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认定及处理原则研讨会会议纪要

第一篇：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认定及处理原则研讨会会议纪要

发文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文号：京高法发[2004]391号

发布日期：2004-12-1

5执行日期：2004-12-15

市第一、第二中级法院；各区、县法院：

为研究、统一执法尺度，日前高级法院民一庭与审监庭、立案庭联合召开了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认定及处理原则专题研讨会，就农村私有房屋买卖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形成了会议纪要。特此印发，请各院在审判中参照执行。

执行中有何问题和情况，请按业务归口与高级法院联系。

附件：

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认定及处理原则研讨会会议纪要

近年来，我市法院受理了一批涉及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的合同纠纷案件，由于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够明确，对合同效力认定认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此类案件在不同法院、不同业务庭、不同审判人员之间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为研究、统一执法尺度，2004年12月，高院民一庭与审监庭、立案庭联合召开会议，就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及案件处理原则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讨，初步形成了处理意见，纪要如下：

一、涉及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主要情况

目前此类纠纷主要有以下情况：从诉讼双方和案由来看，主要为房屋出卖人诉买受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收回房屋；从买卖双方身份来看，出卖人为农村村民，买受人主要是城市居民或外村村民，也有出卖给同村村民的情况；从交易发生的时间看，多发生在起诉前两年以上，有的甚至在10年以上；从合同履行来看，大多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出卖人交付了房屋，买受人入住并给付了房款，但多未办理房屋登记变更或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从诉讼的起因来看，多缘于土地增值以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因素，房屋现值或拆迁补偿价格远远高于原房屋买卖价格，出卖人受利益驱动而起诉；从标的物现状来看，有的房屋已经过装修、翻建、改建等添附行为。

二、关于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的认定

与会人员多数意见认为，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主要理由是：

首先，房屋买卖必然涉及宅基地买卖，而宅基地买卖是我国法律、法规所禁止的。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国务院办公厅1999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规定：

“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国家土地管理局[1990]国土函字第97号《关于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具体应用问题请示的答复》也明确规定：原宅基地使用者未经依法批准通过他人出资翻建房屋，给出资者使用，并从中牟利或获取房屋产权，是属“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违法行为之一。

其次，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关系相联系，不允许转让。目前农村私房买卖中买房人名义上是买房，实际上是买地，在房地一体的格局下，处分房屋的同时也处分了宅基地，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权益，是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

第三，目前，农村房屋买卖无法办理产权证书变更登记，故买卖虽完成，但买受人无法获得所有权人的保护。

第四，认定买卖合同有效不利于保护出卖人的利益，在许多案件中，出卖人相对处于弱者的地位，其要求返还私有房屋的要求更关涉到其生存权益。

与会者同时认为，此类合同的效力以认定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如买卖双方都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经过了宅基地审批手续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三、涉及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处理原则

与会者一致认为，处理此类案件应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要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农村私有房屋交易是在城乡人口流动加大、居住区域界限打破和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相关部门监管不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对涣散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制度诱因，而土地市场价格的持续上扬、房屋拆迁补偿等利益驱动是引起此类案件的直接原因。审理此类案件应实事求是地看待上述背景，要考虑到目前城乡界限仍未完全打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仍有一定的封闭性，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目前法律、政策限制集体土地流转是一种现实；同时要认识到此类案件产生的复杂性，并妥善解决相关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第二，要注重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判决要以“有利于妥善解决现有纠纷、有利于规范当事人交易行为”为指导，起到制约农民审慎处分自己房屋的积极效果。

第三，要综合权衡买卖双方的利益。首先，要全面考虑到合同无效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尤其是出卖人因土地升值或拆迁、补偿所获利益，以及买受人因房屋现值和原买卖价格的差异造成的损失；其次，对于买受人已经翻建、扩建房屋的情况，应对其添附价值进行补偿；再次，判决返还、腾退房屋同时应注意妥善安置房屋买受人，为其留出合理的腾退时间，避免单纯判决腾退房屋给当事人带来的消极影响。

特此纪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第二篇：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

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

作者：张英周 杨小花发布时间：2009-07-22 15:52:

42一、基本案情

原告孙某某诉称,原告与被告于1988年9月21日协商，由被告购买原告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村的房屋，原告收取被告购房款7000元。1988年11月双方立契。当时原告系板凳沟生产队村民，此房宅基地属农民集体所有，而被告为城市居民。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宅基地属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被告买受农村房屋，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及原告的合法权益，原被告之间买卖农村房屋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诉请判令：

一、确认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二、被告立即腾退返还房屋。

二、审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某与赵某某就诉争房屋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履行完毕，至今已有二十年。虽然孙某某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赵某某系城镇居民，但该合同在当时已经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审核并登记备案。就此，可以认定双方买卖行为并不违反当时国家有关政策；目前，本区农村房屋办理产权证书尚未开展，双方履行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后，即无相关部门办理产权证书。基于此，本院认为，原、被告间买卖行为已完成。从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出发，该买卖行为有效。最后，赵某某已对诉争房屋进行了翻、扩建，诉争的房屋七间现已不存在，现孙某某主张确认买卖行为无效并由赵某某返还诉争房屋亦已无法实现。结合以上几点，对于原告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分析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对城镇居民购买农村集体组成成员的私有房屋买卖协议效力的认定问题。

继“画家村”系列案件出现后，随着农村小产权房纠纷不断，农村房屋买卖纠纷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涉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法律关系复杂，涉及相关法律、法规众多，不同阶位的立法规范之间

存在矛盾和冲突，造成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裁判标准的不统一。由于司法实践对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认定的不统一，造成司法实务上的困惑。

对于如何确认此类合同的效力，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认为：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应确认无效

首先，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农村私有房屋买卖涉及到宅基地买卖，而宅基地买卖为我国法律、法规所禁止。我国《物权法》第153条明确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要符合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国务院办公厅1999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具体应用问题请示的答复》也明确规定：原宅基地使用者未经依法批准通过他人出资翻建房屋，给出资者使用，并从中牟利或获取房屋产权，是属“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违法行为之一。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由于违反了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应确定无效。

其次，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关系相联系，不允许转让。农村私房买卖中买房人名义上是买房，实际上是买地，在房地一体的格局下，处分房屋的同时也处分了宅基地，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权益，是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

再次，由于目前农村房屋买卖无法办理产权证书变更登记，受人无法获得所有权人的保护。

最后，认定买卖合同有效不利于保护出卖人的利益，在许多案件中，出卖人相对处于弱者的地位，其要求返还私有房屋的要求更关涉到其生存权益。

观点二认为：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应以认定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

