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第一篇：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中国大历史》读书心得

打开学院推荐阅读书目的文件，眼球立刻被《中国大历史》所吸引，并开始百科以了解此书。得知作者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与角度，将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高度的浓缩，以“大历史”的方式归纳总结，构成了一个简明扼要前后连贯的历史纲领。这本书以高超的技术分析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并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更是深刻的分析了中国如何从一个闭关自守数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多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是不容许用寻常尺度衡量。这本书不是《资治通鉴》，不是《史记》，而是融入作者站在时代之外对历史的一种叩问。跳出历史的价值旋流，用一种全新的姿态去了解历史。

作者以一颗高远宽广的心，容纳下了中国整个历史潮流的汹涌澎湃，以一种尽善尽美的方式对整个历史作出了深入的研究与全面的评价。但对我而言，作者的立脚点过高让我难以企及，所以很难顺心如意的驾驭对整本书的理解，即便理解了也很难用文字加以鞭辟入里的描述与分析。也许是因为看完过《明朝那些事儿》的原因，对明朝的历史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比较了解，所以对本文中第十四章——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的感触颇深，并因此决定从明朝作为一个切入点，谈谈自己对明朝皇帝本身和明朝经济的一些思考。

对于明朝诸多皇帝本身，我有一种特别崇拜与钦佩的情怀，特别是朱元璋、朱棣。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父母兄长离世，无资财购置棺椁，在四海奔波中居庙宇之内做徒弟，任杂役，后做行脚僧四处乞讨为生，谁也不会料到他会成为一代君主。元末，民怨四起，胸怀大志的草莽之辈纷纷崭露头角，他也充分运用自己的才智和亡命的战斗，终将其他人所掌握的地盘占据。将朱元璋的一生放在当代，仍是一笔较大的精神财富。放下自己心中的自尊心，无所畏惧的拼搏，不惧辛劳的奋斗，抓住迎面而来的时机，利用胸中的智慧，那么终将会促使我们的未来有一个更好的结果。而当代之中马云、陈欧他们便是新时代朱元璋所拥有的品质的体现。而对于另外一个皇帝——朱棣，对其的钦佩之情主要是其不断向外进攻、拓张疆土和派遣使者留洋海外两方面，尽管这为他们的国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对拓展疆土，主动侵犯的赞同是因为我相信“最好的进攻就是防守”，他选择的是一种最优的方式维护着国家疆土，维护着人民的安全，尽管这和当下“和平外交”相悖，但也不失为当时社会情形下的一种最优方式。其实向外扩展是一种追求与探索，是不肯满足当下的重要表现。另外一方面，派遣使者屡次下南洋，打开中国海上之路，主动性的走向世界，与外面的世界相连通，不过很遗憾多次的远航也未能够真正的打开中国的国门，未能以一种接纳的态度面对外民族。但仍为朱棣这种远见深深折服，很遗憾他也未能摆脱时代的束缚，改变世界，但至少已经让时代有了这样的趋势。对于这两位明朝重量级的人物，一方面钦佩他们的无所畏惧，勇敢拼搏的精神；另一方面，其胸怀大志与远见卓识也确实让人惊叹。

除了对这些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的人物的佩服，我也对整个明朝政治经济的总体体制和税收有些自己的思考。朱元璋时代，实施小自耕农，一切财物如交通工具及食宿等都靠全向村民征取，高度的集权将全部组织结构简化，利用行政上的管制而进行实施。而这无疑就是向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政府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织与事业感到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至于整备司法和立法的组织足以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更不在它企划之内了”。作为人类社会而言，无论人们在社会生产劳动力是否有剩余的时候，社会都会趋向于多元化的扩展，以满足群众生活的需要。而农村的经济，以一种强硬的方式阻止这种社会潮流的向外扩展，无疑是和时代相悖，终究行不通的。不过责任也不全在朱元璋身上，毕竟他出身农民，故而相信农村经济。时代总会改变与其相背离的元素，朱棣重造运河，派使留洋，促进社会多元发展，但朱棣的突破也终究只是撕破了一个农村经济的一个缺口，但始终还是依靠着农村经济，并未能完全改变整个经济体制，未能看到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多元化会促使整个社会趋于一种不平衡，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而农村经济虽然步伐缓慢，却能够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收入显现出一种外在的平衡。在权衡差距与平衡上，明朝选择了后者，而社会潮流终将呈现出前者的状态。因为就整个国家或者社会而言，相对于农村经济，多元化条件下的生产力水平将会高出很多倍，人们更愿意通过自己的辛劳来致富。而在税收方面，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明确的征收制度，但是存在极大的不科学性。税收制度中含有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目、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计税依据、减免税和违章处理等要素，但是因为是一种落后的小农经济，市场机制不够完善，诸多实物无法以货币的形式进行量化；同时，因为体系的过于简陋，难以全方位的实现监管，纳税环节、期限、依据等都是模棱两可，很难做到对所有群众实行公平征税；此外，高度的集权体制，导致人高于权，导致诸多的行为并不能够完全根据制度而进行，总言之，在税收方面明朝政府是弄得一团糟糕。不过归于当时的社会背景，这样的情况也是尽可以理解的。对于当代社会，明朝的现象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无论是在体制和税收方面，国家都应该以一种接纳的情怀顺应潮流，以完善公正的制度约束社会行为，让社会有规律的运行。

