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读书笔记

第一篇：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读书笔记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读书笔记

公共管理系09708226 管悦 关键字：国家能力 国家汲取能力 国家权力 中央与地方

摘要: 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国家能力包括四种：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经济改革对中国国家能力产生很大影响，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削弱了中央政府。要把握好中与地方的关系，加强政府主导作用。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正文：

中国经济改革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通读全文，这个报告所关注的问题是，这场改革对中国国家能力变化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究竟是削弱中央政府作用，还是强化中央政府作用？如果中国市场经济转变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那么，中央政府应当发挥哪些作用，地方政府应具有什么职能？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如何建立一种稳定的规范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如何在市场经济转变和现代化赶超过程中，加强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构成了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

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国家能力包括四种：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国家能力对一国工业化进程产生着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工业化起步越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愈大。因此，对于各国来讲，提高国家能力特别是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也就成为最重要的国家能力，它是实现其他各项国家能力的基础。

反映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最主要指标是：一是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二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前者反映了政府动员汲取的社会资源占总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后者反映了中央政府动员汲取的社会资源占总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影响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因素包括发展因素、制度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当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经济国际化程度一定时，财政体制是决定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一个富有增长弹性的财政体制有助于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一个低增长弹性的财政体制将严重削弱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是不断强化国家能力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的财政收入比重以及中央政府收支比重是不断上升的，这反映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发达国家，逐渐从小政府变为大政府，从弱政府变为强政府，不断提高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并在稳定经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提供公共物品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

国家能力对中国发动工业化具有最主要的影响国家能力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最主要的条件之一。从1750―1950年的二百年间，在世界性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走向衰落，由世界经济最强国变为世界经济弱国，始终未能出现任何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增长，迟迟不能正式发动工业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明确现代化目标与意志的中央政府以及强大的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在1949年以前，国家能力十分低下。本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强化国家能力，发挥财政与税收的现代国家职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提高至三分之一，经济增长率在“一五”时期达到高速度增长，标志着中国进入现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时代，为中国工业化的成功起步、迅速建设工业化体系创造了前提条件。

国家汲取能力由小变大，中央政府由弱变强，是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

是，过分集权的中央政府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5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体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在“集权―分权”或者“收权―放权”循环中反复变动。50年代基本上属于高度集中类型，除大跃进之外，这一体制延续到60年代末；70年代属于以集中为主、适度下放财权的类型。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仍相当强，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三分之一左右，中央政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尽管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在动员和集中社会各种资源方面是获得成功的，为中国工业化起步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它有个致命弱点，即在使用和分配各种资源方面效率低、效益差。所以改革就是要解决资源配置与资源效益的问题。

但是1980年以来，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大包干制引起了重要的变化，国家汲取财政能力迅速下降，政府财力极度分散，中央控制宏观经济能力下降，这表明财政包干制度属于具有严重缺陷的财政体制。与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通用的现代财政体制――分税制和统一税制相比，大包干制具有非规范性、非科学性、非统一性的缺陷。――财政收入占GNP比重不断下降，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相当低下，尚不及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的一半水平。――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上最低点，已陷于“弱中央”的境地。其发展前景令人十分担忧。――预算外资金增长过快，几乎与“第一财政预算”相等。如果预算外资金计人财政收入之中，中央财政收入仅占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地方财政收入约占五分之四。世界银行专家惊叹：“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国家的财政收支比中国更为分散了。”

与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或者上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政府汲取财政能力低下，是名副其实的“弱政府”。与地方财政实力相比，中央政府又是名副其实的“弱中央”。这反映了改革以来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并对中国长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至今决策者尚未深刻认识国家能力迅速下降的危害性，或者已经认识尚无有效办法制止国家能力继续下降趋势。

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改革以来，中国GNP总量成倍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非农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已居优势，经济开放度明显增大，诸多发展因素变化有利于扩大中国可能获得财力的基础，对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做出正贡献。

我们知道中国实行的财政大包干制具有严重缺陷，突出表现为对财政收入增长做出负贡献，且随着大包干制的推广，其负作用不断增大。1979―1985年其贡献率为―52.7％，在1986―1991年贡献率达到－87.5％，大大抵消了经济增长对财政收入增长的正贡献。采用这种不良的非规范的、非现代的财政体制，是中国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这表现为：

