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名词解释（定稿）

第一篇：当代文学名词解释（定稿）

四、名词解释

1．第一次文代会： 1949.7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来自解放区和前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约八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周扬和矛盾分别代表两个地区作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会议确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在该会议上，“文学一体化”得到了全面的实施。“文学一体化”指的是：文学根据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所作的规范化。首先确立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其次对抗战以来的文艺运动进行总结，把解放区主流文艺树立为全国文艺今后发展的范例。第三实现了文艺工作的体制化：在会议期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3年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它采取全体会员制，各种文艺团体是它的团体会员。其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最为重要。（1953年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中国作协；1984年成为和文联平行的独立协会。）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和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的建立。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的进程，并确立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

2．百花文学： 1956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钱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解冻”。在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人民文学》和各地的一些文学刊物纷纷发表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它们或者在题材、主题上有新意，或者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表达方式。文学界将这些文学作品称之为“百花文学”。如：小说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红豆》；诗歌：郭小川《一个和八个》；随笔：邓拓《燕山夜话》、吴南星《三家村札记》。等等。1957年夏政治形势发生逆转，一场反右风暴很快地结束了这一繁荣局面。

3、三突出原则：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4、朦胧诗论争中出现的“三个崛起”：是指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

5、散文三大家：秦牧、刘白羽和杨朔。杨朔散文的风格，诗意盎然，意境深邃，清新优美；刘白羽散文的风格，激情澎湃，大气磅礴，雄浑壮美；秦牧散文的风格；寓教于乐，博见多识，理趣横生。

6、朦胧诗：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坛上涌动着一股崭新的诗潮，围绕《今天》杂志，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一批年轻诗人纷纷发表诗作，以其思想感情的复杂隐蔽，与艺术形式上的不同引起强烈反响。因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而得名。其成员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芒克、多多、梁小斌等。他们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美学特点的诗歌。如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等。孙绍振概括其三个美学原则，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景。简言之：即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地反映趋向主动的创造。他们推动当代形诗歌打破自我封闭，探索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可能性。坚持诗歌的写作，放在对个体的生存价值的确认的基础上；开始当代诗歌语言的革新，激活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生命的试验。

7、伤痕文学：文革后，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批判、揭露“文革”以及极左路线的罪恶性，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巨大身心创伤的作品被称为伤痕

文学。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体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及揭露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在艺术上都采用了能明确剖析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手法。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我该怎么办》（陈国凯）、《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血色黄昏》（老鬼）等。

8、伤痕小说：伤痕小说是文革之后出现的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率先打破文革之后小说创作沉寂的是：刘心武《班主任》和卢新华《伤痕》，这两个短篇引发了“伤痕小说”的思潮。“伤痕文学”概念所指称作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概念等同。“伤痕”小说的核心是：正面描写文革造成的人的心灵创伤和人与家庭的不幸。有四种写作倾向：揭示四人帮的罪恶；表现与四人帮的斗争；展现普通人在文革逆境中的美好情操；从文化的角度对文革进行思考。伤痕小说揭示了文革最大的祸患在于对人的心灵的戕害，除破了50年代文学不触及人情人性的弊端。但现在看来，伤痕文学也还没能完全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伤痕文学较成熟的作品还有：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等等。

3、干预生活：在“百花”时期，一批大胆地触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勇敢地突破政治话语禁区的短篇小说相继问世。从而在当时的文坛上形成了一股“干预生活”的文学创作潮流。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是最早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干预生活”之作。在“干预生活”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有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準的《灰色的帆篷》、何又化的《沉默》、南丁的《科长》、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耿龙祥的《入党》等。这些作品贴近现实，针对性强，对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健康甚至阴暗的东西，如官僚主义、革命意志衰退、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奉迎领导、欺压群众、强迫命令等，进行了揭露、鞭挞、针砭和讽刺，在揭露针砭的同时，也描写和赞扬了与之对立的正面形象、积极力量，具有批判锋芒和积极意义。

4、“中间人物”：邵荃麟在60年代初提出来的一种文学创作主张。他指出，强调写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反映了时代精神，但整个创作现状来看，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物都比较少，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教育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中间人物，所以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

5、“合作化小说”：50-7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代表作品数量巨大，主要代表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陈登科的《风雷》、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这批小说都以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反映对象，根据“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政治路线来结构小说，所以习惯上也被后人称为“合作化小说”。

6、陕西作家群：陕西作家群以柳青、王汶石、杜鹏程为代表，其中，柳青和杜鹏程以长篇小说名世，而王汶石以短篇小说创作见长。柳青的《创业史》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分别代表十七年时期现实农村题材和革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所达到的较高的成就。相对于赵树理所代表的山西作家群来讲，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英雄人物的决心，更重视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

7、“红色经典”：“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非常繁荣，出现了《铜墙铁壁》、《风云初记》、《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小城春秋》、《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苦菜花》、《三家巷》、《红岩》等一批以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后的“新民主义主义革命”历史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习惯上被后人称为“红色文学经典”或者“红色经典”。也有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红色经典”的概念的，那就不仅包括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还包括现实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如《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等，以及城市资本阶级改造题材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等。

8、“三红一创”：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和柳青的《创业史》，被时人称为“三红一创”，它们是“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前三种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后一种为农业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

9、革命英雄传奇：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坛中，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小说，由于具有强烈的“传奇性”，在艺术上倾向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表现手法，主要依靠传奇的人物和传奇的情节取胜，所以，人们习惯上称这种革命历史小说为“革命英雄传奇”，或者“新英雄传奇”。这种新的小说形态，肇始于四十年代延安解放区的小说创作，如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等。但只有到了五六十年代才蔚为大观。在宽泛的意义上，也有人主张把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都称为革命英雄传奇。

10、新辞赋体：这种诗体是郭小川在六十年代，重新回到“政治抒情诗”创作后，经过对“楼梯式”诗体的艺术改造所创造的一种新的政治抒情诗体，这种诗体将“楼梯式”的成梯形排列的诗行“还原”为散文式的长句，外形上追求“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即各节的行数相等，行的字数相等），尤其注重节和节之间、行和行之间排比和对称，使得诗体在外形上显得规范整饬，类似于20年代的新格律诗。但是他的内在散文的长句却自由灵动，活泼多变。他广泛地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辞赋体的艺术营养，是对中国古代辞赋体所作的一种创造性的艺术转化。这是郭小川在十年代对“政治抒情诗”艺术作出的一个新的贡献。他的这种“新辞赋体”的代表作品是《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等，虽然规模体制不如“楼梯式”那样宏大，却更有文采，更有形象性和音乐的流动美感。

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2、“样板戏”： 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称谓和现象。产生于六十年代，流行于文革时期。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文革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习惯上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八个样板戏”。

12、非主流文学：指的是50-70年代，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1）它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感念。（2）非主流文学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3）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在本时期呈现为阶段性的状况。如1956-1957年，1961-1962 或文革后期等。

14、潜在写作（又称为地下写作）：为了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即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一种是作家们自觉的创作，如丰子恺写的《缘缘堂续笔》和食指的诗；另一种是作家们在非常时期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

15、寻根小说（寻根文学）：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法，丰富和加深作品的文化

意蕴。代表作家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小鲍庄》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张承志《北方的河》《黑骏马》等。

16、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哲理散文或大散文）：在8090年代散文创作中，有些作者是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在专业研究之外，创作了一些融会学者理性思考和个人感性表达的文章，这类随笔式的散文被称为学者散文或者文化散文。如金克木、张中行、余秋雨等；学者散文作者大都有较为丰厚的学术修养，往往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的表达中，不特别注重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在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通常会以较为智性的幽默来平衡情感的因素，学理知识的渗透，也使其具有特别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

4．新时期文学：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8月十一大宣布“文革”以粉碎四人帮结束，并把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新时期”。文学界虽将文革之后的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事实上，直到1978年5月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才是新时期的真正到来。

3、新写实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是批评家对某种创作倾向的概括。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9年《钟山》杂志主动倡导并提出这个名称，其卷首语中概括为“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这一思潮较为公认的代表作家有：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叶兆言、王安忆、刘恒等。作品：刘恒《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方方《风景》；池莉《烦恼人生》；刘震云《一地鸡毛》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主要描写下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拒绝传统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手法，采取拉拉杂杂叙家常的手法；取消情节与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造成无常化的生活流；采取零度叙事，叙事人以平淡冷漠的口吻讲述而不介入故事。

4先锋小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为代表，在叙事革命、语言试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同时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激进的试验。所谓先锋精神，就是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先锋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启蒙与人性的怀疑，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规范，使得极端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可能，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较大。

7、反思文学：通过艺术概括，深刻地揭示出极左思潮和现代迷信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党的优良传统受到破坏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思考产生历史悲剧的社会原因，以防悲剧重演的这类文学作品称为反思文学。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同具有的特色。如《内奸》（方之）、《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布礼》（王蒙）、《人到中年》（谌容）、《芙蓉镇》（古华）等。

8、反思小说：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入。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有时间上前后相承的关系。反思文学深入到对文革悲剧产生的原因的探索。反思小说进一步深化，从历史反思走向文化反思，融入80年代初的文化热潮中。

改革小说：改革小说把目光投入到现实生活领域，在伤痕和反思过后呼唤改革。蒋子龙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连续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另外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张贤亮《龙种》；张洁《沉重的翅膀》；贾平凹《浮躁》手术与改革小说之列。

15．知青文学：80年代，“知青文学”是用来描述一种文学现象的概念，一般这一概念所指的范畴并不清晰，但总的来符合两个条件：作者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作品内容主要是关于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知青在后来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感情。知青文学一般专指叙事体裁的创作，因而“知青文学”也常常成为“知青小说”。北岛、舒婷、芒克等创作的不是知青文学。

知青作家主要有：孔捷生、郑义、叶辛、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史铁生、张炜等。知青文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作品中常有较多的惶惑，与产生于寻求中的不安和焦虑。代表作品：张承志《北方的河》《黑骏马》；张抗抗《隐形伴侣》《北极光》；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路遥《平凡的世界》等等。

16．寻根文学：产生与八十年代中后期，是迄今为止当代唯一有理论有实践的小说思潮，但它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概念和公认的范畴。它的理论主张体现在韩少功《文学的“根”》及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理论著作中。代表作品：1985开先河的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商州系列”；阿城《树王》等等。寻根文学提倡广义的文化，扩大了当代小说的领域，也使民情风习不再是小说中可有可无的点缀，甚至于成为小说的主题。寻根即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二民族的根甚至于民族的文化之中，散落在民间。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重铸和度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散失在民间，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

17．实验小说：80年代中期，文坛上一批作家开始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实验小说是批评家对于一种创作倾向的概括，也有人称之为先锋小说。这一实验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这些作家有：马原、莫言、残雪、格非等。代表作有：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拉萨河的女人》；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残雪《山上的小屋》；格非《迷舟》等。实验小说的共同特征是：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拟真性、公开暴露小说的虚构本质；取消情节之间的因果联系；让幻觉、幻想和现实混在一起，真假难辨。实验小说对广大读者阅读习惯的拒绝使它只能在一个狭小的文学圈子里生存。

