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和谐社会理论的八大基本认识

第一篇：也谈和谐社会理论的八大基本认识

经济建设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经济建设的物质保障，而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作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丝毫不能动摇。

在二十余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家面貌变换一新，人民生活与日俱增，民族自信日益高涨，这一切都必须归功于改革开放；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改革和开放的进程中，改革是深层的和主要的推动力，开放是表层的和辅助的推动力，多年成绩的取得和经验的积累，都离不开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未来之路的寻求和优化，也必须以深化和完善市场化改革为出路；回顾过去，改革带了成绩，也产生一定的教训，也存在一定的不理想的后果，但是这些都只是在战略正确的前提下出现的战术不足，主流不能够掩盖支流，失误不能够掩盖成绩，更不能够因为社会收入差距加大、渎职腐败滋长、社会分配结构失衡、社会风气变坏等原因，而对于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产生动摇。

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党的执政路线的核心任务，在经济工作中如何与时俱进的完善和谐社会理论，以科学缜密的和谐社会理论指引经济建设，成为决定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建设大局的战略性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建立以下基本认识：

一、和谐社会理论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的相对和谐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和谐，和谐社会理论不是大而空的乌托邦，而是面向现实的、可捉摸、可量化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理论；和谐社会理论并不是一步跨越到共产主义的理论，并没有也不可能承诺不切实际的、没有任何不和谐因素的、绝对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理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全面否定，在重大国际对立、不同利益阶层、不同社会立场、不同文化背景的矛盾和冲突面前，和谐社会理论尊重客观存在的世界的矛盾性。

二、和谐社会理论不是中庸之道

和谐社会理论必须反对调和和中庸俗主义，对于腐败堕落、违法乱纪，对于国际敌对、分裂势力，对于恐怖主义、复辟极左，都必须蚕区反对和抖动子态度，在大是大非面前，和谐社会理论坚持和继承党的基本的斗争精神不动摇，立场鲜明、爱憎分明，孰荣孰耻，绝不含糊。

三、和谐社会理论更加要重视和承认社会不和谐因素

和谐社会理论立足中国社会实际进行社会阶层分析，承认和重视在城乡之间、脑体之间、工农知企官之间等不同阶层间经济状态的客观差异，承认在地区、文化、教育、医疗、资源、发展等不同领域的客观差异，承认中国当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资本、投资、贸易结构等方面发结构性差异，承认客观存在的众多社会不和谐因素，承认不和谐、找出不和谐、重视不和谐、分析不和谐，是解决不和谐的前提，是和谐社会理论的基础。

四、和谐社会理论反对把不和谐归咎于市场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的二十年，是中国社会经济状况整体上更加和谐的二十年。相对于市场化改革之前民生凋敝、思想僵化、文化倒退、经济颓败的状况，现在的中国面貌一新，这些功劳都应该归之于持续而系统的市场化改革；即使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贪污、道德下降、社会诚信缺失、弱势群体利益受到损害等客观问题，但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执行中的战术缺陷，只有深化和完善市场化改革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出路，和谐社会理论坚持在市场化改革中寻求和谐之路

五、和谐社会理论必须对党的优良传统进行时代性的继承

和谐社会理论首先必须是结合时代实践的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的理论，对于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之关键，在于坚持党的死亡学习、自我反省、自我进步和自我革命，紧密结合时代的新情新形势、新任务，围绕和谐社会建设进行制度、文化、理念、纲领、方针、政策等方面的全面的理论创新。党的历史传统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经验是过去的，面对未来，新的经验只有在对于历史经验的扬弃、审视、借鉴中摸索而得，正如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不断前进和自我更新的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也应该成为对于党的历史传统进行时代性的更新的更加先进的理论。

