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笔记

第一篇：菊与刀 笔记

《菊与刀》

《菊与刀》成书于二战期间，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名著。鲁思·本尼迪克特

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之一。作者从未去过日本，完全依据二手材料写成，包括与日军战俘、与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日本移民谈话。著《文化的类型》《种族：科学与政治》《菊与刀》（成就最大）

译者序言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武家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她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评价虽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

战争中的日本人（疯狂）

战争中天皇的精神作用。重视非物质资源。顽强抵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为了让“陛下放心”。不投降主义。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是1比120。投降后180度大转变，模范战俘。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都深为感动，勇敢的行为使受难者获救，是英雄行为。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日本军队中没有救护班，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直到19世纪中叶，只有贵族和武士拥有姓氏。上层社会才有族谱。日本人的传统是对封建领主尽忠，这个领主是当地的大名。中国以族谱和宗祠为纽带，而日本，一个人与宗族的联系纽带是他所属的藩。辈分和年龄上不同，就应该“各安其位”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构成社会等级制度的主体。日本没有接受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本只有一个皇室流传，而中国经常改朝换代。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不同阶层的日本人可以通过通婚来改变自己的阶级身份。

明治维新

“尊王攘夷”的战斗口号回荡在列岛，宣告日本进入了近代历史。让日本免遭外国欺凌，打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恢复到公元十世纪的黄金世代。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这些政治家没打算废除等级制度，只是觉得制度上有缺陷，需要改进。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最影响其思维的，就是传统的等级制。日本人希望这种自己创造出的制度能得以普及，当他们要把这种“安全”的公式向外输出时，遭到了惩罚。等级制与日本国内老百姓的思想很吻合，因为等级制孕育了那种思想。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日常行为和意志时常会有报恩的感觉。西方人轻视社会对他们的恩情，美国人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在日本则不同。在日本，“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

各人互相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日本人在战争中有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日本人看似莫名其妙的易怒态度都与这有关联。背负恩很容易使人动怒，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总觉得自己身上有重大的责任。

“恩”这个词包含着无数微妙的意思，最明确的就是承担的债务、重负。一个人接受长辈、上级的恩，会产生不愉快的自卑感。“恩”这个词汇不单纯指他对某人的爱，还指他对这人亏欠的一切记忆。

“皇恩”的意思就是无限忠诚。

伴随着等级制，一切习惯被认真遵守，使日本人高度重视道德上的报恩。在日本，受人之恩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情。他们不喜欢背上情债。

日本人对“恩”的理解——一个人如果想让别人感受重恩，只能牺牲自己。美国人眼里，爱、仁慈、慷慨，无法衡量，是无条件的事物，越是不含定价，就越可贵。但日本人，无论施恩，受恩，还是最后报恩，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日本老话“只有慷慨非凡的人，才能受人之恩。”

报恩于万一

中国的忠诚和孝道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几乎包揽了一切美好的人际关系状况。“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歹人彼此之间会互道“仁义”。在日本，似乎仁义与违法行为关联。日本对中国儒家的“仁义”进行了改良吗，践踏了中国伦理中最高价值的“仁”，使在其下的“义”成为伦理体系的制高点，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孝道是“义”，因为没有“仁”作为前提，结果包容礼让父母的恶行也成了孝道。恩，孝道，这比个人幸福更加高级。忠诚这一概念，日本来自中国，但他们走的更远。日本政治家轻而易举的就将全国忠诚的对象转移到天皇身上。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不是西方国家，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那种最后的力量：革命。它也没有用消极破坏等办法来对抗占领军。要求自己把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代价作为“忠”。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仍然是有价值的，他们保住了最珍视的东西。情义最难接受

情义”是所有阶级共同的道德。身份越高，“情义”的责任“就越重”。“情义”是日本人的伟大传统，是武士与主君、武士与其他武士之间的关系。这种感情超过了“忠”，超过了义务。在某些层次上与“恩”重叠，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恩”。因为“情义”的产生可能完全没有施与；而且“情义”必然发生在彼此熟悉的人之间。“情义”与“义务”完全不同。“义务”无止境，不论如何做也不可能完全报答。“份内的情义”，意思是份内理所当为，这个词代表日本传统的荣誉感，意味着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

名分

日本人认为，只要受到侮辱，毁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或者没有雪耻，“世界就不平稳”，报复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中国人把听到的侮辱和诽谤就神经过敏者看作是“小人”。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份内的情义”的一部分。

