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范文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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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朱镕基

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在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2年任国家经委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1982年至1983年任国家经委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5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85年至1987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任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1991年至1992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1992年10月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3年3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6月至1995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7年9月19日在中共第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1998年3月至2003月3月任国务院总理。1998年4月兼任国家

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5月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

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酷爱京剧。夫人:劳安,湖南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曾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

以擅长经济管理和务实作风著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朱镕基,由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名,经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五位总理。

“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1998年3 月1 9 日上午,在九届人大会议结束之日,朱镕基率领新当选的几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朱镕基自信、从容、机智、幽默的风格,以及他对全局清晰的把握、措词的得当,赢得了中外记者和观看电视直播的中国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当一位香港记者问及朱总理在遇到困难、挫折时,他是否也会感到沮丧、灰心、犹疑不前时,朱镕基坦言,身处一国总理的职位,他的确感觉责任重大,心理负担很重,但是,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一语激起全场热烈掌声。

在谈到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纲领时,朱镕基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是确保中国今年国民经济增长8 %。三个到位:是金融改革三年内到位;国企改革三年扭亏为盈;机构改革三年分流到位。五项改革: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财税制度的改革。朱镕基把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定位在“科教兴国”上。他说,过去的“吃饭财政”把钱都吃光了,加上各级政府的盲目重复建设,使中央财政无法支持科教兴国。他说“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政府机构,把钱省下来,科教兴国的方针就可以实现了”。

“有观点,有主张,有魄力,懂经济”

近四年的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达到了预期目标,过

度扩张的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中国经济出现了同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罕

见的好形势。正是带着这些瞩目的政绩,朱镕基荣任了中国政府的新一届总理。

长期以来,朱镕基一直从事经济工作,是公认的“懂经济”的领导人。9 8 7 年,朱镕基调往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市任市长,在江泽民调往中央工作后,朱镕基还任上

海市委书记。在任期间,无论是浦东开发、开放这样举世瞩目的大动作,还是市民天天感受到的通讯、市

政、市容、交通等方面,都得到了明显的改观。他因此赢得了中央的信赖和老百姓的口碑。9 9 1 年,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他的主管范围包括工业、农业、金融

等重要经济部门。朱镕基是处理诸多经济难题的行家里手。从上海到北京以后,处理棘手的企业“三角债”

由他牵头;解决粮食收购“打白条”由他挂帅;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时,他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结果,每项难题都得到了迅速解决。邓小平曾称赞:“有观点,有主张,有魄力,懂经济。”9 9 2 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膨胀、货币发行过大、物价猛涨、股票集资热的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的朱镕基,在江泽民、李鹏的支持下,果断决策,全力加

强宏观调控。他整顿金融秩序,为治理通胀、使物价降下来奠定了基础。朱镕基坚持不搞全面紧缩,只对

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的部分从严管理;而对交通、能源、农业及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部分,则积极扶持。这样,不仅避免了“大起大落”,而且保持了经济健康发展。

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和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等,又成为朱镕基

工作的重点。观察家们认为,朱镕基所面对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探索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实践中,他

将会有更大的作为。

“从严治政”是朱镕基一贯遵循的从政原则。他平时言谈举止从

容不迫,办事果断,雷厉风行。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拖拖拉拉的衙门风气,并对此不留情面地加以严厉批

评。有一次,他在人代会上点名批评了一些单位,结果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拥护。他说:“我有时批评的确

太严厉,这不好,但为什么一定要领导发了脾气才去做呢?有些事情非不能为,而是不去为。”但他坦言自

己有一个优点,就是只批评人,决不整人。

“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

给人以“铁面无私”印象的朱镕基,其实也有很富人情味的一面。在清华大学建校8 0 周年之际,已是

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刚刚结束访欧回到北京,便不顾旅途疲劳,立即赶到母校致贺,并深情地写下“水木

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的题词。

朱镕基曾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披露过自己的身世:家道中落,父母早逝,少时即受到生活的磨砺。由于

学习成绩优异,他从湖南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攻读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9 9 6 年底,中国文联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朱镕基应邀到会作报

告。当代表们提问“如何塑造时代英雄”时,朱镕基笑答:“你们这是逼着外行人讲内行话呀。我仅仅是一名

电气工程师,你们是灵魂工程师,你们所产生的作用要比我大。”他建议作家们深入生活,不妨写一些企业

家,他说:“我不认为他们是完人,但在他们身上却体现着一种时代

精神。”朱镕基还希望作家们能搞出一部反映股市和股民的优秀剧本。他说,他看过电影《股疯》,感觉不

错,不过那是反映前些年的事情,如今的股市又有了很大变化,“如果哪位同志能创作出新的剧本来,我愿

出一百万。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我可以去募捐嘛!”

朱镕基的英语很好,在会见外宾时,常用英语交谈。他在公众面前,很少念稿子讲话,他即兴演讲的口才与风采,每每令听讲者入神。朱镕基业余酷爱京剧,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票友;他还拉得一手好

京胡,在“上海国际京剧票友会”举办的一次活动中,曾应邀为一位梅派名旦操琴。

朱镕基的夫人劳安,曾是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副董事长。她曾两度成为朱镕基的校友,第一次是

在湖南省立一中,第二次是清华大学电机系。他们的一双儿女学有所成。[3][4][5]

典范

2003年3月,朱镕基正式从国务院总理职位退休。退休后,朱镕基深居简出,异常低调,大多时间都

闭门谢客在家读书,不再于公众场合露面。他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谈工作。他明确表示,不在其位,不谋

其政。他甚至还常以“一介草民”幽默自称。

离开中南海的朱镕基,并不固定在北京居住。他去过上海,去过湖南,也去过广东。但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每当一些地方官员礼节性地来访时,快人快语的朱镕基总是开门见山先行表态:不谈工作!

人们发现,退休前后的朱镕基判若两人:退休前,他是个公认的“工作狂”,五十多年的工作,早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和第二生命。尤其他那极其严肃的表情,严厉的态度,犀利的语言,敏锐的目光,以及他

做事果断、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又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风格,都给世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令许

多官员敬畏甚至颤栗不已;退休后,他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谈工作,但喜欢同普通人聊天。他看书、练书法、拉胡琴。兴致来时,还会与夫人劳安一起“妇唱夫随”地来一段京戏。过去的严厉与严肃渐渐淡去,面相温和

慈爱了不少,笑脸也日趋增多。比如他去医院看眼、看牙时,其人到哪里,笑声就跟到哪里,且谈笑风生的水平煞是了得,医务人员经常乐成了一团……

退休后的朱镕基坚持不谈工作实在令人敬佩不已。要知道,他可是拥有很高资力与威望的前任国务院

总理!要把自己作为“一介草民”与民同乐,需要宽阔的胸怀与巨大勇气!按照惯例,虽然他退休了,但无论

他走到哪里,仍然可以“指示”、评价或者“批评”一番地方官员们的工作,那些地方官员肯定会高兴的不得了。

再说在现实中,即使一个乡镇党委书记退下来之后,仍“牛气冲天”——经常被邀请回去“指导”工作,更不用

说前任总理了。那些原任市、县、乡之类的大领导,倘若不被邀请回去作“指导”的话,他们肯定会不高兴,会给在任领导提意见,甚至故意出刁难,或者跑到上级领导那里去“告状”,弄的是在任领导很被动。朱镕基

却与众不同,他说放下就放下,且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丝毫不留余地。

朱镕基之所以如此重视“不谈工作”的问题,一是他非常注重自己的晚节,至今仍视清名高于一切。“吏

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朱镕基

从小就会背诵这段箴言,且自己始终坚持做到,同时也希望每个官员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朱镕基曾表示:“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出了人们的视线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

