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无效的确认

第一篇：合同无效的确认

合同无效的确认

典型案例加入时间：2006-7-19 9:40:26长沙律师网点击：83 确认合同无效，依《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以下五种情况：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订立合同，双方当事人应以平等主体身份，协商约定，其合同中约定的每一条款，都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一方以欺诈的方式，在对方当事人不明其具体情况下和受一方当事人胁迫，在无奈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合法权益肯定会因此而受到损害，这种合同不受法律保护，是无效的。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达到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而事先达成某种协议或默契而订立的合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违法合同，是无效的。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的形式、内容、格式都是合法的，但其订立合同的目的是非法的，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其非法的目的，如以合法的买卖合同掩盖其非法占有的目的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订立这种合同的当事人，其目的是为满足自己的私利，其危害性是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侵害国家、集体和公众利益，以损害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所谓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和违反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不是指地方制定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界定了合同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定范围。

第二篇：确认合同无效起诉状

民事起诉状

原告

被告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30号东923房

法定代表人曾昭抗

被告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地址：

法定代表人

被告正恒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地址：

法定代表人曾昭抗

诉讼请求：

判决确认被告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于2004年12月13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无效

事实和理由：

原告为广州市北京路号房屋的所有权人。

2004年8月31日，广州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与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签订《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者将广州市北京路西侧、高第街南侧地块使用权出让给后者，而原告所有的上述房屋座落在该地块范围内。上述《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第12条规定，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月内对该合同项下的土地进行动工开发；应当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7个月内完成建设项目主体工程总投资额的25％以上的建设工程量。”2004年10月14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向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核发穗国用（2004）第27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4年11月11日，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在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涉案地块使用权。2004年11月25日，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出具穗国土交易（2004）第10048号《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挂牌成交确认书》，确认该地块使用权由正恒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竞得。2004年12月13日，正恒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设立的项目公司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依前述确认书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2005年1月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向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发（2004）第1004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6年4月1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根据萧仕北、程佩贞的申请，作出粤府复决（200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给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穗国用（2004）第1004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广州金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2006年12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6）穗中法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广东省人民政府上述复议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和萧仕北、程佩贞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0年8月3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粤高法行终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述判决，驳回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

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将涉案地块使用权转让时，对涉案地块的开发不符合与广州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签订的《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12条的规定。其递交给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的《土地使用权挂牌委托书》上填写了“拆迁面积28000㎡，已拆迁安置36户，拆除了约2887㎡。”广州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与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签订《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合同项下的土地出让金，全部由广州市金德盛实业有限公司代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缴纳。曾昭抗系广州市金德盛实业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也系正恒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曾昭抗也系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在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转让涉案地块使用权前，曾昭抗即以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名义就涉案地块的开发进行招商。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在委托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涉案地块使用权前2003年7月1日，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请示，“鉴于我公司现经济困难情况，无资金能力自行开发发展我公司名下高第街项目及其用地„„我公司决定一1300万元人民币把本项目及其用地以挂牌转让形式转让给正恒地产集团公司（香港）。”

原告认为，被告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与正恒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明知涉案地块不符合法定转让条件，恶意串通，将涉案地块使用权转让，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违反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的禁止性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确认为无效合同。原告所有的房屋，座落在涉案地块上，被告违法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也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为此，原告依法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

此致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起诉人：

二O一一年月日

第三篇：确认合同无效代理词

代 理 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审判员：

湖南红雨律师事务所接受第三人胡军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诉讼代理人。针对本案的审理，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以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争议房屋系曹小庆与刘真菊以调解书的形式协议赠与给曹美嫦，但该赠与行为因标的物未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从而赠与行为尚未完成；曹美嫦不是房屋的所有人，故她也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

曹小庆与刘真菊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该房屋归曹美嫦所有，该约定系赠与合同性质。依照法律的规定，对不动产的赠与应当办理登记手续，实际登记后赠与行为才履行完毕，赠与才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中，曹小庆与刘真菊虽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该房屋归曹美嫦所有，但事实上未实际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此次赠与行为实际未履行，该赠与没有发生法律效力。所以，曹美嫦不是本案系争议房屋的所有人，其不是适格的原告。

二、本案争议房屋实际所有登记权利人是曹小庆，第三人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与之进行的民事活动合法有效。

