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读书笔记

第一篇：历史读书笔记

读《近代新疆史事论述》《龟兹古国》有感

王振楠

学号2009061620

*** 我去图书馆的时候，老师推荐的很多关于新疆历史的书都被一扫而光了，而且其他书也不多了，觉得挺遗憾的，就顺便借了几本，还读了同学借的几本，就是觉得《宗教论》挺好的，还有一些关于西藏的事情。

我们所处的民族不一样，信仰也会有所差别，宗教在世界有很多，在中国也分很多类，那是人们希望的寄托和舆论约束的动力。

对于之前新疆发生的事情我不做评价了，就说说新疆的近代历史吧！

新疆称西域，位于我国西北边疆，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这一名称出现于清代）

在这里居住的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同祖国内地发生着密切联系。远在两千多年以前的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60年），中央王朝就在西域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等行政机构，进行统治管辖，西域正式统一于中国版图。

清朝时期，清政府平定西域准噶尔部叛乱（乾隆二十年，即1755年），对新疆实行大规模移民，主要是守边屯田，后把西域改称新疆（1884年建立新疆省，文见《新疆一词的由来》），在惠远(今霍城县)设伊犁将军府，统辖整个新疆的军事、行政事务。此时，汉人成为移民新疆的主要人员构成，居住于巴里坤、木垒、古城（今奇台）、昌吉、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后因屯垦需要，汉人从上述地区迁往塔里木盆地四缘的喀喇沙尔（今焉耆）、吐鲁番、和阗（今和田）等地。光绪元年（1875），左宋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时，湘军入疆，不少人定居，袁大化任新疆巡抚时，来

了不少河南人，杨增新任新疆省长时，许多云南人到疆落户。另外，清代遗迭的犯人来疆每年不下六七百人。

特别是在清政府腐败之后签订的种种条约，真让人心疼。

（近代新疆的第一次危机：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爆发了维吾尔族及回族等族人民的反清武装起事）

抗战时期，由于新疆不像内地那样战乱那样，局势相对稳定，内地（陕甘等地）许多人迁来新疆。

解放后，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随后，很多解放军官兵（绝大多数是汉族）就地转业，分布于新疆各地，组建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10余个师和100多个农牧团场，这是解放后首次大批汉族人迁入新疆。

1952年，兵团从上海、湖南、湖北、山东等地招调女兵并派有干部及其家属进疆，1958年到1959年，山东、安徽、江苏支边青年来新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地大批汉族人自流来疆，1964年至1965年又有大批上海、天津、四川支边青年来疆，1966年有大批河南人来疆。

改革开放时期。上世纪80年代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新疆的发展呈现大跨步发展，商业、流通业、科技业等促进了内地人才来新疆发展，主要分布于城市和兵团及地方的团场乡村，从事科技、工农业和流通业以及边贸等。

有资料显示：截止2004年，汉族的人口有780余万人，占全疆总人数的39.75%。读后感之乌鲁木齐

新疆日报有文说：

“60年来，乌鲁木齐人民确实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建设这座美丽的城市。”蔡美权说。几十年前，乌鲁木齐旧城外都是一片戈壁，如今绿地点缀在城市的各个街区，几座美丽的人工湖出现在原先的荒山之间，特别是最近十年，乌鲁木齐的绿化面积扩大了5倍，这反映在地图上即是越来越多的绿色。“是我们让红山变绿了。”，位于乌鲁木齐市中心区域的红山，曾因裸露出紫红色的岩石而得名。上世纪80年代初，数万青年学生与解放军战士用书包、脸盆把黄土运到山上，“包住”了这座寸草不生的荒山，这才有了种树的条件。现在，红山早已变成“绿山”，上面建起了公园，成为众多乌鲁木齐市民休闲晨练的场所。

对比2009年与1977年、1947年的城区地图，除了绿色，代表水域的蓝色也越来越多。蔡美权指给记者看，位于市区南面的“水上乐园”可谓是荒山出平湖，“1966年到1970年，我们乌鲁木齐各族人民出动70万劳动力，搬运了30万立方米土，在山岭之间筑起大坝，拦截成这样一个大湖。”

蔡美权说，这个原先用于为市区供水的湖，随着用水不再紧缺，在1984年到1986年改建成了一个水上乐园。“像这样靠人工形成的湖在乌鲁木齐很多，让这座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有了足够湿润的气息。” 从毛驴到汽车飞机，佳话代代延续

1941年，1947年，1977年，2009年，四幅图覆盖的区域越来越大，道路也越来越密、越来越多。

解放初期，乌鲁木齐好走的路很少，也很窄，骑毛驴要比坐汽车方便。”蔡美权回忆，通火车是1960年以后的事。当年库尔班大叔要骑着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就是“行路难”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