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朱镕基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二是他作为前任,已经把工作彻底交接给后任,如果他再指手画脚,不仅对国务院新班子的领导不利,还

与自己的做人风格也不符。为此,聪明的朱镕基避免与任何人谈论涉及“工作”的话题,不愿意带来哪怕一丁

点的被动影响。为求双重保险,他同时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替他把关,婉言谢绝亲朋好友之外的拜访者。

虽然朱镕基渐渐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但他极其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做事风格,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但是,我们可以为朱总理的晚年收集一万个祝福

请留下一句“祝福朱总理”来表达我们对朱总理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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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镕基视察张家界市旅游资源时在黄石寨留影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孤儿,尚未出生,父亲早逝,九岁的时候,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因贫病而死。

他命运多舛,在湘西求学时,染上了霍乱,几乎死去。

他是靠奖学金完成的学业,1947年,他以湖南状元的身份考进了清华大学。在清华,他是学生会主席。

他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尚未毕业便已参加工作,他是有名的青年才俊。

他1951年朱镕基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随后即被派往东北,担任东北人民工业部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他又参加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他被当做最有潜力的年轻干部。

1958年,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他“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蹉跎岁月。从30岁到50岁,20年的金色年华恰似一江东流的春水,永远不会再回来!

1983年,中国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级任命获得通过,他被任命为国家经委副主任,电机制造专业的他,成为了继邓小平以后,中国政坛最出色的经济学专家。此后,他还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还担任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7年的院长,他是博士生导师。

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十八世孙,1998年,他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

他叫朱镕基,一个被渐渐淡忘的名字。

老百姓说,只有他镇得住贪官,因为他不怕死。只有他敢改革,因为他不怕得罪人。

因为在职时执法严厉,他得罪了许多权贵,退休后,中央对他加强了保护,他渴望过平民的生活,可惜做不到。

也许你还记得国庆阅兵直播上那短暂的1秒,仅仅只是一秒。

如果真有一股力量在企图使我们淡忘他,我们以该做些什么,至少要对得起他的白发。

以下是摘录的朱镕基的语录:

1996年岁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观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并且称赞“历史上的改革家是民族的脊梁”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羁绊被车裂而死。

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主持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五项要求: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尽职守,敢于讲真话;从严治政,敢于得罪人;清正廉洁,严惩腐败;勤奋学习,刻苦工作。约法三章:在国内考察要轻车简从;精简会议,压缩时间减少人员;减少应酬,集中精力研究处理重大问题。

1998年8月9日,朱镕基紧急飞赴江西九江,九江的决堤,使他勃然大怒,他当即怒斥负责人:“你们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谁知堤内是豆腐渣!这样的工程要从根查起,对负责设计、施工、监理的人员都要追查。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这样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了得?历史是不容欺骗的!”在向抗洪官兵讲话后转身离去时,他边走边擦眼角的泪水。

1998年,朱镕基在中央一次重大会议上,铿锵有力的发言至今让人感到振聋发聩,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央是有决心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无法长治久安。反腐败就是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故息手软;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无非是一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长治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1998年3月19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01年,朱镕基辞去院长职务的告别演说,“我曾有过20年(1958———1978)没有党籍的日子,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信念。我没有忘记清华对我的教育,没有做有愧于心的事情。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实际上,就是不来了。但是,请大家放心,我的心永远留在清华。清华的每一个成绩,我都会欣慰,清华的每一个难处我都会关心,清华的每一个不足我都会指出。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

与理解。[2]

第二篇:朱镕基改革

朱镕基改制是成功的吗?当前凸显的弊端是什么?修改

朱镕基采纳吴敬琏的建议,开始价财税整体配套改革,包括财税制度、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企业制度、住房制度、物价体制六个方面的改革.王安石变法是彻底失败的,但为什么说朱镕基变法是成功的?当前凸显的弊端是什么?(原文链接:http://www.xiexiebang.com/question/21633866#answer-7850821)

回答:我先讲个寓言吧,之后慢慢讲正事,这个寓言是我自己瞎编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河,河道窄,河床高。上游的人们常常水不够用,下游的人们常常受洪灾困扰。后来上游的村子里有一个智者,他走遍了整条河,一点点绘图,一点点思考。随后回到上游的村子,对大家说,我们用石头垒个堤坝吧,这样我们村子就有足够的水用,下游的洪灾也会减少。村子说,你行你去张罗,有好事算我一份,出事了别说我同意了。于是智者号召村民们去垒堤坝,人们都讨厌他张罗垒堤坝会影响正常种地的精力,不情不愿的干了几天,累得很难受,天天在背后骂他,但是智者很坚持。又过了几天,上游涨水了,堤坝拦住了水,慢慢流进村子。地里的庄稼长得很精神,人们开始夸智者有眼光。但是村干部和他们的亲属想要把水先引进自己家地里,剩下的再给村民用,智者千法百计的阻止,村干部和亲属们怀恨在心,恨不得弄死智者,但是又碍于村民们都爱戴智者,不好下手。于是天天去闹村长,最后村子没办法,不让智者再管堤坝的事,换了个主管。智者万般无奈,但是他警告继任者,说堤坝最高只能修5米,再高就危险了,别的你们随便,但是这点千万别不听。新主管随便答应两句就赶智者回家了。后来,人们看到堤坝拦下的水都流进了村干部家,于是都不满意。村干部告诉主管,继续加高,水多了自然能满足全村人的要求。主管说了智者的红线,村干部说,别听他的,水不够分就只能加高,什么危险不危险,我怎么看不出来。于是堤坝越垒越高。终于有一天一场特大洪水爆发了,堤坝上成了堰塞湖,要排水,水就得先从村干部家的地里过,村干部们逼着主管继续堵堰塞湖,说死不允许排水,最后堤坝垮了。村干部却早早在自己家池塘里蓄了水,地的外面围了墙,于是村干部们安然无恙,下游却淹死了人。

下游的村民红了眼,集体来到村支部外面要报仇。这时候老村长已经不干了,新村长站出来,对愤怒的村民说,这个事情不怪我们!我们天天玩命的垒高堤坝,为了挡住水不流到下游去,我们还天天从堰塞湖里往外挑水,就为了减轻洪水的压力。村民们不信,说我都看见你们把水引到自己家地里了。村子说,哪有?都是误会!指着蓄水的池塘说,你看我家的良田都被冲成大水坑了!扒开围墙给大家看,你看!我家地里除了被雨水淋湿的痕迹,哪有什么水?下游的村民们有些信了,于是问,那你们为什么要拦河?村子说,不是我们要拦,有个疯老头,拉了几个无知村民拦的,后来河道里的石头自己越积越多,要不是我们天天治水,哪能挺到今天!

于是下游村民要找智者去讲理,村子说那个疯老头已经死了,我带你们去看看他的坟墓。于是下游村民看了坟墓,一时气不过,毁了坟墓。出完了气,吵吵闹闹的散了。村民们都夸村子英明,这么大的事,不流血不牺牲,就摆平了!只是智者从此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疯老头。再后来村里的孩子长大了,路过被毁的坟墓,都会朝着墓碑吐上一口,叫一声恶人!周围的人都用赞许的眼光去看那孩子说,这孩子,从小明辨是非,有出息!

许多年后,有外地的大学生村官无意发现了,智者当年的日记。告诉大家智者被冤枉了,我们必须重修堤坝。大家都说,可不是!就是当年的村长诋毁智者,下游的村民瞎闹事,我们可能记得人家的好!只是不敢说罢了。于是智者的坟墓被村里人修缮一新!人们忙着争吵水该先流进谁家,再也没有人来看一眼那崭新的墓碑!