六、和谐社会理论必须充分研究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新世纪之初人类全面进入技术文明，生产力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知识和信息正日益成为最革命性的生产要素，和谐社会理论要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学说，充分研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寻求理论上的突破。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必须力戒纯粹的由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关系的书院主义、本本主义的形而上的学术化倾向，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仅仅是一门学术理论，他是指引全世界劳动者寻求自由的整体性武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由学院中的学究们去推动的，而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摸索和验证并且不断发展的，和谐社会理论应该成为最紧密结合当前生产力变革的核心规律的创新理论，立足生产力视角，深入探讨世界性的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网络化、现代化的综合背景，得出生产力变革的最新规律。

七、和谐社会理论既改变经济基础又改变上层建筑

和谐社会理论不是庸俗的方法体系，而是系统的思维和认识体系，他不仅仅解决现实的、可视的、具体的、细节的建设问题，更加寻求从理论的角度给出完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答案。和谐社会理论不应该简单的成为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墨守成规的现状的描述或者历史的回顾，而应该力求一种对未来的指导性、前瞻性和预见性，结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通过理论力量的打造，推动中国的建设进程。

八、和谐社会理论是全新的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和谐社会理论是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是结合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核心趋势，结合中国经济建设中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知识经济三重构成的现实，结合近二十年来党的执政经验、执政效果、执政进步、执政体系，结合中国社会思潮、收入结构、社会分阶层现状、社会年龄结构、文化趋势，结合中国经济、技术、产业、资本、区域等方面的发展结构，总结出来的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理论武器，他应该成为党的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成为具有实效的、威力巨大的、惠及全党的思想改造的系统理论。

第二篇：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几点认识

一、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是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又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而且一些问题和矛盾还比较突出，迫切需要解决。有人说，改革开放近30年，成绩那么大，为什么问题和矛盾又会那么多呢？这就要辩证地

看问题。邓小平90年代初就讲过，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了的问题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发展起来，问题反而多了，这就是辩证法。这叫做“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矛盾”。比如，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改革开放至今，贫困率从31%下降到1.8%，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达到了小康，贫困人数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绝对数很少了，但贫富差距拉开了，贫困问题相对突出了。

邓小平还有一句话，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难。辩证法就是如此，事物的辩证法并不像人们主观想象那么简单。打天下难，但坐天下比打天下还难。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如果不解决，就会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要实现“五统筹”。“五统筹”针对的就是五对矛盾，即城乡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的矛盾、经济社会之间的矛盾、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为什么要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一方面，发展起来了，有了基础和条件，所以要构建和谐社会；另一方面，有问题、有矛盾，而且因为问题多了、矛盾多了，需要统筹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也就是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所以要构建和谐社会。

总之，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旧的问题和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和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也只有靠更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不能简单地把问题和矛盾归咎于改革和发展，存在这些问题和矛盾，恰恰是因为改革和发展不够深入。因此，只有深化改革，加大发展力度，才能解决好发展和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解决好发展问题。而要进一步发展，必须破除阻碍发展的种种障碍和弊端，这就要深化改革。发展，首先是发展经济，这就必须清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必须积极推进改革，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不断发展，只有发展，才能逐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是有效地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化解各类社会矛盾。

第一，和谐与矛盾。

最近，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斗争哲学，和谐社会理论的哲学是和谐哲学。斗争哲学是错误的，和谐哲学是正确的。这种说法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意，又不符合实际情况。这里首先有一个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毛泽东本人晚年在哲学认识上的失误区别开来的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成果。而毛泽东本人晚年在哲学认识上是有偏颇的，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哲学基础也是一脉相承的。既然具有一脉相承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那么，把它们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是不适当的。我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

对立统一观点客观地反映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两篇文章里，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了中国化的解释，概括为矛盾规律，把对立统一观点概括为矛盾观点。对立统一观点，即矛盾观点告诉我们：第一，世界充满了矛盾。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第二，矛盾是事物包括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第三，必须用对立统一观点，即矛盾观点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毛泽东所处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是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消灭“三座大山”，用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强调斗争性的一面。当然，毛泽东在强调斗争性的同时，也重视同一性。比如，提出抗日民族战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不就是解决同一性问题吗？统一战线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实际上也是哲学上的同一性问题。问题在于一切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条件变了，形势变了，人们强调的方面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这就不能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对于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能用一个吃掉另一个的办法来解决，不能把战争

