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7000人旅行团赴美集体唱国歌

第一篇：中国7000人旅行团赴美集体唱国歌

当地时间2014年5月27日，美国洛杉矶，一个由直销公司组织的超过7千人的中国旅游团陆续抵达美国洛杉矶，该旅游团创下了中国公民到美国旅游单一团组的最大规模记录。团员一行人搭乘70个航班分批抵达，入住洛杉矶的30家酒店。据称该团此次出行是为了参加某集团年度商业会议，在会上同唱中国国歌，而目前行程尚未结束。

第二篇：中国人都在什么时候唱国歌

中国人都在什么时候唱国歌

7000多中国人跑到美国唱国歌，这事情被国内媒体批评了。《环球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说，“用升国旗、唱国歌、狂消费这些手段取得的效果难以让人接受和认可，是对爱国主义的抹黑。”

“乱用”国歌遭到批评不是新鲜事。2008年，在广东举行的一场婚礼因现场唱国歌受到人民网发文批评。在那场婚礼上，组织者安排了一个“全体起立唱国歌”的环节，400多名婚宴宾客在十分钟内齐刷刷地全部换上红色长袍，然后齐刷刷地面向国旗高唱国歌。虽然被冠上了“最爱国婚礼”的称号，但人民网的文章认为，这是滥用爱国情怀。“国歌只有在重要集会、国际交流仪式和国际体育赛事中才能演奏或奏唱。”

国歌什么时该唱什么时不该唱，我们很少能从法律文件中得到参考。《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确立为国歌，是在1982年以后，之前一直是“代国歌”。直到2004年，才被写入《宪法》。而且国歌不像国旗，享有专门的法律――《国旗法》保护。

关于国歌使用的规定还是有的，只是时间有些久远。在1984年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唱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里，明确禁止在婚礼、葬礼、娱乐活动和商业活动场合使用国歌。

那么什么场合可以唱国歌？《暂行办法》给出的答案和人民网差不多，只是没有提到国际体育赛事，原话是：“维护国家尊严的斗争场合”。

“斗争场合”有时会被误解。比方说2007年，加拿大一所预科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发生冲突时高唱国歌抗议示威。事后中国学生在国内论坛上倒苦水寻求声援，但被国内网友一通指责：“打架唱国歌，丢脸。”

什么才是“维护国家尊严的斗争场合”？2012年各地因为钓鱼岛事件爆发的反日游行，就常常听到示威游行者唱起国歌。一名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采访的示威者表示，他就是在游行人群中重新学会了唱国歌。

事实上，中国人唱国歌的最常见场合，是在国际体育赛事的领奖台上。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各国冠军的领奖台表现。据《环球时报》引述，92％的中国冠军在领奖台上唱过中国国歌，是参赛各国中最爱唱国歌的。

另外，作为中国人最熟知的歌曲，国歌还有其他妙用。今年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的招生面试里，有不少男生选择国歌来应对唱歌的面试环节。男生们说，选择国歌的原因是因为最熟悉，能够正常发挥。

在特殊的外交场合也要懂得巧用国歌。在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行动中，从“突尼斯―利比亚边界撤出的中国公民有1.2万，其中很多人丢失护照。如何辨别是中国人、越南人还是菲律宾人？”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黄平对《环球时报》介绍当时的工作经验：中国领事官和翻译就站在利比亚边境，听撤出人员是否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以此辨别哪些是“真同胞”。摘自《壹读》

第三篇：中国人赴美留学的百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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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赴美留学的百年变迁

从清代120位留美幼童到20多万留美大军，中国学生赴美求学历经160多年，已从精英化留学转为平民化留学。

“我们一定要赢（Win）！因为我们有闳（Wing）！”19世纪5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园里流传着这样一句加油口号。

“闳”即指容闳（粤语发音Yung Wing），“中国留学第一人”。1847年，容闳与同学黄胜、黄宽赴美求学。7年后容闳学成归来，并从此致力于西学东渐，开创了最早的中国留美教育事业。

如今160多年过去，昔日“筚路蓝缕”的求学之路已经成为了一条开阔大道。当人们正在为今日留美学生低龄化趋势担忧和探讨时，那些中国留美学习的“先驱们”彼时也不过是孩童模样。

大清留美幼童多出身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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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大批官派留**发生在洋务运动时期。1871年，清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联名上奏清政府：“挑选聪颖幼童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次年起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10岁至16岁的幼童，分四批赴美留学，留学计划长达15年。