一，工业增长对财政收入贡献作用下降。从产业部门看，工业部门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工业部门的财政贡献又大大高于产值贡献，工业部门利润下降，导致较低的增长弹性，工业部门的财政收人下降将会引起整个财政收入下降。

二，国有经济发展相对衰落，大量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影响财政收入增长。从所有制部门看，国有企业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的经济角色决定了它的财政角色。50年代初以来，国有企业发展经历了倒U形曲线，即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迅速发展－占据优势―相对衰落―退居优势的发展过程。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经济贡献下降，企业亏损上升，导致国有企业财政贡献下降，从而影响整个财政收入。

三，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但是经济贡献与财政贡献不成比例。中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五花八门的税种和税率，特别是对“三资”企业实行减免税，对国有企业实行“歧视性”税率，不仅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而且导致理所应得的国税“名正言顺”地大量流失。

四，各地方擅自竞相减免税，中央普施“优惠政策”。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改革思路是：改革＝放权让利＝优惠政策＝减免税收。优惠政策具有很高的含金量，但它是以减少中央财政

收入为代价的。在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常常是地方得多失少，中央失多得少。五，普遍偷税、漏税，使国税白白流失。

中国是财政收支较为分散的国家，也是财政税收制度较为混乱的国家。当时实行的财政包干制至少有六种：总额分成包干；总额分成包干与增长分成包干；定额上交包干；收入递增包干；上交额递增包干；定额补助包干。这与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统一的规范的预算体制相冲突，也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公开竞争、公正竞争的市场竞争规则相冲突。财政包干制是一项应急性的非规范的、非科学的、非现代的财政体制，它对中国经济发展仅具有短期正效应，但是这种正效应正在迅速递减，而负效应却在迅速扩大，导致国家汲取财政能力迅速下降，并为中国长期发展产生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严重后果，也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建立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设置了难以克服的制度障碍。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是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能力的基础。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下降，意味着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能力在下降，它将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十分严重的短期和长期后果。这包括：经济周期波动，投资急剧膨胀，消费需求膨胀，连年财政赤字，中央控制宏观经济能力下降。

令人费解的是，中国是由一个政党――共产党高度统一集中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国家机器不是铁板一块，经济决策权极度分散，中央政府控制各级政府的能力极其有限，而地方政府已经形成独立于中央的经济利益主体，与典型的市场工业化大国相比，中国地方政府财力过分膨胀，行政权力过大，经济干预过多。

在中国大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政党、社会组织敢于向共产党以及国家权威挑战，主要威胁是来自于共产党内部和国家机器内部的更具自我利益、自我意识、自治权力的日益坐大的某些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财力是极其有限的，中央领导人的权威性也相对削弱。在应付地方政府各种挑战方面（既包括经济利益，又包括政治权力），中央拥有的惟一手段是频繁地撤换或调动地方领导人。但是仅仅依靠这一传统的行政手段，而不是依靠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稳定的财政关系，这是无法阻止和改变国家能力继续下降态势的。庞大的国家机器内部的相互冲突，经济政治权力的分散化以及多元化，严重削弱了国家能力。国家能力迅速下降，反过来又加速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多元化，成为来中国发展的重要隐患。

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有效地生产和配置资源的较佳方式。但是，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不应当把它加以神化和完美化。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与职能包括提供公共物品；进行公共投资；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稳定宏观经济；制定产业政策。除第一项职能是由中央和地方分担外，其余四项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市场无法代替和完成上述国家职能。

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因为：

一，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与建立是一个非自发的加速过程。中央政府对加快建立新机制和法律框架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个观念冲突和转变的过程。市场经济原则与伦理经济原则互相冲突，危及许多人的生存和利益。这需要以说服为手段，向社会公众灌输市场经济观念，推行市场经济原则。

三，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利益与权力重新调整的过程，需要政府对某些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实行利益补偿。

四，向市场经济转变需要一个稳定的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央政府具有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五，经济改革需要花费成本，并随着改革深化，成本不断上升。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十分特殊的国情。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还会出现如下难以避免的发展问题：

一，人口问题。中国每年新增人口数量大，且在不断持续增长。与此同时，正在经历迅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

二，环境问题。人口压力、生存压力以及市场压力，加剧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产生外部不经济。

