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感

第一篇：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感

申艳苹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一幅幅鲜活的面容就映照在你的脑海中：怠政而又优柔寡断的万历皇帝，淡然平和而又无能的申时行，挽狂澜澜之既倒而又稍显贪财与好色的张居正，古怪而生性耿直的模范官僚海瑞……。你还以为这是一部小说吧，其实这是一部学术蓍作，是黄仁宇先生花费七年时间所写的《万历十五年》。

这本书采用了记传体的铺叙方式使历史研究大众化，初看似乎和《史记》等纪传体史书似曾相识，其实不然，就书中所叙而言，它是一本记录失败的书。其所叙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生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的人物如太监冯保、高拱等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它要从封建专制制度的角度来寻求近代中国衰败的根由，在这一点上，和《史记》等纪传体史书是截然不同的。至于书中人物的评价，作者更多是从历史角度去观察，而不是过多的从道德角度去描述，例如海瑞，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个清正刚直官员，可是当我读完他的传记之后，只觉得他的可敬与伟大，但绝不可亲、可爱，甚至有时还觉得他有些令厌恶。有人说《万历十五年》颠覆了历史的写作方式，诚哉斯

言。在黄先生的笔下，万历皇帝的处境是多么令人同情，他没有权力选定的自己的皇后，他没有权力选定自己继承人，他没有权力亲自带兵出征。面对群臣，他只能听着万岁圣明的歌功颂德；面对后宫的三千佳丽，他只能选择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郑贵妃；面对后代历史学家的指责，他只能无言以对。如果一个皇帝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事，那么一个思想家是否就可以天马行空不受约束呢？李贽的个人生活遭遇就能说明这一切。1587年李贽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次年，他就剃发为僧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时候他成了全国文人的良心，可是他临死的时候却说“罪人著书甚多，于圣教有益无损”，可见他既没有的道德的自恃，也没有伊拉斯谟的自信，这是其所处时代的悲哀。从人的角度去复活历史，从制度的演变来观察历史，从事件的来龙去脉来展现历史，黄先生发人深醒的议论完成了一个历史学家所能做的一切。

如果，我们单纯从学者寻求学问的角度来阅读，《万历十五年》当然是一部好书，可是当我们了解黄仁宇先生身世经历后，我们还会明白这本书也蕴含着他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刻观察和他的爱国激情。黄先生生于1918年，湖南长沙人，1936年年进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战爆发后，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参军。其后，赴美攻读历史。在美留学期间先生着意研究

中国明代史来寻求近代中国衰败的制度原因。明乎此，当我们阅读此书时才可能体会隐藏在那些平静文字背后的挙挙之心。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读完《万历十五年》这最后一段话，心情颇有点沉重也颇觉解颐。黄先生用一个个历史人物生死遭际演绎了民族渐趋没落的悲剧，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另一个视角。

第二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历史也可以这样写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融会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本书的著作主旨在书中最后可以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而本书对当代中国人来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个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把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对这本书的读后感叹，多是赞誉有加，总的说起来一句话，便是“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那原因想必也是很少有人能这样观察历史，当然也很少有人这样写历史。“社会强制被作为公正的替代品，总是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成为书中的名言，被复叙和引用。从特征上说，《万历十五年》将看似枝微末节，易于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小事，有序地联系起来，于风调雨顺的升平景象里，找到那些微妙平淡的纠葛，成为日后天翻地覆的历史诱因，由以证明政治的混乱实为人祸。

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戚继光、张居正、海瑞、申时行、李贽等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给历史留下的影响，更可看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关于这本书，作者自己也有所谈论。这里摘引几段《自序》，便知道作者的写作和认知态度：“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这其实是长话短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还留有许多历史评论：“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对中国明朝历史素无研究，但说出的话却很中肯：“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本书选取了明代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然而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一、关于本书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而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答案当不应如此。但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使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只能由少数人看懂的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是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扁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们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理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体制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革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做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做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这就要求作者要充分占有资料，并有高明的史识，这样才能洞察因果，厘清脉络，找准头绪。从小就习惯于看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师沉心书堆中研究琐碎精微的学问，现在猛然看到黄仁宇先生大作，虽然也是描述“小节”，但一管而窥全豹，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切中要害，看出黄仁宇先生已是对数千年社会发展脉络清晰得可以把握，历史大走势了然于胸，自然大开眼界，佩服不已。

