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 迎接沈阳旅游业更好发展的明天（精选）

第一篇：全面深化改革 迎接沈阳旅游业更好发展的明天（精选）

全面深化改革 迎接沈阳旅游业

更好发展的明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号角，作为第三产业中涉及面最广泛、带动行业最丰富、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联系最密切的旅游业，也将在新的历史时期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全面深化旅游业改革，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旅游业是在改革开放中最先爆发活力的产业之一，开放的市场激活了国际、国内的旅游市场需求，造就了出境游、国内游、入境游各项指标都突飞猛进的中国旅游业。2013年沈阳接待国内外游客7502.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32.3亿元，旅游业已经成为全市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产业发展的成果是源于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把握，推动旅游业更好更快发展，同样要坚定不移的发挥旅游市场对配置旅游资本、设施、产品和人力等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对旅游业的决策成功与否最终也必须由市场来检验。

二、全面深化旅游业改革，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建立健全政府引导、行业自律、企业依法自主经营的旅游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各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将逐渐从抓会展论坛、市场展销、迎来送往的事务性工作之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谋大局、抓实事，致力于保持旅游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旅游公共服务，保障旅游业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我市旅游主管部门紧紧围绕“内外兼修，软硬并举，科学管理、均衡发展”的总体方针，以“培育支柱产业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总目标，以贯彻实施《旅游法》为契机，坚持规划先行，突出市场导向，强力推进规划制定、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营销市场化、旅游智慧化、旅游人才工程、行业依法行政、旅游标准化、节庆活动模式创新、机关作风建设等10个方面工作，着力在改革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开创全市旅游业发展的新局面。

三、全面深化旅游业改革，要求进一步激发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活力。

要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携程、海航、春秋、开元、去哪儿网等几家非国有企业集团在较短时间内跃居中国旅游20强之列，首创了低价航空、电子旅商等新业态，无可争辩地表明了外资、民营、合资和股份制企业在旅游经济竞争力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后几年，沈阳旅游业将更加关注推进国有旅游企业改组改制，支持民营和中小旅游企业发展，支持各类混合所有制企业，让各类所

有制的企业在平等、规范、有序竞争中，产生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力争到2017年，培育营业收入超5亿元的旅行社3家，超亿元的10家，培育5个旅行社企业集团，引进8个国内外知名旅行社，新增五星级酒店6家。

四、全面深化旅游业改革，要求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正在蓬勃兴起的乡村旅游在农民就地转型、发展农村服务业、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沈阳市把乡村旅游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和促进农业增收的大事来抓。乡村旅游已成为我市旅游业最具潜力、最具活动的新的增长点。各区县根据不同的地方特色，发展各类农事采摘、民俗文化、观光农业、生态休闲等乡村旅游项目，并与温泉旅游、新城新市镇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了一批特色乡村游品牌。今后几年，我市农业部门与旅游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合作，积极探索乡村旅游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方式，在实现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同时，着力解决发展乡村旅游中的就业、用地等问题，实现农业与旅游的双赢。到2017年，建成休闲观光农业基地100个，争创一批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和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使全市休闲观光农业影响力显著提升。

五、全面深化旅游业改革，要求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发展旅游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高度耦合的。要严格按照在发展旅游中加强生态保育，贯彻《旅游法》关于开展文明旅游、控制景区流量的规定，建设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的示范产业。产业集聚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因素，近年来我市依据国家和省市的相关标准，建设了一批省级旅游度假区、生态旅游示范区、旅游产业集聚区、旅游综合体、旅游休闲街区，有效的推进了旅游产业要素整合。今后一个时期，要继续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加快推进温泉旅游、乡村旅游、河岸旅游等新资源开发，着力打造满清民国历史文化、生态休闲养生、冰雪运动、工业制造等旅游品牌。实施旅游产品创优工程，到2017年新增国家或省级旅游度假区3个，国家或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3个，努力打造国家级旅游精品。