退出对历史的讨论，回到自己本身。一直比较喜欢看现实主义小说，但这次迫于学院要求，看了这样的一本概括性的史书，让我对这类书有了较强的阅览欲望。在这类书中，不时的让人对这些过去的伟大人物产生崇敬之情，激励人不断反省自身不足，不断的促使人去改变，去适应；另外，这类书从一种全新的高度和宽度去看待一些事物，让我们的视野变得开阔，并让我们不断的跳出自己思维圈，不断扩大我们思维的广度。挺感谢学院安排这样的作业，用一种“强制性”的方式，让我们去接触更多我们不情愿的东西，让我们在一次次的不情愿中发现乐趣，直至爱上这些新鲜事物。

班级：经济二班

学好：12318036 姓名：杜

威

第二篇：《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通州三中金剑昆

断断续续地看完了《中国大历史》初时也常在一个段落上徘徊许久不知其意然而慢慢读下来黄的理论架构每每出现并浓重阐述之隐失的阅读张力也一再地受到激醒便明晓原来如此这般。阅读此本的经历与钱穆全然不同黄的技术分析与理论建构如手术刀般对历史剥离解析除却历史因袭的再现给予我的更是常从纵向叙事里逃脱的横向比较乃至一块块具体制度的勃兴衰亡史；钱穆的白话则指点江山除枝去蔓寥寥数笔点到为止。

从黄的著作中取了若干段落也希简要地概括出黄在叙事中国大历史时的一个脉络。

“井田制度”是“间架性设计”的代表。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30XX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认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分封）

……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XX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周朝）

……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从外表形式看来在基督之前有了这些设施国家的机构便形成流线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以日后的标准看来尤其如此。

（兵马俑）它也表明中国22XX年的历史确有垂直的茎干存在很多带有中国性格的特征在当日即已出现。这种系统在上端必有设想而成的成分在内而介于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间。（秦朝）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汉代）

（石窟）它之五花八门也确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

拓拔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及至6世纪初期重造大帝国的低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亦即是同样均匀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所腐化。（南北朝）

……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唐朝）

赵宋的试验要能在这关头实现而有成果财政上各种端倪必须全部用商业习惯管制……大多数民间事业从旁在侧的襄助也须公司化采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对公众负责。统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数目上管理。……当王安石对神宗赵？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借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统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北宋）

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儒学复兴•南宋）

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元朝）

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在特殊情形下则由民间经济作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借行政上的管制付之实施了。……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利的架构筑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纵使我们并不把经济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他们公认良好之政府植基于保持传统的社会价值并且这一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政府之中层缺乏经理能力是第三帝国一个极为显明的特征。……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尤然。（明朝）

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这财政之展开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从此中央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是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它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泥土气息。清朝虽然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量的货币流通在某种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全期望官僚枵腹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清朝之内向和缺乏对外竞争性尚不及明朝……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缘于一种精妙的平衡。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愿对财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寻求科技发展。（清朝）

中国之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80年外强侵略之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着一套救国方式。（清末民初）

继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以后蒋中正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毛泽东和中共则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今后中国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

第三篇：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近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加深了原来记忆中有关中国古今历史的条线印象，体会到作者负笈海外转换视角、重点提取综合评判的良苦用心。鉴于读得有些散漫，而中国历史之漫漫征途、悠悠流长，其间奥妙玄机，非著说之人一册黄卷可以蔽之，亦非捧册之人一时可以察之、一刻可以识之，进而揣测作者或是没有言尽，宽宥鄙人亦是体尝有限。故此，作者以宏观综合论之，鄙人从小我主观臆想，读史于此册，品读在其外，随着零星感悟，简要、散漫作一读书笔记。

一、本书架构及史学观点

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样，以“中国大历史”命名本书，作者旨在将宏观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一）由于负笈海外，授课对象是非本族的异国子民，作者曾怀疑讲述历史知识的意义及实用价值，辗转反思之后，最终决定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在与西欧史及美国史有了幅度与层次上比较的基础上再加以研究。

（二）对既成事实、不可逆转的史实，更多专注于考虑其积极意义及前后连贯的出处，而不以个人之恩怨爱憎当作历史转折点。

（三）不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而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促成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文字摘自自序篇，稍作整理）~

鄙人在阅读“安禄山的反叛”、“王安石的变法”、“数字管理还没成熟”、“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篇章时，对作者的宏观综合分析法逐渐熟悉并认可，对其通过讲说分析不同阶段、不同朝代有关“政府抽税”的历史演变，论证“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观点慢慢领会逐步接受。或许这些观点在历史课本中有所提及、野史小说中早有影射，不敢确说是作者首创或独创，但确是鄙人第一次跳出政治形态、道德意识去读史，改作因循本书倡导的“大历史”似的叙述、点评去理解一段历史，体会经济体制、技术条件等其他因素对于历史、社会、国家（朝代）演进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们是如何作用于当时、广泛影响于后世的。

自序篇中，作者还曾自问对美国学子讲解中国历史的意义，史实讲解（以韩非、李斯、始皇等为例），“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作一中外比较（以女皇为例），“尚有何实用之处”？于是阅读过程中，鄙人亦自追问，现阶段捧册读史的目的意义何在，究竟如何读史方能进益的问题也萦绕不去~

