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如何处理外交失礼事件

第一篇：周恩来如何处理外交失礼事件

周恩来如何处理外交失礼事件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礼宾工作的奠基人。他作为总理兼外长近10年，即使不担任外长期间，在中央也一直负责外交工作。他一向严谨细致，对礼宾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新中国礼宾风格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失礼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单位或个人在对外接触中，不懂外交礼貌、礼节，对外造成不良影响，让周恩来没少操心。

1951年1月1日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在给部领导上呈的报告中说，匈牙利驻华大使宴请我某部一位副部长，该副部长竟迟到两小时。还有，我有关单位的人，收到驻华使馆宴会请柬，因事不能出席，事前不通知，事后不道歉。有的负责干部收到请柬，随便派人代替自己出席，使宴会主人很不高兴。

针对发生的这些失礼事件，1951年1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和国家典礼局（1958年撤销）共同制定《对外宾交际须知》，以国务院名义通令各级政府遵照执行。

《须知》共分4部分：1.宴会。宴会请柬应提前一周发出，宴会人数避13（西方人士忌讳），服务员要注意礼貌和服装清洁，室内不设痰盂等；宴会主要客人，不可轻易不去，不可迟到、早退；R.S.V.P.表示敬候答复；尽量关照自己右手的女宾等。2.谈话。态度要庄重、诚恳，不打听私事，不问女人年龄，谈话要符合身份，不过分恭维，也不过分谦虚等。3.拜会。守时守约等。

《须知》还对西餐、饮酒礼节以及餐巾、刀叉使用等做了说明。

失礼苗头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礼宾素质教育，显然还未引起一些高级干部的足够重视。1956年发生的一件失礼事件，让周恩来十分生气。他再次抓住这个失礼事件，进行认真整顿和完善。

那年2月19日，在机场为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送行。西的专机起飞后，未待盘旋飞去，周总理和各国驻华外交使节都还站在原地未动，我方参加送行仪式的很多负责干部却纷纷离去，据说是急着要去先农坛体育场看足球赛。周总理把他们叫回来，严厉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是大国主义的表现，是外交上的失礼行为。

根据总理指示，1956年5月9日，外交部以国务院名义下发了《接待外宾注意事项》，共列12条，其中包括迎送贵宾演奏国歌时，“应该肃立、脱帽、行军礼”，“贵宾飞机起飞或专车开动时，应该挥手致意；在送行的主要领导同志和各国使节未离开的时候，不要先行离场”。另外对参加宴会、晚会、陪同外宾参观、听外宾演讲以及各种交际场所，应该注意的种种礼节细节，都提出具体要求。

亲排座次

1959年新中国10周岁了。10年来，它同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亚非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有了发展，外交部礼宾司已接待过一些大型国宾团，但是，总的来说，对外交往的范围还比较狭窄，礼宾工作经验还很缺乏。到国庆10周年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仅有33个。10年来，苏联在新中国的对外活动中，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在国庆10周年的对外活动中，无疑也是要突出苏联。

前来参加新中国国庆10周年活动的外国代表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11个，其中党政第一把手率团的有：苏联赫鲁晓夫、越南胡志明、朝鲜金日成、捷克斯洛伐克诺沃提尼、蒙古泽登巴尔；亚非国家的政府代表团8个，非执政的兄弟党代表团49个。

面对国庆10周年如此重要的外交活动，周恩来夜以继日忙碌着，甚至连招待会前三桌座位也是周恩来亲自排列的。不久前，当我在外交部档案馆看到总理用红蓝铅笔勾画和书写的座位图原件时，心情依然激动。

周恩来心里总是装着群众、总是装着别人，在对外接触中，总是为群众、为别人考虑得很周到、很细致。

迎宾群众

新中国成立后，外国代表团来访，一般都要组织群众欢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访，还组织群众夹道欢迎。

1972年12月，对组织群众迎宾问题进行了改革。规定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来访，组织3000—4000名群众去机场欢迎（比过去减少1000人），在天安门前组织四五万人夹道欢迎（人数比此前的夹道欢迎大为减少）。当年1月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来访，从东单到西单、木樨地至钓鱼台国宾馆东门，曾组织的群众夹道欢迎人数达10多万人，此外还有军队、持枪民兵4000多人。但是，改革以后，即使是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如在冬天，也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

刚好，当年12月9日几内亚总理来访，没有组织夹道欢迎。周总理向几内亚大使解释说：“第一群众受不了；第二外宾，特别是南方的外宾受不了。上个月尼泊尔首相抵京那天刮大风，坐了敞篷车，他衣服又薄，我看他受了冻；第三

不坐敞篷车，坐一般汽车，则会显得和群众有隔阂；第四我国领导人年纪大了，也要注意身体。”

此后，基本上遵照周总理上述意见执行。如1973年来访元首、政府首脑共8起，其中两起是在冬天，均未组织群众夹道欢迎。1974年全年未组织群众夹道欢迎。而1975年，仅就金日成主席来访，组织了群众夹道欢迎。