好了!寓言讲完了,那是我编的。现在开始我讲事实,我不知道的我不讲,讲得都是来源经过确认,真实有效黑不倒的!

那些说他是奸相的人,你们知道什么是三角债么?你亲眼见过当年的国有企业有多少低效么?你见过那些被卖掉的企业在之前是怎么经营的么?你见过福利分房是一种什么样的奇葩存在么?你知道在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地方政府是怎么和中央政府玩猫腻的么?

为什么我知道的奸相,如秦桧,如严嵩,都是独霸朝堂十几年!朱只任一届就彻底离开政治舞台,连例行的荣誉职位,退二线养老的差事都没有?说话要讲良心的好么?

一,三角债。上世纪90年代末,辽宁的三角债为45亿元,黑龙江和吉林为60亿元,江苏则更突破了100亿元。据银行的托收承付款统计,到3月末,全国企业超过正常结算期的拖欠总额已达1085亿元,再加上一些没有列入托收承付的拖欠,其数额远远超过了政策的商业信用范围。

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器制造厂——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制造厂因“三角债”拖累,被迫熄火停产,走投无路的厂长接连两次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发了告急电报。全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因“三角债”搞得帐无存钱,库存无煤,公司只好在20万职工中发动集资解困,总经理李华忠在集资大会上含泪鞠躬,久久不起。

当读到李华忠鞠躬不起的新闻时,沈阳电缆厂厂长徐有泮的心里更不是滋味,因为鞍钢还拖欠他300万元的贷款。在机电部的8月座谈会上,他承认:“现在外面欠我1.19亿元,收不回来,我也欠人家5400万元没法还。

我是东北人,那个时候我还很小,但是我记得我父亲作为国企员工,因为几个月拿不到全额的工资 靠在窗户边叹气的样子,我也记得我母亲因为国企之间的三角债问题没法开工,暂时放假2个多月,她天天在家接送我去幼儿园。但是那段时间很少笑。

长大了我才知道,三角债是个什么东西。不是没有钱,就是不给钱!海州露天矿借了银行的贷款,把煤给了鞍钢,鞍钢拿了煤炼钢把钢给了沈阳机床,沈阳机床把钢材变成机床给了别的企业,别的企业不给钱,你上门要债,人家会告诉你,我有钱,但是我不能给你结款。因为我的下家没有结款给我,我现在给了你,那边不结款。我就会和你现在一样。银行找煤矿,煤矿推给钢厂,钢厂推给机床,反正就是没钱!

那些国企的员工们拿不到工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工资,为了生活只能用手上的积蓄去抢购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物价飞涨,手上的钱不够,只能去银行取存款,银行的钱都贷给了企业。你知道那是多可怕的场面么?社会随时都会崩溃,人们已经开始急躁和绝望!

这个时候朱镕基履新,第一站就是东北。

朱镕基到京后的“第一战”是清理三角债。当时,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达3000多亿元,其中80%是全国8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拖欠的。几年以来,年年清欠,却越清越多。朱镕基面对的是一个积重难返、几成无解乱局的债务连锁现象。

到京赴任之后,凳子还没有坐热,朱镕基就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他提出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

三角债的形成不是一年两年,治理也早就开始了。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效果。直到朱到了东北。

你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什么叫亲自坐镇,现场清欠。说白了就是把全省国企领导叫到一个大礼堂,银行和财政的人全部到场。人已到齐,大门四闭。清不明白,谁也别出这个门!!

于是,煤矿矿长拉着钢厂厂长,钢厂厂子拉着机床厂厂子,机床厂厂子拉着机器制造厂厂长,一直拉到源头,谁有钱,马上白纸黑字写明白什么时候给钱,谁拿了钱,什么时候给上家结款,都立字为据。谈妥了,赶紧出门回厂里拿钱办事。最后剩下死活没钱的,银行,财政一起上,有什么办法想什么办法。

26天,解决了!这是你们口中的奸相是么?

二,国企低效和国退民进。

我从小在一个父母双国企职工的家庭长大,幼儿园的时候,只要我上腻了,想要耍懒不去一两天的话,我母亲就带我跟她一起去上班,只要我一去,基本就没见过母亲的同事工作,叔叔阿姨们围着逗我玩。从小到大,家里的所有工具,电灯,木材,我睡的床,我养花的铁架子都是用厂里原材料做的,然后我母亲的领导开着厂里给配的车拉到我家里,在他们工作时间离岗到我家给我按这些东西。人人如此,家家如此。这都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大批偷盗厂里生产原料和废料到厂外卖钱的,数不胜数。从正门拉出去的成品不一会就从后门拉回来,领导一手报账卖出多少成品,一手报账采购多少废品,反正都是国家的钱,不这么折腾,哪里油水?所有员工有事没事就请假,说消失几天就消失几天,反正都是终身制,领导无权开除任何人。

一个国营化肥厂,总资产2个亿,不开工,工人回家放长假,一年亏损1000万,工人因为放长假工资太低,大闹市政府,市里要求恢复生产,一年亏损6000万。亏损了又不能破产,市财政补贴。其实不是化肥卖不出去,只是一开工,领导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员工消极怠工,跑冒滴漏。四处是窟窿,到处在放国企的血,根本堵不住。这样荒诞的黑色幽默,我小时候根本都不觉得奇怪。简直就正常到不能再正常了。

就这样的化肥厂,在国退民进中作价1个亿卖掉。有人大喊贱卖国有资产,是!我承认有很多企业被贱卖了,也有很多官员黑了政府和人民。但是你要知道,这1个亿好歹是进了政府的口袋,只要不卖掉,继续开工经营两年,政府搭进去的可就不止1个亿了。能抽身出来就算甩了天大的包袱好么?而且政府不想再投入,企业之前有没钱,接手的民营资本必须承诺解决买断原来职工工龄的钱,还得保证尽量雇用这些跑冒滴漏惯了的原有职工,这些隐性成本都是账面上不体现的好么?

而且这些企业到了民营资本手里,很快就扭亏为盈,别说谁和谁利益输送,但是你盈利了,税得交吧!从吃补贴到纳税,中间差了多少?谁敢说国退民进是弊大于利,那就真是耍流氓了。

而且当时小型国企和集团所有制企业被卖掉,大中型国有企业员工被精简,分流,下岗。当时骂声一片,自杀的,闹事的天天有。现在可听不到那些当时下岗的员工骂娘了,因为凡是下岗之后好好找出路的,摆个早点摊,开个小烧烤店,做点小生意的,现在最不济都比还在国企上班的收入高。人们也明白一样事,我们那个城市就是靠那么几个国企支撑的,那些国企当年不改革,就一点会慢慢死掉,它们一死,早点摊,小烧烤,小生意根本就不可能有客源。别说从小本生意慢慢做大,整个城市就得玉石俱焚。看看现在的底特律就知道当年不改革的后果了。

所以国退民进是成功的,郎咸平天天骂国退民进也不敢否认改革成效,只是拿财务问题说事。原因是老郎那时候还在香港隔岸光火,要是那个年月他到过东北。以他爱出风头的劲,早就出书大喊,卖卖卖!赶紧卖了。

其实要不是排在第一的答案实在是太刺激我了,我本来是不想写的这个的,因为争议太大。但是既然写了咱们就写个明白。

国退民进和下岗分流这段一定是最大的争论点,而且当时我和你们所有现在反对我的人一样对这种改革咬牙切齿。但是现在我长大了,我看到了改革之后的成果,所以我不愤怒了。

有人在评论区说我一定没看过《铁西区》,连《钢的琴》也没看过。我得告诉你,我业余第一大爱好就是看电影,在大连时期我们有专门的社团和场所,给那些自己制作小成本电影或者短片的创造人做交流和展示,我们提供评论和其它宣传服务。

而且,我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外公外婆,七大姑八大姨全都是国企员工,我家小时候住的就是X钢厂的家属楼,即使我没看过《铁西区》,我的生长环境就是个铁西工人村的升级版。那样的故事天天在我身边上演!