日本教师说：“教师的名分，不允许我说不知道。”意思是，即使他不知道，也必须装作知道。一个人因失败而感到羞耻时，随时都需要有个中间人。因而，在提亲、找工作、退职以及无数日常事物中，中间人都起着作用。“情义”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要求背叛。今天，更多的是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里，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它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

一种是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对自己最极端的攻击就是自杀。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

在顽强努力与消磨时光极端消沉之间，情绪摇摆不定，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维护战败的荣誉，而且他们认为采取友好态度能够达成这一目的。要知道除了猛烈攻击以外，日本人还喜欢靠消除竞争来保持面子。日本的民族性使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苟合条款。日本人的战争理由是，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重。

人情的世界

睡眠是日本人的一大乐趣，恢复精力是一回事，睡眠是另一回事。在日本人的哲学里，肉体不是罪恶。享受肉体快感不是罪恶。日本人都似乎缺乏这种认识恶的能力，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意理睬这个问题。日本人始终明确否认道德行为还包含跟恶的斗争。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绝对标准“仁”，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据此发现其所不足。他们说，日本人天性善良，可资信赖，没有必要跟自己的恶进行斗争，只需要净洁心灵，让举止适合各种场合。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主张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自己的领悟和洁净的心灵。美国人认为，日本的人生哲学似乎必将导致一种自我放纵的纵欲哲学。日本人把履行义务规定为人生的最高责任。他们完全承认，报恩就意味着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对他们来说，把追求幸福当作人生重要目的这种思想是令人吃惊的，不道德的，幸福只是一种消遣。以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履行“忠”、“孝”及“情义”的义务时，常常会经受苦难，但纵使人生艰苦，他们也早有充分准备。他们经常随时准备放弃享乐，这需要坚强的意志，这种坚强意志正是日本人最为称颂的美德。

道德的困境

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它许多世界组成的。“人的义务”可以像杂地图上切分势力范围一样分成若干领域。日本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批评某人，不会使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在哪个特定领域里违反准则。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一个得到赞许的行为总是跟该行为所表现的“世界”相联系的。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绝不会感到心理痛苦。在他们的生活中，矛盾已深深扎根在其人生观中。需特别引起西方人注意的是，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恶力量进行斗争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出戏，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的。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观点看作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认为那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日本观点认为，人必须像磨刀一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下悄悄发光，只需加以磨砺，就能使之重新生辉。

自我修养

日本人认为，无论贵族平民都要在学习应付考试所必须的内容外，进行“自我修养”。他们的自我修养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另一类不仅培养能力，还有更高要求。

第一类，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日本人的整个“人情”理论都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人生大事，不管健康是否允许，不管肉体本身是否受过训练，总之，一个人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自我修养”，来发扬日本精神。日本

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是为了改善他驾御生活的的能力。第二类，“圆熟”，是比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更高的境界

日本文化的特征：一个人，就像一个小孩，他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根据别人的评论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观我者，他极易受到伤害，一旦进入到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易受刺伤的自我，不再意识到“他在有为”。这时他就认为自己的心性已修养成功，可以跟剑术师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却毫无所惧一样。

儿童学习

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根U形曲线，允许儿童和老人有最大的任性和自由。幼年和老年时期是“自由的领地”。随着幼儿期的逝去，约束逐渐增件，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日本人则在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了最大的约束。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训练（修养），能够得到自由不能达到的效果。

教育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每一面都不应忽视。他们在幼儿期过着娇纵的特权生活，在接受各类训练的过程中，始终留存着“不知耻”的年代的快乐记忆。有特权的幼儿时代，有两件事情为必须履行的义务奠定了基础：一是父母固执的训练其便溺的习惯和纠正各种姿势、二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抛弃他。这些经验使孩子们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遗弃。幼年时代的经验决不会真正消失。他们的人生哲学随时从童年吸取经验。在童年的后期，他要逐渐放弃个人满足，以得到“世人”的赞许和接纳，否则会遭到“世人”的讥笑。

日本男子的行为矛盾性，是由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造成的。日本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日本人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爱情，也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

日本人的自我要求非常之多。为了避免遭受世人遗弃和讥笑等等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事务上他们必须抑制这种冲动，极少数违背这点的人会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藏在群体的“期望”中——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的家庭、家乡和国家增光。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自愿放弃了各种最基本的自由。

