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国商业贿赂治理的立法完善和司法策略

第一篇：谈我国商业贿赂治理的立法完善和司法策略

文章标题：谈我国商业贿赂治理的立法完善和司法策略

4月上旬，省检察院在安阳市召开了治理商业贿赂研讨会，与会人员对商业贿赂案件范围、治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完善措施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

商业贿赂只是一个法律术语，不是一个规范罪名，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商业贿赂进行明

确的定

义。那么，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条件进行探讨就很有必要。与会代表认为，是否属于商业贿赂，应当主要根据行贿主体、目的及其发生的领域等来判断。商业贿赂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通过贿赂手段以获取交易机会或者经济利益的行为。商业贿赂的行贿主体是经营者，商业贿赂行贿方的目的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贿赂活动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

商业贿赂犯罪从本质上讲是贿赂犯罪的一种，但它和一般的贿赂犯罪相比又具有一些特点：一是商业贿赂犯罪大多具有行业性特征。从检察机关近几年的办案情况看，商业贿赂大多发生在具有暴利性、市场供求成为单方市场的特定领域、特定行业内，如医药购销、政府采购等。二是商业贿赂犯罪具有长期性特征。一般的贿赂犯罪大多是一事一贿，行贿方要求受贿方所做的是短期的、一次性行为，如升迁、调动工作等。而商业贿赂犯罪大多行贿方和受贿方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合作”，行贿方通过不断向受贿方进行贿赂后谋求较长时间的经济利益。三是商业贿赂具有隐蔽性特征。一般的贿赂犯罪往往是简单的权钱交易，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比较明显。而商业贿赂犯罪大多会披着“市场经济”的外衣，而以“回扣”、“手续费”、“返利”等形式出现，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商业贿赂治理工作中的问题

商业贿赂犯罪查办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与会人员探讨的一个焦点。大家认为，现行法律不完善是影响商业贿赂治理的突出因素。

首先，法律规定散乱、不统一，缺乏衔接性和协调性。目前，虽然我国有关防治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数量很多，但是非常散乱，容易使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出现冲突，给治理商业贿赂的司法实践带来许多问题。

其次，现行立法在具体内容的规定上存在滞后性。在刑事立法方面，一是随着商业贿赂的形式越来越隐蔽，把贿赂限定为财物，范围过窄，无法满足当前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需要；二是在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设计上存在问题。“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该类犯罪的必备要件，给犯罪分子提供了许多规避法律的机会。三是在刑法罪名方面还不能与国际接轨，容易造成市场法律规制手段的缺失。四是我国现行法律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经济处罚措施较轻，缺乏从业禁止的资格刑，不能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有代表从具体案件入手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商业贿赂案件的特殊性给案件查办工作带来诸多困难，具体总结为“四难”现象。一是商业贿赂行为隐蔽性较强，发现案件线索难。由于商业贿赂的行贿、受贿双方存在着利益一致性，且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因此，监管主体很难发现商业贿赂线索。二是商业贿赂案情辐射地域广，侦查取证难。由于商业贿赂往往发生在商业交易中，具有专业性、跨地域性和扇形放射性等特点，书面证据和知情人较少，给调查取证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三是商业贿赂犯罪多为窝串案，主要证据突破难。由于商业贿赂犯罪中各方具有共同利益，而且往往是“官商结合”，一旦其中一方打听到查办风声，往往便会串供、毁证，订立攻守同盟，甚至一逃了之，难以形成有效证据链。四是追逃工作难。与商业贿赂形式日益多样化，手段日益现代化相比，检察机关的侦查技术手段还过于单

一、落后，追逃工作难度较大。

-商业贿赂治理工作的完善措施

与会人员围绕如何完善商业贿赂治理措施进行了热烈探讨。商业贿赂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情况，仅仅依靠某部法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当务之急，还是要从完善立法、举报制度以及财务会计制度等方面入手对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综合治理。