11、山药蛋派： 又称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等。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以农村生活作为主要取材范围的山西作家群体，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代表作有赵《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马《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西《赖大嫂》、《宋老大进城》等。共同特征包括，（1）地域特征（2）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3）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4）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这一流派的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口语化的写作特点，追求生活的真实，反映生活的矛盾和问题。文学史上认为现实主义是“山药蛋派”的本质特征和灵魂。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的流派。主要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荷花淀即白洋淀，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荷花淀》以白洋淀明媚如画的风当作背景，具有朴素、明丽、清新、柔美的风格。洋溢着诗情，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孙犁的作品在河北青年作者中有强烈的影响；他在编辑《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通过这块园地，团结和培养了京、津、保定三角地带的一批文学青年。这一派作家的共同特色是着力追求诗情画意之美，早期作品都吐露出华北的泥土和水乡的清新气息。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维熙就写出了不少慨慷悲壮的作品，与“荷花淀”派的风格不同。

10、政治抒情诗：一般情况下，那些在题材上或视角上被政治化的诗歌被称为政治抒情诗。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讲究节奏分明、声韵铿锵。经常使用马雅科夫斯基的“楼梯式”的组织形式，并不断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对偶、排比方法，以加强形式感。这种鼓动性的诗，大量出现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开展的时期。代表诗人有郭小川和贺敬之等。

“新生代”诗歌：又叫“第三代诗”“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后崛起”“当代试验诗”等。

诗人多出生于60年代，创作于80年代。他们拒绝精英化、理想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而提倡平民化、世俗化、个人化；拒绝“朦胧诗”的意象、象征、隐喻等表现手法，提倡口语化，诗中充满了了反讽，调侃黑色幽默。1986年“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可视为“新生代”诗人在全国的集体登台亮相。

5．九叶诗人： “九叶诗派”是40年代，由穆旦、唐祈、唐湜、陈敬容、郑敏、袁可嘉、辛迪、杜运燮、杭约赫等所构成的诗派。它在80年代“文学化石”的发掘运动中重新被发现，并因1981年出版《九叶集》获得了“九叶派”这一名称。九叶派的主要创作阵地是《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他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他们努力探索“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实的结合，为新诗发展做出了贡献。

6．七月派： 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七月派曾受艾青影响，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胡风主编的《七月》及以后的 《希望》《诗垦地》《泥土》等杂志为基本阵地。代表诗人有：阿垅、鲁藜、曾卓、绿原、牛汉等，也应包括艾青、田间及胡风。1981年出版了由绿原、牛汉选编的《白色花》。七月派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主张正视现实，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去能动地影响、改造现实，在艺术上打出了反对客观主义的旗帜。七月派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派的代表作。

7.白洋淀诗群：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插队，形成了白洋淀诗派，主要诗人有：芒克、根子、多多等。有芒克《天只》《十月的献诗》根子《白洋淀》等等。他们的诗作现实了对于现实社会秩序，对暴力的批判，生命中迷惑、孤独和痛苦的体验。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而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多的带有现代主义色彩。

第二篇：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新青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思想上最重要的刊物。1915年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同时进行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改革运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反封建思想的革命主张，1917年初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掀起文学革命。1918年5月，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其上。该刊还广泛译介外国文学。1920年9月，它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1926年终刊。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对文学革命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宣扬的是一种反拟古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从不同角度针贬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粗浅的触及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变革等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和推行白话文的立场。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发表于《新青年》，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人的文学”:1918年12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当时的文学革命影响很大。周作人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充分肯定人道主义，强调一种“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这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创作，“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平民文学》中，周作人进一步阐述“人的文学”的主张，强调文学须应用于人生上，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并申明“以真为主，以美即在其中”的文学观念，这对五四时期尤其是为人生派的创作影响很大。

双簧信: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正式拉开了新文学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斗争的序幕。复古主义者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却暂时没有人公开出来讲话。于是钱玄同把社会上的各种反对意见归纳起来，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者写信，再由刘半农写复信予以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借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注意。

林蔡之争:最早代表复古主义文学思潮出来反对文学革命的是林纾（琴南）。这位古文家极力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又在《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妖梦》等文言小说，影射攻击文学革命领袖。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林纾公开信中则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李大钊、鲁迅也发文谴责“国粹家”历史倒退行为。林纾所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没有什么理论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的层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反顾的抗争。

学衡派:得名于1922年1月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月刊，主要成员有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他们既是欧美留学生，又是大学教授。他们以《学衡》为阵地，打着“学贯中西”旗号，提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攻击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列主义。1933年，《学衡》停刊。

甲寅派:得名于《甲寅》杂志。1925年《甲寅》在北京复刊后，成为章士钊等宣传复古思想，反对白话文，为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制造舆论，维护 军阀统治，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经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革命阵营的奋力批驳，甲寅派很快败下阵。至此，白话与文言之争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

黑幕小说: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约在1915～1918年间与鸳鸯蝴蝶派前后相继，盛行于上海。当时多种杂志、大小报副刊均刊载这类小说，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中国黑幕大观》及续集。此类小说反映了这一流派作者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的文学观。《中国黑幕大观》洋洋百万言，涉及社会各界人物、事件，但不外乎都是些风流案件、私娼秘史之类，专以揭露阴私、泼污水、进行人身攻击为能。虽然揭露了社会上的种种丑恶，但在写法上赤裸裸地描绘现实，社会效果适得其反，有些作品还成了军阀、政客相互中伤、攻讦的工具，在五四运动后即销声匿迹。钱玄同、沈雁冰、鲁迅曾撰文加以批判

新月社: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1923年成立于北京，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移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又创办《诗刊》周刊、《新月》周刊。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出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即新诗的“三美”主张。他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并纠正了五四以来白话新诗过于松散、随意等不足，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徐志摩《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等是新月社的佳作。

语丝社:得名于《语丝》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11 月，1930年3月停刊，语丝社随之消散。《语丝》主要撰稿人有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林语堂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杂感、短评、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任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机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代表的幽雅的小品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两大类，对散文发展有重要影响。

浅草-沉钟社:1922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创办《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冯至的诗歌，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色彩。

莽原社: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成员主要有高长虹、向培良，韦素园等，以创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而得名。《莽原》提倡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向旧势力、旧文明发起攻击。

未名社: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成员主要有韦素园、台静农等。这是一个着重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团体，有专收翻译作品的《未名从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是未名社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乡土文学的成功之作。

湖畔诗社: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的新诗团体，主要代表诗人有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四人。同年4月，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出版，并因此得名为“湖畔诗人”。他们写作抒情诗，但最有影响的是爱情诗，风格清新、自然、天真、率直，表现了对传统封建世俗大胆反叛的精神，艺术上也较成熟。1923年，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这些诗作很能唤起一代新人的纯真和热情。被朱自清称为当时“专心致志做情诗”的四个年轻人。新剧:又称文明戏。是中国话剧运动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07年，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等在欧美、日本话剧运动的影响下，组织话剧团体春柳社，改编演出《黑奴吁天录》等话剧。辛亥革命前后，新剧团体很多，演出以民族民主革命为内容的政治戏居多。辛亥革命后，新剧很繁荣，以演家庭伦理戏居多。“五四”前夕，新剧趋向衰落，其原因:一是新剧商品化，迎合小市民趣味，内容庸俗低下，二是新剧都是幕表戏，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有分场的故事梗概，由演员上台随意发挥，艺术水平和演技很难提高。“五四”文学革命批判堕落的文明戏，一些戏剧家提出“爱美剧”口号，中国话剧运动由此进入第二个阶段.爱美剧:中国五四运动后兴起的非职业戏剧运动，简称爱美剧。“爱美剧”系英文Amateur的音译，意为业余的，“爱美剧”指业余演剧。1921年1月，汪优游在“五四”新思潮推动下，针对文明戏商业化的弊病，首次提出脱离资本家的束缚、仿西洋组织一个非营业性质的独立剧团的设想，并与陈大悲等13人成立了民众戏剧社。不久，陈大悲著《爱美的戏剧》，遂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于是爱美的戏剧迅速取代已经没落的文明戏，成为20年代初期中国话剧活动的主流。爱美的戏剧运动以学生为主体，中心在北京、上海。它是现代话剧在中国舞台上最初的尝试，在批判文明戏的基础上，介绍西方戏剧的学说与方法，对中国话剧进行了革新。因而是文明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产物，从理论上使新的戏剧观念进一步完善、具体化，主张“教化的娱乐”等等。

象征诗派: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出现于20年代中期，后期创作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作者。象征派诗人多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作品的特点是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①运用一种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传达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觉和印象。②运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表现微妙的情境。③依靠艺术形象的暗示来表达感觉和情调。④追求诗歌语言的省略和跳跃。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象征派诗歌后来趋向成熟，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在30年代戴望舒手中。

现代评论派:1924年，胡适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称为现代评论派。其成员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为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张目，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群众革命运动。1927年7月，《现代评论》迁至上海，遂由原来依附于北洋政府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太阳社: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屯阝（阿英）、洪灵非、孟超等，全都为共产党员。“这些《太阳》下的文学者，要求光明，要求新的人生，他们努力要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同时创办《太阳月刊》，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联成立时，该社自行解散。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主要发起人有鲁迅、沈端先、冯乃超等，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是其纲领。“左联”的成立，实际上形成了比较广泛的革命文学统一战线，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左翼文学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联十分重视理论批评。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文学创作十分繁荣，左联还重视培养青年文学作者。代表作家有:蒋光慈、柔石、殷夫、叶紫等。“左联”也存在一些不足，思想倾向上存在“左”的错误，理论上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组织工作方面存在比较重的关门主义和分派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上，许多作品存在严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

革命文学论争:指1928-1929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到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批判清算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鲁迅肯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批评他们忽视文艺的特征、夸大文艺的作用及宗派主义倾向，茅盾也批评他们题材过于狭窄和标语口号倾向。这一论争的性质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论争中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马义文艺理论著作，从而为左联成立准备了条件。

文艺大众化运动: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此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左联时期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第一次是在1930年春左联成立前后，第二次是1931-1932年，这两次着重讨论了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大众文学的形式问题，也涉及到内容、语言向群众学习的问题。第三次是1934年，讨论旧形式的采用，提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问题。鲁迅在《论新旧形式的采用》中“拿来主义”思想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理论上的重要收获。

普罗文学: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心态。作品很多，具有很强的革命气息，一时风靡文坛，产生很大社会影响。但是普罗文学存在严重缺陷，最主要的错误倾向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同时，革命文学初期的图解左倾盲动的政策等偏向未得到清算，因此成功的作品不多。代表作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等。

革命的浪漫蒂克: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时期，创作方面也存在过一些幼稚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它在思想意识上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感伤情绪，在艺术方法上则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作品有华汉的《复兴》、蒋光慈的《短裤党》。这种现象一出现，立即受到鲁迅的批评；没有多久，也引起较多的革命作家的注意。像张天翼、丁玲、艾芜、沙汀等人，他们不再把作品作为政治概念的图解，而是从生活出发，以真实地反映现实，来激发人们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热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有所克服；从而提高了革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革命+恋爱小说:英雄儿女的革命加恋爱，是普罗文学许多作品的重要内容，一时成为流行主题。一方面反映了大革命前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面临个人与革命冲突的普遍问题，其中孕育着30年代知识新人的最初形象。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某种对生活的片面理解与表达。但正是此类小说曾积极影响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道路，这说明其确实和着时代的节拍，即便是带有浓重理念痕迹的故事与人物，也能投合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兴奋地追求光明的共同心理。

