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英杰读《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老师》有感
读《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老师》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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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杰
读《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老师》有感
今天在读者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老师》看得我冷汗直冒，不禁扪心自问：我还算是儿童的启蒙老师吗？
如果仔细琢磨“启蒙老师”这个词，我们感受到的况味是，儿童心灵、学习、智慧的启蒙者，带有灵魂工程师的味道。可是，这种感觉离我们已经有多远了？光是这个词，已经让我们足够陌生了。——那么，我们是什么？这些年，我们在干什么？
这篇文章表达的观点是很犀利的。它先指出，何为启蒙老师，是“拟定儿童一生蓝图”的人。文章写道，小学是人成长的初级阶段，像一枚干细胞开始迅速分化。此时从老师处学到的东西完全融进生命、化入血液。大学之后所学，则只能作为附加知识——骨架已经搭起，骨缝已经闭合，不论是长肌肉还是长脂肪，总之是没法再长高了。——这就是启蒙老师的重要性。因此，启蒙老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伟人与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成形。因此，启蒙老师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
接着，他又指出，实际上，现在的小学老师——本该是儿童启蒙老师的人，却在不遗余力地在成为中国教育考试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让学生死读书、读死书，后来读书死。文中举了一个例子，旅华多年并在华娶妻生子的英国著名出版人马克·基多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准备从中国撤退，他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只是一个“考试中心”，孩子们的天赋被榨干，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中国并没有这样一条大道，能把孩子培养成领导人、发明家和革新者，但这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作为一名小学老师，读到这里，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我和我的同事们这么些年来，在干什么？我们是不是围绕着考试成绩在努力工作？学生的语文素养呢？学生的灵性和智慧呢？学生对语文的情感呢？学生的心灵又何曾因为我们六年的劳作而走向崇高？
可能有的同事会说，大环境这样。我们只是应试教育车轮下裹挟的一个零件，我们有什么办法？是啊，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可是反观——这恰恰说明我们没有了为人师者的独立和崇高啊！没有了独立的人格，我们就当然听命于应试教育的指令；没有了为师的尊严，我们当然就屈服于物质世界的诱惑。
文中提到现在流行期民国教材风，民国时期的教育确实能给我们以启迪。当时的许多大家如钱穆、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等都曾入中学任教，那时一个学科组，抵得过现在一个大学。他们的启蒙很简单，就是提供给儿童更多的趣味和自
由，没有了这二者，填鸭式只能培养出庸人。陶行知曾做过一次演讲，他拎着一只大口袋上台，众人皆以为里面装的是要分发的材料。却不料他从中掏出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他强按住公鸡的头命其吃米，结果公鸡拼命挣扎，一粒米也不肯吃。后来他松开手，重获自由的公鸡却踱着步自行吃起米来。他解释道：教育就如喂鸡，如果让学生多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文章还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现代社会启蒙老师的先行者——复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他采用自主教材——老庄、蒙田、茨威格，开办各种名人讲座，带着学生逛书店、看话剧，甚至浩浩荡荡组织“文化学旅”。结果以“素质教育”应对“应试教育”，他的学生有着惊人的战斗力。我想，我们也应该向使儿童天赋和自由萎缩的应试教育宣告叛离了，我们也要独立思考了，也要独立作为了。当我们在教语文的时候，我们要反思：学生爱识字吗？学生爱学习吗？学生爱读书吗？学生爱作文吗？学生会学习吗？学生会读书吗？学生会作文吗？学生的灵性发展了吗？学生的心灵走向崇高了吗？如果向着肯定的答案走，那我们就在向着启蒙老师的方向努力。
如果有可能，我要在学校的醒目的地方书写：
爱学习、爱读书、爱生活；会学习、会读书、会生活。
再写上：启蒙——绘就孩子一生的蓝图。
第二篇：读 《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老师》有感
读 《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老师》有感
今晚没开电视，翻阅才收到的《读者》。杂志于我，已经有种久违的感觉。近日读莫言的精品文集和冯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看完后，觉得不敢怎么说，一位是诺奖得主，一位是文坛泰斗，轮不到我等草民评说。
仔细看完曲辉先生的《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一文，心理又有些止不住思绪泉涌，大有不吐不快之感，或许，我的看法片面而有失偏颇，但我还是想谈一谈。
身在小学教育这一块，目睹儿童身心被奴役的教育模式，我深感痛心与惋惜。正如作者所言，现在的教师，“他们只是枯燥的国家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不关心学生如何做人，只关心他们的分数。”