首先，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城市居民不得购买农村房屋。在当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主要是适用《合同法》，而合同法的基本精神是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农村房屋买卖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但由于我国“房、地所有权分离”模式使得农民处理自己的房产受到限制。而目前有关土地管理法规关于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规定皆为禁止性规定，而不是强制性效力规范，不能以次确认买卖合同的效力，而国务院办公厅的两个通知不能算作法规，不能作为合同无效的依据。而房屋出卖方在违规出卖房屋获得利益后又因房屋增值、拆迁补偿等原因主张合同无效，无疑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直接后果是违反诚实信用卖房者获益，而恪守诚实信用买房者却蒙受损失。因此，当前司法判决确认此类合同无效导向的后果是严重损害社会的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的社会根基，应当引起司法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其次，农村私有房屋买受人买受方为长期居住，甚至已经将城镇房屋变卖，在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后，虽然卖方赢得了诉讼却要承担高额的缔约过失赔偿责任，而买房者虽获得了赔偿却要面临腾房搬迁，在其居无住所的情况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再次，在我国房屋被赋予了很多的社会意义，不仅是安身立命之所，更体现为居住人的密切财产、社会依附关系。尤其当前房屋买卖大多发生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经过多年的经营，房屋买受人对涉案房屋已具有了强烈的认同感，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确认协议无效意味着买受人稳定的生活状态将面临巨大改变，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最后，在买受人占有房屋后，一般会对房屋进行修缮、装修，甚至扩建、翻建，确认协议无效还要涉及对因房屋翻建、扩建、添附等价值评估鉴定、费用补偿标准难题，甚至遭遇执行难题，如此判决的结果很难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都在“画家村”案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关于如何确认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笔者应综合上述观点，结合具体案情，区分不同情况，以认定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

首先，要坚持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原则。由于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主要发生在村民和城镇居民之间，这类房屋买卖行为多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时隔10年以上，大多买卖行为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出卖人交付了房屋，买受人入住并给付了房款，并且办理了房屋登记变更或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甚至

房屋已经过装修、翻建、改建等添附行为。因此，农村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应视双方的具体情况处理，一是要充分考虑当事人主体身份、主张无效的实际原因等具体认定。二是需要认真审查房屋买卖的现实情况，包括协议履行、房屋的权属、是否经过审批、登记、有无翻建、扩建是否具备腾房条件等进行综合衡量。其次，要坚持综合利益衡量，实现利益平衡的原则。确认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要全面考虑到合同无效对双方当事人利益影响，尤其出卖人因土地升值或拆迁、补偿所获利益，以及买受人因房屋现值和原买卖价格差异受到的损失；对买受人翻建、扩建房屋的，还要考虑对其添附价值进行补偿；对主张返还、腾退房屋德，要考虑到对房屋买受人的妥善安置问题，避免单纯判决腾退房屋造成“案结事起”的后果。

最后，注重实现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判决要以“有利于妥善解决现有纠纷、有利于规范当事人交易行为”为指导，起到制约农民审慎处分自己房屋的积极效果。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私有房屋买卖协议有效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一是部分城镇居民在购买农村房屋后进行了依法登记和产权变更手续；二是出卖方已经转为城镇居民；三是法院认定买卖行为发生的时间较长，购买方已经在农村长时间居住，且房屋已经翻盖或者重建，从保障当事人居住权和稳定农村社会关系的角度认定有效。这样更能为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结合本案的处理，从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出发，确认该卖卖协议有效，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三篇：如何认定房屋买卖活动中“阴阳合同”的效力

如何认定房屋买卖活动中“阴阳合同”的效力？

原告：龚某。

被告：上海某房地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以下简称八分公司）。被告：上海某房地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

第三人：张某、倪某。

崇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张某委托第三人倪某出卖张某所有的位于崇明县长征农场南坝新村2幢206室产权房屋，第三人倪某遂委托包括被告八分公司在内的房屋中介公司挂牌出卖，之后被告八分公司通知倪某，原告有购买该房的意向，倪某即于2006年10月20日带原告兄弟等人去看该出卖房屋，并言明该房屋价格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72000元。原告看完房屋后表示愿意购买，并出具购买承诺书，当时商定该房屋价格为72000元。2006年10月28日原告与被告八分公司签订该房屋的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上的甲方（房屋转让方）署名为第三人倪某和八分公司职员石建国，在协议书尾部落款处甲方位置盖有被告上海某房地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的印章。协议约定被告将该房屋转让给原告，房款为72000元。原告于2006年10月27日、10月30日向被告支付了全部房款 72000元。

2006年10月30日，原告与第三人张某在崇明县房屋交易中心为办理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时，按交易中心的要求，又填写了一份该房屋的买卖合同，原告和被告八分公司双方为少交税款而将购房款写为55000元。该房屋已办妥过户到原告名下的登记手续。原告对比两份合同，认为其中存在有差价17000元被被告八分公司暗中赚取，向八分公司索要，遭被告八分公司拒绝，故涉讼。

原告龚某诉称：原告与被告八分公司的石建国于2006年10月28日签订一份房屋《转让协议书》，根据该协议，被告八分公司将崇明县长征农场南坝新村2幢206室房屋转让给原告，并商定该房屋转让款为人民币72000元。2006年10月30日，原告和崇明县长征农场南坝新村2幢206室房屋产权人即第三人张某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根据该合同约定，该房屋转让价为55000元，并于同日，原告和第三人张某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该《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居间介绍、代理等中介均为空白。原告认为被告八分公司不是该买卖房屋的产权人，故无权对该房屋进行转让；且当初说是场区的房屋，但实际该房屋并非在场区，而是在南坝，按照当时市场地区差异，根本不足72000元，被告八分公司存在欺诈；故该转让协议书无效。且两份合同的售房价款差额为17000元，而第三人张某也只认可55000元，故该差价17000元被被告八分公司暗吞。因被告某公司是八分公司母公司，有管理之责，故原告起诉来院请求判令：（1）原告与被告八分公司签订的2006年10月28日房屋《转让协议书》无效；（2）被告八分公司返回原告多收取的房款17000元；（3）被告某公司对原告第一、二项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开庭审理时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与第三人张某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有效。

被告八分公司辩称：该转让协议并非被告八分公司的中介行为，而是公司职员石建国的个人行为，关于该房屋的谈价、交易都是买卖双方进行的，被告没有参与中介，仅是为原告将72000元房款转交给卖方才订立的，因该协议内容已实际履行了，故应为有效。被告实际收到原告房款72000元，已经交给了第三人倪某。故对原告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不予认可。对于原告新增加的要求确认原告与第三人张某间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虽然是原告

当庭提出，不符合法定程序，但认为该买卖合同是有效的。

被告某公司辩称：总公司不知道该情况，该纠纷中被告八分公司及其总公司不承担责任，对原告的诉请不予认可。被告某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意见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八分公司，对八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张某述称：与原告买卖该系争房屋是委托第三人倪某办理的，当初她提出只要收到50000元房款就可以了，其他一切不管。后来在房屋交易所与原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而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时得知写明的房款为55000元，以为该5000元是倪某的酬劳。对于原告和被告八分公司的合同和房款72000元她都不知情。

第三人倪某述称：该房屋是第三人张某委托其出卖的，当时约定房款为50000元，卖多的归倪某。后通过中介公司（包括被告八分公司）挂牌出售，之后被告八分公司通知其原告有购买该房的意向，遂于2006年10月20日带原告兄弟等去看该出售的房屋，当时都告诉原告房价为72000万，原告表示同意购买，看房回来后原告就和被告八分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之后原告通过被告八分公司支付了房款72000元，其中2000元由倪某给被告八分公司办理该房屋的未结水电等事宜。

