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

第一篇：读《万历十五年》

重读《万历十五年》

在我没有接受“非正统”的历史教育之前，我在整个中国的历史朝代中，最失望的就是明朝，当然，这里我不把五胡乱华和蒙古统治时期视为“中国的朝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失望，是因为那时候认为比较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中国通史、上下五千年等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朝代：作为汉人最后的王朝，初期驱逐北元，下西洋，著永乐大典，科技大发展，成就文明的极限，却总是处于各种内忧外患，皇帝总是不给力，贪腐总是难以治理，大臣们拉帮结派，北疆不安，倭寇入侵，农民起义等等。

好像除了明以外，历朝历代总有点令人骄傲的事情发生：秦皇汉武奠定文明的根基，开疆拓土，然后魏晋有风骨，隋唐开盛世，文化大融合，两宋盛商贸，学术大发展，这些时期的中国经济与社会都走在快速发展的轨道，领先西方上千年，而即便满清这样的统治，也有百年所谓康乾百盛世风流。可大明王朝就让人觉得是个乏善可陈的朝代——短命且极度酱油的皇帝，扯皮低效的朝廷，专制严酷的制度，死板压抑的教育，空虚无物的精神，纵乐荒诞的社会。

这个前期有着雄厚国力的王朝，开创了那本是可以改变世界的郑和下西洋事件也在最终南辕北辙的历史发展轨迹显得无比悲壮，英宗亲征土木堡，被俘，整个帝国的武勋集团基本阵亡，从此大明成为文官的天下，而代表着帝国海洋雄心的郑和海图也被视为劳民伤财的祸害而被烧掉，华夏的海洋之梦就此破灭。有明一朝，封建制度最丑陋最腐朽最摇摇欲坠的一面都表露无疑，整个中华帝国就如同披了锦衣的朽木，真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然而，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很多人现在都知道，邪恶的满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到底篡改了多少历史，毁掉了多少文明，杀害了多少无辜，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明是许多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最喜欢关注的朝代。黄仁宇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初中时代第一次接触这本万历十五年，应该说被其浑然一体、血脉相连的大历史观所惊叹，当我们还在接受贵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王朝周期率教育，动辄是叙述几千年几百年的历史时，黄先生截取一个短暂的年代断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每一个断面的观察都与这个血脉紧密相连，断面的特质由前期的状况引致，而其状况又决定后期的特质。在这一观点下，黄先生的著作常高瞻远瞩纵跃千年，却唯一地为明朝单独立书作传，且不止一本，包括他最著名的《万历十五年》。

当我看过《万历十五年》之后才对明朝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还记得以前有一个特别不切实际的想法就是文天祥为什么要拼死抵抗之至殉国？为什么不投降，不是同属中华民族吗？后来了解了更多的历史，才知道蒙古人的祸害要远甚日本鬼子，由此得出新的结论：贵党的教育，才是最大的祸国殃民。

现在，看过了《明朝那些事儿》等各种观点的历史读物，看过了各种论文和分析，看过了各种历史小说，再来重新审视这样一个伟大的朝代：对外不和亲不赔款，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扬我国威，对内藏富于民，发展教育与科技，读书人有理想有骨气，老百姓有精神，有正气，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史可法坚守扬州，帝国坚持抗战38年，再看看今天，我们还能够在缅甸的果敢，南洋的吕宋，体会到大明子民的勇气与骄傲。

这本书的英文名是《1587-A Year of Insignificance》更加直白，因为就在这看起来毫无特别的一年，中国社会平静表面下的暗潮涌动决定了这个伟大帝国数百年后的惨烈没落，站远了回头看，这Insignificance所表达的“无意义”暗含的是嘲讽，抑或是更加深刻的惋惜？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如此长久的小冰河时代，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天灾，我想象不出当时能有什么力量灭亡这样一个不朽的王朝。有人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崖山之后，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全部阵亡，带来了一个长达80年的文化断层，然而，在蒙古人血腥残酷的压迫之中，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民族性格并未消亡，反而在这样一种仇恨中更加的自强不息，而在明朝灭亡之后，在满清的欺骗和奴化教育中，在贵党的矮化教育中，特别是89之后，在“选择性遗忘”和刻意压制年轻人血性的教育中，真正的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还剩下多少？

万历十五年的主角是6个人，包括最喜欢翘朝的万历皇帝，文官集团的头子，圆滑的大学士申时行，已经死掉5年的帝师张居正，刚正不阿的明星官员海瑞，还有抗倭英雄戚继光。不得不说，这本书对时局和人物的刻画实在精彩，我们伟大的万历皇帝那就更值得大书特书了，早期重用张居正还“中兴”了一把，但“宰相之杰”张元辅老师挂了之后2年就开始反攻倒算了，而且这位仁兄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不下，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端的是一朵奇葩，比他爷爷嘉靖皇帝还要有个性。1587年，正是这位罢朝皇帝“闭关”前夕，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明显。这可以看作是封建君主集权和“民主”议政之间的博弈，事实上这个时点的西方也处在类似状态。众所周知，大明朝的文官相当地有骨气，学八股文出来的官员，在文化上的造诣之深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总能够找到“规劝”皇帝的理由，这样的文官政治，确实搞得皇帝很头痛，似乎大明朝自永乐之后的历代皇帝，都是在一次次无可奈何的博弈中，用宦官和厂卫来实现对文官集团的平衡。于是中国和欧洲在君主和民主博弈中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趋势，西方的封建制度太差，君主控制能力不行，最终导致民主的火种很快在欧洲大陆上全面铺开，而大明帝国则继续着中国历代中央集权政治的老把戏，于是只能在昏暗的专制道路上走它的不归路。

万历十五年之所以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因为看似太平盛世的一年，恰恰是蝴蝶扇动的翅膀，各种琐碎的细节，看起来漫不经心，却让人读起来心生凉意，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因这点点碎语正如风起于青萍之末，预兆着大明帝国的千里之堤已经存在着足以使其崩溃的蚁穴了。元辅张居正已经死了五年了，一般像张老师这种党同伐异的改革派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商鞅是一个，王安石是一个，真应了那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张老师才死了还不到三年，尸骨未寒，就被万历给全家清算了。