二、读史，开眼与壮怀

本书自华夏文明起源至近代中国景象作一行串讲，特点是宏观看去，择要点说。随书穿越，朝代更迭、烽火硝烟、分合之势、民族聚散的转换都在须臾之间，几百年换作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人流群众幻作嬉笑怒骂的脸谱闪过，有秉承的共通之处，也有相异相左的发展。读史读得人百感交集，时而心潮澎湃慷慨激昂，时而怅然若失默默无语。一些大事件，揽得天时地利人和，机缘巧合顺势发生或无可避免，一些大人物，受命艰险危难，乱世逐鹿问鼎，盛世大笔擘划，有的光耀 1

伫立、有的黯然离去，波澜壮阔中感受世事无常、时事造人造物；一些奇物件，大到奇绝的建筑构造小到精细的生活琐碎，教人赞叹劳动者的聪慧与神工；一些对立融通的思想，儒、法、道、墨等各家并举，佛说禅学、基督天主、伊斯兰等各家宗教信仰，包罗万象，交互辉映，争鸣冲撞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生命光彩来…… 当即豁然开朗有所顿悟，一来知识积淀当是慢慢打开了眼界和胸怀的，穿越今古，跨越民族，交汇智慧，拓展思想。再者，有道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若读史读得清醒，是否亦可提点当下呢？或有补足和进益之功。

三、游历，丰富且印证

读史过程中，突然想起“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警语来。比如文中读到“从画像砖看汉代社会”、“西湖与南宋”、“蒙古人的插曲”等篇章时，因为曾经游历身临其境，亲见过、触摸过、聆听过、体味过，感觉就较其他更真实而亲切，旧景、人物、故事都可以对上号，再回味历史品读作者点评时，条理更清晰，印象更深刻，或是丰富或是印证或是异议，更易得到共鸣或形成辨识，甚至生出更多遥想和猜度……因此，窃以为读史学史可分四个阶段：初为史实识志阶段，其后博览深入阶段，再者游历丰富阶段，最后致用开创阶段。

四、读史、观史、研史

很久没有耐下性子阅读以史实为依据，并加以专业评判的历史读物了，相较一些历史小说、野史传奇，本书读起来有些艰涩，翻翻停停好多回。一遍读下来，除了对中国大历史进行史实梳理和印象加深外，关于作者的一些新角度观点或综合考量评价虽然让人新奇，作为读者的体悟不足、尚处于一知半解，这或许跟标新立异野史印象已先入为主有关，也间或鄙人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知识积累不足或综合视野狭窄的因素。

如此，倒也促成另一番感悟。史实虽已既定、不可逆转，但随着研读之人知识拓展、视野拓宽、阅历丰富、境遇变化等，是可以常读常新的。于是乎，读史，知识是奠基，尊重客观是基础。观史者，可随个人喜好憎恶品读一段历史，逐渐深入一段体悟，在苍茫天地间、滚滚史轮下寻找共鸣与抚慰。而研史者，礼学心诚，治学严谨，理当作客观解读、综合评判、正确指引，有根有据，有礼有节，有的放矢。

五、学史致用于无形

过去的历史虽不可能重新来过，却可以通过尚存的元素、历代史家的评说解读、滚滚后浪推前浪的深深积淀，启发后世之人。今人置身于自然天地之间、历史长河之流，辨识，理解，思考，终可体味渺小与伟大、积极与消极、扎根与流浪、坚持与放弃的奥妙，蕴藏在“殊途同归”与“过程无可比拟”两种价值理念背后的追求差别。尔后懂得漫漫长路上下求索间，把眼界放得更宽敞，把胸怀放得更宽大，放下身段，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积极当下，勇敢尝试大胆创新，用今天去绘就明天的光彩~

内容简介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作者简介

黄仁宇，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最早阅读黄仁宇的书，是曾多次名列畅销书榜前列的《万历十五年》，读罢此书，有一种耳目一新、欲罢不能的感觉。黄仁宇的论述多有大的历史架构，不拘泥于现代论文的写作格式，以较为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似小说般的呈现，能吸引

广大的阅读群。他主张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正如黄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中所言：“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此次适逢区机关举办“第三届读书活动”，本人仔细阅读了推荐书目中的《中国大历史》一书，感触良多，现将点滴体会写出来，以求教方家。

一、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三万余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

作者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令人耳目一新。

二、在这本书里，作者从经济学角度解读中国历史，得到贯穿全书乃至其史观的“数目字管理”这个核心概念。他以一种现代商业社会应有的机制解说中国历史的瓶颈和极限的确非常有启发，国土面积、人口增长、中央集权等客观因素与统治技术上的相对落后是中国政策目标不能很好实现的关键所在。当然，古代管理水平非常落后、科技水平也很落后、数学也没有产生，有的也只是一些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这些统统都是东西文明的显著区别。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以崭新的视野指出了传统中国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的根结所在。黄先生一再强调中国传统社会不能用数字来管理，指的是旧中国一直缺乏量化管理的思维。道德判断代替价值判断现象越盛，则实际的技术手段就越受局限。就现今时代潮流发展而言，如果不能摆脱“齐家治国”这类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不能让社会的各类组织延续几千年来对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蔑视态度的根本转变，“富强、民主、和谐”社会的构建，其前景是堪虞的。

三、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危机。由周公开始，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总是力图通过人为的尽善尽美的组织方案来治理这个老大帝国，但庞大又不按专业技能分科的官僚组织，仅靠教化和纪律来控制，是注定不可能适应新时代的。黄仁宇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假设多于实践”，“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欠实力”。中国的行政何以不能像西方那样理性化？他以“潜水艇三明治”形容传统中国—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广大农民，将一个个朝代的盛衰，绕开道德评价的怪圈，而转作对一个组织结构的效率和能力的考察，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为解读中国历史提供了相当精彩的角度。