在中考、高考的应试教育指挥棒下，家长和老师最为关注的也是孩子的分数。儿子今年十七岁了，在读高二。在学校，他体会不到丁点的读书的乐趣。除了分数和名次，教师根本不关注其他方面的发展。成绩不好，不是受到冷嘲热讽，便是被无情地赶出校门，提前结束求学生涯。
儿子多次委屈万分的倾诉，成为我心中的痛。我无法改变现状，在缤纷的社会百态面前，如何给教育一条生路，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真的无能为力。复旦附中的特级教师黄玉峰的做法让业内人士广为称赞，可更多循规蹈矩的中国教师，却不敢也没有勇气去尝试这样的教育方式。
孩子们学习之枯燥，真令人咋舌。很多农村学校，没有专业教师的引领，缺乏社会实践的动手操作机会，也完全没有走出去，学回来的教育思路。学校，特别是义务教育类学校，将一朵朵娇嫩的鲜花培育在温室里，将一颗颗充满希望的种子扼杀在一遍又一遍、一轮又一轮的所谓安全教育之中。
近些年的社会大调查中，国民体质急剧下降，究其原因，人们在孩子成长初期就早早地制订好营养计划，却从来没有人为孩子制订锻炼计划，乃至上学、放学，都由大人扛着、背着，一步也不想多走。
大多学校区域窄小，楼房林立，就是缺少孩子活动的空间。孩子们不是坐在教室上课，就是趴在走廊张望，鸟儿飞得多高啊，人类却过早地失去了飞翔的能力！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结果，孩子们的童年成了各类培养班的赚钱乐土，培养班多了，孩子们没有了童年的奔跑，失去了欢笑的理由，这真的就是现代社会的需要？
教育出现的种种怪现象，是否都表明一切责任都在教师身上？是不是所有问题都出在一线教师的教育方式上？一线教师在一层层的上级领导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下，怎样去展开真正有效的，足够影响孩子一生的启蒙教育？
教育家朱永新先生说过：“教师是一个冒险甚至是危险的职业，伟人与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形成，因此教师必须如履薄冰，尽最大的努
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在曲辉先生的笔端，现代教师没有几位是真正称得上称职的。在他眼里，只有那些著名学者、教育家，如钱理群，德国教师卢安克，蔡朝阳，邹华章，袁鹏飞，纪连海。但偌大的教师队伍之中，为何偏偏名师都是屈指可数？为何社会偏偏要求每位教师都成为各具特色的所谓名师？有特色还好，尤为可悲的是，某些城市每年根据某些人的某些标准评选出城市十大名师。试问：名师是评出来的吗？
一线教师大多都是平凡的人，现代社会在对教师提高要求时应学会自省，人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教育的大环境中，为我们的同伴及子孙后代都作了怎样的教育楷模？
在教育改革这个重要的环节中，如果只是一味地对一线教师辛勤实践的教师横加指责，这是毫无道理的。在教育这一大块的人文性最强的社会区域中，我们的教师更需要世人有一种美德——宽容，来看待每一位辛勤付出的老师。
让我们都拿出实际行动，为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吧！
第三篇：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老师
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老师
曲辉
9月是孩子们入学的时候，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刚参加完儿子的入学家长会，她听到校长演讲中日学校怎样考“甲午海战”。中国的考题是：甲午海战是哪年发生的？历史意义是什么？然后老师会总结5点，让学生背熟，少答一点扣分。日本则会考学生：了解了甲午海战的历史之后，你认为日中之间还会有战争吗？谁会赢？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判断？
“是啊，这样下去谁会赢？”张泉灵在微博上感慨道。旅华多年并在华娶妻生子的英国著名出版人马克·基多在英文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文章，声称准备携家带口从中国撤退。文中他特别尖锐地批判了教育问题，指出中国的基础教育只是一个“考试中心”，孩子们的天赋“被榨干”，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中国并没有这样一条大道，能把孩子培养成领导人、发明家和革新者，但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如胡适所说，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只消考察三件事，而第一件事就是看他们怎样对待孩子。胡适的眼睛的确够毒——近100年后的今天，在最应该被启蒙的年纪，我们的孩子没有得到应有的点化。在最需要先生指导、孵化想象力和创意，最大限度地发掘天赋的时期，我们的孩子缺乏真正能照亮他们心灵和智慧的好老师。
拟定一生蓝图
没有好先生就没有启蒙。大学是对一个人深加工的地方，而之前的底子和模样已经由基础教育打下：不论是小皇帝还是小公主，都得离开罩着他们的“父皇”“母后”进入学校，接受集体生活与正规授课的洗礼，学习各学科基础知识，学会待人接物，开始规律作息。这是他们社会化的起始，人格成长的初级阶段，像一枚干细胞开始迅速分化。此时从老师处学到的东西，完全融进生命、化入血液。大学之后所学，则只能作为附加知识——骨架已经搭起，骨缝已然闭合，不论是长肌肉还是长脂肪，总之是没法再长高了。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雕刻师，一天，他问正在雕刻石狮子的父亲，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雕刻师。父亲说：“看！拿这头石狮子来说吧，我并不是在雕刻这头狮子，我只是在唤醒它。”父亲进一步解释说：“狮子本来就沉睡在石块中，我只是将它从石头的监牢里解救出来而已。”
教育家朱永新先生毫不客气地给教师行业提高“准入门槛”：“教师是一个冒险甚至是危险的职业，伟人与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形成，因此教师必须如履薄冰，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