白衣吊丧

1960年4-5月间，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应邀对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蒙古等国进行访问。访印度快结束时，忽然得到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陛下病逝的消息。原定5月初访柬埔寨还能按期进行吗？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通知柬埔寨方面，他将率领代表团按期访问，专程吊唁逝世的老国王，并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周恩来还特地强调，因为柬埔寨王国国丧期间，希望柬方在接待方面一切从简。周恩来的决定出乎大家的意外，而且使柬方深为感动。

吊唁与访问不同，为强调吊唁的丧葬肃穆气氛，周恩来特地紧急指示：按照中国传统治丧服装颜色，在北京为代表团全体成员赶制一身白色西服送往昆明，以便从那里出发前往柬埔寨参加吊唁活动。

1960年5月5日上午9时，专机到达金边波成东机场。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个个身着白色礼服，臂缠黑纱，表情沉重，缓缓走下专机。周恩来的细心、诚意，感动了整个柬埔寨。

“周到、周到”

周恩来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细致、周到，非常感人。我在礼宾司工作期间，约10年间有机会看到周恩来，对此深有体会。那是“文革”时期，刘少奇等多位中央领导人被打倒，国家大部分政务由周恩来在那里顶着。外事工作占去周恩来很多精力，每天不知批阅多少文件，但他批阅文件时总是一丝不苟，连错别字、不正确的标点符号都一一改正。他对礼宾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过问，不止一次亲自打电话到礼宾司，找直接经办的科员，询问某一项礼宾工作的安排，或指示某项具体改动，如宴会的菜单、文艺晚会的节目单等等。

当时在国宾来访的欢迎宴会上，中外双方都要讲话，而且邀请各国驻华使节出席。由于中国、苏联关系不好，在宴会讲话时，我方常常批判“苏修”。于是苏联和东欧国家驻华使节一听到“苏修”字眼，便退席以示抗议。早先，宴会上讲话按惯例安排在冷盘之后、热菜之前，因此苏联等国使节来参加宴会，只能吃几口冷菜而吃不上热菜。周恩来发现后便找礼宾司商量解决办法，他决定把讲话时间改在吃热菜之后。这样，即使苏联等国使节因中方讲话点名批评苏联而退席，也可以让他们吃完饭再走。

一位领导同志当年曾说，“周到、周到”，只要周总理一到，什么事都已办好了，什么差错都不会出。今天，我国外交礼宾工作的严谨、周到、细致作风，就是周恩来总理当年言传身教，亲手培养起来的。（作者马保奉：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第二篇：周恩来外交故事

周恩来是公认的语言大师，凡是和周恩来交谈过的人，无不为他的幽默风趣的语言魅力所折服。

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周恩来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恩来停一会儿，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是我夫人，在我家里

一次，一个外国嘉宾问周恩来：“总理先生，你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有点想嘲笑的意思，以为自己见过美女如云，周总理不近女色不可能知道世界第一美女的名字的。周总理说：“见过！”对方问：“是谁？在哪里？”周总理说：“是我夫人，在我家里。” 对方哈哈大笑：“尊夫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周总理说：“是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则我也不会娶她。”

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

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生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低着头走路是我们喜欢走上坡路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忙向周总理请教。周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

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不腐女尸引起世界轰动。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时曾向周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周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听后哈哈一笑说：“我以为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听后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国家的银行存款是 18元8角8分

富裕的欧洲人，轻视我们国家资源少，底子薄，人穷，笑话周总理地问：“总理先生，请问中国有多少钱，才能保证每个人吃上饭吃上肉穿上衣？”

面对这挖苦的话，周总理是这样说的：“我们新中国用的是人民币，国家的银行存款是 18元8角8分。”

当时，我们国家的钱面值只有 1分、1角、1元、10元、2分、2角、2元、5分、5角、5元，加起来正好是18元8角8分，经典幽默的回答令提问者汗颜。

第三篇：周恩来外交风云录

·钱其琛：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研究述评

·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

·周恩来为争取156项大型建设项目所开展的对苏联外交

·周恩来与解决台湾问题历史进程

·周恩来对港、台问题的战略思考与邓小平的新创造

·周恩来与中国步入国际政治舞台

·周恩来与1954年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从多边外交视角进行的研究

·周恩来所树立的新中国外交风格

·试论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

·周恩来开拓中日友好事业的宝贵启示

·试论周恩来政党外交思想与实践

·周恩来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理论和实践贡献

钱其琛：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同志们：在纪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举行关于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讨会，是很有意义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并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形势变化，加以发扬光大，开拓各方面工作的新局面，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周恩来同志的最好纪念。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也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杰出的外交家。建国前，他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建国后，他出任总理兼外长，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各个方面的丰功伟绩，都将彪炳青史，与日月同辉！

我愿在这里就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作一发言。

周恩来同志早在建国前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的外事工作。周恩来同志长时期来是我党对外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他亲自领导和开创了我党最初的外事活动，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在抗日大后方广交朋友，宣传党的全民团结抗日和民主建国的主张，扩大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并在国际上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建国后他以政府总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长达9年，以后不兼外交部长的职务后仍然主管外交工作，前后达26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惊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外交实践可说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