火车站、飞机场、昆仑宾馆、八一剧场……这些城市建设的地标都在1977年的《乌鲁木齐市街区图》上留下了历史印迹，而“反帝路”“反修路”等路名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独有的味道。此时的乌鲁木齐，路网已经初成规模，公路、铁路，组成了乌鲁木齐市内外一条条交通动脉，市民出行、物资运输的条件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翻开2009年的地图，乌鲁木齐的路网规模又比1977年扩大了数倍，密如蛛网的道路能容纳下如今数十万辆的汽车保有量，绕城的外环路和一批不断拓宽的主干道大大缓解了交通拥堵，“行路难”彻底成为历史。

“街衢不见寸草生，濯濯童山环孤城。”这是清代诗人纪晓岚1768年被乾隆皇帝发配新疆后，在乌鲁木齐留下的诗句。而如今，乌鲁木齐早已换了人间，天山也已是满目青葱。自汉代以来，中国的西北边陲从来都是多事之地，部落战争、民族纠纷、宗教冲突从未间断，放在历史的视野中，1949年之后的新疆，算得上稳定和繁华，对外没有了边境战争，对内没有了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大规模对抗。

然而2009年的夏天，注定将写入中国的边疆史。7月5日这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活动袭击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1700多人受伤，近200人死亡，这样的伤亡数字超过了过去10年新疆民族冲突中伤亡人数的总和。

“7·5”事件之后半个月，来到新疆，国际大巴扎上，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叫卖和田玉、英吉沙小刀和吐鲁番干果的商人与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比肩而过。这是今日新疆最典型的镜像：一面是开放而通达的新疆，扩建中的机场直通中西亚各国，27个对外口岸繁忙如昔；一面是紧张而脆弱的新疆，互联网断网，手机短信屏蔽，缺乏安全感的人们对武警的依赖前所未有。

复杂的西北边疆

7月底，来到新疆最西北的哈巴河和布尔津等地时，当地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最为热衷的话题是开矿、旅游、以及如何卖东西给哈萨克人、蒙古人和俄国人。

今天的新疆早已不是那个汉族人生活在兵团、机关，而少数民族则居住在乡村、市井，二者相对隔离的时代。民族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已经深入日常生活，传统的诸如和田玉、英吉沙小刀这些维族人的营生，汉族人也开始经营起来，在国际大巴扎、二道桥等乌鲁木齐传统的旅游商业圈里，汉族人和维族人比邻做生意的情形早已成为日常景象，甚至维汉通婚的现象也开始出现。

频繁而不可避免的交往、竞争中有着不同语言、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民族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几乎不可避免。在人口高度流动的今天，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非流动社会的诸多传统的治边之策和自治操作模式，在今天这个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全球化的时代显出了适应力不足的现实问题。今日中国西北边疆早已不再仅仅是政治、军事的问题，也不只是贸易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多民族高度杂居社会里的民生问题。“7·5”之痛

尽管分裂主义运动是否真的是新疆社会的头号问题，学界尚有争论，但近年来，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的新疆却往往与暴力和恐怖相伴，“7·5”事件更是将此印象推向了极致。在乌鲁木齐最为繁华的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等公共场所，一夜之间，暴徒杀死了近200人，行凶者大多来自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喀什、和田等地，而受害者则多为汉族平民。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中国社会还没有哪个城市出现过如此惨烈的种族仇杀。

半个月后，当地的电视台、报纸等各类媒体播报的几乎只有两件事，一是对“7·5”事件暴徒的追击令，二是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官方在追击歹徒的同时，也在尽一切办法希望弥补事件造成的不同民族间的裂痕。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上，对于边疆的统治总是在怀柔与高压之间徘徊。1949年之后，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摇摆。建国初期，经过大规模的剿匪之后，新疆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稳定，但“文革”的到来，使得整个国家秩序大乱，新疆也不例外，正常的宗教活动都受到了破坏。“文革”结束之后，作为拨乱反正的一部分，198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对民族自治政策做了相当大的调整，大批的汉族干部纷纷撤回内地，甚至连工程技术人员都撤了不少，但随后的巴仁乡**和1986年因司马义·艾买提上调中央而引起的新疆大学生静坐示威，让这些短暂的改革都被中止了。

1990年代以来，新疆跟整个国家一样，转而开始经济建设。“7·5”之后的乌鲁木齐就是新疆矛盾与希望的交汇点，一边是蓬勃的经济发展，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有着宏伟志向的城市，新疆资源丰富、疆土辽阔，且处于亚洲地理中心，邻国众多，四通八达，完全有实力成为整个中亚的中心城市，但另一边，却在民族纠葛的泥潭里难以自拔。暴力事件留下的阴影，仍将笼罩这个充满希望的城市。觉得这段比较好，就誊到这上面来了。

新疆的未来

事实上，民族矛盾不独中国有，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无论政体，为了消化民族矛盾，都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民族同化政策。所谓的民族同化就是少数民族向主要民族靠近，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几个成功的例子，相反，经常导致更加剧烈的民族冲突。

中国的内陆边疆，没有哪个地方像新疆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边境线，而且，比邻的都是拥有丰富资源、辽阔疆土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与远赴非洲做生意的风险和艰辛相比，跟中亚邻国的生意显然更加便利，这些都将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足够的缓冲。