年代历史条件下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办法，运用到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离开了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实践条件，片面强调斗争性，这是毛泽东晚年在哲学认识上的失误。

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用很长的篇幅论述社会矛盾问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观点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认识现实社会的矛盾，分析现实社会的矛盾，善于

化解现实社会的矛盾。

第二，社会和谐和社会基本矛盾。

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观点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会发现，在社会历史领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的辩证发展，即矛盾运动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那么，这个矛盾是否仍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认为，苏联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完全适合”，没有矛盾。这种形而上学观点是导致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失误的一个重要认识原因。“完全适合”，没有矛盾了，就不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体体制上的变革，就会逐步形成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从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适应，但仍有不相适应的问题。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后来发生的错误是在矛盾的状况、性质和解决矛盾的方式等问题上的错误。邓小平理论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回答了这些问题，从而找到了不断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这就是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今天，虽然我国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人民积极性发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还有不适合的方面，这些方面仍然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所以，一定要针对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继续深化改革，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进一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从体制上解决好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

第三，社会和谐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不断提高的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一方面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另一方面又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面对有限的、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生产，就使人民内部矛盾在物质利益分配上更加突出。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根本问题是正确处理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解决当前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这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四，社会和谐和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也好、主要矛盾也好，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量的、反复的、经常出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际关系上的主要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人民内部矛盾从总体上来讲是非对抗性矛盾，但处理不好就可以激化，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当前，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和对抗化的具体表现。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突发性和群体性事件正处于多发期，这是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隐患，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新动向。

当前人民内部矛盾还有一个新动向，就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矛盾越发增多。所谓“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当事人与事件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也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和纠纷，但也容易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一些群众中存在仇官仇富心理，尽管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积淀下来的这种心理，一有诱因，也很容易爆发出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关键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社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存在形式。有关系就有差别，有差别就有矛盾。一定的利益差别表现为一定的利益矛盾。适当地保持一定的利益差别对社会发展是一种动力，会产生利益激励效应，推动人们去积极工作，以谋求更多的利益。利益矛盾处理好了，对社会发展有利；利益矛盾处理不好，对社会发展不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现实的经济社会状况决定了在人民内部必然存在复杂多样的利益矛盾。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和变化的根源。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诸矛盾的前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认真研究和妥善协调新时期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

三、社会和谐与多元文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文化建设角度来看，既要考虑到文化多元化，又要考虑到文化统一性。

文化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一。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下，人们必然产生多元文化需求，造就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在全球化浪潮下，人们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发达，文化的更新转型日益加快，新的文化层出不穷，文化发展越来越呈多元化趋势，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文化的多元共存意味着各种文化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多元文化之间存在冲撞，同时又在竞争中相互促进。和谐社会需要多元文化的共存，需要不同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平衡，避免过分偏离，或过分融入，或过分冲撞。

构建和谐社会，在考虑多元文化的同时，还要坚持统一的、主导的文化。一方面，和谐社会建设要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鼓励发展多元文化。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社会应该建立一个多元化的价值评价体系，不同阶层的人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才有公平的发展机会。丰富多彩的社会可以让每个人自身都能得到文化需求的满足。另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要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有为主的、占统治地位的，能统一人们思想的核心思想、核心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否则社会就会乱套。现在既有如何鼓励多元文化发展的问题，又有如何加强为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有民族的核心信仰，有核心价值观。信仰和价值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巨大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又要构建为主的、主导的、核心的、把大家凝聚起来的价值体系，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否则社会也和谐不了。

第三篇：新闻记者的基本提问技巧也谈提问方法

也谈提问方法 强北林

2014年10月19日

媒体记者常见的业务基本功之一，是人物访谈。记者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为防止受访者偏题或跑题，熟练掌握提问方法，是访谈的关键。它关系到记者能否在短时间内，深入挖掘受访者内心世界鲜为人知的想法、见解、亮点，引领访谈顺利进行，直至圆满成功。