建国前夕和初期，周恩来与毛主席一起制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和方针。1949年前后，他两次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为新中国的外交奠定了基础。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重大政策。1952年在第一次使节会议上，他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决策和新中国初期外交工作的经验，对我国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全面阐述。新中国就是在上述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彻底埋葬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创立和发展了我国新型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毛主席一起领导了这场关系中朝人民命运的军事较量和外交谈判交织的复杂斗争。这一时期，他亲自起草和批发的指示文、电就逾千份。谈判期间，他直接指导我方贯彻“争取和、不怕战、准备拖”和“谈要耐心、打要坚决，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战”的方针，始终驾驭着局势的发展，直到停战的实现。

朝鲜停战后，国际上出现了缓和的趋势。周恩来同志敏锐地抓住有利时机，经中央决策，积极推行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迅速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他创造性地提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同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共同倡议把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载入史册。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他领导中国代表团为和平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更多的国家对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使会议在和平解决印支问题上达成协议。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以“求同存异”的战略思想促进了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使中国同亚、非新独立国家的关系得到稳定发展。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国政府按照互谅互让的精神先后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中缅、中尼、中巴等国边界问题，极大地改善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28国，坚决支持它们争取和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

1964年，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中法实现建交，开始了西方大国与中国建交的进程。对美国政府，周恩来同志强调要反对它的侵略干涉政策，同时一再表示愿意与它坐下来谈判，以解决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同志一直是这场马拉松式斗争的直接指挥者，他为揭露美国奉行的侵略和干涉政策、同时又保持中美双方这种联系和对话的独特渠道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巩固和发展双方的友好合作做出不懈努力。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中苏分歧逐渐扩大，他一面耐心维护中苏关系的大局，一面同苏联干涉和控制中国的图谋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显示了中国彻底的独立自主立场。

从1953年朝鲜停战到1965年，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外交工作得到全面发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建国初期的18个增加到49个，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提高。新中国外交的伟大成果是同周恩来同志身体力行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周恩来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四人帮”插手外事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并极力设法保护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维护了外交工作的运行。

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毛主席和周总理审时度势，及时接过了美国作出的和解姿态，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导致了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解冻。中美关系的这一重大发展震动了世界，迎来了世界格局的大变化，世界上掀起了同中国建交的新高潮。到周恩来同志逝世前，与中国建交国家由49个增至107个，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也得到恢复。

周恩来同志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思想，即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他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与外交风格。深入研究和学习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不但对我们全面理解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对指导当前的外交斗争也具有重大意义。

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简要说来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独立自主是决定我国外交政策、处理国际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一原则适用于我国同各种类型国家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战争与和平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维护我国安全与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新型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准则，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制度相同的国家，都应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外交是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各国人民在交往中有义务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但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革命不能输出，要正确处理外交与革命两者的关系；——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反动势力，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实行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相结合，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互通有无，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和优点；——在国际关系中提倡“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各种矛盾和分歧的指导思想，不强求一致或强加于人。

周恩来同志善于从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中吸取营养，并根据他自己的外交实践和工作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形成了一整套充满辩证法的独特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包括外交斗争要“针锋相对”，但又要作出必要的妥协；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令行禁止”，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外交行动要“后发制人”，“决不开第一枪”，但又要“见机而动”，“来而不往非礼也”；等等。他在这方面的精辟论点和有益教诲很多，在这里不一一叙述了。

对于周恩来同志留给我们的所有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都应该认真学习和掌握，这对指导我们的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的外交工作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更重要的是，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变化，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层出不穷，要我们去解决，去克服。新的任务，新的挑战要我们去完成，去应付。因此，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认真学习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遗产，把我们的工作和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要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出发。周恩来同志一贯倡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重视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全面掌握情况，因而能正确制定对策，解决面临的问题。比如对“一边倒”的决策，不能离开当时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的客观现实，也不能离开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现实威胁来理解。周恩来同志当时就指出，“一边倒”并非倒向某一国，也不是依赖人家，而是指外交上采取的基本立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边倒”与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不矛盾，当时周恩来同志主持下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明文规定“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新中国的外交从“一边倒”、反对美苏两霸，到执行全方位外交有一个适应不同形势的变化发展过程，这是我们看问题应注意到的。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要与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外交思想相结合，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在国际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主题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学习周恩来外交思想时，又要着眼于今天的现实，结合当前形势和任务，加深理解和更好掌握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更好地开拓创新，以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要与学习他的外交艺术、外交风格相结合，因为他的外交思想与外交艺术和风格是一个整体。我们外交人员在外交场合待人接物，言谈举止，要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对外交涉要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摆明事实，以理服人；对待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搞霸权主义，以实际行动充分表现新中国外交人员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形象；对外表态实事求是，说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这些外交风格对贯彻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要与学习他的崇高思想和品德相结合。他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祖国、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情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以身垂范，公而忘私，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善于学习，不耻下问，勇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以身作则，遵守纪律，廉洁奉公，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这些崇高思想和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今后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外交人员的方向。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要与学习他关于外交和外事队伍建设的一系列教导相结合。他关于外交队伍是“文装解放军”的教导，关于外交干部要“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教导，关于勤俭办外交的教导，关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做外交工作要多请示，不可自以为是”的教导，关于遵守外事纪律、宣传纪律、保密纪律、财务纪律的教导，关于在对外交往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教导，等等，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一代特别能战斗的、钢铁般的外交队伍。今天，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些教导，以它来培育一代新人，让它世代相传。

