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书笔记（5篇）

第一篇：菊与刀读书笔记

《菊与刀》读书笔记

《菊与刀》，美国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依据当时背景，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美国比较了解，政策也比较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对日本，美国不太了解。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这本书就是受美国政府委托(1944年)研究的结果。

“菊与刀”，“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作者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评价虽然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

著者从十三个章节做了阐述，把日本的文化、日本人习惯、日本人的信仰、日本历史及“天皇”等方面阐述的饱满充实，有理有据。也为美国能做出正确决策做出了贡献。

一、从写法上：

1、作者在书中把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的概括为“菊”与“刀”，并找出了隐藏在矛盾后的原则，得出来日本不同于欧美资本国家的结论。作者认为日本文化有着双重性，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日本这一民族的矛盾性显示在各个方面，尤其在生活方式上。

2、作者运用大量栩栩如生的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与西方人的看法来充实与支撑自己的观点与结论。作者于1944年6月接受委托从事研究日本的工作。她受命使用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术，以求弄清日本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那年夏初，美国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展开。作者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来观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暴露自己。作者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倚重的方法——与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触。作者亲自询问他们亲身经历的许多具体事例，发现他们如何进行判断的方法，根据他们的叙述来填补他们知识上的许多空白。作者确信，他们所企求的答案，很多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之中，因此，从生活在这种文化的人们中进行研究，答案将会更加满意。作者还看了不少在日本编写、摄制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然后再和一些在日本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一

起仔细讨论。他们都是以与作者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作者被一些情节搞的迷惑不解时，他们却显然不是如此。而且，他们对剧情、动机的理解与作者也不一样，他们是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来理解的。正如阅读小说，作者的理解和在日本长大的他们就有很大的差距。

3、作者运用大量的对比，使事实显得一目了然。作者在叙述中不时的用美国或日本的邻国中国等做对比，突显出日本这一民族的与众不同。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同是亚洲国家的不同。例如，作者在写到日本人是如何重视精神时，是用美国与之对比的，强调美国如何重视物质。由此，日本人想证明精神的重要性。由一个空军军官在已死的情况下完成了任务的例子来证明。再有，用美国军备储蓄的充足，医疗设施的相对完备与日本的几乎没有医疗设备和药物粮食相对比，突出日本是一个多么重视精神的国家。

二、从内容上

《菊与刀》从很客观的角度描绘了日本这个民族，让读者能从客观的角度了解日本这一民族的历史、人性特征、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书的第三章“各就其位”，强调了日本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和中国的尊卑等级很相似，但在日本似乎更强烈些。在前两章中，还提到了日本认为物质是有限的，精神是无限的，肉体消失而精神永存。在日本，天皇是神圣的，不可被推翻的。忠、孝、恩、义、仁也是很重要的。明治维新也是在“各就其位”的等级制思想上实施的。在日本人的思想体系中，对天皇的忠是日本人最高的价值信仰体系，这也就解释了日本在投降前的奋勇作战，在投降后马上对占领者示好。这一切都源于天皇的号令，当天皇号令奋战到底时，日本人宁死不屈，当天皇宣布投降时，日本人马上放下屠刀，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天皇宽心，是忠的体现。本尼迪克特经过严谨的分析与论证，把日本人的思想体系分析得淋漓尽致，使人们得以从日本人的角度看到日本人的行为，极大地方便了美国政府制定治日政策。为了培养履行义务的能力，日本人会经过被外人看来极不人道的方式进行自我修炼，讲究修养，力图“把身上的锈去掉”。同时，日本家庭会在孩子幼年的时期开始，向其灌输绝对的忠君爱国、敬老爱幼等观念，以使其得以对国家、对家庭尽忠，并使其认识到，讲礼貌是对社会的基本义务。通过故作嘲笑等方式，培养孩子们的尊严感，让其形成自身的荣辱感。在必要的时候做出极端的行为维护“洗清名声”。对男孩、女孩的区别培养，阶级地位与责任观念的灌输，为等级制度的维持提供不竭的动力„„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日本这个民族有这非常不好的印象，永远不会忘记它侵略中国的罪行，也永远不会忘记其领导人去参拜靖国神社的事实。但客观的讲，每个民族都有其历史，有其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我们应像鲁思·本尼迪克特一样，客观的看世界，辩证的看日本。最后，我要说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本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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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菊与刀》读书笔记