一、加大商业贿赂案件查处力度。在当前商业贿赂多发、治理工作亟待加强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抓好商业贿赂大要案的查办，增强法律震慑力。一是严格执法，提高商业贿赂犯罪的查处率。针对一些地方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查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随意性大的现象，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强调严格执法，将执法执纪依据统一到法律层面上来，决不能在制裁上予以法外施恩。二是在发案较集中的系统和领域集中力量掀起打击“高潮”，开展“系统抓、抓系统”活动，深挖窝案、串案，形成侦查一体化的办案格局。三是针对商业贿赂查处存在的客观难度，强化侦查意识，注重侦查手段的使用，在提高侦查能力上下功夫。

二、完善立法。一是加强司法解释。多数同志认为，虽然我国目前关于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比较分散，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具有争议的具体法律问题，但总体来看，现行法律还是能满足治理商业贿赂需要的，没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关于商业贿赂的单行法。当然，司法机关可以专门对治理商业贿赂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也有论者建议制定一部《反商业贿赂法》。明确界定商业贿赂的界限范围和查处的主管机关，构建起行政、民事与刑事制度相互配合衔接的反商业贿赂机制。

二是加强立法解释。一些与会人员认为，为了避免“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同时适应治理商业贿赂的国际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进行立法解释。一是修改受贿犯罪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构成要件的规定。可以借鉴《公约》的表述，以受贿人基于贿赂“作为或者不作为”取代“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二是扩大贿赂方式的范围。可以借鉴《公约》规定的“不正当好处”的概念，把“获取不正当好处”作为贿赂方式。三是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可以借鉴《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当将贿赂外国公司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扩大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主体范围。

三是完善对商业贿赂行贿人的处罚措施体系。有论者指出，要借鉴国外立法，加大对商业贿赂行贿人的经济处罚力度。要遏制通过商业行贿获取巨额利润的行为，就必须运用高额经济处罚的手段才能奏效。还要建立和完善对行贿人的从业禁止处罚制度。禁业性的人身资格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调节经济生活的通行手段。

三、建立商业贿赂信息共享和举报制度。一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强化打击合力。加强司法机关之间、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之间的配合，建立情报、信息交换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发现线索迅速移送，及时查处。二是建立专门的商业贿赂举报制度。由于商业贿赂比较隐蔽、取证困难，仅仅依靠行政执法、司法部门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建议创新举报奖励制度，如推行悬赏举报制度等，提高群众的举报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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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谈我国商业贿赂治理的立法完善和司法策略

文章标题：谈我国商业贿赂治理的立法完善和司法策略

4月上旬，省检察院在安阳市召开了治理商业贿赂研讨会，与会人员对商业贿赂案件范围、治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完善措施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

商业贿赂只是一个法律术语，不是一个规范罪名，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商业贿赂进行明

确的定义。那么，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条件进行探讨就很有必要。与会代表认为，是否属于商业贿赂，应当主要根据行贿主体、目的及其发生的领域等来判断。商业贿赂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通过贿赂手段以获取交易机会或者经济利益的行为。商业贿赂的行贿主体是经营者，商业贿赂行贿方的目的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贿赂活动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

商业贿赂犯罪从本质上讲是贿赂犯罪的一种，但它和一般的贿赂犯罪相比又具有一些特点：一是商业贿赂犯罪大多具有行业性特征。从检察机关近几年的办案情况看，商业贿赂大多发生在具有暴利性、市场供求成为单方市场的特定领域、特定行业内，如医药购销、政府采购等。二是商业贿赂犯罪具有长期性特征。一般的贿赂犯罪大多是一事一贿，行贿方要求受贿方所做的是短期的、一次性行为，如升迁、调动工作等。而商业贿赂犯罪大多行贿方和受贿方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合作”，行贿方通过不断向受贿方进行贿赂后谋求较长时间的经济利益。三是商业贿赂具有隐蔽性特征。一般的贿赂犯罪往往是简单的权钱交易，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比较明显。而商业贿赂犯罪大多会披着“市场经济”的外衣，而以“回扣”、“手续费”、“返利”等形式出现，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商业贿赂治理工作中的问题