投降后的日本人

日本文化中 尊重父亲是“为了学习”，“为了训练”，也就是说，父亲作为尊敬的对象，乃是等级制和正确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征。

日本赖以重建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是日本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精神转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日本人一直接受的训练使他们能够改变方向。

抱有更加绝对的伦理观的民族总是相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他们在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我们失败了，争议也就不存在了。”他们的自尊心要求继续努力使“正义”在下一次获胜。日本人则不这样。日本人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未能达成目的，就认为是犯了“错误”，失败的话，就把失败的方针予以抛弃。他们没有必要固守失败的方针。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

世界尊敬的手段。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因为，只有这种全民族失败的惨重牺牲，才能使日本国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观如实的观察事物

日本人的伦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过错所产生的自然记过会使他确认不再这样去做。日本人如果感到受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道德。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机应变的，如果情况允许，日本也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其地位：如果不允许，他们还是可以把自己再变成一个大兵营。

第二篇：《菊与刀》读书笔记

读《菊与刀》之日本对战后责任的认识

摘要：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一部经典的研究日本文化类型的著作。从“耻感文化”、“等级制度”、“重视报恩与情义”等方面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各种模式。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这些文化模式论来解释战后的日本对战争罪行一再否认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关键词： 《菊与刀》；日本文化；耻感文化；等级制度；战争责任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谋划、发动、实施侵华战争的罪行在日本国内外应承担法律、政治、道义上的责任。日本进步派大多认为日本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认战争的责任并否认其战争中的罪行。普通民众中既有人承认战争责任也有人否认战争责任，还有些战后出生的日本人认为那场战争与自己“无关”。日本进步派普遍承认战争日军暴行，呼吁向战争受害者道歉和补偿。但日本保守派普遍否认战时的日军暴行，或故意缩小日军暴行的程度与范围，或以“英美同罪”的态度要求对日军暴行忽略不计。纷繁复杂的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追踪其源与其文化模式有着根本联系。从 1《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可以找到答案来辨析日本对战后责任的认识。

就是不可做出丢脸的事。在“耻感文化”里，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或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相反，只要自己的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就不用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菊与刀》书中说道：日本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菊与刀》 中指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犯了罪的人可以通过认罪来减轻内心重负;而日本则属“耻感文化”，由于强烈的耻感，也使得日本人无法承认自己的失败和否定自己战时日军的暴行，时至今日，日本保守派与很多普通民众仍旧否认失败的事实和战争期间的暴行，931—1945年期间日本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深重的苦难，在中国实行极其残酷的“三光”政策，一次南京大屠杀就杀死30万中国人，把活生生的中国人用作细菌战、化学战的试验品，一、耻感文化

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耻”，1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却至今不肯承认战争罪行。《菊与刀》中这样写道：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坍塌。日本奉信神道，天皇为神道核心，那么天皇对战争责任的思考也很大程度上决定国民对战争责任的意识。余志民在他的《战

2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著作中说道：“昭和天皇在战败投降后不仅没有承担战争责任，反而 处处掩盖。推卸战争责任，极力避免危及自身安全和‘国体’安危。” 昭和天皇不仅自己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承担战争责任，而且从他“玉音放送”的《终战诏书》天皇不仅对侵略战争没有反省和忏悔，反而到处充斥着为侵略战争的辩护之词。用日本“耻感文化”来辨析日本对战后事实的否认是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正如3《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中阐述的那样：“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承认自己有错的习惯。假如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标准的，但没有被社会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没有“羞耻感”，从而也不认为自己有错。所以，日本“耻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战争责任的思想。

2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3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黎丽著

《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二、极端价值观

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

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i 在日

本文化模式中，“恩”这个词承受着“负

担”、“债务”、“重负”。在日本等级观

念下，一个人接受上辈或上级的恩，或者是从同辈处受恩，就会使接受者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日本人认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就应该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天皇所赐的恩典，这是天皇的“恩情”。这“恩情”是无条件的义

务，这恩情可以将“忠”相互依存与

相互矛盾的。在日本民族史诗集《四

十七士》ii里是以对主君的“情义”为核心。在日本人心目中，它写的是“情义”与“忠”、“情义”与“正义”的冲突以及“单纯情义”与无限“情义”之间的冲突。故事发生在1703年封建