当今媒体记者的案头准备工作中，往往缺乏预先创作、设计紧扣访谈主旨，严谨有效的围题方法，这一重要环节。表明记者事先对可能出现的受访者回答问题不得要领，或泛泛而谈，发言冗长，甚至只谈自己兴趣内容的尴尬局面，估计不足。长期以来，媒体记者进行人物访谈通常采用十种传统方法，学术界将它们习惯的称为正问法、侧问法、诱问法、设问法、激将法、反问法、追问法、让步法、潜问法、隐问法。这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闻采访学传授的提问法，在新形势下，其内涵更加丰富。笔者依据30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试图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出发，对记者访前设问，加以具体诠释。

一、“开门见山”的提问。

这是一种在肯定已知内容基础上，希望受访者继续依据访谈主旨，介绍未知内容的提问方式。它尤其适用于积极配合访谈的开明人士。

例如，党的“十八大”后，记者希望了解某机关工作起色，向相关领导直接提问到：为极大调动全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创造力，许多机关的行政职能，都开始从过去的只要求社会各界该怎样做，转为服务性职能，只对社会各界积极阐明哪些不合法、不能做，其它均不加以限制。你们的内部制度是不是也有了这方面的转化？ “兜圈子”的提问。

这是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提问方式。它主要用于缓解访谈的紧张气氛。

例如，某机关由于种种原因，在党的“十八大”后，工作没有起色。为了解实情，促使该单位尽快摆脱被动局面，某媒体记者前来采访。这家单位领导知道记者来意后，自然紧张、拘束。对此，记者可以这样提问：今天上班，我曾到一家单位，看见许多办公室里的桌椅都空着，知道许多干部都下基层调研去了，您觉得对比以往，这是不是一种新面貌？接着又问：XXXXX单位，整顿了一半，搁置不前，原因复杂，如果您在那里任主要领导，会从什么方面选择突破口扭转局面？

又如，受访者操持浓重的江浙口音，为缓解访谈紧张气氛，记者可以先行提问：您是江浙人吗？来福建工作，习惯吗？接着又问：我有个老领导也是外地人，就是因为不愿意实实在在的与当地职工打成一片，使单位的改革停顿不前。您认为领导一个企业改革，与团结本地群众，有关系吗？如果您在这家企业任领导职务，会从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呢？您对所在单位的现状满意吗？是不是已经有了新的整顿计划呢？

三、“先人后己”的提问。

这是一种先请受访者认真回答与己关联人事，再不得不自我介绍的提问方式。在受访者是新闻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又因种种原因闭口无言时，记者可以先将其当成新闻事件的知情者、证人，加以“先人后己”式的提问。

例如，某村支书工作有了成绩，却不求闻达，记者可以先这样提问：据说村民XXX养鸭子致了富，还帮邻居解了困，有这事吗？接着又问：村民们都说，他脱贫源于您代表村党支部起草的《脱贫规划》，是吗？

四、“想当然”的提问。

这是一种依靠记者丰富阅历，聊天中，主观先述普遍规律内容的提问方式。例如，记者很想通过采访成功发明者，了解他们背后的支持者，就可以先这样发问：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成功的喜悦中，其他获奖者都提出将奖金回馈给暗中默默支持自己的人，假如你也这样，那么要回馈的这个人又是谁呢？

又如，某部队军事演习成绩斐然，这其中，军事主官的战前部署和战斗指挥，起了决定性作用，但这是否意味着部队政治主官的地位与作用被缩小了呢？当记者要采访部队政委时，围绕问题，可以这样提问：演习结束了，在成绩面前，您有了可以重新选择工作岗位的机会，是选择司令员的位置，还是继续在政委的位置上留任？