读《菊与刀》之日本对战后责任的认识

摘要：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一部经典的研究日本文化类型的著作。从“耻感文化”、“等级制度”、“重视报恩与情义”等方面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各种模式。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这些文化模式论来解释战后的日本对战争罪行一再否认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关键词： 《菊与刀》；日本文化；耻感文化；等级制度；战争责任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谋划、发动、实施侵华战争的罪行在日本国内外应承担法律、政治、道义上的责任。日本进步派大多认为日本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认战争的责任并否认其战争中的罪行。普通民众中既有人承认战争责任也有人否认战争责任，还有些战后出生的日本人认为那场战争与自己“无关”。日本进步派普遍承认战争日军暴行，呼吁向战争受害者道歉和补偿。但日本保守派普遍否认战时的日军暴行，或故意缩小日军暴行的程度与范围，或以“英美同罪”的态度要求对日军暴行忽略不计。纷繁复杂的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追踪其源与其文化模式有着根本联系。从 1《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可以找到答案来辨析日本对战后责任的认识。

就是不可做出丢脸的事。在“耻感文化”里，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或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相反，只要自己的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就不用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菊与刀》书中说道：日本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菊与刀》 中指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犯了罪的人可以通过认罪来减轻内心重负;而日本则属“耻感文化”，由于强烈的耻感，也使得日本人无法承认自己的失败和否定自己战时日军的暴行，时至今日，日本保守派与很多普通民众仍旧否认失败的事实和战争期间的暴行，931—1945年期间日本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深重的苦难，在中国实行极其残酷的“三光”政策，一次南京大屠杀就杀死30万中国人，把活生生的中国人用作细菌战、化学战的试验品，一、耻感文化

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耻”，1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却至今不肯承认战争罪行。《菊与刀》中这样写道：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坍塌。日本奉信神道，天皇为神道核心，那么天皇对战争责任的思考也很大程度上决定国民对战争责任的意识。余志民在他的《战

2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著作中说道：“昭和天皇在战败投降后不仅没有承担战争责任，反而 处处掩盖。推卸战争责任，极力避免危及自身安全和‘国体’安危。” 昭和天皇不仅自己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承担战争责任，而且从他“玉音放送”的《终战诏书》天皇不仅对侵略战争没有反省和忏悔，反而到处充斥着为侵略战争的辩护之词。用日本“耻感文化”来辨析日本对战后事实的否认是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正如3《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中阐述的那样：“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承认自己有错的习惯。假如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标准的，但没有被社会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没有“羞耻感”，从而也不认为自己有错。所以，日本“耻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战争责任的思想。

2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3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黎丽著

《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二、极端价值观

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

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i 在日

本文化模式中，“恩”这个词承受着“负

担”、“债务”、“重负”。在日本等级观

念下，一个人接受上辈或上级的恩，或者是从同辈处受恩，就会使接受者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日本人认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就应该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天皇所赐的恩典，这是天皇的“恩情”。这“恩情”是无条件的义

务，这恩情可以将“忠”相互依存与

相互矛盾的。在日本民族史诗集《四

十七士》ii里是以对主君的“情义”为核心。在日本人心目中，它写的是“情义”与“忠”、“情义”与“正义”的冲突以及“单纯情义”与无限“情义”之间的冲突。故事发生在1703年封建

制度鼎盛时期，按照近代日本人的想象，那时，男儿都是大丈夫，对“情

义”绝不合糊，包括浅野在内的四十

七位勇士为 “情义”而牺牲一切，包

括名声、父亲、妻子、妹妹、正义，最后以自杀殉

“忠”。他们这种对“忠”与“恩”的回报是极端的，但是在日

本，它不断传播、翻印并被拍成电影而广泛流传。四十七士的墓地长期成为著名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致祭，凭吊者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围

变成一片白色。甚至关于这一段内容，日本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这样写着：

他们为主君报仇雪恨了，而且情义真诚、意志坚定，应该奉为永远的典范„„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剖腹以效忠，这是在是一举两

得的好办法。把这种极端的价值观与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否认是有着联系。例如：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依旧大言不惭的地说：“交战业已四载，朕之陆海军将士勇武善战，朕之百僚有司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最善；但战局并未好转，世界之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新近使用残虐之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残害所及之甚实不可勘测。若继续交战，终将招至我民族之灭亡，进而更会破坏人类之文明。果如斯，朕将何以保持至亿兆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此乃朕着帝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缘故。”昭和天皇这是贼喊捉贼。把自己日本是站在正义的立场，赞扬日军英勇善战，反而谴责盟军残杀“无辜”。日本神道的核心是天皇，民族有着对天皇的“忠”和“恩”，而战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惨生活，四处流浪的的战争遗孤，高度残废的退伍军人，以及残留的原子弹灾难，都很容易使日本国民产生“受害”的意识。加之日本天皇的否认和缩小战争责任，让更多的日本人不提及自己参与或支持侵略战争的责任。