当时，美国还是国人眼中的“蛮夷之地”。因此这些留美幼童，包括带队的容闳在内，大多出身贫苦。临行前，幼童赴美需要家长签字画押。其中幼童詹天佑的父亲就在保证书上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这句“生死各安天命”并非徒来的悲情。据记载，留美幼童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但他们因为用功过度，加之身体单薄，常常病倒。其中就有3人积劳成疾，客死美国。

早期的留美选拔遵循“少而精”的原则，用李鸿章的话说，需选拔“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纭者”。这些幼童被选出后，还要再经考试选入预备学校学习中西文化至少一年才能赴美。到了美国后，他们每周都需要用文言文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就会被先生打屁股。

但即便学业紧张，留美幼童中亦有能文能武者。一位耶鲁大学教授曾在自传中记述了他的中国同学：“这些男孩子穿着打扮和我们一样，只是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他们玩橄榄球的时候，会把辫子藏在衬衣里，或盘在头上……我们玩的资料来源：教育优选 http://www.xiexie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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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榄球、冰球的好手，在花式滑冰场上技术更是超群……”

可惜的是，由于清政府唯恐这些留美幼童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对儒学孔教失去兴趣，1881年夏，清政府将这些留美学生全部撤回。留美幼童计划随之夭折。

近代中国官派留美生百里挑一

留美幼童回国后，逐渐在外交、教育、矿业、铁路等各领域显现出非凡的才能。他们中出现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长唐国安、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留美学生中，许多人还在对外抗击侵略战争中奋勇当先，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据学者统计，在各类反侵略战争中，殉国的留学生有8人之多。

留美幼童之后，美国由于经济危机出现了一股排斥华工、华人的逆流，中国学生留美教育此后十几年间陷入沉寂。

直到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采纳了国内传教士和学者有关“造就亲美人才，控制中国发展”的建议，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遣派学生赴美留学。中美双方约定：从1909年起，头四年中国每年选派留学生赴美，人数不少于100名，第五年起每年选派50名，直至1940年“退款”用完为止。

这促成了中国学生留美的第二次风潮。

史料记载，“庚款生”都必须进行严格的考试。以1909年8月的选拔为例，本有630人准备前往美国留学，但经过初试和复试之后，只选拔了包括梅贻琦（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在内的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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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帝国清华学堂正式建立。从此，庚款留美人员的选派和培养便进入了正规阶段。但不变的是，对官费留学生的资格要求依然严格，甚至越来越严格。

不过民国时期，随着官费留学生的竞争日益激烈，自费留美人数大大增加，因此留美学生家庭出身较好尤其是来自中上层文化富裕家庭的比例逐渐上升。

在当时“学习科技，实业救国”思想的推动下，庚款留美学生大多选择了学习理工农医，以及工程技术，他们归国后对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影响十分深远。例如他们中涌现了经济学家马寅初、气象学家竺可桢、桥梁专家茅以升等杰出人才。

赴美留学门槛30年来逐渐降低

中国留美教育的第三次高潮始于八年抗战结束后。数据显示，1948年在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总计2710人，分布于全美45个州。翌年，留美学生又增加了40%，学生多达3797人。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批战后留美学生较之以前留美学生，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受教育程度大为提高，研究生人数占全体留美学生的半数以上；年龄从17岁到41岁不等，来自社会各行各业；选择文科类的留美学生增加等。

但战后留美学习热也只持续了较为短暂的时期。随后而至的东西方“冷战”和“文革”几乎切断了中国人与外界的联系。

时间蹉跎而去，留美教育的转机与中国转型同步：1978年改革开放。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留美政策逐渐放宽。1982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公安部等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打开了人们自费留学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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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对公派留学做了制度化、系统化规定的同时,又对自费留学再次做了肯定。这时的自费留美已经可以不受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刘亚伟选择于1986年赴美留学，直到被美国夏威夷大学录取后才恍然大悟：原来美国大学录取没有体检这回事。而当时在国内高考中，由于刘亚伟眼睛近视，被所有外语类院校拒之门外。

近30年来，赴美留学的门槛再次被降低，如2003年国家又提高了公派留学资助金，并废除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青睐也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显现出来，尤其是近些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高校对中国学生招生力度不断加大，以前的签证难等问题逐渐变得容易起来。

从精英化转向平民化

从2010年起，中国留美学生超过15万人，占到了美国全部留学生的18.5%，从此成为美国接收海外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地，而留美人数连年来还在激增，现已突破了27万。这其中，自美国2010年开放中国的中学生到本国读9-11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