五、“明知故问”的提问。

这是一种用道理逼着受访者讲道理的提问方式。

例如，某媒体记者执行追踪报道任务，在接触问题关联领导时这样问到：XX电视台XXXX栏目转播了观众来信，又通知你们观看《新闻调查》“船该沉人不该亡”的客观报道，是吗？您认为海上遇险，已报废了的船只漏水沉没，是正常的吗？那么，就是说，这艘船上作业的职工，后来伤亡了，是本不应该有的恶果，是吗？

又如，媒体记者针对节假日职工加班，却领不到加班工资的现象，进行社会调查，就可以这样提问路人：在单位加班，却拿不到法定的加班工资，如果是您遇到这种情况，愿意吗？

六、“逆向思维”的提问。

这是一种无论新闻事实积极还是消极，都从相反结果给予关切的提问方式。例如，记者针对刚刚试行的“绩效工资民主协商评定制度”，进行调查采访，而赞成这项制度的职工，却不直言好得很，在话筒前吞吞吐吐，顾虑重重，记者就可以这样问到：试行“绩效工资民主协商评定制度”，你们可以畅所欲言提合理化建议，但在这之前，你们的建设性意见，跟谁说呢？记者又问：现在提合理化建议，不算犯上作乱了，可提了建议，不被采纳后，会不会产生废除这个制度的想法？为什么？

七、“循序渐进”的提问。

这是一种沿着事物理所当然，又原则无误方向给予关切的提问方式。

例如，记者到刚刚通了电，正在奋力脱贫的乡村采访，想报道群众的生产、生活都发生了哪些具体变化，可以这样提问：来了电，想做许多事，是吗？先想做什么？一位受访的村民回答：集资买马达、碾米机器，办厂子，结束左邻右舍以往跋涉几十里路到有电村碾米磨面的历史。记者又问：假如厂子办起来了，你核算一下，成本回收以及将来的利润，每月至少挣多少？钱积累多了，想过帮街坊邻里、亲朋好友，整点什么事吗？回答：碾米厂的稻麦糠多了，相帮乡亲们养猪挣钱„„。

又如，记者想详细了解一位见义勇为者的火海救人经过，问到：听到警报声，你从办公楼赶往爆炸起火的码头，还有一段路程，除了急切的心情，还想到什么了吗？回答：没有。记者又问：爆炸起火，火势一定很猛，是吗？回答：是的，但厂里义务消防队的水龙枪已经喷水施救。记者又问：救人，分秒必争，您没犹豫，就往正在燃烧的船上冲去，是吗？回答：是的，要通过一条长达五米的跳板，才能上船救人。记者又问：消防水龙将你的身体打湿，这样便减轻了烈火对你的伤害，是吗？回答：是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才有可能背起昏厥的船员，脱离火场„„。

八、“拓展外延”的提问

这是一种针对非常人物及其事件，改变非常的提问角度，以针对常人进行访谈交流的提问方式。比如，伟人的后代，其内涵就是一个人，然而，他的外延对象之间的相互差别，相距甚大。他是领袖的儿女，可也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城里人中的一员。他要求记者以采访常人的方式与自己交谈。

记者面对有着极不寻常家庭背景的受访者，虽被对方的事迹所感动，希望畅所欲言的进行采访交流，但被拒绝，记者只好这样提问：绝大多数城里人在农村呆不住，您也是城里人（领袖后代），却扎根农村四十年，这几乎让所有陌生人都不由自主的关注，甚至猜测这种抉择背后，是怎样的阅历？假如您是旁观者，也会这样猜测吗？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你的这种性格是来到农村后形成的，还是从前？自强不息的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与别人对你的影响有关系吗？困难的时候，想没想过求助他人？„„。

九、“言简意赅”的提问。

这是一种记者以对受访者事迹表态进行交流的提问方式，言下之意，引领受访者对自己的事迹过程，吐露真实感受。

例如，在某省地震后，记者关注到一位企业家的赈灾表态，并及时进行了采访。记者问到：前天，某省地震受灾，昨天您就表态要通过红十字会，将一亿赈灾款汇往当地政府，是吗？您知道您是我省第一个提出以一笔不菲资金赈灾的企业家吗？我们注意到，正好昨天是您的生日。此时，作出赈灾决定，更显得您对灾区群众的同情与关爱，是吗？„„。记者在一连串事实陈述中，已经把问题提交给了受访者，即赈灾义举的感受是什么？

