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仇和现象”

第一篇：批评“仇和现象”

近日看了连续两期《南方周末》（分别为2004年2月5日和2004年2月12日）对仇和的报道，才大致了解仇和其人其事，看完后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总想说点什么。我想，与仇和其人其事相类似的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而且他的作法也与我十年前的农村生活经历有些相似，现在既然他在全国出了名且升了官，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让其他人仿而效之呢？因此我不得不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想从公民权益的保护说起。

在新闻报道中，仇和曾经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也曾经扣发职工的工资来修建一些交通设施，凑巧的是我也曾经是一名教师，也多次被镇、县各级机关以各种名义扣除过很多个月的工资，用来修路啊办学啊捐助希望工程等等。那时候我们每个月正常的工资通常只能发给国家规定工资标准的一半（原因是地方财政经费不够），而且常常拖欠一年后才能发放，自己的生存根本就没办法解决，没有办法了只好自己离开教师职业（那几年与我一样离开教职人也较多），毕竟要先吃饱肚子后才能工作啊。到了后来，我便关注这方面的法律及其他规定，可怎么也无法找到政府随便扣发工资的依据，而且就是所扣发的工资的去向谁也并不清楚（天知道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不是没有同情心的人，我也曾经主动向希望工程捐过款，也曾经自愿向经济困难的学生捐过款，也曾经向抗洪抢险方面捐过款，等等，但是后来一想，如果光凭扣发我们的工资与捐款来保证他们修建公路修建学校并使每一个适龄学生都能上学，无异于白日做梦。所以我就想，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或方式来解决这些事情，而单凭某个领导一时的心血来潮想出个什么花样来“临时处理”，恐怕难于解决根本问题。而且，如果我上有老人下有小孩需要我来照管，又应该由谁来帮助我呢？如果按照仇和的做法，恐怕全中国的官员们都得扣发工资了：全国又有哪一个省市没有急需要办理的公益事业哪里没有面临失学的孩子等等问题呢？

报道中提到拆迁问题，报纸原文中是这样说的：“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加上沭城居委会的干部，一共出动了300多人，居民限时必须搬完，书啊、被子用被单一裹，都被老百姓甩到门外，当时天下着雨，租板车的价格都涨到了40元一车。”我不知道被拆迁的人是否得到了足额的补偿。无独有偶，前些年听说一件征地与拆迁的事情，某乡镇为了修建公路，拆除了路边一家农户的房屋也征用了他的耕地，但是因为补偿无法到位，导致这家农户几乎是无家可归无地可种无饭可吃，甚至是告状无门。我不知道如果这个家就是仇和的家，他会做如何感想？对于修路，这家农户也和其他人一样都非常赞同。现在很多地方都爱搞什么“投票决定”，比如修路之类，肯定会有多数人会表示同意。这种做法乍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是我们不能为了使大多数人得到好处而牺牲某一个体的合法权益，让其蒙受极大的损失甚至面临绝境，也就是多数人虐待甚至损害少数人。拆迁无可厚非，但必须依法，并应加强对受损害者或弱势者予以相应的保护，缺少了对具体的每一个个体的权利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又将从何而来？

其次，我想说说谁来监督仇和。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仇和的行为并不是都能得到其下属的赞同，甚至很多人或明或暗地与其进行了对抗，但谁也无法对其左右，引用报道中的一句话就是“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县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谁又能监督他？所以不管对也好错也罢，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就算，这与封建社会里独断专行的家长式作风有什么两样呢？更不用谈什么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了。所幸的是从报道中来看，仇和此人为官清廉，如果有人也像他一样我行我素，但却是程维高、胡长清之流，将给人民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而且如果他出现重大决策错误而给人民造成较大损失时，该如何处理呢？等等等等。

第三，谈谈仇和与吕日周的对比

报道的前言中说到“仇和的做法让人容易想起吕日周”，但在我的印象中吕日周与仇和的显著差别就在于吕日周的行为并不十分“过格”，这个“格”就是国家的法律与基本政策。但仇和却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某些行为几乎可以说是对法制或制度的践踏，相信读过相关报道的人都有所了解，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今人看见长城时肯定会对秦始皇感谢不已，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否则我们怎么能够看到这壮美的景观呢？我们当然不会也无法去切身体会到孟姜女哭长城时的悲恸，更不会看到漫山遍野的尸骨。仇和当然不是秦始皇。我并不是全面否定仇和，对于他整顿机关作风、反腐败、加强经济建设等等，本应是作为地方行政首脑的应有责任，如果成功可以借鉴其经验，如果失败则可以汲取其教训，不必反应如此强烈。但我看不懂仇和所说的：“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结果，不重过程，所以有时表现出急躁的情绪。”甚至无法评论他所说的：“西方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时，在我国这种人均GDp时，哪里有人权呢？”“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的理论是何等荒谬。至于仇和卖光企业、卖光学校、卖光医院的作法，是否经过了必要的监督是否侵害了国家及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是否正当，等等，尚待调查研究。但我很同意毛寿龙先生的话：“好制度胜于精英政治家”。也许仇和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一心为民也是最急切想办些实事，而且其他人则不同，而且也相信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所以自己的想法别人未必赞同群众也未必能够理解。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引用仇和自己的话说：“我们四年不懈的努力、流淌的汗水、付出的辛劳，在得到群众认可、社会认同的基础上，终于得到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认定，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安慰的呢？”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仅是一厢情愿，我也并不赞同官

职的升迁就表示得到上级和人民群众认可这一结论（报道中不是就有很多越腐越升的案例吗？——当然我并不是说仇和腐败）。就算是仇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职位的升迁，但我也只能说这可能只是当地人民的“幸福”，但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悲哀。如果真像有的报刊所说的“我们需要仇和这样的‘铁腕’”，大家仔细想想，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模样？！

2004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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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仇和现象看管理与发展

从仇和新政看管理与发展

仇和新政百日昆明的温水烧成热水

4月5日，距去年12月28日仇和就职昆明市委书记刚满百日。在这100天中，仇和的影响力已通过各级政府机关，传达至黎民百姓。“昆明的温水一下子被烧成了热水”，昆明一名官员说，“仇和的到来，让昆明整座城市动了起来。”对急如闪电的仇和新政，社会有赞有弹。面对外界评价，仇和在2月14日的一次大会上表明态度：“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

从“仇旋风”到“仇河长”

仇和提出河长制治污，他本人任盘龙江河长，市长任新宝象河长

今年1月17日，仇和新政中最具分量的规划框架出台，3个指挥部、一个领导小组成立。它们分别涵盖4个领域：城乡规划建设及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滇池治理、工业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和城中村改造。这4个领域都是昆明长治难愈的顽疾，仇和亲自担任指挥部“政委”。