张居正试图搞经济体制改革，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他们全部失败了。归根结底，究竟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有问题，还是他们毕生都在追求和维护的思想有问题？个人以为四书五经和皇明祖训要维护的不仅仅是一个要求单纯，稳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体制，更涉及到一个庞大的社会文化体系，这个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一个道德层面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明朝的读书人，骨子里已经深深地刻下了儒家文明德烙印，为了维护这样的信仰，即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尽管大明朝重文轻武，却并未在军事上崩坏帝国的根基，于谦，戚继光这样的儒将辈出，帝国的文臣以中庸之道，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有明一朝，老百姓的赋税是历史最低，读书人的地位是历史最高，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和贸易的增长对小农经济构成了强大的挑战，然而帝国并未把握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问题的症结在于户部，这个主管钱粮和人口的部门户籍和财税体制极其混乱，当然，这是从开国就有的毛病了。众所周知，明朝的税制是很有问题的，混乱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地方都很难改得下去，瞒报人口很常见，因为士绅不用纳税，商税本来就不高，还是有很多人挂在官绅名下，这样就能够逃税了，当官的本来俸禄也不高，能够不贪污国家财产，不祸害老百姓可以得到的便宜，为什么不占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明明进入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却无法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因为大家都爱土地兼并，都爱考取功名，官本位的特权体制，缺乏足够财政收入的政府，于是，政府以及各级官员因为太穷从而妄想控制所有可以产生利润的经济活动，不得不官商勾结，与民争利，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原本脆弱的小农经济反而成了不可动摇的存在，谁妄想搬动它只能砸了自己的脚。最终，处于这样一个畸形的社会形态下的大明王朝，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僵化。

那个世间第一榆木脑袋海瑞也在这一年挂了，海青天骂过嘉靖，骂过各级官员，能活到这个时候，也实属不易了，不知道该如何安置他的地方官员也好松口气。然而海瑞的离去，代表的是一颗精神支柱的倒下。我们的海青天也是一个大杯具，固执地坚守那些不合逻辑的东西，比如信奉重典治贪，剥皮实草，事实证明，这只是个笑话。

一代名将戚继光也在年底殁了，作为万历时代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他已经做到了武官的巅峰，然而精通政治奥妙的他在万历清算张居正党羽的时候没能逃过一劫，最终是穷困潦倒，郁郁而终。他当了10年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看到了卫所和军户的弊端，却只能因为帝国糟糕的财政和人事体制而妥协，大明也失去了最后一次实现军队标准化和火器化的机会，而与此同时，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磨刀霍霍；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30年后，建奴兵强马壮，而大明只剩下关宁一支能够和八旗抗衡的军队了。

显然，大明朝之所以面临种种矛盾，还是基于朝廷没钱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就算和今天免除了农业税的红朝相比，大明朝的赋税水平也是历史最低的，朱重八这个当过和尚的皇帝，深知民间疾苦，于是，大明一直追求的就是藏富于民，当然，财富过于分散的最终后果，是无法良好地集中运用，便宜了辫子王朝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大明对于商贸的管制也是极为严苛的，于是走私泛滥啊。与此同时，全球每年开采的白银数量的一半都哗啦啦地流进了大明帝国的口袋，很明显，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大明王朝坐拥如此庞大的全球财富，但如此庞大的货币流入却无法掀起足够大的浪花，现代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钞票印多了是要通货膨胀的，但那时候怎么都通胀不起来，很明显，是因为社会一直就处在一个高度通货紧缩的状态，明朝政府在财政上没有什么建树，不懂得按照市场需求进行宏观调控，于是不断增长的贸易和相对固定的货币供给要填补几百年积累下的窟窿不是那么容易的，掌握了世界经济命脉的大明，并没有展示顺差，外汇，财富包裹下的帝国雄心，反而在不断收缩自己的铁爪和银根。有了钱的商人让孩子们读书，入仕途，做地主，因这社会总还是学而优则仕，逐渐刻板僵化的八股举士让整个社会的失去了自由思考的能力，而鲜为人知的是，朱重八推行八股取士的初衷并不是所谓的“禁锢读书人的思想”，我看了几篇八股文，发现八股文最大的优点是条理相当的清晰，论述非常地有理有据有节，事实上，朱重八也没有那么高明会想到去禁锢所有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不过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看懂奏折罢了，八股文作为官方公文，还是相当有水平的。

最后提到的哲学家李贽，不得不说确实相当有才，我能够越来越深刻地理解王阳明，却仍然看不明白他的《焚书》，也许是用手机看得不是那么仔细所致，但我确实对他缺乏深刻的理解。此人以“异端”自居，去批判儒学，去抨击各种人，其实是很好理解的，明代知识分子也确实有这么个通病，那就是伪善，因为儒家经典教导的道德标准实在是太高了，谁能够真的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呢？

明朝的官员最喜欢骂人了，尤其是以言官为最，并且这帮人相当的NB,不仅骂人不带脏字，而且敢于一骂到底，决不妥协，但这帮人有多少是真心为了国家社稷而不是自己搏出位呢？正德时代的吏部尚书焦芳，为了自身权势也是平衡文官集团的势力而向刘瑾一党妥协，也做了很多实事，不知道被多少人骂成是阿附阉党，是读书人的耻辱。而这样的骂声在明朝是很多的，很多人绞尽脑汁，就为了写一篇如何骂人骂得酣畅淋漓的文章，真是讽刺。

在明朝中后期，越来越多的人看明白了程朱理学的伪善，应该说，在读书人心中，虽然是官方推崇的学问，但对有些方面仍然是表现出质疑的。作为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我最喜欢的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在被贬至贵州龙场，在被贬的多年生涯中，成功悟道，他的道，叫做知行合一。

王先生率军平定正德年间的宁王叛乱，其后步步高升，王先生是个典型的全能大儒，不仅会打仗，能做官，培养学生也是能手，可以说从嘉靖时代开始，王阳明的思想成功地渗透了大明政界，在他死后，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再到学生的学生的学生，逐渐执掌大权，比如张居正之流。于是陆王心学实质上成为了主流思想，李贽也是心学派的人，但是李

贽的杯具在于他的批判继承了王的思想，却并没有王阳明那样前后一致的体系，于是陷入自相矛盾的怪圈，是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和今日的贵党是何其相似啊！破坏了我们的信仰，却不能够建议一个有足够说服力的东西代替，要知道，信仰的山陵，不仅仅起着压抑的作用，它更大的责任是稳定，一旦崩塌，那么带来的持续混乱是极其严重的，今日，又何尝不是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那个时代同样是如此，任何精神上的空虚带来的都是物质上的极度纵欲，奢靡的社会风气，精巧繁复的装饰、建筑、美食、服饰等等，极其发达的青楼文化似乎见证着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为竟然出现有钱女子嫖男妓的可笑情节，整个社会的混乱失控可见一斑。越来越理解李贽为什么会选择自杀，确实，诗人和刽子手的心境是不同的，刽子手伤害别人来成就自身的完美，诗人伤害自己来实现自己心中的完美，或许当海子选择卧轨的时候，心中也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吧。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全书结语）。