商业贿赂犯罪查办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与会人员探讨的一个焦点。大家认为，现行法律不完善是影响商业贿赂治理的突出因素。

首先，法律规定散乱、不统一，缺乏衔接性和协调性。目前，虽然我国有关防治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数量很多，但是非常散乱，容易使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出现冲突，给治理商业贿赂的司法实践带来许多问题。

其次，现行立法在具体内容的规定上存在滞后性。在刑事立法方面，一是随着商业贿赂的形式越来越隐蔽，把贿赂限定为财物，范围过窄，无法满足当前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需要；二是在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设计上存在问题。“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该类犯罪的必备要件，给犯罪分子提供了许多规避法律的机会。三是在刑法罪名方面还不能与国际接轨，容易造成市场法律规制手段的缺失。四是我国现行法律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经济处罚措施较轻，缺乏从业禁止的资格刑，不能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有代表从具体案件入手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商业贿赂案件的特殊性给案件查办工作带来诸多困难，具体总结为“四难”现象。一是商业贿赂行为隐蔽性较强，发现案件线索难。由于商业贿赂的行贿、受贿双方存在着利益一致性，且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因此，监管主体很难发现商业贿赂线索。二是商业贿赂案情辐射地域广，侦查取证难。由于商业贿赂往往发生在商业交易中，具有专业性、跨地域性和扇形放射性等特点，书面证据和知情人较少，给调查取证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三是商业贿赂犯罪多为窝串案，主要证据突破难。由于商业贿赂犯罪中各方具有共同利益，而且往往是“官商结合”，一旦其中一方打听到查办风声，往往便会串供、毁证，订立攻守同盟，甚至一逃了之，难以形成有效证据链。四是追逃工作难。与商业贿赂形式日益多样化，手段日益现代化相比，检察机关的侦查技术手段还过于单

一、落后，追逃工作难度较大。

-商业贿赂治理工作的完善措施

与会人员围绕如何完善商业贿赂治理措施进行了热烈探讨。商业贿赂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情况，仅仅依靠某部法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当务之急，还是要从完善立法、举报制度以及财务会计制度等方面入手对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综合治理。

一、加大商业贿赂案件查处力度。在当前商业贿赂多发、治理工作亟待加强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抓好商业贿赂大要案的查办，增强法律震慑力。一是严格执法，提高商业贿赂犯罪的查处率。针对一些地方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查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随意性大的现象，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强调严格执法，将执法执纪依据统一到法律层面上来，决不能在制裁上予以法外施恩。二是在发案较集中的系统和领域集中力量掀起打击“高潮”，开展“系统抓、抓系统”活动，深挖窝案、串案，形成侦查一体化的办案格局。三是针对商业贿赂查处存在的客观难度，强化侦查意识，注重侦查手段的使用，在提高侦查能力上下功夫。

二、完善立法。一是加强司法解释。多数同志认为，虽然我国目前关于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比较分散，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具有争议的具体法律问题，但总体来看，现行法律还是能满足治理商业贿赂需

第三篇：谈我国商业贿赂治理的立法完善和司法策略

文章标题：谈我国商业贿赂治理的立法完善和司法策略

4月上旬，省检察院在安阳市召开了治理商业贿赂研讨会，与会人员对商业贿赂案件范围、治理中遇到的问题和完善措施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

商业贿赂只是一个法律术语，不是一个规范罪名，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商业贿赂进行明

确的定义。那么，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条件进行探讨就很有必要。与会代表认为，是否属于商业贿赂，应当主要根据行贿主体、目的及其发生的领域等来判断。商业贿赂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通过贿赂手段以获取交易机会或者经济利益的行为。商业贿赂的行贿主体是经营者，商业贿赂行贿方的目的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贿赂活动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