二、关于本书中的稳定与体制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为横断面深刻剖析了中国封建传统社会的一些根本弊病。今天看来，事隔四百多年后的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仍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

稳定安全当然重要，但是为了稳定安全而一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实是一种逃避和牺牲，不过是延缓了体制上的尖锐冲突，并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从《万历十五年》中可以看出

例子。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贫富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体制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体制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若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中华帝国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万历十五年》中也写到力图振作的皇上、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但是这些努力在与腐朽的制度的冲突中无异鸡卵，于是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说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在此显露无疑。体制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爆发或衰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较量中毁灭死亡„„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我们在外围敲打半天，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要动真章。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

三、关于本书中的儒家

黄仁宇先生明确指出本书着重批判的是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黄仁宇先生还提醒读者，不要误以为本书作者在为明朝一个昏庸皇帝辩护，他的本意是揭示出整个社会机制具有比统治者个人(皇帝)更为强大的力量。

儒学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皇帝朱翊钧原也有励精图治的愿望，但最终意志消磨，听天由命。作为封建专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名义上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而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软性的，如在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上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说：“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儒家从根本上混淆了私德与公德的界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治国如治家，治家先修身，修身则以孝为本。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又是典型的人治。“为政在人，则其政举。”“为政在于得人。”

儒家礼教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其中一目了然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性或乌托邦性，也不在于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而在于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把政治道德化，这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混同国家与家庭的界限，治国如治家，其本质上的宗法性与技术上的幼稚性自不待言。从这点上来说，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中国跟当今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极为相似。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道德判决的力量远远大于法律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准法律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往往体现为礼仪之争。正如作者黄仁宇所指出的：“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书中所称的“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他可谓典型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三次罢官，固然有刚直不阿得罪权贵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执政风格也招致天怒人怨。他的思想表现出典型的儒家道德本位与平均主义特点，却缺乏法治社会的“正义”概念。他不能理解明清之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将之视为“刁风”而大力扼制。只是碍于他的“清廉”名声，朝廷才不得不勉强授予他个把闲职。

《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然而只因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通观整个万历朝，与他命运相同的武将何止一人，另一名将俞大猷，与戚继光一样，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明朝最后一代皇帝崇祯所屈杀的袁崇焕。他们令人同情的遭遇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是儒家保守的治国思想合乎逻辑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就尖锐地指出，儒家礼教是用“数不胜数的礼仪枷锁卡着中国人从胎儿到死祭的生活。琐碎之极，尤其是一切细节都得信守不渝，简直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这种礼的理想所作的美学式的冷冰冰的控制，把一切从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责任义务，尤其是乐善好施的义务，都变成了僵化的符号仪式。”这种形式主义无疑是帝国腐朽的表征之一，也是一种文化其生命力衰弱的表现。

而儒教将“礼”的修养作为“君子”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只能培养出扭曲的人格。礼教使人的道德修养的重点由内在的精神过程转向外在的行为方式，由内容转向形式。由于注重外部行为在形式上是否合乎“礼”，就必然使对内心真实信仰的关心退居次要地位。另一方面，儒家礼教的各种繁文缛节不合常情，很难做到，因而在现实生活常流于空洞的教条。为了不至于违反或亵渎神圣的礼教，人们只好阳奉阴违，相率以伪。原则与现实的这种不协调，造就了大批自觉或不自觉的伪君子，欺世盗名之辈，再不然就是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书呆子或者人格分裂者。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今人多以此话为偏激而不取，然细察鲁迅本意，他所说的“仁义道德”应该指的就是儒家的一套伦理价值观念，鲁迅无非是用文学的夸张语言揭出了一个事实：儒家礼教违反人性。纵观整个封建时代，可以说，儒教是失败的。儒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体系还是一种伦理学体系，都表现出较低的思维水平。或者毋宁说，表现出比较原始的思维水平。

如果我们拿西方哲学来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儒学的根本缺陷。儒学没有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有的“自然法”(即人的自然权利)概念。虽然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充斥着

“自然”这个字眼，但这跟“自然法”毫无关系。西方社会正是从“自然法”概念中引申出了自由与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而在儒学的字典中，是根本找不到“自由”、“权利”这类字眼的。