相信很多人都能够从这本书中读到黄先生的深爱与痛苦，1587年之后，东西方的发展南辕北辙，不到300年，中国从神坛跌入深渊，世界局势全盘改写。痛定思痛，明朝的问题，难道不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吗？到底是政治阻碍了经济，还是经济阻碍了政治，谁又能说得清呢？一直在关注着所谓的“顶层设计”，一直在期待着所谓的改变，从明朝到现在，很多东西当然是变了，但也有许多是没有变的。读着、见证着中国发展的大历史，变与不变，这个民族未来要走向何方，既在心中，更在脚下。

第二篇：读《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前言

最近读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万历15年，即公元1587年。虽然该书名为万历十五年，但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的描述该年的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撑开来，让我们更全面了解明后期的历史。笔者不是研究历史的，甚至不是文科生，最多只是对历史有点兴趣而已，所谓“内行看们道，外行看热闹。”所以笔者也只能在热闹之余外加作业的需要来谈谈自己的感触。

认识历史

历史无所谓对错，有的只是后人对前人的评价。人们讨论历史的时候总喜欢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齐地称王后自立门户，历史就会„„”“假如元朝大军进军日本时未遇大风，„„”“假如当年我们没有大跃进和十年文革„„”这些言论不会对历史改变，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

然而我们所读的历史却有很多的虚假性，历史是人写的，而且是活着的人写的。记得上课时看到克罗齐说的这样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话或有偏激，但并不能掩盖其正确性。正如我们从小就从电视上，书中得知隋炀帝杨广是一个昏君，诸如好色，残暴，修运河只是为了自己去南方游玩方便之类，简直把他说的一无是处。然而今日我们已然能明理是非，根据杨广作为，我们还会相信这样不靠谱的言论吗？

历史还往往有太多的误解和无奈。三国蜀帝刘禅，不知道人们是出于对《三国演义》这部大名著的信任，还是觉得亡国君就应该是昏庸的，被尊为“扶不起的阿斗”，但从来没去想在经济，文化，人才，人口都大大的落后魏国甚至吴国的情况下能够守基业四十多年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有其无奈。我们从历史没看到万历好的评价。诸如24年不上朝，沉迷于后宫，不思朝政等。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甚至无知概括了一句：“明朝的皇帝，除了永乐帝治理的很好，洪武朱元璋治理的不错以外，其他的全是昏君一帮”。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错的。朱翊钧有他的无奈，正如黄仁宇先生所描述的那样：9岁即位，从小就被灌输要听从臣下的意见，大学士想要一个听话的皇帝，前十年由张居正总理全国政务，他只是一味的批准罢了；好不容易等到张居正死了，他决定励精图治，却发现自己想干什么都干不成，出于报复心理他便和大臣对着干。

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描述：

臣僚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像这样双方坚持达10年之久。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从此皇帝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僚也再没有机会能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他的任务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这样又20年。

就这样，他的四十几年皇帝史落下帷幕。当皇帝当到这个地步，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很少见的，对他来说是何等悲哀啊。所谓原因，黄仁宇先生也给出了解释：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笔者认为，如果万历运气好点，在政治清明时期当一个皇帝，就应该是一个明君了。不过他运气还好，能伴着他那摇摇欲坠的帝国走过几十年，没有背上亡国卖祖的骂名。而在他之后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却是更加无奈，一个无可救药的帝国灭亡，他却要背上亡国君的骂名。

因此，历史除其有虚假性以外，还应有其无奈性。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渺小的，不能改变什么。我们往往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历史上的人物事件，觉得他们不该，他们愚笨。其实古人的智慧却是胜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我们的确没有资格仅凭我们了解的少量道听途说加上一些加工过的史料去评价他们，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方面存在，我们又怎么可能真正了解他们的苦衷呢？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一下历史，不再道听途说，不要再迷信史料。

看清政体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朝代的兴盛往往是出现在前几代，而后面却是越来越腐败，落后。明朝最兴盛的时期出现在洪武与永乐年间，其后或有兴盛时期，但大体上却是越来越衰败的。

以前一直不明原因，但读了此书后我有所感触，大概都是政体的原因吧。一个朝代建立之初一定会建立一套政体，这套政体往往很适合当时社会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它的弊端就会慢慢显露出来，逐渐被社会淘汰。正如书中所说：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塞。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古人向来推崇孝道，对祖先极为遵从。其中存在着愚孝的成分，即祖先说的都是对的。即便渐渐发现其中与事实有所矛盾，也只是认为自己还做得不够好，或者认为他人做的有问题。或有少数认识到先祖流传的制度没有了时效性，也无法改变全天下的人民的思想，从汉朝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可以看出这点，因此，晚清政府之所以屡屡变法失败的原因也在于此。

朝代不断衰落，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没有谁能改变这种现状，哪怕是皇帝也不行。那些有能之人所能做的就是在这种制度上修修补补，稍微缓和一些社会矛盾，正如张居正，他是个治国人才，但最终改革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他不敢撼动祖宗之根本。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农民起义，藩王造反之类的动荡就会频频发生了。

只有改朝换代才能改掉先朝的体制弊端，但如此也仅仅是陷入下一个循环罢了。

道德信仰

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基于道德的特点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

纵观世界各国，几乎都有或曾有宗教信仰，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与发展。记得曾经有位西方学者说过：“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凝聚力的，它不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保存下来，等待它的只是灭亡。”中国却是把他的理论彻底推翻了吧，几乎没有史料表明中国有大范围信仰某种宗教，但华夏却是当今世界上文明史最长的民族了。

从书中了解到，中华民族并非没有其信仰，只不过信仰的是纯粹的道德理念而不外加上帝如来罢了。早在中国两千年前的孔子孟子创立了一套近乎完美的道德理论，能够让一个大民族信仰两千多年而丝毫不动摇，如果没有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我们应该还在还信仰着孔孟之道吧。可知，我们们古人的信仰丝毫不比西方对耶稣的崇拜少吧。

书中了解到，明朝是以《四书》和朱熹的注释为基础建立的德治体制国家，也是一种文官体制吧。但书中所述“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这些聪明的官僚一定会慢慢发现：所谓道德，却全是欺骗。然后聪明的他们也会渐渐的把这种道德当成一种工具，为的仅仅是自己私欲。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至今，仁义道德都作为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孔孟之道为根基构建社会制度，但道德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社会就会变得畸形，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述：

一方面，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

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臣僚们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是谁也不愿意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也是中国整个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丽的衣服，以高尚名义，行苟且之事。