商业贿赂犯罪从本质上讲是贿赂犯罪的一种，但它和一般的贿赂犯罪相比又具有一些特点：一是商业贿赂犯罪大多具有行业性特征。从检察机关近几年的办案情况看，商业贿赂大多发生在具有暴利性、市场供求成为单方市场的特定领域、特定行业内，如医药购销、政府采购等。二是商业贿赂犯罪具有长期性特征。一般的贿赂犯罪大多是一事一贿，行贿方要求受贿方所做的是短期的、一次性行为，如升迁、调动等。而商业贿赂犯罪大多行贿方和受贿方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合作”，行贿方通过不断向受贿方进行贿赂后谋求较长时间的经济利益。三是商业贿赂具有隐蔽性特征。一般的贿赂犯罪往往是简单的权钱交易，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比较明显。而商业贿赂犯罪大多会披着“市场经济”的外衣，而以“回扣”、“手续费”、“返利”等形式出现，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商业贿赂治理中的问题

商业贿赂犯罪查办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与会人员探讨的一个焦点。大家认为，现行法律不完善是影响商业贿赂治理的突出因素。

首先，法律规定散乱、不统一，缺乏衔接性和协调性。目前，虽然我国有关防治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数量很多，但是非常散乱，容易使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出现冲突，给治理商业贿赂的司法实践带来许多问题。

其次，现行立法在具体内容的规定上存在滞后性。在刑事立法方面，一是随着商业贿赂的形式越来越隐蔽，把贿赂限定为财物，范围过窄，无法满足当前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需要；二是在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设计上存在问题。“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该类犯罪的必备要件，给犯罪分子提供了许多规避法律的机会。三是在刑法罪名方面还不能与国际接轨，容易造成市场法律规制手段的缺失。四是我国现行法律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经济处罚措施较轻，缺乏从业禁止的资格刑，不能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有代表从具体案件入手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商业贿赂案件的特殊性给案件查办带来诸多困难，具体为“四难”现象。一是商业贿赂行为隐蔽性较强，发现案件线索难。由于商业贿赂的行贿、受贿双方存在着利益一致性，且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因此，监管主体很难发现商业贿赂线索。二是商业贿赂案情辐射地域广，侦查取证难。由于商业贿赂往往发生在商业交易中，具有专业性、跨地域性和扇形放射性等特点，书面证据和知情人较少，给调查取证带来许多困难。三是商业贿赂犯罪多为窝串案，主要证据突破难。由于商业贿赂犯罪中各方具有共同利益，而且往往是“官商结合”，一旦其中一方打听到查办风声，往往便会串供、毁证，订立攻守同盟，甚至一逃了之，难以形成有效证据链。四是追逃难。与商业贿赂形式日益多样化，手段日益现代化相比，检察机关的侦查技术手段还过于单

一、落后，追逃难度较大。

-商业贿赂治理的完善措施

与会人员围绕如何完善商业贿赂治理措施进行了热烈探讨。商业贿赂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情况，仅仅依靠某部法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当务之急，还是要从完善立法、举报制度以及财务会计制度等方面入手对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综合治理。

一、加大商业贿赂案件查处力度。在当前商业贿赂多发、治理亟待加强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抓好商业贿赂大要案的查办，增强法律震慑力。一是严格执法，提高商业贿赂犯罪的查处率。针对一些地方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查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随意性大的现象，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强调严格执法，将执法执纪依据统一到法律层面上来，决不能在制裁上予以法外施恩。二是在发案较集中的系统和领域集中力量掀起打击“高潮”，开展“系统抓、抓系统”活动，深挖窝案、串案，形成侦查一体化的办案格局。三是针对商业贿赂查处存在的客观难度，强化侦查意识，注重侦查手段的使用，在提高侦查能力上下功夫。

二、完善立法。一是加强司法解释。多数同志认为，虽然我国目前关于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比较分散，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具有争议的具体法律问题，但总体来看，现行法律还是能满足治理商业贿赂需

要的，没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关于商业贿赂的单行法。当然，司法机关可以专门对治理商业贿赂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也有论者建议制定一部《反商业贿赂法》。明确界定商业贿赂的界限范围和查处的主管机关，构建起行政、民事与刑事制度相互配合衔接的反商业贿赂机制。