新疆对于中国而言，不再仅仅是国防前线，更是开放前沿和持续发展的战略要地，几乎所有的战略观察家都预言，未来15年，新疆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腹地的地位将得到极大的提升。也因此，如果让恐怖与反恐成为新疆的主要议题，这不仅是对新疆的损害，更是对整个国家的伤害。

“7·5”事件之后半个月，中央政府迅速调拨了40亿元，用于南疆三地州改善民生项目的建设，据新疆发改委透露，40亿主要用于南疆三地州抗震安居工程、行政村及社区文化室、兴边富民工程、贫困乡村生产基础设施、广播电视基础设施、乡镇干部周转用房等7个造福南疆三地州各族群众的专项规划。此次暴力事件的歹徒大多来自于南疆各地，一直以来南疆三地州都是新疆相对贫穷落后的地方。

但在哈德斯看来，安抚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新疆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黄金等自然资源，近年来，资源开发如火如荼。但是资源开发如何惠及当地民生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资源都在新疆境内，应该先让新疆人享受到开发的好处，矿区所在地的就业、教育等等方面都应该得到财政上的优先照顾。”哈德斯说，但在照顾原住民利益过程中，绝不能按照民族来区分，不管是汉族、维族、哈萨克族，所有的族群都应该被一视同仁，而不是谁闹得凶就给谁更多的好处。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治理思路，在西北边疆内部紧张局面的缓和上，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功效，但是显然靠此一招已经不够用。追求怎样的发展？发展如何真正惠及民众，这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遭遇的命题，在西北边疆显得尤为紧迫。从某种程度上讲，新疆的问题是民族问题与中国社会发展转型问题的交织，能否在民族问题剧烈爆发前，完成现代化的转型，这关乎新疆的未来，也关乎国家的未来。

作为哈萨克族人的领导者，哈德斯曾不止一次前往邻国哈萨克斯坦访问，在他看来，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中国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无论是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服装、食品等生活用品的供应，还是科学、教育的发展，哈萨克斯坦都与中国差距巨大，但是，他们也有比我国做得好的，那就是社会保障程度，在哈萨克斯坦，每一个国民，即使是农民，只要到了退休年龄，都会得到国家丰厚的养老金，而且，读书、看病都是免费的。”

自古以来，中央政权的稳定和强大，都是消除边患最大的保障。今天也不例外，强大而开放的中国保障了西北边疆的稳定。相较于中亚各个邻国，中国工业化、商业化的高度发达，让中国的西北边境到目前仍然处于一种相对的优势地位。这些因素注定了新疆的分裂主义难成气候，但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也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求解的时候，否则，随着邻国的强大和崛起，内外因素将使西北边疆再次陷入复杂的局面。

西藏的历史与变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藏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从1949年初起，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逐渐明晰和具体，并摆上了重要工作日程。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与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到解放西藏的问题。他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为了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完成祖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中共中央作出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建设西藏。1949年8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在进军西北时，要为解决西藏问题作准备。随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将进军西藏的战略任务主要赋予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9月26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作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50年10月,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分裂势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阴谋，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中共中央在决定进军西藏的同时，采取一系列举措，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因为，西藏如果能够实现和平解放，对于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西藏社会的稳定是十分有利的。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都大力做争取工作。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抵达北京。经过一个月的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平解放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羁绊，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实现了藏族与全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为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对外公布了协议的全文，并报道了和平谈判的经过。《十七条协议》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同日，**大师及**堪布会议厅全体人员发表声明，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6月1日，**致电毛主席，表示真诚拥护协议，为实现协议，为西藏民族永远地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获得解放和发展而努力。10月24日，**喇嘛致电毛主席，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根据协议规定，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分别从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地向西藏进军。1951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抵达拉萨。9月9日是藏族的“雪顿节”，这一天，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支队进入拉萨市区，并举行了先遣支队入城仪式。10月24日，中共西藏工委、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进驻拉萨郊区。2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欢迎仪式在军乐队高奏国歌声中开始。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向进藏解放军致敬，献哈达。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朱德画像引导下，以军乐队、红旗队为前导，在《解放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威武雄壮地进入拉萨城区。西藏地方政府各级官员、三大寺的**、堪布、藏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拉萨全城红旗招展，鼓号齐鸣，哈达纷飞，人山人海，人们争相目睹这一盛大的历史场面。

实行民主改革，既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西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在西藏地区要进行民主改革。西藏民主改革的范围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

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共中央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必须是和平改革”，“西藏的民主改革，必须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上层真正愿意改革的时候再去改，并且在改革中要坚决做到少出乱子和不出乱子，否则宁可暂缓进行，而不要勉强进行。”同时，中央作出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敌视中国的外国反动势力的唆使和支持下，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他们一面对中央虚与应付，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一面暗中与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加紧策划分裂祖国的活动，在西藏各地不时挑起局部武装叛乱，并加强其内部的统治和控制，极力巩固其罪恶的农奴制度。到1958年前后,西藏的局部叛乱逐步升级，严重威胁到西藏各族人民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对此，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和驻藏人民解放军一再采取克制和忍让态度，并寄希望于西藏地方政府担负起平息事态、制止叛乱的责任。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却反其道而行之，由暗中支持武装叛乱逐步演变为公开支持并亲自组织武装叛乱。