三、高

一、高二）的签证后，次年便有6000多名小留学生涌入美国。

美国《纽约时报》比较后发现，2013年至2014学年，中国学生在美国高校留学生增量中的比例已接近60%。这意味着，“每3名留学生当中就有1人持中国护照”。同时，中国留学生变得“更年轻”还有一明证：十年前，超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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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美中国留学生为获得研究生学历而来，时至今日，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接近1：1。

一位曾经的“老”留学生认为，年轻学子赴美求学具有天然的优势，比如语言学习能力整体更强，生活条件更好使得学习压力小，性格较之上一代人更活泼开朗。

“我1985年到美国时，政府资助的公费生，都是挑选出来的优秀人才。自费生则必须有美国公民的‘经济担保’，必有‘海外关系’，就像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所描绘的，都需要自己打工谋求生活和支付学费，相当艰辛。”他回忆道。

当然，也有人担忧，由于缺乏申请奖学金的压力，一些中国留美学生势必不会如之前的留学生般勤奋刻苦，学术成绩表现也就自然良莠不齐了。

但在一些教育学研究学者眼中，中国留美教育从精英化转向平民化，体现了中美民间交往的深入，未来赴美留学只会“更便利化”。而经历了30年飞速发展的留美教育后，国人对留学美国的认知也相对成熟起来。其中的一个表现是，中国留美学生如今在专业选择、发展选择上呈现更加“多元化”的趋势，表现出理性和务实。

“金融危机之前，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中很多都是选择商科，现在我跟申请人面谈的时候有很多留学生要学护士、营养方面的专业，甚至是飞行的培训等各种各样的专业都有了。”2009年，时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金珠倩接受采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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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春晚：属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春晚：属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这一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结构》中首次提出的，之后他又在《论集体记忆》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群体（家庭、宗教、社会阶级）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将“记忆”置于社会框架的分析中，赋予其以社会学的意义。因此，哈氏被视为集体记忆研究领域的先驱。由于师承涂尔干，哈氏关于集体记忆的观点更多地受到涂尔干“集体意识”的影响，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换言之，在哈氏看来，集体记忆的“集体性”最终落脚在“群体活动”上，即只有参与到集体的社会互动与交往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回忆，进而将这些对过去的重现渗透入各种公共表达之中。这既是集体记忆形成的社会过程与机制，也是其最终的结果，因为“要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中去体会各种事实的特殊涵义，社会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提示着这些事实对之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哈氏对于集体记忆“在仪式活动中所激发的精神价值何以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贯彻和延续”的解答，填补了涂尔干有关集体意识理论中的一个空缺，这也是理解集体记忆何以借助于仪式活动而被强化的经验凭据。保罗·康纳顿是继哈哈布瓦赫之后对集体记忆研究有进一步发展贡献的学者。他将“集体”的概念从个人记忆的层面中剥离得更加彻底，即集体记忆并非“集合起来的个人记忆”，而是“真正社会群体的记忆”。在其著作《社会如何记忆》中，康纳顿明确指出：一个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并不仅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的私人记忆相加的产物，而是属于这个群体本身的。③这就将“集体”变为一个抽象概念，真正成为了记忆的主体。同时，康纳顿还强调了集体记忆的保存和传播对社会产生的重要作用，指出无论是借助于 “重演性仪式语言”的纪念仪式，还是沉淀于“个体化实践”的身体习惯，两者都折射出记忆社群的共同过去，都对社会文明的传承起着“无意识展演”的作用。

哈布瓦赫和康纳顿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在德国学者阿斯曼那里得到了重新梳理。阿斯曼将哈氏理论中的集体记忆定义为一种“沟通记忆”，即人的个人记忆如何在集体沟通中获得实现；而康纳顿的“社会记忆”则被阿斯曼用“文化记忆”的概念进行了延展。文化记忆是超越个人的、以文化体系为主体的记忆范畴，这一体系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 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当中，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歌曲以及公共节日和仪式等。通过这些文化载体，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会获得一种 “凝聚性结构”，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不断使事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同时又使社会成员从中获得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等具有约束力的东西。法国学者诺拉将这些能够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形象地称为“记忆的场”。2春晚与集体记忆的自然关联

春晚的主体文本，说到底就是一档在传统节日中（春节）呈现出来的电视节目，它何以历经30 余年发展成为了属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呢？可以说这是由春晚的先天属性所决定的，它自诞生之初就已经深深刻上了关乎集体记忆的烙印。

