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有感[合集五篇]

第一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裔博士黄仁宇所著，我早就对此书有所耳闻，又加之我对历史的热爱，前不久我就在图书馆借得此书，拜读了一番。读后深感作者对历史的熟知及对史实的娴熟运用和作者透过文字传达思想的功力。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说：“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中有些方面对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警示和启迪意义。

书中首先介绍的人物是万历皇帝万历皇帝原也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最终意志消沉，无为而终。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突破和改变儒家礼教，如在废长立幼、操练御林军、修建皇陵等问题上，万历或遭遇到大臣群体的明确反对，或是委婉的劝告，或是软性的但却是不可背离的抵制。正如书中所写：“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社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然后是先后出现的两位首相。张居正、申时行。二人的相同之处是：熟知儒家礼仪，并以此拼力维护封建统治，辅助皇帝，但两人不同风格是：张居正居高位而傲，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去推进治理，从而落得生时大权在手，威风八面，死后遭到彻底清算，殃及子孙。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熟知文官集团“阳”与“阴”的双重性格，以调和为主，维持着帝国的延行。而最终还是由于“立储”遭到了文官们的参劾，不得辞职家居。

至于“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是典型的儒家主义者，他三次罢官，固然有其刚直不阿的一方面，但也表露出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风格不为当时代的人所接受和效仿。只碍于他的“清廉”之名，朝廷才不得不授予他闲职。海瑞的一生经历，表明了“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悲剧人物――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他率领他的“戚家军”在平倭战斗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倭乱平息后，他又被调往北方，依靠南方旧部训练出一支蓟州军，成为阻遏俺答南侵的铜墙铁壁。戚继光一生战绩斐然，然而，从书中可看到其凸现的务实的武官集团与高唱道德的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儒家重文轻武，军事体制的设计不是出于国防的考虑，而是为对付国内的叛乱，因此，国家的军备糟糕到了极点，正规军队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戚家军几乎就是一支私人军队，从政府那里很难得到可靠的后勤保障，由于政府提供的火器质量太差，他的军队在战斗中竟不敢放手使用当时先进的火器。本来戚继光注重效率和务实的思维就与儒家因循守旧的习惯及整个旧体制有着尖锐的矛盾，再加上他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就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万历十五年》中最后一位人物就是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著书立作的被视为封建异端的李贽，书中说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是儒家的信徒，1552年得中举人后，一直沉浮于下僚而不得志，最后才被任为云南姚安府知府。李贽对当时的社会和人的虚伪甚至自己都做过不留情面的抨击，如他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力与物迕，心与口违。”李贽的悲观及内心矛盾，正是他所属时代所赋予的。儒家的因循守旧及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使得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革新无法在其中孕育，人的理智和自由也受限，被压缩以至矛盾、灰心消极。李贽在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万历十五年》以史为鉴，揭露了历史上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以维持王朝安全、官员的腐败问题、不合理的财政税收体制等弊端，对现实都有着警示意义，对于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当代有着积极的启迪作用。作者对儒家腐朽的一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但作者并未有全盘否定儒家和道德之作用，这在书后所附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可以看到。

第二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中共民勤县委党校 姜军基

对这本书的向往由来已久，尽管在这之前，我也阅读了红遍一时而且兼具历史与文学价值的《明朝那些事儿》，但相比后者，《万历十五年》实在是短小精悍，不光是篇幅字数只有区区二十几万字，就连阐述的内容与观点也截然相反，一本是社会化的大众读本，一本则是晦涩难懂却又享有极高声誉的历史学经典著作。

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汉族所统治的朝代，相比汉唐盛世，明王朝的衰落乃至灭亡距今只有400多年的时间，明王朝的中期衰败，在历史学界看来，也是中国近代化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开始。明史研究历来是史学界的一大热门，而王朝历史也从来不缺乏关注者，《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我第二次阅读，虽然大学时期这本书就被列为大学生必读书目，但两次阅读的感受却大不相同，特别是在市委党校学习期间，清华大学哲学系唐少杰教授对黄仁宇及其著作大为赞赏，在讲授《国史与党史》这门课时，提倡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和研究历史，更是引起了我的兴趣，由于这本书读起来比较困难，深入的研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借此机会，我想和大家谈一谈我对这本书一点粗浅的认识。

这本书是美国汉学研究的经典，和作者本人一样，这本书充满了传奇色彩。这本书完成于1976年，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基本上是无人问津，而且很少有人看好。直到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在大陆印刷出版，可以说风靡一时，洛阳纸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曾评选三十年影响最大的一百本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高居榜首。作者是中国人，却用英文写中国史，之后又对照英文版翻译为中文，这也是本书阅读困难的原因之一。这本书还是一本怪书，它既不是断代史，也不是编年史，也不是写某一个专题，而是以1587年为点，大写特写，从而来洞察明朝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历史。

全书篇幅只有七个章节组成，以历史上的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展开叙述。分别以万历、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重要人物为单独的一章,从前后数十年的社庙沿革、财政税收、军事、文化的败象中,引出了他的伏笔: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全书内容庞杂，有政治制度，也有礼仪制度，也不乏人物描写，还有伦理宗教的阐述等等，总之，这本书看似简单，要想读懂却不是简单的一回事，关于这本书，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启发和体会。