可以断言：儒教与近代资本主义进程是格格不入的。

总而言之，《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分析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第三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我不是个爱读书的人，但相较而言，我比较喜欢历史类的书籍。曾经读过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并为之疯狂着迷。为诸多英雄好汉的豪杰气概以及他们非凡的军事天赋或政治才能所折服，为无数为国捐躯、保卫国家的有名或无名的勇士深深感动，为大明王朝的起起伏伏感到惊心动魄，也为各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感到无奈„„但历史终归是精彩的，即使一切都被封存在历史的尘埃中，却依然在我们的记忆中鲜活着。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作者黄仁宇先生选取了明代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的安静，政治社会的肌肤正在默默腐烂，这一年发生的许多易于被忽视的琐细小事，却成为明朝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分别讲述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六个人在晚明的文官集团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故事。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对后明王朝来说，都是无效的，因为明朝帝国的灭亡已不可避免。

在《万历十五年》中，共有段落七章。在前四章中，作者主要探讨的是帝王万历、内阁大学士中的首辅和在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种种阴影。这四章标题分别为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

万历九岁登上皇帝的宝座，守护祖宗基业。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但是也不得不说万历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充当着那个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机器。从娶后迎妃、册封太子到恋母情结断裂，从依赖张居正、罢斥首辅及宦官、诚心接力父辈道德遗产到怠慢早朝，一系列变化，导致了后来万历与群臣对立的局面。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皇帝，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总有人评价万历万历的昏庸。但我以为，他是个精明的皇帝，即使不上朝，即使与群臣对立，否则他不会在位如此之久。但无论如何，大明帝国还是走向衰落。

在首辅方面，书中主要分析了两个不同性格不同做派的人物：张居正和申时行。作为首辅的张居正和申时行，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处世之道。张居正，文冤阁大学士之首，担任首辅十年。他是万历的老师，万历皇帝和慈圣太后都曾对他极为尊重和信任，正所谓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同时，他也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政治家，他为了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希望通过独裁的手段加强行政效率，尽自

己最大的才智推行改革，最终实现富国强兵，虽未彻底改变大明王朝的命运，但终究使明朝获得了各方面的发展。而对申时行来说，强权不是他的选择。他的思维更中庸、更温和，采用的是调和政策。所以他在行政过程中极力调和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文官集团内部的矛盾，尽量维持官僚体系的稳定，极力维持各方面的平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也使得他被扣上和事佬的帽子。虽然与张居正的行事风格完全不同，但申时行最终还是以辞官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好在，他还能安度晚年。

后三章分别探讨三个人物：清官海瑞，州总兵官戚继光，明朝末代的思想家李贽。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君子律令、道德理想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也因此受到万民敬仰。但很遗憾的说，对于海瑞，帝王家只会把他当门面，而不会真正用他因此，在绝大多数时候授予海瑞的，都是虚权职位。因为海瑞不会为官，也不懂得如何真正的消除社会的黑暗。但海瑞终究是一个为自己信仰而活的人，一生无愧于心。

还有戚继光、李贽，无疑也都是这制度的牺牲者，他们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似乎早已冥冥注定。

正如书中所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在这诸多人物中，关于张居正，我还有一些话想说。

张居正被很多人认为是智慧的象征，是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自万历皇帝登基以来，张居正作为万历皇帝的老师，教育培养他，辅导他如何做一个万众爱戴的好皇帝。十年来，年轻的万历皇帝对老师张居正言听计从，完全依赖并支持他。张居正大力推行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顿朝纲、巩固国防、推行鞭法，使得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使得明朝经济国防等发面都迅速由弱变强，为明朝留下丰厚的家底。但是十年后，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结局，当张居正尸骨未寒的时候，万历皇帝竟抄了张居正的家，把张家子孙十几口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并且革去了张居正生前所有的官职和荣誉。在张居正眼里，万历是他最得意且最器重的学生。张居正一生为国家，任劳任怨，竟换来如此可悲的结局。只可惜，张居正看不到自己的身后事。他看不到万历对张家极不仁慈的血腥报复，也看不到万历怠政、荒政、几乎毁灭了所有政治后备人才的后半生。然而公道自在人心，他的改革之功无法被轻易抹去。或许是因为，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万历皇帝的大权，因而与万历成为对立面，外加从小在万历心中留下的关于张居正的阴影，他才逃脱不了最后这样的结局。历史和人生一样，总是充满很多遗憾。但无论如何，张居正依然靠自己的努力走向天下，名满天下。