制度鼎盛时期，按照近代日本人的想象，那时，男儿都是大丈夫，对“情

义”绝不合糊，包括浅野在内的四十

七位勇士为 “情义”而牺牲一切，包

括名声、父亲、妻子、妹妹、正义，最后以自杀殉

“忠”。他们这种对“忠”与“恩”的回报是极端的，但是在日

本，它不断传播、翻印并被拍成电影而广泛流传。四十七士的墓地长期成为著名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致祭，凭吊者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围

变成一片白色。甚至关于这一段内容，日本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这样写着：

他们为主君报仇雪恨了，而且情义真诚、意志坚定，应该奉为永远的典范„„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剖腹以效忠，这是在是一举两

得的好办法。把这种极端的价值观与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否认是有着联系。例如：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依旧大言不惭的地说：“交战业已四载，朕之陆海军将士勇武善战，朕之百僚有司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最善；但战局并未好转，世界之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新近使用残虐之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残害所及之甚实不可勘测。若继续交战，终将招至我民族之灭亡，进而更会破坏人类之文明。果如斯，朕将何以保持至亿兆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此乃朕着帝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缘故。”昭和天皇这是贼喊捉贼。把自己日本是站在正义的立场，赞扬日军英勇善战，反而谴责盟军残杀“无辜”。日本神道的核心是天皇，民族有着对天皇的“忠”和“恩”，而战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惨生活，四处流浪的的战争遗孤，高度残废的退伍军人，以及残留的原子弹灾难，都很容易使日本国民产生“受害”的意识。加之日本天皇的否认和缩小战争责任，让更多的日本人不提及自己参与或支持侵略战争的责任。

在日本自上而下并且奉信神道的国度里，“情义”与“义务”的关系，不论其对个人要求如何艰巨，至少总是指对其骨肉近亲，或者对代表其祖国、其生活方式及其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尽的一系列责任。这种牢固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因而理应履行。对“情义”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在“情义”的领域中，欠情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日本极端的价值观——“忠”、“情义”、“恩”等，根深蒂固在当时的国民文化里，并天皇等高层对国民的欺骗，逐渐使日本后来的不讳留下了毒瘤。并且4《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对这欺骗和隐瞒的事件写道：日本政府基于推卸昭和天皇和统治集团战争责任目的，面对国内外战争追究日本人战争 4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第55页

责任的行动，除提出“一亿总忏悔”论及作出《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的阁议，以表明追究战争责任的态度外，千方百计地掩盖日军战争罪行，极力模糊本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这种自上而下的欺瞒对日本人之所以缺少从加害者的角度认识战争的意识，与对其战争责任的追究不彻底有很大关系。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越走越远，以至掩盖战争罪行，默许、纵容否认战争责任的活动。以下列举几项实例例证此事件。

第一：掩盖银帝事件背后的日本生化战争罪行。1948年1月26日，在东京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发生的事件。一名伪装成预防寒伤人员的男子用氰酸钾毒杀了12名行员，抢走约16万日元的现金。平泽贞通作为罪犯而被逮捕，1955年由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死刑。银帝事件发生后，警视厅的搜查官中不少人任务嫌疑犯与军人相关，此案或疑与731部队余孽有关。嫌疑对象最初由处理氰酸的习至野学校、第6陆军技术研究所相关者，逐渐转向731部队、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陆军中野学校的相关者。在整个事件的询问中，习至野学校、第六陆军研究所相关者常去中国东北进行释放氰酸毒气和饮用氰酸毒液的实验，以测量致死量、致死时间的人体实验的事实大白于天下。为掩盖毒气活人实验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将油画家平泽贞通作了“替罪羊”。

第二：修改教科书，掀起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逆流。1951年7月，日本文部省发布《改定学习指导要领》，首先用“进出”取代了高中日本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1955年2月，初中《学习指导要领》也将“侵略”一词改成了“进出”。1958年，日本政府开始在各府县城实行教师的勤务评定，通过一些列的措施，日本政府逐步严密地控制了教育权，并通过教科书检定制度偷梁换柱地填充歪曲侵略史实的内

容。

第三：否认从中国强征劳工的战争暴。日本不愿承认战时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的事实，并试图掩盖这一战争罪行。

第四：肯定日本战犯和“日本战殁者”的“贡献”，意在抹杀起战争的责任，借此否认日本侵略战争性质。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新宿御苑召开战后首次‘全国战陨者追悼会”，日本首相在追悼会上致辞说”毋庸置疑，因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长和发展，值此追悼会之际，我的心驰向那些战陨者，谨此祈祷其冥福。”5将日本战犯视为“为国殉难”，称之为奠定日本战后和平与民主的“基础”。造成里日本国民的思想混乱。