三，基础设施问题。中国自然地理条件决定她必须支付昂贵巨额的社会经济基础成本，资本系数上升难以避免。基础设施滞后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薄弱环节和增长瓶颈。四，失业问题。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以及经济市场化等因素，将造成长期性的大量的失业人口群。城市公开失业率和乡村潜在失业率不断上升。

五，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正进入收入差别不断扩大的阶段。这包括地区收入差别扩大，农民与非农民收入差别扩大，以及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别扩大。此外还有十分突出的贫困人口问题。上述因素决定了中央政府负有极其重大的和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决定了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中央政府在改革与现代化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加强在新体制基础上的主导作用，大力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强化国家对市场之外领域的干预。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今后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减少经济建设职能；提高供给公共物品职能；继续增加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强化社会保障职能。

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所谓统一性，体现在中央政府的作用和职能上，包括宏观经济管理，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建立统一的、公平的国内市场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税制和税率，规定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制定统一货币政策。所谓多样性，体现在地方政府的作用和职能上，各地方有权制定与国家法律不相冲突的地方法律和行政法规。多样性原则就是保证中央政府不得随意对地方政府的活动进行干预，保证政府权力在纵向上分权及制衡。应当按现代市场经济原则重新界定和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途径。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基本途径，一是提高国家外部整合能力，即提高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使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通过现代税收或非税收手段转变为政府资源。二是提高国家内部整合能力，即提高中央政府运用财力的能力，使相当一部分政府资源通过稳定的分税制转变为中央政府资源。

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实质性含义就是提高两个财政比例，即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中央财政占国民收入比例。同时应扩大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机会，以及对全社会资源分配表达本地区利益的发言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达成协议，以政治权力换取经济利益。既取之，又予之，或者先予之，后取之。不管大省小省，穷省富省，都有平等参与权与表决权。主要建议如下：

一，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纵向分权。按四级政府（中央、省区、市县、区镇）运行结构。撤消计划单列市编制，取消地区行署级。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应依据成文宪法。建立现代的、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事业。

二，国家财政收入实行现代分税制。三级财政征收（中央、省区、市县），四级财政使用（中央、省区、市县、区乡）。国税为全国统一税，省区无权改变或免减；地方税为省区统一税，县市无权改变。

三，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对国内外企业一律实行统一的公司所得税。除自由贸易区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应对外国公司实行“优惠”税率，对本国公司实行“歧视”税率。国有企业一律实行“利税分流”的现代制度。任何公司有权拒绝非成文规定的各种摊派。

四，开征个人收入所得税。重新界定个人收入范围。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实行个人所得累进税率，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一律实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个人继承遗产税和个人不动产税。

五，实行社会保障计划。包括失业保险金、职工退休金、医疗保险金、工伤保险费等强

制性保险项目，以及其他非强制社会保险项目。

虽然这篇文章的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实证性，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也是有药推敲的地方的。我认为报告的最大问题就是未能从理论上厘清国家能力的内涵与外延，混淆了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两个不同的概念，从而得出片面并具有误导性的结论。

国家权力，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所以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王绍光与胡鞍钢在研究中显然感觉到国家权力管辖的范围与国家实际贯彻其意志的能力有所区别。但他们一直未能从理论上区分这二者，在实际使用中往往混淆二者的不同。譬如，他们在文中指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政府是一个很强的政府、一个威力无边的政府，或简言之，一个集权的政府。本文的主旨是想指出，这个印象已不适合于描述当今的中国政府。实际的情形是：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政府的国家能力已受到极大的削弱。”显然，这里有一个概念的混淆。集权的政府与强政府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一个集权的政府，即享有宽泛权力的政府，完全可能是一个在能力上比较软弱的政府。这种概念的混淆在王绍光稍后发表的“分权的底线”一文中更加明显。在这篇文章中，分权既意味着地方政府从中央的分权，也意味着企业从政府分权。他把里根与撒切尔以减少政府对社会干预为主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简单地称为“分权”政策，是主张削弱中央政府权力、加强地方政府权力的政策。事实上，如果说里根的主张中包含某种地方分权理念的话，撒切尔的保守主义从未主张过地方分权。她的政策的主要导向是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国家在社会财富再分配方面的职能。撒切尔对地方政府权力的削弱在英国战后历届政府中恐怕是最为突出的。