一、要学会用“大历史观”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历史问题。

《万历十五年》以一个年份为切片,勾勒出事件人物的前因后果,解剖了晚明帝国衰落之由。《万历十五年》写一年之事,窥一个朝代,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传统的历史背景。看似平凡不过的一年，在黄仁宇笔下却惊心动魄，暗藏危机，全书由细微处见宏观，从而引申至整个封建社会。

关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学术界历来就有分歧，简单来说，就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揭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更是淋漓尽致，这本书论述了万历十五年这个平常的年份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以当时的主要人物铺展，讲述了不为常人所知或者注意的事情和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黄仁宇的眼中，其中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这也是“大历史观”的表现。举简单的例子：作者以1587年展开叙述，看似平凡，实则不然，展望全球，这一年正是西班牙远征英国的前一年，也由此拉开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这是横向的比较。纵向来看，这一年也是张居正死后三年被抄家的开始，一般的历史学家在写到张居正时，首先讲一条鞭法，讲张居正如何清廉如何推行新政，但黄仁宇却没有这样做，大大颠覆了历史认知。

张居正为万历皇帝的老师，但张居正对待幼小的万历皇帝又过于严苛，这也是张居正死后受到清算的原因。然而真正的根源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争斗，张的改革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张在世时无人敢动，死后却由不得自己，连学生皇帝都保不了自己。结果政亡人息，改革就此画上句号，继任者申时行吸取张的教训，只做老好人，文官集团还不依不饶，在立储问题上与万历皇帝意见相左，最终文官集团获胜，万历皇帝20余年不理朝政，朝野上下看起来一片平静，实则危机四伏，明朝中兴处于停滞状态，谁又能想到57年之后明王朝竟然被东北的后金彻底打败，倘若张居正的改革能延续下去，历史可能就不是现在的面目，难怪崇祯皇帝时期才想起了张居正，只是世间已无张居正，这就是历史。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如何去思考国家，历史和世界，一直是热门话题。当然我们也走了不少弯路，进化史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这三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大历史观，特别是受西方历史学派的影响，历史虚无主义，读史无用的观点甚嚣尘上，拿现在来讲，往往有一部分人用现在要求过去，一味的否定过去，或者把现在和过去割裂开来，认为过去的总是美好的，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对党校教师而言，就是要树立正确的历史立场，要有大历史的眼光，用“大历史观”来看待我们所处的社

会环境，以及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既不道听途说，更不评头论足。

二、中国社会需要精细化、数字化管理。

这也是我的第二点启示，黄仁宇在这本著作中写道“中国古代的问题在于无法实现数字化管理”，这句话既包括了黄仁宇的历史观，更是点出了中国社会迟迟无法实现近现代化的一大原因，可谓一语点中了国人的死穴。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即中国失败的原因无关道德和个人因素，而是在技术上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中国未能自发转进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传统社会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所谓数目字管理，实际就是数字化管理，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明王朝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篡改数字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具体表现就是一个封闭的官僚阶层扼杀任何积极的因素，“不容许、不提倡各地方不平衡的发展”，以篡改数字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均衡发展。在现实中，我们依然存在上述行为，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数目字上的管理”，是黄仁宇的一个核心观点。他认为，这是西方富国强兵和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一个秘诀。具体而言，在国家的税收方面，政府有计划地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以使财政商业化；在商业贸易方面，资金流通、生产销售等都有一套科学的、包含契约精神在内的规章制度可循；在财产权方面，重视对私人财产的保

护，强调权利和义务均等，使各种因素互相交换，公平合法；在商业管理方面，强调法制管理，不带个人色彩，避免私人关系干扰等等。显然，这样的思路和程序是古代中国所没有的。

三、对官员而言道德的力量不是万能的，要加强制度建设。

海瑞是黄仁宇笔下最戏剧化的人物。他以极端严格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曾经犯颜直谏,向万历皇帝递上一本差点惹来杀身之祸的著名奏疏,从此名震朝野。海瑞一生“君子固穷”,为官廉洁的他是真正的两袖清风,微薄的俸禄仅够糊口,以至在老母生日时也只能买一块肉作为生日大礼。疾恶如仇的他同样无法容忍官吏的贪污行为,对贪官的非法所得,一概抄没或退还。对待家人也是如此，海瑞的仆人就因为无法容忍他的严苛而自杀。他曾向万历皇帝提出过一个惹事生非的条陈,主张以重典杜绝官吏的贪污: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者,全部处以剥皮实草之极刑。他最大的愿望是依据祖先定下的行为准则,规范已然颓废的官僚机构,再现帝国的辉煌。但是，尽管海瑞有一个好名声，却时时刻刻受到同僚的排挤与提防，屡次遭贬，最终在1587年死去之后，官场一切如旧，大大小小的官员也舒了一口气，这不只是海瑞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一个清官成为官场的另类，我们不能单从海瑞的性格找原因，我想制