【审判】

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与八分公司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虽然协议书甲方（出让方）是倪某、石建国，但在协议书下方甲方处盖了被告八分公司的公章，虽然双方都认可是事后补盖，但无论从该协议书的形式和双方对该协议的履行情况看，均是被告八分公司的行为，被告对其非公司中介行为的辩称无法成立，该协议应是八分公司的中介行为，非石建国个人行为。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八分公司无权转让该房屋，被告八分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对于房屋位置、坐落等存在欺诈，故该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诉请，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八分公司非该房屋产权人，但其系得到该房屋的实际产权人的事前委托和事后认可，属于有权转让；又因原告亲自去现场看过该房屋，并同意购买和承诺购房款为72000元，称被告欺诈的理由不成立。原告与被告八分公司间订立的“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均实际履行了该协议，该房屋亦已过户至原告名下，故该协议应为合法有效。至于原告与第三人张某订立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是为了履行原告与被告八分公司之间的转让协议，办理过户手续时订立的，双方为少缴税而将房价约定为55000元，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也并非按该买卖合同的价格成交，这并非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故该合同应为无效；作为出卖方的委托人即本案第三人倪某明确表示已收到被告八分公司给付的房款72000元，原告认为被告八分公司暗收差价并不存在。至于第三人张某认为自己只知道房款为55000元，对72000元不知情，这是两个第三人之间的事情，与本案无关。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原告龚某与被告上海某房地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签订的2006年10月28日房屋《转让协议书》有效；原告龚某与第三人张某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原告龚某要求被告上海某房地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返还原告龚某多收的房款人民币1700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原告龚某要求被告上海某房地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房屋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共签订了两份合同，两份合同的成交金额不同，究竟以哪份合同为准，哪份合同才是真正有效的买卖合同。这类案件在二手房交易中俗称“阴阳合同”或“鸳鸯合同”，就是买卖双方在签订第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后，出于少缴税费等目的，向相关部门隐瞒房屋的总价，在签订由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印制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时，将双方买卖房屋的价格虚报低价。由此导致买卖双方因价格不同发生争议，两份合同的效力发生冲突。

两份合同的效力如何确定，首先要区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合同成立是指当事人就某特定事项自愿达成合意，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成立；合同的生效是指依法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合同受到法律的保护。应该说，从表面上看本案所涉及的两份合同都已成立。在合同条款有不一致的时候，如何认定合同的效力呢？我们认为应从双方订立合同的不同时间及其目的来进行分析，就第一份合同来讲，是双方当事人就系争房屋的买卖、价格等主要条款达成了一致，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同时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所以，在确认被告是有权转让后，原告订立的第一份合同，是依法成立并已生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对于双方有法律约束力，司法认定应当保护交易安全。而第二份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为办理房屋产权变动登记的目的而签订的，是为了实现第一份合同的履行、使第一份合同关于产权变动的约定经登记生效而订立，所以就这一部分内容应当是继续有效的。而关于房价的约定，因为是为了减少交税而故意虚报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本案中的第二份合同《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明显违反上述第二项的规定，合同双方为了少缴税，恶意串通降低成交金额，损害了国家利益，所以该合同的成交金额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便是合同成立也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原告的诉请被驳回是情理之中的。

其实，在房屋买卖交易中，我们发现签订类似的“阴阳合同”表面上看好像可以避税，实际上对买卖双方并无好处，麻烦多，风险大：（1）从卖方角度看，用于办理权属过户的合同，在法律形式上比双方私下约定的合同更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可能存在将房屋产权转让给买家后，买家以价低的合同作为交易凭据，拒绝按事前商议的高房价支付房款。现实中，法院因某些原因无法认定合同效力的情况下，采用在产权交易部门过户登记备案的低价合同而判决卖方败诉的案例时有出现。（2）从买方的角度讲，虽然少交了一些税费，但如果该房屋再次进行交易，由于登记备案的购入价远远低于实际成交价，在计算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时，作为计税依据的增值额比实际增值额大很多，其实并没有省多少钱。（3）因为房产局是基于买卖双方签订其指定的那份合同，才办理了过户手续，由于阴阳合同的行为被认定指定的那份合同无效，买卖行为很可能会因此而失效，最终导致过户行为被撤销。（4）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并处不缴或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罚款。另外，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就构成偷税罪。因此，签订“阴阳合同”不仅要被处罚款，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构成犯罪。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曾经对于签订阴阳合同这一较为多发的行为，发布过一则《建议房屋买卖签订阴阳合同应引起有关部门注意》的审判信息，引起了上海市房地产局的高度重视，并就房地产中介买卖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进一步完善二手房网上备案，研究将房地产居间合同纳入网上备案，加强对房地产经纪业务的监控。二是加大对房地产中介经营行为的监管力度，将房地产中介唆使、协助买卖双方签订等违法违规行为列为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范围，一经查实，从严处理。三是房地产中介以非法手段促成交易的不良行为将被记入房地产经纪机构和经纪人的信用档案，向社会公示。配合财税部门加强对合同价格进行把关，对查实的交易当事人偷税行为，有关部门将其记入个人征信体系。

相信随着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房屋买卖双方在充分认识到签订“阴阳合同”的违法性和无利性后，这种很可能给交易带来了潜在风险，很可能使双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荒唐合同必将逐渐被杜绝。

第四篇：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之思考——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上房屋初探

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之思考——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上房屋初探

2006年12月13日 大兴区人民检察院 彭孟起 阅读次数: 62

近年来，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不断出现，尤其是城市居民购买农民住宅房屋的纷争，更是突出，反映出的问题，表现的后果发人深思。当事人到人民检察院申诉的比例在全部申诉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当事人往往情绪激动，言词激烈，给息诉服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难，诉讼纷争的后果很是严重。据笔者调查，诉讼的当事人谩骂法庭、拒绝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人民法院执行的难度相当大，甚至在我区旧宫镇还出现了伤害致人死亡的恶劣后果，直接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以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国家政策的连续性。

笔者现就我院受理的农民私有房屋买卖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上房屋纠纷案件的具体情况，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有关规定，农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和处理原则，以及国家相关部门对这类案件应当采取的措施、解决的方式方法等方面，谈谈自己的几点不太成熟的想法，以供参考。

一、涉及农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主要情况

从我院受理农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申诉案件，以及经人民法院审理的这类案件的调查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从诉讼双方和案由看，主要为房屋出卖人诉买受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收回房屋；从标的物现状来看，有的房屋已经过装修、翻建、改建等添附行为；从交易发生的时间看，多发生在起诉前两年以上，有的甚至在十年以上；从买卖双方身份来看，出卖人为村民，买受人主要是城市居民或者外村村民，也有出卖人同村村民的情况；从合同履行来看，大多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出卖人交付了房屋，买受人入住并给付了房款，但多未办理房屋登记变更或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从诉讼的起因来看，多缘于土地增值以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因素，房屋现值或拆迁补偿价格远远高于原房屋买卖价格，出卖人受利益驱动而起诉。

二、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买卖有关问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一）城市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上房屋以及城镇居民利用集体土地建住宅问题

1983年3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处理非法租赁买卖社队土地建职工住宅问题的通知》（京政发[1983]51号）中规定：“所有非法租赁、买卖（包括变相租赁买卖）社、队土地的‘协议'、‘合同'一律无效。其土地、房屋由区人民政府没收。”

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16次会议通过（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修正的）的《中华人民共和过土地管理法》第41条规定：“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建住宅，需要使用集体所有土地的，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使用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并参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标准支付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1年国务院73号令)第26条规定：“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建住宅需要使用集体所有土地的，应当经其所在单位或居民委员会同意后，向土地所在的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或者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用地申请。使用的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由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使用的土地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讨论通过,再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第27条规定：“回原籍乡村落户的职工、退伍军人和离退休干部，以及回家乡定居的华侨、港澳台同胞，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建住宅的，依照《土地管理法》第38条和本条例第25条的规定办理。”