如果说待启蒙者是一张纤尘不染的白纸，那启蒙先生无疑参与拟定了待启蒙者一生的心中蓝图。1909年12月8日，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教师的徐特立，在学校操场进行演讲之时，讲至国耻民辱不胜激愤，热泪如倾，当场挥刀将自己的左手小指砍下，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交给请愿团。时为其学生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起徐特立的壮怀激烈，认为“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0岁入学，他的启蒙先生钱伯圭年轻时曾游学于上海，是深藏不露的革命党人。一天，钱伯圭拉住钱穆问：“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是这样吗？”钱穆称是。老师告诉他：“这样的书不要再读了。一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因为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才会这样。像现在欧洲的英、法等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以后该学他们。”
一番教导，让钱穆顿觉“巨雷轰顶，全心震撼”。多年之后他回忆道，自己毕生所从事的治学研究，其最初动力都来自于老师的这一番启发。他自己入大学执教之前曾做过10年小学教师，8年中学教师。钱穆晚年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
这也是为什么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钱理群总说自己“有一种癖好”，就是“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他教大学之前在贵州教过18年的中学。如今这“癖好”愈演愈烈，钱教授退休之后没有在家养花种草，而是回到母校南京师大附中给中学生上了一个多月的课，讲古典讲鲁迅，还马不停蹄地义务到各地给年轻人讲课。他自己说，像钱穆那样的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早在“五四”时就形成了传统。
最近出版界涌起一股“民国老课本热”，尤其是1932年的8册版《开明国语课本》，其影印本多次卖断了货。这部教材由叶圣陶编写课文，画家丰子恺绘制插图，清新质朴，简洁实用，毫不陈腐。当时的钱穆、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等知名大家都曾入中学任教，佳话颇多，一个年级的学科组就能强过现在的一所大学。
可我们今天的老师，论学养论人格魅力，有几人能担得起“启蒙先生”这4个字？他们只是枯燥的国家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不关心学生如何做人，只关心他们的分数。
诗人于坚有一天送孩子去上学，下雨天路滑，到校门口时考试铃声响了，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往进挤，生怕迟到。有个女生滑倒了，于坚吃惊地看到——学生们没有一个人去扶她，女生自己挣扎着爬起来。他不由慨叹道：“现在的学校到底教了些什么？”
今年4月份，江苏启东市一所中学的一名学生被安排在升国旗仪式中发言，可他却把此前由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偷梁换柱”，临时发表了一番火力十足的教育批判。
“根据调查，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世界第一，创造能力世界倒数第一„„没有一个诺贝尔奖是接受中国教育而获得的。”全校师生猝不及防地怔在那里，连话筒的电闸也忘了切断。没想到越往后尺度越大：“我们感觉不到老师的伟大，他们为了升学率，不断逼我们，要么是补课，要么是布置做不完的作业„„他们关注我们只是为了升学率。难怪有调查显示，90%的学生毕业后不回母校看老师，一点感情都没有！尊敬的老师们，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他问到了点子上。山崩地裂时只顾自己抱头鼠窜的“范跑跑”还怎么指望学生对他有感情？机械而陈腐的课堂怎么指望学生对它有感情？一个负责“灌”，一个被迫“吞”，老师和学生一起被卷入麦当劳式的生产线中。想象一下，孩子们被领着计算“一个排水口，一个进水口，边排边进，多久才能灌满”这样几十年嚼不烂的“坑爹”问题，想象他们像做广播操一样写着作文，想象他们打着吊瓶把头埋进纸堆里，一边痛不欲生一边撂狠话诅咒这一切。学校心无旁骛地把他们像生肉一样推向下一个出口，等待中考和高考盖下合格的印章。教育本来是用来强国的，可现在的教育挤给孩子们喝的净是些富含三聚氰胺的毒奶。教师中更有甚者，正课马虎应付，课外开小灶讲考试秘诀，好比开刀的大夫只要没收红包，就要刀下没数、剪下无情，直接催生出另一片被潜规则统治的领域。不想自己孩子沦为没人管的“差”生，家长自然就要开动脑筋，经常明里暗里“意思”一下。有个老师开班会，对班上学生说，让你们的爸妈别再给我充话费了，换点别的方式吧——他的话费太多了。硝烟弥漫的教育是一场战役，从中学择校到为挑小学发愁，再到挤破幼儿园的门槛，一路向低龄幼儿伸出魔手。义务教育呈现出如此荒诞的怪现状，这样的教育，还指望将来有谁会感恩戴德？
以素质教育对应试
那么好的启蒙老师应该是什么样的？难道铁青着脸维护师道尊严，并把答题技巧奉为尚方宝剑才是唯一标准？多元化的冲击正在瓦解这块铁板。更具创新力、亲和力，更富有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麻辣老师”们正逐渐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道新景观。
无论是著书炮轰语文教育的蔡朝阳，还是抱着蟒蛇上课的美术老师邹华章，无论是嬉笑怒骂的袁鹏飞，还是旁征博引的纪连海，他们都不拘于通常的教程设置，而是奇思妙想，发散开来，使得原本枯燥的课堂妙趣横生。