有人说只有在那场改革中享受了利益的人,才能这么说。我也告诉你,你又错了。

我父亲从2005年之后再没去原来的单位上一天班,辗转被借调到各种其它部门当临时工,出入一直是在原单位的一半。我母亲在那个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一个确定要裁员的部门调到一个不裁员的部门,好歹是保住了铁饭碗。她老人家现在已经光荣退休三年了。我两个姑姑,全部下岗。五个姨,四个下岗,老姨曾经一度在家放长假,四年前厂里有了起色,才把她找了回去做文职,工资也是照正常编制减半。我外婆家7个子女,只有我舅舅和我母亲保住了铁饭碗,剩下的全砸了!

我当年也是个小愤青,天天跟着大人们骂各级领导。因为我亲眼看着很多我身边的人,是怎么在那么国有企业里贡献了自己的前半生,甚至有的人身患职业病。突然有一天,国家不管这些人,贡献一辈子的工厂不要这些人了,让他们从头再来,自谋生路。他们哭喊,愤怒,聚众冲击政府,甚至以死相威胁,更有甚者直接自杀了。

我觉得读到这你不觉得奇怪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今天对于我们来说,辞职找工作太平常了,某天我们遇上企业经营不善,老板告诉你说,我们裁员了,但是被裁的同事可以拿6个月工资去找工作,而且你的养老金公司包了,会一直给你交一份养老保险到退休。哎!你会怎么说?这老板太TM讲究了!!甚至有人可能感动说,老板,咱也别裁人了,我们和你共渡难关吧,这几个月工资不要了,挺过去了补给我们,挺不过去就算了!

但是为什么当年,政府承诺一定解决养老金,但是部分工人在几个月之内要尽快安排自己新的去处,到退休年龄之后享受原国企退休的养老金标准。这样在我们今天是一个很优厚的裁员条件,在当时就得闹出人命!!这不合理,解释不通,那么解释不通的事情背后就一定有关键逻辑。是因为没有人下过岗,这是开头,他们的反应是对未知的恐惧么? 是对政府未来许诺的不信任么?

还是到社会上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谋生的方式,只要被推出国企就必死无疑么?

那么是谁给了他们国企会雇用你们一辈子,国家永远都不会不管你们的许诺?那么这个当初许下不切实际的诺言的人要不要给下岗工人的悲痛买单?

是谁把那么多的人送进国企,又是谁埋下了国企必然亏损的祸根,要说亲手把工人裁掉的人有罪,那么当初把过剩的人力塞进国企的人就没有罪过么?

还是讲我自己家的历史吧,大家看看事实的故事之后再评判。解放战争的时候,我爷爷在城里做店家的帐房学徒。那年月两边都在征兵。我曾祖父坚决不运行我爷爷去参军,又怕他年轻力壮被抓了壮丁。一封家书急令我爷爷会乡下老宅躲避战祸。后来东北,华北都被共军拿下,我爷爷不想务农,这时候东北各大工厂昼夜开工支持前线。我爷爷来到城市找工作,X钢厂正急招炉前工人。我爷爷去报了名,当时管招收的人看中我爷爷字迹漂亮,又会打算盘,写帐什么的。没让他去炉前,留他在手下帮助,招收基本完成推荐我爷爷去X钢厂的生活处做文职,管理外地进厂当工人的宿舍分配。后来这个部门监管住房分配,全名叫X钢厂生活处房产办公室。后来他把我奶奶和我大姑接到城里一起生活。那个时候户籍管理制度极其严格,除了国企员工及家属根本拿不到非农户口,我奶奶到城里之后因为是家属,被安排在X钢厂建筑队做库管。他俩都上班的时候,我大姑才3岁,直接送到保育处。一个保育处像个大车间一样,有上百个孩子,无数的婴儿床,和10几个保育员。全都是父母双职工没白天没时间照顾孩子那种(读过王朔的书的小伙伴估计看到过保育处这个词)。就这样过到了WG的时候,那时候全国国有企业几乎都停产了,每天各种政治学习和批斗会,不生产就没办法养活这么多人,我大姑那时候已经初中毕业,和同学开始串联。WG越闹越大,于是知青开始上山下乡,为什么是知青?这是一群正值青春期,读过书,认识字的孩子,工厂不需要员工了这时候,那么留他们在城市里就是不安定因素,要么参军,要么下乡。于是我大姑下乡了。

在过两年,城里连工人都养不下了,能送走的知青也都送出去了,于是开始要求各级工人和干部带着未成年的孩子全家下乡,于是我爷爷带着我二姑,三姑和我没上小学的父亲回老家下乡。我爷爷到镇里信用社上班,我奶奶带着未成年的孩子在地里挣公分过日子。直到四人帮倒台,城里开始复工,各级工人,干部被一纸调令急招回城里上班,但是我姑姑和父亲都是非农户口,不能留在农村,必须回城。那么本来就刚恢复的城市拿什么消化这么多回来的原来职工?还有他们带回来刚成年的孩子,以及大批返城知青和退伍军人。只有一个办法,搞更多的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现在不是流行一个句式,叫XX就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么!当年就是“国企就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年轻人进国企怎么分配?接父母的班!我爷爷在生活处的工作比较轻松,于是把他的两个名额给了我两个姑姑,二姑去X钢厂第二幼儿园当食堂管理员,三姑去钢厂第五宿舍当花圃管理员,我父亲接我奶奶班去劳动强度大一些的建筑队当技术员。是的,什么都是国企办的,工人浴池,幼儿园,职工宿舍,理发店,小学,中学等等,无论盈亏都是国企买单。就连城里的鲜花供应都是钢厂旗下生活处下属的花圃种的。我大姨,二姨被新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招进去了。我母亲用了我外公的名额进钢厂下属的电务段,我四姨接我外婆的班进钢厂运输部,我五姨进集体制企业做文职,我舅舅接我外公班进电务段。这回你们理解什么叫户籍制度了么?不仅仅是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分,也不仅仅是A城市的人,没有介绍信不能随便到B城市去。连工作都是按户籍分配,工作都是世袭的。我一个前辈阿姨,后来创业成功的女强人,当时读书的时候品学兼优,梦想就是赶紧到18岁,去宽敞明亮的工厂车间上班,每天和一群工友有说有笑的上下班,结果分配通知下来了,国营废品收购站。就因为她父母都是废品收购站的员工。我小时候我不明白这些,大了之后读到前朝户籍制度和军户,匠户,农户世代接替,只有科举才能脱离原来的户籍的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户籍制度。

那咱们想一想,这些国有企业承接了一个什么样的任务,那就是最快速度消化所以青壮年劳动力,不论工厂能不能承受,只要你接申请书,写上父母职位及所以个人信息,几天之后就去上班。而且上岗之前没有任何专业劳动技能的培训,进厂之后跟着老师傅,边学边干。而且国企要负责所以员工的一切生活,吃有厂办食堂,住是厂办宿舍,看电影是厂办俱乐部,一切都和国有企业挂钩在一起(当然,这里有很多是需要付钱的,但是这些都是企业办的,来消费的都是企业员工,吃过大锅饭的人会真正计算利润么?会积极而负责任的管理么?)。别说钢铁这样的强周期行业,你就想一想那些超级传统大公司,福特,丰田什么的,这么干能抗得了几年,而且人员严重超编,劳动技能基本不足。

但是国家那时候是怎么许诺的,厂子就是你们的家,有厂子一天,就有你们一天的好日子。

如果没有国退民进,如果没有下岗分流。那么就这么再搞几年下去,这个国有企业被它被不应该承担的责任拖垮之后,这个城市除了暴力犯罪和满城的恐慌和绝望还能剩下什么?连找块土地自耕自食都不行,因为你拿的是非农户口,国家不会允许你有土地的。

手术痛不痛?痛!但是大病来了不手术会死人的,那你该怨恨医生还是该怨恨那个让你得病的人?