度层面出了大问题，或许才是最致命的关键。道德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道德作支撑的官僚体系也是最不稳固的，同时我们更需要从制度层面去约束官员行为，只有这样海瑞就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自面世以来，历经多次出版，畅销世界各国，也是历史学家，社会名流所推荐的阅读数目。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封建王朝衰落的本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历史的方法，尽管这本书并非百分之百完美，但是仔细读来回味无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也是我的一点儿启发。

第三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我不是个爱读书的人，但相较而言，我比较喜欢历史类的书籍。曾经读过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并为之疯狂着迷。为诸多英雄好汉的豪杰气概以及他们非凡的军事天赋或政治才能所折服，为无数为国捐躯、保卫国家的有名或无名的勇士深深感动，为大明王朝的起起伏伏感到惊心动魄，也为各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感到无奈„„但历史终归是精彩的，即使一切都被封存在历史的尘埃中，却依然在我们的记忆中鲜活着。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作者黄仁宇先生选取了明代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的安静，政治社会的肌肤正在默默腐烂，这一年发生的许多易于被忽视的琐细小事，却成为明朝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分别讲述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六个人在晚明的文官集团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故事。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对后明王朝来说，都是无效的，因为明朝帝国的灭亡已不可避免。

在《万历十五年》中，共有段落七章。在前四章中，作者主要探讨的是帝王万历、内阁大学士中的首辅和在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种种阴影。这四章标题分别为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

万历九岁登上皇帝的宝座，守护祖宗基业。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但是也不得不说万历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充当着那个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机器。从娶后迎妃、册封太子到恋母情结断裂，从依赖张居正、罢斥首辅及宦官、诚心接力父辈道德遗产到怠慢早朝，一系列变化，导致了后来万历与群臣对立的局面。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皇帝，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总有人评价万历万历的昏庸。但我以为，他是个精明的皇帝，即使不上朝，即使与群臣对立，否则他不会在位如此之久。但无论如何，大明帝国还是走向衰落。

在首辅方面，书中主要分析了两个不同性格不同做派的人物：张居正和申时行。作为首辅的张居正和申时行，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处世之道。张居正，文冤阁大学士之首，担任首辅十年。他是万历的老师，万历皇帝和慈圣太后都曾对他极为尊重和信任，正所谓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同时，他也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政治家，他为了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希望通过独裁的手段加强行政效率，尽自

己最大的才智推行改革，最终实现富国强兵，虽未彻底改变大明王朝的命运，但终究使明朝获得了各方面的发展。而对申时行来说，强权不是他的选择。他的思维更中庸、更温和，采用的是调和政策。所以他在行政过程中极力调和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文官集团内部的矛盾，尽量维持官僚体系的稳定，极力维持各方面的平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也使得他被扣上和事佬的帽子。虽然与张居正的行事风格完全不同，但申时行最终还是以辞官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好在，他还能安度晚年。

后三章分别探讨三个人物：清官海瑞，州总兵官戚继光，明朝末代的思想家李贽。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君子律令、道德理想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也因此受到万民敬仰。但很遗憾的说，对于海瑞，帝王家只会把他当门面，而不会真正用他因此，在绝大多数时候授予海瑞的，都是虚权职位。因为海瑞不会为官，也不懂得如何真正的消除社会的黑暗。但海瑞终究是一个为自己信仰而活的人，一生无愧于心。

还有戚继光、李贽，无疑也都是这制度的牺牲者，他们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似乎早已冥冥注定。

正如书中所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在这诸多人物中，关于张居正，我还有一些话想说。

张居正被很多人认为是智慧的象征，是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自万历皇帝登基以来，张居正作为万历皇帝的老师，教育培养他，辅导他如何做一个万众爱戴的好皇帝。十年来，年轻的万历皇帝对老师张居正言听计从，完全依赖并支持他。张居正大力推行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顿朝纲、巩固国防、推行鞭法，使得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使得明朝经济国防等发面都迅速由弱变强，为明朝留下丰厚的家底。但是十年后，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结局，当张居正尸骨未寒的时候，万历皇帝竟抄了张居正的家，把张家子孙十几口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并且革去了张居正生前所有的官职和荣誉。在张居正眼里，万历是他最得意且最器重的学生。张居正一生为国家，任劳任怨，竟换来如此可悲的结局。只可惜，张居正看不到自己的身后事。他看不到万历对张家极不仁慈的血腥报复，也看不到万历怠政、荒政、几乎毁灭了所有政治后备人才的后半生。然而公道自在人心，他的改革之功无法被轻易抹去。或许是因为，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万历皇帝的大权，因而与万历成为对立面，外加从小在万历心中留下的关于张居正的阴影，他才逃脱不了最后这样的结局。历史和人生一样，总是充满很多遗憾。但无论如何，张居正依然靠自己的努力走向天下，名满天下。