第五：提前释放在押战犯和恢复公职，试图结束“战后”。根据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公职追放”令，日本先后有21万人曾被解除公职，但到1951年末，竟又有201507人恢复公职。未曾认真反省战争责任的日本战犯及其追随者，战后重返日本政坛，成为歪曲侵略史实和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主要政治势力。

与德国相比，日本方面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是极不彻底的。对于战争责任者的审判，只限于东京审判的被告，其余的以天皇为首的政界和财界的领导人都没有被追究。虽然也有开除军国主义分子公职的规定，但主要的对象是军人，以官僚为代表的战争中的许多领导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有的学者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问题，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难奢望日本对外承担 5徐志明：《战后日本人的责任认识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战争责任。正是这种对天皇无条件崇拜的皇国史观，阻碍了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认识。极端的价值观阻碍了本人对战后责任的正确认识。

三、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

关于影响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内因，学者们分别从经济、思想、文化、政治结构等多领域多视角进行了探讨，研究成果相对而言也更为丰富一些。

从思想、文化、政治结构等视角探讨形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内因的研究，虽然论述的深浅不一，但大多集中在对天皇制、皇国史观的负面影响的探讨上，且观点大同小异。例如，的学者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问题，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难奢望日本对外承担战争责任正是这种对天皇无条件崇拜的皇国史观，阻碍了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认识还有的学者指出，天皇制的保留，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被免予追究，具有十分严重的象征性意义作为一般的日本民众，多数人也无意去深究绝对主义天皇制与象征天皇制之间的本质差别，对他们来说，天皇依旧是国家的象征，依旧是国家的最高元首天皇制被保留下来，那么，作为这一国体制度理论支撑的神国观念和皇国史观，反过来也便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合理性”这一点，战后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右翼势力也多方利用，作为他们散布错误的历史认识的重要手段。

对此，连日本的外交官也有同感。日本外交官小原雅博曾在其著作中指出: “日本没能找到相当于德国纳粹那样的承担历史清算责任的特殊对象。周恩来总理曾表示，中国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一般的老百姓区别开来，把

战争责任归咎于前者的方式，放弃政府赔偿，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可是，在从战前至战后有一定连续性的政治状况下，日本没能像德国一样以‘加害者限定论’总结历史，只好采取了大家都有责任的形式。”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民族性格还影响到思想领域和国家政治上。7日本在对外交往中寻求维护“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秩序，是与其国内文化中强调的等级观念相联系。古代，由于中华文化圈的强大影响和吸引，6

《菊与刀》中这样写道：“日本人不能以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能够如此。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道德观。这是真正的日本产品”。所以这种心理又反映了日本这种“假如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标准的，但没有被社会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没有‘羞耻感’，从而也不认为自己有错”的心理。”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因此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存在着迷糊而且思想混乱的认识。

四、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文化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外交的进行自始至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对外交往对象的认识还是对外交往政策的制定过程，文化始终是在幕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

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现象时，有这样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即集团主义精神不仅对其国民性的形成 6 张建立著，核心期刊：《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虽然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崇拜的态度，同时也主动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是依然注重在“中华帝国”面前自己的角色;日本民族对外在世界的秩序一直保持有一种敏感的洞察，并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机，改变与己不利的国际等级秩序，同时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从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来的“脱亚入欧”的口号。“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文化脱离不开对外交的影响。

日本侵略的历史就摆在那里，谁也抹不去。但历史的背后总有一种叫做真理的东西。那便是正义的力量永远压在肮脏手段和黑暗的思想之上。

苑崇利：试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

源[Ｊ]，外交学院学报，2003

Read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of Japan's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after the

warAbstra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is United States cultural scholars Committee tee on a classic study of Japan culture works.From the “shame culture” and “hierarchy”, “placing emphasis on gratitude and friendship”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xternal behaviors and deep in their way of thinking, namely Japan Yamato modalities of national culture.Culture is a complex whole, including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 custom, and humans in society of all ability and habit.These cultural patterns to explain the post-war Japan for war crimes has repeatedly denied that it is not incomprehensible.Key words: of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Japan culture of shame culture;a hierarchy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 参考文献 i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第69页 iiii 日本民族史诗 《四十七士物语》