《中国大历史》

我固然喜欢历史，可却是个门外汉。有的时候会奇思妙想，万一某个老外问我：“你了解你们国家的发展史么？”完了，我当时肯定蒙了，就像别人问你：“你的名字叫什么“而你不会回答一样的窘迫。所以我一直都想借用大历史的要领，省却细节，对历史粗浅品评一番。实在我的省却是一种偷懒，但毕竟不是做学问，嘿嘿，对细节就不需太过熟识控制，对史料也无需挑转撰辨别，精读正确。

在名为《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的中文版自叙中，作者已经坦言，关于这“大历史”的思路，起源于给外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的实际需要。大凡学习历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了解个大概、懂个基本的发展脉络，而不可能具体到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习历史如此，学习外国历史更是如此。为了这教学的需要，作者乃开始将这中国几千年历史予以压缩。而到后来，这“大历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更成为作者的一种研究进路。于是，就有了这23万字的《中国大历史》。

正如书名所言“micro-history”，更多的是从宏观视野去看待历史，不拘泥细枝末节，而实纵横交叉，记录朝代的更替演变，也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从中我们可看出中国历史的兴衰荣辱。

一次偶然看到室友枕头旁有本书，看完作者的自叙后，我更加喜欢读，因为我一直寻求的一本宏观讲中国历史的书，从宏观出发，架构是全局性的，这更是我喜欢的，真是喜上眉梢。就这样悄悄的被我带回老家，经过两周的时间阅读完。

全文没有太多的史料堆积，以文化、地域、体制为主线分析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在中国的土地上，自耕农的农业模式，在抵抗自然风暴、外敌入侵等外界因素上，迫切需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应对，那么大的统一的国家似乎就成了历史发展必须的诉求。然而最终是什么让华夏儿女走到一起，团结起来呢？是文化还是体制？分散、独立的小耕农，以家庭为单位，让人们安定下来，减少流动，使统治变得容易起来。中央集权的体制也就孕育而生，稳定农民，并向他们收税。这些税收养活了整个官僚阶级，并且促进了当时的科技进步。儒家文化和佛教的引入，规范了道德观念，教化了大众，进一步健全了和弥补了体制上的不足。使得这一体制，得以辉煌数千年。就算强势如侵的外族，也无法摆脱这一体制。整个古代史，就是一个农业文明的演变，有自己的体制和体系，但最终是无法适应社会文明的发展。当前的中国，仍旧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是农民的国家。怎样走下去，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黄仁宇先生新颖和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有帮助和借鉴的，是本不可多得的历史书籍。不过中国如此悠久复杂的历史，光从几个方面去分析和阐述是很难有定论的！但对于他的宏观叙述还是达到我的最初读此书的目的。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气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

所谓大历史，以我个别的理解，就是广角的历史。以广角从高远处走端详历史，随着细节的含糊，历史的轮廓就越发明确了。使用粗线条来谋取零碎。至于要领自己的效果，我作为一个历史业余爱好喜欢者，尚无资格评说。

一个国家追求内敛，就会停滞。一个人过于安逸现状，就会停止发展。人的成长一定是拥抱变化，改变思想，积极行动最能适应。实际上竞争的结果不是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最能够适应改变的人生存。资本市场的一个特殊在于他的规则与运行规律也在不停的变化中，我们要积极适应变化。但对于现状经常发生改动，就会给人造成痛苦。思想的改变一定是在事业发展的前面，有了对应能力、素质准备才能够胜任对应工作。保持思想的不断更新很重要，不断实践向前发展很重要。

写着写着就想起在网上留意过的一段话:再烦，也别忘微笑；再急，也要注意语气； 再苦，也别忘坚持；再累，也要爱自己。

第四篇：中国大历史 读书笔记

国史概要马兆勋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读书笔记

书籍信息

书名：《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作品系列）》

作者：黄仁宇

出版发行：三联书店 2007年北京第2版

关于“大历史”的一些思考

“大历史”即Macro-history，是黄仁宇先生类比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将宏观和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到历史研究中，所原创的词汇。他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中国大历史》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中国大历史》求一个远景，笔法虽然细致，场景却总是朝代更替，权力斗争的大场面。黄仁宇先生提出“大历史”这种新颖的研究历史的方法，以独特的视角，带给我们一种与看编年体或纪传体史书不一样的感受，令人耳目一新。广泛的归纳与高度的压缩综合，使得已经熟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展现出另外一种姿态。

“他（费正清教授）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二十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①作者在序言中提出的观念以及不断的强调综合之必要，使我回忆起一个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何谓宏观与微观，哪一个更重要？何谓微观，一秒钟？一分钟？何谓宏观，二十年？一个世纪？诚然，对于一个人，一秒钟算是微观，二十年算是宏观。可是正如黄仁宇所言，对于历史而言，二十年不过是一瞬，如何能算做宏观？即使是作者口中的一个世纪、一个朝代，普通人一生无法企及的长度，对于上帝或者佛祖这样的存在，是否会觉得一个世纪也不足为提呢？这样说来，相对于佛学中的“一刹那”，一秒钟岂不是都显得漫长！