十、“指桑试槐”的提问。

这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提问方式。

例如，记者想探究某位名人的家庭关系，可以这样试探性提问：您的领带有种素雅的美，配上这身服饰，给人一种大方得体、文雅庄重的感觉，是夫人为您选购的吗？ 其实，名人领带怎么来的，不重要。记者在名人面前，提及他的夫人，并体会他瞬间的表情、言语，即便话题被岔开，所有这些反应，都能表露出一些他们夫妻关系的真实近况。

第四篇：也谈雷锋精神

也谈雷锋精神

在谈雷锋精神之前，先来一首刚刚杜撰的打油诗：

雷锋精神是人性，人类楷模不是神。人生失落需自强，春风得意乐助人。

自从我国开始宣传雷锋的那天起，雷锋、雷锋事迹、雷锋故事和雷锋精神就在人们的不断质疑当中宣传，并在人们学雷锋的行动中被不断质疑。其实，如今的雷锋或雷锋精神，只是个“做好事”的代名词，因此，当无人宣传学雷锋的时候，人们却时常会想起、提起雷锋；而当有人宣传学雷锋时，人们却怀疑学雷锋是否还合时宜。这种奇怪的反映，说明人们需要雷锋，社会需要雷锋，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雷锋，同时人们又怀疑雷锋精神是否真的存在，怀疑别人和自己是否能学做雷锋，并且能学做多久。

曾有资料介绍说，第一个宣传雷锋事迹的作者把雷锋写得非常人性化，可是审稿的人觉得文章的阶级立场不够鲜明，于是就硬杜撰进了雷锋小时候砍地主家山上的柴，手背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故事,以增加文章中雷锋的阶级立场和阶级仇恨。而据曾跟雷锋一起忆苦思甜的战友说，雷锋手指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疤，是小时候偷吃地主家的猪食时，被地主婆砍的。还有人说，雷锋手上的疤痕是小时候顽皮不小心摔的。甚至还有人说，这刀疤是小时候在地主家的厨房里，看厨娘在切熟肉，忍不住伸手从砧板上撮肉吃，被厨娘手上的菜刀不小心割了一刀留下的，而不是被地主婆砍的。但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作者就把这疤痕的来历按在了地主婆头上。雷锋死后，在编撰雷锋日记时，专挑他日记当中那些符合当时政治宣传需要的内容，而把那些儿女情长的内容都没选进去。甚至在展示雷锋的遗物时，也特意把雷锋拥有的奢侈品都藏起来，而尽量展示他俭朴的一面。甚至还有人怀疑雷锋当时的收入和支出是不平衡的，收入少，而消费和捐献得多，说明宣传有假。其实，现在去考究这些都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到底什么是雷锋精神？我们需不需要雷锋精神？

雷锋小时候的确很苦，七岁就成了孤儿，解放那年他十岁，才开始上小学；16岁时，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并当了公务员。县合作社里买拖拉机时，号召大家捐款，雷锋捐了二十元，成了全县捐款最多的人。后来又学会了开拖拉机、摩托车，自己又买了自行车。他工作四年后，1960年去参军，并开上了汽车。在当时，雷锋的收入，特别是在鞍钢工作时的收入，是很高的。他一个人的收入，在当时，可以养活一家四、五口人。可是雷锋直到22岁去世时，还是孤身一人，毫无牵挂。他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因此，当时的雷锋是很爽的，像当时的奢侈品，如自行车、手表、皮箱、皮鞋和时髦服装，他都有。还不到22岁，这些东西都有了，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他当时的生活水平，足足超前我们温州普通百姓二十多年。雷锋还很喜欢拍照片，这在当时人们一辈子也没拍几张照片的时代来说，也是很时尚的。因此，当时的雷锋是个生活富裕、追求时尚的小青年，比如今的富二代、官二代还牛。可是，追求时尚的雷锋平时生活也是很俭朴的，他把积攒下来的钱用来帮助集体和别人，体现了“富而好德、富而好礼、富而好仁、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当时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硬把这跟共产主义精神扯在一起,不过也没关系，因为共产主义也是讲人性的。而当时硬把阶级斗争也扯在里面，就有点滑稽了。因为，雷锋做好事时，从来都不问那些受他帮助的人到底是什么阶级成分。如果受他帮助的那个老大娘是个地主婆呢？如果他帮助提行李的那个抱小孩的大嫂是个国民党残匪的官太太呢？他这不是在为阶级敌人做事吗？可是，雷锋只知道她们是需要帮助的人，就去帮助她，不附加任何条件，不求任何回报。这就是雷锋精神所闪烁的人性的光辉。