如今，经过了四百年的岁月变迁，穿过历史的尘埃，我依然能够看见，张居正，他是勇于用生命、用一生去实践自己理想并实践自己理想的人。我依然能够看见他的孤独与坚强。他有抓住理想不放的决心和勇气。在举世非议的反对声浪里，他能最终超越那个时代所谓的道德信仰，从而孤独地、执着地紧握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我在想，如果老天爷再给他二十年，那样的大明王朝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可是历史不能假如，真正的强者也不相信历史的假如。至少张居正趁自己活着的时候，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他是奔着自己的理想勇敢前行的人，他是明王朝的参天大树，他是宰相之杰。他注定会被人们铭记并敬仰。万历朝结局的时候，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对于明朝，特别是万历年间的历史，是极其枯燥无味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王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黑暗时期，而至于好皇帝，更是屈指可数。

万历这个年号本身过去的就很平庸，除了万历末年与努尔哈赤的几场决定性战役，几乎可以略过，而至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则更是可有可无。但聪明的历史学家就能发现其中奥妙，其实在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都与这一年有很大机缘。

黄仁宇老先生，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的大历史观。关于这个,确实让我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有些深奥，令我费解。而从书中内容来看，也是比较枯燥的，然而要深知，像这样的一类书，并不是说一昧地去看故事情节，这不是小说，也不是故事书，而是纯粹的历史书籍，也有着教科书的意思。既然这样，那就应以一名学习者的身份来挖掘它的精华，品味其意思所在。

此书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绍一个人物，以每个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它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的角度来写的。反映当时从皇帝、首辅、地方官员、将军、哲学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从这些朝廷中各种人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阳早已成夕阳，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军事上来说，戚继光——这个孤独的将领，带领戚家军平倭寇之后，并没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许是因为明朝的重文轻武，导致戚继光在此后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而后军事掌控于庸才之手，军事力量也逐渐下滑，到了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明朝的军事力量早已成为不堪一击 的“纸老虎”了。再加上朝中无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满族的铁骑埋没。而从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风邪气盛行，一些忠义之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像这样的朝廷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只能等着灭亡了。而万历十五年，恰恰为此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本书阅毕，到有一种愤慨之情，热血喷张的感受，与对世道苍凉的哀叹!即使是那么平凡、枯燥的文字，却使我情不自禁，历史的确有它的魅力啊!对此我也嗟叹不已!我还得到了题外的启示：黄仁宇善于着手于小事当中，而发现大症结;那我在生活当中不也应处处留心，从小事做起，善于发现问题与观察思考。而我自己也正是缺乏这一点啊!

《万历十五年》使我受益匪浅啊!

作者：刘灿

本书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一本考据比较严谨的历史著作。书中以叙述为主，因而阅读速

度可以较快，作者在叙述中也穿插着不少评论分析。本书共七章，基本上每章主要围绕一个人物展开叙述，其中万历的两个时期分为两章叙述。作者通过描述与之相关的各种小事来不断指出这些小事与那个时代的内在联系。作者详细描述了当时明朝的官僚体系的运行情况和潜规则，描写了朝廷的礼仪并分析了相关成因，作者还对人物进行了心理分析及猜测。通过刻画那个时代一些主要人物的悲剧抨击中国的传统制度。这种写作手法暗示我们历史悲剧不是由几个人决定的，应该以“大历史”的眼光观察。

书名意义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为题有以下意义，“1587年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在这一年，“我国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1587年阳历7月，张居正去世五周年，1586年秋

天万历开始以头晕的理由停止早朝和经筵，之后万历越来越频繁地缺席各项事务。1587年京察之年(六年一次)，申时行对人事进行了很小的变动，稳定了文官们。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信徒大有增加。1587年以后“杨应龙在西南叛变，哱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田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1587年皇储问题(大臣们认为应该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万历要求立爱妃郑氏所生的常洵为太子，双方为此事展开长期的斗争。)开始慢慢引起官员们的关注。1587年黄河几处决堤，1588年潘季驯被任“总督喝道兼理军务”，负责治河。1587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派兵征讨失败，申时行没有对此事仔细追究，这位酋长是努尔哈赤。1587年海瑞去世。1588年1月按阴历计算的万历十五年十二月戚继光去世。1587年以前李贽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

切义务，李贽于1588年剃发为僧。

“演员表”

书中叙述了6个主角：万历皇帝(朱翊钧)、万历前十年的首辅张居正、之后八年的首辅申时行(两者间穿插了不满一年的首辅张四维)、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

主要配角：隆庆皇帝(万历皇帝父亲)、慈圣皇太后(万历皇帝生母)、正德皇帝(明朝第十代皇帝，万历的叔祖)、司礼监太监(宫内职位最高的宦官)冯保、武清伯李伟(仓库中介人、慈圣太后父亲、万历外祖父)、淑嫔郑氏(万历的妃子、精神伴侣，后来被封为皇贵妃)、大学士张四维(张居正下台后做过短暂的首辅后因父亲去世离职丁忧)、前首辅高拱(张居正的前任，万历皇帝上位后不久高拱被赶下台遣返原籍)、治河专家潘季驯、武将俞大猷(戚继光朋友)、耿定向(与李贽有基于人性善恶的争论)、朱熹(理学)、王阳明(心学)、王畿(王阳明入室弟子)、王艮(泰州学派创始人)。