在日本自上而下并且奉信神道的国度里，“情义”与“义务”的关系，不论其对个人要求如何艰巨，至少总是指对其骨肉近亲，或者对代表其祖国、其生活方式及其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尽的一系列责任。这种牢固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因而理应履行。对“情义”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在“情义”的领域中，欠情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日本极端的价值观——“忠”、“情义”、“恩”等，根深蒂固在当时的国民文化里，并天皇等高层对国民的欺骗，逐渐使日本后来的不讳留下了毒瘤。并且4《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对这欺骗和隐瞒的事件写道：日本政府基于推卸昭和天皇和统治集团战争责任目的，面对国内外战争追究日本人战争 4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第55页

责任的行动，除提出“一亿总忏悔”论及作出《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的阁议，以表明追究战争责任的态度外，千方百计地掩盖日军战争罪行，极力模糊本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这种自上而下的欺瞒对日本人之所以缺少从加害者的角度认识战争的意识，与对其战争责任的追究不彻底有很大关系。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越走越远，以至掩盖战争罪行，默许、纵容否认战争责任的活动。以下列举几项实例例证此事件。

第一：掩盖银帝事件背后的日本生化战争罪行。1948年1月26日，在东京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发生的事件。一名伪装成预防寒伤人员的男子用氰酸钾毒杀了12名行员，抢走约16万日元的现金。平泽贞通作为罪犯而被逮捕，1955年由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死刑。银帝事件发生后，警视厅的搜查官中不少人任务嫌疑犯与军人相关，此案或疑与731部队余孽有关。嫌疑对象最初由处理氰酸的习至野学校、第6陆军技术研究所相关者，逐渐转向731部队、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陆军中野学校的相关者。在整个事件的询问中，习至野学校、第六陆军研究所相关者常去中国东北进行释放氰酸毒气和饮用氰酸毒液的实验，以测量致死量、致死时间的人体实验的事实大白于天下。为掩盖毒气活人实验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将油画家平泽贞通作了“替罪羊”。

第二：修改教科书，掀起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逆流。1951年7月，日本文部省发布《改定学习指导要领》，首先用“进出”取代了高中日本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1955年2月，初中《学习指导要领》也将“侵略”一词改成了“进出”。1958年，日本政府开始在各府县城实行教师的勤务评定，通过一些列的措施，日本政府逐步严密地控制了教育权，并通过教科书检定制度偷梁换柱地填充歪曲侵略史实的内

容。

第三：否认从中国强征劳工的战争暴。日本不愿承认战时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的事实，并试图掩盖这一战争罪行。

第四：肯定日本战犯和“日本战殁者”的“贡献”，意在抹杀起战争的责任，借此否认日本侵略战争性质。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新宿御苑召开战后首次‘全国战陨者追悼会”，日本首相在追悼会上致辞说”毋庸置疑，因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长和发展，值此追悼会之际，我的心驰向那些战陨者，谨此祈祷其冥福。”5将日本战犯视为“为国殉难”，称之为奠定日本战后和平与民主的“基础”。造成里日本国民的思想混乱。

第五：提前释放在押战犯和恢复公职，试图结束“战后”。根据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公职追放”令，日本先后有21万人曾被解除公职，但到1951年末，竟又有201507人恢复公职。未曾认真反省战争责任的日本战犯及其追随者，战后重返日本政坛，成为歪曲侵略史实和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主要政治势力。

与德国相比，日本方面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是极不彻底的。对于战争责任者的审判，只限于东京审判的被告，其余的以天皇为首的政界和财界的领导人都没有被追究。虽然也有开除军国主义分子公职的规定，但主要的对象是军人，以官僚为代表的战争中的许多领导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有的学者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问题，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难奢望日本对外承担 5徐志明：《战后日本人的责任认识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战争责任。正是这种对天皇无条件崇拜的皇国史观，阻碍了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认识。极端的价值观阻碍了本人对战后责任的正确认识。

三、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

关于影响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内因，学者们分别从经济、思想、文化、政治结构等多领域多视角进行了探讨，研究成果相对而言也更为丰富一些。

从思想、文化、政治结构等视角探讨形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内因的研究，虽然论述的深浅不一，但大多集中在对天皇制、皇国史观的负面影响的探讨上，且观点大同小异。例如，的学者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问题，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难奢望日本对外承担战争责任正是这种对天皇无条件崇拜的皇国史观，阻碍了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认识还有的学者指出，天皇制的保留，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被免予追究，具有十分严重的象征性意义作为一般的日本民众，多数人也无意去深究绝对主义天皇制与象征天皇制之间的本质差别，对他们来说，天皇依旧是国家的象征，依旧是国家的最高元首天皇制被保留下来，那么，作为这一国体制度理论支撑的神国观念和皇国史观，反过来也便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合理性”这一点，战后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右翼势力也多方利用，作为他们散布错误的历史认识的重要手段。