华汉《地泉》及重版:1932年的阳翰生的《地泉》重版，可以看作是左联有计划地清算初期革命文学创作中错误倾向的一个重要事例。《地泉》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是初期革命文学中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重版时，瞿秋白、茅盾、钱杏屯阝、郑伯奇四人为之分别作序，对“革命的浪漫蒂克”进行了清算，否定将人物描写变成“时代精神号筒”的简单化写法，以及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提出新兴文学应当唾弃这样的创作方法，坚决地走向“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

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由“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提出，而于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所确认。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直线式的决定作用，完全用哲学方法或世界观取代艺术方法，认为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具体的人物和生活的描写将唯物辩证法体现出来，那么图解政治概念就是合理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期从苏联引入这一口号，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其影响比以往其它方法更加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1932年苏联首届作家代表大会确定的。它要求文艺家从现实的革命出发，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这种艺术的描写还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这个口号的提出，是为了清算“拉普”机械论的文学思想以及“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偏误，所以有强调“写真实”的一面。（传入时有些变形，由于周扬在左联的领导地位，文章几乎给此后左翼文坛对创作方法探求定下了调子，即既吸收了其中有利于现实主义恢复与发展的因素，又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机械论的束缚）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1931年至1932年，“左联”与“自由人” “第三种人”展开论争。“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论争以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性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先是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批判提示民族主义文学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同时批评左翼文坛“将艺术随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以后，他又发表《勿侵略文艺》等文。“左联”的《文艺新闻》载文批评胡秋原，苏汶即发表文章声援胡秋原。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分别发表《论第三种人》、《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文，与胡苏二人展开论争。他们批评了胡苏二人有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检讨了“左联”机械论错误和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这是论争的重要收获。

两个口号论争: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的。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

剧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家统一战线组织。1930年成立于上海。刘保罗、田汉、赵铭彝、于伶等曾担任党团书记。剧联成立后，起草并通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除在上海设立总盟外，先后在北平、汉口等地设立了分盟和小组，使左翼戏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在演剧方面，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者，组成50多个左翼剧团。其中上海就有艺术剧杜、南国社等。剧联领导的演剧活动，具有革命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特色。为了开展工人演剧活动，剧联成立了工人演出委员会，推动了工人剧运的发展。左翼戏剧运动为后来话剧向职业化、实用化过渡准备了条件。为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初步开拓了道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1936年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自动宣告解散。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

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论语派: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由此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

民族主义文学:是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文学派别，主要成员有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等。文艺主张鼓吹要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声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主要刊物《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黄人之血》。“民族主义文学”的中心意识“民族意识”，实质上是封建意识与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阶级意识，抹煞阶级斗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学”、“杀人放火文学”的实质及丑恶表现。

现代派与现代诗派:现代派得名于1932年出版的《现代》大型文学杂志，主要负责人为施蛰存、苏汶、戴望舒三人。《现代》发表各类作家的作品，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现代》上发表诗歌的人很多，一批诗人从思想到艺术有许多共同倾向，称之为“现代诗派”。现代诗派的首领是戴望舒，主要成员有徐迟、路易士、卞之琳、何其芳等。后又编《新诗》杂志，推进这股现代派诗潮。现代诗派的诗作表现了幻灭中的追寻、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意识和孤独寂寞的心态，追求语言的自然质朴、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异的手法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这股现代派诗潮，因后期新月诗派向现代派转化，而汇成一股不小的潮流。被人称之为新诗的黄金时代和成熟期。除现代派诗外，还有现代派小说，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创作了一批心理分析小说和新感觉主义小说，称之为心理分析派和新感觉派

心理分析派:（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家施蛰存。其特点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此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庐隐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压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特色，性心理描写作为其中的因素、成分。而施蛰存这时期创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石秀》等。心理分析派小说在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丰富了文学表现生活的内容和手法。

新感觉派:（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包括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理事会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文协”还提出了“文章入伍”的口号，对鼓励作家深入现实生和实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刊物，它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沦陷区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七月派小说: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战国策派: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让文艺给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发言，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强调指出要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讲话》阐明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无尽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获取无限丰富的艺术源泉，并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这样才能创造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当时尖锐的斗争形势和正确的革命政策下，与文艺真实反映时代历史风貌和社会心理基本上是统一的，从主要方面说是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讲话》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发生在抗战中期。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已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国统区文艺界在学习和讨论中发生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向林冰的观点。向林冰的观点是:①“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认为喜闻乐见应以习闻常见为基础，而民间形式是大众习闻常见的；②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形式。另一种观点以葛一虹为代表:①对旧形式全盘否定；②肯定新文艺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时，否认新文艺在形式上存在缺点。郭沫若、茅盾、胡风等在撰文讨论中，都从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上论述民族形式的问题，胡风把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大众化问题联系起来，见解独到，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茅盾指出新文艺民族形式的建立，要学习吸收中外文艺的优秀之处，要继续发扬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民族现实，提炼熔铸新鲜活泼的素质。这次讨论，是“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现实之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现实主义与主观战斗精神论争:发生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论争的一方以胡风为主，胡风撰文论述作家在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十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克服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偏向，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胡风的理论是有深度的、见解独到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责难。论争延续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批评文章，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

文学与抗战关系的论争: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虽不能说他在宣传文学“与抗战无关”，但他对抗战文学的态度，却不无偏颇之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判。郁达夫的《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既充分肯定文学为抗战服务，也批评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讲话》精神在文艺上显示的最初成绩。文艺工作者改变了轻视民间文艺秧歌的态度，与群众一起，指导改造了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新内容，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小型广场歌舞剧。1943年春节秧歌闹得热火朝天，涌现了一批受群众欢迎的秧歌剧，如“鲁艺”的《兄妹开荒》等。新秧歌运动表现了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向工农兵普及的实践。“随感录”作家群:1918年4月，《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向其撰稿的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而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这些杂感作者被称为《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陈独秀的泼辣明快，钱玄同的汪洋恣肆，刘半农的爽直幽默与鲁迅的犀利凝重，展现了这一作家群的不同风格。而立论坚实、短小精悍、富于战斗力，则是其共同倾向。

自叙传抒情小说: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及近代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始的。

零余者: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小诗体:是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徘句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的。主要作者有冰心、宗白华、徐玉诺、何植三等人。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小诗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的探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情感与感受的努力。小诗体在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过渡的意义。纯诗:1926年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这一概念，即“纯粹的诗歌”。穆木天所谓的“纯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二是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早期象征派诗人提出的“纯诗”概念，在其更深层面上，意味着一种诗歌观念的转化:从强调诗歌的抒情表意的“表达”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

美文: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于1921年发表《美文》，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土地”。王统照、傅斯年、胡适等曾撰文起而应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徐志摩和周作人自己等一大批作家富有成效的拓荒，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美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上海民众剧社:“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发起者为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陈大悲、欧阳予倩等十三人。5月创办了《戏剧》月刊，这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一个专门性戏剧杂志。民众戏剧社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和负担社会教育的任务，认为它“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总的说来，是和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基本上一致的。此外，他们还介绍了罗曼罗兰的“民众戏院”及西欧的小剧场运动，以助长“爱美剧”的声势。民众戏剧社的主要贡献是将“五四”革命精神在戏剧理论方面作了充分的发挥，也强调舞台实践，鼓励青年学生参加“爱美剧”运动。

国剧运动:1926年，赵太侔、余上沅等一批留美学生在徐志摩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剧刊》，提倡“国剧运动”。他们主张从整理与利用旧戏入手去建立“中国新剧”:在戏剧观念上，主张发扬传统戏曲“纯粹艺术”的倾向；在戏剧表现上，提出要“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因而赞赏西方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艺术，进而提出要糅合东、西方戏剧的特点，在“写意的”与“写实的”两峰间，架起一座桥梁，并预言“再过几十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将要变成介于散文、诗歌之间的一种韵文的形式”。——他们的这一设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不适合当时社会的需求，终未能实现，但作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痕迹。

社会剖析小说:以茅盾为首的一类小说，其特点是:表现时代斗争的重大题材，在创作一开始就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分析，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尤其是塑造时代性格，在戏剧冲突强烈的情节中描述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或凸出人物性格的一瞬。在左翼内部，跟随茅盾如此创作的，有沙汀、吴组缃等人。这种小说模式逐渐成为“左翼”文学公认的主流，因而影响深远。

东北作家群:是指“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他们的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作家有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等，代表作有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等。

大河小说:原是法国文学中的一种形式，特指那种多卷本连续性并带有历史意味的长篇巨著。李劫人曾留学法国，受其影响。30年代中期，他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变迁为基本线索，完成了三部曲式的历史性宏篇巨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具有宏伟的构架与深广度，被人称为是“大河小说”，其长篇巨著亦被称为“小说的近代史”。

汉园三诗人: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开明派:30年代独具特色的一支散文作家队伍，他们大都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同事，30年代又聚集在开明书店周围，有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诸先生。“开明”同人散文家是积极的人生派，热切的爱国者，讲究品格、气节和操守。他们的作品平淡如水，明白如话，却擅于在平凡中开掘生活的哲理，追求高远的情境，严谨而有韵致。

上海艺术剧社: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由郑伯奇、沈端先等发起，1929年秋在上海成立。社长郑伯奇。出版《艺术》和《沙仑》等戏剧刊物及《戏剧论文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新兴戏剧及“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并先后组织了两次公演，介绍了法国左翼剧作家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等具有革命倾向的剧目。它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戏剧理论建设，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后浪漫主义:上海“孤岛”和国统区内典型的通俗、先锋两栖作家，是徐訏和无名氏。这类作家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反映了40年代城市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趣味的提高。有人称之为“后浪漫主义小说”，强调了他们的文学品位，既有浪漫主义理想，又渗入现代主义精神。他们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的手法，抒情的笔调，但又不同于郁达夫代表的前期浪漫派小说，而是更多神秘荒诞色彩。代表作有徐訏的《风萧萧》等。

街头诗运动:1938年，田间来到延安，发起街头诗运动，积极提倡“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诗歌。所谓街头诗，就是群众的诗，经是抄写在村庄的门楼、墙壁上或印成传单散发的通俗的政治鼓动诗，也叫墙头诗或诗传单。田间的街头诗最为突出，结构上采用“阶梯式”分行形式，诗句短而有力，节奏感强，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起到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被闻一多称为“时代的鼓手”

剧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家统一战线组织。1930年成立于上海。刘保罗、田汉、赵铭彝、于伶等曾担任党团书记。剧联成立后，起草并通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除在上海设立总盟外，先后在北平、汉口等地设立了分盟和小组，使左翼戏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在演剧方面，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者，组成50多个左翼剧团。其中上海就有艺术剧杜、南国社等。剧联领导的演剧活动，具有革命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特色。为了开展工人演剧活动，剧联成立了工人演出委员会，推动了工人剧运的发展。左翼戏剧运动为后来话剧向职业化、实用化过渡准备了条件。为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初步开拓了道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1936年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自动宣告解散。

论语派: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由此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

新月派: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民族主义文学:是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文学派别，主要成员有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等。文艺主张鼓吹要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声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主要刊物《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黄人之血》。“民族主义文学”的中心意识“民族意识”，实质上是封建意识与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阶级意识，抹煞阶级斗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学”、“杀人放火文学”的实质及丑恶表现。