如今，经过了四百年的岁月变迁，穿过历史的尘埃，我依然能够看见，张居正，他是勇于用生命、用一生去实践自己理想并实践自己理想的人。我依然能够看见他的孤独与坚强。他有抓住理想不放的决心和勇气。在举世非议的反对声浪里，他能最终超越那个时代所谓的道德信仰，从而孤独地、执着地紧握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我在想，如果老天爷再给他二十年，那样的大明王朝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可是历史不能假如，真正的强者也不相信历史的假如。至少张居正趁自己活着的时候，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他是奔着自己的理想勇敢前行的人，他是明王朝的参天大树，他是宰相之杰。他注定会被人们铭记并敬仰。万历朝结局的时候，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是我2012年读的最认真的一本书，作者是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这本书并非新书，首次英文版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于1981年，至今仍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1982年由中华书局引入中文版，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推荐的“改革开放20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

黄先生以他独特的“大历史观”，跳开习惯性的时间串联叙述，如切片解剖般选取1587年这个明代270多年历史中“无关紧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该书的英文名），从一些看似末端小节的事件说起，最终推导出了惊人的结论——中国封建王朝的真正衰竭始于明朝万历年间，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学过的“万历年是明朝历史的中兴之年”的历史观念！

待到顺着作者的思路，横向（历史年份是纵向）剖析1587年历史中的皇帝、改革家、文官集团以及模范官僚、抗倭名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结论一针见血。

万历年间出现了许多不寻常的人物，首先先说万历皇帝朱翊钧，他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当政四十八年，在即位的前十年里，他勤于学习、励精图治，勤俭节约、纳谏如流，几乎可以称作是历史上难得的“完美”皇帝； “国务院总理”张居正是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极大的加强了明朝的国力，经过十年的经营，明朝逐渐由崩溃的边缘变得国力鼎盛，边关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堪称不世出之奇才； “纪委书记”海瑞，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职位低下时就敢于蔑视权贵，从不谄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众爱戴，被奉为官员的道德楷模；“国防部长”戚继光，精通韬略，军纪严明，抗击倭寇、镇守蓟州，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一个好皇帝配上这么多的文臣武将，就犹如桥牌高手抓了一把好牌，想不打好都难。也的确如此，在万历当政的前十四年，这局牌打得像模像样，用我们现代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35%（一说80%），当时北京一个民夫一年的收入相当于现在的4000美元，那真是国运昌盛、公私饱满。

但是到了万历十五年以后，一切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首先是皇帝怠政，接着罢工，而且一罢工就是三十年，不上朝，不参加祭祀大典，深居皇宫对政事不管不问；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在他死后的第五年，他生前推行的政策被彻底推翻，人亡而政息，万历皇帝剥夺了以前给他的所有冠冕的封号和诰赏，子孙也落得了抄家流放的命运；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底孤独的死去，家徒四壁、医药不备，且被妻子遗弃；同样，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海瑞也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

为何君主勤奋、文韬武略的明王朝在1587年显现出败相？接下来我们从微观层面来分析。

1、被道德绑架的皇帝

现实中的皇帝并不像电视剧中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拿万历皇帝来说，从加冕的那一刻起，就有一大堆的圣贤道德规范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些道德规范把皇帝神化、制度化、典范化，一句话，他必须是神而不能是人。他想在宫中挂几个灯笼庆元宵节，张居正劝谏皇帝要体恤民力，灯笼挂不了；他要赏赐财物给宫女，大臣劝谏明君不可滥赏，赏赐赏不了；他要立小儿子为太子，一大群官员和他辩论不可废长立幼，最后放弃…….一系列的挫折使皇帝厌倦了与手拿道德大棒的官员之间的争斗，挫折感无处发泄，最后选择了长期罢工。

