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知识产权保护与限制的平衡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适当限制之间的平衡
新商标法已于2014年5月1日正式实施，2014年6月4日到5日，西南政法大学和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新《商标法》司法热点问题研讨会”，与会代表就新《商标法》司法保护中“侵害商标权行为的认定”、“侵害商标权的抗辩事由”、“侵害商标权的民事责任”、“涉外贴牌加工商标侵权问题”、“帮助型商标侵权问题”等热点问题进行研讨，精彩纷呈。
以正确的知识产权观指导商标权司法保护
任何问题，都有特定场域，只有明确了问题所处的背景，才可能确立正确的解决思路和方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刘春田教授在开幕式中特别强调，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产权观，是我国知识产权研究和保护中最为重要的事情，“知识产权观既是我们的理论基础，也是精神支柱，还是我们的思想靠山”。例如，对于当前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涉外贴牌加工的商标侵权问题，与会代表认为，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加工制造的中低端，我国将长期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初中级阶段，这是我国商标权的司法保护和政策考量的现实起点。我们可以利用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特点，以我国《商标法》为依据评判特定涉外贴牌加工行为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只有构成商标使用行为才可能谈得上构成商标侵权行为。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刘春田教授认为，应当特别注意公权与私权的关系问题。对商标法而言，商标注册是公权介入私权、承认私权的重要环节，如何看待商标注册行为与商标使用行为，是商标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中国社科院李明德教授认为，商标权是私权，其根源在于通过商标实际使用而获得的商誉，商标注册虽然可以带来八大程序性好处，但它不是商誉的来源，也不是财产权的授予。国务院法制办金武卫副司长认为，在先使用是获得正当权利的重要途径，但它产生的是自然权利，除非商标法加以承认，否则它不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一点已经为世界各国商标法所接受。
加强保护与适当限制之间的平衡
“加强商标权保护是总体性趋势和世界性趋势，但任何制度都是平衡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孔祥俊在会上指出，商标权司法保护“应当注意加大保护力度的精神与适当限制和制约之间的平衡”。
孔祥俊认为，在相同的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的行为，推定导致相关公众发生混淆，因此不需要混淆要件即可认定构成商标侵权。对于在类似商标上使用近似商标，需要混淆的可能性才能构成侵权。对于驰名商标，可以适用反淡化的保护，但具有一定影响的注册或未注册商标，则不应当进行“跨类保护”。
在商标保护的类型化方面，孔祥俊强调“要注意附加保护和从属保护的法定性和有限性”。对于反向假冒，法律明确规定“更换其注册商标”后投放市场，如果只是撤下商标而未换上其他商标，其行为不构成反向假冒。对于帮助型商标侵权，西南政法大学邓宏光教授认为，该种侵权行为在逻辑上存在严重问题，与其他侵权行为条款和共同侵权规定相抵触，在实践中可能后患无穷，司法实践应当慎用该条款。
在侵害商标权的抗辩事由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李琛教授认为，“商标的合理
使用”这种概念是错误的，不宜再采用。对于“先用权”，与会代表认为，应当从立法本意出发，并将它区别于专利法上的先用权。
利用证据规则破解商标权司法保护难
如何确定侵害商标权的损害赔偿额，一直是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难题。孔祥俊庭长认为，在损害赔偿方面，既要保护到位，又不能过度，不能用“加强商标权保护”的简单提法，代替具体事实和客观情况，搞一刀切，在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上，要贯彻比例原则，使损害赔偿与商标的贡献率相适用。
新《商标法》第63条第2款增加了举证责任的规定，东莞中院知识产权庭庭长程春华认为，该款规定不是举证责任倒置，而是举证责任转移，其适用的前提是“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并能够初步证明被告利润具体数额；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即转移被告提交该证据；被告拒不提交抗辩”，其后果是“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即推定原告已经掌握证据证明的相关主张成立，而不能直接认定原告主张金额”，该条只是降低原告证据证明力要求，或支持对原告有利证据。与会代表认为，法院判决确定的任何数额都必须有相应的证据依据，尤其是在法定赔偿的情形下，更应当主观认定客观化，要充分利用程序法上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证明标准，增进案件裁量结果的可预测性和可接受性。（GO阿凡提网转载）
第二篇：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
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
[正 文]
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中，创新（Innovation）和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的话题格外引起学者们和宏观管理的决策者们的关注。那么什么是创新？其内涵和外延是怎
样的，创新和知识产权二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关系？
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桥梁，通过对创新者提供知识产权保护进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注：刘春田在“创新：知识产权和中国现代化论坛”的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和飞利浦公司主办，2005年6月。）该论述将创新和知识产权设定为二者，即创新设定为前提，知识产权制度设定为保护创新进而促进创新、鼓励创新的制度手段。在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关系中，创新是形成知识产权作为权利存在的重要基础，应运而生的知识产权制度又反过来成为鼓励创新的重要保障。也有学者认为：创新的概念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认为创新本身指引入或者产生某种新事物，并且造成变化。同时认为创新分为三种类型：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和制度创新。（注：成思危：“经济大讲堂”，http： //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0/13/content_3613140_2.htm，2005年10月13日。）在其论述中，知识产权是包含在制度创新里面的，知识产权为制度创新的一部分。在这里，创新为宏观概念或上位概念，而知识产权在其演进的过程中被吸收。事实上，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对创新概念切入的角度不同，比如对其从微观和宏观角度的思考。决策者们更进一步认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全社会的科技进步，关键是要加强和不断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注：江泽民在国务院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的讲话，1999年。），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注：温家宝视察海尔、海信、青岛啤酒等大型企业集团时的讲话，2004年6月。）。这些表述说明决策者们将创新作为一个内核，而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分属于创新的不同环节。追求这个内核，实际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的探寻，或是探寻促进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内生力并追