1998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修订通过并自1999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土地管理法》对城镇居民利用集体土地建住宅问题未作规定。

1999年5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国办发[1999]39号）中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发[200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第28号文件精神，国土资源部在2004年11月2日下发了（国土资发[2004]）《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第234号通知，对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和明确，尤其是在（十三）条中特别重申：“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严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

（二）关于农民之间的房屋买卖问题

新《土地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村民建住宅应当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因此，房屋买卖也应当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上进行。

（三）关于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的批准权限

1986年、1988年原《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使用耕地的，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的，由乡级人民政府批准。

而1999年1月新《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住宅用地，一律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三、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认定及处理原则

（一）合同效力的认定

从上述国家的法律法规中不难看出，买卖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特别规定的除外，如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易），因此对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的效力应当认定无效，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房屋买卖必然涉及宅基地买卖，而宅基地买卖是我国法律、法规所禁止的。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国务院办公厅1999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断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国家土地管理局1990国土函字第97号《关于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具体应用问题请示的答复》也明确规定：原宅基地使用者未经依法批准通过他人出资翻建房屋，给出资者使用，并从中牟利或获取房屋产权，是属“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违法行为之一。

第二、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关系相联系，不允许转让。目前农村私房买卖中买房人名义上是买房，实际上是买地，在房地一体的格局下，处分房屋的同时也处分了宅基地，损害了集体经济的权益，是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

第三、目前，农村房屋买卖无法办理产权证书变更登记，故买卖虽完成，但买受人无法获得法律对所有权人的保护。

第四、认定买卖合同无效不利于保护出卖人的利益，在许多案件中，出卖人相对处于弱者的地位，其要求返还私有房屋的要求更关涉到其生存权益。

所以认为，此类合同的效力应以认定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如买卖双方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经过了宅基地审批手续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二）处理原则

第一、要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农村私有房屋交易是在城乡人口流动加大、居住区域界限打破和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相关部门监管不力、农村集体经济相对涣散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制度诱因，而土地市场价格的持续上扬、房屋拆迁补偿等利益驱动是引起此类案件的直接原因。对此类案件应实事求是地看待上述背景，要考虑到目前城乡界限仍未完全打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仍有一定的封闭性，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目前法律、政策限制集体土地流转是一种现实；同时要认识到此类案件产生的复杂性，应妥善解决相关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第二、要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以“有利于妥善解决现有纠纷、有利于规范当事人交易行为”为指导，起到制约农民审慎处分自己房屋的积极效果。

第三、要综合权衡买卖双方的利益。首先要考虑到合同无效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尤其是出卖人因土地升值或拆迁、补偿所获利益，以及买受人因房屋现值和原买卖价格的差异造成的损失；其次，处理的同时应注意妥善安置房屋买受人，体现人性化，避免消极影响。

四综合治理，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切实保护农村集体解决组织和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一）完善机制，加强管理

有些人主张将农村宅基地私有化，相关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有一定的道理，但当前国家法律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只有两种，一是国有，二是集体所有，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国家政策的调整，应会得到解决的。面对当前的现实和农村的现状，还是以完善机制，加强管理入手，政府尤其是基层土地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正确引导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节约使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严格实施规划，从严控制村镇建设用地规模和村镇建设用地，加强农村宅基地用地计划管理；改革和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规范审批程序，严格宅基地申请条件，健全宅基地管理制度，加强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工作。村民全家迁出或“农转非”后另有住房的，其宅基地本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依法收回，宅基地上的房屋和其他附着物应自行拆除；或者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按照规定的价格出售给符合申请建房用地条件的村民。从源头上截断农民私有房屋买卖违法交易的行为。

（二）加强宣传，严格执法

加强土地法制和国策的宣传教育。国土资源部门要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宣传土地国策国情和法规政策，提高干部群众遵守土地法律和珍惜土地的意识，增强依法管地用地、集约用地和保护耕地的自觉性。严格日常监管制度。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动态巡查制度，切实加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的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和制止各类土地违法行为。尤其是要重点加强城乡结合部地区农村宅基地的监督管理。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严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要强化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机构和职能，充分发挥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所在宅基地管理中的作用。积极探索防范土地违法行为的有效措施，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严格执法，违法必究，对严重违法行为，要公开处理，教育群众、扩大宣传效果。

（三）堵漏维权，减少诉讼

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违法建房，其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社会的大背景和环境自不必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履行职责和基层土地管理部门监管不力，是其能够得到解决的现实直接原因。有些村级组织不但不能积极维护自身权益，还充当了农村私有房屋违法交易的“中间人”和“调解人”，更有甚者还为城镇居民非法买卖农村房屋诉讼案件出具证明和充当证人，使其组织的合法权益既得不到保护，更使为非法买卖农村房屋的非法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形中增大了司法机关的诉讼成本和查办力度，为国家农村集体土地政策的贯彻和管理造成了危害及影响，也与国家以人为本，关注弱者的政策相违背。

总之，维护国家关于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法律法规及其政策的贯彻实施，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有的合法权益，保护因买卖农民私有房屋和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诉讼双方的权益，不但是司法机关的职责，也是基层人民政府及相关土地主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更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尽的权利和义务。在解决处理此类案件诉讼的同时，要区分不同情况，妥善处分，尽可能的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行政、宣传等方面，形成合力，综合治理，从国家稳定，创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正确处理和解决好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之问题。

第五篇：房地产合作建房合同效力的认定及处理[定稿]

房地产合作建房合同效力的认定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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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我国房地产开发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因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而引起的纠纷在房地产纠纷案件中占有极大的比例，而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立法上则相对处于滞后状态，导致司法实践中同一类型、同一性质的案件在判决结果上的截然不同。如何克服房地产立法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中，房地产合作开发建房合同大体表现为五种形式。确认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的效力，应考虑不同时期成立的合同，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律依据确认其效力，同时应审查……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房地产开发建设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对我国城市建设的发展，投资环境的改变，人民群众居住条件的改善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房地产开发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纠纷案件，特别是因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而引起的纠纷在房地产案件中占有极大的比例，而对于这一类纠纷案件的处理，立法上则相对处于滞后状态。199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过于原则，缺乏实务性和可操作性，难以具体指导司法实践，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房产纠纷案件时，人民法院大都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法律条文作为判案依据，而作为特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却极少被引用。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及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的效力认定及处理问题的相关规定仍不够具体、明确，尽管由于房地产开发的特殊性，各地人民政府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之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因此，在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效力的认定及处理具体案件时，因现有法律、法规不够全面，缺乏可以直接具体适用的法律条文，同时，由于执法人员对理解和执行上述法律、法规存在差异，认识上的不统一，势必直接影响了案件的定性及处理结果，导致同一类型、同一性质的案件在判决结果上的截然不同。中国加入WTO，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更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克服房地产立法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房地产合作开发建房合同的表现形式