国家能力弱的根源与国家权力过大不无关系。我以为，中国目前国家能力下降正是国家权力过大的结构性后遗症。

深切理解王、胡报告的忧虑，理解他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慎虑精神。我只是以为，由于他们没有区分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中央政府权威削弱根源的分析是极为表面化的，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也是颇为片面的。

王、胡报告认为中国目前存在国家能力的危机，这种危机在本质上是中央权威削弱的危机，如果我们把目前的权威危机看作仅仅是中央权威的危机的话，那么，解决危机的主要途径便是简单地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提高中央政府在财政汲取中的比重。这些措施是重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应该是深化政府职能的转化，在实行单位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化的同时，逐步削弱淡化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管理、组织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职能，使单位转变为较比单纯的私人产品的提供者，使地方政府从一方父母转变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权威机构。只有这样，才可能消除统一市场形成的组织结构障碍，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的统一的、普遍适用的、有效力的法律体系，在新的意义上恢复公共权威的有效运作，从而保障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顺利进行。

参考资料： 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悖论—兼评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李强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文提要

第二篇：《国家命运》读书笔记

看了《国家命运》，感慨万千。书再现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我国科学家在经济、技术、设备都很落后且核材料缺失的艰苦条件下成功研制“两弹一星”的动人故事。

抗美援朝结束后，我国领导人充分认识到，缺少先进的武器装备使我军在战争中吃了大亏，也将使我国在国际上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决定研制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以及后来的人造卫星。在那个资金缺乏、技术设备十分落后、科研条件万分简陋且没有外援支持的时代，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一批批年轻的高端科技人才，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科研环境，突破重重难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用他们的一腔爱国热血和严谨科学的态度，在这片中华大地上挥洒汗水，承载着一个泱泱大国的千年梦想，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

反观今天，我们的钱包鼓了，我们的技术设备先进了，我们的科研条件是当年无法比拟的。是的，国家富了、强了，但“两弹一星”的精神却贫了。探索创新、淡泊名利、为祖国而苦战、为科学而献身，这些科学工作者最宝贵的闪光点，如今却湮没在金钱堆起的浮躁之气中。今天的科技人员，又有多少能突破金钱地位的枷锁，用严谨的态度，纯粹地为国家命运和科学本身而奋战?

科学无止境，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决定命运、创新才能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枝附叶连，只有为科学而奋战、为国家而拼搏，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

第三篇：国家治理能力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17日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主持开班式。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

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第四篇：中国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中国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 在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研讨会上的演讲

何清涟

这一次讨论会讨论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大饥荒」，这个在国内今年是根本不许讨论的。还有一个是「改革三十年」，这个是目前讨论的轰轰烈烈，但是只许从赞美的角度上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从各个角度，讲述共产党怎么样把中国人民从改革前的黑暗引领出来，至于改革以前的黑暗是谁造成的呢？这个他就不提啦！我想在这里讲一下，从我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改革。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第一部份，从四个视角来谈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

第一个视角就从社会分配的角度考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利益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那么它的结局，就很能够衡量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按照中国政府自己颁布的数字，中国衡量贫富差距、分配收入的不平等指标--「基尼系数」）已经接近零点五，但是只是逼近，因为按照他的计算是永远不会超过零点五的，因为零点五是社会**的表现。它就是在零点四点七、八左右排徘徊了好几年。

不是很专业的人不太明白「基尼系数」的含义，那么我就讲一个数据。根据二零零六年「波士顿全球资询公司」公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其中中国财富的集中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中国一百五十万个家庭占有中国社会总财富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其中特别标明了，这个只包括银行存款和股票的金融资产，而房地产及转移海外的资产不计在内。那么一百五十万个家庭是中国家庭总数的多少呢？就是百分之零点四。美国--这个被中国拼命批评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他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拥有财富的百分之五十六到五十九之间。那么这样一比我们就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多大了。

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自己GDP总量已经直追美国，超越日本、德国，即将成为第二大国，然后在二零二零年就会超越美国。但世界银行去年宣布，按亚洲开发银行的购买力评价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有很大的水份。按照调整过的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总量要缩水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中国的财富总量一下子缩小了百分之四十。中国每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达到三亿多，这跟中国所宣布的贫困人口五千万相差六倍。那么有三亿多人只有日均一美元以下的消费，这是相当贫困的。从社会分配来说，中国的改革是极不公平的。