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宝库，值得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新、老同志作深入的研究和发掘。周恩来同志在其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宣传、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内容丰富的教诲，大家都应深入研究和学习，并结合当前需要加以发扬光大。让我们共同努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为完成党的十五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振兴中华和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继续开拓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

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研究述评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享有崇高国际威望的外交家。他的外交活动是他革命生涯中重要、辉煌的一部分，与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国外学者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十分关注，其研究也不断深入。本文着重就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一评述。

一

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30年代中期。当时国共两党由内战转向共同抗日，引起了外国政治家、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关注。此后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代表中共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及与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与西方记者和外交人员有着广泛的接触，其中有人开始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以及新近出版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等均有涉及。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研究中国问题。周恩来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袖之

一、新中国的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便成为外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人物。他们通过研究周恩来来了解和分析中国的内外政策。直到现在，国外对历史人物周恩来的研究仍在继续，其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

周恩来担任中国总理的26年（兼外交部长8年）中，不仅提出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外交政策，而且他品德高尚、智慧非凡，在广泛的国务活动中和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给各国政府首脑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外关于周恩来外交研究的成果，有一大部分是政治家、外交家、记者或作家撰写的纪实文章和回忆录。他们详细评述了50至70年代周恩来参与的重大外交活动。原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瓦利的《1953年斯大林和周恩来在莫斯科与1954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在北京的会谈》，记叙了周恩来在50年代推动中苏经济合作和外交往来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原苏联学者尼古拉·特洛斐莫维奇·费多连柯的《我回忆起周恩来》，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展现的外交天才。《周恩来在万隆》一书汇集了美国记者鲍大可在1955年亚非会议期间所写的文章和笔记，称赞周恩来在万隆的活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印度尼西亚前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治回忆录《我的历程》，用三章的篇幅回忆了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和他访问中国时与周恩来的交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回忆录和外交家基辛格的《白宫岁月》，对周恩来在中美关系缓和中的伟大历史作用及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为人品格给予了极高的赞誉。日本新近编辑的大型回忆录《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汇集了日本各界人士与周恩来交往的回忆，赞扬了周恩来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再现了战后中日关系历史的许多细节。香港1977年出版的《周恩来纪念集》，收入了新闻媒介对周恩来逝世的报道与评价，以及各国首脑、友好人士、港台人士对周恩来的怀念。

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外学术界涌现出一批着重论述周恩来政治、外交活动的专著。如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作家韩素音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尼克松的《领导者》、日本学者鸟居民的《周恩来与毛泽东——周恩来试论》、美籍华人学者张大卫的《中国领导继承危机中周恩来与邓小平》【注：此为英文书名直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的中译本书名为《中流砥柱】、加拿大学者罗纳德·C·基思的《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以及前苏联学者沃洛霍娃的专题研究论文《周恩来与中国外交》等等。这些著作评述到周恩来一生的外交活动，深入研究了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实践、外交风格及其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影响，把对周恩来外交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国外学者还编写了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党史的工具书，有关周恩来的条目对他的外交活动也有评述。如美国的《中国共产主义人物传记词典》、《社会主义国家名人录》、《马克思主义名人录》；法国的《中国工人运动史人物传记辞典》；德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人录》；日本的《中共人名录》；香港的《中国名人录》等。

二

国外学者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周恩来的外交生平

在周恩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中，他不仅是革命领袖，还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代表。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出色地担当了这一重任。这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外交的“总管家”。在国际舞台上，他成功地改变了旧中国屈辱的外交形象，并给世界以重大的影响。

关于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起点，多数外国学者认为是在30年代中期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沃洛霍娃指出：那时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推动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显露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在这以后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1937年在武汉建立了中共领导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机构——国际宣传小组，与外国新闻记者保持联系；抗战期间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并广泛接触外国的外交人员。正是在这一时期，周恩来的主要外交方法——不拘形式团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推行“人民外交”——最终成型【注：引自苏联英文杂志《远东问题》，1988年第5期沃洛霍娃的论文：《周恩来与中国外交》。本文所有该作者的观点均出于上述论文，不另作注。】。罗纳德等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认为：20年代的周恩来已在承担中共与外部联络、调解的使命，但这些活动的外交性质还不够明确。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不得不去着手处理第一次统一战线中所发生的各种复杂事件。周承担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相互间关系的许多重担。在对中国共产党内各派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派之间不断进行的调解中，他表现出了自己的谈判技巧”【注：罗纳德·C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在“1931年与毛泽东联系之前，他已代表中共驻莫斯科第三国际总部”【注：张大卫：《中流砥柱》。周恩来代表中共进行外交活动始于30年代中期，1936年的西安事变标志着“统一战线外交的出现”，在武汉建立的国际宣传部门则“打破了国民党对外交事务的垄断局面”【注：罗纳德·C·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22页。】。到40年代，周恩来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外交家。“抗战胜利后虽然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但周同国民党、美国人的谈判是无懈可击的”【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165页。】。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正式开始于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全国政权，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上世界舞台。在50年代的外交活动中，他又迅速被各国公认为杰出的外交家。威尔逊写道：在1949年执政的共产党人中，周恩来远比他的同事们更了解外部世界，所以被任命为总理兼外交部长。斯大林逝世后他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促使俄国的新领导人对中国变得更友好了。而后是在日内瓦和万隆成功地使世界外交家刮目相看【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罗纳德高度评价周恩来给中国外交带来的成就：周恩来“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了杰出的‘人民外交’，并制订了对外进行援助的方针。周的‘理性外交’在看起来难以消除的冷战气氛中灵活地战胜了美国的遏制。后来，他那敏锐和顽强的政治活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人们所能忍辱的最极限的考验。然而他在70年代初便看到要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进行重建和扩大，还为当代中国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尼克松则在世界政治中考察中国外交，认为中苏分裂和中美建交“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加开创了今天的全球平衡”【注：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而周恩来是这两个事件的“中心参加者”。因此，尼克松不仅盛赞周恩来是“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而且把他看作当代重要的“世界领袖”。