房地产合作开发建房合同，是指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达成的关于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并按一定比例分配建设项目成果或利润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七条明文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价入股，合作开发经营房地产。这是目前我国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的基本法律依据。在实践中，房地产合作开发建房合同大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是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的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和技术，以双方名义共同开发，然后按照双方约定比例进行分配并对自己名下的房屋进行使用或销售。从法律上讲，这是一种典型的合作形式，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符合合伙经营的特点，对内按照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对外双方共同互负连带责任。二是已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当事人投入资金或技术，以土地使用权人的名义进行开发，待房屋建成后，依约定将房屋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以转让方式转让给投资方。这是一种以合作开发为名，吸收开发资金分享利益的合同，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开发方负责开发经营的运作并承担经营风险，合作方只投入资金或技术，但不加名合作，也不参加经营及承担风险，只是享受固定的利润分成或获取固定的房屋作为投资回报，这是名为合作建房，实为借贷的合同。三是已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是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房地产开发商投入资金和技术并以其名义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完成后，开发商依合同约定的分配比例将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转移给出地一方；这是一种双方合作，单方负责开发经营的合同，实质上具有名为合作开发，实为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四是已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当事人提供资金双方共同组成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并以项目公司的名义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并按双方约定比例分配建成后的房屋或者将建成房屋出售后，按比例分配所得收益，这种合作开发的项目公司，类似法人型的联营体，项目公司依批准的经营范围活动并以其名义承担经营风险，完成项目公司使命后即告终止，对合作双方化解风险极为有利。五是已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以挂靠形式与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的开发商签订合作开发合同，挂靠方一般为非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开发经营所需资金，被挂靠方为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办理合作项目的立项、批地、报建、签订销售合同，办理房地产权证，同时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或分取固定的利润；这种合作方式逃避了房地产开发的行政管理，降低了成本，其实质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合作开发为名出租房地产资质证书以获取利益。

二、认定房地产开发合作建房合同效力的原则

合同的效力，是指合同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此种约束力不是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意志所固有的，而是由法律赋予的并受法律保护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双方订立合同，并不表明合同已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是要对其效力依法加以确认。经确认，具备法律规定的合同生效的条件的，则是有效合同，反之，不具备合同有效要件或者欠缺合同的有效条件的，则是无效合同。新《合同法》颁布前，我国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采取的是严格标准，只要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就认定其无效。新《合同法》的颁布以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原则，限制了无效合同的范围，认定合同无效，必须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包括经济特区的立法)为依据，同时，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只有在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无效合同。而对无效合同，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将无效合同的确认，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一是合同绝对无效，凡是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均是无效合同；二是合同相对无效，凡是有《合同法》第五十四规定的情形的，合同的效力相对无效，包括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对相对无效的合同，法律允许当事人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三是合同效力待定，是指合同的效力还没有确定，需要由享有追认权、撤销权人依法行使权利，决定合同的效力是有效还是无效。享有追认权的人追认合同的效力，该合同就发生法律效力；享有撤销权的人撤销该合同，该合同即自始无效；如果享有追认权的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表示

对合同的态度，则视为其拒绝追认，该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合同自始无效。我国《民法通则》未对效力待定合同的情形加以规定，《合同法》的规定，弥补了这一缺陷，充分体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认定房地产开发合作合同应考虑不同时期成立的合同，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律依据，把握好从宽、从严的时间界线，对于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可以本着从宽的原则认定其效力；对于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后当事人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应本着从严原则认定其效力；而在1999年10月1日《合同法》实施以后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要特别注意把握合同成立，但未生效及合同效力待定两种新的效力状态。具体在司法实践中，确认房地产合作合同的效力，应当从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合同内容、土地使用权取得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

(一)审查合同主体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

对于房地产开发经营的主体资格问题，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已加以了严格规定，从事房地产的开发经营者应当是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并持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该企业成立后必须在当地建设管理部门办理备案登记，方可从事经营活动。早在1993年建设部就颁布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将房地产开发企业分为专营企业和兼营企业，并将房地产开发企业按资质等级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对不同等级企业的资质条件加以具体规定。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九条，明确规定了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注册资本、专职人员配置)、应当办理的手续(包括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核定资质等级)，其中外商投资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还应当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有关审批手续。由此可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应当具有相应的资格，并非所有民事主体均可以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如果签订房地产合作开发经营合同的当事人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该合同一般应认定无效。但是，对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当事人因合同的履行而发生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条规定：在一审诉讼期间依法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对于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后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尤其是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颁布施行《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后签订的合同，国家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原则上应该严格依法处理。但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格审查问题，涉及到多个行政主管部门，环节较多，而房地产的合作开发，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投入的资金较大，如果在法院审理期间，当事人可以依法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其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也可以认定有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颁布后，因没有专门制定房地产合作开发经营一章，对于房地产开发经营的主体资格问题，仍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这一特别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审查合同所涉及合作开发用地的取得是否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房地产开发应在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在合作开发中，如果合作各方均没有取得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其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也就会因为没有合法的基础而当然被认定为无效，在实践中，这种情形具体表现在：依法拥有土地使用权者与他人签订合作开发合同进行房地产开发，双方没有依法办理合建审批手续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应属无效；已经办理了合建审批手续，规划部门同意双方加名合作开发，但双方尚未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即产生诉讼，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也应视为无效；但双方已经办理了合建审批手续，规划部门同意双方加名合作开发，双方已经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尚未获批准时产生诉讼，在一审诉讼期间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同意，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依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此种情形应属有效；合作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规划部门同意双方加名合作开发，双方已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因其他原因，土地管理部门同意先行开发，以后补发土地使用权证，在合作期间产生诉讼，双方的合作开发合同可作有效认定；合作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约定组建项目公司进行开发，土地使用权应变更登记在项目公司名下。项目公司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成立，并已经取得营业执照进行运作，但原土地使用者明确表示不同意继续合作，土地使用权尚未转到项目公司名下，合作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应属无效；签订合作开发合同后，合作一方将部分权利义务转让另一方进行合作，如果没有经过原来合作方的同意，后来签订的合作合同，应认定无效。如果原来合作方表示同意，也应该符合合作开发合同的有关法律规定，经有关审批部门批准并办理相关的手续，否则仍应认定无效；合作一方只是以土地的使用权作价为投资的前期费用，约定分成一定数额的建筑物，实际上不承担合作的义务及风险，应认定为名为合作开发合同，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如果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符合法律的规定，可以认定合同有效，反之则是无效合同；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开发合同，中方提供土地，外方提供资金，必须经有关部门审批其合同，并依法成立项目公司进行合作开发，土地使用权应变更登记在项目公司名下；如双方的合作或合资开发合同经过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双方成立项目公司进行合作开发，土地使用权没有变更登记在项目公司名下而产生纠纷，原双方合同已成立。应视为有效合同，但合同未经有关部门审批，无论项目公司成立与否，都应视为合同无效。

(三)审查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

认定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效力，必须审查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即审查合同各方的约定是否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当事人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其内容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合作开发房地产，涉及到土地的使用和开发，以及房屋建成后的所有权、收益或利润分成。由于合作各方是通过签订合同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各方之间产生的先是合同之债，在房屋建设完成后，才可能将投资转换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物权，合同内容是否合法，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及能否依法获得保护的问题，故合同的内容极为重要，必须慎重审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颁发实施以后，对于出让和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在该法的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都有明确规定，合作各方必须按照规定的条件进行转让。但《合同法》实施后，强调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只要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就应依法确认合同的效力，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般而言，考查合作内容是否合法，应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要看合作对象的合法性，其次要看合作项目的合法性。合作的成立首先是建立在合作对象合法的基础上，在合作合同订立前，提供土地参与合作的一方应当已经具备以下条件：(1)已合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2)项