对此，连日本的外交官也有同感。日本外交官小原雅博曾在其著作中指出: “日本没能找到相当于德国纳粹那样的承担历史清算责任的特殊对象。周恩来总理曾表示，中国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一般的老百姓区别开来，把

战争责任归咎于前者的方式，放弃政府赔偿，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可是，在从战前至战后有一定连续性的政治状况下，日本没能像德国一样以‘加害者限定论’总结历史，只好采取了大家都有责任的形式。”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民族性格还影响到思想领域和国家政治上。7日本在对外交往中寻求维护“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秩序，是与其国内文化中强调的等级观念相联系。古代，由于中华文化圈的强大影响和吸引，6

《菊与刀》中这样写道：“日本人不能以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能够如此。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道德观。这是真正的日本产品”。所以这种心理又反映了日本这种“假如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标准的，但没有被社会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没有‘羞耻感’，从而也不认为自己有错”的心理。”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因此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存在着迷糊而且思想混乱的认识。

四、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文化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外交的进行自始至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对外交往对象的认识还是对外交往政策的制定过程，文化始终是在幕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

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现象时，有这样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即集团主义精神不仅对其国民性的形成 6 张建立著，核心期刊：《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虽然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崇拜的态度，同时也主动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是依然注重在“中华帝国”面前自己的角色;日本民族对外在世界的秩序一直保持有一种敏感的洞察，并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机，改变与己不利的国际等级秩序，同时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从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来的“脱亚入欧”的口号。“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文化脱离不开对外交的影响。

日本侵略的历史就摆在那里，谁也抹不去。但历史的背后总有一种叫做真理的东西。那便是正义的力量永远压在肮脏手段和黑暗的思想之上。

苑崇利：试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

源[Ｊ]，外交学院学报，2003

Read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of Japan's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after the

warAbstra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is United States cultural scholars Committee tee on a classic study of Japan culture works.From the “shame culture” and “hierarchy”, “placing emphasis on gratitude and friendship”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xternal behaviors and deep in their way of thinking, namely Japan Yamato modalities of national culture.Culture is a complex whole, including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 custom, and humans in society of all ability and habit.These cultural patterns to explain the post-war Japan for war crimes has repeatedly denied that it is not incomprehensible.Key words: of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Japan culture of shame culture;a hierarchy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 参考文献 i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第69页 iiii 日本民族史诗 《四十七士物语》

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黎丽著

《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张建立著，核心期刊：《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苑崇利：试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源[Ｊ]，外交学院学报，2003 臧秀玲 宋小霞：核心期刊《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济南,250100

第三篇：菊与刀读书笔记

《菊与刀》读书笔记

《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研究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与育儿方式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的价值体系，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

战时的日本：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对于发动战争的理由，日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将永远处于混乱状态；日本应该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明确自身的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对于如何取得胜利，日本叫嚣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物质是必要的，但物质不可能千年不变，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强调“日本精神”，推行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除了等级制和精神力量外，日本认为万事都是他们主动要求的，决不是被动的。正如西乡隆盛遗言道：“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命运。” 美国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是无辜的。对于天皇，天皇和国家政策可以分开，但是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天皇地位至高无上，不受批判。对于死亡和战俘，日本这方面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他们认为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荣誉就是战斗到死，丢脸莫过于当俘虏，但是有些人会当一名模范战俘，在生命中翻开新的一页，好像他们的信条就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努力奋斗，如果失败，会非常自然的选择另一条道路。

各安其位：日本人的口头禅就是“各安其位”，他们对于等级和秩序的信赖，与美国人对自由平等的信仰如此对立。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个成为日本民族的组织原则，它使生活容易预计，也就广泛地被公众接受。尽管日本近些年西方化了，但还是个贵族社会，人们的每一次问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遵守等级制度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多种因素，在特定的情况下，有些因素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则反而增强。虽然中国在六七世纪的时候，把孝道连同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传入日本，但是到了日本后规矩发生了很多改变。中国的宗族制度，在日本只有贵族武士拥有姓氏，才有族谱。