二是加强立法解释。一些与会人员认为，为了避免“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同时适应治理商业贿赂的国际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进行立法解释。一是修改受贿犯罪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构成要件的规定。可以借鉴《公约》的表述，以受贿人基于贿赂“作为或者不作为”取代“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二是扩大贿赂方式的范围。可以借鉴《公约》规定的“不正当好处”的概念，把“获取不正当好处”作为贿赂方式。三是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可以借鉴《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当将贿赂外国公司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扩大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主体范围。

三是完善对商业贿赂行贿人的处罚措施体系。有论者指出，要借鉴国外立法，加大对商业贿赂行贿人的经济处罚力度。要遏制通过商业行贿获取巨额利润的行为，就必须运用高额经济处罚的手段才能奏效。还要建立和完善对行贿人的从业禁止处罚制度。禁业性的人身资格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调节经济生活的通行手段。

三、建立商业贿赂信息共享和举报制度。一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强化打击合力。加强司法机关之间、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之间的配合，建立情报、信息交换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发现线索迅速移送，及时查处。二是建立专门的商业贿赂举报制度。由于商业贿赂比较隐蔽、取证困难，仅仅依靠行政执法、司法部门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建议创新举报奖励制度，如推行悬赏举报制度等，提高群众的举报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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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没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关于商业贿赂的单行法。当然，司法机关可以专门对治理商业贿赂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也有论者建议制定一部《反商业贿赂法》。明确界定商业贿赂的界限范围和查处的主管机关，构建起行政、民事与刑事制度相互配合衔接的反商业贿赂机制。

二是加强立法解释。一些与会人员认为，为了避免“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同时适应治理商业贿赂的国际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进行立法解释。一是修改受贿犯罪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构成要件的规定。可以借鉴《公约》的表述，以受贿人基于贿赂“作为或者不作为”取代“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二是扩大贿赂方式的范围。可以借鉴《公约》规定的“不正当好处”的概念，把“获取不正当好处”作为贿赂方式。三是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可以借鉴《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当将贿赂外国公司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扩大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主体范围。

三是完善对商业贿赂行贿人的处罚措施体系。有论者指出，要借鉴国外立法，加大对商业贿赂行贿人的经济处罚力度。要遏制通过商业行贿获取巨额利润的行为，就必须运用高额经济处罚的手段才能奏效。还要建立和完善对行贿人的从业禁止处罚制度。禁业性的人身资格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调节经济生活的通行手段。

三、建立商业贿赂信息共享和举报制度。一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强化打击合力。加强司法机关之间、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之间的配合，建立情报、信息交换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发现线索迅速移送，及时查处。二是建立专门的商业贿赂举报制度。由于商业贿赂比较隐蔽、取证困难，仅仅依靠行政执法、司法部门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建议创新举报奖励制度，如推行悬赏举报制度等，提高群众的举报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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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探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缺陷与完善建议

浅探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缺陷与完善建议

时间：10-03-26来源：代写毕业论文网 作者：Admin

近几年来作为一种普遍商务潜规则的商业贿赂呈高发趋势，已经成为某些行业、市场的潜规则，它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和正常的交易秩序，而且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文章分析了我国目前反商业贿赂法的立法较为滞后、轻缓和混乱的现状及其缺陷，参照德日等发达国家关于反商业贿赂的立法，提出了完善反商业贿立法的建议。

一、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现状

1、经济方面的反商业贿赂立法。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对方单位或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同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我国《公司法》、《土地管理法》等经济法律法规也从不同角度对禁止商业贿赂行为作了规定。

2、行政方面的反商业贿赂立法。1996年国家工商总局颁布《关于禁止商业贿赂的暂行规定》第9条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作了规定，即“经营者违反本规定行贿手段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22条的规定，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O万元以下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应当予以没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公务员法》、《人民警察法》、《法官法》等法律法规中都有禁止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索贿和受贿的规定。