其实他们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提供更多的趣味和自由。老前辈陶行知针对这个教育理念，曾做过一次演讲。他拎一只大口袋上台，众人皆以为里面装的是要分发的材料，却不料他从中掏出一只公鸡和一把米。他强按住鸡头命其吃米，结果公鸡拼命挣扎，一粒米也不肯 2 吃。后来他松开手，重获自由的公鸡却踱着步自行啄食起来。听众一头雾水之际，陶行知解释道：“教育就如喂鸡，如果让学生多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当年教中学的朱自清也与学生亲切互动，授课极受欢迎。当时有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里面写道：“他是一个肥而且矮的先生„„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课的时候，总是煞有介事似的从讲台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点滑稽的态度。”朱自清不仅不生气，反而当众朗读，赞赏其文读后如见其人。而他自己平时一旦有新的创作，也会与学生一同分享。俞平伯在春晖中学旁听了朱自清的一堂国文课，认为“学生颇有自动的意味”，甚至超过大学生。
因此，做一名解放学生天性的启蒙先生，恰恰是回归了教育最初的理念。在中国山村支教十余年的德国教师卢安克特别注重启发式教学，他主张把中国画、手工课等融入到日常教学中来。2003年，小学里喜欢戏水的学生纷纷提议想建一个游泳池，卢安克就让学生自行考察，然后一起讨论设计。动工的时候很多家长前来帮忙，学生便只能乖乖地束手待在一旁。卢安克便打发走家长，让孩子自己来做剩下的工作。游泳池顺利建成，有人对卢安克的教育理念赞叹不已：“我们是想着怎么快点做好，他是想着孩子们的感受。”
大胆的教学试验同样可以在城市学校展开。复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就曾高调宣称“决心做当今语文教学的‘叛徒’”。像民国时的前辈们一样，他也采用自主教材——老庄、蒙田、茨威格等皆选入其中。他还开办各种名人讲座，带着学生逛书店、看话剧，甚至浩浩荡荡地组织“文化学旅”游山玩水。“看到景点讲景点，看到匾额讲匾额，看到碑文讲碑文，看到碑上有错别字我们就指出来。”到后来，不带标点的文言碑文，学生自己就能读下来。除了学校大考，语文课再也没有考试和卷子，每周倒是增加了阅读和绘画、篆刻时间。有人批评他的教学如“放羊”。他说“放羊”有何不好？如果是放到水泥地上，那羊只能饿死；但如果领到水草丰茂处，羊自会吃得肥肥的。
像黄玉峰这样秉承民国遗风的启蒙先生逆流出现在现行教育体制中时，难免会引得世人大哗，自然会招致校方、家长甚至学生的质疑。而针对整个社会最关心的考试问题，黄玉峰的理念十分新颖：“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事实证明，他的学生在传统的升学平台上同样展示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麻辣”有时因过于叛逆而沦为展示的噱头时，他的尝试无疑理性而沉稳，提供了一条可以效仿与深入拓展的道路。
而这样的路至今仍少有人走过。钱学森晚年曾发出这样震撼人心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像李约瑟难题一样，这个尴尬的问题由上而下困扰国人多年。然而始终有很多人不明白，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氛围中，校舍与硬件设备再好，“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应试教育照样会将中国的孩子撂倒在起跑线上。最好的学校绝不是设施一流的学校，而是教师一流的学校。那些我们称之为“灵魂工程师”的启蒙先生学养几何、魅力几分，能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与我们相遇，才是真正为个人与社会埋下的最大伏笔。
读《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老师》有感
仔细拜读了《起跑线旁缺席的启 蒙先生》，深深感受到了字里行间蕴含的作者对当前教育的不满、批判，对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鄙夷、不屑，对站在起跑线上的孩子们的同情、怜惜。作为一名从事了22年基层教育的教师来说，我的内心像打翻了五味瓶，真的说不清是心酸，同情，惭愧，还是愤恨，鄙夷，不平。
对于文中提到的各种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我同样嗤之以鼻，对于教育的终极目标我非常认同，对于多年教育造成的恶果我非常痛心，可我能说什么呢？因为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也 3 理应为当前造成的教育现状负责。可有没有人问问这真的是教师的初衷吗？
当我们踌躇满志地走出师范院校，踏上三尺讲台的时候，我们何尝没有勾勒过美好的蓝图？为学生，为自己。那时候也畅想做一名引领学生走向高远，走向崇高的灵魂工程师，那时也想给学生的心灵一个自由的空间，给课堂注入一份活力，给教学方式一副全新的面孔。有时间就带领孩子踏青，捉鱼，堆雪人，做游戏；有时间就让他们读书，作画，讲故事。带领着一群小精灵在阳光下快乐地享受校园生活，没有板着的面孔，没有严厉的呵斥，没有重复的作业，没有所谓的师道尊严。师生真的是朋友甚至是大姐姐与小弟弟小妹妹的关系。可一学期下来，考试成绩一项一项地算出来，结果可想而知。无数个平行班级的排名就像一枚炸弹，轰塌了所有美好的构想。试想，试卷上没有兴趣爱好创造力的考查，有的只是固定的模式，固定的答案。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朋友家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做过一个语文填空题，“一（）围巾”要求填合适的量词，孩子见过农村奶奶围的正方形的围巾，于是填上了“块”，可发下来的试卷上是一个大大的“x”，因为标准答案是“条”。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类似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因而当我们为教育的弊端而痛心时，当我们为不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而扼腕时，当我们为孩子缺少合格的启蒙老师而焦灼时，不要把责任都推到老师的身上，因为我们何尝不是受害者？
试问哪个老师愿意将孩子埋进题海，也把自己抛在里面？哪个老师愿意板起面孔，尘封起温馨的笑容？哪个老师愿意把师生的关系搞得水火不容？哪个老师愿意抛弃学生的尊重甘心充当恶魔？相信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可为什么大家又都在做自己本心不愿意做的事情？是谁逼迫了我们？是教育机制，是评价机制。