心理分析派:（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家施蛰存。其特点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此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庐隐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压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特色，性心理描写作为其中的因素、成分。而施蛰存这时期创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石秀》等。心理分析派小说在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丰富了文学表现生活的内容和手法。

新感觉派:（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七月派小说: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战国策派: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让文艺给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发言，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强调指出要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讲话》阐明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无尽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获取无限丰富的艺术源泉，并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这样才能创造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当时尖锐的斗争形势和正确的革命政策下，与文艺真实反映时代历史风貌和社会心理基本上是统一的，从主要方面说是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讲话》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这种评述和反应，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多种视角和声音，因为其精神上的“资源”，来自当时对现实历史所作的统一叙述。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代表诗人：郭小川、贺敬之

女性文学—女性文学研究本是一种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它产生于80年代末的欧美。以美国的格蕾?格林和英国的科拉?卡普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企图“改写所有由男性文化体系衍生出来的种种规范、典律”，“揭开久经压抑、掩藏的躯体、无意识以及文化、语言中的深层欲望”；其分析方法则“结合了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斯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论”。我国的女性文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指的是关注女性生存状态与主体思想的文学作品，其作者不一定是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源于英美，带有女权主义色彩，代表人物如波夫瓦以女性关心话题为主题、面向女性读者的文学。

百花文学—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 “山药蛋派”/“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因创作上有某些共性而被称为“山药蛋派”。马烽、西戎等的共性①地域：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写的也多为山西农村生活； ②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主张在生活中“不作旁观者”； ③“写实”的风格，作品的思想、形象，来自“当前生活的底层”； ④重视故事性、语言通俗

新生代诗人“第三代诗人”或曰“新生代诗人”、“后新诗潮”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如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等。内容上，反英雄、反高、平民化成为后新诗潮的总体特征。艺术上，反意象、反修辞和口语化，是后新诗潮在语言实验方面的重要特征。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原生态口语化倾向构成了对新诗潮经典性的意象语言规范的颠覆。

第四次文代会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会的祝辞，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文艺的新的观念原则。《祝辞》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对新时期文学在恢复期里大步走向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时期文学在复苏期的发展态势，是与这一阶段里一系列文艺观念的基本问题和创作中具有倾向性问题的热烈争鸣连在一起的。这些争鸣活动，既是理论界对新的创作成果的及时评价，又是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归纳、总结和升华，真实地记录了文艺观念拨乱反正的历程。

反思文学 还是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着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尽坎坷的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等，就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茹志鹃于1979年2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

伤痕文学 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斑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不久，《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和“伤痕小说”的得名便源于此。表现“伤痕”作品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写知识分子、国家官员受到的迫害，他们的受辱和抗争。一是写“知青”的命运：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人这场革命，却成为献身目标的“牺牲品”。如何看待这些作品，曾在1978—1979年发生过争论，不久，“伤痕文学”概念的贬斥含义逐渐消退，成为对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概括。“伤痕文学”的主要作品：《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宗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从森林来的孩子》（张洁）。

九叶诗派九叶诗派是40年代国统区出现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九人。九叶诗派的特点是：既忠于时代和现实；又忠于艺术创造，较多吸收西方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表现艺术和手法。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他们的诗里得到了较好的结合。

寻根文学：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创作，“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寻根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综览寻根小说，这一批作家对自己所寻的“根”究竞是什么，“文化”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等并不甚了然，其对“根”或“文化”的态度也较矛盾，概括地说大致有这样三类：一是持肯定态度,代表作主要有阿城的《棋王》。二是持否定态度，代表作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三是持辩证态度，代表作有冯骥才的《神鞭》

朦胧诗：朦胧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它指称的是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杨 炼、芒克、方台、食指、多多、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朦胧诗孕育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食指(郭路生)、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等在“文革”中就已经开始了新的探索，其后有江河等诗人加入。他们的诗以手抄形式流传。1979年《诗刊》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1980年又以“青春诗会”形式集中推出了17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和诗歌宣言。朦胧诗迅即成为一段诗歌潮流，并且涌现了一大批广为流传的代表性作品。

先锋小说：在“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并行推进的同时，一种激进的叙事实践初露潮头，这便是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1984）、《冈底斯的诱惑》（1985）和《西海的无帆船》（1985）等小说为肇始的“先锋小说”潮流。先锋小说具有实验性，创作上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改革文学“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回到当下”的创作，以及作为本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层后一次功利主义色彩突出、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表现得较有力度的小说思潮，含蕴着较为丰富的美学内容。

归来的诗人70年代末逐步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诗歌主题从大悲大喜的歌颂、怀念和控诉，转向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感受与思考。最初在诗坛上主要还是50年代、60年代活跃的诗人，贺敬之、严辰、李瑛、邹荻帆、严阵、顾工、雁翼都曾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他们的诗基本上是50年代、60年代诗的延续，只是诗中的政治内容、政治观点有了变化。随着一批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诗坛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归来”诗人群。他们包括“七月”派诗人鲁黎、绿原、牛汉、曾卓、冀方、卢甸、彭燕郊、罗洛等，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处置的诗人艾青、公木、吕剑、唐祈、唐湜、苏金伞、公刘、邵燕祥、流沙河、胡昭、梁南、昌耀、孙静轩„„，也包括于50年代退出诗坛的九叶诗人。

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冲破当时的严厉禁令，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场诗歌运动所引发的机缘是政治性的。它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谴责，爱憎之情判然，体现出文学极强的现实功利性。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思潮趋向。尤其这些诗歌在1977年以后结集出版，使得“天安门诗潮”中的文学精神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并引发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伤痕”类型文学创作的出现。

新写实小说 ：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观察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小说在观察生活把握世界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创作方法虽仍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强调作品中所呈现的现实生活应有一种毛茸茸的原生状态的感觉；主题意蕴更多的是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提倡作家应“退出小说”、“零度介入”，即有意采用一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等。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作家有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等。

知青文学“知青”出身的作家，是80年代文学的重要支柱。他们的创作，在当时获得“知青文学”（或“知青小说＂）的命名。批评界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在涵义上并不一律。较普遍的说法是，第一，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二，作品的内容，主要有关“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如返城以后的情况。与“伤痕文学”等一样，这个概念专指叙事体裁（小说，或纪实性叙事作品）的创作，表现“知青”的生活道路的创作，在“文革”期间已经存在，但这一概念在80年代才出现，说明它开始被看做一种文**流，具有可被归纳的特征。70年代末到80年代，发表过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家有韩少功、孔捷生、郑义、王安忆、史铁生、张炜、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柯云路、叶辛、陈村、李锐、肖复兴、竹林、李晓、陆天明、朱晓平、陆星儿、老鬼等。

“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吸取楚辞、汉赋的某些特点，融进民歌的优点，运用比兴相结合的“赋”的铺陈手法，创造的一种新的诗体样式。“新辞赋体”格局比较严谨，章节大致对称，大量采用铺陈排比、自然流畅、音调铿锵的长句体和短句体，铺张渲染、反复咏叹，有助于增强诗歌内部的严整，强化诗的形式美、节奏美和抒情气氛，形成一种宏阔彭湃的气势。“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对当代诗歌的一大贡献，在我国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楼梯式”是贺敬之在学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样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语言特点和语言规律，融进中国民歌和古诗词的优点，创造的一种诗歌样式。这种形式，诗行的内部按照汉语的规律和特点，像楼梯一样排列，高低交错，字句排列基本对称，句式大体整齐，音顿大致相近，押韵大致相同，有严格工整的对偶和排比，节奏明快，抑扬有致，有利于表现重大主题、抒发充沛激情、增强诗的表现力和鼓动性。

诗体散文』杨朔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在整体构思上通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使散文境界优美、诗意盎然，使描写的景物和抒发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如《雪浪花》借浪花来表现老泰山的性格和激扬的时代；《海市》借奇异的海上幻景展现今日鱼岛生活的兴旺美好；《茶花赋》借绚丽的茶花展现出祖国的欣欣向荣。

“山药蛋派”“山药蛋派”又称“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等；是由部分山西作家构成，以写农村题材小说为主的一个文学流派；起源于40年代，繁荣于五六十年代；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三里湾》、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胡正的《汾水长流》、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等；作品多取材于山西农村生活，反映农村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竭力追求小说的平民化、大众化和地域性特色，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荷花淀派”又称“白洋淀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因孙犁40年代发表短篇小说《荷花淀》而得名；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有孙犁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记》、从维熙的《鸡鸭委员》、韩映山的《作画》等；他们大多描绘冀中人民的生活变迁、民情风俗、英勇斗争和纯美心灵，描绘白洋淀、北运河、冀中平原优美的自然风光；在风格上追求诗的意境和散文的韵味，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而又在其中渗透着浪漫主义气息，在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1新歌剧』1953年起，新中国歌剧开启了专业化和建立剧场艺术的历史帷幕，李伯钊创作的《长征》，是在歌剧舞台上表现领袖形象的首度尝试。

第四种剧本』“第四种剧本”的提法认为要突破“工农兵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的既定框架和公式。杨履芳的话剧《布谷鸟又叫了》，反映了农村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新思想。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赵寻的《还乡记》等作品都属于“第四种剧本”。老舍的《茶馆》则被视为“第四种剧本”中最优秀的剧作。

“归来的诗人”主要指由于政治及其相关的原因，50年代中期以来被迫完全终止创作或根本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到70年代末期又陆续回到诗坛的诗人。包括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受到牵连的诗人，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的诗人和在五六十年代褊狭的艺术观念支配下从诗坛上自觉消失的诗人等。

崛起的一代“主要指70年代末期以后涌现的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青年诗人。具体包括：①延续五六十年代诗歌主流”传统“的诗人，如雷抒雁、张学梦、叶延滨、杨牧等 ②在”文革“中成长的具有反叛和变革意味的朦胧诗人，如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③80年代以后出现的更年轻的诗人，如海子、骆一禾、西川等。

”白洋淀诗群“诗的秘密写作的另一群，是当时的革命浪潮中的”知青“。在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诗歌写作活动，有的且形成某种”群落“的性质。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身处境有关。这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

朦胧诗』新时期重要的诗歌创作潮流，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而得名；代表性诗人和作品有，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等；曾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侧重表达对”文革“政治神话的抗争和反思，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从整体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风貌。

”哀悼散文“』哀悼散文”重要作家作品包括：①悼念领袖人物类：毛岸青和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何为的《临江楼记》、杜宣的《刻骨铭心的教诲》、廖承志的《我的吊唁和回忆》、曹靖华的《小米的回忆》、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薛明《向党和人民报告》；②悼念在“文革”中受冤屈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类：楼适夷《痛悼傅雷》、柯岩《哭李季》、丁宁《幽燕诗魂》、黄宗英《星》、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陈荒煤《忆何其芳》等。

反思散文“反思散文”重要作家作品包括：巴金《随想录》、杨绛《干校六记》、丁玲《“牛棚”小品》、冰心《怀念老舍先生》《悼念林巧稚大夫》《悼丁玲》、陈白尘《云断梦忆》《牛棚日记》、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北京城杂忆》、黄秋耘《丁香花下》《雾失楼台》《“十年生死两茫茫”》、柯蓝《在记忆的海洋上飘荡》、赵丽宏《死亡余响》、韦君宜《故国情》《似水流年》，柳萌的《心灵的星光》