求今后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决策者们的话题已远在法学研究之上。
在众多的学说面前，本文仅尝试性地对创新的发展脉络以及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关系进行描述并论述创新的最初发展环节：小传统知识的存在以及社会对小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忽略。
一、创新概念动态过程的尝试性描述
提到创新，人们习惯于将技术和创新连结在一起。事实上技术创新只是创新概念所涵盖的层面之一。对于创新的概念讨论，往往是不同的词语和创新的连结，比如思想创新、科学创新等等。学者们也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视角明确了多种创新的定义，比如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认为，创新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实践中取得的那些对人类社会进步及人的发展具有长远而巨大的促进与加速作用的一类杰出成果。创新在本体上是一个系统的发展与结构的优化过程。（注：陈玉和：“创新的概念、创新的发生与创新教育模式”，载《煤炭高等教育》2001年3月，第69页。）创新在经济学上的含义，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
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因此经济发展的“创新理论”就是指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的经济发展过程。（注：林晶：“创新概念进入科学哲学论域的认识论意义”，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这些概括有其意义，但是我们仍然试图将创新和其前缀分开，从创新的本义入手。
在本质上，创新实际上指两个含义：一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二是指创造性、新意等。（注：引自《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第198页。）在这两个含义中，前者倾向于宏观上的指代，暗含着精神，更具有抽象意义，后者则指向具象化的实物，往往和具体事物的评价指数结合在一起。当讨论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关系时，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前一个层面的含义，即当今中国需要的多种层面、多种意义上的创新以及如何完善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鼓励创新。对于后者，由于可以用现有的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加以涵盖，比如著作权要求的独创性、专利权要求的创造性等，因此，本文不作重点讨论。着眼于第一个含义，抛开旧的，创造新的，即宏观意义上的创新，创新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动态的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产生精神上的蓝图和意愿，其次着手实施这种意愿，并多次完善直至得到成果，最后当整个成果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形成社会现象时，制度随之诞生，对这种新产生的社会普遍现象予以规范调整，并从中抽象出具有普适性的规则，建立对违反制度行为的相应处罚措施。对这个动态的过程加以分析，创新的过程实际上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动态结合。结合创新概念的动态过程，我们可以对已存在的创新的定义进行梳理。
创新的概念最早由熊彼特（J.A.Schumpter）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由于他在提出这个概念时主要以企业为研究对象，并对技术和经济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概念又被认为是技术创新的始祖。（注：刘庆有、卜琳华、邹卫东：“论企业技术创新的概念、原则和模式”，载《科技与管理》1999年第1期，第60页。）这也是导致人们提到创新时最先思考技术创新的原因之一。因此，对技术创新的概念论述颇丰。1962年伊偌思（J.L.Enos）指出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以及技术创新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使创新课题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注：欧阳建平、曹志平：“技术创新定义综述及定义方法”，载《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12月，第350页。）英国学者弗里曼认为创新包括与新产品（或改良产品）的销售或新工艺（或改良工艺）、新设备的第一次商业性应用有关的技术、设计、制造、管理以及商业活动。美国学者缪尔塞认为技术创新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认为技术创新是将新的或改进的产品、过程或服务引入市场。我国学者傅定骥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得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的组织，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我国政府的官方定义认为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注：缪沾：“关于技术创新概念的研
究”，载《云南科技管理》2001年第5期，第23页。）
从上面多种定义不难看出，学者们在研究创新的概念时往往将创新的动态过程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混合在一起进行侧重点不同的诠释，把所有层次的创新都以技术创新的概念来统称。仅就单纯的技术创新层面的定义来看，英国学者弗里曼和我国政府的官方定义较为合适。而美国学者缪尔塞的定义最符合本文对于创新的动态完成过程的思考。本文认为，创新是知识创新在实践中技术手段的实现并最终形成社会制度的动态全过程，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创新活动发生、发展直至完成的重要环节，是创新定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三者的动态结合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创新。在探讨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关系时，必须将三者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创新作用与知识产权上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从知识创新到最终形成知识产权制度的全过程。如果将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来理解，知识创新是使知识产权权利存在的基础。如果将知识产权作为一个制度来理解，那么应该说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立就是人类的知识创新。而科学创新、管理创新等分属各个领域，和知识产权并不发生法