目的规划设计已获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3)已获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从事该项目的开发。同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可以作为经营对象，在合作建房开发合同纠纷中，项目的合法与否是产生纠纷的主要根源。项目的成立必须经国家承认，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项目所在城市计划委员会批准签发的“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列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2)项目所在城市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3)项目所在城市建设委员会批准的“建设工程开工许可证”等。

(四)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对房地产合同效力的影响

合作开发房地产，涉及到国有土地的合法使用及在土地上开发、建设行为的合法运行，合作各方的行为应接受国家建设、规划、国土房管等主管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并应遵循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及行政管理规定，否则会使房地产的开发成无序的状态。从现有的管理体制看，建设、规划、国土房管等主管部门是按照各自的职能划分管理权限，并通过一些审批、登记手续，实现其对房地产开发的管理。如企业的经营资质、动工条件由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审批，而规划部门负责审查开发的土地及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及规划建设，由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规定，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方可办理开工手续。在工程完工后，规划部门还必须检查工程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在实践中，已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企业与他人签订合作开发合同，合作建设或合资经营房地产或转让房地产项目的开发经营，规划部门均要求合作各方办理相关的审批手续(包括通常所说加名、更名手续)，取得合法用地建设资格。建设规划用地的合法性，是房地产开发是否合法的前提条件。如果合作各方要按照合同取得开发后房屋所有权，规划部门的审批，是办理房屋合法产权的重要条件。它能使合作合同中取得的合同之债，顺利转换成法律意义上的物权。如果是将原用土地改变使用性质，与他人合作或成立项目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或转让房地产项目，没有经过规划部门批准取得合法用地建设资格，势必影响其开发所建房屋的销售、所有权的确认、及投资利益的实现。而负责国有土地管理的国土部门，也同样要求使用土地者依法办理申请用地手续。其负责审查合作各方用于合作开发的土地，是否取得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并办理相关的用地手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制度。以出让或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应当依法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取得土地使用证书；项目公司要进行房地产合作开发建设，应将土地使用权变更到项目公司名下。在依法取得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上建设的房屋，房管部门负责审查开发企业符合商品房预售条件的才向开发企业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进行销售，开发的房屋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地上建筑物能否进行合法销售及取得合法所有权，均由房管部门进行审查。建成的房屋须凭土地使用证申请房管部门登记、核实并颁发房屋所有证，可见，合作开发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经过上述主管部门的批准及办理相关手续。上述部门的工作是否相互衔接，是合作开发房地产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在司法实践中，许多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就是因为手续的办理不全而导致合同的履行产生矛盾。合作开发建房合同是否以办理相关的批准、登记等审批手续，作为合同成立、生效的条件，实践中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合作合同未经审批，应为无效；第二种观点认为，未经国土主管部门审批只是未办理行政审批手续，从合同关系角度看，应该有效，可责令双方补办手续；第三种观点认为，未经政府审批，应该认定合作合同未生效。[1]目前，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未明文规定合作合同报政府审批生效。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处理，在不同时期应有所区别。因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颁布前后，《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司法解释、《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针对不同时期的情况，均有不同的规定。合作开发合同纠纷，属于合同纠纷，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仍应参照不同时期的规定执行。尤其是合同法颁布之后，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规定。如《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而其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条件生效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由此可见，《合同法》颁布后，认定合同的效力，不只是有效、无效，还有成立而未生效、效力待定等状况。这就需要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改变以往只是对合同作有效或无效认定的观念，这种改变，应以合同法颁布实施的时间为限。

三、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的处理

(一)无效合同的处理

房地产开发合同的无效，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因无效合同已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无过错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无效合同的表现形式，应按以下原则加以具体处理：以土地使用者的名义进行合作开发，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合作开发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土地的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一般应该判归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所有，因此产生的损失，应当按照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合作一方只是以土地使用者的名义提供土地进行合作开发，双方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合作开发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如果提供土地进行合作一方没有参与房屋建设，应对投资方已经在该土地上的投资，进行审核或评估，确定投资数额，返还投资本息；合作开发合同无效，房屋已经建成并由合作一方以原来合法用地一方的名义取得预售许可证进行部分房屋销售，所得的收益，少于实际投资建设的费用，在返还投资款时，应扣除所得的收益；如果所得收益，多于实际投资建设的费用，赢利部分应考虑双方投资比例和过错责任进行分摊；提供土地合作开发的一方以投资方没有按时支付补偿款为由，不同意办理合建审批手续或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导致合作开发合同无效，如果投资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应付款义务，对诉讼时投资方提出要求补偿实际支出损失，应同时考虑给予适当补偿；如果用地方反诉要求投资方支付因为无法合作而导致已经空出的用地、房屋空置的闲置费及其经济损失，确定其实际损失，按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处理；合同无效，提供土地合作开发的一方已经按时交付土地使用权给投资方，各方对已经投入用地的投资有约定的，可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确给提供土地合作开发的一方造成实际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合作开发合同无效，但各方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完成房屋的建设、分配、使用，合同基本履行完毕，只是部分款项没有按时支付而导致纠纷，有关部门同意补办手续，可责令双方补办，作有效处理；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合同无效，但受让方已经支付款项并投资进行项目的开发，收取转让款的一方应全额退还已收的款项本息。对于受让方的实际投资，可酌情予以补偿；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合同因没有办理相关审批手续而无效，但受让方已经投资将项目基本建成，双方的转让合同已基本履行完毕，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出发，诉讼时，应征询有关主管部门的意见，如可以补办手续的，可作有效处理，如不能补办手续非因转让方的责任，已经建成的地上建筑物，按成本价计付投资款，由转让方退还受让方为该项目建设而垫付的有关费用，并酌情补偿其因项目建设的正常开支费用；如因转让方的责任而导致项目转让合同无效，已经建成的地上建筑物，按市场价计付投资款，由转让方退还受让方为该项目而垫付的有关费用，并酌情补偿其因项目建设的正常开支费用。