『诗化报告文学』徐迟“诗化”报告文学的主要特点包括：①诗的构思：徐迟善于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抓住人物行动的一刹那来谋篇布局，把全景与特写相结合，构成动人的生活画面。如《在湍流的涡漩中》一文，他将周培源在黑暗与光明搏斗之际的悲愁和欢乐，高度集中在一天去写。这种高度“浓缩”、“集中”的写法，打破了一般报告文学的惯例，使它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更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②诗的想像：徐迟的报告文学在恪守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往往具有丰富而奇特的想像，让读者随着作者的神思遐想，看到科技领域中那色彩缤纷、诗意盎然的动人画面。如《哥德巴赫猜想》写陈景润所要攻克的数学命题时，作者把形容它们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充满诗意诗情，使作品具有浓厚的诗的色彩；③诗的文辞：在语言文辞上，徐迟突出地显示了其诗人的气质和长处，努力运用将诗情与哲理高度统一的语言，同时吸取古代文言和“欧化”的语言精华，尤其是古代骈文的排比、对偶和“欧化”长句的运用，从而形成了诗理互渗，描写、抒情与议论熔为一炉的语言特色。如“只见大自然抖开了丝绸，甩开了锦缎，大幅大幅的铺在中国大地上。它们覆盖起一座一座山峰，使整座整座山峰都如同穿上了剪裁合身的最时新的艳丽的衬衫和裙子”（《生命之树常绿》）。

10『“元小说”』所谓“元小说”手法就是打破传统小说关于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明确告诉读者，你现在看到的故事是虚构的，是编造的，是假的，这和传统小说作者极力想让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性完全不同。这种自觉地暴露小说的虚构性的技法会产生一种间离效果，明确地告诉读者，虚构就是虚构，不能把小说当作现实。

11『先锋小说』是指 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作家以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为主进行的文学创作，代表性作家作品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魏明伦的《潘金莲》等；这些新异乃至怪异的“先锋实验”之作，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和艺术构造，带给人们崭新的审美感受，展露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产生的巨大艺术能量，对人们艺术观念的革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意识流小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的特点包括：①立足于民族性和现实性的思想内容：从《布礼》开始，王蒙大胆吸收“意识流”的表现形式，用人物的心理活动来结构作品，表现主人公心灵变化的历程。《夜的眼》《春之声》进一步表现了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人们的典型情绪和感受。这些小说所表达的主题、思想诸如历史的阵痛、灵魂的扭曲、生命力的压抑、理想的失落与寻找、两代人的精神隔阂与沟通等，都牢固地立足于民族性、现实性，打上了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烙印。②追求题材和手法多样性的创作原则：王蒙意识流小说不像西方意识流小说那样晦涩，在借鉴意识流让大量的感官印象和意识流动进入作品，从心理角度来处理时间次序和空间位置等手法的同时，还糅入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如白描、比兴、象征、主观感受与夸张变形、幽默讽刺滑稽、杂文式的嬉笑怒骂、巧合、悬念、戏剧性冲突的运用、作者的旁白与人物的独白、对比、反衬、正衬、空白与停顿、各式各样的心理描写等等艺术手法，使他的“意识流”小说具有开放的品格。③充满诗情画意的文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意象明丽，文风飘逸清新。《春之声》写岳之峰坐在闷罐子车里的印象、见闻、感触，写回荡在主人公耳边的《春之声圆舞曲》的旋律，写出了他心中的希望和在闷罐子车里发现的诗意。《海的梦》写年逾五十的翻译家缪可言失去了青春的海的梦，却窥见了海的魂，生命终于获得了高扬起来的力量：“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断，它们永远和海，和月，和风，和天空在一起”。可以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改造，因而被称为“东方化意识流”。

1『文化寻根』进入 80 年代中期，文坛出现 “文化寻根”热，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有，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他们希望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十年**乃至自盛唐以来国力衰落的疑问； 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

『“新生代诗歌”』被称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新生代诗歌”又称“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当代实验诗”等；酝酿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潮；他们反抗朦胧诗经典化的诗歌理念，具有非英雄和非崇高、荒谬感和随意性、非修辞和口语化等特点；代表性诗人和诗作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等；他们的诗歌体现出来的“平民化”和“私人化”倾向，张扬了“个人话语”和“私人感觉”的合理性，也暴露了远离史诗意识的诗歌创作在意义上的缺失。

3『“他们文学社”』90年代新生代诗歌团体，1984年冬在南京创立；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吕德安、王寅、丁当、陆忆敏、朱文等；共出过9期《他们》杂志；其诗作注重对诗歌本体的追求，主张诗歌语言要与个人的灵魂、生命体验相对应，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性观念的介入和干预，甚至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诗学命题；在青年诗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90年代富于代表性和争论性的诗歌论题。

4『“非非主义”』“非非主义”的实验诗歌活动由周伦佑、蓝马等人于1986年在四川组织发起；相对于诗歌实践，“非非主义”的突出活动在于其诗歌理论和主张；“非非主义”有着强烈的怀疑精神，他们表现出“对语言的不信任和对诗歌变革语言的可能的执信”；他们提倡包括“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项内容的“创造还原”；并要求诗歌语言实行“非抽象化”、“非确定化”等“非非”处理等等。

5『“莽汉主义”』“莽汉主义”的成员有万夏、胡冬、李亚伟、马松等。他们受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的影响，自称“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往往以嘲讽的、不羁的叙述者形象，十分随意地使用口语。对于“优美”、“崇高”的摧毁和破坏，是“莽汉主义”解构性作品的主要特征。较著名的诗篇有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马松的《咖啡馆》、李亚伟的《中文系》等。90年代伊沙的《饿死诗人》等诗作，是这种诗风的延伸。8『边缘作家』“边缘作家”的散文创作，如哲学家周国平的《人与永恒》、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还有青藏高原的女作家马丽华、杂文家王小波等。尤其是被誉为“戏谑的智者”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著有散文集《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他坚持理性、自由的文化立场和活泼幽默、冷嘲热讽的文风，针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写作，给读者以颇强烈的震撼；而且叙述方式独特，显示了在文化转型时期自由主义者的文化思想立场。

9『市井小说』汪曾祺对这个概念有过一些论述，如：“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得都是极平凡的人”，但市井小说的“作者的思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对市民生活的观察角度是俯视的，因此能看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 10『现实主义冲击波』90年代中期，随着“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现实主义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张继的《黄坡秋景》及其后的张宏森的《车间主任》、范小青的《白日阳光》等都是其中的佳作。

11『新生代小说』新生代小说亦称“新状态小说”、“晚生代小说”，是指朱文、韩东、鲁羊、徐坤、刁斗、李冯、王彪、述平、邱华栋、毕飞宇、刘继明等一批年轻作家创作的作品。他们的创作特色：①以当下生活为题材，将个体的生存状态置于显著的地位，描述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挣扎与奋斗，表现人生的坎坷与艰难。邱华栋的《闯入者》、《沙盘城市》，刘继明的《可爱的草莓》，毕飞宇的《生活边缘》等都展现了都市“闯入者”们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但无论是都市的征服者还是漂泊者，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这个“沙盘”里挣扎和拼搏。②作家深刻地展示了现代人的复杂内心，其中有因不堪环境折磨而产生的孤寂和痛苦。如刁斗的《失败的逃遁》，致力描写 “逃遁者”青青被卷入一场离奇的谋杀案的孤寂心理；毕飞宇的《雨天的棉花糖》中的红豆，无法忍受世人的冷眼，最后精神崩溃而自杀。有展示因环境变化而引发的失落甚至失败的悲哀情绪。如韩东的《于八十岁自杀》中的主人公为生存环境所迫走向自杀；刘继明的《我爱麦娘》、毕飞宇的《枸杞子》揭示了由于封闭落后而造成的悲哀心态。还有一些作品则细致描绘出现代人对生存的无奈与恐惧心理。如刁斗的《状态》以异乡人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寻觅隐身秘方的现代人的变态心理。③在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形态和人生观念时，作家们着重突出了对欲望的书写。较为典型的如李冯的《招魂术》、朱文的《我爱美元》、韩东的《障碍》等作，他们都涉及到了无视情感取向和道德评判的“性”，而且这种现象在新生代小说中十分普遍。④新生代作家在展现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时，十分注重描写生活的真实、情感的真挚，而不那么在乎思想的深刻、情节的曲折，这显示了他们独特的创作风格。不过，他们在消解作品意义时往往走向了游戏和虚无，注重生活原汁的描绘却缺少艺术审美的内涵，造成其整体水平不高。

12『女性文学』对“女性文学”的理解主要倾向于两点，一是更明显地强调女性的性别差异：针对80年代女作家创作的“中性化”、男性化作出反拨，鼓励女作家书写女性独特的身心体验和她们在传统文学中遭到压抑的性别体验。一是更多地从文化角度讨论问题，认为女性身份并不是一种生理决定的产物，而是与传统男性中心社会的文化建构有关。这些理论的意义在于推动作家和批评家对文学与性别的关系的探索持更自觉的态度。90年代的一些女作家如陈染、林白、徐坤、徐小斌、蒋子丹等，都明确地承认自己在创作中的性别立场；她们的作品也对女作家创作的可能性作出了多种尝试。

13『私人化写作』陈染、林白等作家以自恋式的叙述表现了与男性对立的女性世界，传达出女性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具有真正的女性文本特征。继之而起的上海的卫慧和棉棉，她们高扬欲望主义的旗帜，推崇更为彻底的个人趣味和更为极端的自恋、自虐意识，把消解理想、消解女性尊严作为写作的前提，表现出女性自甘“消费”的态度，追求形而下的审美风尚，颇受评论界的严厉批评。相对于其他形态的女性小说，这类小说可以看成是世纪末女性文学的极端化发展，或者是一种变异。

诗界革命：导者有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倡“我手写我口”。

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倡导，重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改变小说是“小道”、“闲书”的传统观念。重要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文界革命梁启超倡导，创造了一种适应现代传播媒体——报纸杂志的新文体，也称“报章体”。

白话文运动：主要倡导者裘廷梁，他历数文言分离之害，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重要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

域外小说翻译：主要翻译者林纾。从1896年《时务报》开始译介，到文学革命前，翻译小说约800种。

文学研究会(简称文研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是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出版有会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文研会较多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积极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对中国新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新月社 1923年在北京发起，原是一个带文化沙龙性质的社交团体，主要成员是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欧美留学生。

语丝社1924年成立，因创办《语丝》周刊而得名。主要成员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等。

浅草社?沉钟社：草社1922年成立于上海，其骨干1926年秋在北京与杨晦组成沉钟社，活动到1934年，人员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和创作，被鲁迅称为“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湖畔诗社：922年成立于杭州的新诗团体，成员有应修人、潘谟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他们以“专心致志做情诗”为特色。

“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所谓“失事”就是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所谓“求似”指的是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历史精神。“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使得郭沫若在把握历史悲剧精神的同时，也展开了自己大胆的想象，创造了许多既符合历史精神，又具有虚构性的人物形象。

湖畔诗人（汪静之、应修人、冯雪峰、潘谟华）清新自然的爱情诗创作，都带有历史青春期的特点。1922年出四人合集《湖畔》，1923年出四人合集《春的歌集》；1922年出汪静之《蕙的风》。