学意义上的联系。
二、知识创新的两个系统
在创新的三个层面中，知识创新是创新的最重要的层面，是“智慧之火”，是水之源，木之本。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基本认识。有学者认为首次出现的知识创新词语组合是十多年前Entovation International公司注册的商标“知识创新”——Knowledge Innovation.（注：马驰等：“也谈„知识创新‟”，载《华东科技》1998年第9期，第23页。）知识创新的首次结合出现在知识产权的视野里，似乎预示着知识创新对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呼唤。通常认为，将知识创新进行完整定义的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学者Debra M.Amidon于1993年提出的见解，他认为知识创新是：通过创造、演进、交流和应用，将新的思想转化为可销售的产品和服务，以取得企业经营成功、国家经济振兴和社会全面繁荣。1997年，该学者在其专著《面向知识经济的创新战略——认识的觉醒》中将知识创新上升
为知识创新战略。（注：见注释（11）。）
在知识创新中，各类知识均不同程度存在着更新和完善，以及从无到有、去粗取精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正是这种知识创新特有的前进过程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及创新，知识创新并不以其主体的社会层次为划分标准。但是，在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完成制度创新动态全过程的时候，制度这一上层建筑的抽象系统却人为地按照知识创新主体的社会层次的不同对知识创新的完成区别对待。因此有学者也称来自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群的知识所形成的文化分别为精英文化（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下层文化）。
本文采用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Redfield）在《乡民社会与文化》（1956年）中的提法，将这些来自于不同社会层次的知识划分为大传统知识（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知识（little tradition），分别代表着知识中制度化的正统品格、民间化的民众品格。（注：范军：“中国文学的菩萨世界”，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4月20日。）在多层社会结构中，从知识创新到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最终完成，必须包含大传统知识知识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小传统知识知识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习惯于将大传统知识视为知识，对大传统知识进行的知识创新视为创新。因此，对大传统知识的制度保护以及大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的制度保护均已在我国多个领域发展完善。对小传统知识，由于其所具有的民众品格，在我国既有的文化中，存在着财
产权利个体归属指向的先天困难或者这种指向易被人们忽略。因此这部分知识，尽管其价值性得到社会的认同，但因其财产所有权主体不明确、知识价值性难以量化等诸多原因，以及长期以来在生活中被人们普遍使用的社会现状，因此被漠视为自然的和共有的。这类知识的形成和创新最后融入社会常识和社会习俗，往往处于自然传播和无偿使用的习惯之中。对小传统知识认识的欠缺直接导致了其制度保护两个层面的欠缺，即对小传统知识的制度保护和对小传统知识知识创新的制度保护。本文笔者的思路是思考知识创新的保护应当同时思索两种知识体系的保护，即已形成制度化的知识的创新保护和具有民间品格的非制度化的知识的创新保护。
事实上，小传统知识恰恰是最活跃和最能体现我国民众文化特色的知识。作为小传统知识的组成部分之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它把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纳入到文化的视野中并提出了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强调：一向不被视为知识的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用于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均应列为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注：“编者按”，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4月27日。）这种概念对于推动将小传统知识，即具有民众品格知识的创新和知识成果纳入到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中，实现两个知识传统和知识结构的保护一体化和保护标准整合，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具有小传统知识创新能力的我国民众极具激励作用。对小传统知识的肯定和鼓励，也是对知识概念的创新，对知识创新的认知把小传统的知识创新纳入视阈，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制
度体系构建方面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小传统知识创新带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思考
首先，小传统知识创新在当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的意义。因为从知识产权法的本质上说，只有智力成果体现了财产所有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存在发生经济关系的可能，才有在知识
产权制度框架内对其讨论的必要。
在我国以往的知识环境中，生产的方式和制度的设定决定了我国两个系统的知识所产生的价值转换是有限的，消极承认和消极保护私权导致不易确立由知识带来的权利，并阻碍了由权利带来的经济上的巨量升值。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尽管很丰富，人们只认为其是生活的点缀或对生活的一点点改进，同时由于这些改进所附属载体的传播，知识创新极易被利用，因而民间不存在对于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引发的价值思考。对于大传统知识，我国传统的上层社会由于和生产的相对脱离因而形成了重道德轻技艺的价值观念，如君子言义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直接与物质利益相联系的知识创新不仅没有得到承认，反而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而被排斥。在早期的社会主流意识之下，大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不仅更多地关注于文史哲等形而上的层面，较少产生与直接生产相关的知识。建国后，小传统知识情况依旧，在远离法学家视野的角落里自生自灭。对大传统知识的认知则不断地发生改变，所欠缺的是社会对大传统知识知识创新主体的经济利益思考，往往以精神鼓励作为替代。无论哪种情况，两类知识的知识创新在共享和无偿传播过程中并不涉及过多利益，客观地说，在传播能量有限的忽略私权的社会中，两类知识在创新上的传播无形提高了全民族的生产技