就这样，统治者用孔孟之道欺骗人民；但到头来却限制于孔孟之道。

我想，当道德依然成为一个人们默认的谎言时，对欲望的抑制已然无能为力时，德治也就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这时，何不弃去道德仁义的包袱，获得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抑制就会显得死气沉沉。法制终究是更胜一筹的，它没有德治那么复杂，但却能轻松地使社会稳定、发展。

总结

黄仁宇先生的观点可能未必能令所有人接受，但于我来说，我从这本书上获益良多。全新的观点，比从那些僵化的教科书上所获得知识不知道要高明几百倍。教科书上的当代史太多了，只有多读这样的历史书，才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洞察力吧。

第三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中共民勤县委党校 姜军基

对这本书的向往由来已久，尽管在这之前，我也阅读了红遍一时而且兼具历史与文学价值的《明朝那些事儿》，但相比后者，《万历十五年》实在是短小精悍，不光是篇幅字数只有区区二十几万字，就连阐述的内容与观点也截然相反，一本是社会化的大众读本，一本则是晦涩难懂却又享有极高声誉的历史学经典著作。

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汉族所统治的朝代，相比汉唐盛世，明王朝的衰落乃至灭亡距今只有400多年的时间，明王朝的中期衰败，在历史学界看来，也是中国近代化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开始。明史研究历来是史学界的一大热门，而王朝历史也从来不缺乏关注者，《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我第二次阅读，虽然大学时期这本书就被列为大学生必读书目，但两次阅读的感受却大不相同，特别是在市委党校学习期间，清华大学哲学系唐少杰教授对黄仁宇及其著作大为赞赏，在讲授《国史与党史》这门课时，提倡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和研究历史，更是引起了我的兴趣，由于这本书读起来比较困难，深入的研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借此机会，我想和大家谈一谈我对这本书一点粗浅的认识。

这本书是美国汉学研究的经典，和作者本人一样，这本书充满了传奇色彩。这本书完成于1976年，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基本上是无人问津，而且很少有人看好。直到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在大陆印刷出版，可以说风靡一时，洛阳纸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曾评选三十年影响最大的一百本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高居榜首。作者是中国人，却用英文写中国史，之后又对照英文版翻译为中文，这也是本书阅读困难的原因之一。这本书还是一本怪书，它既不是断代史，也不是编年史，也不是写某一个专题，而是以1587年为点，大写特写，从而来洞察明朝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历史。

全书篇幅只有七个章节组成，以历史上的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展开叙述。分别以万历、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重要人物为单独的一章,从前后数十年的社庙沿革、财政税收、军事、文化的败象中,引出了他的伏笔: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全书内容庞杂，有政治制度，也有礼仪制度，也不乏人物描写，还有伦理宗教的阐述等等，总之，这本书看似简单，要想读懂却不是简单的一回事，关于这本书，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启发和体会。

一、要学会用“大历史观”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历史问题。

《万历十五年》以一个年份为切片,勾勒出事件人物的前因后果,解剖了晚明帝国衰落之由。《万历十五年》写一年之事,窥一个朝代,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传统的历史背景。看似平凡不过的一年，在黄仁宇笔下却惊心动魄，暗藏危机，全书由细微处见宏观，从而引申至整个封建社会。

关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学术界历来就有分歧，简单来说，就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揭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更是淋漓尽致，这本书论述了万历十五年这个平常的年份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以当时的主要人物铺展，讲述了不为常人所知或者注意的事情和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黄仁宇的眼中，其中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这也是“大历史观”的表现。举简单的例子：作者以1587年展开叙述，看似平凡，实则不然，展望全球，这一年正是西班牙远征英国的前一年，也由此拉开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这是横向的比较。纵向来看，这一年也是张居正死后三年被抄家的开始，一般的历史学家在写到张居正时，首先讲一条鞭法，讲张居正如何清廉如何推行新政，但黄仁宇却没有这样做，大大颠覆了历史认知。

张居正为万历皇帝的老师，但张居正对待幼小的万历皇帝又过于严苛，这也是张居正死后受到清算的原因。然而真正的根源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争斗，张的改革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张在世时无人敢动，死后却由不得自己，连学生皇帝都保不了自己。结果政亡人息，改革就此画上句号，继任者申时行吸取张的教训，只做老好人，文官集团还不依不饶，在立储问题上与万历皇帝意见相左，最终文官集团获胜，万历皇帝20余年不理朝政，朝野上下看起来一片平静，实则危机四伏，明朝中兴处于停滞状态，谁又能想到57年之后明王朝竟然被东北的后金彻底打败，倘若张居正的改革能延续下去，历史可能就不是现在的面目，难怪崇祯皇帝时期才想起了张居正，只是世间已无张居正，这就是历史。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如何去思考国家，历史和世界，一直是热门话题。当然我们也走了不少弯路，进化史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这三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大历史观，特别是受西方历史学派的影响，历史虚无主义，读史无用的观点甚嚣尘上，拿现在来讲，往往有一部分人用现在要求过去，一味的否定过去，或者把现在和过去割裂开来，认为过去的总是美好的，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对党校教师而言，就是要树立正确的历史立场，要有大历史的眼光，用“大历史观”来看待我们所处的社

会环境，以及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既不道听途说，更不评头论足。

二、中国社会需要精细化、数字化管理。

这也是我的第二点启示，黄仁宇在这本著作中写道“中国古代的问题在于无法实现数字化管理”，这句话既包括了黄仁宇的历史观，更是点出了中国社会迟迟无法实现近现代化的一大原因，可谓一语点中了国人的死穴。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即中国失败的原因无关道德和个人因素，而是在技术上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中国未能自发转进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传统社会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所谓数目字管理，实际就是数字化管理，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明王朝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篡改数字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具体表现就是一个封闭的官僚阶层扼杀任何积极的因素，“不容许、不提倡各地方不平衡的发展”，以篡改数字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均衡发展。在现实中，我们依然存在上述行为，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数目字上的管理”，是黄仁宇的一个核心观点。他认为，这是西方富国强兵和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一个秘诀。具体而言，在国家的税收方面，政府有计划地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以使财政商业化；在商业贸易方面，资金流通、生产销售等都有一套科学的、包含契约精神在内的规章制度可循；在财产权方面，重视对私人财产的保

护，强调权利和义务均等，使各种因素互相交换，公平合法；在商业管理方面，强调法制管理，不带个人色彩，避免私人关系干扰等等。显然，这样的思路和程序是古代中国所没有的。