仇和宣布，在太湖治污中行之有效的河长制将被引入滇池治理，入湖河道流经区域的党政“一把手”要对辖区水质和截污目标负总责：盘龙江河长仇和，新宝象河长张祖林，大观河长杨远翔„„

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

“一旦发生地震，城中村将成为坟场”，仇和提出5年改建336个城中村 一位官员说，在仇和来之前，关于城中村的提法是整治，但由于各方利益纠葛，一直停留在讨论上。仇和一提出就有明确的时间表：5年内改造重建336个城中村。

仇和刚到昆明就去地震局调研。他说，自己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昆明就坐落在地震带上。“一旦昆明发生地震，那昆明的城中村将成为坟场。”

在市民看来，敢于动城中村这个硬骨头，说明仇和的魄力和胆识。2月27日，7个城中村开拆。昆明市政府办公厅秘书长陈勇表示，城中村改造政府不追求任何赢利，要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

公布党政一把手电话

仇和的电话是0871-3101175，市长张祖林的电话是0871-3135514 1 “软环境”在昆明已成为一个流行词。仇和在昆明公开领导电话，精简行政审批，一线工作法都被归为软环境建设之列。

2月4日，昆明市委、市政府规定，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要在媒体上公开亮相，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监督。仇和在公布各级单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电话后，2月19日，他将自己和市长张祖林“下班以后”的工作电话也公布了，专门接听每天下午6点以后至次日早8点30分以前的来电。

仇和的电话是0871-3101175，张祖林的电话是0871-3135514。这样一来，昆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工作电话24小时全天候开放，24小时有人值班接听。

市长接待日怕踩伤人

首个接待日，百姓对地方政府充满期望，每人都问“我的事能不能解决”

除公布各级领导的电话，仇和还在每月的20日设立市长接待日。3月20日，首个市长接待日，来访人数依然让人吃惊。陈勇本是陪市长接待，但人数太多，怕踩伤人，他只能去维持秩序。

陈勇说，看到当时的场面，老百姓对地方政府的期望，“让人觉得挺难受的”，几乎每个人上来问的一句话就是“我的事能不能解决”。1/3的公务员要去招商

“奖要奖得心动，罚要罚得心痛”，仇和把招商任务逐级分下去

李伟明（化名），昆明某区负责人。他说，仇和现在基本上已成了“167工作坊”，也就是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个小时。更让李伟明感觉有压力的是，晚上还组织强化学习招商引资技巧或政策法规。

不仅是李伟明有压力，仇和“三分之一公务员去招商”的言论让所有公务员心里发慌。全市成立了35个招商局，每个局必须抽调3-5人进入招商局招商。

对招商，仇和说过，奖要奖得心动，罚要罚得心痛。他要明确“一把手”在招商引资中的第一责任。昆明的各区各个单位都在签订责任书。招商的责任被一级一级地分下去，街道办事处也要承担分下来的招商任务。有的公务员也明确表示不喜欢这种形式。但在昆明市政府专家组成员熊思远看来，这种形式是锻炼干部市场意识的一种很好的办法。

教改医改的温柔一刀

仇和在昆明的医改和教改比宿迁要温和很多，并没有一卖而光，允许股份制改造

进入3月，熊思远发现仇和终于要在医改领域推进改革了。他说：“当年仇和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对医院和学校的拍卖，‘仇卖光’就是这样得来的。”

“社会办医院，政府管医院”的“宿迁形式”在昆明上演。3月3日，一份《关于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出台，提出的初步目标是，到2012年，民营医疗机构资产占全市医疗总资产的比例达到70%以上。但熊思远发现，这次医改比宿迁医改要温和许多。在昆明医改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强调，医改不是对医院一卖了之，更多的是医院内部机制的改革。

昆明教改比医改更温和更有耐心。2月26日，昆明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的教育改革文件只是强调了允许“国有民办”、允许“股份制改造”。

李伟明说，仇和在医改和教改的方案中，强调的是政府应承担的公共职能不要打折扣，在保证这个的基础上，引进民间力量，扩大资源增量。5个倒逼拷问“一把手”

以目标倒逼进度、以时间倒逼程序、以社会倒逼部门、以下级倒逼上级、以督察倒逼落实

针对各领域改革的推进，仇和于3月1日推出 《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以此加强对改革措施的监督。全市各级机关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将依照办法问责。

昆明市监察局局长丁仕凯曾说，如今行政工作主要有“五办”、“五倒逼”的具体方针。“五办”是：对基层、企业、群众亟待解决的问题 “立即办”；对老大难问题“主动办”；对带普遍性的问题“上门办”；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跟踪办”；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问题“公开办”。“五倒逼”是指以目标倒逼进度、以时间倒逼程序、以社会倒逼部门、以下级倒逼上级、以督察倒逼落实。

两次跟偏的**

长期以来形成的唯上不唯下的体制，让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

仇和对官员的严格在3个月里遭遇到了两次**。

一个是元旦前，仇和到富民县调研，与随行官员共进午餐。席间，仇和提议每盘菜放一双公筷、一个公勺，吃不完打包带走。元旦后，富民县召开大会，县政府办公室发布文件规定，在公务员中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违反3次，单位领导将被撤职。

另外一个事件引起更大争议。2月20日，在一次专题讲座上，一个姓蒋的干部打瞌睡，仇和对他提出了批评。两天后，这位干部被要求辞去职务，并全县通报。

这两件事情引发了关于仇和人治和唯上级论的质疑。熊思远认为，这是有的干部长期以来形成的看上级脸色的习惯，“跟仇书记跟偏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唯上不唯下的 3 体制，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冀望打好昆明底子

对于仇和得罪官不得罪百姓，市民表示赞许，认为他是在做实事。

仇和对企业家的重视影响着官员的态度。仇和在一个场合碰到云南白药厂党委书记，他主动询问白药厂有什么困难。党委书记就说白药厂的土地手续问题几十年一直没有解决。仇和听了后，立刻找了相关秘书，并告诉党委书记，晚上10点就会开会解决你的问题。晚上10点，仇和打电话给该党委书记称，问题已解决。

仇和得罪官不得罪百姓，昆明的多位市民表示赞许，认为仇和是在做实事。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担心。“我们老百姓要的是结果。”市民化有才说，看到结果才算真正成功。

昆明一个网友曾在论坛上写道，希望仇和能在昆明待够10年，把昆明的底子打好。

旁观者说

吕日周：请关注仇和慈的一面

吕日周，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曾轰动全国的小说《新星》中改革者李向南的原型之一。4月2日，吕日周在中国行政学院讲课，主要就是讲对仇和改革的一些看法和思考，讲题是《求天求地不如求和》。