能，有利于社会生产知识和生活知识的普及与提高。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当制度没有被构建，在没有形成鼓励并保护知识创新的制度创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会忽视知识创新的财产
价值，特别是忽视小传统知识的财产价值。
自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私权保护的制度创新为知识转化为直接的物质利益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简单的财富积累在知识创新后变成了呈几何级数的跳跃式发展。知识创新作为生产发展的原动力正式进入了社会大众的视野。一项小传统知识的开发，比如传统工艺的开发会带动出口，创造数倍的经济效益。而一项传统工艺成为专利也会给工艺持有人带来滚滚财富。同样，一个口头流传的民间笑话经过加工之后成为小品制成光碟，改成动画，形成了文化产业，同时创造了无可估量的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相对于发展成熟的大传统知识，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被提高到保护中华
民族民族知识财富的高度，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法理意义得以成立。
其次，当下对于小传统知识认识的转变。我国于2004年由文化部正式提出保护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程，这本身就是一个知识观念上的创新。事实上，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小传统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列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仅仅是一个起步。并且，这一政策的着眼点在于“遗产”，即已经完成的知识创新。严格地说，这种保护仅仅是针对以往知识的创新而不是对当下和未来小传统知识的确认和创新保护。这种从国家立场出发的政府行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下并没有体现该知识的自身价值和财产意义，因而严格意义上说，上述启动的工程只是文化意义的保护而不是知识产权制度意义上的保护。因此，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的动态完成过程这一立场来说，本文着重强调的是对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以及最终形成保护小传统知识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如前所述，一方面小传统知识由于其知识创造的方式不易形成飞跃，另一方面，实现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完成之后在技术创新层面上容易实现。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制度加以保护，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极易在短期内为公众知晓，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常识，不能直接为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人带来经济利益。我国当前的知识产权制度并未对小传统知识创新形成共识，小传统知识在知识创新时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门类存在争议，甚至小传统知识应否得到知识产权制度的支持仍在学术探讨之中，这些都不利于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也对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提出挑战，更是造成我国小传统知识财富大量流失的根本原因。
总之，关于知识创新流程的认知和两个系统的知识创新问题，是一个令人思索的话题，在论述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关系时，这个话题应当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某些方面来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正因为如此，本文的思考显然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完善，如果说，提出问题的本身具有意义，那么本文的意义也许仅限于此，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理论的完善将是未来研究的目标。在此，谨以此文欢迎知识产权界的同仁不吝给予
支持、诘难和辩驳，使之丰富与完善。
第三篇：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之我见
上课的时候，老师让我们看了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主要是从中国的很多商标被国外提前注册方面来讲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少林寺这个商标，在我们的意识里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应该的吗。少林寺当然是我们的商标啊，但是现在少林寺去国外表演的时候，却要面临与别国商量是否能用的尴尬，之前的端午被韩国抢先注册，甚至我们大家最喜欢的四大名著也要被日本注册了，这一个个鲜活的案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保护中国的商标，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近年来，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法律的不健全和很多人的不重视，致使国内一大批商标国外被抢注。还有，我国航天技术是强项,但在国内申请专利数仅几十项,国外来申请的有100多项。
在企业全球化过程中，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往往被中国企业所忽视。近年来，不断有中国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的案例发生，涉及食品、药品、电器、化工、等众多行业，这不仅给中国企业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其深层次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商业竞争无异于战争，而对于战争，古人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事实上，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商标作为一项重要的知识产权，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企业对于知识产权、对于商标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致中和”、“同仁堂”等老字号在德国、日本等国被抢注，为了拿回商标，这些企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又如海信“HISENSE”商标在欧洲被抢注，导致海信不得不放弃该商标，而在欧洲市场启用备用商标，这也使得海信遭受重创。因此，如果在市场策划上已经选定或者预备选定进入某些国家和区域，则最好再进入市场之前就开始进行商标注册工作。因为，商标注册往往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如果等进入市场之后再进行商标注册，很有可能错失良机，从而不能使商标得到很好的保护。不得不说，“产品未动，商标先行”的指引策略无疑是值得提倡的。