人民群众对旅游业发展的期望和向往，就是旅游人的奋斗目标。“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只要抓住旅游发展中的体制机制、发展方式与开放格局等重大问题，全面深化旅游业改革，就能突破固有体制机制的藩篱，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实现可持续发展，迎来沈阳旅游更好发展的明天。

2014年3月24日

第二篇：从全面深化改革中看旅游业发展

从全面深化改革看旅游业发展

一体和对外开放，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建设、权力制约监督和军事国防，再到文化体制、公共事业、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深入观察和认真思考之后都可发现，所确定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都会对中国旅游事业和旅游业态的发展，产生全方位的影响。

□吴必虎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大纲。作为在中国全面现代化、城镇化发展潮流中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的第三产业，作为第三产业中具有涉及面最广泛、带动行业最丰富、与广大国民生活质量联系最紧密的旅游业，同样也会受到这一《决定》的重大影响。在《决定》中，从指导思想、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财税体制、城乡一体和对外开放，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建设、权力制约监督和军事国防，再到文化体制、公共事业、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深入观察和认真思考之后都可发现，所确定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都会对中国旅游事业和旅游业态的发展，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旅游相关部门和行业也必然会对此作出各自的响应，以共同实现“美丽中国”旅游目的地国家形象的建设和满足13亿中国人民的旅游权利保障、满足稳健增长的旅游市场消费需求的宏大目标。1.中国旅游发展的政治诉求变化和整体环境改善

旅游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经济产业，它还具有重要的文化复兴与传播、国民素质教育养成、表现社会文明发展程度高低等社会意义。在《决定》的开篇部分，就明确提出新的改革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意义。在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改革过程中，其核心指导思想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休闲、旅游、度假作为人类社会基本权利之一，作为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生活质量指标之一，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活化、再现、传播和复兴，对人民福祉的逐步提升和圆满实现，对国民素质的全面优化提高，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旅游发展涉及面广泛而复杂，需要考虑多个利益主体的协调，2013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旅游法》为众多利益主体的关系协调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从现有法律体系特征来看，要实现《决定》中提及的各项深化改革措施，要求对一些法规进行修改。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角度看，“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等决定，将会逐步推进一些涉旅法律的修订，促进涉旅行业的协调发展。

包括旅游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实现政府改革要达到的“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目标方面，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旅游业因为具有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接待地社区老百姓的收入、促进旅游者的身心健康等方面的特定贡献，将会受到政府更大的重视。

政府要达到为公众建设更好的生活质量保障体系，就需要具备足够的财力，《决定》为此设计了一条“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达30%）”的路径，将收上来的钱“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而旅游休闲度假的权利的实现，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民生。

《决定》对整体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破解当前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的严重局面，也做出了系统安排，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等措施，为劳动阶层家庭收入的提高、为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稳步形成和发展，打下了经济基础。中产阶级的逐步出现和稳步成长，既是中国社会趋向成熟稳定的社会条件，也是旅游发展市场需求的主要成因。从消费者市场的健康发展来看，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健康发展同样十分重要，而“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实施，将会为需求市场的培育和改善创造更好的条件。针对越来越多的城市出现“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成了政府的重要工作，而老年服务产业的出现和政府推动，则为旅游养生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

《决定》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方面也做出了重要部署。中国旅游协会以及下属景区、旅行社、星级酒店、旅游城市、旅游教育等分会，如何在此大背景下积极响应、稳步调整，发展会员，为会员单位提供真正的服务，面临着机会和挑战。国家民政部门将会落实《决定》提出的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等社会组织的要求，将会有更多的全国性、区域性、行业性的协会组织出现，旅游业涉及的门类十分广泛，作为各行各业的企业代表，这些协会的相对独立和加快发展，将会进一步增加旅游企业的抱团取暖和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市场占有等方面的改变。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旅游业具有重要地位