吕日周说，在改革创新中，必须有人带头。这种行动，可叫“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任何个人是没有力量的，不是仇和有多了不起，而是他代表了人民，人民支持他。每一项改革，只有人民得利才会成功。之所以有争议，是在利益调整中，要把计划经济的权拿出来交给市场、交给人民而遇到的暂时的痛苦，这不是改革的对立面，改革唯一的对象就是旧体制。关于仇和，新闻界更多关注他严的一面，几乎没有关注他慈的一面。仇和在宿迁时，一名干部住医院，他去看过3次。目前，对仇和慈的一面反映得太少了。

“仇和对老百姓好，对官员苛刻”

主席台上的仇和突然指着台下一位正在打瞌睡的青年干部说：你站起来，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来开会还是来睡觉的？

一时间全场目光聚集到仇和手指的方向，惊醒的青年干部慌忙起身，面对仇和的询问不知所措，稍后在旁人的催促下他报出了所在单位。“好，你坐下。”仇和说。2月20日下午，在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发生的“瞌睡门事件”，再次显示了仇和整肃官场风纪的凌厉性格。事发两天后，那位蒋姓青年干部所在的呈贡县召开县纪委会议，蒋被要求辞去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此事还向全县干部通报。昆明官场似被猛击一掌，“压力大啊，‘人人自危’哪！”一位市里的局级干部感慨万分。10年前,仇和在江苏沭阳任县委书记时，一位副县长开会迟到，仇和抬腕看 4 看表：“你迟到5分钟，站着听吧。”岁月流逝，这位中国改革风云人物的刚正秉性依然纤毫毕现。

去年12月24日，仇和甫抵昆明就旋风般走访市属各部门和区县，行动之迅猛、思维之敏捷，让习惯于慢条斯理的昆明官场受到空前的震撼。此前，关于仇和将主政昆明的传闻不胫而走，当地官员们更多的是对这位“改革猛人”的好奇，有的县区还派员到仇和曾任职的宿迁考察取经，仇和的改革故事激动人心，但他们还没有真切感受。令人始料未及的则是“仇旋风”的强劲势头丝毫不减当年，昆明的官员们很快明白，仇和还是那个仇和。履新60天的仇和用行动警醒下属，如果一个官员不能尽到民众公仆的职责，他的仕途就到了终点。

“仇旋风”初次拂面而过，有心理准备的辖区官员便闻风而动。昆明新城所在的呈贡县新年伊始就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针对酒风盛行的陋习向全县官员下达“禁酒令”，规定除非接待县外来客或协调重大事项，公务员一律不得饮酒，并规定了惩戒条款。该县财政局局长尹宏说：“现在吃饭都是拿茶杯碰碰，意思一下。晚饭也不敢喝，晚上经常通知开会，脸红脖子粗喷着酒气进会场就完蛋了！”该县县委书记曾告诫说，会带着电视台记者暗访，发现违规饮酒者就曝光。这位书记还在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上用目光仔细搜寻打瞌睡者，“如果发现有人睡觉，今天就免两个给你们看看！”会场里人人振作精神，无一懈怠。

也有把事情做过头的。今年元旦前两天，仇和到富民县调研，与随行官员共进午餐，餐桌上摆了17道菜和一道面点，席间仇和提议，能否每盘菜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吃不完的菜打包带走。富民县立即行动起来，1月7日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县委领导亲自部署，要求以此为契机“培育文明就餐新风尚”，同时还成立了领导小组，县政府办公室发布2008年1号文件，规定首先在公务员中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随后再推广到全县，违者轻则批评教育，违反三次单位领导将被撤职。富民县的这一超常举动受到网上热炒，舆论认为仇和的建议无可指责，只是以政府文件、大会动员的方式落实领导建议很有“作秀”的味道，反而让仇和下不来台。对此，昆明一些市民开玩笑地说：“看来，官员的理解力亟待提高。”

昆明官员的问题，市委自己总结出四点：思想解放不到位，理念观念落后；深化改革不到位，体制机制不顺；作风建设不到位，执行力不够强；严肃执纪不到位，工作效率不高。丁仕凯告诉记者，昆明市委正在采取“五办”和“五倒逼”来改革官风。

“具体就是，对基层、企业、群众亟待解决的问题“立即办”；对老大难问题“主动办”；对带普遍性的问题“上门办”；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跟踪办”；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问题“公开办”。”

丁仕凯说，““五个倒逼”是指以目标倒逼进度、以时间倒逼程序、以社会倒逼部门、以下级倒逼上级、以督察倒逼落实。”

他还介绍说，行政问责范围已经从全市各级行政机关扩大到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及其所属机构，工青妇和公立学校、医院、科研院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也在其中，“凡是党能领导的地方都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

据透露，两个月来，昆明市已经对全市506项市级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清理，只保留197项。对17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全面清理，只保留95项，决定免收77项。

丁仕凯说：“免收费用由市级和各县（市）区财政给予相应的经费安排。政府增加了点行政成本，市民就减少了支出成本。”

潮打春城。昆明新一轮改革带来的新变化正在渐显。

2月29日中午，记者走出市委大院，坐出租车回办公室，司机是一个中年男子，“您在市委工作吧？”不等记者回答，他马上说：“现在当官不好当了吧？是该好好整治整治了。”

这是个随机采访的好机会。记者赶紧说：“我不是当官的，我是记者，您详细说说您的看法。”他马上打开话匣子：“别的不说，就说规划，您看看———”他用手指着车窗外一处正在开挖的街道，“就是这样，这个城市20多年没有一天是完整的，这农民盖个鸡圈脑子里还有个大致的规划，也不能年年拆，年年建。这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呢„„”。

用纳税人的钱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或许这就是新一轮改革瞄准的民生目标。就在记者发稿的时候，3月20日，昆明市迎来了首个市长接待日，很多市民深夜排队等候市长接待，向市长反映急难问题。昆明市还专门设置了候访休息室„„

据悉，仇和对富民的举措一直保持沉默，但日前在昆明市的“两会”上，他脱稿表示，公筷公勺的建议初衷是杜绝浪费，吃不了的才打包带走，但富民县发文件的做法不妥。

仇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给温吞已久的昆明官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官员们真切地感受到当官不是美差，而是苦活儿、累活儿。仇和要求所有领导干部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着，他自己以身作则，并经常在凌晨一两点还打电话布置工作，一位市委 6 常委说：“凌晨我才接到仇书记的工作安排，早晨6点半他又来电话，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种敬业精神令人佩服！”知情者说，由于层层要求，昆明市大多数机关干部的手机彻夜不敢关闭，唯恐领导找不到，贻误事情“乌纱”难保。