（一）传统节日作为集体记忆渠道的正当性

春晚对应的时间节点，是中国人最为重视和不可替代的传统节日———春节。春节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其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强化集体记忆的最佳载体。这是因为“过去的文化不像此时此地不带神话色彩的、矛盾的世界主义文化，它们是建立在由每一个这样的文化共同体一代一代地讲述、体现的原型神话和象征、价值观和记忆基础之上的。过去和现在的许多独特文化不像价值中立、没有传统的未来全球文化，它们总是试图保持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它们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保持那些创造并参与其中的人们的独特象征、仪式、理想和传统。”春节的形成以中特有的农历为依据，在岁时基础上意味着新年伊始，且与中华民族古老的神话传说相关联，因而自然成为唤醒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时间标杆，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节日仪式和传统中记述着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过去和现在。当然，集体记忆带有实体性，不是虚幻地停留于人们的脑海里，而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无论多么宏大的文化价值理念，最终都会栖身在族群仪式和社会关系当中。例如每一个中国人提起春节，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放鞭炮”、“拜年”、“吃饺子”、“团圆”等传统习俗，这一系列的共同行为构成了具有参与性和亲和性的集体记忆，成为“不自觉”的约定俗成。春晚将“看晚会”嫁接在春节这个时间节点之上，毫无疑问为这一人为的行为建构提供了集体记忆的天然正当性。当社会成员需要在“节日”当天以“仪式”、“场域”等方式进行纪念和庆祝时，春晚通过一台指向明确的晚会暗合了群体需求，建构了符合记忆心理的表达空间，并随着时间的推进，将这一过程本身也逐渐融入到了集体框架下的过去记忆中，最终成为获得社会认同和共享价值的“新民俗”形态。

（二）电视媒体作为集体记忆渠道的合理性

在当今社会，意义的生产和传播绝大多数时候是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的，它们通过截取具体素材，以种种方式来建构集体记忆。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体，通过影像来呈现和记载过去的经验，比文字、广播等形式的描述来得更为清晰和生动，更容易给受众以真实感和客观感。英国学者戴维·莫利曾指出，电视媒介在构建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他认为公众以“原子化”的小团体单位，通过观看电视这样的仪式会制造出一种持久的集体记忆，从而消解了距离，公共性被家庭内部化，私人的身份也在全国性的体验中被社会化。电视正是以这样的一种“流散仪式”，将散居与各地的群体定期的统合起来，将公共典礼调换成一个亲密的聚会，典礼的空间在家中被重组，专注于一个象征性的核心。聚集在电视周围的小团体会敏锐地意识到还有无数其他的团体，正以相似的方式，在相同的时间内做相似的事情，这种仪式给观众制造了参与的感觉，也给他们带来体验共时性和历史性的感觉。

春晚以电视媒体作为传播媒介，无疑十分有利于集体记忆的建构和延展。具象的电视语言符号可以将记忆情境的渲染力扩大到最大化，使观众在观看晚会的过程中，“无意识”地进入到愉悦状态，进而自然浸润在春晚所表征的各种意义符号之中，在头脑中获得共同记忆的文本，在心理上贴合共同记忆的认同，将具体的画面和表达都诉诸于既有记忆和情感中。同时，在特定时间、特定空间内时空共享的观看感受，赋予了春晚作为特定事件的“经典”地位或作为“分水岭”的历史意义，使其成为电视文本隐喻的最佳形式，让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成为记忆的“亲历者”，以自身体验提供了为春晚“加冕”的机会，进一步强化了其成为集体记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3春晚对集体记忆的建构途径

春晚的影像表征下，暗涌的是关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素材，折射的是社会集体记忆的庞大文本。在这“丰富”与“庞大”的背后，体现出春晚在进行记忆建构时采取的多种途径，其中每一种途径都在与集体记忆勾连之间制造着新的可能。

（一）利用故事叙述重现集体记忆哈布瓦赫曾说，“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因此，一个社会群体如果没有彼此相同的生活印象片段，那么人们互相之间的共同记忆就无法被唤醒，这个群体也势必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断裂。而春晚作为节日里的集体仪式，就为这样的记忆塑型提供了最隐秘而有效的契机和平台，可以在一种选择性的“策划”与“操演”中赋予具体事件以符号的重要性，更新、强化出独特的记忆轨迹。而作为一种呈现过去与召唤记忆的方式，故事叙述无疑是在电视传播语境下最为理想的表现手段———通过相声、小品、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表达，可以将社会现实浓缩进十几分钟的对话与幽默中，既可以简单化地对故事进行白描，也可以戏剧化地对故事进行重组，直观生动地营造出“相同生活片段”的记忆经验。事实上，经过艺术加工，春晚中更多地呈现的是“叙事”而非“事实”，但春晚仪式中的“叙事”无疑可以印证观众以往获悉的 “叙事”，这是一个集体记忆的完整链条。观众通过重现的故事得以确信：在过去一年的无数瞬间里，中国同胞在进行着某些“稳定的，匿名的，同步的活动”。