中共十八大和三中全会《公报》及《决定》，都一再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主要依靠工业化来促进。35年的工业化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带来了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根据国际上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发展总结，现代服务业逐渐变成取代工业的主导地位，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的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农村人口继续大量向大中城市集聚、导致城市人口比例逐年增加，2012年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另一个就是进入城市的新市民或尚未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将会主要从服务业发展中获得就业机会。《决定》要求“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为了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目标，就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就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一句话，进入城市的人口比例将会有一个稳步持续的提升。

从产业培育角度来看，除了工业，还需要重视其他更多产业发展，包括交通物流、商贸、旅游、创意文化产业等。旅游业，特别是将商务旅游纳入旅游的视野后，旅游驱动型城市化已经成为学者、业界和不少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的发展方向。除了刚刚进城的农民，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矛盾也日见突出，需要“结合产业升级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很显然，旅游服务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提供创业、就业机会的领域。

与第二产业特别是与自动化程度较高、对就业者的技术要求较高、吸纳就业人数越来越少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相比，旅游业具有大量吸纳中低教育水平的新市民就业的优势，更有利于实现《决定》中强调的“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的目标。3.政府承担起更多的公共服务促进旅游业的稳步发展

旅游业除了具有重要的产业经济功能，更具有户外教育、提高生活品质的社会功能，是社会健康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从这个角度看，旅游和游憩也是一类公共产品，政府对这类公共产品的提供和保障承担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即使从产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旅游业要实现上述驱动旅游型城市化、为本地居民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为外来访客提供高质生活质量的目标，也需要借助于良好的交通运输、信息服务、公共安全、生态环境、金融服务、能源水电供给等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支持。

要建立和维护上述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一是需要大量的钱，二是需要协调公共资源的配置，三是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从资金角度看，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统一安排资金投入，其来源应该来自于国有资本，《决定》计划将“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强调“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提供公共服务”。除了一般的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同样不可忽视，“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实现更好的养生和健康服务，而旅游和休闲度假显然是一类重要的公共养生产品。一个安全的目的地形象和“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目标的实现，同样会积极地支撑旅游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公共服务的提供既涉及中央政府，也涉及地方政府，二者需要明确各自的事权和责任，很明显，这一轮改革，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得到了“适度加强”，主要承担“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的责任，而地方政府则主要承担“区域性公共服务”。具体到旅游行业，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公共资源基础上建立的旅游景区，其门票价格就应该逐步纳入“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协调的范围。前几年那样由着地方政府随意涨价，提高了国民进入全民所有的“国家公园”体系的门槛，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底层社群来讲，是一个不公平的限制。对于地方治安稳定、旅游市场秩序、旅游救援体系、游客投诉受理等，则应由地方政府承担公共服务。

税收既是公共服务建设的资金来源，也会影响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根据“税收法定”原则，为了提供稳定的旅游开发和营销资金，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授权地方政府针对宾馆床位征收一定的用于目的地营销的床位税。“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的政策，会不会对高端旅游产品的开发和市场增长带来抑制性影响？还需要具体的观察分析。

从公共资源的合理协调配置来看，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存在各种利益保护、利益争夺、自产自享等局限。关于这一点，《决定》已经考虑对其进行整治，“健全立法机制，提高立法质量”，扩大公共资源管理部门为全社会而非狭隘的部门系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旅游业发展涉及众多部门，旅游执法同样需要“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面对《旅游法》如何有效实施，“基层执法力量”不足和缺少经验，将会面临一些挑战。例如2013年舆论十分关注的黄金周期间热点景区的游客排队秩序失控导致大量游客滞留问题，景区管理人员如何得到一定的授权，以保障景区交通的畅通，许多这类问题需要综合改革来解决。

中国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近十几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等原因导致的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十分突出。根据《决定》精神，“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高速公路收费、国家公园门票收益、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空间租赁、公共水面海滩旅游开发等等由管理部门收取并演变成部门收益的现象就会逐步调整到为全体国民共同享用的轨道上来。