仇和的“一线工作法”颠覆了昆明官场的传统行政模式，“干部在一线工作，决策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创新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验。”他在市委全会上对城市管理部门说，你们的办公室就在街上，你们不应该只坐在办公室里，要批文件晚上回办公室批。“要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反正都是60岁退休，争取每天多做几件事。”一位副市长说，不到一个月仇和给她的批示就有100多个。

仇和在一次大会上说，年终要考核，如果大家不努力，到时在座的有人就撑不到底了。当时全场哗然，议论沸腾。相当一部分作风庸懒拖沓的官员自知大势不妙，或反躬自省，或主动适应，甚至抵触情绪也逐渐消融。

昆明约有300个“城中村”，长期以来一直是这座著名旅游城市的“疮疤”，屡遭诟病，政府似乎无可奈何。仇和在他的施政纲领中掷地有声地提出，5年内基本改造完“城中村”，市民备感惊喜。官渡区率先行动，2月23日与33家企业签约，采取政府主导、吸引社会资本等方式，誓言5年改造辖区内102个“城中村”。一位私营地产公司董事长感慨地说，以前向政府提议参与“城中村”改造无人理睬，现在政府主动找上门来，“仇书记就是不一样啊！”

云南省和昆明市的高级官员对仇和在昆明推行的新政颇多赞誉，官方、民间支持的声音占据着舆论的主流。云南省省长秦光荣近日对本报记者说，“我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省里一定要支持仇和！”昆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红苹对本报记者感慨：“能和这样有水平、有能力的市委书记共事是幸福的！”她说，仇书记的工作节奏极快，“我现在连高跟鞋都不敢穿，办事一路小跑生怕跟不上。半夜三更电话一响，不是市委秘书长就是仇书记秘书打来转达仇书记的工作安排。”媒体海量刊载了市民对这位新任市委书记的正面评价，情真意切、厚望殷殷，他们从不同角度感受到了昆明公务员队伍的变化。一位基层官员说，如今不像以前那样办事四平八稳了，加班加点，晚上经常开会，有时甚至到凌晨1时，“当官累啊，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越辛苦，责任越大！”昆明市另一位局级干部说，仇书记上任后，昆明官场正气激扬，就连那些有怨气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仇书记对公务员要求严得几近苛刻，但他对老百姓是真好。”仇和在昆明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式上的感言，充满对百姓疾苦的切身感受，切切真情催人泪下，“他对老百姓的好是发自肺腑的。”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月20日，49岁的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当选为江苏省副 7 省长，顿时引起内地媒体热议。十年中，仇和为实现宿迁从谷底奋起的种种努力引已发起太多的争论，使他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符号的政治明星。有观察家说，仇和晋升副省长折射出内地干部评价体系的日益成熟，和用人导向上的微妙变化，值得细细揣摩。

围绕着仇和的一切争议都是从江苏省最穷的市—宿迁开始的。1996年宿迁建市初期，人均GDP还不到江苏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排在苏南、苏中和苏北之后，被称为江苏经济的「第四极」。4年改革沭阳翻天变化

1996 年9月，仇和任宿迁市副市长。三个月后，他主动要求担任宿迁市最大、也是最乱、最穷的县—沭阳县书记。4年后，那个当年被很多人认为「就是神仙来了也搞不好」的沭阳县发生了巨大变化：580多公里的水泥路面交通网从无到有，破败凋敝的县城、集镇建设一新，上千家加工企业「冒」了出来，还有240多名问题官员被抓或被处分。

仇和坚信，工业化是投资的乘数效应，城市化是消费的乘数效应，而市场化是工业化、城市化二者的综合乘数效应。于是，他在宿迁始终坚持工业突破第一、招商引资挂帅。为此而推动的大规模拆迁让仇和处在舆论的焦点，「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拆了你莫哭，没拆你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面对异议，仇和的逻辑是：在宿迁这个农业大市，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工业和城市。建设小城镇，鼓励农民进城入居、进城入市、进厂就业，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由此，仇和主张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到城镇 投资兴业、安居创业，变纯生活性消费为生产性投资，增强财富积累的有效性。从前告状人如今诚服

沭阳县的一位前政协高层说，以前仇和刚搞小城镇建设时，很多人到处告状，认为他在「瞎折腾」。但后来那些告状者自家的房子搬到镇上后，日见升值。一位当年带头告状的老同志笑称：「看来当年是我们落后了，没有仇和看得远。」

经过4年卧薪尝胆，长期处于谷底的宿迁，经济与人气发生了巨变。5年中，宿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6%；财政收入破天荒地达到25亿元。

仇和在宿迁时的秘书谢新松说，仇和博览群书，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文版就看了7个版本，《世界通史》看了3个版本。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政府的革命》一书中提倡的「用企业家的眼光来审视政府的运作」。仇和把宿迁看成一个大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

争议仇和：探索vs蛮干

从2000年开始，宿迁市通过净资产转让、无形资产竞拍，股份合作制和兼并托管三种形式，将全市135家公立医院中的124个乡镇医院和9个县级以上医院进行了产权置换。医疗事业基本实现了民营、股份制，政府资本完全退出。

这个改革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认为这是政府在甩包袱，很可能会破损害医疗的公平性。但仇和认为，社会事业政府包办的最终结果只能是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基本医疗应该放开，在充分竞争中实现消费者与服务提供者的利益均衡；公共卫生则须由政府负担，由财政托底。

最后，宿迁的社会医疗投入持续增长，在全国医疗服务价格持续飙升时，宿迁的医疗服务价格持续5年下降，一些在苏州、南京打工的宿迁籍患者甚至跑回宿迁看病做手术。而最令人担心的农村公共卫生建设，也在全省率先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防保网络体系。

干部任免条例全国推广

而在政治领域，仇和在沭阳县书记任上就在全县推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解决群众与干部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这一做法得到中组部充分肯定，任前公示制后来被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并在全国推广。

从仇和的升迁可看到，内地现在宁用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争议」干部，不用「宁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千万别出事」的「稳妥」干部。仇和升迁与其说是对仇和个人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仇和所释放出来的改变落后县市依靠自己、敢闯敢干的探求精神的肯定。

他是体制内官员，但他的许多做法又与现行官场制度背道而驰

“实在抱歉，仇书记暂时不打算接受媒体采访，两年内他不会接受采访的。”这是仇和秘书对我们采访要求的回复。

仇和，现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在担任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时曾以“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而闻名。

在中国官场，很少见有一位地方官员职位的变迁引发媒体和网民的关注。仇和从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副省长，再到昆明市委书记，一路走来，不但媒体广泛报道，而且网友也热议其中。