1959年3月10日，以**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西藏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全面武装叛乱。3月20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进行平叛作战。3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撕毁了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发动西藏的全面叛乱。中央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消除叛国分裂活动的根源。”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立即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到1960年底，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了旧西藏严重的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野蛮刑罚，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和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巨大进步，给各阶层特别是劳动群众、百万农奴带来了巨大利益。百万翻身农奴更加热爱共产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妄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的丑恶面目则暴露无遗。

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翻身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政权，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全面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从此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关于龟兹我就不多说了，它位于今新疆库车县境内。

这是我写的读后感，感觉自己收获不少，虽然是理科生在中学很少接触历史，不过以后加强对这方面的知识。

2010-4-6

我轻轻的唱有一点吵,看著哥们儿你冰冷的身体在燃烧,多想陪你飞可我却做不到,聼我为你祈祷这一秒下,Isee you soul,你一直在我左右,仿佛当初,跟你说no你却说wo,but I feel you,dog,在跟我握握手,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你存 感觉得到你的爱,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没有我的爱,怕你看不清未来 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无论我身在何处你都在我身边,深信你是我的守护天使落入凡间,当爱变成习惯你却已经不在,犯错的到底是谁,我们都太傻,纯真的爱却在受罚,开门的瞬间期待的扑闹,却只剩下一阵酸楚无奈的苦笑,甚至开始怀念怀念混乱的一切,都伴着音符在心里随处飘飘,我要我们在一起,一起散步,一起啃排骨,像老虎却胆小如鼠,但为我你愿意全部付出,只要一个微笑就可以止哭,没有你存在,感觉得到

你的爱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没有我的爱,怕你看不清未来,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 角落是否太暗,宝贝是否害怕有个地方叫天堂,那里从来没有伤害,生命没有排

序,my best friend 相信有一天我们还能再相聚,剩下自私的空间,原来只是孤寂一片,最忠诚的你消

失不见

看到太多虚伪的脸,纯真的一面慢慢毁灭,i'm sorry,这就是你所信赖的世界 baby dont go,let me know,何时才是尽头sit wow,握手,你总是那么优秀,吐吐舌

头

just let it go,oh my bestfriend you 没有你存在感觉得到你的爱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

没有我的爱 怕你看不清未来 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 没有你存在 感觉得到你的爱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

没有我的爱 怕你看不清未来 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

没有你存在 感觉得到你的爱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

没有我的爱 怕你看不清未来 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

周杰伦-七里香 专辑:七里香 作词:方文山 作曲:周杰伦

演唱:周杰伦 ★白色之枫 制作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你说这一句 很有夏天的感觉 手中的铅笔 在纸上来来回回 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 秋刀鱼的滋味 猫跟你都想了解 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 那温暖的阳光

象刚摘的鲜艳草莓 你说你舍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 雨下整夜 我的爱溢出就象雨水

院子落叶 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 几句是非 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 你出现在我诗的每一页 窗台蝴蝶 象诗里纷飞的美丽章节 我接着写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 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

那饱满的稻穗 幸福了这个季节 而你的脸颊象田里熟透的蕃茄

你突然对我说 七里香的名字很美 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整夜 我的爱溢出就象雨水

第二篇：历史读书笔记

历史读书笔记—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在写完《史记.孔子世家》时，最后引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八个字现在树碑仁寿县城高峰天街公园中心位置。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二十来岁游历沅湘苏浙齐鲁，寻迹历史风云人物故里，如刘邦丰沛故里、宿迁项羽故里、淮阴侯韩信故里、薛城孟尝君故里、曲阜孔子故里。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曝了自己行迹，说“曾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这次他是因公出差，大致沿今日西安成都昆明高速公路一线，跋山涉水，游览过成都都江堰，最远到达昆明（今日大理丽江地域）。我有时想，仅凭这一点，司马迁不仅应该树为中国大历史学家，也应该树为中国大旅行家。汉武帝时代，张骞九死一生，凿空西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主动走出国门，向西方开放。据说今日葡萄、胡萝卜等可以溯源到张骞。张骞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外交家和国际旅行家。更有价值的是他在阿富汗等地发现了蜀布和邛竹杖，证实南方丝绸之路这条民间商贸物流通道早就存在。前不久西南交通大学召开“中国高铁走出去高峰论坛”，主题就是高铁外交，我看着眼点就是张骞发现的南方丝绸之路和亲历的北方丝绸之路的高铁化。我梦想有朝一日乘坐高铁从成都出发，经过西昌、丽江、腾冲、密支那，直达印度新德里、伊朗德黑兰、埃及开罗。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沿线风土人情旅游价值感觉也许要比北方丝绸之路丰富多彩一些。司马迁是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大旅行家、大天文学家、大百科全书家。我看他不仅是中国汉朝史坛冠军，也是汉朝文坛冠军。西汉文章两司马。司马相如的赋在过去曾为汉代文学标杆，今日汉赋已经淡化老死，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古文常读常新。司马迁的文笔真是神出鬼没，有如李白谪仙诗笔。司马迁写历史人物片言口语，如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李斯的“吾欲与若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韩信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帝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等等，一字一句就见历史人物风度神韵，摹写刻画太精当了，听来品来太过瘾了。以写小说的笔法写历史著作，司马迁可以说是第一人，也是做得最为成功的，这是《史记》几千年魔力密码所在。