“三美论”闻一多在1926年5月发表《诗的格律》一文，提出新格律诗理论主张，核心是讲究诗的“三美”——音乐美：指音节和韵脚的和谐，一行诗中的音节、音尺的排列组合要有规律；绘画美：指诗的辞藻力求美丽、富有色彩、讲究诗的视觉形象和直观性；建筑美：指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之间要均齐，从诗的整体外形上看有整齐之感。

“纯诗”概念的提出 穆木天1926年在《谈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的主张，认为诗有与散文完全不同的表现领域——内生命的反射，潜意识的表现；与散文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及表现方式——“暗示”与“朦胧”，“诗越不明白越好” 《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五四”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散文作家群，在《新青年》、《莽原》、《语丝》等刊物发表议论时政的杂感短文，多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主要作家有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各人保持鲜明风格，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

“冰心体”散文——以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说心中要说的话，倾诉自己的真情，蕴含温柔，微带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而“说心中的话”，简言之即是“爱的哲学”，包括母爱、儿童之爱和对大自然的爱。小剧场运动 1922年蒲伯英、陈大悲主持创办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是我国第一所培养“专门的戏剧人才”的学校:1925年余上沅等恢复了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增设戏剧系，是第一个国立戏剧教育机构，戏剧艺术进入国家高等教育，走向小剧场运动。

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成立：由于共产党的积极促成，1930年3月，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成员和鲁迅及鲁迅影响下的作家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确定将“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作为左联的基本立场和主要任务。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

论语派:是一个散文流派，因1932年创刊的《论语》杂志得名，后又有《人世间》和《宇宙风》两个阵地。主要代表人物是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的幽默、性灵小品文写作。被鲁迅批评为对黑暗现实和作家责任的逃避。自由人、第三种人：“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他们就文艺阶级性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与左联展开论争。“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深刻反映了30年代农村阶级矛盾日益深化、农民迅速破产以及他们走上反抗道路的历史必然。

《春蚕》讲述蚕农“丰收成灾”的现象，老通宝是勤劳俭朴忠厚老实，但也是因循守旧迷信僵化的老一代农民典型，他的儿子多多头则是觉醒中的中国新一代农民的形象化身。全景式的社会叙述 视野： 茅盾力图以“全方位”的视野反映时代的全貌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注重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

老派市民形象: 老舍写得最好的人物形象是老派市民，如《二马》中的老马，《离婚》中的老张，《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他们虽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老舍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际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 批判。《激流三部曲》:

巴金在1931年创作小说《家》（原名《激流》），1938年和1940年陆续写成《春》和《秋》，合称《激流三部曲》。其中《家》成就最高。作者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描写20年代一个典型的中国旧式大家庭的黑暗、腐朽和没落，展现了青年一代在封建专制文化的传统中或被吞噬，或由挣扎到斗争的不同命运，揭露封建专制的罪恶和它必然走向末路的历史命运，展示新生力量崛起的时代主题。

曾树生：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物形象。她健康、漂亮、追求幸福和自由，她无法忍受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守旧婆婆的恶语中伤、早熟的儿子的沉默寡言，本能地企图摆脱这种压抑，面临着道德的抉择和感情的折磨。最终，还是受不住生活的诱惑而离弃了丈夫和家庭。在这个人物身上产生出一种反传统、重自我的新型现代女性的特征，具有丰厚的审美内涵。

汪文宣：和他的妻子曾树生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由于战争、由于贫困与疾病和仰人鼻息生活的折磨，他们的思想、性格、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扭曲。汪文宣为了保住薪水少得可怜的工作，受尽欺负也不敢反抗。在家庭中，被夹在争吵的婆媳之间左右为难又无力解决，终于在贫病交加和妻子离去的痛苦中死去。

《憩园》: 1941年，巴金返回离别18年的故乡，生发感慨，创作了《憩园》。小说写一所大公馆新旧两代主人（杨梦痴/姚国栋）共同的悲剧命运，揭示寄生生活对人的腐蚀。从《家》到《憩园》，可看到中国旧家庭变迁较为完整的图景。艺术上很有特色，故事曲折，文字哀婉，笔调舒缓，标志巴金文风的转变。

第三篇：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24人,开幕式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后讲话;最后,大会通过了《宣言》,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这个大会揭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新的一页,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第四次文代会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会的祝辞，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文艺的新的观念原则。《祝辞》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对新时期文学在恢复期里大步走向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时期文学在复苏期的发展态势，是与这一阶段里一系列文艺观念的基本问题和创作中具有倾向性问题的热烈争鸣连在一起的。这些争鸣活动，既是理论界对新的创作成果的及时评价，又是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归纳、总结和升华，真实地记录了文艺观念拨乱反正的历程。

“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是促进文艺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创作百花齐放,文艺理论与批评十分活跃,尽管受到各种干扰,在一年左右时间里,文艺创作的主流还是健康的,可惜,文艺界的这种现象,很快被反右斗争扩大化化掉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双百”方针才被写进“宪法”.“楼梯式”：是贺敬之在学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样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语言特点和语言规律，融进中国民歌和古诗词的优点，创造的一种诗歌样式。这种形式，诗行的内部按照汉语的规律和特点，像楼梯一样排列，高低交错，字句排列基本对称，句式大体整齐，音顿大致相近，押韵大致相同，有严格工整的对偶和排比，节奏明快，抑扬有致，有利于表现重大主题、抒发充沛激情、增强诗的表现力和鼓动性。

百花文学：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

第四种剧本是剧作家刘川对1956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剧坛的一批戏剧的概括。这些剧本突破了当时剧坛所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而显示出某些特色。被称作“第四种剧本”的，主要有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此外，鲁彦周的《归来》、何求的《新局长来到之前》、王少燕的《葡萄烂了》、李超的《开会忙》等剧作，因其相似的创作倾向，也被看作是“第四种剧本”。突破“工农兵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的既定框架和公式。

天安门诗歌运动：1976年清明前后,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诗歌运动,参加人次有数百万之多;人们以诗词为武器,矛头所向“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真正的群众革命文艺运动,其声势之大,在中外文艺史上是罕见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中的诗词后来编辑成《天安门诗抄》出版,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诗的丰碑.朦胧诗: 朦胧诗兴起于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北岛、顾城、舒婷、梁晓斌、江河、杨炼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

“白洋淀诗群”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插队”，1如根子、多多、芒克、林莽等；另外，一些其他地方的知青，与他们关系密切，经常交流看法和诗艺，如北岛、江河等。他们的诗歌写作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被称为“白洋淀诗群”。他们的创作被看作是“朦胧诗运动”的先声和准备。

“三个崛起”是指在80年代初，三篇以“崛起”命名的支持朦胧诗的文章。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

反思小说“反思小说”是指1979年至1982年前后出现的小说，作品大都把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批判和对“文革”前十七年社会历史的反思结合起来予以表现，是伤痕小说的深化和拓展。代表性作家作品有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

改革小说主要是指那些以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1985年）正在进行的改革活动为其题材和主题的小说创作。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被公认为“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代表作有：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伤痕小说 主要是指1978年前后出现的小说。大多描写十年“文革”给社会与个人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伤痕，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得名于卢新华的《伤痕》。

寻根小说：产生于80年代中期，是指那些呼应着在现代背景上对民族文化精神进行重估的文化寻根思潮而兴起的一种创作潮流，表现中国作家试图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学中确认民族个性的渴望，旨在对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底蕴进行重新认识和反思的小说。代表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

市井乡土小说：是指以都市或城镇下层人物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乡土小说则是指那些具有独特地域性文化特色的乡村小说。这两类小说虽然描写的对象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普遍注重独特风俗民情的描绘，在意趣盎然的“风俗画”里，表现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人生底蕴。

三突出原则：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归来的歌：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批在新中国诗坛上一度被冤屈而消失了的诗人重返诗坛，唱起了“归来”的歌，他们被称为“归来诗人”，其名得之于艾青诗集《归来的歌》。

先锋小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为代表，在叙事革命、语言试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同时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激进的试验。所谓先锋精神，就是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先锋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启蒙与人性的怀疑，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规范，使得极端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可能，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较大。

“样板戏” 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是建国后一体化文学体制下戏曲革命化的极端产物。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文革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代表作《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海港》等。

新写实小说： 80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有池莉《烦恼人生》、方方《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 《一地鸡毛》 等；他们热衷于对现实生活进行近乎自然主义的“生活流”细节描绘，崇尚对现实的“原生态”表现，刻意避免在叙述中掺杂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其创作呈现出新的气息，一时成为读者喜爱的新的小说形式。

新历史主义小说 80 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莫言的《红高粱》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之作”；其他主要作家作品有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主义在真实观、历史观和艺术观上都带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追求对题材的抽象和超越，把题材、人物、事件仅仅当作一种背景，主要表现主观体验和人物心灵，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

女性文学：我国的女性文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指的是关注女性生存状态与主体思想的文学作品，其作者不一定是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源于英美，带有女权主义色彩，代表人物如波夫瓦以女性关心话题为主题、面向女性读者的文学。

第四次文代会于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这次大会，全面总结了建国30年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文艺要为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的工作任务；重新确立了“发扬文艺民主”“创作方法多样化”等文艺政策；在中国当代文艺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纪要：1966年2月，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并以林彪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了由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定稿，并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共分十条内容，包括文艺黑线专政论、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并点名批判了一批文艺作品。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党，给以后的文艺界造成极大的祸害。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同意撤销《纪要》。

《燕山夜话》：1961年到1962年期间，邓拓用笔名“马南 ”在《北京晚报》上开辟专栏“燕山夜话”，发表思想杂谈，共计150余篇，后结集为《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邓拓（马南）、吴晗、廖沫沙（繁星）等用笔名“吴南星”于1963年间在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杂志上开辟专栏“三家村札记”，发表杂文随笔，后结集出版辑有60余篇。

当代散文三大家：秦牧、刘白羽、杨朔。《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文革时期知青诗歌的起点，食指的代表作。

干预生活潮流：干预生活，体现独立思考，冲破写作禁区。

合作化小说：

第四篇：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新民歌运动，1958，是本时期出现的较为复杂的文艺现象，这场运动始于群众自发，但后来转化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全民运动”。实际上配合与反映了当时忽略客观现实规律的“共产风”和“浮夸风”，绝大多数作品粗制滥造，没有艺术感。在民歌运动的同时，理论上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毛泽东提出：“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作为前提和结论，提出要“开一代诗风”。

政治抒情诗：提出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1、重大的政治命题，强烈的时代精神。要求诗人服膺政治斗争的需要，诗歌的主题通常是普遍的政治主题，诗歌的抒情主人公是阶级、人民的代言人“大我”。贺敬之《骑在时代的马背上放身歌唱》；

2．高昂的格调和战斗的主旋律。重视能直接产生情感效应的节奏和音韵，使作品适合朗读，强调其斗争性和宣传鼓动。严阵《竹矛》、郭沫若《十年颂歌》；

3.热情奔放的语言。（重视情感效应。）

生活抒情诗：20世纪50年代初对当代诗坛产生广泛影响的具有写实主义的诗体。主要追求如何对生活场景与事件的具体描摹上，表现新的生活风貌和诗人的精神境界。他们的抒情诗中增加了“写实”的叙事因素，往往带有单纯的情节。以闻捷、李瑛、李季为代表，如闻捷的《天山牧歌》，反映新疆哈萨克、维吾尔、蒙古民族解放后的新生活面貌的激情赞歌。