如果改革有罪,改革过程中的不公平是罪恶,那么把一切引上不改不行道路的人是不是原罪!

而且下岗大潮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没有人情味,政府再过份,再势利。总要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不然这么大的举动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反应?那年月,集体上访,工人包围市政府要求市长出名处理纠纷几乎一个月一起。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工人是神圣的,而且WG造反时候的轰轰烈烈才过去几年,人们没事组织个游行什么的,经验充足。像现在这么对付上访群众的事,当年是没有人敢干的。所以,政府尽了最大可能减少冲突。

减员减的都是外围集体所有制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主体的人员超编部门。而且想办法尽可能安置新岗位。同时双职工家庭都在超编部门的,保一个去一个。大量女性下岗,男性留着岗位上。

比如说,我二姑和三姑,那是直接就下岗了,因为那些部门超编所在太严重了。但是我父亲完全不受影响,我母亲主动要求调到比较缺人的部门(这个过程有私下走人情),最后也没受影响。我四姨和我舅舅没受影响,我五姨和老姨受影响,但是我五姨夫和老姨夫留下了。我大姨和我二姨情况还和他们不一样,因为她们一开始进的不是钢铁厂主体,而是集体所有制部门。下岗之前的两年,厂里早就发不出一分钱工资了。厂子已经名存实亡了,下不下岗就是名义问题。而且这样的员工下岗在总下岗人群里是多数。还有当年企业亏损连连,名义上没下岗,但是实在没有收入,自己离开企业的也很多。

好了,那问题来了。那么既然很多人的工作已经名存实亡了,还有很多人,双职工下一个留一个。为什么社会问题还是那么严重?以死相逼,自杀身亡的报道在那段时间经常出现?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身份的丧失。作为一个国企职工。你的企业没有能力给你发工资,但是你的身份还是国企职工。那么你可以享受生病了去职工医院低价甚至是免费就诊。你可以享受企业的福利分房。你可以在企业退休之后按月去拿养老金(那时候还没有大范围的社保制度,职工的养老金直接由企业支付)。你的孩子可以去上企业下属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家里缺什么少什么了,可以去企业申请,企业有多余的就可以给你拿回家用。你外出办事,企业会给你一份介绍信。所以,没有工资,生活还能继续,大家心里都以为这是暂时的,可能明年一切就都好起来了。工厂会复工,工资会补发。国家怎么会不管国企腻?但是下岗那一瞬间,所有的期望和梦想就都破灭了,身份也没有了。再没有免费的房子和免费的医疗,以及其它的一切!一个是出路的缺失,这些下岗职工没有好的安置去处,而且女性居多。她们能干什么?刚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我奶奶生病需要补营养,我爷爷买两只活鸡在家养几天的时间都不敢让外人知道,怕被说搞计划外经济的年月才过去不久。摆摊做生意只是很少的人敢想敢干的事情。而上岗之前没有劳动能力培训。下岗之后是安排不少技能培训,但是谁都不愿意接受。比如我三姑,在花圃上班好几年,到现在家里养花都养不活!这些人到底要怎么办,干什么?他们习惯了国企思维,想都不敢去想。有技能的但是过的更好,比如说我二姑父是X钢厂旗下第二宿舍国营食堂的厨师,一手好厨艺。后来食堂被个人承包之后,继续留在食堂,收入不减反增。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现在让我评判当年那场让我全家痛苦的回忆的时候,我会用我爷爷的一句话,那时候我二姑马上要下岗,来家里求我爷爷托关系留在幼儿园。我爷爷知道根本没有办法。在家长叹一声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其实我爷爷的意思是后悔当时选择让我姑姑们去做清闲没有技术的工作,要是去繁忙的国企主体,可能还不会被裁。但是今天我们看完整个历史,这句我觉得还有另外的意思,既然早就知道国企背不了这么沉重的包袱,为什么不早点用市场的办法解决问题,一定要找一个自以为可控的大筐把所有人装进去,而到最后又不得不加倍所有人的痛苦把他们甩给市场!)

那么国企改革之后,随着大量人员失去职工身份,免费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金不能继续涵盖他们。那么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就只能用市场化的办法解决。不能分配,起码得让人家买得到,买得起!

这两天又看了很多评论,有的评论在承认了朱的国企改革之后,有些家庭拿到了在当时算是不菲的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之后又指出,朱的改革给现在的养老金紧张埋下了祸根。还有很多小伙伴抓着当时造成的阵痛说他是大奸大恶。

但是我要说是,纵观全世界,现在过得好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重视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国家。计划经济的模样参加朝鲜。在当时计划经济已经注定失败,那么改革就是如何领导人民有序的从计划经济里撤出来,走到市场经济的正规上去的一次转变。这和战争中注定要失败的军队撤退是一个道理的。为了大多数人能被保全下来,一定是有人要明知是死也要逆袭敌军的。也一定有人要去断后给大部队争取时间的。那么被精简下去的员工和被出售的低效国企就是这么光荣牺牲掉的。如果没有人牺牲,全部绑死在一起的话,那么后果就是俄罗斯那样的崩溃疗法。俄罗斯人民在那场变革中一样被牺牲掉了,而且牺牲的范围比我们要大得多,同时因为改革肥起来的权贵阶层暴富比我们还要严重。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国际地位一步步在提升,俄罗斯的地位一步步在下滑。

那么当时把必须要分流的人彻彻底底的牺牲掉,连养老金都不管的话,且不说当时社会是怎么样的动荡,就是于情于理也没有办法让人接受。那么承诺了给他们养老金的话,今天就必然有负担。本来就是两难的局面,谁来做都是得罪人的。讲句良心话,即使以我们今天看到全部的前因后果之后,让我们任何一个人穿越到那个时代,你坐到那个位置上,按照现在的情况。你来进行一次复盘的话,谁敢讲做得会比这样更好?如果作为我们这些知道一切的人回头去复盘也不能有任何万全之策的话,那么要求当时领导改革的人一点错误都不犯,要让所有人满意。这是不是有点太过苛刻了?

但是不得不说,在那次改革中,很多我的父辈们真的让人心酸。而且越是优秀的国企员工越让人难过,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混日子的人好转变一些,心里没有那么多绕不过去的弯。但是一些最优秀的高级钳工,焊工什么的。之前太光荣了,连年的嘉奖,省里甚至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光荣到顶峰再狠狠摔落在地,心理太容易出问题了。即使几年后被新崛起的私企高薪请走,他们对那段历史依旧耿耿于怀。一个队伍向错的方向走的越远就越难回头,而一旦真的无法挽救必然回头的那一刻,之前最努力的人往往最迷茫和痛苦。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历史问题严重的国家。当时的情况就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任何说要完美的毕其功于一役,少牺牲不牺牲,2-3年就把问题全解决了,而且不留任何后患的想法仔细想想看,是不是多少有些幼稚?