(二)有效合同的处理

合同依法成立，即对当事人各方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违反合同的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能够继续履行的，应当继续履行。合同确实不能继续履行的，符合各方约定及法律规定的解除或终止条件，也可以依法解除或终止合同，具体表现在：合作开发合同有效，因为政府行为导致规划变更，合同无法按约定继续履行，合作开发的目的无法实现，各方无法协商达成一致的处理意见而一方要求解除合同，应准许解除；合作开发合同有效，因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开发建设，土地被土地管理部门收回，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可终止履行，因此产生的损失，按过错责任进行分摊；合作开发合同有效，一方要求解除的，双方合同中有具体约定，按约定处理；负责投资和建设的一方无法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开发建设，另一方要求解除合作开发合同，视具体情况进行处理：双方没有约定具体处理办法的，负责投资和建设的一方经营状况恶劣，没有履约能力而违约，逾期时间较长，已经停止建设，应准许解除合同。对于投资方的实际投资，进行审核或评估后予以返还，合同不能履行是因为负责投资和建设的一方造成的，其对工程的投资，按实际投资数额计算，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双方均有过错，导致无法按期完成开发建设，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应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同意解除合同，但对投资的返还协商不一致，如合同没有具体规定，应审核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市场价值，再根据投资比例及所得进行分配，多退少补；合作开发合同有效，双方同意解除合同一方要求原双方名下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归其一方所有，如双方对该部分建筑物的处理有约定的，应按约定进行处理；如没有约定，且协商不一致，要求土地及建筑物归其所有的一方，应负责返还另一方在合作开发期间为该地上建筑物的实际投资本息，并考虑对该建筑物的增值部分予以适当补偿，同时继续履行并承担原以双方名义履行合作开发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导致合同解除并造成投资损失，如有过错，应按过错责任承担损失；合作开发合同有效，双方同意解除合同，但均要求原双方名下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归其一方所有，对投资的数额也无法协商一致，应权衡交由哪一方继续负责开发更为有利(主要是考虑经济实力)，再作判定；合作开发合同有效，双方同意解除合同，但解除后合同依法须办理批准、登记才生效的，须按规定依法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否则，不得随意解除合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须办理批准、登记才生效的，不影响双方为解除合作开发合同所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合作开发合同有效，一方要求解除合同，另一方不同意解除，符合合同约定解除条件，可予以解除。合同没有约定具体解除条件的，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合作开发合同有效，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如合同没有完全履行，双方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合同，不应当赔偿可得利益；合作开发合同有效，但不按规定期限进行实际开发的，超过建设用地批准使用的时间没有进行建设，又没有办理延期开发手续的，如因合作开发合同产生纠纷，法院要对建设用地进行判决，应征询土地管理部门的意见；合作开发合同有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赔偿损失，一方要求违约方支付逾期履行合同造成的实际损失，必须提供充分证据，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给予补偿；合作开发合同有效，合作一方将部分土地或房屋已经抵押给银行用于货款建设房屋，在双方解除合同时，应征询作为抵押权人的银行的意见，是否同意直接转换抵押人，由进行开发一方向银行承担法律责任；合作开发合同有效，在合同中约定一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完成约定的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合同履行期间出现因政府的行为或双方共同的行为导致合同履行的延误，双方没有变更履行期限的，应从实际出发，给予适当减免；合作开发合同有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负责投资的一方加大投资致使建筑物面积增加，有关部门同意补办审批报建手续，增加的建筑物可以转化为合法建筑，取得合法所有权，双方有约定的，按约定分配；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没有追加投资的一方要求分配增加的建筑物，可参照约定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但必须追加投资款，并承担合合理的支出费用；如果双方没有分配，投资方已经处分多出的建筑物，所得收益也可以依前述办法进行比例分配，投资方已经交纳的相关费用如税收等，可以要求另一方分摊合理的支出费用；合作开发合同无效，但双方已经为解除无效合同达成清结协议或合同的，只要该协议或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或合同可视为有效。由各方当事人依约继续履行；房地产项目转让合同有效，受让方没有按时履行合同支付转让款，转让方要求受让方承担违约责任的，如合同有约定，依合同约定处理。如违约金过高或过低，一方要求调整，依《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处理；如逾期付款的实际时间过长，违约金不足以赔偿转让方的实际损失，可酌情给予处理；成立的合同，只要是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规定的，应当比照有效合同进行处理。能够继续履行的，应当继续履行。不能继续履行的，应及时解除或终止履行，以减少当事人的实际损失。【参考文献】

[1]黄荣昌.房地产开发合同效力的认定[J].广东法官，2001，(8)：21.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认定及效力探析

来源：考试吧（Exam8.com）2010-5-6 【考试吧：中国教育培训第一门户】 模拟考场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4条对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认定条件作出了规定，笔者通过对认定条件的分析，结合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对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其法律效力的认定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合作开发房地产 土地使用权转让 合同性质认定 法律效力

由于房地产行业本身所具有的高投资、高风险的特点，房地产合作开发早已成为该行业的常见运作模式，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该合同为合同法上的“无名合同”，长期以来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认定及效力的判定一直没有一个权威的标准，在监管方面亦不尽完善，故在实践中，大量土地转让合同、借款合同、房屋买卖及租赁合同纷纷以“合作开发”、“合建”、“联建”等冠名，以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面目出现。其中，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行为尤为常见，对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已受到了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5号)(以下简称“《解释》”)已对其进行了定性1，但对该类型合同的认定及效力方面并未明确规定，以下笔者就该类型合同的认定及法律效力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认定按照《解释》，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出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由此可知，合作方共同出资、共享利润和共担风险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应当具备三大法律特征。其中，共担风险是其最具实质性的，实践中，那些名不符实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有的当事人不愿承担的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风险，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这些合同因不具备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而被判定为其他性质的合同。

《解释》第24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根据上述规定，认定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条件是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下称土地方)不担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实际上就是不具备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由于在实践中不担经营风险的一方通常并非是开发经营的决策方，《解释》24条并未将土地方是否参与项目开发经营作为认定的条件之一。“收取固定利益”中的利益应包括房产和货币，即无论约定分得固定数量房产还是货币，均应理解为收取了固定利益。

尽管《解释》的上述规定对有些合建合同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在真正适用上述规定时实际上存在诸多难点。

1、保底条款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认定既然《解释》24条规定了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就没有将该种合同当然认定为无效，而是要按照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判断该种合同是否有效。结果无外乎有效与无效，但在认定有效的情况下，则似乎与保底条款相关规定存在冲突。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0年11月12日颁布的《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下称《解答》)中，对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作出了规定。《解答》第4条明确规定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无效。认定无效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原则;其二是有保底条款的联营，是名为联营，实为借款，违反了企业间不得拆借资金的金融法规。《解释》24条中规定的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条件——土地方不担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恰恰就是《解答》中规定的认定为保底条款的理由之一，这样在两司法解释的实施中就存在矛盾。比如，A公司与B公司签订合作建房合同，合同约定A公司出土地，B公司出资金，由B公司负责组织建设，A公司不承担建设及租售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无论项目赢利还是亏损，A公司固定分得5000万元(或固定房产)。上述约定条款符合《解释》24条规定的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条件，应当被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假设合作建房合同实质上符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应具备的条件，属于有效合同，那么A公司固定分得的5000万元应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然而，若依据《解答》的上述规定，则上述约定条款属于保底条款，应被认定无效，而《解答》中规定的处理方法是：由双方重新商定合理分配或按联营各方的投资比例重新分配项目利润。由此可见，有关保底条款的规定与《解释》24条的规定存在冲突。

对于《解释》与以前司法解释不一致的处理办法，《解释》第28条第二款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解释》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与《解释》不一致的，以《解释》为准。由此可以推出，《解答》中有关保底条款的规定在合作开发房地产领域受到《解释》的限制，由于《解释》第24至27条既规定了土地方不担风险只分固定利益，也规定了提供资金的当事人(投资方)不担风险只分固定利益的合同性质认定，因此保底条款在合作开发房地产领域已基本不再适用。