文中说“我们今天的老师，论学养论格魅力，有几人能担得起“启蒙先生”这四个字？他们只是枯燥的国家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不关心学生如何做人，只关心他们的分数。”漫漫为师之旅上，我不知有多少次深有感触地这样想，这样自责，这样叩问，可一人之力能改变什么？繁杂的考核机制，明确的升学制度，固定的考试模式，谁能改变得了呢？考试的题型基本是固定的，答题的方法基本是固定的，选拔的方式基本是固定的，教师晋级的标准也是固定的。你可以走自己的独特之路，你可以无视一切的考核制度，可学生的成绩要参与评价，从一到末尾的排名是一切评价的基础，家长要看，社会要看，领导也要看，孩子晋升高一级学校更要看。孩子综合素质再高，考试过不了分数线，依然不能继续深造，社会哪些部门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因而不管能力大小，首先要能够进入高一级的平台，否则又有几人凭一己之力能杀出一条血路？更别说老师们了。评优晋级，哪一项离得开学生的成绩？你素质再高，创新意识再强，所教学科的成绩上不去，一切免谈。那谁还敢，谁还肯用自己的辛苦去做无谓的挣扎？一头扎进题海、教给学生答题套路的都成了名师，各项荣誉汇聚名下，其他教师怎能不纷纷效仿，一头扎进题海呢？退一步讲，即使有的教师能够视名利如粪土，坚守自己的教学风格，可若成绩连年处于低谷，就不知还有没有机会站在讲台上了，还谈何改革？
就像文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感觉不到老师的伟大，他们为了升学率，不断逼我们，要么补课，要么是布置做不完的作业„„他们关注我们只是为了升学率。难怪有调查显示，90%的学生毕业后不回母校看老师，一点感情都没有！尊敬的老师们，这是你们想要的吗？”我们是不伟大，我们是常常布置作业，还要补课，可你们以为这是我们想要的吗？谁不想该下班就下班，该双休就双休，该休息就休息，可能行吗？为学生补课占用的是老师的休息时间，布置作业需要老师一本本地批阅，学生的辛苦老师早已加倍地品尝，教育的弊端老师更是感受得清清楚楚，可又能怎样呢？只能适应，只能随波逐流，只能违心地做着有悖于教育初衷的事情。有时自己都看轻了自己，因而只能痛苦着，挣扎着，重复着，劳作着。当下的教师不是“如履薄冰，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而是如履薄冰，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和自己学生的成绩走向更高。”
可怜的孩子们，可悲的老师们！
当我们为“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而困惑不解时，请深入教育第一线，听一听身处题海的教师们的心声，看一看奋斗在教育前沿的老师们的工作，相信你会明白为什么起跑线上缺席了“启蒙教师”，因为或许那里的声音最真切！
校友为何愿意巨额捐赠
捐赠是主要经费来源之一，在耶鲁、哈佛、斯坦福等大学中，这部分来源超过学费总额。2011年，耶鲁大学校友捐款七亿多美元，加上投资回报，到去年底耶鲁捐赠基金的总额超过200亿美元。2010年，哈佛大学校友们捐款6亿美元，其捐赠基金总值超过275亿美元。在2008年一年时间里，全美各大学共得到310亿美元的捐款。不管是私立还是公立大学，校友捐款决定了各大学对学术研究、教学内容和形式的投入水平，也是学术自由的财务保障。
问题是：大学靠什么吸引校友捐赠？对于校友来说，他们同样面对教育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难以度量的挑战。当然，校友很在乎手中持有的毕业证、学位证价值，在乎当自己说出是某某大学毕业时，在亲戚、朋友和同事面前脸上有光。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时，有位叫杰夫的亿万富翁校友跟我讲：让他最痛苦的，是看到周围的华尔街朋友和同事多数是耶鲁、哈佛、斯坦福这样的大学毕业的，很少碰到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友，他经常不敢说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所以，他立志要多捐钱支持威斯康星大学，让威斯康星大学出人头地！在我1995年决定离开威斯康星时，他主动打来几次电话表示如果我能留下，他愿出钱设立讲席教授位置。
可是，话又说回来，威斯康星大学一年一万多毕业生，一个校友再有钱也难以改变根本呀，螳臂挡车不容易！更何况也不一定想让那么多其他校友搭便车。
校友捐赠的另一重要动因是因为爱母校。只是如果因爱母校而捐，或许10万也可表达心意，用不着千万，甚至几亿美元。到底是什么打动他们？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当年得到的教育值这么多钱吗？——这也是近年来访耶鲁的国内大学领导和相关人士经常问的一些问题。
根据人类社会的经验，一旦从现实利益领域走到情感领域、爱的领域，以货币计算的价格空间往往能被无限延伸，至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延伸。在找校友捐赠时，没人会说“你当年在耶鲁受的教育该值这么这么多，而你当年付的学费才五六万一年”，而是会先了解这个校友对学校的感情如何，看他对学校的哪方面最在意，然后根据他对母校的发展愿望或最热衷的事物，进行协商。这样，校友往往愿捐赠资金，让母校做他自己没时间、没专长做到的事，使母校的利益跟校友个人的偏好走到一起，这反而使校友更加感谢母校，而不是母校求着校友，捐赠的金额也可以是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
当然，维护并巩固校友对母校感情不容易，需要许多细小的努力。这在高度行政化的中国大学里尤其难以做到，校方行政更多关注的不是校友和学生的感受，而是上级领导的脸色。比如，几年前，大量大学院校被强制合并，千千万万校友一夜间成了“没有母校的人”，即使有意捐赠，也不知投奔哪里！
即使学校没被兼并消失，校园也可能因多次重复建设而面目全非。耶鲁各宿舍、各楼房建筑与大街小巷都不能改变风格，也不能改变颜色，许多建筑两百多年不变。耶鲁校方要装修一栋楼房，更不用说拆掉重盖一栋建筑了，稍微不小心，就会有校友起诉校方。
为什么耶鲁不能改变自己的楼房建筑呢？当然，从法理上看，耶鲁是校友的学校，各校友都有其中一份。更重要的是，对校友特别是年长的校友来说，在耶鲁上大学的四年是他们人生历程中最珍贵的几年，至少是最重要的时段之一。大学生活和学习打下了一辈子都不会磨灭的烙印，这些人生经历和体验尽管可以记在心上、留在记忆里，但大学经历往往跟具体的楼房、教室、建筑、食堂、宿舍、球场、游泳馆、跑道，甚至跟具体的一草一木连在一起。对校友而言，这些就是他们的经历和记忆的载体。毁坏、改造当年的原物，等同破坏他们珍贵的人生经历。所以，当耶鲁要大兴土木改造校园的任何一块，甚至一草一木时，校长就不得不应对诉讼官司！