雷锋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乐观、大方，热爱学习和自我修养；他在春风得意时，不像现在的一些富二代、官二代欺人、压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助人为乐，勤做好事。根据雷锋所生活的时代、年龄和学历，雷锋不可能在日记里写出什么高深的理论和超脱当时形势氛围的独到见解，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看雷锋在日记里说了什么，而要看他主要做了什么。雷锋是朴素的，纯洁的，善良的，并且具有初步的人生理念。我们今天学习他，就是要学习他怎样做一个有人性的人，因此，雷锋不仅是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也是全人类的楷模。其实，像雷锋这样的人是很多的，如有些基督徒也非常乐于帮助别人，当我们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往往会说“让我们都感谢上帝吧！”，这就把做好事跟宗教搅在了一起。而把雷锋精神硬跟共产主义或阶级斗争搅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宗教形式，从而也扭曲了真正的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颗灿烂明星，它早已摆脱了时代、国界和阶级的束缚。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雷锋精神必将大放异彩。实际上我们在当今的一些发达国家里，也经常能感受到类似雷锋精神的存在，而在雷锋的诞生地中国，更多的只是一种形式和宣传。

第五篇：也谈延安精神

清晨，我们第37、38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部分学员，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两周多后，乘火车抵达延安，开始了为期9天的学习和考察之旅。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在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部分时期，曾是无数爱国和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心神向往之地。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伟大旗帜，在这一旗帜的感

召下，众多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不远万里，不怕苦和累，冒着被敌人杀头的危险，冲破重重难关，纷纷奔向这里，加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洪流之中；它是延安精神孵育、诞生和成熟之地，有了这一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之下的军民不惧任何艰难险阻，奋勇向前，使中国革命力量由弱到强、从小到大，直至取得全国胜利；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祥之地，在此，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思中国革命征程中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等一系列运动，找到了中国革命正确的政治方向、奋斗目标和思想路线，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它也是毛泽东思想孕育、成熟、直至成为全国人民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的地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思想宝库，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人民抵御外来强敌的精神力量源泉。

在延安学习和考察的9天时间里，我们先后参加了许多现场教学活动和课堂教学活动。在现场教学活动中，我们先后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鲁迅艺术学院和六届六中全会旧址、洛川会议旧址、四八烈士陵园、宝塔山圣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和旧址、凤凰山革命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等；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我们参加了形式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观看《延安时代》音像教学片、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讲座、学唱革命歌曲和陕北民歌、毛泽东与黄炎培论“历史周期率”、观看文艺演出、学习革命先烈讲座、弘扬抗大精神讲座、白求恩与白求恩精神讲座、毛泽东如何教育子女讲座、延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等。通过这些活动，我对延安的形象逐步从比较模糊到相对清晰，从片面了解到比较全面了解，对延安精神从生疏好奇到由衷的感佩，特别是对张闻天和林彪的历史贡献与作用有了相当不同的认识和改变。我觉得中共党史还有许多空白点很值得挖掘和填充，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应该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这才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崇高品质。另外，我对周恩来总理的看法也有了些小改变。