其他人员从略。

万历皇帝

1572年，万历即位。首辅高拱有一次上朝时表现出轻视小皇帝。张居正献计解决高拱，高拱被遣返原籍。之后张居正开始十年当任首辅。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万历的学习在严厉的张老师督促下很刻苦。万历需要学习经书，书法，历史。有春秋两季中每月三次的经筵，皇帝和群臣都需要参加听课，课堂上对礼仪要求很严格，皇帝也是如此。每天要进行早朝，早朝很少间断。每天要批阅奏折，虽然万历不一定能看得懂，但是需要按照规矩批几个字以行使皇帝的权威。每年要进行“亲耕”，请附近的农民一起和官员们参与农耕“演习”。皇宫的生活相对很节俭，保持着本朝的节俭风格。

1572年夏万历降旨将高拱遣返原籍;1577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规张居正应该丁忧，在冯保等的配合下，张居正最终可以在职居丧。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用时三个月，在此期间重要文件还是会送到张居正家。1578年万历大婚，大婚前与慈圣太后同住乾清宫，同住的时间里太后扮演者普通母亲的角色，万历像普通人一样学习不好是要受到处罚的，需要长跪几小时。大婚后，万历基本脱离母亲的监管，有了打破单调生活的机会。1581年慈圣太后身边的一个宫女和万历发生关系，并怀孕了，太后发现后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全国因此减税免刑，1582年张居正病逝，年仅57岁。这一年反张运动开始，朝廷进行长期的围绕与张居正有关联的人的政治斗争。张四维接任首辅，1582冬到1583春皇帝情绪紊乱，张四维提议建造皇帝陵墓。定陵于1584年夏动土。1583年皇帝在会试中出题询问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1584年正式宣布对张居正总结性的罪状。1585年，万历决心将张居正一案作为历史看待。1583春到1585

夏万历频繁谒陵4次。1585年后，万历除了在1588年视察自己的定陵外，30多年没有再走出过紫禁城。1589年万历提出出巡一次遭到诤谏而放弃，从此不再提出巡。

人物分析：万历在张居正主政期间，开始什么都不懂，所以慢慢努力学习，逐渐加深对张居正的依赖，张居正的权势及其同盟逐渐壮大。和母亲分居后，万历对张居正和冯保二人更加依赖。可以说这时到张居正去世两人互相配合达到一手遮天的程度。张居正身死，长期隐藏的矛盾开始大规模爆发，一批批官员遭到攻击清算，万历由于对形势不了解，只能任由其发展，从对张居正的极度信任转而怀疑之前的信任，内心伤害巨大，慢慢懂了官员间的复杂关系。申时行主政期间皇帝已在开始堕落，皇帝慢慢感到自己无形中被囚禁了，权力也并不是很强大，最终因立储一事不能如愿而完全颓废。万历的从积极到消极的态度变化或许正是对制度的屈服吧!

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借助前首辅高拱冒犯新皇帝的契机联合皇帝除掉高拱，从而帮助皇帝巩固权威，也加强了与皇帝的关系。

通过在朝廷官僚中的结党布局，张居正在朝廷达到权倾一时的力量，为其完成改良朝廷的理想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借助皇帝的信任获得了行动上的自由。但是张居正没有做到清廉，在这个讲究节俭的朝代顺应了文官们贪婪的习气，这使得其人格魅力不被所有人信服。张居正过分压制了非本派系的力量，过分强硬给自己树立了太多敌人。张居正的改革损害了太多人的利益，引起其他人的恐慌及不满。

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本应回原籍丁忧，但是张居正利用自己的力量使皇帝特许在职居丧引起文官不满。

吏部尚书张瀚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私下劝告张居正回乡丁忧无效，之后反而被参奏，引起官员们的愤怒。

张居正十年新政，改革文官体系失

败，大规模调动人事引起大量官员的敌视。他实施税收改革，重新丈量土地，但都没有完工。

人物分析：张居正是一种理想主义者，为了达到自己理想而与众多客观因素对抗，妄图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环境。或许是太急躁吧。

首辅申时行

申时行继任首辅后的策略是尽量争取朝廷的稳定，努力平衡各方的势力，努力化解各方矛盾。崇尚无为而治。申时行懂得中国官场的潜规则，知道如何在“阴”“阳”中变换。

申时行主要事迹有三件：

在1587年京察之年，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官员变动非常小。避免了引起大臣之间的斗争，避免激化文官系统矛盾。

申时行错过了在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后到1586年初常洵出生前这几个月立储的时机，于是今后围绕立储发生的矛盾得以展开。

1587年辽东巡抚征讨正在扩张的建州酋长失败后，巡抚与部下围绕征讨过程中是剿是抚的问题互相攻击时，申时行采取不予追究的态度，没有进一步扼杀建州酋长的扩张，这为以后这位建州酋长即努尔哈赤的壮大进攻埋下祸根。当然，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人物分析：申时行追求政治及军事上的平衡，尽量减少矛盾，以无为的理念治理国家，一反张居正的强硬专权风格。