知识产权是个人或集体对其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领域里创造的精神财富依法享有的专有权。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由于全球科技、经济的飞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客体范围和内容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不断给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研究提出崭新的课题。而知识产权的概念是有关知识产权立法活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因此，知识产权不但仍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和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领域，我们对知识产权概念的研究十分必要，而且随着对它及其他问题的研究将不断澄清知识产权领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并指导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实践，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起来。
根据我国的现状，目前，我国应当采取以下几方面的对策和措施:第一，尽快改变对科技成果的评价体系,制定有利于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措施。第二，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打破别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法律壁垒以促进知识产权的出口,利用现有的有关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是较佳的途径。第三，要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和完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是签约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现有的有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由于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和形成的，因而侧重点是保护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进行技术垄断追求高额利润，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我国采用引进新技术，对整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利。第四，进一步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第五，要严格执法，使知识产权法发挥应有的效力。第五。特别是针对国外注册中国商标的问题，中国政府和有关的部门应该加强警惕，健全法律机制，避免类似的事件持续发生。这是中国人的损失，作为中国人，我们无不感到心痛。
我们都要行动起来，不管是未来还是现在，都要加强这种意识，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四篇：知识产权专题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司法
保护专题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司法保护专题报
告－－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发展
（2004年5月20日）
各位代表：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法院系统知识产权法官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下面，我就自2000年上届大会以来的全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情况向大家作一个专题报告。
四年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我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对外贸易法等以及有关行政法规均进行了重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相关法律发布了一批新的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应当说，一个符合世贸组织要求、基本能够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已经建立，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重点已经转向法律的实施。党和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通过法律手段打击侵权，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全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包括司法在内的知识产权执法的及时、有效和公平、公正。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奋斗，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工作基础相对比较扎实，成绩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充分发挥各项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依法受理和审结了一大批知识产权案件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重要的财产权，不仅受到我国民事法律的保护，而且受到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的保护。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的司法保护。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法制的健全，我国知识产权民事审判领域在不断拓宽。目前人民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覆盖了TRIPs协议规定的所有领域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发明、适用新型、外观设计）和植物新品种、商标、著作权和邻接权以及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地理标识等，也包含与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许多新类型案件，如计算机网络著作权、计算机网络域名、实用艺术作品、民间文学艺术、原产地名称、商标与企业名称的冲突、诉前临时措施以及确认不侵权诉讼等纠纷，当然也包括传统的调整知识产权横向流转关系的技术合同诉讼和对知识产权提供附加或兜底保护的不正当竞争诉讼。
