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
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上来源:人民网
张天行世纪末，书画篆刻家钱君应邀到美国讲学，向西方听众介绍中国传统的书画篆刻艺术。回国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讲到东方艺术，一些人先想到的是日本，然后才想到中国。有的甚至只知有日本，不知有中国。难道中国的书画艺术就那么不如日本吗？显然不是。但是，日本在宣传方面占了绝对的优势，他们出版了大量印刷精美的画册来传播自己民族的艺术，而且一出就是十几本一套。相比之下，我们对自己民族艺术的宣传就太不重视了。
国画大师李可染有同样的看法。他在参观日本的美术馆时发现，虽然来自世界各地的绘画作品都有，但日本画总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说：“这值得我们思考，对自己民族的东西不重视，是很危险的。”后来，李可染买了日本简装的美术全集，共12本，中国只占一本多，日本占了4本。他说：“从维护和宣扬民族文化的角度说，人家是对的，而我们在文化事业上却往往过于自卑。”
类似的问题不局限在绘画艺术领域，在文学、哲学等领域也同样存在。
我在日本做访问研究期间，曾在书店里看到一位日本学者的著作《20世纪的思想》，全书共有七章，前六章介绍西方各流派思想，最后一章介绍日本两位思想家的思想，其中竟然没有中国思想家的名字。对20世纪中国哲学界来说，这是一件不公正的事情。
“只知有日本，不知有中国”的局面与我们国家应有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这确实令人感慨。此种局面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有宣传不够的因素，也有自身缺乏文化信心的因素。
20世纪，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流行着“西方文化中心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中国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缺乏全面深刻的分析和估价，自然也谈不上切实地对外宣传介绍。
应该说，对待传统文化，我们现在的态度理智多了。以哲学思想界为例，对老子、孔子、孟子等思想家，学术界不仅肯定其历史价值，而且努力挖掘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研究者把他们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相提并论，比较异同。对此，世人都认为是很正常的，少有异议。
但是，在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创造的评价上仍存在“过于自卑”的现象。一个民族的自信不能仅建立在古代文化的辉煌上，还需要近代和当代的文化成就的巩固和加强。
20世纪中国曾因相当长的时间处于战乱、封闭之中，一些很有潜力或已很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因种种原因转为沉默乃至凋零，未能尽展其才，这是20世纪中国最惨痛的损失之一。但是，人们不能借此得出“20世纪中国文化成就不高”的结论。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外在机缘如社会动荡虽然给文化发展带来了障碍、甚至破坏，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了激发异彩的机遇。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处于贫穷、**之中，但就是在辗转西南的艰苦日子里，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人完成了自己一生中的代表作……在他们的著作中涌动着因国家危亡而生发的使命感，这是他们著书立说的不可阻抑的动力，这种动力推动着他们达到了思想和学术的高峰。这是在衣食无忧品茶挥笔的书斋中难以孕育的。类似的情形在中外文化史上都不乏例证，如明清易代之际，是一个大动荡的年代，读书人很难应付得当，非死即降，但也就是在这一腥风血雨的时期，思想、绘画等领域出现了高峰，产生了王夫之、石涛等大家，他们的文化创造工作可不是在平静的岁月中进行的。
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但我们可以说，各领域也都产生了一些卓越的人物，他们的成就和贡献仍有待细致地阐发，而这一工作首先要靠我们自己来进行。可以发现，在此方面国人已有一些自信的声音：
张岱年说：“金(岳霖)先生在40年代写成认识论专著《知识论》，其中论述之精、分析之细，不仅超越古人，而且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也是罕见的。”汪曾祺说：“拿沈从文来说，他的作品比日本川端康成总还要高一些吧！但是川端康成得了诺贝尔奖，沈从文却一直未获提名通过。这公平吗？”
一个民族要格外珍视本民族的文化创造，这是参与文化对话、交流的基础。日本的一些做法和一些已取得的效果，应该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第二篇：中国人失掉了文化自信吗
中国人失掉了文化自信吗
“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尽管总书记并非第一次提及文化自信，但是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并称“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尚属首次。我们为什么要有文化自信？这是因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连文化自信都没有，无疑很可怜，也很可悲。国不论大小，民不论多少，试问哪个国家的民众不为自己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以我们的近邻韩国为例，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韩国人为韩国文化感到自豪，并且这种比例还在升高。多年来，我们也在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在谈及文化自信，但是所表现出的气质却是文化自卑。在一些人眼里，传统文化都是糟粕的，西方文化则是精华；传统文化都是落后的，西方文化则是先进的。言必称西方文化，甚至连与人交流时也时不时蹦出英语单词。这显然是误区。
还有一种现象是，不少学人喜欢拿鲁迅那一批大家为例，认为那些大家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毫不留情地否定，也足以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问题太多，不值得传承。殊不知，鲁迅少时便“几乎读遍十三经”，其古文根底深厚，一生皆受传统文化滋养，他对传统文化绝非全盘否定，而是在客观全面的基础上批判和认同。
比如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说：“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这难道不是对中国文明的赞美？