2、挥舞道德大棒的文官 明代文官“士”的精神达到前所未有的畸形，数量庞大的文官前赴后继，以因“直谏”被皇帝打板子、砍脑袋为荣，占据“忠直”的道德制高点，犹如政治押宝，以期有一天翻本带利获得升迁。这种直谏的风气在万历年间尤甚，邹元标和雒于仁就是其中的代表，邹元标靠上书弹劾张居正而遭流放在张死后重获升迁。几次三番的与文官斗争后，万历皇帝看明白了这一点，不再把诤谏者当做尽忠，而知道他们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万历朝是皇帝与文官集团互不相让、彼此抗衡的一个时期。这种局面的结果是明代政治陷入极为低效的状态。

3、能臣不是神

首辅张居正认识到这样一点：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官。在万历的信任下，张居正选择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能臣终究解决不了制度根子上的腐朽，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触怒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加上自身也不清廉，屡次遭到群臣道德上的弹劾、在死后失去皇帝的信任，落得个清算的下场，所倡导的变革也被全部推翻；

4、孤立的道德模范

海瑞是史上少有的所谓“清官”，他的一生体现了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失去了法制的约束，一滴清水澄清不了一锅混汤，他个人的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所以，他的行为显得茕茕孑立。除了作为楷模供奉之外毫无用处，这也是他悲剧的原因；

5、被轻视的技术派

明朝是重文轻武的朝代，由文官所控制的政府和社会，对武将采取歧视的态度。武将除了在疆场上厮杀之外，在军事上无法作为，更不要提在战略制定上有任何的发言权，国家需要的只是一介武夫。明代甚至让军队自己种地补充给养，还要上缴皇粮（有点像曾经的军队三产），造成了军饷不足、兵源奇缺、战斗力低下。1555年，一群几十人的日本海盗竟然在十几万明军的包围中从江浙到安徽等地大肆虏掠，杀死杀伤官兵百姓四千多人。戚继光也许是个例外，他治军严明、战功赫赫，源于张居正对他的充分信任和授权，他才能在军事上有所建树。即便如此，体制内留给他施展的空间仍然有限，他的军事才能并没有体现于整体的战略规划上，而是落实在了小的战术空间内。张居正死后，他同样受到牵连，至死得不到起用。

封建末期的明朝，四书五经的道德标准高高在上确立为上至君王、下至庶民行为的规范，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遏制了法制的成长和发育，明后期几乎没有对洪武时期确立的法律做任何的完善和修改。即便有名君、能臣、道德楷模和技术专家，在以道德为精神支柱、忽视技术、法制缺失的体制内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社会前进的动力被一点点的吞噬，直至消耗殆尽。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的最后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消耗掉了最后回光返照的能量，1587年，在中国的东北，一个28岁的满洲青年努尔哈赤兴兵平定关东，开始了他统一中国的征程，第二年，西班牙舰队开始出征……而此时，中国的明王朝正独自走向没落。

同样看现今的中国，同400多年前有着类似的境遇：执政党片面地宣传和强调道德的作用，希冀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等高高在上的道德伦理标杆来达到上至官员下至平民行为上的自我约束和规范，最近10年的腐败横行、道德滑坡和社会问题频现证明了这种作法是简单粗浅的。我们看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的200多年，都在孜孜不倦的通过完善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基本的道德标准。有了制度的规范，他的总统不必是道德楷模、政治超人，甚至还容许犯点儿小错误（例如拉链门的克林顿），依然能够确保国家不会偏离路线高效运转。

我们来看现今中国最有活力的企业——万科房产，他的董事长有大把的时间去登山和旅游，甚至还不时传出点儿花边新闻，但是企业仍然“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的路线和方针奋勇前进”，他创立的万科房产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王石有空去登山，源于万科有良好的培养人才机制、完善的制度体系和优良的企业文化，如果说斯隆（通用汽车前总裁）开辟了管理制度的时代，无疑在中国开创管理制度最成功的企业就是万科。

姜汝祥博士《经济观察报》中的文章中写到：“作为管理者，我们需要懂得的是，我们的员工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我们不在制度上下功夫，而企图改造人性，能打造出多少圣人？谁又是圣人？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空洞的、高高在上的道德标杆只能作为精神的图腾，可衡量的、实实在在的制度才是促使我们明确目标、不断前进的跑道。这就是我读《万历十五年》最深刻的感受。

第五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对于明朝，特别是万历年间的历史，是极其枯燥无味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王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黑暗时期，而至于好皇帝，更是屈指可数。