1983年我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南大学。1979到1983年的那四年，自然对我格外重要，许多成长经历和记忆都跟具体的地方和场景连在一起。前些年，当回到母校看到当年的教学楼、食堂和宿舍被拆并被完全新建时，我知道母校对我的意义不再跟原来一样。如果新盖的学校楼房跟其他大学或工厂的那么类似，走在母校怎么会跟走在其他大学校园有区别呢？虽然母校对我人生的意义总是很大、很特殊，但有一些就跟着那些老楼、老地方一起消失了。
由于教育本身的无形无色无味，不同社会已经试过不同办法，通过看得见的载体去尽量让教育的“质量”显形化，让本来无形的教育质量尽可能有形，以便社会对教育的定价尽量接近真实价值。以前谈到，在中国，由于政府是最主要的教育经费来源，为了规避教育质量的无形无色无味带来的评价困难，国内大学就通过不断盖新楼、盖最好最现代的大楼，来使大学“质量”变得有形可见，以此来表现教育业绩。在美国，政府办的公立大学也面对中国大学同样的问题，它们除了也盖新楼让大学业绩有形化之外，也通过花几百万美元高薪请最好的橄榄球教练，以最好的橄榄球队来规避教育定价困难带来的挑战。
此外，教室楼房、一草一木、图书馆珍品藏书、先进实验室、获诺贝尔奖教授等等，能将大学教育内涵有形化。尤其对中国大学、中学来说，保住校园的一草一木和各建筑的原型原色非常重要，因为它们都是大学教育经历的有形载体，帮助维系校友对母校的感情，让校友更能把母校的事等同自己的事，以显性方式见证大学教育，减轻教育定价的挑战。楼房树木是校园文化的具体载体，留住并维护好楼房树木，也是校园文化传承的必须。
大师之大 大在哪里（林少华）
自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以来，中国的现代大学已经走过了115年风雨旅程。如今仅大陆本土即有大学2362所（一说2700所）。若问115年间哪一所大学最成功，当数抗战期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据统计，2522位西南联大毕业生中，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人，获国家最高科技奖3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6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位院士，西南联大有26位。后来的两院院士之中，西南联大出身者占171席。而耐人寻味的是，这所最成功的大学也是最破烂的大学。杨振宁日后回忆：“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 6 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风吹掉。”
于是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校舍如此破烂的大学何以成为115年间最成功的大学？追问者不乏其人，回答者亦不乏其人。其中有的并非大学中人，如媒体人刘宜庆君。8年来，他始终从教授群体特质这一角度回答这个朴素的疑问。2009年出了《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2010年出了《浪淘沙：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前不久又出了第三本：《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
“大师”之语，显然来自梅贻琦校长的名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士”为“士大夫”之略，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谓“士人精神”，大体指修齐治平先忧后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以及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名节取向等等。但西南联大教授们大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学贯中西，因此他们身上不仅有传统士人的精神印记，而且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西南联大教授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坚守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不党不官，人格独立，为社会代言，为百姓请命，行使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的权利。„违千夫之诺诺，做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将双重身份——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的风骨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完美结合。”
这里只举书中周炳琳教授为例。周的专业是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留美回来后，历任清华、西南联大和北大的教授。自1931年开始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直到1949年，达18年之久。他虽然身居教职，但始终关注时局，心系国家命运，为争取民主和民主宪政奔走呼号，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他是早期国民党员，曾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作为参政员，每次开会都慷慨陈词，批评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官商不分，从来不畏权势不讲情面。一次批评通货膨胀，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辩解说“没有通货膨胀”，周回敬道：“闹到钞票发行到用扫把扫，才算膨胀吗？”孔无言以对，蒋介石只好出面打圆场。蒋屡次许以高官厚禄，但周炳琳不为所动。抗战期间蒋曾让他在国民党宣传部长和社会部长二职中任选其一，但他一个也不选。邀他出任最有机会接近蒋的炙手可热的侍从室顾问，他也以回西南联大任教为由一辞了之。在西南联大，他一再批评蒋介石的独裁和***，呼吁实行民主宪政，认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抗战，也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建国”。在呼吁无效的情况下，1946年后索性不再出席参政会，拒绝出席“伪国大”。