继续吧,咱们接着说房改。

当年我爷爷就是X钢厂生活处房官办的基层干部,管理就是职工住宅和宿舍的分配问题。

为什么说当时的福利分房制度是奇葩是闹剧?原因是因为,分房子不是看条件也不是看贡献,看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谁家爷们更无赖,谁家娘们更泼妇。一个是看谁手气好。听完简直不能置信是么?但是这是真的。

本来在我们心目中,是不是应该谁工作最积极,谁对厂里的贡献最大,应该先分房子给谁?或者是,谁家住房条件最差,生活最困难先分房子给谁也算合理。还有就是按工龄也说得过去,那就是我来厂里二三十年了,马上要退休了,临走之前总得把房子给我解决了吧?让那些晚来厂里的年轻人们等一等,将就将就,这也算是个理由。但是实际中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当年福利分房给的是楼房,没有拿到福利房的只能住平房或者棚户区。楼房有煤气,水电,供暖。而且供暖大部分是企业负担,员工基本不花钱,甚至这么少的一点个人部分也会被赖掉。不仅仅是住着舒服,而且和平房比,在用煤取暖和日常维护上,费用也是大大的减少了很多。房子其实不是分给你成为个人的,而且产权是国家的,给你的是使用权,说白了,就是国家租房子给你,每个月收一点点房租。我记得我家当时住的那个单元,一共21户,欠房租不交18个月以上的就超过15家。经常有管理员上门催房租,根本催不来。为什么?那个时候什么个体户,公务员都没面子。工人阶级最光荣,那么政府和企业敢因为钱的是逼工人离开企业分给他们的房子?那和找死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经常看到WG里提到的关于地主,富农,贫下中农的划分是针对农民和出身的划分,实际上当时最根本的分法是“工农兵学商”,农民分几等那是细分,工人根本不分这个,出身一样的情况下,大家一样是最光荣的。兵,学,商都是等而下之的)

这样的情况下,我奶奶就总埋怨我爷爷实在,说你看那么多人家都不交房租。为什么我们家按月按时老老实实的交这个钱,反正谁也不能赶我们走。

最开始,房管办分房子还是所有职员一起做表格,统计各单位人数比重,再参照单位贡献程度进行分配总数。比如说人数最多的单位和像炉前都最重要的单位多分,剩下的再按比例算。还是公开透明的,但是后来个单位实在闹得太凶,没有办法,只好改成领导闭起门来刷刷的分好。然后直接一公布,今年各单位按照什么算法分的,谁也不许问。问了也不解释。指标到了个单位,闹剧就开始上演。哭穷的哭穷,卖老的卖老,拍胸脯说自己对单位贡献最大的说贡献。给谁不给谁,根本讲不出个理。这边刚有人悄悄给领导送了礼物,领导还没敢收腻。那边就有脾气暴躁的员工拿了钢管甚至是刀子往领导办公室一坐,来吧,领导!今年要是再不分给我,你就拿刀砍死我好了!你要是不敢砍死我,还不分给我,那就谁也别分。我要是看见你分给别人不给我,我就弄死你。领导晚上一回家,门口蹲着两三个员工家的老婆,我家条件差,没地住了,你要是不分给我,我就住你家里!!

你是领导你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抓阄!!赌运气,抓到人有房子,抓不到谁也别怪!

于是最后每年那几个名额,照顾一两个马上就退休,德高望重的,分几个给谁也惹不起的愣头青,剩下的大家赌运气分。这不是笑话,这就是事实啊!

而且就算这样的话,房子够分也还好。但是家属楼和工人住宅这种东西,因为不能买,那么低的一点房租也收不上来。根本就是赔钱货,企业没有动力去多修多建。每年都有新增工人,老员工还有一大群没分,新员工就一直排着。别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没钱买房子,那年月就是有钱,你也买不着,排到40岁能分着那都是幸运的。这还是在X钢厂或者是铁路等有财力的企业和部门上班的员工,那些在集团所有制小厂子上班的人就更是遥遥无期了。

现在不是都说,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是费用么?那时候,房子就是个彻彻底底的问题。钱是根本解决不了的。现在很多人吵吵闹闹的说,还是那时候福利分房制度好什么的,那就是气话。倒回到那个年月,一样是熬到中年以后才能有房子。而我这样的倒是不介意倒回去,为什么?因为我爷爷管这个,从我爷爷在取消下乡返城之后,我家就一直都楼房,而且哪的房子最新,地段最好就能搬到哪去住,整个房管办的员工都有这个福利。如果那时候不改革,我毕业通过关系进入我爷爷所在的房管办一点都费劲,如果那样的话,现在所有富二代都得求着我私下卖分房指标给他们,我早就逆袭成为高富帅了!!你说这样的制度被淘汰掉冤枉么?这种住房分配制度不应该改革?

于是住房分配制度进入到了改革的范畴。而且当年的设计完全是按照新加坡的制度在进行。就是商品房,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一起上。商品房卖高价,挣富人的钱,那这个钱去给普通人建保障房,最后实在买不起的住廉租房。同时国家和企业用公积金和住房补贴来转变之前福利分房的承诺。这个够无痛够合理了吧?

但是为什么闹到今天这个地步?谁该来为这个规划的很有人情味但是最后却变味了的过程买单?

98年23号文件链接 中国房产七年治政 这些很人性吧!

但是,朱在2003年3月卸任,2003年6月,2003 房改变奏,经济适用房“让位”商品房 2004 经济适用房陷入困境

2005 高房价引发房产调控,经适房陷入存废之争 2006 经适房政策酝酿变局 可能租售并举

为什么1998年到2003年企业和员工集资自建住宅还存在,为什么执行了5年的东西,在某人卸任之后2年的时间里就执行不下去了?在过一个5年之后就出现存废之争了?

是谁在通过法规和文件,一步步抹掉经济适用房地位的,是谁大力推动商品房,在经济适用房分配中造成大量不公平现象的?这就是答案,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继任者有没有按照规划者的安排执行和保证公平是关键。把脏水泼到十几年前开启一起的别人身上就是为了掩盖后来的无能和失败。

未完待续!

第三篇:朱镕基语录

朱镕基语录

1、“我很少为人家题词,因为我的字很丑”(笑声、掌声)……“但是我送他们四个字‘不做假帐’……”“我希望每一个从国家会计学院毕业的学生都要永远牢记这四个字的校训。”————2002年11月19日为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时朱镕基说

2、“我不是曾国藩,曾国藩做的我做不到。”————朱镕基曾经这样评价历史小说《曾国藩》

3、“每个清华人都负有责任,建设这个国家。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2001年6月6日上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全体师生来到综合体育馆里,朱镕基总理对他们说。

4、“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在查出陈希同贪污腐败案后,朱镕基极为震怒地说。

5、“我们问心无愧!”————2002年3月15日,面对800名中外记者和海内外的电视观众,中国总理朱镕基用铿锵的声音说。

6、“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坐在主席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1993年朱镕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说。

7、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1999年3月1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8、“请大家不要误会,死而后已不是说我要老呆在总理这个位置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镕基解释说

9、“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卫视台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欢她的节目。”————朱镕基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吴小莉从此名闻遐迩。

10、“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中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在一九九五年村山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歉意,但是在所有的正式文件中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总理与日本民众对话

11、“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站住了。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一句:‘来之不易’呀!”————1999年3月15日朱镕基说

12、“我比1998年是不是显得疲劳,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作何评论。不过我想时间已经过去四年了,人总是要老的嘛。”————2002年3月15日九届五次会议