（二）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来源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周恩来是在有文化修养的旧官吏家庭中长大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外交才能可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他早年家庭生活经历中找到根源，这些背景使他善于协调由于不同意见而造成的冲突，还造就了他深谋远虑、自我克制的性格。

国外学者还注意到，周恩来早年接受过西方式教育，还多次赴日本、欧洲求学，对外部世界有着广博的知识和认真的研究。这有助于他在外交活动中把握适当的方针与政策。用威尔逊的话说，这两大优势使“周比其他中国领袖更极其成功地使他的语言被西方人充分理解”。

罗纳德认为，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但马列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恩来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来源于马列主义关于外交是国内阶级矛盾的对外延伸的思想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周恩来外交所坚持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映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非剥削关系的思想。周恩来外交的“现实主义”也是来源于列宁主义原则。他一直认为列宁在布列斯特条约的签署以及向英、德进行外交上的主动表示是把高度的灵活性与坚定的原则性结合起来的实例。这种结合成为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中的终生信条。

（三）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内容

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屈辱的外交史和艰苦的革命史而获独立的东方大国的总理，周恩来不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认同，而提出了一套有自己特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策略。国外学者对他丰富的外交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可以分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独立自主的革命立场。

国外学者认为，反帝和反霸是周恩来外交的根本立场，代表了周的“革命性”的本质。罗纳德指出，“作为一个献身的革命者，他常常与欧洲各国外交所维持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发生冲突，而当后者要加固这种不平等的模式并增强亚洲及非洲国家对殖民主义的依赖时，这种冲突尤为激烈。”【注：罗纳德·C·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1页。】一直到晚年，即使在中美关系缓和以后，他仍然高举“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旗帜。罗纳德分析说，周恩来坚持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建立牢固的联合，既表明了中国的正义立场，又是“一种战略方针”，它使中国得到更大的战略选择余地，改变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结构。

反帝和反霸革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独立自主”原则。罗纳德认为，“独立自主”反映了周恩来对帝国主义的一种思想认识。在周恩来的意识形态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能防止中国依赖于美国或苏联。他努力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成功，但目的不是与美国联合，而是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这一原则政治上反对任何外来干涉，但并不反对平等互利的国际交流和技术转让，而只是与专制独裁强权作政治斗争的思想工具。

2、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外交政策。

西方的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外交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是外交非理性“的基础。但有的外国学者也公正地指出，在周恩来那里，革命的正义与理性的外交非但不对立，反而达到了完美的结合。罗纳德称周恩来的外交是”革命实践中的理性外交“。他实事求是，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建国初的中国虽然”一边倒“，但周恩来对美国的遏制政策以及中苏谈判中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作出了现实的反应。通过外交上的努力，他在日内瓦会议上击退了来自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在万隆会议上又成功地使中国步入了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行列。尼克松认为，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美关系正常化顺利实现，在于周恩来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革命者，是把民族利益放在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家。在西方，周恩来被称为”灵活的布尔什维克“、”弹性的共产主义者“、”天才的外交家“等等，都是指他在外交活动中的现实主义态度。灵活、适当的妥协使周恩来既坚持了原则，又赢得对方的尊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外交胜利。用威尔逊的话说，周恩来实现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3、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思想。

国外学者一致公认，周恩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和“设计师”。周恩来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思想不仅指导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压力，而且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为外交准则。沃洛霍娃认为，在周恩来的思想里，中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罗纳德则认为，周恩来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目的是团结一切力量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直到周逝世，中国都在致力于“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国外学者认为，周恩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伟人贡献。

4、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正确结合。

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和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沃洛霍娃认为，正是周恩来广博的马列主义知识和世界范围内的丰富经历“使他深知把国际主义和民族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国外学者和政治家都注意到了周恩来对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伟大的革命历史的自豪感，在饱尝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痛苦之后，周恩来对旧中国的外交深恶痛绝。罗纳德指出，毛泽东、周恩来把50年代外交队伍的创建比喻为“另起炉灶”，正是要开创和实践维护民族利益、独立自主、争取平等的国际地位的新的外交。在另一方面，周恩来也认识到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之中，所以在他提出“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时首先强调了“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周恩来的思想里，始终注意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区别，与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斗争。