随着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管理专业人才教育作为一类公共产品，存在教育内容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现象，造成就业困难、就业后流失多半的问题。《决定》提出“学校依法自主招生”“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等政策，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官办大学的旅游院系的教学改革，为旅游业的健康高质发展培养更有创新能力和务实可靠的技能的人力资源。4.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旅游资源保护和产品质量提高 35年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为中国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基础，但我们的发展模式也同时存在着巨大的生态代价和环境危机。与工业上的能源、化工和农业上的化肥、农药带来的大面积环境污染相比，旅游业产生的生态压力和环境毁坏要小得多也较好控制。在新一轮改革政策中，已经决定全方位调整发展路径，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在政府价值观、技术实现路径和保护经费保障等方面都做出了具体的部署。国家旅游局提出“美丽中国”旅游品牌建设战略，而《决定》在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强势决心，将会为中国更高质量的旅游产品的开发、国际第一大目的地国家的规模经济形成，奠定更强大的基础。

《决定》明确指出要坚决“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在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时将会“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的权重”，“提高工业用地价格”，“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那些一意孤行只要GDP不顾生态质量的项目和主其事者，“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情节严重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将会“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这些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包括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等。这些公共自然资源所有者职责的统一行使，将会明显提高全体国民的可进入性，降低公民的使用成本，发挥更好的环境教育和生活品质保障作用，实现不同社会阶层在公共自然资源使用上的真正公平。

要实现上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实现公众平等的使用机会，同样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根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原则，“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通过“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途径征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并用于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对于生态环境良好但保护责任重大、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的“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通过“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重点增加转移支付以促进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事业。“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的做法也将减轻这些地区官员的政绩压力，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的现代化、城镇化建设事业中来。

有了钱，如何实现技术上的生态建设、为广大国民提供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呢？《决定》进一步强调了“主体功能区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重要意义，“建立国家公园体制”，通过对国家公园“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办法，将原来分头归属于近十个部委局办的各类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统一到“国家公园”这一体系中来。对于每个具体的国家公园来说，也要“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根据《旅游法》的要求，对各个景区的合理容量和最大容量，作出具体的可操作的防承载力超载规定及要求。

5.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乡村旅游和旅游地产更健康增长

《决定》指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决定》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作出了政策规定，对耕地、宅基地、荒地，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稳步地、逐渐地进行试点和推进。农民通过对承包地的各种权能的行使获得的资产进行进一步投资时，是否只能局限于“农业产业化经营”而不能进行其他产业的开发？其中我们最为关心的是农民是否可以通过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入股等形式参与到乡村第三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中来？

除了直接使用承包地获得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农民对其所有的承包地的抵押、入股，农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也得到了肯定，“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以及其他“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带来的个人收益，如“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带来的收益，使得农民从此具备较强的投资、融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自主经营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乡村度假等企业的可能。

由于政府将继续“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对农村土地的适度放开无疑也给外来投资带来了相当显著的投资热情刺激。农民的宅基地、农民所有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乡村旅游发展要素，以市场决定的形式与外来投资者共同开发原先的宅基地变农舍为乡村度假设施。

6.产权保护制度和金融松弛管制激励更多更好的旅游吸引物和度假物业投资 旅游业已经进入需要大量投资的转型时代。工业化时代大量资金按照计划经济方式主要部署于工业开发区、“铁公机”基础设施和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投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金融政策面向服务业松绑增投，旅游业将会因此得到实质性的发展。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私人财产权利的被认可，激励投资者为创建百年基业而投资。

《决定》的下列政策导向，将会大大增加面向旅游业等服务业的投资：“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放宽投资准入。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这些政策都会大大改善旅游业的投融资环境。