三、对官员而言道德的力量不是万能的，要加强制度建设。

海瑞是黄仁宇笔下最戏剧化的人物。他以极端严格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曾经犯颜直谏,向万历皇帝递上一本差点惹来杀身之祸的著名奏疏,从此名震朝野。海瑞一生“君子固穷”,为官廉洁的他是真正的两袖清风,微薄的俸禄仅够糊口,以至在老母生日时也只能买一块肉作为生日大礼。疾恶如仇的他同样无法容忍官吏的贪污行为,对贪官的非法所得,一概抄没或退还。对待家人也是如此，海瑞的仆人就因为无法容忍他的严苛而自杀。他曾向万历皇帝提出过一个惹事生非的条陈,主张以重典杜绝官吏的贪污: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者,全部处以剥皮实草之极刑。他最大的愿望是依据祖先定下的行为准则,规范已然颓废的官僚机构,再现帝国的辉煌。但是，尽管海瑞有一个好名声，却时时刻刻受到同僚的排挤与提防，屡次遭贬，最终在1587年死去之后，官场一切如旧，大大小小的官员也舒了一口气，这不只是海瑞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一个清官成为官场的另类，我们不能单从海瑞的性格找原因，我想制

度层面出了大问题，或许才是最致命的关键。道德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道德作支撑的官僚体系也是最不稳固的，同时我们更需要从制度层面去约束官员行为，只有这样海瑞就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自面世以来，历经多次出版，畅销世界各国，也是历史学家，社会名流所推荐的阅读数目。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封建王朝衰落的本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历史的方法，尽管这本书并非百分之百完美，但是仔细读来回味无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也是我的一点儿启发。

第四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对于明朝，特别是万历年间的历史，是极其枯燥无味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王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黑暗时期，而至于好皇帝，更是屈指可数。

万历这个年号本身过去的就很平庸，除了万历末年与努尔哈赤的几场决定性战役，几乎可以略过，而至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则更是可有可无。但聪明的历史学家就能发现其中奥妙，其实在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都与这一年有很大机缘。

黄仁宇老先生，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的大历史观。关于这个,确实让我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有些深奥，令我费解。而从书中内容来看，也是比较枯燥的，然而要深知，像这样的一类书，并不是说一昧地去看故事情节，这不是小说，也不是故事书，而是纯粹的历史书籍，也有着教科书的意思。既然这样，那就应以一名学习者的身份来挖掘它的精华，品味其意思所在。

此书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绍一个人物，以每个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它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的角度来写的。反映当时从皇帝、首辅、地方官员、将军、哲学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从这些朝廷中各种人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阳早已成夕阳，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军事上来说，戚继光——这个孤独的将领，带领戚家军平倭寇之后，并没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许是因为明朝的重文轻武，导致戚继光在此后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而后军事掌控于庸才之手，军事力量也逐渐下滑，到了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明朝的军事力量早已成为不堪一击 的“纸老虎”了。再加上朝中无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满族的铁骑埋没。而从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风邪气盛行，一些忠义之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像这样的朝廷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只能等着灭亡了。而万历十五年，恰恰为此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本书阅毕，到有一种愤慨之情，热血喷张的感受，与对世道苍凉的哀叹!即使是那么平凡、枯燥的文字，却使我情不自禁，历史的确有它的魅力啊!对此我也嗟叹不已!我还得到了题外的启示：黄仁宇善于着手于小事当中，而发现大症结;那我在生活当中不也应处处留心，从小事做起，善于发现问题与观察思考。而我自己也正是缺乏这一点啊!

《万历十五年》使我受益匪浅啊!

作者：刘灿

本书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一本考据比较严谨的历史著作。书中以叙述为主，因而阅读速

度可以较快，作者在叙述中也穿插着不少评论分析。本书共七章，基本上每章主要围绕一个人物展开叙述，其中万历的两个时期分为两章叙述。作者通过描述与之相关的各种小事来不断指出这些小事与那个时代的内在联系。作者详细描述了当时明朝的官僚体系的运行情况和潜规则，描写了朝廷的礼仪并分析了相关成因，作者还对人物进行了心理分析及猜测。通过刻画那个时代一些主要人物的悲剧抨击中国的传统制度。这种写作手法暗示我们历史悲剧不是由几个人决定的，应该以“大历史”的眼光观察。

书名意义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为题有以下意义，“1587年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在这一年，“我国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1587年阳历7月，张居正去世五周年，1586年秋

天万历开始以头晕的理由停止早朝和经筵，之后万历越来越频繁地缺席各项事务。1587年京察之年(六年一次)，申时行对人事进行了很小的变动，稳定了文官们。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信徒大有增加。1587年以后“杨应龙在西南叛变，哱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田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1587年皇储问题(大臣们认为应该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万历要求立爱妃郑氏所生的常洵为太子，双方为此事展开长期的斗争。)开始慢慢引起官员们的关注。1587年黄河几处决堤，1588年潘季驯被任“总督喝道兼理军务”，负责治河。1587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派兵征讨失败，申时行没有对此事仔细追究，这位酋长是努尔哈赤。1587年海瑞去世。1588年1月按阴历计算的万历十五年十二月戚继光去世。1587年以前李贽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

切义务，李贽于1588年剃发为僧。

“演员表”

书中叙述了6个主角：万历皇帝(朱翊钧)、万历前十年的首辅张居正、之后八年的首辅申时行(两者间穿插了不满一年的首辅张四维)、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

主要配角：隆庆皇帝(万历皇帝父亲)、慈圣皇太后(万历皇帝生母)、正德皇帝(明朝第十代皇帝，万历的叔祖)、司礼监太监(宫内职位最高的宦官)冯保、武清伯李伟(仓库中介人、慈圣太后父亲、万历外祖父)、淑嫔郑氏(万历的妃子、精神伴侣，后来被封为皇贵妃)、大学士张四维(张居正下台后做过短暂的首辅后因父亲去世离职丁忧)、前首辅高拱(张居正的前任，万历皇帝上位后不久高拱被赶下台遣返原籍)、治河专家潘季驯、武将俞大猷(戚继光朋友)、耿定向(与李贽有基于人性善恶的争论)、朱熹(理学)、王阳明(心学)、王畿(王阳明入室弟子)、王艮(泰州学派创始人)。

其他人员从略。

万历皇帝

1572年，万历即位。首辅高拱有一次上朝时表现出轻视小皇帝。张居正献计解决高拱，高拱被遣返原籍。之后张居正开始十年当任首辅。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万历的学习在严厉的张老师督促下很刻苦。万历需要学习经书，书法，历史。有春秋两季中每月三次的经筵，皇帝和群臣都需要参加听课，课堂上对礼仪要求很严格，皇帝也是如此。每天要进行早朝，早朝很少间断。每天要批阅奏折，虽然万历不一定能看得懂，但是需要按照规矩批几个字以行使皇帝的权威。每年要进行“亲耕”，请附近的农民一起和官员们参与农耕“演习”。皇宫的生活相对很节俭，保持着本朝的节俭风格。