5、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合作思想。

国外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予以真诚的援助，同时批评西方国家在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时附带政治条件和要求特权。沃洛霍娃指出，周恩来强调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周恩来认为，平等的经济合作不仅促进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改善整个国际局势也会发生有利的影响。

（四）周恩来的外交风格

外国政治家和学者一致地对周恩来的外交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威尔逊这样写道：周恩来的风度、品格和气质形成的独特魅力对见过他的人产生了感染力和吸引力。他富于同情心，理解他人，善于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这一切结合起来，是使其成为世界外交舞台上重要人物的基础。

首先，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体现了文明古国政治家的君子气质，如友好、正直、谦逊、耐心、优雅，体谅他人和讲求信用等，给各国政治家、外交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这样写道：周恩来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不给人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个人关系和政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重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注：尼克松：《领导者》，第261页。】基辛格还强调了周恩来对人的体贴与关怀。威尔逊称周恩来是“少有的正直的人”。海伦·斯诺认为，周恩来宽宏大度、教养良好、明智而坦率，所以在他任总理的活跃时期东西方关系解冻是毫不奇怪的【注：海伦·斯诺：《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页。作者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夫人。】。在另一方面，周恩来的风格还表现了他在革命生涯中锻炼出来的非凡的政治家素质，如敏锐、冷静、坚韧、惊人的记忆力和高超的谈判艺术。沃洛霍娃认为，这些特点使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具有“神授般的能力”：说服能力、旺盛的精力、紧张时超人的自制力、从不同渠道搜集消息的卓越的心理能力、洞察力、令人信服、合情合理地阐述自己观点的能力、使自己与社会准则协调的能力等等。尼克松和基辛格还用“冰冠下的火山”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敬重与折服。

国外学者还多方面研究了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沃洛霍娃总结了四条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的风格特点：

1、通过大众媒介和大量的“非正式渠道”创造舆论和心理传播条件；

2、为谈判作精心细致的准备；

3、利用过去的经验，力求求同存异；

4、公报文字措词谨慎以有利于将来。

（五）周恩来外交与毛泽东

对于周恩来外交活动与毛泽东的关系，国外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罗纳德认为，周恩来的统战思想来源于30至40年代毛泽东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论。1949年之后，毛泽东曾对他以前的统一战线理论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形成了他的思想原则，而这种思想原则为新中国的外交提供了“理性”的基础。也就是说，无论周恩来的革命外交思想，还是其现实主义的策略方针，都是他和毛泽东共同的精神财富。“意识形态并不只是一块‘面纱’，它是周恩来‘工作作风’的智慧源泉”。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即使在周恩来与毛泽东有分歧时，周也在“理论上忠实地支持毛，而在实践中却巧妙地修正毛的激进思想”【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1976年1月9日。】。前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注意到：1960年春，毛泽东批评苏联的内外政策以后，赫鲁晓夫感情冲动，立即召回在华的苏联专家。为了缓和消极影响，周恩来为专家们安排了热情的欢送活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周恩来也像其他领导人一样发表过敌对苏联的声明，但他尽可能地阻止了红卫兵对苏联使馆的破坏活动；1969年周又与柯西金会晤，使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这位前苏中友好协会主席相信：两国关系的恶化对周恩来是个辛酸、痛苦的经历。他还不同意西方学者把周在中美缓和中起的作用说成是由于周自幼有亲西方倾向的观点，而认为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以巨大的破坏而急需外援。

（六）周恩来外交遗产对邓小平时代外交的影响

在周、毛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对建国后的历史作了结论，明确指出了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而对周恩来没作任何批评。邓小平总是以极敬重的语言提起周恩来。对于周恩来主持的新中国外交，中国共产党更给予极高的评价，号召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继承。

早在1975年，日本学者鸟居民在其著作中就曾预言，毛泽东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以后，周恩来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肯定会变得明显和重要起来。外国学者一般认为周恩来的外交遗产虽然属于历史，但在今天其中相当大的部分被实际运用着并将影响未来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观念。罗纳德指出：形成中国今天“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具体方针来源于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策略；这种立场以现实的态度对待力量的平衡，同时在战略上通过多极和多边联合的发展，要求改变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经济结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罗纳德强调，在中国，人们说周恩来作为一代领导人留下的遗产是他的革命献身精神和“工作作风”，而邓小平时代外交政策的核心仍然是列宁主义理论和毛、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不断融合演变的产物。

国外学者还肯定了周恩来对其身后世界的影响。尼克松认为，“二十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恩来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周总理的遗产是他帮助结束了黑暗。”【注：《周恩来纪念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1977年编印，第132—133页。】威尔逊说，“周留下了同他思想相似的人来实现他的双重理想：使中国现代化，引导他们在世界事务中担任负责的角色。”【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319页。】

三

国外学术界在研究周恩来方面涌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学者，作为研究外交思想方面的代表，主要有英国的威尔逊、韩素音、加拿大的柯让、日本的鸟居民、前苏联的沃洛霍娃。