司马迁《史记》本纪十二篇，我看只有《今上本纪》写得最差，这肯定不是司马迁原笔，学术性没有《五帝本纪》《夏本纪》《商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强，文字没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好。按理秦始皇为离开他最近的著名皇帝。千古一帝，奠定了中华腹地核心生存区域（辽河海河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和度量衡与文字一统格局。今上汉武帝就活在他眼前，耳濡目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中华文化和民族心理统一。后世没有那个封建帝王的格局、规模、气度比得上他俩。毛泽东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今日秦始皇没有留存诗文，只知道他喜爱韩非文章，见到李斯一篇“谏逐客书”，就从谏如流。汉武帝倚重司马相如、司马迁，本人留有“秋风辞”等，我感觉他们二位还是有文化底蕴，识得文字好坏的皇帝。司马迁有文人傲骨，没有拍当权者马屁。这两个皇帝确也凶暴独裁。秦始皇长相蜂目豺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欲行仁义，司马迁这样写，确实要有非凡的勇气。汉朝接续秦朝，汉朝人把秦朝说得坏，以便证明本朝才是最好，这是自然的。司马迁写本朝开国皇帝刘邦，虽然夸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又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写他在逃生关头连老婆孩子都不要，要推下车去。项羽要烹刘太公，他小子倒好，说“分我一杯羹。”写绝了刘邦的流氓无赖不孝本性。这样写，换到唐朝、宋朝、明朝和清朝，司马迁肯定脑袋早就搬家了，哪里允许他选择宫刑，还能继续呆在汉武帝身边担当中书令。虽然司马迁自认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我感觉汉武帝内心还是很欣赏司马迁的文才、史才的。《今上本纪》真本估计被汉武帝及其子孙利用皇权毁尸灭迹了，后世历史学家考证说现本《史记.孝武本纪》是把《封禅书》稍微改动一下充数。《史记》中十篇有录无书。秦始皇、汉武帝乞求长生不老，干下不少哈儿事情，上了徐福、栾大等江湖术士的当。这种期望不死的心理可以理解，普通老百姓乞求平平安安活到百岁，只有皇帝才敢期望活到万岁、长生不死。后世李世民、嘉靖、雍正都是聪明之主，不也照样相信术士的甜言蜜语，乞求长寿，反促早死。可惜司马迁写的《今上本纪》原本不在，班固写的汉武帝本纪，功力也比司马迁写的秦始皇本纪差些。

司马迁创立列传体史书的五体格局（12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我看司马迁这个创造最为伟大，后世中国历史学家都逃不出司马迁的五体牢笼。正史都是纪志表传，只是把世家降为列传。为什么《史记》各体篇目数这样，后世研究有多种解说，说司马迁本是天文家数，有意拿一纪12星次，一年 12月，一月30天来天人合一，我个人感到这样解释有点牵强附会，或许这种篇目数只是一种巧合而已。一些历史学家深挖《史记》五体格局和130篇目取名的微言大义，诸如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该不该列？西汉开国三杰为什么降韩信为淮阴侯列传，陈涉为什么要列入世家？封建史家对司马迁和《史记》有点吹毛求疵了，班固等虽然赞誉司马迁的《史记》为实录，又批评他“是非颇谬于圣人。”更严重的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今日想来，我倍感司马迁人格伟大，学术自由，精神独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五体格局比四体格局更具有等级层次性，对于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权衡度量显得更为灵活精准些。项羽、吕后实际主宰天下，该列本纪。孔子、陈涉都是一种文化学术事业、一种改朝换代功业的开创者，两千年来绵绵不绝，与西汉开国元勋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并列世家，我都感觉显得低了一点。