曹小庆与刘真菊于2008年12月5日调解离婚，约定该房屋归曹美嫦所有。但是第三人胡军在接受曹小庆的代理委托时，从未发现该房屋归其他人所有的，在2010年9月8日曹小庆还将该房屋抵押给了谢勇，房产部门亦办理了抵押登记。同时，在公证处曹小庆向第三人授权时，经核对房屋登记权利人也为曹小庆。因此，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该房屋系曹小庆所有。同时，曹小庆与刘真虽在离婚调解书中约定是系争议房屋归曹美嫦所有但是曹小庆与刘真菊未实际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因此该约定只能是其内部约定，而不能限定第三人的权利，善意第三人根据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与房屋实际登记所有人曹小庆进行的民事行为合法有效。

三、第三人胡军的代理权是受房产登记权利人曹小庆合法授权并经过了公证处公证，该代理行为合法有效，第三人胡军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010年9月8日，第三人胡军与房屋实际登记权利人曹小庆在长沙市蓉园公证处公证，“曹小庆将其名下位于长沙县星沙镇泉塘小区B区18栋201号房全权委托第三人办理上述房屋产权转让、交易过户等一切手续，”该公正是双方一致认可的，并在公证处当面面签，因此，第三人胡军的代理行为没有任何瑕疵，该授权是合法有效的。

四、房屋出让实际成交价为27.5万元，其成交价完全符合当时该房屋的市场价格。

2011年1月25日，第三人胡军通过中介公司将委托人曹小庆的房屋出卖给了杨纠，实际转让价格为27.5万元；当时根据委托人曹小庆的同意，应中介公司的建议，为了少缴纳税费，故将在交到房产局的协议上的交易价格写为144200元。事实上，房屋交易款是27.5万元且该款已实际交付。因此，第三人对委托人的委托事项已完全尽到了职责。

综上所述，曹美嫦不是争议房屋的所有人，故她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第三人胡军的代理委托授权依法经过了公证，合法有效；在交易过程中第三人也没有任何过错，因此，第三人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第三人胡军 的诉讼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予以考虑。

代理人湖南红雨律师事务所 律 师：李小华、刘西菁 二0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四篇：无效合同

无效合同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起算时效期间？

在合同之诉中，诉讼时效是从合同中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计算的，即履行期限届满，而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说明债权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履行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在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的合理期间内，债务人没有履行时，债权人的权利即受到侵害。这就是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

但是，当合同被认定为无效时，自始无效，无效的合同，其约定也是无效的，包括关于履行期限的约定。根据《民法通则》五十八条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九条规定“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无效的合同，自签订之日便没有法律效力，使得民事关系发生变化，由合同之债转变为侵权之债，显然不再是合同之诉，而是侵权之诉。

合同无效，形成无效的民事关系，依过错责任原则分清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无效合同纠纷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则在超过诉讼时效时，请求人便丧失胜诉权。

有人认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而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有权在任何时候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无效，如果认为确认合同无效应受时效制度的限制，必然使违法的合同经过一定时间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无效合同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不符。

《民法通则》建立的诉讼时效制度，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使权利主体间的权利和义务及时了结，既促进民事流转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保障社会经济秩序和财产关系的稳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并未特别规定是针对民事法律行为而排除无效民事行为。无效合同也是经济活动中派生的，也有权利义务关系，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是返还财产并承担过错责任，请求返还财产及要求过错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都属于民事权利，当然有诉讼时效，并且无效合同往往是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无效，根据非法活动不能获得比守法时更多的权利的公平原则，无效合同也不能超出诉讼时效期间的制约，否则，便是对非法行为的鼓励和放纵，是不允许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第二款规定，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撤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请求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失。法律的明确规定表明，无效合同同样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

当合同在履行过程而没有被认为无效合同，且按照有效合同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时，一方当事人起诉，并未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法院认定为无效合同，那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如果认为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则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因为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却在违法而导致合同无效时获得了比有效合同更长的诉讼时效。如果认为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据何在？因为有效合同计算诉讼时效，是以合同中约定的履行期限来计算的，既然合同无效，合同的条款自然归于无效，合同之债转为侵权之债，不再按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来计算诉讼时效。

是否可以认为从合同签订之日，合法权益即受到侵害，便产生了侵权责任，时效即应从此时开始计算？但是，合同在被认定无效前，就认为在合同签订之日便产生了侵权责任对于无过错方是不公平的。无过错方在签订合同时根本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这样计算时效，与《民法通则》规定的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是相抵触的。怎样确定无过错方？当合同由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无效时，应当认定为签订之日即为相应当事人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至于其实际是否知道在所不问。若当事人以合同无效为由请求返还财产，则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即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诉讼时效期间从此时开始计算；而对方当事人则应从法院确认合同无效之日起计算其诉讼时效期间；若当事人没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但法院最终判决认定合同无效，则应以判决认定合同无效之日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

当无效合同包含无效的担保合同时的诉讼时效难以确定，关键在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难以确定。

第五篇：合同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