迪克·威尔逊是英国的著名记者和中国问题专家，1928年出生于英格兰，牛津大学毕业，曾长期担任《中国季刊》的编辑，写过多本关于中国革命的著作，如《1935年长征》、《人民皇帝毛泽东》等。他1984年出版的《周恩来传》一书，是西方较完整地介绍周恩来的传记，其史料详实可靠，见解独到深刻，其中大量篇幅评述了周恩来的外交。威尔逊认为，战争年代的毛、周相互补充，“毛在党内运筹帷幄，周根据外部条件将毛的战略诉诸世界、付诸实践”，并在统战工作中为中共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治理中国和寻求其外国伙伴。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受到了挫折，但周恩来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中国外交的胜利是周恩来个人外交才能的成功。威尔逊在传记中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风格以及个性、心理分析颇具特色，很有学术价值。相比之下，韩素音在1992年底出版的传记《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9——1998》则更像“故事”，细节复杂，语言富于感情色彩。

鸟居民是日本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1928年生于东京。他的第一部著作是论述从朝鲜战争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政治斗争的《毛泽东的五次战争》。1975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周恩来与毛泽东——周恩来试论》。该书是比较研究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专著，从1898年写到1975年。鸟居民著作的特点是较详细地评述了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内政外交上的许多分歧，并给周恩来以恰当的评价。该书对历史提出了一些深刻的看法和质问，但由于成书时间较早，实证材料不够充分。

标志着国外研究周恩来外交重大进展的是80年代末加拿大学者罗纳德·C·基思的专著TheDipiomacyTheDipiomacyofZhouEnlai》，现在已有两个中译本，一是封长虹译的《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一是汪永红译的《周恩来的外交》。罗纳德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他经过多年潜心准备完成了这部著作。该书以周恩来的革命经历为背景，对周恩来的外交活动按历史顺序研究，以揭示周恩来是如何形成其“工作作风”和“方针政策”，从而实现外交成功的。罗纳德最重要、最基本的学术观点就是把握了周恩来外交的“革命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由此展开了深刻、全面的分析，在丰富的实证材料基础上，系统地评述了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实践和外交风格。他的著作堪称当今国外研究周恩来外交的代表性著作。

作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复杂关系的大国——前苏联，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周恩来。在1988年第5期苏联英文杂志《远东问题》上刊登了沃洛霍娃的论文《周恩来与中国外交》。作者曾先后在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亚洲人民研究所、远东研究所、莫斯科外交学院等单位工作，著述很多。作者的这篇专题论文通过对1936年西安事变以来周恩来重大外交活动的回顾，着重评述周恩来外交思想与风格形成的历史过程。作者的评价较为客观，反映了近年来他们在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方面的进展和成就。（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303，作者：林代昭，刘建平，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

第四篇：周恩来外交文选

《周恩来外交文选》发言稿

读完《周恩来外交文选》后，我们小组关于周恩来的外交事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下是讨论记录：

黄鑫:在读完《周恩来外交文选》这本书后，我更加钦佩周恩来超群的智慧与非凡的人格魅力。首先由我谈一谈日内瓦会议。新中国初登世界舞台始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地位参加讨论国际问题。会议主要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中国和美、英、法、苏等国20多位外长聚会日内瓦，讨论如何在上述两地区停止战争、实现和平，1954年6月下旬以后，会议转而全力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并最终达成和平协议。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率代表团第一次参加战后国际性重大会议。纵然是外交斡旋进程波诡云谲，会议期间局势翻覆沧海横流，周恩来以他的大智大勇在世界外交巨匠间折冲樽俎，一步步化解难题，将会议引出艰难的沼泽。周恩来亦由此奠定他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历史地位。

钱淼:我看完这本书后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书中记录看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提出便得到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在高中历史中就已经学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我认为这五项原则的提出很好的解决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展示出我国在外交上的成熟、突破，使世界对我国外交有了新的认识。并且，从提出到现在，我们国家一直忠诚地奉行着，从而使我国与世界多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也就是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世界上每个国家能够切实的遵守五项原则，我觉得世界和平也不是不能做到的。

王玮:嗯，对的，说到和平，他还再一次会议上报告说“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他说“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是很困难的。我们今天工作做得越好，战争就越打不起来；人民力量越强，打的可能性就越小，战争就越打不起来。因为国际上的斗争也是力量的对比”。所以呢，如果三年战争两年谈判，扩大了世界和平运动，增加了美国的困难，就推迟了世界大战，新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就能够被制止。周恩来的这种乐观态度是希望创建一个有利于中国自我完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希望全世界能够友好和平地相处。他的这种远大胸怀很值得赞赏。他说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对方则主张用战争来解决。如果战争来了，我们毫不畏惧，敢于抵抗，而且一定能够击败战争挑拨者。朝鲜战争的事实已证明得很清楚。这是因为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美国的战争威胁可能使美国与西欧的裂痕加深，亚洲、中东、北非的国家大都不愿意跟着它走，跟美国走的没有几个国家，和平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

沈美君：抗美援朝也体现了周恩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念。他对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战争开始前，他为保家卫国亲自组建东北边防军，参与做出武装援朝的决策；战争开始后，他参与制定志愿局的作战方针和重大战役的指导，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堪称“总后勤部长”。他是指导朝鲜停战谈判的主要决策人。此外，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恢复国民经济，政治，文化和外教方面同样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篇：周恩来外交风云