《史记》共130篇，我最为喜欢的篇章是秦始皇、项羽、高祖三本纪和李斯、张良、萧何、韩信、陈平、周勃等世家列传，他们都是秦汉相交楚汉争雄时代的历史风云人物，我觉得这几篇是《史记》的精华所在，司马迁文笔的精妙所在，看来司马迁不是平均使用力量。如果换一个人来写，我看写不出司马迁这种活色生香的文字，诸如李斯列传的两次感叹老鼠，诸如萧相国世家和淮阴侯列传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故事，诸如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三大场面。我觉得《史记》全书写得最好、最为顶尖的篇章就是《项羽本纪》，诚为一代英雄绝唱。项羽虽然只活了31岁，主宰天下才5年。楚汉相争刘邦最后赢得天下，执政了8年，刘姓王朝还一直延续到三国蜀汉刘备刘禅。司马迁的天才文笔让项羽这个失败了的真英雄一直活到了现在，让刘邦这个真皇帝一直陪伴他到了现在。我真想不出一代英雄人物，这些细节，这些语言，司马迁是如何晓得的。他以小说笔法来写正史，写得来还让后人觉得没有出格，真实的历史内情似乎就是这样。司马迁写《史记》刻画历史人物群像须毛生动，后世难有史家企及，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都没有司马迁这种文字魔力。我感觉司马迁是有意这样对立典型描写，所谓互见法，不仅文字互见，史实互见，更重要的是人格互见，人品互见。同是皇帝，项羽、刘邦是这样写。同是宰相，李斯、萧何是这样写。同是大将，曹参、韩信是这样写，李广、卫青是这样写。看司马迁的《史记》，必须交换互看，才能看到文字的背后，才能知道刘邦底细，才能明白韩信冤枉。司马迁本是奇人一个。他是有点好奇，喜欢为奇人、奇事、奇功、奇迹列传。对于权位人物，即使在刘邦开国分封功臣表中位列前

十、爵位一品的大员，他也不是面面俱到，有的仅仅在表中列名而已。这时才能真正感觉司马迁创建史表记录格式的妙处。春秋十二诸侯年表、战国六国年表等实现了异地同时、同地异时的王、国纵横相处。我感觉写历史最难的也许不是写本纪、写列传、写书志，我觉得最难的最显史家功力的也许是写史表，可惜现在不少出版商为了节约篇幅，把《史记》的史表删除了。想到司马迁时代还是以竹简木简为主要书写材料，他整出来的史表，如三代世表、春秋十二诸侯年表、战国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10表，后世怕只有感谢他举重若轻、举轻若重的非凡毅力和细心精心。

司马迁写《史记》，用130篇、52万多字的篇幅就拿下黄帝以来中华三千余年历史，而班固写《汉书》，西汉只有二百三十年，还用了100篇、80万字，汉武帝以前的历史还是多数抄袭《史记》文字。班固写《汉书》还是班彪、班固、班昭、马续父子兄妹等四人接力，司马迁写《史记》最多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合力，司马谈也许只是列出一个大纲。看完司马迁《史记》的表和志，再看新唐书、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等各个正史的表和志，让人更加佩服司马迁的严谨和精心，他的大手笔学不来，他的小精心更是学不来的。司马迁生于天文史官军事经济文化世家，我看他生下来就有超强的自信力，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谓“小子意在斯乎。”他是把自己作为周公、孔子文史道统的继承者来自认的。面对汉武帝让他选择自杀还是自宫时，他为了《史记》宁愿忍辱求生。只要看看汉武帝一朝多少宰相都被汉武帝逼得自杀，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汉人比较有血性，更加彰显司马迁这个选择的不容易。司马迁活着为《史记》，死也为《史记》。司马迁的《史记》第130篇太史公自序，加上报任安书，就是司马迁自己为自己作的列传。班固很聪明，写《汉书》时直接采录。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再有权力的帝王都是一时的。汉武帝执政长达54年，今日看来司马迁的历史影响力已经超出汉武帝，未来更是无期。话也要说转来，我们还要感谢汉武帝时代，有给予文人自杀、被杀或自宫选项的机会，没有出现后世班固自杀、范晔被杀等历史惨剧；感谢汉武帝时代有允许私人撰修国史的制度，没有唐代以后只能官修的限制。司马迁，成也汉武帝，毁也汉武帝。惺惺惜惺惺，伟大人物遭遇了伟大王朝，才有司马迁这种史学文学双料巨擘出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遇到司马迁和《史记》，我只有五体投地的选项。

第三篇：历史读书笔记

从甲午战争中得到的外交启示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将魔爪伸向朝鲜，威胁到了中国在朝鲜唯一宗主国的地位。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实力与日本有较大的差距，没有胜算，所以极力避免与日本的直接冲突。清政府极力催促朝鲜向西方开放，以打击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另一方面，在与日本的外交斡旋中，清政府寄希望借西方的介入来取得自身的谈判优势。但是他们得如意算盘没有打响，反而，他们的妥协和对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使之失去了宝贵的备战时间，为战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也许西方各国是想利用日本再次打开中国国门，以便坐收渔翁之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帝国主义已经几次试图打开朝鲜国门。但是，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相同的侵略本质，妄想“以夷制夷”，这是对外交形势的错误估计。与此同时，日本倒是极好地分析出了中国、西方对日本在朝鲜利益的影响。他们想方设法地鼓动中国削弱西方国家在朝鲜的影响，缓解混乱的朝鲜局势，为其扫清障碍。以便日后只需面对中国，减轻占领朝鲜的压力。

对比之下，我们得出：利用第三方牵制敌人只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法宝。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别国替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在任何时候，国家利益都是本国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别国不可能不惜代价援助我们。唯有认清国际形势，积极提高自身的力量，才能保护自己。当前，我国面临着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的考验。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重视与相关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寻找出口和应对办法，采取强硬的外交态度维护国家利益。