其实，对于不少人来说，他们不是不喜欢传统文化，而是没有理解传统文化的美，或者说由于过于偏爱西方文化，而忽略了传统文化的美。某知名媒体人撰文称，“更年轻时我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我觉得外国书好看，中国书在认识上幼稚，在气息上又老迈。可是如今，我的头脑像只水瓮，装满了或可称为'中国意识'的东西。这种意识就是对自然有一种特别的偏好，不仅欣逢其美，还相信它蕴涵真理，从中觅得安身立命的准则。” 这或许不是一个人的感受。这几年，笔者闲来无事也常常翻看唐诗宋词，尽管小时候曾背熟不少唐诗宋词，但随着马齿渐长，人到中年，再看那些唐诗宋词，别有况味，始觉唐诗宋词的魅力简直绝伦。中国人失掉了文化自信吗
不同民族的文化有不同的特点，中国文化与别国文化不是对立的，在激赏别国文化时不能忘记我们身上的文化基因。当然，传统文化也有糟粕，今天我们视野更开阔，也更容易分辨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哪些该舍弃哪些该弘扬。不唯我独尊，也不妄自菲薄，这是文化自信的立足点。
丘吉尔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这是对莎士比亚的致敬，也是对英国文化的致敬。韩国一个议员说，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我们不仅要重视工厂里生产的产品，更要重视精神文化产品，我们要思考如何去开放市场，创作出有活力和影响力的文化产品。这是对文化生产的重视，将文化上升到了国家软实力的高度。
今天，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达到这样的水平了吗？今天，我们的文化输出成功了吗？今天，我们在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答案。
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国人没有失去文化自信，也不能失去文化自信。有学者称，一个国家的文化高度，决定了这个国家公民的精神高度、生存高度。文化自觉、自由是深化中国发展内涵的必由之路，是改善中国公民生存质量的重要途径。诚哉斯言！葆有文化自信，并提高文化内涵，这是我们目前最需要做的。
第三篇：中国人的自信
又一个金色的秋天，伴着党的十六大即将召开的东风，共和国走过了第53个年轮。纵观华夏五千年，虽饱经沧桑，却始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多少次生死存亡，众多仁人志士均力挽狂澜，民族的自信心是他们的原动力。新中国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日，到屹立于世界舞台的今天，当代炎黄子孙对祖国的自信心，演绎为振兴华夏的巨大动力。
一个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之林，首要的是自信！
体育健儿们仰视冉冉升起的国旗，聆听撞击心扉的国歌，昂首走向领奖台，凭着这股自信心；
南极考察队员战严寒、做“铁人”，“特别能战斗”，凭的是这股自信心；
实施西部大开发，缩小东西差距，解决贫困问题，需要不少于20年的时间，想法多办法多措施多，更召唤这股自信心；
造福子孙后代的南水北调、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和西电东送等五大世纪工程的全方位展开，激发了数以亿计的自信心；
申奥、加入WTO源于国人的自信！而申奥和加入WTO成功，我们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要做，需要延续申奥的那份激情、那份从容以及加入WTO的那份自信；
盼小康，祖祖辈辈盼了多少代；奔小康，风风雨雨奔了多少年。今天，小康生活就在国人身边。
你看，目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8万亿元；
你看，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达71.4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岁；
你再看，精起来的饮食、大起来的住房、靓起来的服饰、多起来的私人轿车、热起来的假日旅游和快起来的通讯方式……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13年来，中国人的自信无时不表现为加快改革开放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已化作累累硕果。1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2001年超过9万亿元，排名跃升到世界第六位、发展中国家第一位。难怪，世界各大报章无不报之以赞叹！
是的，从中国领导层、中国经济理论界、中国企业家、中国新闻圈更会感受到这样的自信心：民富国强。从民富到国强，是海内外每一个中国人共同努力和创造的。
在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中，人们面对西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碰撞，面对承认落后与民族自豪感的碰撞等等，作出自我抉择，凭藉的依然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自信心。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新由旧嬗变而来，感叹“天地转、光阴迫”理所当然，但对如烟往事的过份眷恋，则不可取。国庆，也意味着国人精神状态与精神面貌的更新，一个对生活取严肃态度的人，无不于心头增添了一种紧迫感。
在欢度国庆之际，我们“求新”、“求富”的希望与祝愿，已经从单个人到单个家庭的着眼点上，移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如何进行上。
今年11月8日，我们将迎来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相信改革的力度将更大，发展的任务将更重。改革的到位，也必将进一步改变中国的整体面貌。正像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康有为曾经说过的，“物新则壮，新则鲜，鲜则活，活则通”。国庆确实预示着新的希望。然而任重道远，需要不同寻常的自信心。
社会向前发展是亘古不变的规则。诚然，在过去的岁月里,改革和发展在一些方面也偶尔出现波澜。但是，凡有流水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漩涡，这是一条自然规律。同理，世界上也从来没有顺而又顺的事情。只要我们的眼光和思维活动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跳动，那我们自会保持清醒的认识，并增强自信心。
富民之路，强国之路，何其漫漫！
未来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丝毫也不宽裕，时间的紧迫与发展机会的珍贵，逼得我们再也摆不得花架子。如何适应？比之发达国家，比之社会利益分割已相对稳定到位的西方社会，中国人有更原始的本能意识――
自信！如何发展？还是众多国人铭记的那句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第四篇：文化自信挺起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文化自信挺起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来源：和讯网