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黎丽著

《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张建立著，核心期刊：《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苑崇利：试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源[Ｊ]，外交学院学报，2003 臧秀玲 宋小霞：核心期刊《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济南,250100

第三篇：《菊与刀》读后感

《菊与刀》读后感

亲爱的书友：

大家好，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近期看过的《菊与刀》。

《菊与刀》是一本介绍日本文化双重性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他从一个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视角，运用各种专业的方法，帮助我们站在一个全新的维度去理解日本。

日本是一个极度矛盾的民族，正如书中所说：“他们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这种矛盾性和他们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大和民族是一个善于借鉴和模仿的民族，从公元7世纪开始，日本开始向唐朝学习，不断派遣遣唐使，并且仿照当时的长安城修建了奈良城。19世纪60年代，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又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这些借鉴和模仿不是生搬硬套，而是经过日本民族的加工和消化，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文化中有着中国和西方的残影，但更多的是这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和风韵。

比如，日本是一个阶级观念非常强的国家，这种观念从封建时期的“士农工商”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日本强调“各就各位”，每个人都特别“顺从”，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位置是理所当然的，不会去做出逾越的行为。日本的道德观是基于“耻辱感”的，他们非常害怕被嘲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侮辱，并且会采取报复行动，他们认为这种报复行为是值得被尊重的。除此之外，日本人往往把自己视作一个“负债者”，而他们的一生都在还债，这种债是一种恩情债，天皇的恩，父母的恩和来源于身边各种人的恩。他们把这种恩情视为一种“债务”，所以接受来自他人的恩情对于日本人而言是一种负担，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尽量避免接受来自各方的恩惠。

在我看来，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需要我们抛弃我们的主观臆断。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一种被自己国家和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文化现象，在别的国家看来，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所以这本书给我最深的启示就是，我们在了解别的文化的时候，始终要具备国际视野，要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要能从历史原因推断出国民价值观的根源。

对于我们语文教师来说，“教”的意义不仅是知识的搬运，更是文化的传承、解读、熏陶、维系和文化力的培养。因此，借鉴他国的文化，从中汲取营养，不失为一种提高教学能力的好方法。我推荐大家看看这本书。

最后，祝愿书友们在新的一年事事如意，幸福安康。

第四篇：《菊与刀》读后感

在我们中国人眼中，日本人基本上是白眼狼的代言人。我们常说日本人“知小礼而无大义”但是为什么同在一个汉文化圈内，他们就如此的残忍狡猾呢，难道是人种问题？直到我阅读了这本书，在作者的层层阐述之下，我开始有了一点理解。

在二战即将结束之前，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接受了美国政府所托从日本战俘开始研究，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然后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这些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份报告。本尼迪克特用“菊”和“刀”这两样东西来形容日本人极端矛盾的性格。其中“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而“刀”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体现。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系列矛盾的体现，都源自于日本独特的文化模式。在作者看来，日本是一个极其崇尚等级制度的国家。各守其位是核心思想：每个人都有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每人都应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应得的权利，履行该地位所要求的义务。一个人必须向地位高于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权利，否则地位低的人的报复是正当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人总不愿意承认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因为日本人眼里，他们只是想重建东亚的国家等级次序：我们日本是第一等的国家，你们其余的国家都要接受我的管理，接受我的制度就可以了，我们各安其位。

日本早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和发展了汉文化。他们使用汉字，推崇儒家文化，他们的京都是按照唐长安来建造的。在发展过程中，日本在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上，根据其特殊需求做出了改变。比如我们中国人崇尚的“忠、孝”，日本人也把这两点作为了他们名族文化中最核心的点。“忠”是针对国家层面，而“孝”是针对家庭层面。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的忠是忠于自己的上级。即大名效忠将军，武士效忠于大名。封臣的效忠对象只需要是自己的封君，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本分即可。到了明治维新之后，忠就统一变成了效忠天皇。而孝是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在家里面父亲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所有人都应该谦卑的对待父亲。子女在面对长兄之时也要谦卑有理。