另外，日本人的传统是对封建领主尽忠，这个领主是当地的大名，与中国上任几年又调走的官员大不相同。在日本，孝道只有在家庭内部有效，家族与家族之间联系淡薄的接近西方。在日本，辈分和性别造成了实质上的特权，但是行使这一特权的人不会天然地专横独断，他的行动关系到对全家的荣誉，任性而为绝对不能成为合格的家长。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用武力威胁，家中年长者很少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但家中的等级制运转良好。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朝代，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威胁下的和平，有效地执行了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当时武士和农民是日本最重要的两个阶层，德川幕府把他们分别冻结起来，武士不能兼做农民、工匠和商人，成为寄生阶层的一部分，坚守“俭朴乃最高的美德”。多年以来幕府努力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做了各种规定和规范。虽然这种等级制不公平，但是人们衡量彼此的勇气和完美不是看他敢不敢反对或修改这些规范，而是看他是否与规范保持一致，是否奋力捍卫这些规则的尊严。这是因为日本的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被考虑到，都享受着某种保障，减少了流血，给予了安全。

明治维新：1868年倒幕势力夺取胜利，既没推行岛国主义也没实行保守的自我孤立政策，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方针。首先明治时代的精英们没打算废除登记制度，只是认为制度上有缺陷，需要调整。“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王政复古之后的政治家们又废除了藩，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明确规定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各安其位”的义务，谨慎地规划国家在政治中职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至于其他领域，他们都交给人民，但认为与国家直接相关的事，他们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总之，日本人在构建世界秩序时，最影响其思维的就是传统的等级制。在政治、经济、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职权范围，必将受惩罚。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美国人敢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日本的德高望重之人绝对不敢这样讲话，他们不会轻视过去。在日本，“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就像东方的“祖先崇拜”很多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是完全针对祖先，只是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自己得到过许多东西，他们不仅欠历史的，也欠眼前的，在与周围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也受惠良多。背负深恩很容易使人发怒，日本人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觉得自己身上有重大责任，所以会有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莫名其妙的易怒态度。日本人看待恩情如同金钱的借出和归还，主动去报恩是很高尚的德行，而主动去要别人报恩则成为最受诟病的事情。在日本，无论是施恩、受恩，还是最后报恩，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正如老话说过：“只有慷慨非凡之人，才能受人之

恩。”

道德和它的压力：日本把道德细化到行为准则，就构成了刚性的东西。“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仁义”被用于描述地痞流氓之间的感情。孝道是“义”，因为没有仁作为前提，结果包容礼让父母的恶行也成了孝道，在日本，恩、孝道，比个人幸福更加高一级，但日本的孝道仅限于生存者。忠诚，来自中国，但日本人走的更远。日本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如果教育学生说人的最高职责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么他就会受到指责，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1945年8月15日，天皇的命令就是投降的命令，国家被打败并没有让法制崩溃，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

名分与情义：作者讲了日本人的“情义”，第七章写的是对“社会的情义”，第八章写的是对“荣誉的情义”。“对社会的情义”大体指一种契约性关系，包含了对姻亲家属所应负的所有义务，而且书中提到：情义倘若逾期未还，还会像利息一样增长；“对荣誉的情义”要求日本人消除对自己的诽谤或侮辱，根据自己的身份过与之相关的生活，并包括对各种职业的义务。

道德困境与自我修养：作者介绍了日本人的情感、道德。日本民族经常处在进退两难的情感困境中，一方面日本人培养肉体享乐，另一方面又规定不能把享乐当作严肃的生活方式而纵情沉溺。这样，日本人就使生活变得很难处理。他们把肉体享乐当作艺术一样加以培养，在品尝个中趣味之后，又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在对道德的态度上，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态度中不包括恶，他们认为人生是一场戏，在这场戏里，每个不同的道德或不同的行为特征，都有存在的理由，所以都是善良的。书中举了“四十七士”的例子，四十七士在报答了浅野侯的“情义”后，选择了自杀来尽“忠”，他们认为这是两全其美的结果，但在我们看来，他们尽“忠”的对象才是罪魁祸首，他们没有必要自杀。日本人的哲学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内心冲动直接表现为行动时，会很自然地实践德行。于是，人们努力修行，以求“圆熟”，来消除“羞耻”。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不会有第六感的障碍，这才能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儿童学习：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根U形曲线，允许幼儿和老人有最大的任性和自由，而在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壮年时期受到了最大约束。日本人骄纵、嘲弄孩子，用重视整洁等传统习惯来训诫教育孩子，除了这些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随时给孩子吃糖果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办法。日本的这种教育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方面性，一开始他们过着骄纵有特权的儿童时期，使他们始终保留着“不知耻”的欢乐童年记忆，他们无需为未来描绘天堂，他们过去就有过天堂，他们认为人本善，说众神慈悲以及做一个日本人无上光荣，这很容易使他们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种极端观念上，认为人人身上都有“佛种”，死后都能成神。这种盲目自信会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狂热。还有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造成他们性格的二元性，使他们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充满了矛盾性。