从2000至2003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23，257件，其中专利案件7208件，著作权案件6397件，商标案件2508件，技术合同案件4982件，技术秘密、植物新品种等其他知识产权案件2162件；共审结22，340件。四年中，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237件。
这一时期知识产权民事诉讼案件有许多特点。一是案件数量持续明显增长，2001年、2002年、2003年受理的一审案件分别同比增长8．62％、17．78％、12．61％，2003年受理的二审收案同比上升44．88％，升幅之大，表明入世和修法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已产生深刻影响。二是案件地区分布仍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这6省市的案件约占全国的一半。三是知识产权案件中侵权案件比例高，接近80％；高额索赔侵权案件增多，裁判确定的赔偿数额有所提高，特别是适用法定赔偿办法的案件明显增加。四是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占有一定比例，2002年和2003年审结的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分别占1．98％和2．83％，还出现了不少中国企业状告外国公司或者外资企业的案件。五是案件专业性、技术性增强，事实复杂，证据繁多且认定难度较大，法律关系交叉多，法律适用难度增大，新类型案件多；知识产权授权和维持程序与侵权诉讼程序往往交错进行，合同诉讼与侵权诉讼、权属诉讼相互牵连，中止诉讼较多，审理周期较长。
六是当事人多涉及知名企业、科技人员、知识分子、文化名人，案件社会影响大，越来越为媒体、舆论和国际所关注。
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的行政司法保护，主要是依法履行对涉及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司法复审职能，支持正确的行政执法行为，纠正少数违法行政行为。从2000年至2003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专利行政案件760件，审结714件。在有单列司法统计的2002年和2003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商标行政案件93件，审结82件；受理版权行政案件33件，审结30件。整体看，知识产权行政诉讼案件逐年上升，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新修改的专利法和商标法将所有专利和商标的授权和维持程序改为司法终局裁决以后，以专利复审委员会和商标评审委员会为被告的诉讼案件迅速增长，2003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专利复审和无效行政案件259件，受理商标评审和撤销行政案件66件。
人民法院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四年共审结知识产权刑事案件1，369件722人。主要集中在侵犯商标犯罪，占全部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85％；其次是侵犯商业秘密罪，占8．6％；其他知识产权犯罪较少。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司法统计并不能准确反映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实际状况，其主要原因是实践中有大量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按照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和非法经营罪来定罪处罚的，例如涉及著作权的犯罪就多以非法经营罪来处理。总体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还偏少，但上升较快；共同犯罪、单位犯罪较多；犯罪手段复杂，多属智能型犯罪；连续性犯罪和跨地区犯罪现象比较突出；判处刑期较短，多在三年以下，但并处罚金情况较多。
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质量在近年来有较大提高。许多案件的裁判成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优秀范例，并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产生了广泛、良好的社会效果，也为相应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提供了实践经验。如宁波市东方机芯总厂诉江阴金铃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发明专利侵仅案，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起适用“等同原则”判决的案件；广州国际华侨投资公司诉江苏长江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影片发行权许可合同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当事人关于“瞒一罚十”的约定有效；（美国）普罗克特和甘布尔公司诉上海晨铉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案与（美国）杜邦公司诉北京国网信息有限公司计算机网络域名侵权案，人民法院将网络域名纠纷纳入民事诉讼范围，确立了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个案认定驰名商标，并据此分别认定了涉案不正当竞争和商标侵权行为；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诉乐清市大东方制衣有限公司、香港报喜鸟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不正当竞争案，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和公认商业道德的原则和商标法的规定，制止以注册企业名称和境外授权等方式规避侵权的行为；（丹麦）英特莱格公司诉可高（天津）玩具有限公司等侵犯实用艺术品著作权案，人民法院按照实用性、艺术性、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的要求认定实用艺术作品并依法予以保护；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诉郭颂、中央电视台等侵犯著作权案，人民法院尝试对尚无法律明确、具体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保护；陈勇诉天津天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等专利侵权案，双方因同一专利曾发生一系列纠纷，予盾长达八年之久，本案二审期间，在最高人民法院主持下，当事人于今年初达成一揽子解决所有争议的和解协议并即时执行，既注意依法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体现了对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合理平衡，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加大司法解释工作力度。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