如果我问，一秒钟能做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无从回答。但是如果把时间扩大到一分钟来谈，就简单多了，看了一个广告，或者看了一篇短文。那么把时间继续扩大，一个钟头，也许回答就会变成看了一本书，吃了一顿饭。那么考虑一天的时间干了什么，我们会说，早上看书，下午逛街，晚上看电影。很神奇的现象，一天只不过是86400秒的叠加，一秒钟能做什么不好回答，但是却能很轻易的回答一天能做些什么。从一分钟到一天，我们在说一天做了什么的时候，并不是说1440个分钟分别做了什么，也许只是很简略的一句话“我睡了一天”。86400秒和1天，就物理上来说是相等的，但是我们看来却是截然不同。在看历史的时候，以二三十年着眼去看，或是动辄几百年几个朝代，我们总能看到不同的东西。发现不同的“道”。① 楷体字内容为摘录《中国大历史》中的语句。

我所说的“道”即是老子所言“道”。“由于自然现象与人事变动都是根据相同的内在律动，所以两者是同一的。”宇宙间的万物运行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即黄仁宇先生所言“内在的律动”。“道”的存在，使得世界得以成为我们现在所见的世界。历史总是“应当如是”，而我们研究历史，正是为了去了解它“何以如是”。为什么伟大的思想总是诞生于乱世？为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作者受挫而作？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总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我只能用洪流去形容，历史的洪流是任何人都无法去反抗的。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只不过在顺应着历史的潮流罢了。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似乎也在寻找一种影响朝代更替的内在的规律。“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我们似乎也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影响朝代更替的内在律动。

人是很渺小的，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能够通过研究历史看到整个人类发展衍化的轨迹，从中寻找到一些安身立命所需要的东西。万物都在遵循着“道”而演化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宏观的综合或微观的分析，总能发现不同的“道”。

看待历史应尽量避免掺入个人情感

中国大历史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这句话不无道理。历史上，权力斗争之晦涩曲折，个人心思之蜿蜒深邃，早已融入个人血脉之中。道貌岸然之下，行的全是些尔虞我诈之事。黄仁宇先生的书中，在位的帝王，不是玩弄权术，出卖他人的高手，就是个被人玩弄于指掌间的小儿。即使至今日，各等官吏高言远大于作为，又在玩那套道德为上，暗里黑钱的把戏。在历史上，似乎永远都是正义的一方获胜。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看，获胜的一方永远都是正义的。胜者王败者寇，这是必然的。胜利者理所应当拥有改变舆论导向的能力，毋庸置疑。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未必就是历史，也很难有完全客观公正的史书。《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

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的漩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实’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资治通鉴》无法做到完全客观。而以“春秋笔法”写成的《春秋》，也是明显的带有孔子的个人感情色彩。在我的观念里面，看历史，就是单纯的去看历史上发生的事，而不掺入自己的个人情感与看法，不去评价一个人的好坏或对错，尽量避免被史书作者的情感所影响。

早在余华的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中，就看到一个近乎真理的观点——“事实”总是要比“看法”强的多。“人们总是喜欢不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几乎成了狂妄自大的根源，于是人们真以为一叶可以见秋了，而忘记了它其实只是一个形容词。”美国著名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这样教导他的弟弟：“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著名的作家蒙田也对这个看法表示同意，“按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事物的正误是愚蠢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和好奇在作怪，‘好奇心引导我们到处管闲事，虚荣心则禁止我们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丁说道：“我喜欢怀疑不亚于肯定。”

1943 年，IBM公司的董事长托马斯·沃林胸有成竹地告诉人们：“我想，5台计算机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另一位无声电影时代造就的富翁哈里·华纳，在 1927 年坚信：“哪一个家伙愿意听到演员发出声音？”而蒙田的同胞福煦元帅，这位法国高级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总司令，对当时刚刚出现的飞机十分喜爱，他说：“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1899 年那位美国专利局的委员下令拆除他的办公室一样，理由是“天底下发明得出来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完了”。

以上的事实在我们现在看来似乎只是饭后谈话的笑料。但是可以发现，这些错误并不是由于他们信口开河，并不是不负责任地说一些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他们所说的恰恰是他们最熟悉的，无论是托马斯·沃森，还是哈里·华纳，或者是福煦元帅，都毫无疑问是自己领域的权威。问题就出在这里，权威往往是自负的开始，就像得意使人忘形一样，他们开始对未来发表看法了。而“对他们来说，未来仅仅只是时间向前延伸而已，除此之外他们对未来就一无所知了。”

余华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中很少有自己的看法，《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余华仅仅是平淡的叙述一个故事，正如我在《中国大历史》中看到的，作为一个史家，黄仁宇先生没有太多的品评，只是讲述史实，内中给出自己的逻辑。历史自有其自我的逻辑和自我的选择。因此在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看法”的产生。就像黄仁宇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然而历史仅仅是已经发生的一些事罢了。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备受推崇的汉武帝刘彻，他大刀阔斧的对外战争，在很多人看来是积极正面的，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也成就了他一世英名，但是连年战事，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也使得文景时期恢复好转的国力迅速衰竭，成为东汉灭亡的原因之一。着眼于他个人，就会发现他虽为一代英明的帝王，也有着明显的暴力倾

向，杀人过多。同为东汉人物，如今看来，王莽或许只是历史上一个类似于跳梁小丑的角色，但是我们客观一点看的话，也能发现王莽个人的能力是不可小觑的，若当时王莽的改革能成功（谁也不敢保证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或许他又会是截然相反的形象了。看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应该竭力避免掺入个人情感，客观公正多方面的去看，会有更多的收获。另一方面，既然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哀叹或者欢欣，都已毫无用处，不如以之为镜，来观察我们自身，这才是读史的意义所在。