2、当事人以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出资的合同的认定在实践中，也可能存在如下出资方式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当事人以土地使用权、资金作为共同出资的，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1)当事人一方以土地使用权和部分资金作为出资，另一方则以部分资金作为出资;(2)当事人一方以土地使用权和资金作为出资，另一方则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3)当事人一方以土地使用权和部分资金作为出资，另一方也以土地使用权和部分资金作为出资。(4)当事人一方以土地使用权和部分资金作为出资，另一方以非资金形态的实物(如建筑材料)或劳务作为出资。实践中以第(1)种情形最为常见，第(2)、(3)种情形偶见于相邻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作为合作当事人的情形;第(4)种情形偶见于工程项目的材料供应商、施工承包商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合作当事人的情形，特别是在开发企业拖欠工程款、材料款的情况下。

对于上述共同出资下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性质的认定，即其是否可认定为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由《解释》相关条款来看，仍是要综合参考“共同出资、共享利润和共担风险”这三大要素，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承担风险，如合同中规定已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权益出资的一方明确约定不承担风险，则仍可认定为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3、关于“共担风险”的确定由上述可知，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的一方是否共同承担风险是判定该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否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关键，故对“共担风险”的确定也就成为了进行上述认定的关键环节。

首先，何谓“风险”?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风险是指发生危险的可能性。2 笔者认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需共同分担的风险是指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履行的不利益的后果以及不能履行的后果。这里，共同分担的风险应为经营风险，主要指合作双方预期的利益目标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全部实现的风险，而一般不包括由于一方过错导致的利益风险。例如，某合同中约定，甲提供土地使用权，乙进行投资，甲乙双方合作进行房地产开发，甲承担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带来的风险，乙承担出资带来的风险及合作开发过程中的其它风险，甲获得房屋建成后的一半房屋面积或者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该部分房屋所对应的房价款作为收益。在这个合同中虽然没有明确约定甲方不承担经营风险，相反还约定了甲方应该承担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带来的风险。但是从该合同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来看，甲实质上并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因为，第一，办理产权证是甲方提供土地使用权的一个附随义务，是甲方履行合同必须履行的义务，是甲方的固有义务，不属于经营风险的范畴。第二，如房屋建成，甲将分得一半房屋面积;如房屋不能建成，甲也将能获得相当于该一半房屋面积的房屋价款。也就是说，无论房屋是否建成甲均能获得相当于一半房屋面积的收益。因此，上述合同应该属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而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范畴。

其次，如何判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是否存在体现“共担风险”原则的条款呢?笔者认为，在确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一方当事人是否承担经营风险时，不能仅把合同是否具有明确的不承担经营风险的约定作为判断标准，还要考虑合同中所约定的共同分担风险的比例。

“共担风险”不仅要求合作方共同承担经营风险，而且要求各方对经营风险的分担比例与各方所约定分享的利益比例大致相当，至少不应严重失衡。比如，合同约定，合作开发项目完成的，提供土地使用权的一方取得建成房屋(不论实际建成房屋面积是否增减)的一半，合作开发项目最终不能完成的，提供土地使用权的一方除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外，既不承担合作开发活动中的其他损失，也不要求相对方给予经济补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土地本身的不易灭失性，对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的一方而言，如果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不能正常履行，其承担的风险仅为丧失一定期间可能的土地收益，而对于提供资金的一方，将实际上承担开发失败的几乎所有经济损失。这一合同当然属于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而如果将上述合同的相关条款修订为：合作开发项目最终不能完成的，提供土地使用权的一方也将能获得相当于该一半房屋面积的房屋价款的80%，其余20%作为其对合作开发项目最终不能完成的风险承担。该合同同样属于分担风险的比例与其就合作开发目标顺利实现时所约定分享的利益比例相比严重失衡的合同，不能将其认定为“共担风险”的合同。当然也有人认为，只要双方约定共担风险，就应认定为合作开发合同，风险的分担比例应当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约定，法律不应无端干预。但，笔者认为，如果法律对于当事人风险的分担比例完全不加干预，将给当事人规避《解释》第二十四条关于转性合同的规定留下巨大的空间。当事人很可能约定利益分配时一方享有固定利益，而风险分担时，该方承担极小的比例，甚至只是象征性的1%或更少。

由于合作开发的复杂性，在实践中有很多情形并非能够通过上述规定条件直接就可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实践中，很多合作项目的立项、规划等建设审批文件均办在土地方一方名下，而且在项目建成后房屋产权也办在土地方名下进行项目的销售、租赁等经营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合同性质的判定工作就存在很大的难度。

二、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在实践中，由于情况的复杂性，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也呈现出多样性，下面本文就其中争议较大的几种情况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1、签订合作开发合同时，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合作条件一方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合同法律效力的认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符合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条件的，不得转让;同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据此，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取得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必须具备的条件，如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的情况下所签订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被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时，该合同的效力又如何认定呢? 的确，依照上述规定，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只有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才可籍此表明其为该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才能依法享有处分该土地使用权的权利，由此转让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就属于无权处分的情形。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认定，《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因此，根据对《合同法》的相关理解和当前的审判中“不轻易确认合同无效”的原则，笔者认为：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而签署的合作开发合同应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提供土地使用权一方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该无权处分行为在转让方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之前属于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但该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待定不是无期限的，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前，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就不宜确认该等合作开发合同无效。

2、以未完成25%投资的土地作为合作条件的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法律效力的认定同样，《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符合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条件的，不得转让;同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据此规定，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不仅应当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还应达到一定的投资开发条件。如未达到上述25%开发投资比例而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被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时，该合同的效力又如何认定呢?

笔者认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作为行政性法律，其规范调整的主要是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第二个条件的立法本意也只是对土地使用权人“炒地”行为的限制，属于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对土地转让的一种监管措施，而非针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这种债权行为所作的禁止性规定。因此，该法所作出的转让的土地没有达到法定投资开发条件不得转让的规定，仅仅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规定转让的土地不符合法定投资开发条件的，不得办理土地使用权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这属于因转让的标的物有瑕疵而致使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问题，可通过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和违约责任制度对受让人进行救济，不能因而否认合同的效力。

此外，相关的司法实践也已支持了这一观点。在柳州市全威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柳州超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南宁桂馨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关于土地转让时投资应达到开发投资总额25%的规定，是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标的物设定的于物权变动时的限制性条件，转让的土地未达到25%以上的投资，属合同标的物的瑕疵，并不直接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中的该项规定，不是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超凡公司关于《土地开发合同》未达到25%投资开发条件应认定无效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3 可见，即使未达到开发投资条件也并不影响被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合作开发合同的有效性。

3、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合作条件的合作开发合同法律效力的认定划拨土地取得是无偿的(开发成本除外)，没有使用期限，因此《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对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处分设定了较多限制性条件。《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就明确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除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况外，不得任意转让、出租、抵押。” 由此，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如果违反，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合同应当无效。最高院在处理辽宁盛大房地产开发公司与辽宁省交通房地产开发公司联合开发合同纠纷案时也认为，辽宁盛大房地产开发公司与辽宁省交通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中约定的土地使用权系辽宁盛大房地产开发公司划拨取得，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及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该协议应当认定无效。4 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土地市场的繁荣，使得一些划拨土地的使用权人为获取利益，将划拨土地进行转让的现象增加。在这一情况下，《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由此，被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合作条件的合作开发合同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已经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综上所述，由于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实践中须根据个案具体情况来认定一个“合作合同”是否为于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更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解释》24条只是规定了一个原则上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尚需承办法官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当然，在实践中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所以对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其法律效力认定也是要具体分析的，相信随着司法实践的逐步增多，相关的规定会更加完善。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5号)第十四条：“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

2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版)，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