3、刑事方面的反商业贿赂立法。1997年3月修改的《刑法》针对国家L作人员在商业活动中的贿赂行为，刑法规定有“行贿罪”、“受贿罪”、“介绍贿赂罪”；对于公司、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规定有“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在刑事处罚力度，规定犯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犯受贿罪最高可处以死刑。

4、国际法方面的反商业贿赂立法。我国在2003年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内容包括“禁止贿赂本国、外国公职人员；禁止部门内的贿赂；禁止影响力交易；禁止私营部门内的侵吞财产”、“采取措施保障公共部门的廉洁，实行公职人员行为守则。加强公共采购和公共财政管理，定期向公众报告，推动社会参与反腐败行动，加强监督私营部门，加强监督财务会计。”

二、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缺陷

1、规定抽象。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过于简约和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无论是刑法典、单行刑法还是行政法规，对商业贿赂的法律特征规定的都过于抽象和模糊。

2、体系分散。综观我国惩治商业贿赂的现有立法，从法律层级上看，由法律、法规(地方法规、行政法规)和规章(地方规章、部门规章)；从立法类别上看，有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国际法等。非常零散，没有形成一个结构合理、衔接得当的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

3、管辖权上，检察、公安、工商、税务和审计等部门都有调查权。如果是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由检察机关查处，涉及公司企业人员则由公安机关负责，如果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则由工商部门处罚，多头管理往往导致管理疏漏。

4、处罚轻缓。一是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制裁力度不够，罚款额过低。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商业贿赂的行政罚款最高不超过20万。这个对于商业贿赂可能带来的巨额利润来说实属微不足道，难以达到处罚效果。二是对商业贿赂的刑事制裁不够完善。我国刑法只规定了一种财产刑，不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罚金刑或者没收财产刑，对犯罪单位没有设置相应的资格刑。

5、规定混乱。一是法律法规的规定之间相互冲突矛盾。二是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导致执法上的混乱，“以罚代刑”现象普遍。

三、相关发达国家反商业贿赂立法

1、韩国反商业贿赂立法。韩国1964年制定了《关于特殊犯罪的特别法》等法律，规定分别对受贿公务员、不正当利益获得者、校园非法敛财者、公职人员渎职行为进行处罚。1981年，韩国制订了《公职人员伦理法》，规定实行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登记制度、公职人员物品申报制度和退休公职人员就业限制制度，以防止公职人员接受商业贿赂。韩国目前防止腐败和贿赂的一个关键性措施就是对各级政府和公共机关进行清廉度调查。另一个重要反腐败措施是去年3月由韩国政府、政界和经济界共同签署《透明社会协约》，其目标是建立没有腐败的先进型透明社会。

2、德国反商业贿赂立法。德国早在1909年就专门制定了《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其后，德国又对该法进行了若干次修改，并围绕该法先后制定了《标准合同条件法》、《折扣法》、《关于附加赠送物品条例》等一系列法规，他们和《德国刑法典》以及和1997年修订的《反腐败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

3、美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美国非常重视运用刑罚手段惩治此类犯罪。美国50个州中已有半数以上对商业贿赂罪作了规定，其中纽约州的商业贿赂法最为完善。在联邦方面，1914年颁布的《克莱顿法》明确禁止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一些相关的法律中，如《旅游法》、《邮件诈骗法》等都对商业贿赂的刑事责任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四、完善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的几点建议

1、健全完备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制定统一反商业贿赂法。应当健全以刑法为主的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尽可能使体系内每一项规范都具有科学

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尽可能制定比较完备全面的规范，少留空白；尽可能使各项规范之间相互协调，消除冲突。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将关于商业贿赂行为的零星法规加以整合。