投降后的日本人：日本这样一个极易随着情况而变化道德标准的民族，在投降后发表社论道：“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冷酷的现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战后战败国的行政总是困难的，日本的粮食、住宅、国民在教育的问题必然十分尖锐，因此日本人今后无疑要经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日本人走向社会变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的“错误”，是全体事业失败的根源。他们十分希望在和平国家中重新取得受尊重的地位。然而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机应变的，若情况允许，日本也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其地位；若不允许，他们还是可以把自己再变成一个大兵营。

日本人是机会主义的，他们没有特定的主义信仰，没有善恶分明的世界观，荣誉和名誉是他们选择军国主义或是和平道路的重要背后动机，所以耻辱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不能忍受的。大和民族对耻辱过度敏感，却缺失对许多文化都有的原罪感。二战的失败对于他们来说是耻辱，而不是罪恶。都重视忠孝的中日两国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还有一个前提，“仁”，而日本是无条件的服从。中日两国是近邻，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但事实证明，中日两国未必做到了对对方的真正了解和理解。

第四篇：《菊与刀》 读书笔记

《菊与刀》读后感

——我眼里的日本人

“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这是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的评价。

日本，横卧于东海之上的一个岛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源远流长。从唐朝时，就不断派遣使者来华夏学习中华文化，留下了鉴真和尚东渡的佳话，还一度向我国朝贡，到了明朝又有倭寇屡屡扰边，而近代又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学在“东洋”，培养了很多回国后叱咤风云的人物，著名的有鲁迅，蒋介石等。然而，令人不能释怀的是他参加了二战并作为轴心国的一支主干力量，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

日本人至今也不愿反思其在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反而一再逃避，屡屡篡改教科书。

好笑的是这样一个民族，居然又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有礼貌的国家，其国民高素质甚至连自称是来自文明社会的西方人也自叹不如。

就是这样一个与中华民族渊源深厚的国家，说不出让人爱还是恨，尊敬还是鄙夷，究竟是勇敢还是在历史面前畏缩的民族，一再地挑动着中国人的心弦，让人迷惑不解，读完了本尼迪克特的作品，或许能帮助我们稍微解开这个疑惑。

二战胜利后，就连战胜国也不理解他们这个强悍的，桀骜的对手，战败后却温文尔雅，甘愿忍受连同盟国自己都觉得不堪忍受的苛刻条件，甘愿让上万美军驻扎在日本的领土上，尽管一再传出美国大兵在日本欺凌妇女，胡作非为，然而日本政府却一再忍让，甚至帮助为非作歹者掩盖。为此，美国人不安了，他们畏惧这个不露声色的对手是否又再耍什么花招。因此，对日本做了大量的研究，《菊与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由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完成的，你同样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本被西方社会公认剖析了日本人性格中矛盾的一面的著作，本尼迪克特写作时受当时条件限制，却并未亲身前往日本。

日本社会吸收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但又吸收得不全面，他保留了很多自己的文化残余。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社会，等级森严，哪怕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是相当的保守。与中国的“留学热”、海外学习热、海外派遣不同，大多数日本人都始终相信，日本是这个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他们对海外经历没有兴趣，似乎一生就局限于他们自己的那几个小岛上。书中作者想、向我们阐述了这种现象的缘由：一切都源于其等级制度。在日本文化中有这样一句话：“各得其所，各安其份”。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同样也有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地位。或许，在中国我们可以说自己经历过封建时期，但中国并不是一个等级社会。民众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到社会的上层，但是在日本却没有什么机会。日本吸收了中国的封建思想，却没有吸纳我们的封建制度。即使是在今天日本政坛也只是由那几个政治家族在把持着，没有家庭背景的人是无法进入高层的。也许是由于这种持续了几千年的思想的统治，每个日本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唯命是从，今天的日本企业文化或许也是这种思想的延续，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点头哈腰，一个劲的说是，但是他们执行起来却又是一丝不苟的，不像我们中国人，只是为讨好上级，表面一套，背地里又是一套，似乎按部就班、一丝不苟的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他们的使命，这种从骨子里的服从精神已经浸泡整个日本上千年了。日本只有一个精神领袖，天皇的地位几千年都没有变过，即使是在幕府时期，将军大名们发布命令也只能说是“奉诏行事”，不管实际统治者力量有多么强大，他们都不敢废掉天皇，而且似乎他们想都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而在中国同期历史上，皇帝被废掉，新的上台，不满意，又废掉，却一再重演。这让人觉得整个日本社会就是一个大宗教，天皇似乎就是类似于基督教里的上帝，将军就是教皇，尽管掌握实权的是教皇，但谁也不能怀疑上帝。天皇充当一个精神领袖，所以在二战时天皇一声令下，数百万日本人奋不顾身的投入战斗，而且决不投降，在西方似乎一支部队伤亡超过五分之一，投降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日本，战士只觉得自己战斗是在给天皇效忠，所以战斗起来奋不顾身，被捉了以后也是要自尽，因为在日本投降了的人是抬不起头的，他们会问你“为什么不自尽？”。不知大家是否有注意到，二战后，只是日本军部大本营宣布投降，而战争的罪魁祸首，或者说发起人，天皇却置身事外。而且很多战士在军事法庭上被要求认罪时，只是解释，是天皇叫我做的，在他们心中，天皇永远是对的。他们在战争时的杀戮只是一种效忠天皇的方式，如此这般像“神风敢