第二个视角从「民主化」发展看。我也算是改革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见证者。我记得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的启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批判社会制度，当然也从各个角度批判，但是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民主化」，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我们追求的楷模和目标。但是，从胡锦涛接任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意识型态向「左」转，经济政策就向「右」转，整个国家的行动和思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开始否定西方的民主制度。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由社科院颁布了一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它的标志。他颁布这个『白皮书』的目地就是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即中国只搞了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白皮书』说中国的民主建设早就完成了，它深深的植根于民主大地。大家让共产党当政，那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个报告的执笔人房宁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详细地解释了四条。从那以后整个理论界的风向就变了。1

『南方周末』曾经登过一个北大召开的政治改革讨论会，很多学者一开头就要声明：我是不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我是拥护我们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至于这个「民主化」，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和内涵的鉴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跟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

最近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真的是欣喜若狂，它是对内对外有两张脸。对外，就是表示要和美国携手共渡难关，然后央行就三路齐下，增加资本流动性，和世界各国央行保持一致。对内，宣称中国的经济危机都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前年开始的房地产、股市等等，它全部归罪到美国的金融危机。然而这也不是它的真正目地，它真正目地是要说，金融危机证明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破产，倒掉了美国这块民主政治的金字招牌。然后就开始从里根时代的小政府，政府不干预经济。最后就得出结果，现在全世界都普遍看好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胡锦涛这个政府是不可能再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第三个视角，是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底层社会过分庞大的社会。我记得我在二零零年写过一个『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其中我试图打破一个「神话」即中国会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我当时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总共也就是百分之十五。后来的几项研究包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也基本上在百分之十五左右这个数字上徘徊。但是清华大学的李强作了一个报告，他的结论非常学术化，外行看不明白。我把他的数据讲一下，你们就明白了。他说：城市里的底层是百分之五十五点多；中产阶级是百分之三十多。但是农村社会底层是占百分之九十八点多，那么就是相当庞大。他把这个社会称作「倒丁字型结构」，就是庞大基座，比我们讲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厉害。那个报告，我想李强可能就是成心让大家看不明白，所以全是模型和数据。但是他这个结论我觉得是最接近真实的。所以这三方面来看中国的改革都不是成功的。

第四个视角「世界工厂」的倒闭。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这个「世界工厂」从技术上来说，根本就无法和几百年前的「世界工厂」英国相比。到去年结束了「世界工厂」的荣耀为止，中国在技术上不处于领先地位；它只是「世界工厂」中间的一个加工组装车间，很多的核心技术都在别的国家--发达国家。但是这个「世界工厂」是以透支中国的环境资源；透支劳工的生命福利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血汗工厂。

这个「世界工厂」从去年起面临极大的问题。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三大支出产业是：第一是纺织品。它这在世界一直是居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以上。第二个是制鞋。制鞋在二零零三年开始，市场占有率国际占有率，就百分之六十八以上，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 的鞋类。还有一个就是玩具。玩具的市场占有率也是超过百分之六

十。但是这三大产业去年都因为质量问题，遭到西方各国贸易的抵制。比如有毒的鞋子，还有有毒的玩具等等，遭到西方各国贸易壁垒和抵制。

今年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带--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先后发生企业倒闭潮。珠江三角洲的倒闭潮从去年开始；长江三角洲从今年开始倒闭。倒闭的原因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在这里不说了。

去年年底日本的一家杂志约我写一篇文章评述二零零八年的经济，我当时写的标题叫做：『二零零八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我就从房地产、股市、还有企业倒闭、通涨指数，这

四方面分析，最后归结到一条，就是这四者都会造成银行的烂帐过大，中国银行前几年通过股市转嫁出去的金融危机又会重新回来。这篇文章虽然是写在一月份，但是现在看来都一一验证。不过共产党现在把它归结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不像对欧洲、日本等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影响。