同时，甲午海战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本质。

不少用于军事建设的费用被官员拿来挥霍，而李鸿章却没有去阻止，其中一点原因便是不少官员都是他的亲戚。这些人借助他的官职搜刮利益，浪费了很大财力，也是甲午海战失败的之一。首先，清政府独断专制，割裂政府与百姓的联系，百姓自然没有渠道和权利去监督政府。而且在自然经济的影响下，百姓自给自足，民族意识自然就欠缺。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民主监督制度，民众民主意识提高，但是官官相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贪污腐败现象依然明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提高人民的政治素养，拓宽民意反映渠道，促进政府决策透明度的提高，降低政府腐败对社会的危害。

中日甲午战争不仅体现了两国国力的较量，也反映了两国国民的精神状态。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民主道路，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民族意识大大提高，他们将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积极投身国家建设。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割裂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因此人民对国家的政策一无所知。所以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是“全民族参战”，而中国只是北洋舰队出战，力量对比就更加悬殊了。

联想到现代，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国民民族意识的培养，因为团结的民族才是有力量的民族。想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国民自发将随身贵重金属物品捐献出来以缓解国家经济压力，韩民族的民族精神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了一轮财政危机。面对钓鱼岛危机，中国国民有组织有纪律的大规模游行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也展示了我国人民坚定的保岛决心。这些事实启示我们，一个国家国民的精神状态，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的走向。

中华民族遭受过的屈辱警示我们：弱国无外交。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增强自身实力，才能提高国际地位，占据外交的主动。我们应该把自身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努力提高个人素质，提升国家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刚健有力。我们的行为虽不能足到让对手畏惧，但至少可以证明我们不是随便给人家欺负的。我们要努力成为中国外交强大的助推器！

第四篇：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中国大历史》读书心得

打开学院推荐阅读书目的文件，眼球立刻被《中国大历史》所吸引，并开始百科以了解此书。得知作者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与角度，将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高度的浓缩，以“大历史”的方式归纳总结，构成了一个简明扼要前后连贯的历史纲领。这本书以高超的技术分析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并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更是深刻的分析了中国如何从一个闭关自守数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多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是不容许用寻常尺度衡量。这本书不是《资治通鉴》，不是《史记》，而是融入作者站在时代之外对历史的一种叩问。跳出历史的价值旋流，用一种全新的姿态去了解历史。

作者以一颗高远宽广的心，容纳下了中国整个历史潮流的汹涌澎湃，以一种尽善尽美的方式对整个历史作出了深入的研究与全面的评价。但对我而言，作者的立脚点过高让我难以企及，所以很难顺心如意的驾驭对整本书的理解，即便理解了也很难用文字加以鞭辟入里的描述与分析。也许是因为看完过《明朝那些事儿》的原因，对明朝的历史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比较了解，所以对本文中第十四章——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的感触颇深，并因此决定从明朝作为一个切入点，谈谈自己对明朝皇帝本身和明朝经济的一些思考。

对于明朝诸多皇帝本身，我有一种特别崇拜与钦佩的情怀，特别是朱元璋、朱棣。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父母兄长离世，无资财购置棺椁，在四海奔波中居庙宇之内做徒弟，任杂役，后做行脚僧四处乞讨为生，谁也不会料到他会成为一代君主。元末，民怨四起，胸怀大志的草莽之辈纷纷崭露头角，他也充分运用自己的才智和亡命的战斗，终将其他人所掌握的地盘占据。将朱元璋的一生放在当代，仍是一笔较大的精神财富。放下自己心中的自尊心，无所畏惧的拼搏，不惧辛劳的奋斗，抓住迎面而来的时机，利用胸中的智慧，那么终将会促使我们的未来有一个更好的结果。而当代之中马云、陈欧他们便是新时代朱元璋所拥有的品质的体现。而对于另外一个皇帝——朱棣，对其的钦佩之情主要是其不断向外进攻、拓张疆土和派遣使者留洋海外两方面，尽管这为他们的国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对拓展疆土，主动侵犯的赞同是因为我相信“最好的进攻就是防守”，他选择的是一种最优的方式维护着国家疆土，维护着人民的安全，尽管这和当下“和平外交”相悖，但也不失为当时社会情形下的一种最优方式。其实向外扩展是一种追求与探索，是不肯满足当下的重要表现。另外一方面，派遣使者屡次下南洋，打开中国海上之路，主动性的走向世界，与外面的世界相连通，不过很遗憾多次的远航也未能够真正的打开中国的国门，未能以一种接纳的态度面对外民族。但仍为朱棣这种远见深深折服，很遗憾他也未能摆脱时代的束缚，改变世界，但至少已经让时代有了这样的趋势。对于这两位明朝重量级的人物，一方面钦佩他们的无所畏惧，勇敢拼搏的精神；另一方面，其胸怀大志与远见卓识也确实让人惊叹。