2、完善商业贿赂处罚机制，健全反商业贿赂法律责任体系。首先应完善商业贿赂的民事责任制度。明确商业贿赂侵权责任的赔偿主体既包括行贿者也包括受贿者，明文规定所有竞争者都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其侵害的预期利益予以赔偿。其次应加强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力度，扩大我国商事、经济行政法对商业贿赂行为惩处的种类。最后应完善反商业贿赂刑事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修订现有刑法，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专门单设一节“商业贿赂罪”。

3、当扩大贿赂的法定含义。如贿赂犯罪主体、其他非物质性利益或好处的表现形式；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要件；修改贿赂犯罪既遂的标准，对于许诺、提议给予、收受贿赂的行为也予治罪；统一贿赂犯罪的犯罪客体，考虑对于行贿受贿同罪同罚的可能性；增加贿赂犯罪的资格刑、罚金刑，扩大没收财产的范围等。

4、填补公司、企业中非国家工作人员间接受贿的立法空白。我国现有刑法规定中，只规定了公司、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利用本人职权的一般商业受贿行为，而没有间接商业受贿的定罪处罚规定，但是间接商业受贿行为同样会给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带来严重危害，有时还会影响到我国的投资环境。因此，应当在商业贿赂所谓立法中就如何惩治公司、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间接商业受贿予以规定。以严密法网。

第五篇：谈医疗系统治理商业贿赂问题

正确认识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的危害与成因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商业贿赂在医药购销领域较为严重，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手段隐蔽，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大突出问题。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经营企业和个人以回扣等商业贿赂为手段，向医疗机构推销质次价高甚至假冒伪劣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导致医药服务价格不断攀升，直接损害广大患者的利益；二是一些医务人员为获得回扣、提成，滥用某些药品和高值耗材，既损害患者健康，又加重患者经济负担；三是严重腐蚀了医疗卫生队伍，一些医务人员成为不法企业的代言人，滋生了腐败和经济犯罪。

近年来各省市查处的一些窝案、串案和大案要案，令人触目惊心，不少医疗机构的领导和知名专家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现象，既有药品流通秩序混乱、药品耗材价格虚高等外部原因，也有少数医务人员漠视群众利益、见利忘义等内部原因。但医院和医务人员是医药购销领域的最后一道闸门，这一关把好了，商业贿赂就失去了条件；把不好，商业贿赂就会畅通无阻，外因常常通过内因起作用。

治理要措施得力，扎实推进

一是抓好学习教育。以科室和支部为单位组织学习中央关于治理商业贿赂的部署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使人人知晓有关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开展好“如何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抵制商业贿赂”的讨论。消除模糊认识，如“法不责众”，“小巫见大巫”等糊涂认识。运用职业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和警示教育，进一步提高广大医务人员对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严重性和危害性的认识，自觉抵制和治理商业贿赂行为。

二是抓好自查自纠。对重点部门和岗位的人员要认真进行自查，写出自我剖析材料；对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组织工作人员对医药购销中的不正当交易行为进行自查自纠。要坚持教育与惩处相结合，坚持区别对待，宽严相济，严格把握政策，充分发挥政策和教育的威力。

三是抓好整改提高。针对自查自纠中发现的问题和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举一反三，查找漏洞，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建立健全防治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坚持边查边整改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做到同步进行，不能等专项治理结束后才整改。要把开展单病种限价收费工作作为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整改措施之一。过去对开展单病种限价收费工作未落实到位，究其原因，一是未找出实施单病种限价收费的科学方法和途经，二是一些运行机制阻碍了这项工作的实施，如药品的促销和回扣，科室业务收入与奖金直接挂钩等。实行整改工作责任制，把监督检查贯穿于自查自纠全过程，确保整改措施落到实处。

四是严肃查处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在抓好自查自纠工作的同时，要严格依法查办商业贿赂案件。要在自查自纠中发现大案要案线索，重点查办；同时，以查办大案要案促进自查自纠工作的开展，查办案件工作要贯穿于专项治理工作的全过程。查办案件要坚持依法依纪办案、文明办案，准确掌握法律和政策，严格区分违法犯罪与一般性错误的界限，做到宽严相济，达到教育多数、震慑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