很多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反复地问我：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GDP增加的这么大，为什么老百姓的反抗那么多？我当时思考了一下，我回答说：非常简单。这跟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直接相关。大家看一下，中国这个财富的寻宝图，就是四大内容，哪四大呢？一个就是股市；一个就是房地产；还有一个就是资源型企业；再来一个就是金融。股市，大家可能在国外都知道，我就不讲了。房地产这些年来几乎就是以圈占农民的耕地和城市拆迁户的住房用地为主要内容，它支撑了近十多年的中国房地产业。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和别的政府不同，在房地地产的市场上他一身两任，既充当买者，又充当卖者。它充当买者，是从农民手里用权力把土地低价强征过来，或者用很低的补偿把拆迁户的房子、住宅基地弄过来，然后再转手倒给地产商，就赚很多的钱。所以中国的贪官污吏百分之九十五都和房地产有关，这是近十年的一个事实。

还有一个就是资源性企业。资源性企业就是重化企业。大家去看一下二零零五和二零零六年的全国纳税五百强，排在前六十名的几乎全是国家级的重化企业，这些石油重化企业都是高污染企业，其中包括近两年不断引起反抗活动的PX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建到哪里，哪里就遭受到高污染。

所以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反抗主要就是四大问题：第一就是反征地；第二就是反拆迁；第三就是反环境污染；第四就是泄愤型的。泄愤型就是老百姓多方申诉得不到解决，大家积怨已久，遇到一个突发事件就会爆发。就像那个「瓮安事件」、「高英英事件」，都跟参与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大家都出于泄愤而参与。而且这种泄愤的事情是愈来愈多。所以你只要看一看哪个领域财富增长的最快，哪个领域的掠夺行为就发生的最多；哪个领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这么总结吧，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塑造着中国社会反抗模式。

第二部份：经济结构和国家能力畸型发展之间的关系

前面我从四个方面讲了改革的不成功。那么这么大的财富增长，这么掠夺性的使用中国的财力和环境资源，最后的利益都归了谁呢？就是归了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团，以及依附在它们之上的经济利益集团和部份知识精英。

我算三个数据大家就知道了。中国的GDP总量，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讲这个「分税制」以前的了，我就讲「分税制」以后。「分税制」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央收回「财权」，但是把社会福利，还有公共建设所有的「事权」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财政开支和地方官员的利益，就加强其掠夺性，但是因为中央政府它高高在上，它不面对底层社会和农民，所以农民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叫基层政府的官员念歪了。我是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分税制」的不公平才导致地方政府掠夺性的行为，那么地方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的医疗、养老保险、还有教育、包括道路建设、桥梁建设，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甩给了地方政府，而地方的税收「油水」全被中央拿去了，比如最大的烟酒税、海关税、还有印花税全归中央的。只有是农业税留给地方了，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税，所以地方政府为

了开拓新税源，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烈。

一九九四年是「分税制」执行的第一年，我讲第二年，就是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政府的财政收获占GDP的百分之十四点八；，全国的职工工资的总收入占GDP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相差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这个时候朱镕基还没有「甩包袱」，就是教育、医疗、养老、还有失业这些都是归政府担着。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总量多少呢？是百分之二十四。职工的工资总额是占 GDP从百分之十五点四降到十一点七。同时这时候老百姓头上还压了三座大山：就是教育、医疗、住房，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府是很不负责任的。

还有一个数目，贪污腐败每年流失的资金，叫做「腐败黑数」，「腐败黑数」的总量有多大呢？大概是在九八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之间，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十三到十六点八，就是超过整个国家职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出政府的资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强的。

政府通过改革大大的加强了他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分五种：第一种是资源抽取能力；第二种就是强制能力；第三是分配能力；第四是规范能力；第五就是保护能力。

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因为他的征地已经造成八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三百七十万拆迁户失去住房，搞的这么多人无家可归，那些失地农民彻地的成为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人员。

第二，是「强制能力」。「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各个地方针对农民的反抗已经不像朱镕基时代，还给一点「胡萝卜加大棒」，现在一味只有「大棒」，安抚是愈来愈不需要了。国家安全局几乎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网络警察，那么这种强管制能力是愈来愈强。

第三，谈一谈「规范能力」。「规范能力」是政府用法律，规范政府、官员、规范企业、规范社会成员的能力。中国的环境污染大家都知道非常厉害，但是你们知道环保立法共有多少吗？环保立法高达一千七百八十多部。而且层层政府都有环保局管「环评」，但是最后中国的环境污染是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恶劣化。那么这就说明政府的「规范能力」很差。