越来越多的旅游开发涉及大规模的投资需求，类似万达旅游综合体的投资动辄数百亿计。巨额投资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决定》在“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方面放开了长期以来的管制，为旅游综合体的开发提供了民间的金融动力。除了商业性的旅游项目和旅游设施，新的改革方向还 将“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这个改革政策为中西部地区的城市、自身投融资能力较弱的城市和远离城市的景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决定》“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的态度，给永久性物业的投资带来了发展机遇。非公经济的产权确认，为第二住宅、度假区、旅游地产和经营性旅游景区的开发和置业，提供了可以预期的稳定的政治保障。7.多种产业与旅游融合发展将会成为一个新的趋势

中央政府已经决定对文化产业下大功夫来抓，对于可以产业化的文化要素及其支持性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都已采取了较大幅度的开放行动。对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环，“中医药事业发展”得到重视，这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养生旅游、养生休闲度假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精神养分。“鼓励社会办医”则为健康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利好。

促使发改委负责编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住建部门编制的城乡建设规划、国土部门编制的土地利用规划等三规合一，“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这一政策的推行，将有利于过去几十年来只强调生产忽视生活而形成的千城一面功能与格局的改变。城市作为休闲度假、商务购物目的地，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和高速城镇化促生大量城市出游需求的国家来讲，城市综合吸引力、接待能力和融合能力，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竞争力大小的重要指标。

《决定》指出军队改革大方向，尤其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策略的提出，军地合作做事情，推行军地“资源共享机制”、“军队保障社会化”、“国防教育改革”等政策都会积极扩展旅游与军队融合发展的可能空间。例如，军队掌握很多高端技术，今后可以与市场合作进行旅游开发。国防教育实际上是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之一。军队保障及一般性生活服务面向市场购买，也会带动驻军地方的商业、休闲、度假等产业的发展。

8.涉旅企业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加速发展 本轮改革的一个核心就是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这些总体部署将给市场活力的激发、涉旅企业的稳健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条件。

首先是面向各种所有制的经济采取普遍性的扶持和市场开放政策。对于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政企、政资分开，用“特许经营”的办法放开竞争性业务，“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将会形成巨大的改革动力。

旅游服务业市场化程度在各种行业里应该更为成熟，因此国有化垄断并不那样强烈。对非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进行鼓励，“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政策，将会带来民营旅游企业的繁荣。“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具体办法一旦出台，市场的活力就会得到充分的释放。

旅游业具有天然的国际化特征和高度对外贸易特征。因此在“外商投资”方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重要的前沿城市，“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这些措施的落实，必然对边境旅游、跨文化旅游、国际化旅游经营管理质量提高，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9.新政对酒店接待、购物旅游等业态的深刻影响

《决定》要求各级政府及官办企业要“减少会议”、“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这些规定对服务业及旅游行业带来了结构性调整和主要消费市场细分方面的变化要求。

《决定》对城市建设、旅游景区开发等也会产生方向性影响，这对旅游规划行业来讲，是一个新的变化。今后的规划设计不会再围绕着政府的短期行为，而要更加关注消费者市场的真实需求。

此外，“探索实行官邸制”，那么，官邸的物业管理，也许就是酒店管理行业的一个新的方向，因为今后政府自办服务的情况将会逐渐减少，“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政府需要的与旅游相关的服务，规模一定很大，机会仍然多多。再比如，“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等宽松政策，将会为养生、健康旅游产品的发展，创造前所未有的市场环境。10.旅游规划设计等咨询服务产品将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会

规划的需求会继续增长。《决定》多次提及规划对于政府实现管理目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例如“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旅游开发所依赖的水流、森林、山岭、草原等自然生态空间，政府都要“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很显然，政府今后任何施政行动，特别是针对城乡发展、土地利用、自然资源配置，都需要以研究为基础，以规划为根据。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在转型升级时期，一定会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其规划设计咨询服务的政府采购，也会大量增加。

规划咨询服务的政府采购政策明显变化，行业垄断将会打破，市场化程度将会得到加强。今后的改革将会“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作为一类咨询服务，无论是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还是旅游发展规划，市场机制都能有效调节，实行政府采购咨询服务即可完成。