1572年夏万历降旨将高拱遣返原籍;1577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规张居正应该丁忧，在冯保等的配合下，张居正最终可以在职居丧。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用时三个月，在此期间重要文件还是会送到张居正家。1578年万历大婚，大婚前与慈圣太后同住乾清宫，同住的时间里太后扮演者普通母亲的角色，万历像普通人一样学习不好是要受到处罚的，需要长跪几小时。大婚后，万历基本脱离母亲的监管，有了打破单调生活的机会。1581年慈圣太后身边的一个宫女和万历发生关系，并怀孕了，太后发现后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全国因此减税免刑，1582年张居正病逝，年仅57岁。这一年反张运动开始，朝廷进行长期的围绕与张居正有关联的人的政治斗争。张四维接任首辅，1582冬到1583春皇帝情绪紊乱，张四维提议建造皇帝陵墓。定陵于1584年夏动土。1583年皇帝在会试中出题询问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1584年正式宣布对张居正总结性的罪状。1585年，万历决心将张居正一案作为历史看待。1583春到1585

夏万历频繁谒陵4次。1585年后，万历除了在1588年视察自己的定陵外，30多年没有再走出过紫禁城。1589年万历提出出巡一次遭到诤谏而放弃，从此不再提出巡。

人物分析：万历在张居正主政期间，开始什么都不懂，所以慢慢努力学习，逐渐加深对张居正的依赖，张居正的权势及其同盟逐渐壮大。和母亲分居后，万历对张居正和冯保二人更加依赖。可以说这时到张居正去世两人互相配合达到一手遮天的程度。张居正身死，长期隐藏的矛盾开始大规模爆发，一批批官员遭到攻击清算，万历由于对形势不了解，只能任由其发展，从对张居正的极度信任转而怀疑之前的信任，内心伤害巨大，慢慢懂了官员间的复杂关系。申时行主政期间皇帝已在开始堕落，皇帝慢慢感到自己无形中被囚禁了，权力也并不是很强大，最终因立储一事不能如愿而完全颓废。万历的从积极到消极的态度变化或许正是对制度的屈服吧!

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借助前首辅高拱冒犯新皇帝的契机联合皇帝除掉高拱，从而帮助皇帝巩固权威，也加强了与皇帝的关系。

通过在朝廷官僚中的结党布局，张居正在朝廷达到权倾一时的力量，为其完成改良朝廷的理想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借助皇帝的信任获得了行动上的自由。但是张居正没有做到清廉，在这个讲究节俭的朝代顺应了文官们贪婪的习气，这使得其人格魅力不被所有人信服。张居正过分压制了非本派系的力量，过分强硬给自己树立了太多敌人。张居正的改革损害了太多人的利益，引起其他人的恐慌及不满。

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本应回原籍丁忧，但是张居正利用自己的力量使皇帝特许在职居丧引起文官不满。

吏部尚书张瀚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私下劝告张居正回乡丁忧无效，之后反而被参奏，引起官员们的愤怒。

张居正十年新政，改革文官体系失

败，大规模调动人事引起大量官员的敌视。他实施税收改革，重新丈量土地，但都没有完工。

人物分析：张居正是一种理想主义者，为了达到自己理想而与众多客观因素对抗，妄图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环境。或许是太急躁吧。

首辅申时行

申时行继任首辅后的策略是尽量争取朝廷的稳定，努力平衡各方的势力，努力化解各方矛盾。崇尚无为而治。申时行懂得中国官场的潜规则，知道如何在“阴”“阳”中变换。

申时行主要事迹有三件：

在1587年京察之年，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官员变动非常小。避免了引起大臣之间的斗争，避免激化文官系统矛盾。

申时行错过了在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后到1586年初常洵出生前这几个月立储的时机，于是今后围绕立储发生的矛盾得以展开。

1587年辽东巡抚征讨正在扩张的建州酋长失败后，巡抚与部下围绕征讨过程中是剿是抚的问题互相攻击时，申时行采取不予追究的态度，没有进一步扼杀建州酋长的扩张，这为以后这位建州酋长即努尔哈赤的壮大进攻埋下祸根。当然，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人物分析：申时行追求政治及军事上的平衡，尽量减少矛盾，以无为的理念治理国家，一反张居正的强硬专权风格。

海瑞

海瑞以举人的身份当官，最开始是任福建某县的儒学教授，任期为4年。1588年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在淳安知县任上，他碰上总督胡宗宪儿子经过该县，海瑞巧妙地进行打击。1560年鄢懋卿视察各省表面说节俭，实际上一路铺张浪费，在将到淳安前，海瑞给鄢都院发帖予以揭露，迫使鄢都院不敢前来。1562年海瑞调任江西兴国知县。1562年严嵩被嘉靖免职，他扶植的胡宗宪和鄢

懋卿倒台，但是49岁的海瑞获得升迁。1565年位居户部主事正六品的海瑞向嘉靖皇帝递上奏疏批评皇帝性格及他所做的一切。嘉靖没有处罚他，并保留奏折。1566年，嘉靖决定逮捕海瑞，但没有批复刑部建议的死刑。1567年，嘉靖死后海瑞被释放，威望进一步提高，但是海瑞被任命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官职，于是海瑞巧妙地迫使文渊阁和吏部屈服，任命他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海瑞在当地采取新政，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但是同时触犯了权贵们的利益。最终海瑞被迫退休。1585年被重新启用，1586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向万历提出改革建议引起文官们的震动。万历对此给予指责，不久海瑞于1587年病逝。

人物分析：海瑞在这个时代尽可能地保留了高尚的道德品质，不屈服于权贵，但最终还是无法改造这个国家，不过即使作为一个样板宣传也无人会效仿，让人不禁想起鲁迅。海瑞懂得官场规则，也知道怎么运用，但还是坚持自

己的原则，无法屈就于这个圈子。

戚继光

戚继光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由于对军事训练方法和管理制度进行了创新，使得他带军队的战斗力很强。

为抗击倭寇，戚继光于1559年招募了3000士兵。经过多年抗倭，于1564年他将倭寇赶出其根据地，基本解决了中国沿海倭寇的问题。1567年戚继光的幕后支持者蓟辽保定总督谭纶，将戚继光调了过去。戚继光从1568年开始在此干了15年。他们两人努力改革本地区的军事力量，受到张居正的赏识，改革想法得到了幕后支持。这引起了其他军官的嫉妒。戚继光在此任职三年就稳定了北方的形势。张居正死后不久戚继光被调往广东担任总兵一职，不久被革职，晚年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戚继光的最终失败同样被认为是因为打破了文官之间的平衡。