如在1984 年的春晚，实现了三连冠的中国女排集体现身晚会现场，由当时著名的体育赛事解说员宋世雄进行逐一介绍，还设置了前女排队员上台献花、现女排队员签名送球的环节，让无数为女排荣誉而骄傲的电视观众再次群情激昂；在2003 年的春晚，由于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在过去一年中火爆荧屏，许多观众都十分熟悉其剧情内容，于是两位主演孙海英和吕丽萍就延续了剧中角色的设定，出演小品《激情依旧》，紧扣“过年”这一故事背景，重新演绎了一段退伍老兵对祖国和儿女深沉的爱。

（二）利用固定模式制造集体记忆

春晚不仅重现了集体记忆，它本身的内容文本也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记忆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存在，媒体的介入干预极有可能建构起“设计出来”的过去。经过媒体呈现的中介表征，历史与记忆会实现连接，形成社会群体共享的常识。因此现实可经由媒体主观建构，传统可以被人为地创造和界定，春晚也就能够根据现实的需要，借助于媒体的力量进行“量身订做”的设置。将这些设置赋予仪式性的重复，一遍又一遍地根植和巩固观众心中对固定模式的认知，就可以实现集体记忆的再造。倘若这些新的集体记忆与可追溯的历史形成某种契合，对传统进行一种累积性、穿插性的建构，那么记忆的认同将更加地顺畅和深入，真正会被当作事件的本来面貌而被接受。如春晚在每年跨年钟声敲响前后，全体主持人会带领观众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之后会有相互拜年的环节设置，这已经被当作春晚的一个固定模式延续下来，成为了观众的集体记忆。而“倒数计年”和“拜年”的行为动机原本就是“年文化”中所蕴含的内容，因此根植于古老传统的新记忆就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到共识的范畴中来了；又如每年春晚的结束曲锁定《难忘今宵》，也是人为延续的结果。这样的延续形成了标签化的固定模式，从而建构起春晚特有的符号表征———以至于《难忘今宵》的旋律一响起，无论彼时彼刻的情境如何，都会瞬间唤起国人有关春晚的记忆。

（三）利用年代标签唤醒集体记忆

不同的社会群体都会有完全不同的、专属的集体记忆，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在时空被界定的特定群体中获得支持。以年代为区分的不同群体往往会持有更为细化的集体记忆，并以此作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判断依据。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可用于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主导思想相一致的。”也就是说，在社会进程嬗变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环境下，每一个阶段的社会意象都有可能相应地发生调整甚至颠覆，处于这个阶段的亲历者就会因此生发出更强烈的时代感和代际感，自然地对贴有时代标签的集体记忆产生心理上的亲近和认同。一些看似没有使用价值的指代，对于相伴成长的一代人来说也许意义非凡，一旦在某个契机下被唤醒，就会触发洪水倾泻般的记忆流。特别是那些在少年时代留下的心理印记，孩童体验的真实感受带来的记忆往往更加历久弥新。如在1988 年的春晚上，由著名配音演员李扬挑梁的节目《孙悟空与唐老鸭》，就将富有时代特征的动画人物作为主角，展开了一段发生在中国春节的“穿越”故事。由于节目角色的设定十分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加之对场景的设置进行了艺术重构，所以整个动画片的呈现都有利于观众在集体记忆上的归顺；又如2010 年的春晚中，小虎队的《再聚首》，勾起了无数70、80 后观众的青春记忆。在熟悉的旋律中，人们追忆的不仅是对年少时偶像的喜爱，还有属于每个人自己的青葱岁月。

4集体记忆对创新春晚的启发

集体记忆这一研究传统不仅可以用来解释春晚被赋予特殊意义的原因，推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利用集体记忆来挖掘未来创新春晚的手段和方式。下文将从春晚的创意策划角度、社会使命角度、媒介环境角度来逐一分析集体记忆可利用的价值空间。