改革者、酷吏、官员秀„„在一个地方大员身上如此多的标签让人们目不暇接，争议的仇和留给了人们无尽的仇和式的争议。他是体制内官员，但他的做法又与现行官场规则背道而驰，这种个人化的施政做法显然不是既有制度所能催生的。

他的明星之路起步于宿迁，最发达的江苏省里最不发达的地区。9年里他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为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在他的任内，各种激进甚至带有一定程度挑战意味的做法，很快就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南方周末》曝光；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2003年，宿迁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两个半月时间，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江苏一位官员评价，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实属罕见。而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仇和。

宿迁市委副秘书长申思春对记者表述了他对仇和的评价——“破局者”。“在宿迁这样一个不发达地区，不用一些特别的做法，只会越来越落后。”

仇和面临的困境是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官员所共同面对的——如何能使自己的辖区用最快的速度追赶上先进地区。

仇氏“新政”并没有脱出“一把手”的长官意志。他是用传统的强力政治的手段推行自己的理念。他甚至会在查官员是否在岗时查到下属如实回答“我在尿尿”。

在经济改革上，他又显然是一位自由市场经济的追随者。打破官办学校和医院体制，至今在中国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他所留下的大力招商的模式至今仍在宿迁实行，他的继任者张新实甚至提出官员要为企业做“帮办”的狠话。

2006年，当仇和升迁江苏省副省长时，波士顿大学的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就发表议论说，仇和的升迁引发了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但是“中国可要比宿迁市大得多”。在担任副省长的两年多时间里，仇和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举措。

出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后，久违的“仇氏旋风”再度刮起。上任伊始，仇便放出狠话：“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有陪同仇和下乡考察的官员说，有一次他去一个县视察，该县长以高标准的酒宴招待他，他当场就问：“是你买单还是我买单？”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10 详细公布了昆明市所有党政机关一把手的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在民众抢购下，《昆明日报》不得不加印了3万份。

接着就是“瞌睡门”事件，在2月20日召开的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会上打瞌睡，被仇和毫不客气地“揪”出来，当场勒令辞职。昆明市已从各部委办局抽调了100多人培训，并组成35个招商分局，分赴全国各地展开拉网式驻点招商。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昆明市招商引资任务将是2007年的两倍。仇和 官员

1957年出生。历任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等职。他在主政宿迁时的一系列超常规的激进改革，使他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2007年12月，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激进的仇和成名了；在一个更显赫的位置上，他还能保持这种激进吗？

这本是江苏省内的一次普通工作会议，但却吸引了全国很多媒体的关注，甚至一些海外的媒体都发表了相关的评论。

标题无一例外凸现10月9日这次会议主持者的名字：副省长仇和，曾经的中国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成名仇和本是农民出身，1957年出生在江苏盐城滨海县农村。1978年他考上了大学，这成为仇和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当时稀缺的大学生，他进入省农科院工作，两年升为副处级。

1996年，仇和作为江苏省派出深造人员，从美国学成归来，并在39岁的时候担任宿迁市副市长兼下属的沭阳县县委书记。2000年，仇和升任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8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宿迁市委书记。

在地理版图上，仇和所在的宿迁市在省内都是个默默无名的地方。这个10年前新建的地级市历史短，虽说行政级别和江苏的苏州、扬州一样，但名气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更要命的是穷，在江苏这个富裕省份，如果说宿迁在江苏有什么特点，那就是“突出”的穷。1996年宿迁建市初期，人均GDP还不到江苏省平均水平的1/3，仅相当于中部地区的1/1.7，被称为江苏经济的“第四极”。这个排在苏南、苏中和苏北之后，既穷且大的宿迁成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板。

然而就是在这个“穷乡僻壤”，仇和的命运在2004年发生了转变，依靠一系列激进的人治色彩浓厚的改革措施，他一举成名。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 2003年，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当年的7月12日至10月2日的短短时间内，央视《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

“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民间段子如此描述。

2004年2月5日，一位南方的记者发表了《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一文，迅速引起全国性的轰动。

仇和出名了，一场关于“仇和现象”的讨论随之而来。

视察

2004年5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造访宿迁，视察当地城乡状况之余，和当地百姓进行直接交谈，而仇和也当面汇报了自己的工作。

一位陪同视察的宿迁市级官员回忆，胡锦涛当时听得很认真，也问得很细，但没有表态。“仇书记汇报时，胡总书记问到了公推公选等政治民主制度建设的情况。”

此后发表的报道称，仇和理解胡总书记当时的话的含义是，“选一个人，是机制，选一套班子，就是制度了。”

5月6日，新华社公开报道了胡锦涛此次视察工作。报道引述胡锦涛的话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是内在统一的，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正确的政绩观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兢兢业业地干好工作，实实在在地创造业绩。切实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的事，多干长远起作用的事，扎扎实实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宿迁市委副秘书长刘斌就此理解为，对仇和所做的改革不要去争论法律依据，这些改革本身就是破除不规范的东西，消除矛盾，在制度无法推动制度建设的情况下，试图用人治的方式最终推动制度的建设、健全。

此后，包括审计长李金华等在内的省部级官员有近40人次到达宿迁，其中国家各部委、中纪委、中组部的副部级以上官员有15人次之多。

升迁

2006年元旦，严肃的仇和一反常态，给宿迁的每个官员都寄去了一张贺卡。而跟随他多年的身边工作人员，也出现了新的工作安排。

1月20日上午8点30分，江苏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进入选举程序，要从两名候选 12 人中投票产生新任的副省长，仇和名列其中。

当时仇和坐在主席台的第四排，穿一件藏青色西装，配上一条灰色带花纹的领带，白色的衬衣袖口特别醒目，而他一如既往地表情严肃。

9点投票开始，大会共发出736张选票，收回有效票733张——仇和得票541张。

9点50分左右，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宣布仇和当选江苏省副省长，负责协调苏北发展、城乡建设、交通、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工作。

在10月9日的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仇和的讲话一如既往的严厉，要求用“最坚决、最严格、最彻底”的措施，彻底整治“小化工”环境污染和安全问题。

对仇和而言，治理工业污染的困难并不比他之前遇到的麻烦小。

化工行业是江苏省的“第一排污大户”和生产安全事故高发区，江苏上下一直有整治化工行业的呼声，但多年来始终未见显著成效。

在激烈的言辞之后，是否有激烈之举？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还不得而知。

论昆明吏治新政

丁亥岁末，苏省大员仇和者奉派署理昆明，迄今仅一月有余。虽然，则政令频出，滇省震动，坊间哄议，褒贬参半，抑扬兼备焉。

该员下车伊始，访民情于陋巷，查吏治于衙司，阔论愿景于广众，切责惰政于府衙。草民殷殷冀望，吏员惕惕唯谨。新春甫过，布公吏员电话于报章，厉行官吏问责于禁制。以是观之，则戊子以后，春城吏员等或将如履薄冰也。