就是这样，作者以其理性、细腻而富于历史责任感的笔触写出了张伯苓、梅贻琦、冯友兰、贺麟、姚从吾、周炳琳、钱瑞升、张奚若、罗隆基、曾昭抡、费孝通、闻一多、傅斯年等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士人精神及其崇尚独立、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的现代知识分子风采，让这些大师们从八年抗战的炮火硝烟中，从风雨飘摇的简陋校舍中，从是是非非的历史迷雾中向我们走来。或西装革履，或中式长衫，或表情凝重，或神采飞扬。“云山沧沧，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曾在一篇名叫《大学之大 大在哪里》的文章中写道：大学之大，不取决于其校区面积之大，不取决于其师生数量之大，不取决于其设施规模之大，不取决于其投资款额之大，而在于其是否大气——是否具有藐视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孤高之气，是否具有引领国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气，是否具有敢于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凛然之气，有此气，再小亦大；无此气，再大亦小。其实，这段话用来表达“大师之大 大在哪里”也并无不可。概而言之，大师之大，大在气节，大在骨气，大在正气——惟气大而已。
反观时下不少教授，气也不可谓不大，可惜大的是官气、俗气、铜臭气、江湖气、市侩气、酒肉气。以“骨气”言之，气没了，只剩下骨，而且是软骨，一身软骨——在官员官位面前站不起来，在利益集团面前站不起来，在“孔方兄”面前站不起来，甚至在“洗脚馆”面前也 7 站不起来……。生于本土，未学得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游学欧美，未学得西方高蹈超越的形而上思维；负笈东瀛，未学得日人的一丝不苟克己奉公。较之西南联大的前辈同行，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也许有人说民国时期尚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这诚然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性原因——但现在也并非完全没有。说尖刻些，问题也还在于你是否积极利用这个空间和利用这个空间做什么了？如果体制好上天了，一切好上天了，还要你这个教授做什么？还要大学做什么？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极想推荐刘宜庆君的这本书：《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
满庭芳 ——秦观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第四篇：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读后感
《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读后感(崔丽君)
读了《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一文后，我感触颇深。
现行的中国教育体制就是应试教育，正如文中所说的：中国的基础教育只是一个“考试中心”，孩子们的天赋“被榨干”，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
对于文中提到的各种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我同样嗤之以鼻，对于教育的终极目标我非常认同，对于多年教育造成的恶果我非常痛心，可我能说什么呢？因为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也理应为当前造成的教育现状负责。可有没有人问问这真的是教师的初衷吗？
试问哪个老师愿意将孩子埋进题海，也把自己抛在里面？哪个老师愿意板起面孔，尘封起温馨的笑容？哪个老师愿意把师生的关系搞得水火不容？哪个老师愿意抛弃学生的尊重甘心充当恶魔？相信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可为什么大家又都在做自己本心不愿意做的事情？是谁逼迫了我们？是教育机制，是评价机制。
其实，现在的教育模式是在社会的压力下形成的。学生的压力非常大，来自家庭，来自学校，来自社会。导致学生不得不学，老师不得不压制学生的其他方面的兴趣，迫使孩子们按照家长、老师事先制定好的模式去生活。我想，这真的不是孩子们所向往的，真是可悲可叹啊！
虽然对现行的教育模式有诸多看法与不满。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别无选择，在这里我只想说说自己的想法，说到启蒙先生，这应该是影响孩子一生的关键人物。所以作为老师，一定要扮演好启蒙者的角色，让孩子们实实在在受益。我认为应具备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师德。人们常说：“师道不立，其教不成”。教师良好的思想品行将是教师最伟大人格力量的体现。正是因为这一伟大的人格力量，才能真正做到“身正为范”，成为了学生学习的榜样，那么教师就可以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学生的成长就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证明，育人单凭热情和干劲是不够的，还需要以德立身、以身立教。作为一名教师就要有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甘为人梯，像“春蚕”吐尽青丝，像“蜡烛”化成灰烬，把毕生献给事业，献给学生。