《决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为对传统规划院的补充，由民间自营组织的智库建设，作为一种积极互动、补充，将会得到更多的认可和支持。在旅游研究和决策咨询领域，相信也会涌现一些社会力量兴办的机构，这对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将会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全国主要从事旅游规划咨询服务的企业在课题设置和资金支持方面，也会因“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的改革而得到实质性的支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

第三篇：迎接全面深化改革这场大考

尊敬的党组织：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总书记如此宣示改革决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就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8000多万中共党员和13亿中国人，面对又一场攸关前途命运的大考。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蕴着改革与问题的辩证法，既阐释了改革由何处来，又指明了改革往何处去——解决问题才有各项改革举措的落到实处。所以，我们不但要围绕改革出题目，更要为推进改革求答案。“落实”二字，乃是改革者必须兑现的承诺。

落而不实，往往是一些改革难以推进的症结。比如，从旧的“非公经济36条”，到新的“非公经济36条”，再到若干引导性政策密集出台，为民营经济争取平等市场地位的改革举措，不可谓不够多。然而，由于现实中的种种障碍，时至今日，“非禁即入”在一些环节仍有空置，“隐性歧视”在个别领域依然横亘。“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一系列新谋划、新举措，对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等难题可谓切中要害，但简政放权的“上下篇”如何融会贯通，利率市场化如何实现平稳推进，“透明预算”怎样根治三公经费的滥用……让改革的决心化为民众的信心，关键还在于落实。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放到今天，仍然是落实改革的先导之策。不懂得市场创造的伟力，就不会理解“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更谈不上“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只有搞清楚产能过剩背后的“市场失灵”，才会明白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从而让“看得见的手”为所当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就是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为改革的落实凝聚起社会的共识。

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思想解放的阻力，很多时候来自既得利益。审批多、办证多、收费多、罚款多的顽疾，在一些地方之所以久治不愈，不是因为认识不清，而是常说的“利益的藩篱”。相比解放思想的艰难，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塑，阻力更多、成本更高。比如，一些地区为治理雾霾砍掉钢铁产能，数以千亿计的资产损失如何弥补?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如何再造?“开宝马车、喝污水”不是永续发展，“蓝天白云、饿着肚皮”也不是美丽中国。善用改革的关联性，在增量上做好文章，才能走出非此即彼的怪圈;巧用举措的耦合性，最大限度形成合力，才能以辩证的钥匙开启尘封的利益之锁。

现在，距离年底只有一个半月，新一届政府成立后部署的7个方面22项重点改革任务能否一一落实，这正是考验改革者魄力和能力的时候。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改革目标是2020年，宏伟蓝图能否化为现实，这也正是考验改革者勇气和智慧的时候。不能期望改革设计都能立竿见影，更多时候还需着力把蓝图拆解成一个个可操作的具体步骤，这也是重要的改革方法论。

汇报人：xiexiebang

第四篇：迎接全面深化改革大潮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将迎来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因此获得更加巨大、经久不衰的动力与活力，中国人民也将在这场宏大的改革中获得更加丰实的红利。深入学习贯彻《决定》，自觉站在全面深化改革历史大潮前列，是我们每个人的荣光与责任。

新时期又一座璀璨的改革航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涌动的改革浪潮，浩浩荡荡，汹涌澎湃，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仅仅35个年头，这一被称作“历史瞬间”的改革洪涛，把一个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而处于动荡与贫困的社会主义中国，改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奇迹，也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奇迹。它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原本就是一个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因改革而发生、而发展，而巩固、而繁荣。社会主义与改革同在。改革在，社会主义在;改革兴，社会主义兴。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明时指出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以后的“三中全会”，正是看到社会主义同改革休戚与共的一体性及其艰巨、复杂、长期这一特性，所以每一次都把会议主题毫无例外地定位在改革上。“三中全会”也因此成为重大改革的代名词和引领改革的历史航标。新时期的“三中全会”，因此成为社会主义中国改革的历史丰碑。