盖昆明谓之春城也，则春之惰，春之乏者，亦四季如春也。是以民惰官懒，庸常亦如春也。民之惰者，乃无争之驯良；官之懒者，其尸位而蹒跚。是故，睡美人污水沐浴，大省府昼夜壅车。飞花之市，彩云共红尘起舞；温良之乡，城管并小吏逞凶。诸如此类，难以尽书者也。

仇和以吏治为先，或将开滇省吏治之新局也。坊间或有讥评，以为非治本之良策也。余则谓：当此变局之际，首盼明君，次盼清官，再次侠客，此之谓草民三愿，三中得一，足矣。所谓治本之策，良有以，然形格势禁，非朝夕之功也。

是以仇和之吏治新政，可期可赞，拭目以待可也。

第三篇：对当代某些文学现象的批评

对当代某些文学现象的批评

近几年来，中国文坛上刮起了一股歪风，上阵的居然多是“娃娃兵”，中国的作家普遍少龄化。几岁的娃娃写写吃喝拉撒的事情，居然有出版商大捧特捧。十几岁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以自己幼稚的眼光看周围世界，装的是冷眼旁观少年老成，常常把美好的情感弄上些五花八门的颜色，写高衙内和西门庆大学生活若何若何，写潘金莲和几个男生有一腿之类的无聊事。这些奇思妙想，无非就是把张三的事迹改头换面，安置在李四头上，完全是文字垃圾。然而偏偏有人捧场，甚至有更多的怪异现象与之呼应，黄发绿眼，鼻洞胸花，据说这个就是他们称之为“个性”的东西。这群有“个性”的“花朵”、“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看得津津有味，掌声一路。三十多岁的自诩为“知名作家”的一部分文棍也摆开恶俗摇滚的架势，文字如同爆发的洪水，来势凶猛。《大话西游》、《大话慈禧》、《水煮三国》等等。让真正懂得文学作品真谛的人大跌眼镜。他们的思维能力如同依旧徘徊在六七岁之间。东家的淘气小男生捉了条毛蛐，把西家的漂亮小女生吓哭了，旁观的看客很得意，仿佛是自己的胜利。东家小男生给西家小女生讲了个蛤蟆吃大灰狼的故事，小女生破涕为笑，看客们依旧围观不去，觉得故事发人深省，受益不浅。最得意的要数那个所谓的“知名作家”了，书的销路上去了，半个月来盈利六位数，家里的麻脸婆可以更新了。

真正给中国文学支撑门面的还是那些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大师们。但是毕竟岁月不饶人，走个楼梯一步三晃，廉颇老矣，不能饭食。以前靠观风赏月寻找创作灵感，如今只能饭后剔牙抠搜写作材料。心疲神衰，写的东西大都“想当年”，或者“老吾老”，英雄守旧，整个一尊入定的老和尚。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引领我们开步向前吗？

曾经看到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书，读后感觉十余篇文章都是一个主题，只是围绕同一个观点翻来覆去说，把前一章节拿来稍作改动。当时很纳闷，仔细翻阅该书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好家伙，这个作家很牛气，居然在短短半月就洋洋洒洒写了一本百万字的人生哲学，而且修改数遍。那个作家在每篇文章后都注明写作时间，大概想让读者觉得“真实，不抄袭”。但是不料被行家看个大洞穿。人生哲学这个深刻的话题，必须经过对生活的慎密思考和对生命的认真探索，用心书写，完成的才是不朽之作。外国的哲学家创作一个哲学论题，需要三年五载，含辛茹苦。亚力士多德正夜站在大街上思考，牛顿在苹果园静坐，笛卡尔大热天裹毛毯围着火炉沉思。唯有中国的现代哲学家厉害，一场网球下来，沿着池塘走，注意些艳开的荷花，叫春的青蛙以及穿短裙的小姑娘。大为开心，灵感激发。赶紧回家，洗过桑拿，打好摩丝，正式办公。人有七情六欲，当然名作家比之更甚，其间猜想下刚才池塘边看到的靓妹的三围多大，给妻子和情人打电话信誓旦旦地说同样的话，发几声骚，肉麻地来个精神自慰。顿时，疲劳一

扫而光，吐两口唾沫搓手，之后一气呵成，把垃圾文字堆砌到凌晨五点，上床就寝是坐着火箭进入梦乡，一觉到了次日夕阳落下，醒后犹不愿起床，空虚无比，对镜垂怜，两目无光，想必“斯人也，当有斯疾”，感慨不已。突然，灵感又找上门来临幸他了，这个感慨不就是一篇极好的文章么，还等什么，赶紧„„

于是乎，许多人对中国当代文学大失所望；于是乎，更多人把目光转移向中国古典文学。而今当代文学的腐朽落末，却重温了古典文学的温床，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一件好事。不说了它了，由着去吧，也许明天能够从它烂掉的根部重新冒出希望的新芽。

第四篇：仇和感想

仇和感想

刚到昆明时，仇和说:“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八无”感言。“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 参加了全国“两会”的仇和，没能回去。

“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谈到简政放权时说，“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3月15日，总理记者会结束后不到20分钟，有“任性官员”之称的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3天后被免职。

从县委书记到省会书记，从江苏到云南，仇和一路升迁，同时也伴随着争议，就连他自己也曾对媒体说过，“被一路举报，但仕途一路惊喜”。

仇和落马后，记者回访他曾主政过的昆明，探寻他在这里留下的争议。

意外？不意外？

对于“明星官员”仇和的落马，不少人感觉有些意外。但对于云南著名反腐老干部、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和在仇和时期被征地拆迁的村民而言，毫不意外。仇和在任昆明市委书记时，杨维骏曾向本刊记者表达，对仇和的“全域城镇化”持反对意见。仇和铁腕推行的城中村改造，即使被不少当地人认为雷厉风行并成效显著，但其拆迁改造中，已经夹杂了私货，譬如随意扩大改造范围。杨维骏又给参会的几名省领导分别送了材料。会议结束时，一名时任省委副书记将材料递给白恩培，白将此事交由这名副书记处理。这名副书记当即将仇和叫来，说省委领导要求他停止对材料中反映的几处地方进行拆迁。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0年1月20日，在参加昆明市人代会分组讨论时，仇和对涉地腐败及官商关系进行了怒斥：“在我们城市，有些老板去绑架领导，去演皮影戏，领导是皮影，老板就是那个拉线人，领导是棋子，老板是棋手，这就是严重的腐败！” 如今仇和落马，回顾这些“怒斥”，格外讽刺。落马3天前，在“两会”云南团的小组讨论会上，他还说：“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的。”