海瑞

海瑞以举人的身份当官，最开始是任福建某县的儒学教授，任期为4年。1588年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在淳安知县任上，他碰上总督胡宗宪儿子经过该县，海瑞巧妙地进行打击。1560年鄢懋卿视察各省表面说节俭，实际上一路铺张浪费，在将到淳安前，海瑞给鄢都院发帖予以揭露，迫使鄢都院不敢前来。1562年海瑞调任江西兴国知县。1562年严嵩被嘉靖免职，他扶植的胡宗宪和鄢

懋卿倒台，但是49岁的海瑞获得升迁。1565年位居户部主事正六品的海瑞向嘉靖皇帝递上奏疏批评皇帝性格及他所做的一切。嘉靖没有处罚他，并保留奏折。1566年，嘉靖决定逮捕海瑞，但没有批复刑部建议的死刑。1567年，嘉靖死后海瑞被释放，威望进一步提高，但是海瑞被任命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官职，于是海瑞巧妙地迫使文渊阁和吏部屈服，任命他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海瑞在当地采取新政，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但是同时触犯了权贵们的利益。最终海瑞被迫退休。1585年被重新启用，1586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向万历提出改革建议引起文官们的震动。万历对此给予指责，不久海瑞于1587年病逝。

人物分析：海瑞在这个时代尽可能地保留了高尚的道德品质，不屈服于权贵，但最终还是无法改造这个国家，不过即使作为一个样板宣传也无人会效仿，让人不禁想起鲁迅。海瑞懂得官场规则，也知道怎么运用，但还是坚持自

己的原则，无法屈就于这个圈子。

戚继光

戚继光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由于对军事训练方法和管理制度进行了创新，使得他带军队的战斗力很强。

为抗击倭寇，戚继光于1559年招募了3000士兵。经过多年抗倭，于1564年他将倭寇赶出其根据地，基本解决了中国沿海倭寇的问题。1567年戚继光的幕后支持者蓟辽保定总督谭纶，将戚继光调了过去。戚继光从1568年开始在此干了15年。他们两人努力改革本地区的军事力量，受到张居正的赏识，改革想法得到了幕后支持。这引起了其他军官的嫉妒。戚继光在此任职三年就稳定了北方的形势。张居正死后不久戚继光被调往广东担任总兵一职，不久被革职，晚年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戚继光的最终失败同样被认为是因为打破了文官之间的平衡。

人物分析：戚继光懂得文官官场的规则，于是能够获得被任用的机会，又

因为自己卓越的才能于是可以功成名就，最终的失败也是因为他理想主义风格与那个时代不相容，所依靠的后台垮台后，自己就只能是一个悲剧了。

哲学家李贽

李贽出生于1527年，1552年中了举人，迫于家庭的经济情况他进入官府工作，但身处下层。1559年父亲死去他去职丁忧。丁忧期满后，李贽来到京城当了国子监教官，但仍无法支撑家庭的开支。1563年祖父去世，他依照惯例得到了上司和朋友赠送的财产。李贽将这笔钱的一部分用于安葬，并利用余下的钱购置了一份地产给妻子。由于家庭极度贫困，两女饿死。1577年李贽就任知府，于是有了收受非法收入的机会。1580年，李贽退休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1587年妻子死后，李贽出家，开始将精力主要放在哲学研究上。1601年，李贽出家的芝佛院被大火所烧。李贽因为言论冒犯了皇帝，被锦衣卫捉拿，著作被烧毁。李贽在监狱中自刎而死。

人物分析：李贽在官场上没有过人的才能，只能因循官场的规则求生，因承担不起家庭负担遭受不幸。在完成应尽的义务后选择出家。因为思想上受人敬仰而受到他人生活救济，最终因思想言论无法被一些贵族阶级接受而受排斥。

细节问题

书中在叙述历史的同时描绘了明朝社会的各个方面。

1、朝廷制度。

朝廷的制度在开创之初本是为了励精图治，让国家更好的发展而设计的，每一个设计意图经过200年的演变最终都完全变样，最终都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朝廷的节俭，薪俸的微薄使得很多下层官员难以生存，迫使较高级别官员贪污腐败。

早朝制度本来是为了让皇帝更好的管理国家，结果这些规矩却将皇帝囚禁起来，使这个国家权力最高者的生活也痛苦不堪。

2、道德治国

以道德治国使得事情没有一个统一的准则，可以有私情，可以有无辜的杀害。可以很大程度地限制所有人的自由。中国历来的以道德来评价贤能本来造就了一大批特权阶级，特权阶级有能力操纵言论，使得机会又倾向于特权阶级。

3、官僚的潜规则

互结派系以保全自己。同一届考生中，同乡，同年，同一个老师门下等都可以作为结党的依据。于是就有各种派系的斗争与平衡。而这没有规则的斗争使得官员花在治理上的精力更少了。

4、诤谏规则

长期积累的诤谏潜规则极大地限制了皇帝的权力，皇帝并不总是一手遮天，在重要的涉及广泛的利益问题或涉及到国家的重要发展问题，大臣们可以联合起来，以默认的规则进行诤谏，皇帝往往会迫于形势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决定。诤谏的人在冒险的同时获得的利