在这些改革丰碑中，首开改革先河的当数十一届三中全会。面对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改革的精神和意志，牵动了随后出现的中国农村生产经营管理体制的大规模变革。

这以后的“三中全会”，把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革等。特别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重大决定，创新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些全会，其改革的重点在于解决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和推进农村、城市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继承和发扬历次三中全会的改革传统，高扬改革开放旗帜，着眼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提出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这一改革总目标，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身完善和发展，致力于党领导下管理国家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并运用国家制度不断提高现代化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一目标及其改革的路径、原则和政策，具有高端、全面、综合的性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引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璀璨航标，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社会主义全领域多层结构的综合性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它通过的《决定》，确立了我国现阶段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全领域的多层结构的综合性一体化改革，其改革的全面性、深刻性和攻坚克难程度都是空前的。我们必须认真把握、深入研究，以增强对改革全局和改革规律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发展领域层次的改革

社会主义发展领域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在我国社会实践推动下，借鉴国外经验，我们党把社会主义的领域结构由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发展为包括社会在内的“四领域”结构，最终在党的十八大形成了包括社会、生态文明在内的“五领域”结构。至此，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领域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决策、战略、规划、政策，有了全新的变化。这次全会形成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也首先集中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领域”一体化多层结构综合性改革的鲜明特色。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以此为要义，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轴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并以此为要义，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三是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心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以此为要义，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四是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并以此为要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五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落脚点是建设美丽中国。并以此为要义，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上述五个领域改革，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五领域”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其改革具有多元一体和基础性、多层性、迁延性的特质。搞好这五个领域的改革，我国基础领域层次的问题才能得到综合性解决。

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核心层次的改革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实践的新认识，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我们党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把市场定位于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决定》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这在我们党的文件中是第一次。它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魔棒”作用的突破性肯定，也是我们党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重大指导原则的理性化发展。35年中国改革的实践证明，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经济按照价值规律，借助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杠杆，把资源即人、财、物，以优化的方式分配到社会生产各个领域，快速地、甚至是神奇般地满足千姿百态的社会需求，实现高效率的生产与增值。市场经济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国新时期中经济由短缺到充裕，社会从温饱到小康，其原因就是改革用“市场魔棒”激活了当代中国，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了由“基础性”到“决定性”的作用。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核心的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和协同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优势基因组合，显示了我国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是中国经济社会的活力之源、发展之源。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经济运行“超级计算机”的强大作用;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即施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并防止和消减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以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两手”各司其职，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两手”的关系与作用问题解决好了，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及其他领域的改革，才能取得双重和多重的效益。

三、社会主义决策层次的改革

社会主义决策层次的改革是一种高端性改革。决策层改革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建设制度改革，同时是政府体制机制改革和人大、政协建设制度的改革，以及国防军队建设改革。这些改革均属上层建筑范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顶端部分。其中，执政党建设制度改革处于中心位置。

《决定》明确提出：要“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推进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提高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水平，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关键，也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成功的标志。科学执政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以科学的立场、态度和方法，推进执政党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社会管理体系建设。

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性原则，人民监督权力原则，执政为民和问政于民原则，民主与集中统一原则，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民主的思想、态度和方法，推进执政党民主化建设、国家民主化建设、社会民主化建设，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 “笼子”，从而更好地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依法执政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思想，坚持宪法和法律高于一切，依法治党、依法治国、依法治政、依法治军，依法管理各项重大事务，以法制的观点、态度和方法，推进执政党法制化建设、国家法制化建设、社会法制化建设。

推进执政党建设制度改革，必将带动各级政权和促进政府机构的制度性改革，强化政府科学、民主、法制化治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步伐。同时，也将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与时俱进，推动政治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使社会主义整个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