200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了25件知识产权司法解释性文件，内容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计算机网络著作权、计算机网络域名、诉前临时措施、财产保全等许多方面，使知识产权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审判运作机制进一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了与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相配套的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司法解释体系。
一是对知识产权案件实行相对集中管辖和对部分案件的指定管辖。全国现有404个地方
中级法院和3135个基层法院，目前知识产权案件与一般民事案件相比相对较少。为保证案件审理质量和效率，也为有利于培养专业法官、积累审判经验和强化工作指导，从2000年起，全国法院逐步对普通知识产权案件实行相对集中管辖，一般由中级以上法院负责受理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2003年由中级以上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已经达到84．76％。根据专利纠纷案件的发展形势和有关法院的条件，自200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增加指定了葫芦岛、景德镇、宁波、苏州、潍坊等5个中级法院审理专利纠纷案件，使全国具有专利纠纷案件管辖权的中级法院达到48个，布局基本合理。对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也基本参照专利纠纷案件的作法实行范围相对更小的指定管辖。
二是完善诉前临时措施制度。新修订的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都明确规定了诉前责令停止侵权行为（临时禁令）措施，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修订还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措施。为正确适用法律规定的新措施，司法解释对申请人的资格、管辖和受理、证据提交、担保、裁定时限和内容、复议申请的审查、禁令解除、申请错误赔偿、禁令有效期和违反禁令的责任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对专利侵权案件中的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予以补充，还明确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的诉前禁令制度，并进一步完善了诉前财产保全制度。
三是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相关司法解释对计算机网络服务提供者、时事新闻传播报道者、报刊网络已发表作品转载者、出版者、计算机软件用户等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合理予以界定；规定了对权利人因侵权受损、侵权人因侵权获利或违法所得、参照许可费和定额赔偿等损害赔偿计算依据的具体计算方法和考虑因素，明确了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的范围，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也可以被计算在赔偿范围之内。四是完善知识产权诉讼证据规则。著作权司法解释明确了认定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的证据范围和认定规则；对所谓的“陷阱”取证等证据取得方式的合法性予以澄清。有关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司法解释的发布实施，完善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明确了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条件，解释了“新的证据”的含义，规范了举证时限问题，进一步明确诉讼证明要求和证明标准，完善了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明确了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建立了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的诉讼辅助人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知识产权诉讼案件的技术鉴定也纳入了人民法院统一司法鉴定制度范畴。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审判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证据规则，如在（美国）伊莱利利公司诉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方法专利侵权纠纷上诉案中明确：被告以自己商业秘密进行抗辩的证据也必须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五是对其他许多重要问题予以规范。相关司法解释依法界定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对作为确定地域管辖依据的侵权行为地，作出了更有利于权利人行使诉权的明确解释。进一步规范了专利侵权案件中止诉讼问题，努力缩短审理周期。提出了一系列知识产权侵权判定原则和方法，合理界定权利范围，2001年的专利司法解释肯定了专利侵权判定中的等同原则，2002年商标司法解释规定了判断商品类似和商标近似具体方法。明确了人民法院个案认定驰名商标、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处理、连续侵权诉讼时效的计算、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程序与行政执法程序的衔接等问题。还对知识产权法律的许多条文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解释。
除此之外，各级法院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审判方式改革，纷纷出台具体措施加强辖区内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强调公开开庭，充分发挥当事人在庭审中的控辩作用，弱化法院对当事人控辩活动的干预，同时正确行使法官释明权，引导庭审活动顺利进行；庭前证据交换从早期的随机性举行发展到目前的制度化运作；细化和强化庭审质证工作，进一步提高证据认定质量；探索知识产权裁判文书改革，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在推行审判长选任制的同时，强化合议庭和法官的职责。
三、健全知识产权审判组织，加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
2000年前，全国有14个高级法院、30个中级法院和4个基层法院设有知识产权庭。通过自2000年起的法院系统机构改革，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得到了巩固和较大发展。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0月正式设立独立建制的专责知识产权审判的民事审判第三庭。目前全国高级法院和省会市中级法院基本都建立了民三庭，还有许多其他中级法院和经各高级法院指定的个别基层法院也建立了民三庭。未建立民三庭的，也基本上由专门合议庭负责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在建立和健全知识产权专门审判组织的基础上，各级法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选配优秀人才充实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加强专业审判业务培训和到国内外研究机构学习进修，培养了一批既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学历、高素质的知识产权法官。特别是一大批知识产权专业法官正在西部地区法院快速成长。最高人民法院还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法官培训工作。这支队伍的基本特点是年纪较轻、学历较高、事业心强、热爱专业、勤于思考、善于研究。以北京和上海法院为例，平均年龄不到40岁，都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历的占40％左右。