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揭示了经济的基础地位。因为我涉猎不深，阅历尚浅，对于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所表达并不能全部彻底的体会，但读完本书，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这一点——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

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中，有一段描述上古时代社会权利重心转变的文字：“游猎之民，渐进而为畜牧，其人之好战斗，喜掠夺，亦与游猎之民同，凡畜牧之民，大抵兼事田猎。而其力且加强。因其食物充足，能合大群；营养佳良，体格强壮之故。牧群须人照管，其重劳力愈甚，而掠夺之风亦益烈。只有农业是源于搜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级的农业，亦率由女子任其责。其后逐渐发达，成为生活所必资。此时经济的主权，操于女子之手。土田室屋及农具等，率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固不愿女子出嫁；女子势亦无从出嫁；男子与女子结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为附属品。此时女子有组织，男子则无，或虽有之而不关重要。所以社会上有许多公务，其权皆操于女子之手。如参与部族会议，选举酋长等。此时之女子，亦未尝不从事于后世家务一类的事务，然其性质，亦为公务，与后世之家务，迥乎不同。实为女子的黄金时代。所谓服务婚的制度，即出现于此时。因为结婚不能徒手，而此时的男子，甚为贫乏，除劳力之外，实无可以为聘礼之物之故。其后农业更形重要，男子从事于此者益多。导致以男子为之主，而女子为之辅。于是经济的主权，再入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财产渐有赢余，职业日形分化。如工商等业，亦皆为男子之事。个人私产渐兴，有财富者即有权力，不乐再向女子的氏族中作苦，乃以财物偿其部族的损失，而娶女以归。于是服务婚渐变为买卖婚，女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从中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随着经济而转变。经济是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

纵观中国或是世界各国古代社会，总能发现农业的重要性，而农业恰恰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本书的前几章，黄仁宇先生就着眼于“黄土”，进行阐述。世界上另外四大文明发源地，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希腊爱琴海区域，古玛雅区域，同中国黄河流域相类似的，均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农业得以发展，而成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

或许正是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很早便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周。“现存的资料不能使我们确定周民族的来源。他们留下来的一段简短传说，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传统一样充满着神话与幻想，可是这传说不断的提及农业”；“这时候（商朝末年）周民族是商所节制的部落国家之一，以西安

为中心，在渭水流域拥有农业基地”；“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梨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

而在接下来的春秋时期，农业也体现出其地位。“在《春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不难想象，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是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连亘三个多世纪的乱世期间，也能看到农业的身影。曹操以重视农业而闻名。而他得以在混乱的军阀混战中崛起，与他重视农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三国中的另外两国也同样如此。“现代学者引用‘经济枢纽区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这种说法，有它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

北魏是这个时期一个较为成功的朝代，他的统治者及其重视农业的发展。“在初期建立帝国的时候，拓跋民族以其为少数民族而无悠长的文化传统，注重以俘获的人口加强其农业发展。公元391年，拓跋珪与匈奴一部作战大获全胜……匈奴的领导人物及家属共五千人全部处死，余剩的部落民众一律发配到黄河河曲今日之包头附近，强迫改作农民，土地和农具由国家配给。迄至5世纪，同样的办法也照样施于其他的部落。……拓跋朝廷又能外御其他游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内具恤灾救荒的资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威信。”北魏在将都城南迁后的公元485年，颁布了“均田令”，将土地收归国有，这一举动更是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为后世不断模仿。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农业的开发从江东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岭南和闽江流域。土地大量开垦，耕作技术进步，农田水利兴修较多，农作物品种增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江南农业开发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诸多朝代中，极少有不重视农业的。从周朝的“井田制度”开始，王莽的改革，北魏的“均田令”，元代初期的“重农”政策，历朝历代，统治者均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根本，而农业的发展也成为国家强大的基础。

我举以上的例子并不是为了说明农业的繁荣或是自然环境的优越能与经济的发达，国家的强盛等同。与之相反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以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来，人们是会对激励（incentive）②做出反应的。“春秋五霸”中最先称霸的齐桓公就是典型依靠优越自然条件使国家富强的例子。而战国时期混战的胜利者——秦——位于现在的陕西省附近，自然条件比不了东部平原的国家，我们无法说它具有发展农业的优势。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其强大的绊脚石，似乎反而成为其助力。“一般很少提及，秦国实际上得到经济落后的好处。经济落后才能强调农业一元，动员起来，专一雷同，内部的凝聚力也强。”

再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景。两个国家，一个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另一个面积很小，自然资源匮乏，地理位置不太好。也许多数人会觉得这样的比较是无意义的，前者较后者拥有绝对的优势，绝对比后者强盛的多。但我们看当今世界，俄罗斯与日本，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面积17,075,400平方公里，横跨两个大洲，覆盖超过八分之一的地球陆地。有世界最大储量的矿产和能源资源，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出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森林储备和含有约世界四分之一的淡水的湖泊。与多个国家接壤，航运交通极为便利。另一个是面积仅为377,835平方公里的岛国，资源匮乏自然不用说，交通位置也不能称之为优越，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经常发生自然灾害。这样的两个国家，俄罗斯虽不能不称之为强盛，但比起日本还是差了一截。俄罗斯倚靠优越的自然环境，大量出口自然资源以维持国内经济发展。而日本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只能依靠进口他国资源。现在，日本是世界七大工业国集团中，亚洲至今唯一的成员国，亦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先进国家及第三大经济体，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或许与其他某些国家的政策有关。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国家自身。这与“破釜沉舟”的故事，大概是同样的原理。