人物分析：戚继光懂得文官官场的规则，于是能够获得被任用的机会，又

因为自己卓越的才能于是可以功成名就，最终的失败也是因为他理想主义风格与那个时代不相容，所依靠的后台垮台后，自己就只能是一个悲剧了。

哲学家李贽

李贽出生于1527年，1552年中了举人，迫于家庭的经济情况他进入官府工作，但身处下层。1559年父亲死去他去职丁忧。丁忧期满后，李贽来到京城当了国子监教官，但仍无法支撑家庭的开支。1563年祖父去世，他依照惯例得到了上司和朋友赠送的财产。李贽将这笔钱的一部分用于安葬，并利用余下的钱购置了一份地产给妻子。由于家庭极度贫困，两女饿死。1577年李贽就任知府，于是有了收受非法收入的机会。1580年，李贽退休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1587年妻子死后，李贽出家，开始将精力主要放在哲学研究上。1601年，李贽出家的芝佛院被大火所烧。李贽因为言论冒犯了皇帝，被锦衣卫捉拿，著作被烧毁。李贽在监狱中自刎而死。

人物分析：李贽在官场上没有过人的才能，只能因循官场的规则求生，因承担不起家庭负担遭受不幸。在完成应尽的义务后选择出家。因为思想上受人敬仰而受到他人生活救济，最终因思想言论无法被一些贵族阶级接受而受排斥。

细节问题

书中在叙述历史的同时描绘了明朝社会的各个方面。

1、朝廷制度。

朝廷的制度在开创之初本是为了励精图治，让国家更好的发展而设计的，每一个设计意图经过200年的演变最终都完全变样，最终都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朝廷的节俭，薪俸的微薄使得很多下层官员难以生存，迫使较高级别官员贪污腐败。

早朝制度本来是为了让皇帝更好的管理国家，结果这些规矩却将皇帝囚禁起来，使这个国家权力最高者的生活也痛苦不堪。

2、道德治国

以道德治国使得事情没有一个统一的准则，可以有私情，可以有无辜的杀害。可以很大程度地限制所有人的自由。中国历来的以道德来评价贤能本来造就了一大批特权阶级，特权阶级有能力操纵言论，使得机会又倾向于特权阶级。

3、官僚的潜规则

互结派系以保全自己。同一届考生中，同乡，同年，同一个老师门下等都可以作为结党的依据。于是就有各种派系的斗争与平衡。而这没有规则的斗争使得官员花在治理上的精力更少了。

4、诤谏规则

长期积累的诤谏潜规则极大地限制了皇帝的权力，皇帝并不总是一手遮天，在重要的涉及广泛的利益问题或涉及到国家的重要发展问题，大臣们可以联合起来，以默认的规则进行诤谏，皇帝往往会迫于形势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决定。诤谏的人在冒险的同时获得的利

益则是以忠臣之名留名史册，并且会随着政权变化有可能得到升迁，以及完成对一个群体应尽的义务。

5、道德模范的尴尬

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与坚定的个人原则的人，一方面是受统治阶级欢迎的，因为这可以对其他官员的起表率作用，成为提高工作效率的榜样，成为廉洁、不腐败的榜样。另一方面模范官员将受到其他官员的排挤，因为与其相处的官员随时可能被揭发而处于尴尬的境地。

6、哲学家的尴尬

马可波罗以后的一批洋人来中国的一个感受是中国的宗教信仰很开放。每人会强求你改变自己的信仰。但似乎不一定是这样，李贽晚年的境地也许是非正统学说遭到排斥的典型例子。

总评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的是古代历史，反应的问题却是一直未变。生活在那个时代，对于各种人都是悲剧，统治阶级万历等的悲剧、有抱负有能力的改革派张居正的悲剧、拥有高尚道德无人能指责的海瑞的悲剧、善于人事协调的中庸的申时行的悲剧、军事才能卓越的戚继光等人的悲剧、哲学成就很高的李贽的悲剧。

一个时代为何会给大部分人带来了悲剧?这不能归咎于个人的原因，这是社会的原因。而这社会的形成又与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集权制度使得掌握权力的最高层累死、使得行使权力的官员斗死、使得被权力所管辖的人民因大量的不公平及经济潜能无法开发而饿死。制度的几个问题在于集权制度和以道德治国的方法。

黄仁宇讲究以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历史。认为历史的进程在总体上有一定的趋势，这种观点某种程度和唐德刚先生的观点相似，唐德刚所宣传的“历史三峡”理论不也是认为历史的大趋势是一定的吗?黄仁宇以万历十五年左右这一段时期的整体悲剧来说明旧的制度不合

理的必然性，来说明应有另一种制度顺应历史潮流诞生。这种制度是不是民主，或是怎样的民主，还未可知。

梁木生老师点评：

如果看了这本书后再看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会更清晰中国古代政治的运作程序。其实，中国的哪个朝代不是如此，礼教治国、皇帝世袭、大一统观念，决定了中国的政治运行的状态，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一命数，只是黄仁宇先生截取了这一时段罢了!所以，不要为中国2000多年政治的必然感叹，而是因为中国的小农社会必须有一个政治适应它，而这个政治在中国除了皇帝个人专制外没有其他的。于是在这必然的制度下就有了这些人的必然命运，但他们却共同维持着一个使命——统治这个国家。由于这一基本的定式，需要深入讨论的是为何出现礼教治国，而又转化为了礼教杀人，为何必须大一统，这大一统是利还是弊等问题。作者主要限于对皇帝专制本身的分析，应该拉开视野，从中国广阔的土地、小农的经济、庞大的汉族视角分析，可能分析会更加深透。

(刘灿，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2016级本科生)

第五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是我2012年读的最认真的一本书，作者是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这本书并非新书，首次英文版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于1981年，至今仍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1982年由中华书局引入中文版，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推荐的“改革开放20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

黄先生以他独特的“大历史观”，跳开习惯性的时间串联叙述，如切片解剖般选取1587年这个明代270多年历史中“无关紧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该书的英文名），从一些看似末端小节的事件说起，最终推导出了惊人的结论——中国封建王朝的真正衰竭始于明朝万历年间，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学过的“万历年是明朝历史的中兴之年”的历史观念！

待到顺着作者的思路，横向（历史年份是纵向）剖析1587年历史中的皇帝、改革家、文官集团以及模范官僚、抗倭名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结论一针见血。