长篇叙事诗：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诗坛从颂歌到战歌的变化使得抒情诗便显得领域日渐狭隘，逐渐形成了一种难以突破的模式。在解放区叙事诗创作成功的一批诗人的“史诗情节”将他们重新带入叙事诗创作。希望告别浮躁，写出内涵深广的诗歌。这些长篇叙事诗大多从不同侧面描绘了中国近半个世纪历史的风云变幻，塑造了不少具有史诗性特征的英雄形象。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李季《杨高传》，闻捷《复仇的火焰》，郭小川《将军三部曲》新散曲体：句式多采用轻捷明快的短句，体式上融合民歌和自由体的形式，以参差的长短句配合整齐中寓有变化的韵律，从而节奏明快、音律优美、活泼而和谐的诗体形式。抒情性散文，也有称艺术性散文、美文。是一种注重抒情、突出作品艺术审美功能，追求诗意的散文。抒情性散文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深厚的传统，现代文学也有不少抒情散文大家，杨牧、秦牧、刘白羽三大散文家。

“杨朔模式”，即（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不足在于表现宏大的政治主题，不可避免的被时代所限，而又因为刻意追求“诗意”，显得做作，遮蔽了生活的真实。“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志”的结构，遭人诟病，有人评价“杨朔模式”为“散文新八股”。叙事散文是一种侧重于写人记事的散文，同抒情散文相比，1949—1962年的叙事散文创作数量相对较少。吴伯萧《北极星》曹靖华《望断南飞雁》菡子《乡村集》等比较有影响。叙事性散文主要是着重会议革命历史中的人和事。

“三家村”的杂文

60年代初政策调整的时期，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吴南星的笔名在北京《前线》杂志上开辟了“三家村札记”专栏，合写《三家村札记》，“三家村”因此得名。

作者都是敢于坚持真理、勇于针砭时弊的人，他们取材丰富，主题鲜明，感情炽烈、暴露“大

跃进”、“浮夸风”的危害或者答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笔锋尖锐，酣畅淋漓。有邓拓的《燕山夜话》等。“干预生活”报告文学： 以主题的新颖和表现大胆著名，其报告文学中的议论性语言，深刻有力，具有激情和感染力。影响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写作。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人妖之间》，敢于揭示社会的黑暗和问题，喜欢以政论的语调来夹叙夹议。

新编历史剧指以历史时空为背景的创作，即古装戏，并非一定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表现的历史剧，这些戏因此也称为新编古代戏。

现代戏是指剧中故事发生的时间为现代的剧作。新中国最初的现代戏是婚姻家庭领域歌唱新生活嘲笑旧俗的，而且全出现在比较年轻、形式相比之下较为灵活、容易表现现代生活的剧种，有评剧《小女婿》《刘巧儿》，沪剧《罗汉钱》等

革命历史题材剧：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是新中国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题材类型。这种剧本创作于延安文学阶段，自然延伸到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剧作可以说覆盖了整个革命斗争史，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文艺的中国革命史。如陈其通《万水千山》，概括了历时两年跨越万水千山的长征，赞颂了毛泽东、党、红军指导员的崇高的精神、革命情操以及献身精神。

历史题材剧：新创编的历史剧包括写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以历史记载为故事依据的历史剧，也包括以历史为故事背景虚构的理事题材戏，而以前者为主，是历史剧的正宗，形式上，戏曲史表现这种题材的本行，歌剧和话剧也没有技术处理的障碍。以话剧最为突出，如老舍《茶馆》，描写近五十年的历史越来越黑暗，民不聊生，社会已经不可救药，一个新的社会正呼之欲出。

“第四种剧本”：是超越和突破了工人剧本、农民剧本、部队剧本这三种模式化剧本的另类剧本，出现在1956-1957年的短暂时间内，第四种剧本突破了此前为表现政治观念而形成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套路和脱离生活的虚假描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创作思想和实践的一次超越、批判和否定，标志着戏剧文学回到人性和现实主义的道路。如海默的《洞箫横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

地下诗歌：指在文革中未公开发表（出版），与公开发表的主流诗歌相对峙的、共时存在并产生文学影响的“另类”文学创作。这些诗歌创作者迫于政治原因而转入“地下”、“潜在”写作，并在诗歌的创作观念、创作特征、审美旨趣、审美接受等方面表现出了与当时的主流诗歌迥异的艺术特色，在当时甚至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被湮没、被遗忘的潜流状态但酝酿了 “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

“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1976爆发，它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观，“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集中体现了天安门诗歌的创作成就，表达对周总理的热爱，四人帮的痛恨，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意义：显示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启示了诗歌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壮烈悲愤的风格，朴实生动的语言。

*20世纪70年代，在贵州高原的一个废弃天主教堂里，青年诗人和文艺爱

好者冒着生命危险，被劳改、监禁、处决的厄运讨论文学，写下叛逆者的心声。代表作有黄翔的《火神交响曲》、哑默的《海鸥》。

“白洋淀诗群”: 狭义：白洋淀插队的知青诗人

广义：外围的准白洋淀成员，包括同时期在其他地方插队的北京青年（山西的食指、黑龙江的马佳、内蒙的史铁生），留在城里的北京青年，后来聚集在民刊《今天》周围的成员（北岛、江河、杨炼等），新时期后的一部分诗人、作家、画家、电影导演（卢中南、陈凯歌、田壮壮）, 以现代诗为其主要标志，抒发这个时代的理性精神。芒克《天空》、多多《致太阳》

“第三代诗”：1980年代中后期，概念源于《第三代诗会》漠视秩序和规范的流派，是对朦胧诗派的反叛，以韩东为代表的“他们”、“海上诗群”、“非非主义”、女性诗歌、撒娇派，“反崇高”和平民意识和世俗化倾向；语言上的“非意象化”（反优雅）与消解深度的口语化倾向；“反文化”与文化重构意识；生命体验与“内审视”的创作倾向；“认识自我”的焦灼与困惑；对性意识与原始生命力的正面表现。推进了当代诗歌的艺术变革的进程，开辟了一个更具艺术活力的诗歌时代。

“归来者”的诗：20世纪50年代因政治、艺术受到不公正待遇或处置，新时期重返诗坛进行创作的一批诗人。有“反右”扩大化中被错划右派的诗人，如艾青、公刘、流沙河等；因胡风事件罹难的“七月诗人”；由于艺术与政治原因在“文革”之前就相继从诗坛消失的诗人，如蔡其矫和郑敏。特征：沧桑感的“归来”主题；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感伤诗情，悲怆主题；对艺术个性和艺术独创性的重新肯定和追求。

朦胧诗：1980年前后诗坛出现了一批具有创新和探索意识的诗歌，由于人们意识的不理解或难以接受，便称之“新诗潮”、“朦胧诗”，它是新诗坛现代主义思潮的先驱，打破了诗歌线性因果或单向直抒的方式；采用象征主义的手法，代表作家有 北岛、顾城、舒婷。

女性诗歌：（第三代诗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出现，代表诗人有瞿永明、伊蕾等。它不再是“女性写的诗”，而是“写女性的诗”。抒写女性自身丰富而隐秘的内在世界，主题是女性的精神性别，“黑夜意识”的阐述：女性躯体的书写： 自白叙说的方式。

潜流散文: 指“文革”期间与按照文学规范创作的显流散文相对应的一种散文，受客观环境的制约，它们一般以隐藏的方式进行创作且不能公开。特点是情真，是一种个体性话语。代表这个时期散文的创作水平，丰子恺《缘缘堂续笔》、张中晓《无梦楼随笔》陈白尘《牛棚日记》等。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宏观全景式报告文学，19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以宏观全景手法来反映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它突破了以往报告文学写一人一事的单元思维框架，反映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时代精神风貌，发展了报告文学的表现手法和美学特征，具有篇幅长、信息量大、气势恢弘以及浓厚的调研性、学术性、思辨性等特点。徐达《哥德巴赫猜想》

社会主义教育剧：20世纪60年代的一批意图教育青年，灌输革命思想的戏剧。代表作：样板戏《红灯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等

革命现代京剧：是“文革”中的艺术宠儿，是标准的革命艺术、无产阶级艺术，他们无不阐发阶级斗争、武装夺权的主题。风格钢筋挺拔、高亢明亮。正面人物“高大全”，舍身忘我地为党和革命事业奋斗献身。主要人物多是无产阶级英雄，一般是党和军队的基层干部。故事叙述往往紧张惊险，富于悬念，穿插得当，少有散软无用的场面。

样板戏：得名于1967年《红旗》1967年第六期的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如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工农兵服务。

史传性散文：作为一种具有纪实性和史料性的散文，是以人物的生平事迹作为写作题材的散文文学作品，它包括自传性回忆录和他传文学作品等。一般记录传主亲身经历、回忆旧人旧事，表达对“文革”和极“左”政治的反思和批判。代表作：郭沫若《晚年岁月》、季羡林《留德十年》、韦君宜《思痛录》。

史志性报告文学：指那些有意立足于历史文化，试图通过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来重新审视历史的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代表作:钱钢《海葬》、《唐山大地震》等。

知识分子报告文学：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报告文学。

以徐迟为科学家立传的《哥德巴赫猜想》；随后出现为普通知识分子立传的作品，代表有黄钢《亚洲新大陆的崛起》、霍达《国殇》、黄宗英《大雁情》等。探索戏剧：20世纪80年代，一些剧作家不满旧戏剧单调、枯燥的形式，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戏剧，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思维和技巧进行戏剧革新实验，确立舞台假定性，剧本非理性的结构，夸张荒诞的叙事手法，人物心理可以直接呈现，采用舞蹈、音乐、诗歌、雕刻等多种形式，综合的表演艺术，开辟了中国话剧的新时代。代表作：高行健《野人》、《车站》、《绝对信号》、李云龙《洒满月光的荒原》。

现实主义话剧

指按照传统戏剧手法，着重关注现实生活内容，采用理性的结构，通过对社会人生的外部真实来描写它的本质，叙事真实符合逻辑，能呈现对社会的新鲜感受和深刻发现。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

话剧双峰：指“现实主义话剧和探索话剧合流”的两部代表作：刘锦云《狗儿爷涅槃》、杨健、陈子度、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

“个人化”诗歌：诗人从个体身份和立场出发，独立接入文化处境、处理时代生存生命问题的一种话语姿态和写作方式。它常常以个人方式承担人类的命运和文学的诉求，弘扬个人话语的权利，源自个人话语又超越个人话语。

艺术特色：1注重叙事性，感觉化细节，想象更加丰富。2 语言修辞意识的高扬。反讽、隐喻、引文镶嵌、戏剧化、跨文体、散文化，灵活复杂又具有广融性。“诗的语言是悖论语言” 如欧阳江河的《时装店》。

文化散文：在创作中注重作品的文化含量、往往取材于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内涵的自然事

物和人文景观，或通过一些景物人事探究历史文化精神的散文。艺术特点：在艺术上，创作主题博大沉雄的气度与表现对象的融会贯通，显现出“大散文“的气象，从而在当代散文中独树一帜。余秋雨《文化苦旅》、张中行“三话”。