同时还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讲起来，你们可能特别吃惊，中国普通人的犯罪率是四百分之一；公务员的犯罪率是两百分之一，就是比普通人高一倍；那么法官的犯罪率是多高呢？是百分之一点五，是普通人的五倍，中国的官员法官成了高犯罪群体了。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政府的规范能力有多么糟糕。

第四再看看这个「保护能力」。「保护能力」大家都知道，这个警察至少是保护社会秩序的一个主要力量。但是大家从杨佳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警察已经成为犯罪的根源了，已经成了犯罪的因素，引起民怨的因素。所以杨佳杀警大家不同情警察，只同情杨佳，就是因为他们把被杀的警察当成了制度的象征了。至于黑社会剥夺老百姓，而政府很多官员几乎是和黑社会形成一体。这些我都有专题报告，我就不在这里讲啦。

最后再讲一下「分配能力」。前面谈到贫富差距，这叫财富分配能力。还有一个叫做「福利分配」能力。「福利分配」就是社会福利制度，那么我谈一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

是三大保险，就是养老、医疗、失业。现在这三大保险，几乎只覆盖了党政事业机关。那么就是说，养老保险只覆盖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政府医疗保险这几年的投入是愈来愈低，只有百分之十七点多；社会的投入百分之二十七的点多；而个人投入超过百分之十五。印度这个国家比我们国家穷，但是印度政府的投入占百分之五十八左右；欧洲国家投入是百分之七十三左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政府几乎把包袱全甩给民众。那么有限的政府投入又用到哪里去了呢？百分之八十五用到了八百多万干部的身上，就是那些老干部医疗保险，这都是共产党自己有数据计算的，我就不谈了。

最后，我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根据我上述所谈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利型」的集团。这个集团的自利性有：分配的自利性，还有立法的自利性。所谓立法常常是一个部门自己立法，立出有利于自己的法，自己执法。那么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间既是制定者、监督者、裁判者，同时自己还要下场参赛。很多官员的家属、亲人都经商，政府还办公司。所以像这样的政府「一身而三任」的所谓「市场经济」，我们能叫做跟美国相比的那种市场经济吗？很抱歉因为我这篇文章还没有完成，它中间还有一些表格、图表我还要绘制。完成以后我会发表的，到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谢谢大家。

第五篇：《国家的视角》读书笔记

本书的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家，他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极端现代主义和独裁主义国家是如何在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生活状态的社会工程项目中遭到致命性的挫败，俄国的集体化、巴西利亚的建设、强制的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等等一系列以“美好”初衷为表征的运动何以使世界愈发混乱和背离了和谐的发展轨道？作者在书中深入剖析了它的根源。斯科特说：“对我们和我们环境的真正威胁在自于对认识论知识的普遍主义自负与独裁主义社会工程的组合。在城市规划中，在列宁的革命观点中，在前苏联集体化中和坦桑尼亚的村庄化中都有这种组合在发挥作用。在科学农业的逻辑中隐含了这种组合，并且清晰地体现在其殖民地的实践中。当这类项目越是无视或压制了米提斯和地方的变异，越是接近于实现他们不可能的梦想的时候，他们的实践就越可能失败。”

本书反复出现两个关键词汇：极端现代主义和米提斯。哈维认为极端现代主义是对在知识和生产标准化条件下的直线进步、绝对真理和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计划的强烈信念；现代主义引起的结果是积极的、技术统治的和理性的。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极端现代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对科学的机械化的绝对信仰和服从，它科学所界定的简约公式、模式是最纯粹和崇高的真理。而关于米提斯，斯科特指出它“包括了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从某种意义上说，米提斯位于天资灵感与被编纂知识间的巨大的中间地带…它以不易言传和经验为核心特征，背景特点是短暂的、不断变化的、无法预计和模糊的，这些条件使他们不能被准确地测量、精确地计算或有严格的逻辑。”极端现代主义是控制和规划那些最终以失败告终的工程项目的典型的国家管理制度，而米提斯则是作者崇尚的解决问题之关键，二者相互交融与对比，贯穿本书始终。