仇和的江浙“亲友团”

刚到昆明时，仇和说自己在昆明“无亲无故，一定能无私无畏”。但他从江苏过来时，并非“孤身一人”，而是带过来一个“亲友团”。

从沭阳开始，谢新松跟随仇和长达13年，并担任过其秘书。仇和到任昆明3个月后，就将谢从宿迁调至昆明，任昆明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仇和被免职当天，谢新松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

云南省纪委工作人员曾向记者透露，仇和主政昆明后，不少江苏籍商人随即来到昆明寻找发展机会。有出租车司机介绍，城市建筑工地上，多见来自江浙的企业标识。这批商人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中豪集团原董事长刘卫高。仇和的商人“亲友团”在昆明大肆破土动工时，也给昆明惹下很多“事端”。

2009年11月21日，昆明螺蛳湾批发市场发生群体事件，不满拆迁的上千名商户参与打砸和围观，堵断交通。

另一重大群体事件于2014年10月14日发生在晋宁县富有村，事情缘起于双方长达数年的征地纠纷。当天，村民与“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的施工人员发生冲突，共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

据2011年11月昆明的《都市时报》报道，过去4年昆明种下了876万株树，于2010年摘取“国家园林城市”桂冠。但其街道绿化被指缺乏科学规划，有的街道边上种有两排甚至三排树。知情人称，不到一人高的树苗，从江苏运来，大约500元一棵。一木材商人估算后对记者表示，500元价格不低，何况数量多，其中利润巨大。

失地农民谁来管？

仇和的落马，被传与昆明土地城建系统的腐败有关。土地城建是云南腐败重灾领域，这在去年初中央巡视组对云南的反馈中已经明确指出。

2010年12月，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带昆明福海社区失地农民“公车上访”。但4年多来，失地农民的拆迁安置补偿怎么样了？

村民土地被征、房屋被拆后，只有租房居住。但房东多担心老人在自己房中去世，不愿租给老人。无奈之下，一些老人在原来的土地上搭建了简易的棚屋居住。但这些棚屋不通电不通水，燃气罐、香炉挤在狭窄的空间，安全隐患极大。生活卫生更是毫无保障。没水就在地上挖个水坑蓄水饮用。

富有村2014年10月发生的冲突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据富有村一村民介绍，近年来富有村土地遭多次征收，期间大概发生过五六次冲突。去年6月份，富有村村民也曾与“施工人员”发生冲突，双方均有人受伤。2010年前后的南车集团项目征地时，补偿标准引起村民不满，双方发生冲突。

如今，昆明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已经慢下来。去年7月，昆明原市委书记张田欣被调查之后，新任市委书记高劲松密集调研当地的城中村改造工程后要求，对于未审批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原则上不再审批；对于批而未动的，要做深做实前期工作，原则上暂不推进；对于已经动工的，要集中精力，破解难题，加快推进，克期完工等。

记者手记：仇和落马教训了谁

仇和对许多极乱待治的问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是要用人治来推动法制，用不民主推动民主。”

随着仇和的不断升迁，以及获多个“改革明星”荣誉的肯定，这一思想甚至被公然宣传。“为什么10年来一直以激进的方式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的仇和能屡踩红线而不倒„„ ”2008年年底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如今仇和尝到了苦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表述显示，他已不只是踩红线、打擦边球的问题。不可排除他可能真的拥有造福一方的为政理想和抱负，但不知道是怎样的思想变化，让他放松了对法纪红线的敬畏。一度，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举”的想法在不少官员中很有市场。仇和落马可以视为，围绕这类个性官员的争议有了一个定论，那就是无论出发点有多好，无论效率和效果有多惊人，总要以依法依纪为前提。

仇和行动上似乎并不避讳瓜田李下的嫌疑。在宿迁时期的“卖光”政策，在昆明时与商人“亲友团”密切互动，似乎大有身正不怕影歪的意思。直到他接受调查，人们才惊觉，所谓的“磊落”，也只是表演。作为一个高调“能吏”，有些人对他寄予了不少清廉幻想，但仇和最终还是用自己的悲剧证明了人性的脆弱和不可信，制度的不健全无法关住权力。这留给人们诸多反思和教训，不光是给官员的，还有那些为他叫好的旁观者。

一旦标榜为公利的权力任性不羁时，想要谋取私利也将轻而易举；

因为出发点是好的，就对他的独断容忍，那么当他谋取私利时，已经阻挡不及； 当他强势治吏时不依法依规还有人叫好，那么当他面对百姓时，就难保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对待。

仇和这类官员可能做出了一些政绩，造福了一些百姓，但他们的最终落马，再一次证明了，社会发展要有质量，不止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更是依法依规发展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内在质量。

仇和的身后是风暴？

如果想形容仇和被查的社会反响，“惊讶”必然有心无力。之所以反应强烈，很大程度缘于他身上“明星官员”的身份，以及如今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一前一后，反差太大。尽管曾经饱受争议，但仇和主导的“宿迁模式”广受推崇，甚至一反常态，毫不避讳“求天求地不如仇和”这样的舆论渲染。他的做法不但走进大学行政管理课堂，也被写入公开出版的《公共管理案例教程》，成为各地官员学习的“改革榜样”。

如今“偶像”坍塌，有些议论很正常。这至少意味着，明星标签并不能成为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护身符”。名声再大，口碑再好，有病在身者迟早还是会倒。组织不会舍不得，也不会有打击改革积极性的顾虑。中央一直强调，改革和反腐并不冲突。怕出事不能成为不做事的理由；同样，为改革做点事也不必然就不会出事。政绩和廉政不矛盾，想要惊喜还是惊吓，关键还是看自己。

仇和的铁腕一度带来“惊喜”。在单纯追求效率的年代，强势和铁腕确实能够快速推动一个地方的“旧貌换新颜”，可以快速实现某个阶段的特定目标，但却不适应可持续发展和“新常态”的需要。“独断专行”是把双刃剑，不仅会造成决策不民主，更危险的是，它会导致失范的权力系统很容易被腐败扒开口子。目前尚不知道仇和到底因何出事，但显而易见，不管在宿迁或者昆明，大刀阔斧的改革举动背后，都存在着实打实的利益空间。医改、教改和城建开发，都会成为权力寻租的沃土。

没有法治的改革会为腐败开路

从江苏宿迁市起步到云南高原执政，仇和被称为“最富争议市委书记”。他的铁腕整治吏治与超常规的改革力度，使他成为“另类官员”的代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改革明星”却在腐败道路上落马，怎么不引发人们的争议呢？