益则是以忠臣之名留名史册，并且会随着政权变化有可能得到升迁，以及完成对一个群体应尽的义务。

5、道德模范的尴尬

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与坚定的个人原则的人，一方面是受统治阶级欢迎的，因为这可以对其他官员的起表率作用，成为提高工作效率的榜样，成为廉洁、不腐败的榜样。另一方面模范官员将受到其他官员的排挤，因为与其相处的官员随时可能被揭发而处于尴尬的境地。

6、哲学家的尴尬

马可波罗以后的一批洋人来中国的一个感受是中国的宗教信仰很开放。每人会强求你改变自己的信仰。但似乎不一定是这样，李贽晚年的境地也许是非正统学说遭到排斥的典型例子。

总评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的是古代历史，反应的问题却是一直未变。生活在那个时代，对于各种人都是悲剧，统治阶级万历等的悲剧、有抱负有能力的改革派张居正的悲剧、拥有高尚道德无人能指责的海瑞的悲剧、善于人事协调的中庸的申时行的悲剧、军事才能卓越的戚继光等人的悲剧、哲学成就很高的李贽的悲剧。

一个时代为何会给大部分人带来了悲剧?这不能归咎于个人的原因，这是社会的原因。而这社会的形成又与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集权制度使得掌握权力的最高层累死、使得行使权力的官员斗死、使得被权力所管辖的人民因大量的不公平及经济潜能无法开发而饿死。制度的几个问题在于集权制度和以道德治国的方法。

黄仁宇讲究以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历史。认为历史的进程在总体上有一定的趋势，这种观点某种程度和唐德刚先生的观点相似，唐德刚所宣传的“历史三峡”理论不也是认为历史的大趋势是一定的吗?黄仁宇以万历十五年左右这一段时期的整体悲剧来说明旧的制度不合

理的必然性，来说明应有另一种制度顺应历史潮流诞生。这种制度是不是民主，或是怎样的民主，还未可知。

梁木生老师点评：

如果看了这本书后再看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会更清晰中国古代政治的运作程序。其实，中国的哪个朝代不是如此，礼教治国、皇帝世袭、大一统观念，决定了中国的政治运行的状态，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一命数，只是黄仁宇先生截取了这一时段罢了!所以，不要为中国2000多年政治的必然感叹，而是因为中国的小农社会必须有一个政治适应它，而这个政治在中国除了皇帝个人专制外没有其他的。于是在这必然的制度下就有了这些人的必然命运，但他们却共同维持着一个使命——统治这个国家。由于这一基本的定式，需要深入讨论的是为何出现礼教治国，而又转化为了礼教杀人，为何必须大一统，这大一统是利还是弊等问题。作者主要限于对皇帝专制本身的分析，应该拉开视野，从中国广阔的土地、小农的经济、庞大的汉族视角分析，可能分析会更加深透。

(刘灿，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2016级本科生)

第五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是我2012年读的最认真的一本书，作者是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这本书并非新书，首次英文版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于1981年，至今仍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1982年由中华书局引入中文版，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推荐的“改革开放20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

黄先生以他独特的“大历史观”，跳开习惯性的时间串联叙述，如切片解剖般选取1587年这个明代270多年历史中“无关紧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该书的英文名），从一些看似末端小节的事件说起，最终推导出了惊人的结论——中国封建王朝的真正衰竭始于明朝万历年间，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学过的“万历年是明朝历史的中兴之年”的历史观念！

待到顺着作者的思路，横向（历史年份是纵向）剖析1587年历史中的皇帝、改革家、文官集团以及模范官僚、抗倭名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结论一针见血。

万历年间出现了许多不寻常的人物，首先先说万历皇帝朱翊钧，他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当政四十八年，在即位的前十年里，他勤于学习、励精图治，勤俭节约、纳谏如流，几乎可以称作是历史上难得的“完美”皇帝； “国务院总理”张居正是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极大的加强了明朝的国力，经过十年的经营，明朝逐渐由崩溃的边缘变得国力鼎盛，边关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堪称不世出之奇才； “纪委书记”海瑞，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职位低下时就敢于蔑视权贵，从不谄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众爱戴，被奉为官员的道德楷模；“国防部长”戚继光，精通韬略，军纪严明，抗击倭寇、镇守蓟州，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一个好皇帝配上这么多的文臣武将，就犹如桥牌高手抓了一把好牌，想不打好都难。也的确如此，在万历当政的前十四年，这局牌打得像模像样，用我们现代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35%（一说80%），当时北京一个民夫一年的收入相当于现在的4000美元，那真是国运昌盛、公私饱满。

但是到了万历十五年以后，一切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首先是皇帝怠政，接着罢工，而且一罢工就是三十年，不上朝，不参加祭祀大典，深居皇宫对政事不管不问；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在他死后的第五年，他生前推行的政策被彻底推翻，人亡而政息，万历皇帝剥夺了以前给他的所有冠冕的封号和诰赏，子孙也落得了抄家流放的命运；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底孤独的死去，家徒四壁、医药不备，且被妻子遗弃；同样，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海瑞也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