（一）“怀旧情绪”触共鸣“怀旧情绪”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下人类感性泛化的一种文化表征。具体到当下这个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怀旧”成为每一个孤独个体的内心渴望，是个体对自身价值和身份确认的心理支撑，这就是马斯洛文化心理学所说的“归属的需要”。归属感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每个社会成员都希望自身归属于某一个群体或者共同体中，同时在这个归属体中得到关爱和支持，获得生命存在的价值认可。因此，现代人急需一种集体怀旧的仪式，来化解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获得情感心灵上的共鸣。

春晚无疑是中国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最好方式之一。春晚自身的娱乐属性使每个个体在轻松的氛围下，极易被“怀旧”姿态包装下的节目所打动；同时在一个公共的文化场域中，又极易因“怀旧”事件的重现而展开一系列后续话题的讨论，因此，合理地利用好“怀旧”这张牌，依托集体记忆的素材基底，策划有创意、有趣味的节目内容，将在触发观众共鸣的目标上，有事半功倍之效。

（二）“家国同构”建认同

春晚不应停留在简单满足受众消费娱乐需要的层面上，还应该增加其文化内涵，使春晚担负起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的历史使命。国家认同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任务，不可否认，伴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兴起，群体意义上的集体记忆出现了部分缺失，因此运用大众媒介进行“家国同构”就更显得十分必要。春晚作为电视媒介 “创造”出来的传统，是国家通过媒介将民族传统习俗与国家政治话语相结合的产物，典型地反映了媒介“家国同构”的内在逻辑，如何在文本建构中使国家认同的文化符号呈现得更为合理和巧妙，可以说是春晚不变的精神内核。将凸显国家意象的符号嵌入到电视本文之中，可以用艺术化的审美传达主流意识形态，更重要的，还可以让观众在祥和喜庆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认同建构的教化，获得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感。与此同时，春晚的家庭收看特征非常鲜明———在除夕之夜的团圆时刻，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营造出一种奇特的公共参与方式，这种参与感印证了所有观众都在时空共享中成为了“国家共同体”的一份子，从而顺理成章地把对家庭团圆幸福的期盼移情到了对祖国统一繁荣的渴望中。因此，以“家”为起点的平民化、亲民化的节目就为“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物化的对象，也为民间草根、流行通俗等“接地气”的符号元素提供了创作的空间。

（三）“跨屏传播”扩辐射

媒介融合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春晚也从最初单一的电视传播形态，逐渐扩展到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媒介终端，首次或复次地送达受众端的形态。当跨屏传播成为现实，不仅意味着春晚的呈现渠道有了更多选择，更意味着全媒体的生态环境成为春晚集体记忆存在的体系空间。电子媒介的发展极大地打破了时空限制，以一种横向的维度创造了新的文化联结方式，使超时空领域的受众进行实时或随时的共享和互动成为可能，从而在经验亲历和分享中建构出新的记忆区块。新媒体背景下的集体记忆有了不同以往的内涵和外延。当受众在移动终端上点击春晚视频，在公共平台上交流春晚话题，在社交网络上“吐槽”春晚优劣时，这一切共时性的文化消费，都成为春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而这部分记忆的活跃周期远远超越了晚会播出时段的四个小时，延展为一个阶段性的持续存在。春晚如果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解放思路将跨屏传播的语境纳入到创新制作的考虑范围内，有意识地联动各个媒体之间的粘合效应，有针对性地投放适合于不同终端的视频内容，就可以主动地制造出关注度高的热门话题，有效扩大春晚在集体记忆层面的辐射力度，从而最终全面提升春晚在认同感和归属感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五篇：过年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主题征文[范文模版]

不知不觉中，新年的钟声敲响了，这意味着记忆相册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将会记录我们在金牛年里的所有美好时光!过年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主题征文有哪些?一起来看看过年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主题征文5篇，欢迎查阅!

过年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主题征文1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一首千古传唱的好诗，每到过年时期，我和小伙伴们便开始吟诵这首喜气洋洋的诗，增添了节日的气氛，家乡的过年习俗也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我至今依然刻骨铭心.今天是大年三十，是我们中国传统新年——春节的前夜。按照传统习俗，每到这一天，人们都要从外地赶回老家，团聚在一起，吃顿热热闹闹的团圆饭。瞧，妈妈和我也回到建昌婆婆家.来到街口，我远远地看见到处都是红色：家家户户门上都贴着红对联，红福字;来来往往的人们有说有笑，在街上挑选年货，买烟花爆竹……好一派热闹的景象!

