求，大力发展合作组织和各类行业协会，着力为农村人力资源就业搭建平台。一方面，鼓励全民创业，支持有门路、有能力的创业能人，在发展特色产业中组建增收致富的“联合舰队”。围绕培育大枣、种子、蟋蟀、钢球、十字绣五大特色产业，分别成立了相应的合作社或协会，积极为农民群众提供信息、技术、销售等服务。特别是引导十字绣加工户和钢球生产企业分别成立了“县十字绣协会”和“县钢球行业协会”，这两个特色产业从业人员分别达到两万多人，我县被命名为“十字绣之乡”、“钢球之乡”。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探索建立了农民用工协会，让闲散农村劳动力“家门务工，就地挣钱”。我县村抓住附近工厂和火车站需用常年工、临时工的有利时机，成立“用工协会”，组织村里闲散劳力在就近帮工增加收入，已形成336人的专业用工合作组织，社员每天务工收入达到50—60元。
二、拓展服务领域，发挥合作组织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中的推动作用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提高农民共建共享的意识，成为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对此，我们积极探索，在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把组建合作组织作为有效抓手，增强农民对自身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认识，提高农民参与社会建设和管理的自觉性。
一是在农业生产领域自我服务。积极引导农民群策群力改善农村 生产条件，让农民在参与合作中服务自我、方便群众、有所作为、实现价值。我县村成立了农机合作社，实行统一耕播，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生产，同时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发展畜牧养殖、运输等其他产业。村由55户农民发起成立了沼气服务合作社，建立了四个专业服务队，主要帮助农户建沼气池，并负责维修、物料供应、技术咨询培训等工作。目前，该村已建沼气池67个，为周边乡镇农户建设沼气池271个。村民照明、洗澡、烧水、做饭都用沼气，不仅降低了生产费用，还大大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
二是在社会事业领域凝聚民力。合作组织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作用越来越大。我县乡为保护70多公里的村村通公路，成立了公路养护协会，并划分成15个分会，分段承担清除路肩杂草、维护路坡、管护路边林网、制止超载超重车辆上路等管理任务，确保了乡村公路的完好、安全、通畅。该乡还成立了蓄水协会，引导群众自己管理引水工作，协会负责收水费，组织受益村的干部群众管理水渠，协商各村水量分配和引水时间，解决了以往群众争水、抢水引起的矛盾纠纷，实现了有序管理。
三是在社会管理领域强化自治。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途径。我们整合资源、集中力量，构建了党建、政法、综治、信访、群团“五位一体”的新格局，尤其是突显群众主体地位，把发展合作组织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协同力量，在平安建设中引导发展平安协会，培养农民的自我管理意识，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构建促进社会和谐的实体组织。目前，我县已建立村居平安协会、乡镇（街道）平安协会和行业平安协会109个。同时，创造性地开展了“两会一台”建设，即依托全县各村居、企事业单位治保主任、保卫科长，分别 成立治保主任协会、保卫科长协会，依托互联网在县公安局设立治安信息互动平台，架起了警民互动桥梁，实现了治安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解决”。我县社会稳定工作始终走在全市前列，被表彰为建设先进县。
三、搭建公共平台，发挥合作组织在增强基层活力中的催化作用 农民合作组织不仅是农民与市场联接的桥梁，而且是农民与农村基层组织联系的纽带。我们采取“党组织引导搭台、农民群众唱戏”的方式，通过培育发展合作经济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解决党支部、村委会在管理、服务等方面“想做做不了、想办办不好”的问题，使合作组织承担起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经营职能，进而带动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合作意识、文明素质不断提高。随着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我们不断探索加强合作组织党建工作的有效途径，进一步拓展党的工作的覆盖面。截止目前，全县合作组织已建立党组织17个，其中建立党总支1个、党支部16个。同时，村干部通过牵头创办合作组织，不仅体现了为社员服务的宗旨，而且有效地发挥了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在发展合作社中找到了带领群众建设新农村的有效载体。目前，我县村级合作组织绝大多数由村支部书记、村主任领办、创办或参与，成为带领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的“领头羊”。
虽然我县在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与省、市要求相比，与群众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们将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单位的经验做法，提升发展境界，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再上新水平，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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