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珍视中国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牢固树立文化自信是总书记的一贯坚持，他认为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应有之义，因而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将它们联系起来，并称为“四个自信”，由此构成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新的重要内容。
那么，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总书记为何要将文化自信提到如此高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是：部分中国人拥有文化自卑心理。无数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否定和背叛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其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总书记的讲话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和文化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自卑者否认和背叛中国文化，就等于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从而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和文化必然性——合法性。这是“文化自卑”可能导致的最为严重的后果。
后果的严重性迫使我们必须克服文化自卑心理，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的精神条件。而要克服文化自卑心理，首先要分析其成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事实上，除了前述的外部的、客观的原因外（经济全球化及其伴生的文化全球化），文化自卑者本人也有其内部的、主观的原因——缺乏文化自觉。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有文化自觉，也即要对中国文化拥有基本的认知和认同。没有这种基本的认知和认同，就容易成为外国文化的俘虏，就容易成为文化意义上的“香蕉人”（外面黄里面白）。因此，克服文化自卑心理的第一步是通过诚实的学习。在思想深处建立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建构一个内在的文化免疫体系。
如果说文化自觉是克服文化自卑的前提条件，那么文化自强便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要实现文化自强，就要在文艺创作中，立足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熔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手段、形式、内容、思想等各个方面坚持创新，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以此创造出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和发展的文化需要，培养出精神雄健的国民，以实实在在的文化产品吸引人、感化人，为广大人民提供文化自信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底气。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优秀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清晰的精神标识，是流淌在亿万中华儿女内心最热腾的精神血液，是支撑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最顽强的精神脊梁。在历史上最为企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时刻，没有理由不以文化自觉克服文化自卑，没有理由不以文化自强达致文化自信，真正挺起精神的脊梁，勠力同心，共筑中国梦！
第五篇：中国人,你要自信
中国人，你要自信
人物简介：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思考中国三部曲”作者，《观察者网》特邀评论员，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访问教授，春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
大家好，过去三十多年啊，对中国的预测，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回头一看，乐观的几乎都是对了，悲观的几乎都错了。
十八大召开前夕，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邀请我去他们演播室。这个主持人很有意思，他见到我坐下来，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啊，你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当时十八大还没有召开，即将召开。我笑了，我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那一次是对的？我说我都记不起来，我一个人的预测都比你们预测得准。有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媒体人、西方学者，他的思想里还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只要你和我西方做的不一样，你就不对，你就要走衰，你最后要崩溃。
大家知道《历史终结论》的作者是福山先生，美籍日裔的学者，他跟我有过一场辩论。2011年时在上海，我说以我对美国的了解，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了解，它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前工
业革命时期的。美国政治改革的迫切性绝对不亚于中国，实际上我觉得比中国还要迫切。现在我们这个辩论已经将近四年过去了，我的观点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更加细化、深化。但福山先生，最新的一期外交事务杂志，是美国的一个顶尖杂志，他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就是“America in Decay”，“衰败中的美国”。我自己看了这篇文章，英文，还有中文的翻译，我说有百分之九十五不用任何修改，登在《人民日报》上没有问题。
我之所以谈问题比较自信，恐怕跟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系。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在中国最底层工作过，我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到在八十年代中期时，非常荣幸，有机会直接为当时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我接触过中国的最底层，也接触过中国的最高层。我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泰国曼谷，我都不可思议，当时觉得，怎么这么发达，领先上海至少二十年。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九点钟商店还都开着。当然今天，去过曼谷的都知道，落后上海至少二十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在西方长期生活过，所以西方很多忽悠我是不会上当的。我在那儿用过律师，用过会计师，交过税，打过官司，买过地，建过房子等等。我总的感觉是，西方的长处和短处都是客观存在的。