一到婆婆家，我们就忙里忙外，准备着即将到来的年夜饭作准备。今天,吃饭的人也比平日多了，妈妈、阿姨、姨父、婆婆、公公都聚在一起。桌上的菜也比以前丰富多了，鸡鸭鱼肉样样齐全。吃饭过后，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聊聊天，喝喝茶，说说话。春节真热闹呀，我真想天天过春节.我早早地吃完了饭，跑到电视机前，拿起遥控，准备观看“春节联欢晚会”，时间还早，“春晚”还没有开始呢。我、妈妈两人拿起烟花，兴致勃勃地跑出了家门，来到大门前。我们把烟花都在同一时间全部点燃。那一瞬间，犹如百花齐放，那五彩缤纷的景象把我们几个“创造者”都看呆了!那一瞬间的美丽是无与伦比的。不一会儿，烟花就被我们放得一干二净了.我们又通宵看完了春晚,一直到凌晨.大年初一，我们去大姑婆婆家拜年。一来到姑婆婆家，她就面带微笑地端出茶叶蛋和红枣，一大早我的肚子已经饱饱的了。姑婆婆家养了许多的白兔和小鸡。我热情地说:“我去给它们喂食!”于是我兴冲冲地跑到了小鸡的饲养区，撒下一把饲料在我的脚边，不一会儿，小鸡们都到了我的脚下低头吃了起来。看着这些小鸡我感到十分可爱。转眼到了中午，桌子上的美味一样样端上来。一直到结束我的嘴里都塞满了美味。临走之前，姑婆婆要给我压岁钱，我说:“不要了，我已经这么大了，不能再要压岁钱了。”妈妈说我长大了。

过年也意味着新的一年开始了，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携手并进。新的一年，加油吧!

过年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主题征文2

终于到了我期盼已久的春节，春节嘛，红包多多，惊喜多多，快乐多多。过春节麻烦事可真多，又是走亲戚，又是拜年，走的我腿都酸了。

春节是我国富有特色的节日，也是一个喜庆又热闹的日子。户户放鞭炮，人人穿新衣。我国古代就有关于年兽的传说，由此形成了放鞭炮的习俗。

春节还要贴对联。瞧，那一副副对联如果把它们打乱了，我们也能找得到相对应的一副。那一幅幅对联贴在门墙上，为我们的家添了几分光彩。

除夕还有精彩的春晚节目，好多大明星都去表演，场面既壮观又隆重，可见他们排练得很辛苦啊。

鞭炮是小孩子过年时最喜欢玩的东西，记得小时候买的鞭炮不计其数，但是我每年都能放完了，一个也不剩。不过我现在不玩儿了，我现在可是大孩子了，不再是小孩子了。可是，为什么大人现在还放鞭，早上早早的起来放鞭炮，什么轰天雷飞天鼠啊，放的鞭炮都比我们贵，难道他们还没长大吗?

过年要包饺子，我妈妈当然把我拒绝了，因为上次元旦包饺子的时候，我包一个漏一个，饺子皮是外圈薄中间厚，而我擀皮正好反着，这样让我脸红了好一阵子。

过春节还要打扫卫生，我最讨厌打扫卫生了，因为打扫卫生时，很累很累，腰弯一会儿，就会酸痛，等好好久才不疼了，不过为了过个好年，我就勉为其难地打扫一下吧。

春节很快就会走了，我想永远留住春节，但是，这个愿望只能从我的梦里实现了。

过年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主题征文3

我最喜欢的节日有两个，一个是圣诞节，因为每年圣诞老公公都会给我带来惊喜的礼物。另一个就是春节啦，到了春节，我和弟弟都可以穿上漂亮的新衣服和新鞋子，拿到厚厚的一叠压岁钱，还能出去旅行呢!

今年的春节让我觉得意义非凡，除了新衣服压岁钱和旅行外，我有了一个更大的收获，那就是我成为了一名森林建筑师。通过五天时间，我和冬令营的小伙伴们，用自己的双手搭建起了一幢真正的房子，一幢我们梦想中的树屋。

跟着爸爸妈妈从日本旅行回来的当天，我就马不停蹄地赶去了海宁青青芳草地房车基地，在那里开始了我的建筑之旅。第一天小驴儿冬令营的老师们给我们举办了开营仪式，告诉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和任务，学习了施工的安全守则。所有的同学被分成了两个班，每个班的学生都进行了自愿分工，第一天我选择了设计和绘画。下午，我们设计组的小朋友就开始大展拳手了，我们构思了很多种梦想中的小屋，画了很多图纸，还用粘土制作了模型。每天晚上我们还会做建筑笔记记录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吵醒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和小伙伴们跟着老师去搬木板，哼哧哼哧我们把搬来的木板平铺在草坪上，开始为我们房子的墙壁设计图案。我最喜欢大海，所以我画了椰林、海鸥和大海。