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自然规律为指导，所谓规律，只能谨慎地利用和遵循，同时拒绝忽略与改变。人类的“Naive”中又多出一层暗含的意味：无知，愚昧。想要成为主宰者，最终的结果只是“被宰”而已。有时想，在自然面前，人类如此渺小和无助，那无形的自然之力总在带着些许暧昧和讽刺地观望着我们的自妄，然后不失时机地给予刺激，提醒我们人类本身只是灵长类演进的一个阶段，在宇宙浩淼的时空尺度内是无限接近于零的虚无，可是这些刺激仍然不够强大，因为可怜的我们未曾停止犯错误，于是，我居然开始企盼一种接近毁灭性的灾难，只有经历足够痛苦的浩劫，也许才会有一个重生般崭新的开始，也许才会有一个永恒不灭的良性循环。人的“理智”和本性居然显露出尖锐的矛盾，或者，我们已经在自己垒筑的工业化围城中变得愚钝和麻木不仁，在不断追逐利益和所谓更高质量的舒适生活的道路上逐渐偏离了属于自然、扎根于土地的本性？我不相信，即使有这样的怀疑，但因为还有希望，那些纯真的孩童还在和着泥土，保留着对自然最原始和纯真的直觉。

也许，适当的时机，人类应当对所处的环境（自然的和非自然的）保持漠视的态度，看看生命的奇迹将如何引导我们，如果这种引导使我们愉悦、松弛和产生安全感，这便是正确的方向。

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机器和管理者欣赏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和规划师所坚守的完美城市以网格状或呈几何状的定居模式为核心特征，作者认为这种模式很可能起源于简单的军事逻辑。历史演变自然形成的非规则“杂乱”布局在极端现代主义者眼中毫无美感可言，是完全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因此是不能被容忍存在的。这里谈到逻辑，极端现代主义者的逻辑似乎有强烈的教条主义倾

向，而教条主义无视个体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看似相仿的个体之间细微的区别，统一、僵化的培养、孕育模式无疑会造成致命的后果，自然的魅力正源于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引导人们用不同的视角看待和用不同的手段对待它，前提是尊重，这对于以清晰化、规模生产为前提妄图创造巨额利益的统治者往往是恼人、混乱以及不合逻辑的，而逻辑又是什么？无非是麻痹的程序，机械的工业化时代之产物而已，我们只知人类的逻辑，却忽视更为重要的自然之逻辑，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本能的反应则是坚守前者，无视后者，因为前者的合理性在某些偶然因素作用导致的二者和谐存在的那一刻被无限放大了，更因为它符合我们日渐“成熟”的审美情趣和日益膨胀的自负，这就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本能倾向。

从国家的视角，人不再是有着人类最原始的情感和需求的个体，而成为为了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在国家认为是最高效、理性的编制程序和运转模式下机械地劳作与生产的零部件。正如作者对于集体化的评论：“集体化的目的在于将最小的、落后和零碎的小农场转变为联合的、大的公共农场，它们具有现代化科学的机械和科学的数据，可以为市场大量生产谷物。”“除了列宁高度赞扬的极端现代主义农业的表象外，国家根本不能实现任何目标，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强大的能力可以使农村的生产者被再农奴化，解除他们自己的制度，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农民以及采取野蛮的方式征收。”然而国家机器施加于人民的强制力就如同施加于弹簧的力，压得越紧，反抗就越强烈。或者说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的总体）存在一种使自身回归平衡状态的趋势，“越要求与官方制定的微观秩序内在一致，那么要维持这个神话就需要越多不符合要求的实践。”那些被视为“离经叛道”的非正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极端现代主义造成的损失。本书最后，斯科特深入分析了农业、林业、邻里规划中米提斯的真正科学性。农业种植的多样化可以增强农业系统的抵抗突变不良因素的能力；轮作尽可能少地打扰景观和生态，在可能的情况下，模仿植物的共生关系以适应环境的逻辑，体现了生态上的谨慎。农民依据长期生活的观察与体验而获得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更适合自然的复杂性与易变性，并非一切简单、明显、概括化的公式都能解释自然，从而被利用来改造自然，任何大型过程或有机系统的运作都是复杂和微妙的，更多的是人类尚未发现和理解的，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智能的界限，而不是掌握了些许的真理就以为掌控了世界。谦虚，尤其在自然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