纽约肯尼迪机场，始建于上世纪40年代，虽历经修葺，也已是“老态龙钟”
但现在，它体制中的短处，开始慢慢压倒它的长处。我走了一百多国家之后，我有很深的感觉，中国已经取得这么大的 2
进步，我自己发觉我们相当大的一个人群，特别是我们知识界、媒体界，这些人不自信，总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彼岸世界，就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一次在上海一个大学里讲课，讲中国崛起，一个青年教师提了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他说张老师啊，听完你的讲座，给人感觉好像中国人生活得都很幸福，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移民呢？你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移民，待在中国？我也笑了，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对人了，我说我不做这样的傻事情，我鼓励他移民。因为我做过个小小的研究，就是至少百分之七十的人，出国之后会变得更加爱国，不管他加不加入那个国家的国籍，一出国就爱国，这个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而且我仔细查了有关移民的数据，我们现在移民还非常之少，就过去三年平均的这个移民，是每年19万。一年19万是什么概念？小小的波兰，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人口四千多万，去年移民50万。我们这个民主的台湾省，人口比上海还少，2300万，现在在中国大陆生活工作学习的台湾同胞多少人？150万。这是最保守的估计。
纽约市中心地铁站，与国内广泛运用的屏蔽门相比只有简陋的护栏。
我说这是围城现象啊。如果你想移民美国的话，我给你支个招，我对纽约还算熟悉，恐怕不亚于上海，我说这样吧，你可以从上海的浦东机场，到纽约任何一个机场——纽约有三个机场，现在跟上海联系比较多的是纽瓦克机场，我说你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美国 3
基础设施都是六十年代的，怎么跟中国比？我说如果你有胆量的话，如果你是八尺男子的话，试一试，敢不敢在纽瓦克这个镇，就像我们虹桥一样是个镇，住一夜，我住过，体验一下你晚上敢不敢出去。我一个朋友在纽瓦克一个医院，做过博士后，我问他了你这个医学院怎么样？他说不错的。我说你哪个专业是最好的？他说枪伤科，天天有火并，那枪伤科就发达了。美国，你只要稍微有点起码的对这个国家的知识、常识你就知道，这个国家三个世界组成：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如果你不幸地坠入美国的第三世界，对不起，我估计你的寿命和非洲人差不多，五十来岁。如果你像我们很多的留学生那样，真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美国所谓的第二世界，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你真的问问这些人，过去二十年，你的实际收入有没有增长？你买了房子的话，你的房子有没有增值？你对以后在美国的退休生活你有没有信心？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不好，美国有很多地方不错的，但是我说我们应该平视美国，平视西方，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这样可以防止被西方被美国忽悠。
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要被西方被美国这么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一手好牌，当时的好牌，怎么当时打成那个样子？”我自己觉得中国的进步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到过的。我们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我们的成就恐怕超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现在我们如果看经济总量，最保守的估计，我看到的，十年之内，根据就是官方汇率计算的 4
GDP，应该超过美国了。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这是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就是你的货币实际能够买到多少东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报告，2014年已经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有的人还是不自信，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即使你超过美国，你的人口比美国多四倍，对不对？你的人均GDP还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我说你换一个指标系统，可能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美国人高企的负债率和中国人超高的房产自有率，此消彼长，真正的“藏富于民”在哪里？
我自己用两个不同的指标来看世界各国，一个就是家庭净资产，也就是说你老百姓家底到底有多厚。你的房产、你的股票、你的债券、你的储蓄等等加在一起，去掉你所有的债务，你有多少净资产？我现在看到的，美联储每年都出报告，2010年，美国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百分之五十比这个高，百分之五十比这个低——是7.73万美元。有人说美国怎么就这么一点呢？实际上美国这个国家是个债务型的国家经济，个人老百姓消费也是债务型的消费，你把债务都去掉以后，资产还确实不是特别高，这个水平和中国今天的家庭净资产，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而在中国的发达板块——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和美国人口一样多的三亿多人的发达板块，坦率讲47万人民币（7.73万美元）的资产，属于弱势群体了，恐怕是需要政府提供帮助的人群。第二个重要的指标系统就是人均预期寿命，可以活多久，中国现在是75岁，美国是78岁，就比中国多三岁，5
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而我们整个发达板块，北京上海都是82岁，纽约才79岁，这个79岁还是最近的，前两年还没有到这个水平。