其次，必须具备过硬的师才。明代思想家黄宗羲云：“道之示闻，业之示精，有惑不能解，则非师也。”是啊，有惑不能解，怎么能称得上“学高为师”。由此可见，一位教师具备过硬的基本功，渊博的学识是如此重要的。记得一位优秀教师说过：作为教师，只有我们拥有一桶水，才有可能让学生分得一杯水。因此在任何时刻我们都有必要对自己进行不断地充电，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内在素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惑能解，有业能授精。学生才会真正地“亲其师，信其道”。
三、还必须具备纯纯的师爱。其实我们应当明白：在争当优秀的人民教师过程中，“德与才，都不可偏重”。然而真得要想做到德与才兼备并不难。那就是要付出每个教师对学生纯纯的师爱。记得有人说过：“疼爱自己的孩子是一种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一种神圣”。教师对学生就需要这样一种神圣的爱，要不求
回报，严慈相济，这种爱是学生接受教育的感情基础，因为热爱一个学生就等于塑造一个学生，而厌弃一个学生无异于毁坏一个学生。可以说，有了这种师爱，教师就可以倾注他一生的爱心，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就会拿自己的师德与师才方面与别人相比，从而不断地扬长避短，取得长足的进步，这就是所谓的“爱的力量”。而一旦学生体会到这种爱的情感，他们就会在愉快的情感体验中接受教师的教导。
让我们都拿出实际行动，为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吧！
第五篇：《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读后感
追求朴素的真教育
——《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读后感
商云/文
今天认真拜读了曲辉老师的《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老师》，文章中痛击中国教育弊端的犀利语句，句句如同重锤，敲打着读者的灵魂，心中不仅要问：中国的教育究竟怎么了？中国的启蒙先生去哪里了？！
何为启蒙老师？百度一下得知，启蒙老师就是指“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的人”，是“普及新知识，使人们摆脱愚昧和迷信的人。”曲辉认为启蒙老师是“拟定儿童一生蓝图”的人，因此也就指出了启蒙老师的重要性。
教育就是让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按照自然规律，以其独特的方式得以舒展、得以生长。可当我们在要求孩子们死记硬背某个历史事件的活动时间、意义时，创新思维被禁锢了，当我们的教育以分数为唯一标准时，学生的理想、人格、生命的尊严统统屈服于至高无上的分数，他们的生命成长过程是多么的单一，单一得令人感到悲哀和窒息。
朱永新老师认为“启蒙老师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伟人与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成形。因此，教师必须如履薄冰，尽自己最大努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
如今的老师工作压力大，负担重，究其原因，为分忙，为分累。即使是教学过程，也是根据考试要求为指导，三维目标被折断了双翼，情感和能力的培养被搁置一端，知识目标不断被强化，再强化。有的老师甚至认为，与考试无关的知识点少提，甚至是不提。学生在题海中不断挣扎，在作业中犹豫彷徨，在频繁的考试中逐渐变得麻木。
本该是儿童启蒙老师的人，却在不遗余力地在成为中国教育考试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让学生死读书、读死书，后来读书死。文中讲了一个令人倍感汗颜的故事：旅华多年并在华娶妻生子的英国著名出版人马克·基多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准备从中国撤退，他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只是一个“考试中心”，孩子们的天赋被榨干，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中国并没有这样一条大道，能把孩子培养成领导人、发明家和革新者，但这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素质教育推进多年，但效果如何呢？最终只不过是披着素质教育的外衣，大肆开展应试教育，而且是愈演愈烈。
曾经读过《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书中的小林校长是一位真正的启蒙老师，小豆豆可以算是一个很幸运、很幸福的学生。她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可以和小林校长连续说上三个小时的话，可以和同学们们一起体味野外生活，可以欣赏校园里的美丽风景，可以体验帮助别人的乐趣，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即使犯了错误也会得到小林校长的宽容和尊重……而这在我们看来，可以称得上是教育中的世外桃源了。
其实，类似小林校长的教育思想，早在我的民国时期，钱穆、夏丐尊、朱自清、叶圣陶等诸多大家都已经提出。他们的启蒙很简单，就是提供给儿童更多的趣味和自由，指出：“教育就如喂鸡，如果让学生多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一个现代社会启蒙老师的先行者黄玉峰老师也指出：“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事实证明，他的学生在传统的升学平台上，同样展示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他们的教育思想和主张，无疑给我们指出了前行的方向和道路。如何成为一位合格的启蒙先生，让孩子赢在在起跑线上？那就是，揭开教育花哨浮躁的假象，撕去分数至上的外衣，一切从学生的生长规律出发，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尊重生命，尊重个性，呵护创新思维，追求一种朴素的真教育，让教育回归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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