死队”等自杀式武器也似乎迎刃而解了。前几天看了NHK的纪录片《日本的群像：东山再起的20年》，不光是看这部纪录片，无论是哪部只要是写实的，我都会有一种压抑的感觉，他们不像中国国企那些老板，一个个大腹便便，口若悬河，油光满面，乍一看感觉是政客，日本的企业家和中国的大不相同，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很少有几位年轻点的高管，即便面对的是自己国家媒体的采访，也都是非常内敛，话很少，但他们却在20世纪之交几乎统治了整个电子行业，里面介绍了东芝半导体在闪存技术方面被韩国三星打败了，准确的说是韩国三星窃取了他们的技术，挖走了很多关键人物，日本人想要重新夺回世界第一的宝座，两家公司斗得非常激烈，整个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这哪是纪录片分明是战争片。但是又偏偏有那么几家中国公司，掺杂其中，其实那都是些很大规模的国企，有很多还是我们一些毕业生挤破头想进去的，但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只是靠政府输血的病人，日本人似乎不把这些没有核心竞争力、空有块头的大家伙放在眼里，相当傲慢的日本人，这不禁让我想到了一位作家的评价“日本人表面上对你毕恭毕敬，点头哈腰，其实心里想的是‘还是我们日本第一！’”。他们或许一生也不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就是这样一群矛盾的人，既谦恭，又傲慢，既温驯，又好战的人构成了一个看似怪异的日本社会。

2012年，中日关系由于钓鱼岛事件陡然紧张，有剑拔弩张之势，看到新闻上不时的报道，我对了解日本产生了兴趣。看完这本书，想送大家一句话，亲近朋友更要亲近对手、了解对手、剖析对手，这比那些在微博上喊喊口号，骂骂脏话的“愣头青”有用得多，也好玩得多。

第五篇：《菊与刀》读书笔记

《菊与刀》读书笔记

《菊与刀》是一部介绍日本国民性的书，是美国着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图书。而作为一名日语专业的学生，想要对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有所了解，于是便选择了《菊与刀》这本书。

作者在书中把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征。该书以《菊与刀》命名，象征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在我看来，菊代表了日本民族中谦和，随性的一面，同时也说明日本民族具有菊一样的品质。刀则让我想到了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它承载着日本民族的希望与毅力，同样也代表着日本民族好战的一面。“菊与刀”这三个字更能充分的概括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日本人既好斗又谦虚和善，既忠贞又心存叛逆，既顺从又不愿受人摆布等等，都能体现出日本人矛盾的性格特征。

天皇自古以来就是日本人强烈的效忠对象，虽然天皇一直扮演着“傀儡”的角色，但日本人对天皇的效忠感却从未消失。正如书中所说“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难以想象的”“天皇是日本国民宗教生活的核心，是日本国民的象征，天皇是个超越宗教信仰的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会受到谴责”等。对于他们而言，只要是能表示“对陛下尽忠”、“让陛下为我们放心”的事，那边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崇拜之至今日在很多人心理依然存在。

日本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长期、稳定的封建等级制造成的影响渗透到日本文化的最深层。在日本，天皇不是人，是神，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所有寄托。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要求忠义的对象仅仅是被指向各个大名和将军。而在明治维新后，新的统治者将这种力量抽离出来，附加在天皇身上。但由于“忠”是献给最高统治者的，因此就只能献给或许只有精神力量但全无实权的天皇。在日本文化中有这样一句话：“各得其所，各安其份”。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同样也有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地位。即使天皇没有掌握实权，仍然是所有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

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战争中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天皇的存在在日本俨然已经发展成宗教，神的话语是没有人可以质疑的，这就为日本的战争找到了借口。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对为天皇“忠诚”找到借口。日本士兵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特性，可概括为勇敢、残暴、致死效忠、绝对服从。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让每一个日本士兵都认识到自己的作用与能力。不管自己的国家在物质上能不能与美国抗衡，仍然会不惜一切在精神上给对手打击。而日军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猛充分印证了他们的所谓在、武士精神，这种战争中的不怕死精神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出现，但作者对这种不怕死的行为十分的不理解。然而，战时的士兵被冠以了军国主义的思想，幼时的等级观念在这个时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上级的命令是惟命是从。这样的心理给日本整个民族在二战中带来了遭难，也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这个民族。