万历年间出现了许多不寻常的人物，首先先说万历皇帝朱翊钧，他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当政四十八年，在即位的前十年里，他勤于学习、励精图治，勤俭节约、纳谏如流，几乎可以称作是历史上难得的“完美”皇帝； “国务院总理”张居正是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极大的加强了明朝的国力，经过十年的经营，明朝逐渐由崩溃的边缘变得国力鼎盛，边关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堪称不世出之奇才； “纪委书记”海瑞，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职位低下时就敢于蔑视权贵，从不谄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众爱戴，被奉为官员的道德楷模；“国防部长”戚继光，精通韬略，军纪严明，抗击倭寇、镇守蓟州，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一个好皇帝配上这么多的文臣武将，就犹如桥牌高手抓了一把好牌，想不打好都难。也的确如此，在万历当政的前十四年，这局牌打得像模像样，用我们现代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35%（一说80%），当时北京一个民夫一年的收入相当于现在的4000美元，那真是国运昌盛、公私饱满。

但是到了万历十五年以后，一切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首先是皇帝怠政，接着罢工，而且一罢工就是三十年，不上朝，不参加祭祀大典，深居皇宫对政事不管不问；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在他死后的第五年，他生前推行的政策被彻底推翻，人亡而政息，万历皇帝剥夺了以前给他的所有冠冕的封号和诰赏，子孙也落得了抄家流放的命运；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底孤独的死去，家徒四壁、医药不备，且被妻子遗弃；同样，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海瑞也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

为何君主勤奋、文韬武略的明王朝在1587年显现出败相？接下来我们从微观层面来分析。

1、被道德绑架的皇帝

现实中的皇帝并不像电视剧中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拿万历皇帝来说，从加冕的那一刻起，就有一大堆的圣贤道德规范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些道德规范把皇帝神化、制度化、典范化，一句话，他必须是神而不能是人。他想在宫中挂几个灯笼庆元宵节，张居正劝谏皇帝要体恤民力，灯笼挂不了；他要赏赐财物给宫女，大臣劝谏明君不可滥赏，赏赐赏不了；他要立小儿子为太子，一大群官员和他辩论不可废长立幼，最后放弃…….一系列的挫折使皇帝厌倦了与手拿道德大棒的官员之间的争斗，挫折感无处发泄，最后选择了长期罢工。

2、挥舞道德大棒的文官 明代文官“士”的精神达到前所未有的畸形，数量庞大的文官前赴后继，以因“直谏”被皇帝打板子、砍脑袋为荣，占据“忠直”的道德制高点，犹如政治押宝，以期有一天翻本带利获得升迁。这种直谏的风气在万历年间尤甚，邹元标和雒于仁就是其中的代表，邹元标靠上书弹劾张居正而遭流放在张死后重获升迁。几次三番的与文官斗争后，万历皇帝看明白了这一点，不再把诤谏者当做尽忠，而知道他们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万历朝是皇帝与文官集团互不相让、彼此抗衡的一个时期。这种局面的结果是明代政治陷入极为低效的状态。

3、能臣不是神

首辅张居正认识到这样一点：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官。在万历的信任下，张居正选择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能臣终究解决不了制度根子上的腐朽，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触怒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加上自身也不清廉，屡次遭到群臣道德上的弹劾、在死后失去皇帝的信任，落得个清算的下场，所倡导的变革也被全部推翻；

4、孤立的道德模范

海瑞是史上少有的所谓“清官”，他的一生体现了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失去了法制的约束，一滴清水澄清不了一锅混汤，他个人的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所以，他的行为显得茕茕孑立。除了作为楷模供奉之外毫无用处，这也是他悲剧的原因；

5、被轻视的技术派

明朝是重文轻武的朝代，由文官所控制的政府和社会，对武将采取歧视的态度。武将除了在疆场上厮杀之外，在军事上无法作为，更不要提在战略制定上有任何的发言权，国家需要的只是一介武夫。明代甚至让军队自己种地补充给养，还要上缴皇粮（有点像曾经的军队三产），造成了军饷不足、兵源奇缺、战斗力低下。1555年，一群几十人的日本海盗竟然在十几万明军的包围中从江浙到安徽等地大肆虏掠，杀死杀伤官兵百姓四千多人。戚继光也许是个例外，他治军严明、战功赫赫，源于张居正对他的充分信任和授权，他才能在军事上有所建树。即便如此，体制内留给他施展的空间仍然有限，他的军事才能并没有体现于整体的战略规划上，而是落实在了小的战术空间内。张居正死后，他同样受到牵连，至死得不到起用。

封建末期的明朝，四书五经的道德标准高高在上确立为上至君王、下至庶民行为的规范，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遏制了法制的成长和发育，明后期几乎没有对洪武时期确立的法律做任何的完善和修改。即便有名君、能臣、道德楷模和技术专家，在以道德为精神支柱、忽视技术、法制缺失的体制内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社会前进的动力被一点点的吞噬，直至消耗殆尽。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的最后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消耗掉了最后回光返照的能量，1587年，在中国的东北，一个28岁的满洲青年努尔哈赤兴兵平定关东，开始了他统一中国的征程，第二年，西班牙舰队开始出征……而此时，中国的明王朝正独自走向没落。

同样看现今的中国，同400多年前有着类似的境遇：执政党片面地宣传和强调道德的作用，希冀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等高高在上的道德伦理标杆来达到上至官员下至平民行为上的自我约束和规范，最近10年的腐败横行、道德滑坡和社会问题频现证明了这种作法是简单粗浅的。我们看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的200多年，都在孜孜不倦的通过完善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基本的道德标准。有了制度的规范，他的总统不必是道德楷模、政治超人，甚至还容许犯点儿小错误（例如拉链门的克林顿），依然能够确保国家不会偏离路线高效运转。

我们来看现今中国最有活力的企业——万科房产，他的董事长有大把的时间去登山和旅游，甚至还不时传出点儿花边新闻，但是企业仍然“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的路线和方针奋勇前进”，他创立的万科房产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王石有空去登山，源于万科有良好的培养人才机制、完善的制度体系和优良的企业文化，如果说斯隆（通用汽车前总裁）开辟了管理制度的时代，无疑在中国开创管理制度最成功的企业就是万科。

姜汝祥博士《经济观察报》中的文章中写到：“作为管理者，我们需要懂得的是，我们的员工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我们不在制度上下功夫，而企图改造人性，能打造出多少圣人？谁又是圣人？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空洞的、高高在上的道德标杆只能作为精神的图腾，可衡量的、实实在在的制度才是促使我们明确目标、不断前进的跑道。这就是我读《万历十五年》最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