依本人愚见，一个国家只有在国民解决了生计问题，不再为吃饱穿暖发愁之后，才有了谈论“上层建筑”的资本。经济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但发展经济也有多种方法。我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自然要走自己的道路，同时也应该纵向以史为鉴，横向上借鉴邻国经验，少走弯路。② 激励是引起一个人做出某种行为的某种东西，诸如惩罚或奖励的预期。由于理性人通过比较成本与利益作出决策，所以，他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曼昆《经济学原理》

第五篇：历史读书笔记

历史读书笔记—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在写完《史记.孔子世家》时，最后引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八个字现在树碑仁寿县城高峰天街公园中心位置。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二十来岁游历沅湘苏浙齐鲁，寻迹历史风云人物故里，如刘邦丰沛故里、宿迁项羽故里、淮阴侯韩信故里、薛城孟尝君故里、曲阜孔子故里。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曝了自己行迹，说“曾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这次他是因公出差，大致沿今日西安成都昆明高速公路一线，跋山涉水，游览过成都都江堰，最远到达昆明（今日大理丽江地域）。我有时想，仅凭这一点，司马迁不仅应该树为中国大历史学家，也应该树为中国大旅行家。汉武帝时代，张骞九死一生，凿空西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主动走出国门，向西方开放。据说今日葡萄、胡萝卜等可以溯源到张骞。张骞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外交家和国际旅行家。更有价值的是他在阿富汗等地发现了蜀布和邛竹杖，证实南方丝绸之路这条民间商贸物流通道早就存在。前不久西南交通大学召开“中国高铁走出去高峰论坛”，主题就是高铁外交，我看着眼点就是张骞发现的南方丝绸之路和亲历的北方丝绸之路的高铁化。我梦想有朝一日乘坐高铁从成都出发，经过西昌、丽江、腾冲、密支那，直达印度新德里、伊朗德黑兰、埃及开罗。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沿线风土人情旅游价值感觉也许要比北方丝绸之路丰富多彩一些。司马迁是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大旅行家、大天文学家、大百科全书家。我看他不仅是中国汉朝史坛冠军，也是汉朝文坛冠军。西汉文章两司马。司马相如的赋在过去曾为汉代文学标杆，今日汉赋已经淡化老死，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古文常读常新。司马迁的文笔真是神出鬼没，有如李白谪仙诗笔。司马迁写历史人物片言口语，如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李斯的“吾欲与若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韩信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帝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等等，一字一句就见历史人物风度神韵，摹写刻画太精当了，听来品来太过瘾了。以写小说的笔法写历史著作，司马迁可以说是第一人，也是做得最为成功的，这是《史记》几千年魔力密码所在。

司马迁《史记》本纪十二篇，我看只有《今上本纪》写得最差，这肯定不是司马迁原笔，学术性没有《五帝本纪》《夏本纪》《商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强，文字没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好。按理秦始皇为离开他最近的著名皇帝。千古一帝，奠定了中华腹地核心生存区域（辽河海河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和度量衡与文字一统格局。今上汉武帝就活在他眼前，耳濡目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中华文化和民族心理统一。后世没有那个封建帝王的格局、规模、气度比得上他俩。毛泽东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今日秦始皇没有留存诗文，只知道他喜爱韩非文章，见到李斯一篇“谏逐客书”，就从谏如流。汉武帝倚重司马相如、司马迁，本人留有“秋风辞”等，我感觉他们二位还是有文化底蕴，识得文字好坏的皇帝。司马迁有文人傲骨，没有拍当权者马屁。这两个皇帝确也凶暴独裁。秦始皇长相蜂目豺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欲行仁义，司马迁这样写，确实要有非凡的勇气。汉朝接续秦朝，汉朝人把秦朝说得坏，以便证明本朝才是最好，这是自然的。司马迁写本朝开国皇帝刘邦，虽然夸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又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写他在逃生关头连老婆孩子都不要，要推下车去。项羽要烹刘太公，他小子倒好，说“分我一杯羹。”写绝了刘邦的流氓无赖不孝本性。这样写，换到唐朝、宋朝、明朝和清朝，司马迁肯定脑袋早就搬家了，哪里允许他选择宫刑，还能继续呆在汉武帝身边担当中书令。虽然司马迁自认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我感觉汉武帝内心还是很欣赏司马迁的文才、史才的。《今上本纪》真本估计被汉武帝及其子孙利用皇权毁尸灭迹了，后世历史学家考证说现本《史记.孝武本纪》是把《封禅书》稍微改动一下充数。《史记》中十篇有录无书。秦始皇、汉武帝乞求长生不老，干下不少哈儿事情，上了徐福、栾大等江湖术士的当。这种期望不死的心理可以理解，普通老百姓乞求平平安安活到百岁，只有皇帝才敢期望活到万岁、长生不死。后世李世民、嘉靖、雍正都是聪明之主，不也照样相信术士的甜言蜜语，乞求长寿，反促早死。可惜司马迁写的《今上本纪》原本不在，班固写的汉武帝本纪，功力也比司马迁写的秦始皇本纪差些。