另一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人对于“恩”的理解。首先，书中提到日本人对于“皇恩”都应无限感激地接受，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使这种感情及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生活越是热爱，就越是感谢“皇恩”。其次，在日本看来报恩是由条件的，就是施恩者必须是自己认为高尚的，可以偿还的人。他们绝不接受陌生人的好意，也不会主动帮助陌生人，这就是日本人生活的习惯。日本人他们自认为是历史的债务人，他们的日常决定和行动都必然发自这种负债感。最后，日本社会所讲的“报恩”和“雪耻”的概念在我们并不陌生，但在日本文化中却有异于我们熟悉的东西。比如“工作”也是要报答的情义之一，所以努力工作、极端敬业是毫无疑义的，否则对不起工作给你的恩惠。并且在工作是要对你的领导做到尊重与服从，这也是日本独特的文化内涵所要求的。“雪耻”是对自己名誉的洗礼，当名誉蒙羞时，如果不报复、不洗刷罪名就对不起自己的名誉。

对于“忠，孝，仁”的理解。在日本的文化中，“忠”“孝”“仁”都占很重要的地位。日本虽然从中国引进儒家伦理中关于“忠”和“孝”的观念，但却极为鄙视被儒家视为最高准则的“仁”。每一个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孩，自小接受的是“忠诚”、“仁义”、“孝顺”的教育。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践行着繁复的礼仪，并且是发自内心地真诚对人，和歌、俳句也体现了日本文化崇尚美感、温和谦让的一面。但与中国人不同的是，日本人把“效与忠”认为是无条件的。书中写到：在中国，比忠和孝两种更崇高的美德是“仁”。父母必须有仁，如果统治者不仁，人民是可以揭竿而起的。效忠与否，完全是取决于仁与不仁的。而在日本，这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作者在本书中也提到，日本并没有一种“极端的权威主义”。许多国家的青年人往往热血而冲动，但在日本人眼中，“青年期应该是一个服从家庭意志并培养家庭责任的时期”。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训练、为了练习自己对权威的服从和尊敬”。所以日本的“顺从”文化是极其特殊的，所以日本在温顺接受美国的改造计划时他们的心理绝对不是“韬光养晦”，反而是真诚的反思自己的错误。

读过这本书，不得不说一说让日本国力大大增强的明治维新。1868年，以大久保利通、西乡隆胜、木户孝允等为代表的日本革新派为了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而实行“明治维新”，从而发展资本主义，并逐步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长期锁国下的日本，终于在国际外部压力转换成为国家内部变革的动力下，展开了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的纲领指导下，日本派出由政府高级官员所组成的考察团，赴欧美各国进行考察。从此日本开始了国家工业化，开办官营工厂，并大力的扶植民营企业。在一连串的努力下，明治维新使得日本变得更为富强。

明治维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其成功也为日本甚至是全世界，同时带来一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其一是，当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因其富强而成为世界的强国之一，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令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不断的对外出击。对全世界来说，明治维新的成功为他们带来的是极大的威胁，因为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竟然能够击败当时的大国 — 中国，甚至打败欧洲强国 — 俄国，令世界其它的列强大感震惊。

明治维新中的教育、军事、立宪和经济改革的成功，也令日本的国内军人势力抬头。明治维新的立宪改革中，军人在很大程度上拥兵自重，也掌握了国家决策大权，和德国迷信武力争霸的一样，日本自此也埋下了军国主义的隐患，同时连带的激起极端的民族主义。此结果使得日本在之后，向亚洲各地区入侵，甚而攻击美国，终致自陷二次世界大战的泥淖之中，成了人类民主自由与和平的残害者，也因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使日本成为全世界唯一遭到原子弹攻击的国家。日本人民的死亡与财产损失，也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迷梦下的惨痛代价。

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经济发展及国富兵强，即使在明治维新的百年之际，日本仍是世界经济强国之一。国家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改革维新运动，必须以苍生为念，以增进人民福址及人类全体幸福为依皈。反之，由于少数的人民和军阀的思想阻碍，终将带给日本人民、甚至世界其它国家无法弥补的伤害。

纵观全书，可看出日本民族在礼仪上的观念和态度上的严谨，同时日本是一个很团结的民族，自从日本派遣唐使来华，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礼仪之国，儒家文化也深深影响着日本民族的道德标准。

我认为，还是作者的一句话最能概括日本：“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

最后，通过菊与刀这本书，不仅增加了我对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双重性的理解，同时让我对日语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想要去更深入地了解日本的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