13、“我一不怕你借钱,二不怕你求职,就怕你找我题字,因为我有五戒,此其一也。”————朱镕基婉拒为老同学题字。

14、“克林顿总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不批准,恐怕要后悔20年。我可以加一句,不只是后悔20年,恐怕千百年以后,当美国人民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会后悔为什么当初犯这个错误,掩卷而长叹。”————2000年3月1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5、“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2000年3月1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前来采访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16、“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朱镕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7、“关于我本人,除了我确实是在埋头苦干以外,我没有什么优点,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特别是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但是这家报纸说得不对,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不瞪眼睛不就是植物人了嘛,板凳绝对没有捶过,那捶起来是很疼的。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2002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18、“若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2002年11月29日朱镕基总理在香港说。

第四篇:朱镕基讲话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大家互相激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就可以为全国的政府系统做个表率。因此,我们要共同“约法三章”:

第一条,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我们带头做起,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下去考察工作,只带一个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其他有关的部门最多去一个司局长。很多问题在下面根本解决不了,没有必要带那么多人。不然,副部长不够用。国务院这么多副总理,他们怎么陪得起?不要一大帮子人下去,又吃又喝的,把风气带坏了。现在各省区市就这样,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吃吃喝喝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加一句:不陪餐、不迎送。关于陪餐,我刚到国务院工作的时候,是非常严格的,要求不陪餐。到最后我没有办法,只同意陪餐一次,刚到地方的时候,省委书记、省长陪餐一次。现在我看不能再妥协了,还是各人吃各人的,搞到一起干什么?弄得谈话也不能谈话,搞得很庸俗。岚清同志说,把这个规定在报上公布,公布后,大家出去就都可以说,这是国务院的规定,我们不想违纪。其实有一个省领导陪同就可以了,像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第二条,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我们可以到穷一点的地方去开会,大家去访贫问苦,也可以表示国务院对人民群众的关怀。

第三条,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我们要刹一下“会议风”,什么都开会,讲的都是空话,最后还是不落实。国务院组成部门召开的会议,部长去讲,事先可以向主管副总理、国务委员汇报一下,该对你提的意见,当面就跟你讲了,你回去开会就行了。过去,我们把很多时间都泡在这种会议上面,没法思考问题。

还要作一下规定:国务院领导同志不参加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我们要停止剪彩活动,我们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类似的活动干什么?国外也没有在职政要参加类似的活动。除国务院统一安排的以外,一般都不要搞,也不为各部门的各种工作会议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名,在信封上签名例外。这个规定只管在座的这些同志。要把精力集中到研究处理重大问题上来,特别是下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我们现在下去很难看到真实情况,地方事先都布置好了,我们有时突然改变他们的安排,马上就会发现问题。大家今后下去得想个办法,事先不要打招呼,想看什么临时决定,地方就来不及弄虚作假,否则我们看不到真实情况,制定的政策也不符合实际。“五条要求”和“约法三章”,我们大家要共勉。

二、关于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当前,你们要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这方面来,部门一把手要亲自抓,否则机关工作不能正常操作运行,会出大问题,火箭不能上天,飞机要掉到地上。稳定机关干部的工作情绪,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让他们心里有底,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也绝不能因为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就不认真执行这项改革措施,或者打折扣,这些都是不允许的。这次会议以后,各部门要马上开始制定“三定”方案,先定职能,否则部门之间扯皮;再定编制,不定编制就不能定人。这个事情要抓在前面。这项工作由主管各部门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负责,亲自抓。我想,有几个部门是比较难办的,像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及国防科工委之间,彼此职能交叉。原则上一件事情只能由一个部门去办,不能由几个部门办,国家计委要尽可能在宏观调控,及时关注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总的走向等重大问题方面,帮助国务院出主意,少管些具体事情。

职能先定下来,然后定编制、定人数,国务院总人数要减一半,决心已定。首先,国务院要带头,副总理由上届的六位减到现在的四位;国务委员由八位减到五位,其中有两位还是兼职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由十位减到五位,减了一半,机关工作人员减一半。如果国务院机关人员没有减一半,各部门也不会减。我们的国务院机关应该是高效率的,不减人就没有效率,老管一些不该管的事情,互相扯皮。精简机构以后,廉政建设方面相对好管一些。现在办任何事情都要钱,财政部门管收费的干部也要钱,最近人民来信反映,对企业的年检也要收费。现在财政和税务机关很不得人心,特别是直属税务局,你们要下去检查。人民群众最反感的是执法机关违法,腐败现象多半发生在这些单位。不客气地讲,公安、司法部门也是不得了。我看过一期《焦点访谈》,报道说陕西某地公路收费,交警穿着军大衣,一来汽车就责令司机停下,开一张罚款单就是60元;司机稍有不服,马上加到120元,再不服,就是240元。你这不是“鱼肉人民”吗?这算什么执法机关?贾春旺同志,我现在给你出一个“难题”,你那个公路收费工作一律交给交通部,公安部门要退出这个领域。你们因此减少了一笔很大的额外收入,今后国家可以考虑再补偿一点。这件事我们再商量,但是公路收费工作一定要交给交通部。一切工作都要实行“收支两条线”的政策,收钱的人不能管用钱。

国务院各部门定职能的事情要尽快分头定下来,定了的事谁也不能违背,力争到今年年底就开始正常运行,有的部门可以更快一些。分流出的一半人怎么办?这些人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安排好,不能马上安排工作的,先安排定向学习,工作、补贴照发。中央国家机关3万多人里有54%的同志在40岁以下,还可以去学习。请宋德福、陈至立同志商量,统筹安排培训学习。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发挥他们最大的作用。据我了解,现在的机关干部并不是很恐慌,有下去的思想准备,下去的待遇还有可能提高。请大家一定要把政府机构改革的工作抓好,初战必胜,千万不要出问题。另外,也不要造成误会。有些同志跟我讲,听说事业单位同样要减一半人,部里直属企业也要减一半人,那怎么可能?如果那样,我们分流的干部往哪里去?企业的职工下岗分流,那是由于效益不好,不减人就不能增效。我们讲的是分流机关干部,对事业单位只有一个要求:逐步减少补贴额。教育系统不吃“皇粮”根本就活不下去,但要减掉闲人。有些科研机构的后勤人员不减也不行,否则科研人员的待遇难以提高。各部门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同样有一个改革和调整的问题,但我们没有对它们提出减一半人的要求。这一点要明确,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在整个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我估计还会发生一些问题,请你们及时报告情况。

三、关于今年的工作

在昨天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国务院汇报了几项当前急迫的工作。江泽民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原则上同意我们的汇报,并指示我们要抓紧落实。我们汇报的主要内容,与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讲的“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差不多。

第一是确保今年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为什么要保8%?因为现在是骑虎难下,“九五”计划定的是8%,如果达不到,人民群众就会没有信心。我们初步估计今年经济增长8%并不难实现,经过努力还是能达到的。但是,有两件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一是银行放松银根,生产积压产品,那等于“自杀”;再一个是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现在就是要搞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含义可以更广泛一些,包括农、林、水、铁路、公路、高新技术、现有企业技术改造,还有大规模开展住房建设等等。我们在这些领域增加投入是有物质基础的,因为我们过去几年的货币政策比较紧,控制了货币的发行,现在我们可以多投放一点银行贷款,特别是因为外汇储备在今年不会再按往年的速度增加。今年到2月底,我们的外汇储备没有增加,反而今年就停止了增加,甚至还减少了一点。

第二是关于金融问题,主要是今晚将要公布银行降低利率0.6%,这样可以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折合一年将近300亿元,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更好地发展生产。同时,可能导致存款的减少,但长期利率未降,只是降短期利率,影响不大。