有人因为仇和的当年改革与政绩而为他鸣不平，认为这是个好官;也有人因为他腐败落马而否定他以前的所有的改革和政绩。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不妥，一个官员，既不能因为他腐败落马了而否定他确实做出的业绩，以及一些正确的改革措施，当然，也不能功抵过错，因为他有政绩而免除他的违法犯罪的处罚，功是功，过是过。但是，我们还是要深刻地反思，是什么让一个当年的“改革明星”堕落为一个路人皆侧目的腐败分子呢？

在仇和身上，展现的恰恰是所谓“成败皆萧何”，他的所谓铁腕整治吏治与超常规的改革，成就了以前的政绩显赫的仇和，也造就了一个双面的仇和。解开这个问题的密码，不妨追溯到2008年，在那一年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动员会上，仇和强调，要冲破“准我干我才干”、“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不断创新求变的求索作风。

仇和宣传的这些理念，与现代法治理念是相违背的。现代公法的理念是“公权力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公民权利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因为公职人员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必须法律所赋予才能行使，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而绝不是什么没有明令禁止就可以干。而在实践中，仇和走得更远，有些事情哪怕是违背法律，仇和也在“改革”和整顿吏治的名义下强力推进。比如，仇和要求居民公寓楼阳台周围的防盗笼必须拆除，这既无法律授权又明显侵犯公民私有财产，而他仍然不管不顾，通过行政命令强力推进，引发怨声载道。

“改革无禁区”的名义下，很多工作的确很快推进，诸如环境卫生、征地拆迁、招商引资，这让经济增长更快，官员的政绩更突出，属下官员也不敢乱作为，但同时就是破坏法治，侵犯公民权益，同时更是为自身的腐败鸣锣开道，这跟***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因为，官员铁腕改革与整治吏治，造就了官员本人的“一言堂”，没有人敢反对他，而他个人的私欲在无人监督和制约的环境下就会膨胀，滑向腐败的深渊。

因此，仇和的落马昭示我们，无论什么样的改革，都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多次强调，改革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因此，我们必须重申遵守法治的理念，像习总书记所指出的依法治国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于“改革明星”的官员，不仅要看到他做出了什么业绩，更要看到他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手段，别再让仇和式的悲剧重现。

第五篇：仇县长119电视讲话

在全县今冬明春消防工作会议暨“清剿火患”战役推进会上的讲话

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仇宪红

（2011年11月8日）

同志们：

这次全县今冬明春消防工作会议暨“清剿火患”战役推进会是县政府决定召开的，主要目的是深入贯彻公安部和省、市“清剿火患”战役会议精神，动员各地、各部门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深入排查火灾隐患，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全面打响全县“清剿火患”的战役，有效遏制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今冬明春的火灾形势高度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促进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消防安全保障。刚才，李京强局长《关于切实加强今冬明春消防工作的通知》，宣读了《宜君县消防安全“清剿火患”战役行动网格化排查工作方案》。全县“清剿火患”战役工作现已全面展开，这是继消防“防火墙”工程、“五大”活动之后又一项重要的工作。这次“清剿火患”工作持续时间长、治理内容多、要求标准高，有着重要的意义。下一步，各（乡）镇、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宜君县“清剿火患”战役工作方案》的要求，立即对本辖区、本行业、本系统内的各类单位、场所进行认真的梳理清查，做到单位场所一个不能漏，火灾隐患一个不能留，确保达到“清剿火患”战役 目标。

下面，我就做好全县“清剿火患”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提高认识，强化责任，切实增强“清剿火患”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从刚才通报的火灾数据看，我县今年的火灾起数，财产损失较去年同期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随着进入冬季，风干物燥，用火用电用油用气急剧增加，又是重要节日和欢庆活动相对集中的季节，是火灾的频发、高发时期。各（乡）镇、各部门尤其是领导同志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实把“清剿火患”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牢固树立“人民生命至上，火灾隐患必除”的坚定信念。要将“今天的火灾隐患，就是明天的灾难”的危机意识贯穿于具体工作之中，周密安排，统筹兼顾，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全力消除火灾隐患，切实做到部署到位、检查到位、责任到位，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尤其是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发生。

二、突出重点，依法严管，确保“清剿火患”工作取得实效

要把全县“清剿火患”工作作为当前阶段社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格按照《方案》的要求，对查出的火灾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切实做到排查一批、整改一批、挂牌一批、关停一批、处理一批，绝不姑息。对单位、“三合一”场所不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要依法采取临时查封措施；对未通过消防行政许可的建 2 设工程、公众聚集场所，要依法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或者在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拒不改正的，要依法予以强制执行；对违反规定进行电焊等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的，对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要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和负责人实施行政拘留；对建筑消防设施损坏、不能正常运行、擅自关停，或者消防控制室人员无证上岗、不会操作设施设备的，要依法从重处罚;对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县政府将进行挂牌督办。

公安、消防、教育、卫生、文化、安监等部门要建立健全消防工作长效机制和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作用，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归口行业以及直管单位消防安全工作的检查和指导，督促其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积极消除火灾隐患。同时，各（乡）镇一定要突出重点，切实把“清剿火患”和冬防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早谋划，提前部署，针对冬季防火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采取灵活多样的工作措施，排查、督促指导整改火灾隐患，严防出现失控漏管。

三、以“关注安全，关爱生命”为主题，大力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消防安全意识

要紧密结合“清剿火患”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等媒体，积极运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社会 3 影响广泛、群众喜闻乐见、宣传效果明显的宣传手段，全方位、多渠道宣传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常识，进行逃生疏散、灭火救援演练，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素质。紧紧围绕“关注安全，关爱生命”119消防宣传月这个主题，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扩大消防宣传的覆盖面和社会效果，同时，要积极发挥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的作用，在公众媒体开辟专题栏目，公布“清剿火患”群众举报电话，对全区“清剿火患”工作进行跟踪报道，切实提高火灾隐患的整改效率，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消防工作的良好氛围。

四、加强社会防控体系建设，切实提高抗御火灾的整体能力

消防工作是社会性很强的全民公益事业，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有建立健全社会面的防控体系，逐步建立“政府统一领导、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社会消防工作新格局，才能切实提高全社会抗御火灾的整体能力。因此，要在抓落实、见实效上下功夫，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地开展消防工作。各（乡）镇、各部门要结合本辖区、本系统实际，针对容易发生火灾隐患的方面和环节进行排查整治，使排查工作事半功倍，增强本单位的抵御火灾能力。

同志们，这一次的“清剿火患”战役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希望各（乡）镇、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采取扎实 有效的措施，坚决消除各种火灾隐患，切实把“清剿火患”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消防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