除了对这些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的人物的佩服，我也对整个明朝政治经济的总体体制和税收有些自己的思考。朱元璋时代，实施小自耕农，一切财物如交通工具及食宿等都靠全向村民征取，高度的集权将全部组织结构简化，利用行政上的管制而进行实施。而这无疑就是向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政府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织与事业感到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至于整备司法和立法的组织足以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更不在它企划之内了”。作为人类社会而言，无论人们在社会生产劳动力是否有剩余的时候，社会都会趋向于多元化的扩展，以满足群众生活的需要。而农村的经济，以一种强硬的方式阻止这种社会潮流的向外扩展，无疑是和时代相悖，终究行不通的。不过责任也不全在朱元璋身上，毕竟他出身农民，故而相信农村经济。时代总会改变与其相背离的元素，朱棣重造运河，派使留洋，促进社会多元发展，但朱棣的突破也终究只是撕破了一个农村经济的一个缺口，但始终还是依靠着农村经济，并未能完全改变整个经济体制，未能看到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多元化会促使整个社会趋于一种不平衡，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而农村经济虽然步伐缓慢，却能够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收入显现出一种外在的平衡。在权衡差距与平衡上，明朝选择了后者，而社会潮流终将呈现出前者的状态。因为就整个国家或者社会而言，相对于农村经济，多元化条件下的生产力水平将会高出很多倍，人们更愿意通过自己的辛劳来致富。而在税收方面，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明确的征收制度，但是存在极大的不科学性。税收制度中含有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目、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计税依据、减免税和违章处理等要素，但是因为是一种落后的小农经济，市场机制不够完善，诸多实物无法以货币的形式进行量化；同时，因为体系的过于简陋，难以全方位的实现监管，纳税环节、期限、依据等都是模棱两可，很难做到对所有群众实行公平征税；此外，高度的集权体制，导致人高于权，导致诸多的行为并不能够完全根据制度而进行，总言之，在税收方面明朝政府是弄得一团糟糕。不过归于当时的社会背景，这样的情况也是尽可以理解的。对于当代社会，明朝的现象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无论是在体制和税收方面，国家都应该以一种接纳的情怀顺应潮流，以完善公正的制度约束社会行为，让社会有规律的运行。

退出对历史的讨论，回到自己本身。一直比较喜欢看现实主义小说，但这次迫于学院要求，看了这样的一本概括性的史书，让我对这类书有了较强的阅览欲望。在这类书中，不时的让人对这些过去的伟大人物产生崇敬之情，激励人不断反省自身不足，不断的促使人去改变，去适应；另外，这类书从一种全新的高度和宽度去看待一些事物，让我们的视野变得开阔，并让我们不断的跳出自己思维圈，不断扩大我们思维的广度。挺感谢学院安排这样的作业，用一种“强制性”的方式，让我们去接触更多我们不情愿的东西，让我们在一次次的不情愿中发现乐趣，直至爱上这些新鲜事物。

班级：经济二班

学好：12318036 姓名：杜

威

第五篇：《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通州三中金剑昆

断断续续地看完了《中国大历史》初时也常在一个段落上徘徊许久不知其意然而慢慢读下来黄的理论架构每每出现并浓重阐述之隐失的阅读张力也一再地受到激醒便明晓原来如此这般。阅读此本的经历与钱穆全然不同黄的技术分析与理论建构如手术刀般对历史剥离解析除却历史因袭的再现给予我的更是常从纵向叙事里逃脱的横向比较乃至一块块具体制度的勃兴衰亡史；钱穆的白话则指点江山除枝去蔓寥寥数笔点到为止。

从黄的著作中取了若干段落也希简要地概括出黄在叙事中国大历史时的一个脉络。

“井田制度”是“间架性设计”的代表。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30XX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认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分封）

……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XX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周朝）

……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从外表形式看来在基督之前有了这些设施国家的机构便形成流线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以日后的标准看来尤其如此。

（兵马俑）它也表明中国22XX年的历史确有垂直的茎干存在很多带有中国性格的特征在当日即已出现。这种系统在上端必有设想而成的成分在内而介于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间。（秦朝）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汉代）

（石窟）它之五花八门也确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

拓拔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及至6世纪初期重造大帝国的低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亦即是同样均匀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所腐化。（南北朝）

……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唐朝）

赵宋的试验要能在这关头实现而有成果财政上各种端倪必须全部用商业习惯管制……大多数民间事业从旁在侧的襄助也须公司化采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对公众负责。统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数目上管理。……当王安石对神宗赵？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借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统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北宋）

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儒学复兴•南宋）

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元朝）

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在特殊情形下则由民间经济作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借行政上的管制付之实施了。……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利的架构筑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纵使我们并不把经济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他们公认良好之政府植基于保持传统的社会价值并且这一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政府之中层缺乏经理能力是第三帝国一个极为显明的特征。……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尤然。（明朝）

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这财政之展开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从此中央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是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它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泥土气息。清朝虽然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量的货币流通在某种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全期望官僚枵腹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清朝之内向和缺乏对外竞争性尚不及明朝……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缘于一种精妙的平衡。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愿对财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寻求科技发展。（清朝）

中国之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80年外强侵略之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着一套救国方式。（清末民初）

继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以后蒋中正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毛泽东和中共则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今后中国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