为何君主勤奋、文韬武略的明王朝在1587年显现出败相？接下来我们从微观层面来分析。

1、被道德绑架的皇帝

现实中的皇帝并不像电视剧中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拿万历皇帝来说，从加冕的那一刻起，就有一大堆的圣贤道德规范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些道德规范把皇帝神化、制度化、典范化，一句话，他必须是神而不能是人。他想在宫中挂几个灯笼庆元宵节，张居正劝谏皇帝要体恤民力，灯笼挂不了；他要赏赐财物给宫女，大臣劝谏明君不可滥赏，赏赐赏不了；他要立小儿子为太子，一大群官员和他辩论不可废长立幼，最后放弃…….一系列的挫折使皇帝厌倦了与手拿道德大棒的官员之间的争斗，挫折感无处发泄，最后选择了长期罢工。

2、挥舞道德大棒的文官 明代文官“士”的精神达到前所未有的畸形，数量庞大的文官前赴后继，以因“直谏”被皇帝打板子、砍脑袋为荣，占据“忠直”的道德制高点，犹如政治押宝，以期有一天翻本带利获得升迁。这种直谏的风气在万历年间尤甚，邹元标和雒于仁就是其中的代表，邹元标靠上书弹劾张居正而遭流放在张死后重获升迁。几次三番的与文官斗争后，万历皇帝看明白了这一点，不再把诤谏者当做尽忠，而知道他们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万历朝是皇帝与文官集团互不相让、彼此抗衡的一个时期。这种局面的结果是明代政治陷入极为低效的状态。

3、能臣不是神

首辅张居正认识到这样一点：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官。在万历的信任下，张居正选择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能臣终究解决不了制度根子上的腐朽，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触怒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加上自身也不清廉，屡次遭到群臣道德上的弹劾、在死后失去皇帝的信任，落得个清算的下场，所倡导的变革也被全部推翻；

4、孤立的道德模范

海瑞是史上少有的所谓“清官”，他的一生体现了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失去了法制的约束，一滴清水澄清不了一锅混汤，他个人的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所以，他的行为显得茕茕孑立。除了作为楷模供奉之外毫无用处，这也是他悲剧的原因；

5、被轻视的技术派

明朝是重文轻武的朝代，由文官所控制的政府和社会，对武将采取歧视的态度。武将除了在疆场上厮杀之外，在军事上无法作为，更不要提在战略制定上有任何的发言权，国家需要的只是一介武夫。明代甚至让军队自己种地补充给养，还要上缴皇粮（有点像曾经的军队三产），造成了军饷不足、兵源奇缺、战斗力低下。1555年，一群几十人的日本海盗竟然在十几万明军的包围中从江浙到安徽等地大肆虏掠，杀死杀伤官兵百姓四千多人。戚继光也许是个例外，他治军严明、战功赫赫，源于张居正对他的充分信任和授权，他才能在军事上有所建树。即便如此，体制内留给他施展的空间仍然有限，他的军事才能并没有体现于整体的战略规划上，而是落实在了小的战术空间内。张居正死后，他同样受到牵连，至死得不到起用。

封建末期的明朝，四书五经的道德标准高高在上确立为上至君王、下至庶民行为的规范，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遏制了法制的成长和发育，明后期几乎没有对洪武时期确立的法律做任何的完善和修改。即便有名君、能臣、道德楷模和技术专家，在以道德为精神支柱、忽视技术、法制缺失的体制内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社会前进的动力被一点点的吞噬，直至消耗殆尽。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的最后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消耗掉了最后回光返照的能量，1587年，在中国的东北，一个28岁的满洲青年努尔哈赤兴兵平定关东，开始了他统一中国的征程，第二年，西班牙舰队开始出征……而此时，中国的明王朝正独自走向没落。

同样看现今的中国，同400多年前有着类似的境遇：执政党片面地宣传和强调道德的作用，希冀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等高高在上的道德伦理标杆来达到上至官员下至平民行为上的自我约束和规范，最近10年的腐败横行、道德滑坡和社会问题频现证明了这种作法是简单粗浅的。我们看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的200多年，都在孜孜不倦的通过完善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基本的道德标准。有了制度的规范，他的总统不必是道德楷模、政治超人，甚至还容许犯点儿小错误（例如拉链门的克林顿），依然能够确保国家不会偏离路线高效运转。

我们来看现今中国最有活力的企业——万科房产，他的董事长有大把的时间去登山和旅游，甚至还不时传出点儿花边新闻，但是企业仍然“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的路线和方针奋勇前进”，他创立的万科房产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王石有空去登山，源于万科有良好的培养人才机制、完善的制度体系和优良的企业文化，如果说斯隆（通用汽车前总裁）开辟了管理制度的时代，无疑在中国开创管理制度最成功的企业就是万科。

姜汝祥博士《经济观察报》中的文章中写到：“作为管理者，我们需要懂得的是，我们的员工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我们不在制度上下功夫，而企图改造人性，能打造出多少圣人？谁又是圣人？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空洞的、高高在上的道德标杆只能作为精神的图腾，可衡量的、实实在在的制度才是促使我们明确目标、不断前进的跑道。这就是我读《万历十五年》最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