为什么名义GDP、人均GDP美国比中国高相当多，但实际上家庭净资产和这个人均寿命这个差距不是很大，一种解释，我觉得邓小平当时讲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我自己亲耳听他讲过，他说因为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们人民得到的实惠可能会比较多。
第二种解释就是，最富的一百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二三十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就这么简单。因为现在美国连竞选的政治献金都不封顶了，个人捐款也不封顶了。那就不是Democracy,是Moneytalkracy，不是民主是“钱主”，是“钱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老百姓怎么改善？
但是我们国内一些人还是不自信，西方还是天天在骂我们，骂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我们是民主国家，你是专制国家。”叫民主与专制，西方一个主要的话语。所以我们讲超越美国，超越西方，不仅是经济总量，不仅是百姓财富，而且也是话语的超越：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
今年三月，我们有一个小组去德国首都柏林开会，BBC正好在播一个电视节目，叫“Freedom2014”（自由2014），这里面一个退役的宇航员，拿着一张他冷战时期拍的照片，跟大家说：“你们看，这是冷战时期我从外太空拍的柏林的夜景。东柏林，你们看是黯淡无光的，西柏林非常明亮。这说明了什么？”他说，6
一边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另外一边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但我们这些从上海到柏林的同事，一到柏林就觉得：“这个机场怎么这么小啊？”确实，中国已经找不到这么简陋的机场了。“这个街道里的商店空空荡荡没有人气”、“这个夜景比上海差太多了，一个天一个地”，所以如果一定还是要套用这个宇航员的话语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今天中国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德国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
实际上我想关键不在于一个国家——德国或中国——民主还是专制，而是这个话语，民主与专制这个话语，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已经远远不能解决我们这个非常复杂又非常精彩的世界了。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新的话语来代替这个范式的话，我想就是“良政还是劣政”，英文良政叫作Good Governance，劣政叫Bad Governance，就是国家治理的好坏，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有一些国家治理的还可以，有些就治理的非常糟糕。
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我把中国也放在这一类，虽然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可以经得起国际比较。关键是劣政Bad Governance也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可以举出一百个例子，从最烂的阿富汗、伊拉克、海地、利比里亚到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破产的希腊，我到希腊的时候就说了，我们可以从上海派个团队来帮你治理，因为治理水准太低了，冰岛也破产了，也是所谓发达国家，我也去过，没有治理好。
我们讲超越，实际上还是一个政治制度的超越，政治制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产生国家的领导人？十八大的时候，纽约时报的编辑给我来了一个邮件，说张教授，能不能写篇评论，我的这个文章的标题是《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我就和他讲一个简单的故事，看一看中国十八大产生的最高执政团队，政治局常委们的履历，基本的要求：两任省委书记。也就是说，至少治理过一亿人口，而且要有政绩。我说你看一下习，他治理过三个省，当第一把手，福建、浙江、上海，这三个省的人口加在一起，大约是一亿两千万。这三个省的经济规模加在一起，接近印度的经济规模，治理过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经济板块之后才进入了政治局常委。然后又给他五年的时间熟悉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方面面，最后再出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说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你怎么能比？我是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中国现在的这个选贤任能制度虽然还可以完善，但我已经可以保证，绝对不会产生像美国小布什这么低能的领导人。
西方媒体很有意思，我对西方政治制度批评得比较尖锐，但是正因为你批评得比较到位，它有时候还不得不引用你。所以今年三月，自由主义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一篇封面长文，标题就是《西方民主出了什么问题》。里边引用了我的一个观点、一句话，说是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说：美国政治制度有太多的问题，老是选出二流的领导人。我是讲过这个意思的话，但它引用的不准确，我讲的是老是选出三流的领导人。
尽管中国明显地在赶超的路上做得相当不错，但是西方和相信西方这些政治理论的人还是觉得，他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我们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复旦大学和牛津大学举行了一场中国模式的研讨会，我还是介绍我理解的中国模式，他们的一些学者还是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等等都质疑。我说我们可以竞争，你坚持你的模式，我坚持我的模式，我的模式不管怎么样，它会逐步的演进，它与时俱进，它不断地进行改革，它自我调整，我说你们一定要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今天的中国，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所以说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一点都不害怕制度竞争，一点都不害怕模式竞争，特别不害怕政治制度竞争。
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很简单，七个字：中国人，你要自信。我们要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的们的对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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