一次，周恩来总理去某地视察工作，飞机着陆后，他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这时机械师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握手后就站在机械师身后耐心地等他，并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机械师工作结束后转过身来，才发现总理站在身后，不禁大吃一惊，忙说：“对不起，总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总理笑着说：“唤，我没影响你的工作吧？”

“没有，没有”，机械师赶忙说。周总理这种尊重别人，讲礼貌的好品质、好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机械师和在场的所有人。

2某次，一个美记者采访周恩来时，看见桌上放着一支美国派克钢笔。他以一种讥讽的口气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中国为什么还要用美国的钢笔呢？”周恩来淡淡一笑，答道：“谈起这支派克钢笔话就长了。这是一个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他是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想，无功不受禄，就推辞。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收下了贵国的这支派克钢笔。”

3在一次招待会上，尼克松一次问周恩来总理：“总理阁下，中国好，林彪为什么提出往苏联跑？”周恩来回答：“这不奇怪。大自然好，苍蝇还是要往厕所跑嘛！”一位西方女记者对着话筒匆匆问道：“周恩来先生，可不可以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可以的。”周恩来微笑着回答。“您已经60多岁了，为什么依然神采奕奕，记忆非凡，显得这样年轻、英俊？”场内顿时响起了友善的笑声和议论声。这正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周恩来温和地笑了笑，待场内安静下来，才声音宏亮地坦然回答：“因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所以我至今都很健康！”翻译流利地译出周恩来的话，整个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声，各国记者无不为周恩来的巧妙回答所折服。

41973年，基辛格造访中国，毛泽东与其会晤，突然基辛格问道，听 说主席阁下正在学英语呢。毛泽东听后立即风趣地说，是啊，只会几个单词，比 如

“papertiger”（纸老虎）之类的。当时，引得众人开怀笑。其实早在延安 时期，毛泽东就曾用“papertiger”这个词来形容国民党反动派，后来还用这个词指帝国主义。

5一次有位外国人问周总理：“你们中国人走路总是低着头啊，你看我们走起路来挺胸抬头的，多有气势啊。”

总理回答到：“我知道，一般上坡的人总是低头走路，而走下坡路的人总是高抬着头”

6有人问周总理“你们国家有多少钱啊？”总理机智的答到“我们国家只有十八块八角八分钱。”（在当时我国发行的人民币只有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这十种币值的人民币，其和正好是18.88元）。7

在一次外交中，一位很不友好的外国人与周总理握完手后，竟然掏出手卷擦了擦手，之后又把手卷放入兜中。周总理见后，毫不客气的掏出手卷，擦了擦手后，直接把手卷扔到了垃圾筒中，有利地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

8在一个外交场合，一位外国人问周恩来：“你们国家有妓女吗？”周恩来回答到：“有。”这时场内一片哗然。可总理接着说到：“在中国的台湾！”听到这里，场内响起了一片掌声。

9一次，有人给周恩来总理出了一个谜语：“天下第一家，人人都爱他，人前他最小，春季开白花。”没有给出范围和提示，就叫总理猜，总理略加思索，说到：“赵钱孙李。”

10--让人最感动的--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原因！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

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

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

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瓦尔德海姆机敏而锋利的谈吐，不仅表现了他机智无比的外交才能，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高尚品格是举世无双。

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

1960年，中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精减多余职工。为了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周总理绞尽了脑汁。在一篇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总理在“对被精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一句话前边，亲笔加上“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重点强调领导机关的责任。在文件草稿中讲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一段话，强调“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在他的关怀督促下，全国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周总理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当听到下边的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了一段切中时蔽、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接着，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是求是。”

“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

完全应该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总理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

1954的冬天，周总理听说北京的公共汽车很拥挤，老百姓坐车很困难。一天下午五点多钟，正是人们下班的时候，周总理对秘书和卫士说：“群众反映现在坐公共汽车很拥挤，等车要一两个小时，现在咱们去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通告保卫部门。”

周总理一行三人来到北京图书馆附近的汽车站，人确实很多，等大家都上了车，周总理才最后上去。车里人很多，已经没有座位，周总理往车里走了走，抓住吊环，汽车开动了。一开始，人们都没有注意。过了几分钟，一位乘客发现了总理：“哎呀！这不是周总理吗？”顿时，车里沸腾起来，许多人站起来给总理让座，不少人往他身边挤，有的人还把手伸过来要和总理握手。秘书和卫士都非常着急，怕把总理挤倒。周总理挥着手大声说：“请坐，请坐，别挤！”这时，一位乘客挤过来，握着总理的手激动地说：“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总理笑着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吗！”有的乘客非要让总理坐下，总理坚决不肯，一直站着和大家亲切地说着话。总理向他们在哪儿工作，住在哪里，生活怎样，每天上下班坐车要多少时间。车走了几站以后，秘书和卫士劝总理下车，说：“情况也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总理还坚持坐下去，下了车以后，总理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寒冷的夜晚走了大半个北京城。

情况搞清楚了，总理很快召集有关部门同志负责研究解决交通拥挤的办法。他还提出许多可行的具体建议。比如，画出人行横道线，在繁华路口的马路中间设安全岛等，就是周总理提出来的，都是为了保证行人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