第三天和第四天是最辛苦的两天，在老师的教导下，我学会了使用锯子和电动螺丝刀。一前一后费力地拉着锯子，我就能把木板切成想要的长度。每一块木板的拼合都需要用电动螺丝刀把螺丝和螺帽旋紧。不停地搬木板，不停地锯木板，不停地拼搭，我累得精疲力尽，很想放弃，但是看到小组里其他同学都干得热火朝天，男同学们爬上爬下架起了我们树屋的屋顶，我突然感觉自己又有了一股神奇的力量，做任何事可不能半途而废啊!

最后一天，我们给房子漆上了油漆，安好了门和窗，一幢高高的树屋造好了，望着这幢崭新的树屋，我心里感到非常自豪，我真的成为了一名小小森林建筑师啦!

五天的冬令营我不仅离开了爸爸妈妈独自生活，还完成了一件让我非常满意的作品，回家后爸爸妈妈都为了竖起了大拇指，还说下回要带着弟弟一起去海宁房车基地看看我造的房子呢。

每一份坚持都能开出美丽的花，每一份努力都能离成功更进一步，过完了这个有意义的春节，我觉得我真的长大了!

过年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主题征文4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是旧的一年的结束。许多为了生计而奔波的人都会在这一天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过年，与家人团圆。

春节到了，家里会贴窗花、贴对联;大街上张灯结彩，放着喜庆音乐，到处都是一片祥和、喜庆的景象。小朋友们穿着新衣服，蹦蹦跳跳;老年人也露出开心的笑容。

为什么春节会放鞭炮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相传古时候有一个叫“年”的怪兽，每到除夕，它就会出来伤害人命，因此人们那天都会躲进深山。有一次，来了一个白发老人说能驱走“年兽”。他穿上红衣服，在窗户和门上贴上红纸，并在门口放鞭炮，“年兽”就逃走了。原来“年兽”最怕红色和响声。这就是过年穿红衣服、贴春联和放鞭炮的来历。

春节会有很多活动，比如说抢红包、放鞭炮，为的是辞旧迎新，迎接新年的到来。每到过年，大家就会挨家挨户去拜年，说吉祥话。我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他们给了我两个大压岁红包，祝我学习进步、快乐成长。

春节每家都会晒晒自己的年夜饭，妈妈在做年夜饭，爸爸在忙着包饺子，饺子的`形状像元宝，象征新的一年财源广进。经过妈妈辛苦地忙碌，年夜饭终于做好了，里面有鸡有鱼，象征吉祥如意、年年有余。

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我们家和和美美、越来越好。爆竹声中一岁除，又一年过去了，我爱放烟花，更爱过春节。

过年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主题征文5

20__年已悄无声息地过去了，我们期盼已久的20__年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在这普天同庆的中国农历新年来临的时刻，我们称之为“春节”。在新春也就是新年里，家家户户要贴春联，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祝福的话语。你们猜春联里的福字为什么要倒着贴呢?因为福“倒”与福到谐音，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除夕晚上，我们全家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各种香喷喷、热腾腾的美味佳肴轮番上阵，“轰炸”着我的食欲。饱餐过后，我们又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中央电视台给全国人民献上的“春节晚会大餐”。春晚对我和弟弟的吸引力不大，我俩闹着要去放炮，可是家长出于安全考虑给我们的回答是“不”。但是经过我俩的软磨硬泡、苦苦哀求，终于同意我们去放炮了。提着花炮，循着鞭炮声，我俩来到了小区大门口。大门口有大大小小十几个人在放炮，我们也加入了进去。我一会儿放喷花的。一会儿放朝天炸响的。五颜六色的火花映着我们的笑脸，鞭炮声混合着我们的笑声，真是好玩了。突然，噼里啪啦几声巨响，我们的眼光都投向了左边，看到一个年龄很小的小孩在放那么大的鞭炮，我们都对他刮目相看，佩服他的胆量。

夜空被我们的烟花渲染地五彩斑斓，很是好看。时间象行云流水一样，不知不觉已经十点了，大家依依不舍地回家了。

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就去给爷爷奶奶拜年，只用说几句祝福的话，红包就到手了，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这就是我对春节最美好的记忆，期待下个春节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