在回顾过去和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形势，知识产权审判任务将越来越重。
第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面临严峻的国际挑战。当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制定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国际知识产权在关注规则建立的同时，更加关注执法问题。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为国际社会关注，近期发生的一些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也已经表明入世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在严峻的国际挑战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如何处理好知识产权案件特别是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将是对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重大考验。
第二，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和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不再是一般意义上民事权利的保护问题，已经涉及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和重大国家利益。鼓励发明创造和智力创作，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营造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体制环境，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通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升我国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竞争能力，保障科教兴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是对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三，我国知识产权审判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仍有许多复杂、疑难的法律适用和诉讼制度建设问题，需要通过完善立法和制定司法解释等予以明确和规范，特别是我国刑法关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法律规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为了解决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庭室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了《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有关问题的报告》，对审判中存在的缺乏定罪量刑具体标准、已有定罪量刑标准过高、侵犯知识产权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非法经营罪的竞合、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把握以及一些概念的理解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正在抓紧起草《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关于专利侵权判定基准的司法解释稿，在进一步讨论、修改后，将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针对目前植物新品种审判和不正当竞争诉论中存在突出问题，也将适时提出指导性意见。
总之，站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起点上，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各级法
院和知识产权法官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践行“司法为民”思想，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努力把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事业再推上一个新台阶。
第五篇：知识产权保护
主题：我身边的知识产权保护
在刚刚过去的世博会，大家应该是记忆犹新吧！
世博会是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世博园内，新创造、新技巧、新展品令人眼花缭乱，从世博会会徽、吉祥物海宝衍生出的诸多特许商品，也吸引了大家踊跃购置。这些世博会商品的背后，满载着创造者的辛苦劳动。
可在这些特许商品开售的同时，你可曾发现许多不法商贩为了谋图暴力制作了许多盗版的海宝挂件、公仔等等。真可谓是“挂羊皮卖狗肉”！盗版的海宝公仔做工粗糙，有许多参差不齐的线头，根本无法与真版的海报公仔相比较。
很明显，这些不法商贩侵犯了创造者的知识产权，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是，我想在座的各位有许多不明白知识产权的定义吧，那么，何为知识产权呢?所谓“知识产权”，是指“权利人对其所创造的智力劳动结果所拥有的专有权利”。
世博园内，从海宝公仔到转为世博设计的菜肴......所有这些都是有知识产权的，未经允许不能随便应用。
不过奇怪的是，就是有人心甘情愿的去买这些盗版的商品，为什么呢？因为盗版商品很便宜。人们贪图小利去买那些盗版商品，从而为盗版商品提供了市场，因此盗版货泛滥。
从这个角度上看，保护知识产权非一日之功，不仅需要法律与制度的保障，也需要全民建立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谢绝盗版，支持正版。
对于知识产权维护而言，每个人都应从我做起，共同庇护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果。
维护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也是对人们利益的维护，在社会经济中，经营者是由一群有组织的群体构成的，拥有较多的商品信息，而消费者却是个人，拥有的商品信息量远远不如经营者。所以经营者玉消费者存在不平等性。再加上，如今社会，即使是赝品也是做的十分逼真的。消费者根本无法区分真品与赝品。因而时常发生消费者用真品的价格却买了赝品的事例。不仅是原创者的知识产权受到了侵害，而且消费者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
综上所述，可见维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他人同样也是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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