先锋戏剧：是80年代探索戏剧的延续，受欧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表现反叛和解构传统的倾向，有些作品在怪诞形式下透出深刻的人生感悟。如孟京辉《恋爱的犀牛》、林兆华《三姐妹.等待戈多》。

70后诗歌：专指生于70年代的中国诗人概念，最早来自1996年民刊《黑蓝》，代表诗人有蒋浩、姜涛、胡续东等人，有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气息，写作题材日常化，审美趣味个人化、细节化，道德现实化、底线化。

第五篇：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1.“样板戏” 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称谓和现象。产生于六十年代，流行于文革时期。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文革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习惯上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八个样板戏”。2.第一次文代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前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约八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周扬和矛盾分别代表两个地区作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会议确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选举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文联和领导机构。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和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的建立。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的进程，并确立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

3.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4.政治抒情诗：一般情况下，那些在题材上或视角上被政治化的诗歌被称为政治抒情诗。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讲究节奏分明、声韵铿锵。经常使用马雅科夫斯基的“楼梯式”的组织形式，并不断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对偶、排比方法，以加强形式感。这种鼓动性的诗，大量出现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开展的时期。代表诗人有郭小川和贺敬之等。大约在50年代末期或60年代初，但作为一种有独立形态的诗的体式，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1950年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1954年邵燕祥的《我爱我们的土地》，1955年郭小川以《致青年公民》为总题的共七首的组诗，1956年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是最初的一批有影响的作品。

5.山西作家群（山药蛋派）：指以农村生活作为主要取材范围的山西作家群

体。代表作家有，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的共同特征包括，（1）地域特征（2）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3）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4）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也被称为“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其作品具有地域的特征，代表作家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同时其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创作态度上，他们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在语言上，他们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

6.三突出原则：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7.潜在写作（又称为地下写作）：为了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即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一种是作家们自觉的创作，如丰子恺写的《缘缘堂续笔》和食指的诗；另一种是作家们在非常时期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

8.“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它限定在“中国大陆”这一范围之中，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整合”，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式来予以解决；“当代文学”的另一层含义是，它的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

9、“新民歌”运动 ：1958年“大跃进”期间，人民群众自发地用诗歌的形式歌唱自己的劳动，表达自己的理想，出现了“新民歌”创作的热潮。后来经过有组织的搜集、整理，加以提倡和推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

10.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期从苏联引入这一口号，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其影响比以往其它方法更加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1932年苏联首届作家代表大会确定的。它要求文艺家从现实的革命出发，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这种艺术的描写还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

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这个口号的提出，是为了清算“拉普”机械论的文学思想以及“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偏误，所以有强调“写真实”的一面。（传入时有些变形，由于周扬在左联的领导地位，文章几乎给此后左翼文坛对创作方法探求定下了调子，即既吸收了其中有利于现实主义恢复与发展的因素，又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机械论的束缚）

11.荷花淀派 以孙犁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的流派。此派一般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精神语言清新朴素描写逼真心里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主要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荷花淀即白洋淀，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荷花淀》以白洋淀明媚如画的风当作背景，具有朴素、明丽、清新、柔美的风格。洋溢着诗情，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12、白洋淀诗群：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插队，形成了白洋淀诗派，主要诗人有：芒克、根子、多多等。有芒克《天只》《十月的献诗》根子《白洋淀》等等。他们的诗作现实了对于现实社会秩序，对暴力的批判，生命中迷惑、孤独和痛苦的体验。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而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多的带有现代主义色彩。

13．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是批评家对某种创作倾向的概括。1989年《钟山》杂志主动倡导并提出这个名称，其卷首语中概括为“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这一思潮较为公认的代表作家有：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叶兆言、王安忆、刘恒等。作品：刘恒《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方方《风景》；池莉《烦恼人生》；刘震云《一地鸡毛》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主要描写下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拒绝传统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手法，采取拉拉杂杂叙家常的手法；取消情节与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造成无常化的生活流；采取零度叙事，叙事人以平淡冷漠的口吻讲述而不介入故事。

14．伤痕小说：伤痕小说是文革之后出现的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率先打破文革之后小说创作沉寂的是：刘心武《班主任》和卢新华《伤痕》，这两个短篇引发了“伤痕小说”的思潮。“伤痕文学”概念所指称作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概念等同。“伤痕”小说的核心是：正面描写文革造成的人的心灵创伤和人与家庭的不幸。有四种写作倾向：揭示四人帮的罪恶；表现与四人帮的斗争；展现普通人在文革逆境中的美好情操；从文化的角度对文革进行思考。伤痕小说揭示了文革最大的祸患在于对人的心灵的戕害，除破了50年代文学不触及人情人性的弊端。但现在看来，伤痕文学也还没能完全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伤痕文学较成熟的作品还有：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等等。

15、反思文学：通过艺术概括，深刻地揭示出极左思潮和现代迷信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党的优良传统受到破坏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思考产生历史悲剧的社会原因，以防悲剧重演的这类文学作品称为反思文学。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同具有的特色。如《内奸》（方之）、《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布礼》（王蒙）、《人到中年》（谌容）、《芙蓉镇》（古华）等。

16、寻根小说（寻根文学）：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法，丰富和加深作品的文化意蕴。代表作家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小鲍庄》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张承志《北方的河》《黑骏马》等.17、政治抒情诗：一般情况下，那些在题材上或视角上被政治化的诗歌被称政治抒情诗。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讲究节奏分明、声韵铿锵。经常使用马雅科夫斯基的“楼梯式”的组织形式，并不断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对偶、排比方法，以加强形式感。这种鼓动性的诗，大量出现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开展的时期。代表诗人有郭小川和贺敬之等

18、非主流文学：指的是50-70年代，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1）它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感念。（2）非主流文学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3）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在本时期呈现为阶段性的状况。如1956-1957年，1961-1962 或文革后期等。

19．新时期文学：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8月十一大宣布“文革”以粉碎四人帮结束，并把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新时

期”。文学界虽将文革之后的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事实上，直到1978年5月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才是新时期的真正到来。

20.“新生代”诗歌：又叫“第三代诗”“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后崛起”“当代试验诗”等。诗人多出生于60年代，创作于80年代。他们拒绝精英化、理想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而提倡平民化、世俗化、个人化；拒绝“朦胧诗”的意象、象征、隐喻等表现手法，提倡口语化，诗中充满了了反讽，调

侃黑色幽默。1986年“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可视为“新生代”诗人在全国的集体登台亮相。

21．改革小说：改革小说把目光投入到现实生活领域，在伤痕和反思过后呼唤改革。蒋子龙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连续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另外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张贤亮《龙种》；张洁《沉重的翅膀》；贾平凹《浮躁》手术与改革小说之列。

22．知青文学：80年代，“知青文学”是用来描述一种文学现象的概念，一般这一概念所指的范畴并不清晰，但总的来符合两个条件：作者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作品内容主要是关于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知青在后来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感情。知青文学一般专指叙事体裁的创作，因而“知青文学”也常常成为“知青小说”。北岛、舒婷、芒克等创作的不是知青文学。知青作家主要有：孔捷生、郑义、叶辛、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史铁生、张炜等。知青文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作品中常有较多的惶惑，与产生于寻求中的不安和焦虑。代表作品：张承志《北方的河》《黑骏马》；张抗抗《隐形伴侣》《北极光》；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路遥《平凡的世界》等等。

23、实验小说：80年代中期，文坛上一批作家开始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实验小说是批评家对于一种创作倾向的概括，也有人称之为先锋小说。这一实验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这些作家有：马原、莫言、残雪、格非等。代表作有：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拉萨河的女人》；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残雪《山上的小屋》；格非《迷舟》等。实验小说的共同特征是：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拟真性、公开暴露小说的虚构本质；取消情节之间的因果联系；让幻觉、幻想和现实混在一起，真假难辨。实验小说对广大读者阅读习惯的拒绝使它只能在一个狭小的文学圈子里生存。

24、“朦胧诗”：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坛上涌动着一股崭新的诗潮，因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而得名。其成员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芒克、多多、梁小斌等。他们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美学特点的诗歌。如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等。

25、先锋小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为代表，在叙事革命、语言试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同时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激进的试验。所谓先锋精神，就是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先锋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启蒙与人性的怀疑，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规范，使得极端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可能，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较大。

26、纪要：1966年2月，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并以林彪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了由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定稿，并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共分十条内容，包括文艺黑线专政论、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并点名批判了一批文艺作品。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党，给以后的文艺界造成极大的祸害。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同意撤销《纪要》。

27、“第四种剧本”：不同于表现先进与保守斗争的工厂剧本，入社与不入社斗争的农村剧本，我军与敌军斗争的农村剧本。这类剧本较为尖锐的触及社会矛盾，揭露了社会某些阴暗面。较为大胆的些人的情感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主要有岳野的《同甘共苦》、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海默的《洞箫横吹》、赵寻的《还乡记》等。

28、“新辞赋体”：这种诗体融辞赋、词典、民歌之长为一炉，即吸取古典诗歌中赋体抒情与铺成，扬厉遣词造句的特点。融合民歌的刚健活泼和词典的轻捷明快的特点，创造出格局比较严谨，章节大致对称，外观基本整齐，内在节奏起伏变化，音调铿锵的长句或长短句体，亦称“长廊体”或“郭小川体”。

29、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哲理散文或大散文）：在8090年代散文创作中，有些作者是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在专业研究之外，创作了一些融会学者理性思考和个人感性表达的文章，这类随笔式的散文被称为学者散文或者文化散文。如金克木、张中行、余秋雨等；学者散文作者大都有较为丰厚的学术修养，往往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的表达中，不特别注重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在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通常会以较为智性的幽默来平衡情感的因素，学理知识的渗透，也使其具有特别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

30、心验散文：20世界80年代中期，一批对“文革”体验不多的作家，其作品着重描写内心感受，普通人的情感、母爱、童心、乡情、爱情、友情等。与过去散文相比，这一时期散文与政治联系不紧密，重在抒情。

31、诗体散文:杨朔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在整体构思上通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使散文境界优美、诗意盎然，使描写的景物和抒发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如《雪浪花》借浪花来表现老泰山的性格和激扬的时代；《海市》借奇异的海上幻景展现今日鱼岛生活的兴旺美好；《茶花赋》借绚丽的茶花展现出祖国的欣欣向荣。

32、楼梯式：“楼梯式”是贺敬之在学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样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语言特点和语言规律，融进中国民歌和古诗词的优点，创造的一种诗歌样式。这种形式，诗行的内部按照汉语的规律和特点，像楼梯一样排列，高低交

错，字句排列基本对称，句式大体整齐，音顿大致相近，押韵大致相同，有严格工整的对偶和排比，节奏明快，抑扬有致，有利于表现重大主题、抒发充沛激情、增强诗的表现力和鼓动性。

33、女性文学：女性文学研究本是一种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它产生于80年代末的欧美。以美国的格蕾·格林和英国的科拉·卡普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企图“改写所有由男性文化体系衍生出来的种种规范、典律”，“揭开久经压抑、掩藏的躯体、无意识以及文化、语言中的深层欲望”；其分析方法则“结合了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斯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论”。我国的女性文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指的是关注女性生存状态与主体思想的文学作品，其作者不一定是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源于英美，带有女权主义色彩，代表人物如波夫瓦以女性关心话题为主题、面向女性读者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