是在接受了“忠、孝”这两点的日本人眼中，中国人看重的“仁”则被他们抛弃了。我们所说的“仁”是一种极高的道德标准，包括了仁慈、慈爱、博善等一切美好的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有的。但是日本人则认为“仁”是多余的，是不利于社会团结的。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们的等级观念以及极端的“人情债”模式。因为他们的等级制度很严格，上级无论做了什么，哪怕是错的你也要遵照着去办，否则就是冲撞了上级。这是对他最大的羞辱。而平级之间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别做多余的事情去“麻烦”别人就可以了。这个“麻烦”就是会引起“人情债”的东西。比如说A走路摔倒了，B就应该看着他自己站起来，如果这个时候B去帮忙搀扶了，那么A就已经欠了B的情。“人情债”就这样产生了，这会让A背负着心理压力。所以“仁”是多余的。每个人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可以了，不要做多余的事情即可。这种思想让日本人过的非常压抑，书内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日本人因为接受了朋友请客的一杯冰水而觉得自己背上了“人情债”。内心一直处于非常纠结的状态直到有一天他听到这个朋友在背后说他坏话的时候，他愤怒的把1分钱——那杯冰水的价格扔到了他朋友的手中，并大声说道：我已经不欠你什么了！是的，你没有看错，哪怕是极其小的一件事都可以让日本人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

此外我一直对日本人极高的自杀率感兴趣，在阅读了本书之后，我还了解到了日本人对于耻辱的理解。即作者所说的“耻感文化”。这是指日本人之所以感到愧疚不安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耻辱——这种耻辱可以是因为做了不合别人期望事由自己造成的，也可以是别人无端施加的。耻辱加身是日本人最忌讳的事情之一，而努力洗刷耻辱则被视为最应得到称赞的品行。决定日本人是否感觉受到耻辱的关键因素不在于行为本身正确与否，而在于别人对行为的看法。如果自己的行为遭到社会其他成员的鄙夷，那么即使这种做法本身无可指摘，日本人也会因感到莫大的耻辱而备受心灵的煎熬。日本人认为自我牺牲以努力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被视为一个人坚毅、勇敢的表现。所以如果你创业失败了，读书成绩不好了，让周围的人指指点点了等等都可以被认为是“让自己和家里人蒙羞”，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只能自我“牺牲”一下来表现自己的勇敢。

除了社会家庭等级观念和特殊的“人情债”以及如何维护“名誉”外，本书还讲了日本家庭教育，自我训练等，都很有意思，有兴趣的同事可以读一读。《菊与刀》虽然成书很早，有一部分的观点已经和现在的日本社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依然是一本研究日本人，了解日本人的必看之书。

第五篇：菊与刀读后感

报恩于万一

读《菊与刀》有感

对日本的兴趣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刚开始只知道日本很厉害，后来长大了渐渐了解到日本和中国自古以来错综复杂的关系，便产生了一种异常矛盾的感觉，就像不想用日本的东西，但又不能不看日本的动画，不坐日本的车一样。这样一来，对日本的兴趣就更大了。

无疑的，第一次看到菊与刀的时候就毫不犹豫的把它买回家了。“菊”本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菊和刀象征着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他们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日本人。一个充满矛盾的民族。

虽然说日本这个民族不懂得真正的“仁”，但是，另一种思想——报恩，在日本社会同样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日本现代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村女学生因为天灾，被自己的父母卖到妓院里去。她的老师发动村民凑了一笔款子为她赎身。然后，这位教师的母亲把这笔钱偷了。儿子知道钱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指责和惩罚。他的妻子发现了真相，为保全丈夫的名誉，就留下遗书称丢钱的责任全在自己，然后抱着婴儿投河自尽。事件宣扬出去后，母亲的责任居然无人过问。儿子尽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练自己人格，以求今后能坚强地经受同类的考验。电影里这个儿子全然是正面形象，是品德完美的英雄。

还有一个例子，有位比较现代的日本妇女，住在美国，曾经在东京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个女孩子的丈夫很爱她，但只能悲伤地与之断绝关系。当时她没有责怪丈夫，把感情逐渐倾注到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但孩子刚生下来，婆婆就带着那个孝顺的儿子来索要婴儿。当然婴儿是属于婆家的。婆婆把孩子带走后立刻送进了孤儿院。

在日本，母子关系很特别。或许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的关系，我不能理解日本这种所谓的恩情：孝道是子女必须要偿还的，受之于父母的债务。

大和民族是一个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民族，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陌生人亦或者作为敌人。

作者说，要解放一朵朵被看不见的线圈捆绑的菊花，日本人要负责擦掉自己“刀上的锈”。而这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

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能仇视日本的精神，要师夷长技以制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