司马迁创立列传体史书的五体格局（12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我看司马迁这个创造最为伟大，后世中国历史学家都逃不出司马迁的五体牢笼。正史都是纪志表传，只是把世家降为列传。为什么《史记》各体篇目数这样，后世研究有多种解说，说司马迁本是天文家数，有意拿一纪12星次，一年 12月，一月30天来天人合一，我个人感到这样解释有点牵强附会，或许这种篇目数只是一种巧合而已。一些历史学家深挖《史记》五体格局和130篇目取名的微言大义，诸如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该不该列？西汉开国三杰为什么降韩信为淮阴侯列传，陈涉为什么要列入世家？封建史家对司马迁和《史记》有点吹毛求疵了，班固等虽然赞誉司马迁的《史记》为实录，又批评他“是非颇谬于圣人。”更严重的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今日想来，我倍感司马迁人格伟大，学术自由，精神独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五体格局比四体格局更具有等级层次性，对于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权衡度量显得更为灵活精准些。项羽、吕后实际主宰天下，该列本纪。孔子、陈涉都是一种文化学术事业、一种改朝换代功业的开创者，两千年来绵绵不绝，与西汉开国元勋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并列世家，我都感觉显得低了一点。

《史记》共130篇，我最为喜欢的篇章是秦始皇、项羽、高祖三本纪和李斯、张良、萧何、韩信、陈平、周勃等世家列传，他们都是秦汉相交楚汉争雄时代的历史风云人物，我觉得这几篇是《史记》的精华所在，司马迁文笔的精妙所在，看来司马迁不是平均使用力量。如果换一个人来写，我看写不出司马迁这种活色生香的文字，诸如李斯列传的两次感叹老鼠，诸如萧相国世家和淮阴侯列传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故事，诸如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三大场面。我觉得《史记》全书写得最好、最为顶尖的篇章就是《项羽本纪》，诚为一代英雄绝唱。项羽虽然只活了31岁，主宰天下才5年。楚汉相争刘邦最后赢得天下，执政了8年，刘姓王朝还一直延续到三国蜀汉刘备刘禅。司马迁的天才文笔让项羽这个失败了的真英雄一直活到了现在，让刘邦这个真皇帝一直陪伴他到了现在。我真想不出一代英雄人物，这些细节，这些语言，司马迁是如何晓得的。他以小说笔法来写正史，写得来还让后人觉得没有出格，真实的历史内情似乎就是这样。司马迁写《史记》刻画历史人物群像须毛生动，后世难有史家企及，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都没有司马迁这种文字魔力。我感觉司马迁是有意这样对立典型描写，所谓互见法，不仅文字互见，史实互见，更重要的是人格互见，人品互见。同是皇帝，项羽、刘邦是这样写。同是宰相，李斯、萧何是这样写。同是大将，曹参、韩信是这样写，李广、卫青是这样写。看司马迁的《史记》，必须交换互看，才能看到文字的背后，才能知道刘邦底细，才能明白韩信冤枉。司马迁本是奇人一个。他是有点好奇，喜欢为奇人、奇事、奇功、奇迹列传。对于权位人物，即使在刘邦开国分封功臣表中位列前

十、爵位一品的大员，他也不是面面俱到，有的仅仅在表中列名而已。这时才能真正感觉司马迁创建史表记录格式的妙处。春秋十二诸侯年表、战国六国年表等实现了异地同时、同地异时的王、国纵横相处。我感觉写历史最难的也许不是写本纪、写列传、写书志，我觉得最难的最显史家功力的也许是写史表，可惜现在不少出版商为了节约篇幅，把《史记》的史表删除了。想到司马迁时代还是以竹简木简为主要书写材料，他整出来的史表，如三代世表、春秋十二诸侯年表、战国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10表，后世怕只有感谢他举重若轻、举轻若重的非凡毅力和细心精心。

司马迁写《史记》，用130篇、52万多字的篇幅就拿下黄帝以来中华三千余年历史，而班固写《汉书》，西汉只有二百三十年，还用了100篇、80万字，汉武帝以前的历史还是多数抄袭《史记》文字。班固写《汉书》还是班彪、班固、班昭、马续父子兄妹等四人接力，司马迁写《史记》最多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合力，司马谈也许只是列出一个大纲。看完司马迁《史记》的表和志，再看新唐书、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等各个正史的表和志，让人更加佩服司马迁的严谨和精心，他的大手笔学不来，他的小精心更是学不来的。司马迁生于天文史官军事经济文化世家，我看他生下来就有超强的自信力，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谓“小子意在斯乎。”他是把自己作为周公、孔子文史道统的继承者来自认的。面对汉武帝让他选择自杀还是自宫时，他为了《史记》宁愿忍辱求生。只要看看汉武帝一朝多少宰相都被汉武帝逼得自杀，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汉人比较有血性，更加彰显司马迁这个选择的不容易。司马迁活着为《史记》，死也为《史记》。司马迁的《史记》第130篇太史公自序，加上报任安书，就是司马迁自己为自己作的列传。班固很聪明，写《汉书》时直接采录。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再有权力的帝王都是一时的。汉武帝执政长达54年，今日看来司马迁的历史影响力已经超出汉武帝，未来更是无期。话也要说转来，我们还要感谢汉武帝时代，有给予文人自杀、被杀或自宫选项的机会，没有出现后世班固自杀、范晔被杀等历史惨剧；感谢汉武帝时代有允许私人撰修国史的制度，没有唐代以后只能官修的限制。司马迁，成也汉武帝，毁也汉武帝。惺惺惜惺惺，伟大人物遭遇了伟大王朝，才有司马迁这种史学文学双料巨擘出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遇到司马迁和《史记》，我只有五体投地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