社会主义全领域多层结构综合性一体化改革，也是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深度改革。它体现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结合，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结合，“点”与“面”的结合，“变”与“稳”的结合。它既是现实诸多问题“倒逼”的结果，也是我们党把握规律、审时度势、求真务实的创造。“倒逼”的结果必将解决“倒逼”的问题，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只要我们指导思想对头、方向对头、方法对头，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不断排除错误思想的干扰，就一定能实现从“倒逼”到“不逼”，从“不顺”到“顺”，取得全面改革的胜利。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五篇：全面深化改革，共谋美好明天

尊敬的党组织：

改革是鲜明的时代主题，全面深化改革是大势所趋。

甘肃的每一次跨越，都曾与抓住改革机遇息息相关。今天，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推动全省经济社会转型跨越，依然要靠改革。

11月28日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伟平在省市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作了题为《认真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深化改革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的专题辅导报告。

学员们认真聆听报告，并就如何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分组讨论。讨论中，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政府与市场、改革与开放、改革与为民的关系，成为学员们热议的话题。

为发展支招，为改革献策。学员们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攻克体制机制的顽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甘肃必将在新一轮改革浪潮中，开辟出转型跨越、富民兴陇大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市场活力的加法

甘肃要坚持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重头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导致政府职能既有越位，又有缺位，还有错位。

只有切实做好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这篇大文章，政府才能更多释放活力，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国有企业改革更加关键，要切实通过‘负面清单’和‘权利清单’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切实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白银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李沛兴说。

金昌市委副书记荣志远说，全面改革必须突出市场化这个主题。政府要简政放权，把“放”和“管”有机结合起来，该放的一定要放开，该管的一定要管好。

兰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李森洙表示，兰州新区建设要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格局，创新管理的思路、手段和方式，把新区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借梯上楼”“借船出海”，以开放促改革

在激活内力的同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借梯上楼”“借船出海”，最终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应是甘肃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全省签约项目实际到位资金4110亿元，同比增长80%。但我们的总体开放程度还比较低，开放度只有8.6%，排在全国倒数第6位。

加快扩大开放的步伐、更多地借助外力显得尤为迫切。

随着东部产业加速转移，各类企业已从“逐鹿中原”逐渐转向“逐鹿西部”。有学员说：“我们要加快完善招商引资的体制机制，大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靠力度、服务和政策，紧紧抓住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的大好机遇。”

前不久总书记提出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为甘肃提供了又一个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甘肃在“东张”的同时，更要“西望”。

“甘肃在构建向西开放平台方面，应该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大机遇，突出抓好建设‘大兰州’。”省政协副主席张津梁建议，我省应积极构建西北地区自由贸易经济区、建设现代物流中心和仓储配送中心、争取国家西部主要的成品油加工储备基地、着力打造敦煌国际博览平台几件大事，促进全省全面发展。

省人社厅厅长、党组书记贾廷权建议，要积极谋划和争取“河西新能源利用循环产业园”这一新的发展平台，把风光电、高载能产业、自备电网等方面的项目建设和政策争取统一起来，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中。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为改革寻求“最大公约数”

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改革之源;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改革之基。

保证改革始终有众志成城的民意支撑，就要多想一想群众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

定西市委副书记马虎成表示，要坚持基层试验，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做到谋划改革汲取群众智慧、推进改革凝聚各方力量。

全面深化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目前我省的基本省情是经济总量小、发展困难多、贫困面大、自然灾害多、人民收入水平低。为此，要努力突破瓶颈制约，大力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省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樊怀玉说。

“任何时候都应该牢牢把握保障改善民生这一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回应社会热点，解答人民关切，推进各项改革工作。”

“我们要紧紧围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开展各项工作，最终使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成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普遍受益的过程。”

学习、交流，增强改革信心;讨论、交锋，凝聚改革共识。大家表示，要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统一思想、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正能量，转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开放开发、增强动力活力的有效举措，为开创我省转型跨越、富民兴陇的新局面贡献新的更大的力量。

汇报人：xiexieb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