第三是关于再就业工作。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再就业宣传部门在这方面做得不错,还要加强,要改变人们的择业观。“三三制”资金上财政已早做准备,中央和地方财政都留出了一部分资金来保证这些下岗工人再就业前的基本生活水平。今天下午,我将同吴邦国同志去东北地区,受江泽民同志委托召开三省一区的省(区)委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也就是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的预备会,听取他们对我们方案的意见。今年5月,我们将召开全国性的再就业工作会议。我想,把再就业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安排妥当,一定可以激励我们的国有企业自强,使下岗工人安心,为我们今年的工作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第四是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问题。不改革不行,必须在夏收前解决问题。农业发展银行的收购资金一定要封闭式运行,准备在今年4月份召开会议。

第五是关于住房制度和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各地试点都在进行,并且有自己的办法。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对此进行规范,解决几个关键的、原则上的问题,推动住房制度和医疗体制改革更进一步。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如果政策配套,对于今年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很有好处。同志们,我们将共事五年,要精诚团结。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是团结的。我们是信任、支持你们的,你们也要相信我们是全心全意在这里工作的。我们大家没有矛盾,但会有意见分歧,不能保证在每个问题上都意见一致。我们受党教育多年,会服从大局,发扬民主,使我们国务院的领导工作能够符合实际情况。国务院领导同志之间会不会有矛盾、不团结?大家不要担心、没有!在大的问题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我们都是坦诚相见、畅所欲言,国务院一定会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现在建立了一种制度,停办国务院办公厅《昨日情况》刊物,改登国务院领导同志每天的批示,争取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在两天内登出,这样,国务院领导同志之间随时可以沟通情况。现在,我对其他几位副总理的工作不是很清楚,清楚一点的就是财政和金融工作,就是这些有的也不是很了解。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领导同志之间每天要了解彼此的工作情况,并且尽量使我们对外的意见保持一致,以免使下面难以工作。请大家大胆工作,你们都是党经过慎重考虑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我们信任并支持你们。同时,也请你们监督我们,不要有任何顾忌。自觉接受同志们的监督,这一点我一定能做到。

注: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了会议,国务院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在会上正式印发的朱镕基同志讲话,曾发表于《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标题为《励精图治,廉洁高效,做好跨世纪的一届政府工作》。编入本书的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稿。

第五篇:朱镕基访美即席演讲

朱镕基访美即席演讲:你们也太小看我这个总理了

核心提示:朱总理说,你们也太小看我这个总理了,中国有1450亿美元外汇储备,要贿赂什么人的话,至少拿几个亿出来不是问题,几百万美元的“政治捐款”,那也太少啦。

作者:荣牧民,原题:《在美国采写朱镕基》

时钟刚过12点,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朱总理健步走上宴会厅主席台,以犀利、风趣的语言,作了此次访美的第一场演讲。这也是中国总理15年来第一次访问美国所作的第一场演讲。演讲十分精彩,大厅里不时响起友善的笑声和雷鸣般的掌声。

中美贸易逆差是一些美方人士谈到美中关系时常常质疑的一个问题。雷登市长在总理甫抵洛城的礼节性会见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此,朱总理语出惊人地说:“贸易逆差不是什么大事,它不仅有利中国,对美国也许更有利。”他说,中国对美出口的都是美国已不生产的低级产品,如果美国不从中国而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话,要多花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有利的一个量化的概念。而且,中国出口产品的原料、设备、技术都是从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欧盟甚至美国来的,“中国只赚了小头,”朱总理伸出小手指,“大部分钱是上述那些国家和地区赚去的。这笔账都算在我的头上是不公平的。”朱总理拍拍自己的口袋继续说道,如果真有美方统计所说的600多亿顺差到我的口袋里,那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不止1450亿,而会是2500亿到3000亿美元,超过日本,世界第一。“现在是世界第二”,他补充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到波士顿MIT(麻省理工学院)再详细阐述,也许不能得个博士学位,但希望得到美国人民的谅解。”一番话说得众多美方人士频频点头,掌声四起。

接着,朱总理又谈笑风生,机智而不失幽默地一一驳斥了当时美国报章所谓“政治捐款”、“窃核机密”等对中国的诬蔑。朱总理说,你们也太小看我这个总理了,中国有1450亿美元外汇储备,要贿赂什么人的话,至少拿几个亿出来不是问题,几百万美元的“政治捐款”,那也太少啦。还有,刚才你们的市长夫人给我提了个很好的建议,今年是新中国五十大庆,我们将要举行阅兵式,展示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导弹,她建议我们在这些导弹上写上“MADEINCHINA”,这是个很不错的建议(全场会心的笑声与总理爽朗的笑声交融在一起)。谈起人权,总理说或许这方面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我们正在努力改进,但无可否认,在这方面中国正处在历史上的最好发展时期。总理举重若轻侃侃而谈的话语中透出自信,透出真诚,透出人格的魅力,透出毋庸置疑的说服力,征服了出席午宴的美国主流社会政要名人。

下午,朱镕基总理会见洛杉矶的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和我驻洛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对大家亲切讲话。总理站在大家面前扳着手指,如数家珍地说起国内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有望超过预期7%的目标;改革并没有像有些人认为的停顿了,国务院精简了一半人员,下岗工人再就业和社会保障机制推动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人民币不会贬值;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二;国家财政状况良好,年内将要加工资,人民生活水平将会有很大提高。一番话说得大家心头热乎乎的,倍感振奋。总理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发展一天比一天好,我们是有希望的,因此你们在国外工作、学习,腰杆要挺得直!并分别和大家合影留念。

当天晚上,南加州的华人华侨在环球影城的希尔顿酒店盛宴欢迎朱镕基总理一行访问美国。宽敞明亮的宴会厅里满满地摆放了七八十张铺着大红桌布的大圆桌,显得格外喜气洋洋。

席间,旅美中国艺术家表演了民乐合奏、弦乐四重奏、京剧清唱和男女声二重唱等节目。“花好月圆”、“情深谊长”、“我的祖国”等充满思乡之情的曲调歌词,深深打动了总理一行和在场的每个华人华侨。尤其当洛杉矶希望中文小学的小朋友们手持红花红绸活泼可爱地跑上舞台,伴着欢快的乐曲跳起儿童舞蹈欢迎祖国亲人,亮出衣服背后红色大字:“南加州华侨欢迎朱爷爷”的时候,会场气氛达到了沸点。孩子们的一声声祝福,让朱总理情不自禁,热泪夺眶而出。

朱总理走到话筒前,语音哽咽地开始了他的即席演讲。他说,“各位的深情厚谊使我非常感动,特别是小朋友天真无邪的表演,我已经流了眼泪,说不出话来了。”全场寂静,看到总理泪光闪烁,侨胞无不为之动容。总理说,此次访美好像时机不好,我一来,洛杉矶就下雨。后来洛杉矶的朋友告诉我,这里气候干燥,下雨是好事,雨水为大家带来财气。我们到美国是来给华侨们打气的。“我们非常尊敬、非常爱护各位海外侨胞以及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希望你们常回家看看。不过„„”总理语锋一转,不忘幽了美国一默:“回来之前,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的笔记本,不要造成什么‘误会’。” 一天之内,三次即席演讲,面对不同的对象,总理抑扬顿挫各有侧重地雄辩畅谈,有时娓娓如叙家常,有时铿锵直斥谬论;时而热泪盈眶、真情奔泻,时而声色俱厉、绵里藏针,风趣而教人心怀大畅,幽默而令人忍俊不禁,纵横捭阖,说理透彻,声情并茂,酣畅淋漓。其飞扬的神采、犀利的语言,至今想来恍若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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