不过，作为民主党人士（我是九三学社成员），我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而凝练而成的“延安精神”，还是敬佩有加，这里，我只能用“感动”、“感人”和“感慨”六个字来加以表达。

“感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者们都普遍具有博大情怀和朴实刚毅的良好作风，他们大多具有自我批评、自我反思和勇于改正错误的胆量与智慧，他们也大多具有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他们为其他共产党人和解放区民众树立起了光辉形象和高大丰碑；“感人”是因为在这里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们做出了许许多多感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事迹，特别是在生活条件极端困苦时期，他们都表现出了大公无私和艰苦朴素的高尚情怀，例如，在生活上，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都能做到平等互助、不分贵贱和同甘共苦。这里还涌现出了像张思德和白求恩这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型；“感慨”是因为当时还相当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由于有了“延安精神”而使自己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在几年之内就快速打败了曾经强大无比的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最终取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我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此丰功伟绩，并不完全是“天意”，而根本原因是“人为”。上梁正，得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确是一条千古不谬的真理。

在参加以上活动之余，我时常思考“何为延安精神”这一问题？经过比较深入的学习和思考，我以为，“延安精神”或许可以用如下四个“之风”来加以说明：

1、实事求是之风。“实事求是”是一个哲学命题，它表明了人们如何对待客观事物、如何研究客观事物以及如何从客观事物的观察和研究中得出具有其规律性的东西。毛泽东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这一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在对中国历史事实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事实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和“怎样做事”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做事为人都

要从实际出发或从客观事实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因此，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从而，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上到下都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思想解放运动，这为纠正当时党内的左倾主义错误、端正政治方向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为毛泽东真正成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此后毛泽东思想升格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发挥了关键作用。“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2、清正廉明之风。在延安时期，中共各级干部为什么都能达到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我认为，其原因主要就是毛泽东等最高层领导起到了表率和榜样作用。毛泽东在物质生活上从来不提出任何过高要求，他与别人一样，吃同样的极差伙食，穿一样的破烂衣服，养成了朴素廉洁的作风；在工作上，他兢兢业业、劳心劳力和废寝忘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沤心沥血；在待人方面，他风趣幽默、平易近人，从不摆官架子（想想现在的一些大官们甚至微不足道的官员及其太太们的飞扬跋扈，就令人心寒！）；在处事方面，他又公正廉明、精明强干，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雄才伟略，他所提出的思想和战略战术总是比他人高出百畴，无不令人心服口服。毛泽东这种清正廉明的形象和作风，很自然地就会影响到其他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从而使中共上下也普遍弥漫着这种清正廉明的气息，为中共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良好口碑和光辉形象，赢得了民心，这为此后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3、艰苦奋斗之风。在整个延安时期，物质极端贫乏，生活条件极端困苦，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硬是从这种十分恶劣的环境中闯出了一条新路，不但克服了重重困难，还使自己迅速强大起来，并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不得不让全世界所有人感叹敬佩无比。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风，战胜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种种危难，无往而不克。因此，艰苦奋斗之风也应该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之一。

4、以民为本之风。民本思想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的13年中，以民为本之风盛行。毛泽东曾先后提出了“为群众服务”、“一切为了人民”和“为人民服务”等思想，这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艰难情况下站稳脚跟、图求发展等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只有“为人民服务”或以民为本（不是以人为本，二者有相当大的区别！），才能真正赢得民心，政权才能真正巩固，而获得人民拥戴与支持，是成大事者的最重要素质。

当然，以上四个“之风”并不能完全概括延安精神的全部内涵，但无疑地，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我想，延安精神可能还有“奋发图强、不畏强敌之风”、“信念坚定、方向明确之风”等，这两个“之风”也非常重要，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延安精神”在目前中国人民努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程中，也应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现实价值，必须在中国共产党人内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竭力加以弘扬和宣传，并作为他们必备的一种素质加以严厉要求，这对维护中国共产党人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巩固执政基础，具有无法替代的重大作用。但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