万历这个年号本身过去的就很平庸，除了万历末年与努尔哈赤的几场决定性战役，几乎可以略过，而至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则更是可有可无。但聪明的历史学家就能发现其中奥妙，其实在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都与这一年有很大机缘。

黄仁宇老先生，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的大历史观。关于这个,确实让我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有些深奥，令我费解。而从书中内容来看，也是比较枯燥的，然而要深知，像这样的一类书，并不是说一昧地去看故事情节，这不是小说，也不是故事书，而是纯粹的历史书籍，也有着教科书的意思。既然这样，那就应以一名学习者的身份来挖掘它的精华，品味其意思所在。

此书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绍一个人物，以每个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它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的角度来写的。反映当时从皇帝、首辅、地方官员、将军、哲学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从这些朝廷中各种人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阳早已成夕阳，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军事上来说，戚继光——这个孤独的将领，带领戚家军平倭寇之后，并没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许是因为明朝的重文轻武，导致戚继光在此后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而后军事掌控于庸才之手，军事力量也逐渐下滑，到了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明朝的军事力量早已成为不堪一击 的“纸老虎”了。再加上朝中无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满族的铁骑埋没。而从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风邪气盛行，一些忠义之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像这样的朝廷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只能等着灭亡了。而万历十五年，恰恰为此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本书阅毕，到有一种愤慨之情，热血喷张的感受，与对世道苍凉的哀叹!即使是那么平凡、枯燥的文字，却使我情不自禁，历史的确有它的魅力啊!对此我也嗟叹不已!我还得到了题外的启示：黄仁宇善于着手于小事当中，而发现大症结;那我在生活当中不也应处处留心，从小事做起，善于发现问题与观察思考。而我自己也正是缺乏这一点啊!

《万历十五年》使我受益匪浅啊!

作者：刘灿

本书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一本考据比较严谨的历史著作。书中以叙述为主，因而阅读速

度可以较快，作者在叙述中也穿插着不少评论分析。本书共七章，基本上每章主要围绕一个人物展开叙述，其中万历的两个时期分为两章叙述。作者通过描述与之相关的各种小事来不断指出这些小事与那个时代的内在联系。作者详细描述了当时明朝的官僚体系的运行情况和潜规则，描写了朝廷的礼仪并分析了相关成因，作者还对人物进行了心理分析及猜测。通过刻画那个时代一些主要人物的悲剧抨击中国的传统制度。这种写作手法暗示我们历史悲剧不是由几个人决定的，应该以“大历史”的眼光观察。

书名意义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为题有以下意义，“1587年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在这一年，“我国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1587年阳历7月，张居正去世五周年，1586年秋

天万历开始以头晕的理由停止早朝和经筵，之后万历越来越频繁地缺席各项事务。1587年京察之年(六年一次)，申时行对人事进行了很小的变动，稳定了文官们。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信徒大有增加。1587年以后“杨应龙在西南叛变，哱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田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1587年皇储问题(大臣们认为应该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万历要求立爱妃郑氏所生的常洵为太子，双方为此事展开长期的斗争。)开始慢慢引起官员们的关注。1587年黄河几处决堤，1588年潘季驯被任“总督喝道兼理军务”，负责治河。1587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派兵征讨失败，申时行没有对此事仔细追究，这位酋长是努尔哈赤。1587年海瑞去世。1588年1月按阴历计算的万历十五年十二月戚继光去世。1587年以前李贽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

切义务，李贽于1588年剃发为僧。

“演员表”

书中叙述了6个主角：万历皇帝(朱翊钧)、万历前十年的首辅张居正、之后八年的首辅申时行(两者间穿插了不满一年的首辅张四维)、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

主要配角：隆庆皇帝(万历皇帝父亲)、慈圣皇太后(万历皇帝生母)、正德皇帝(明朝第十代皇帝，万历的叔祖)、司礼监太监(宫内职位最高的宦官)冯保、武清伯李伟(仓库中介人、慈圣太后父亲、万历外祖父)、淑嫔郑氏(万历的妃子、精神伴侣，后来被封为皇贵妃)、大学士张四维(张居正下台后做过短暂的首辅后因父亲去世离职丁忧)、前首辅高拱(张居正的前任，万历皇帝上位后不久高拱被赶下台遣返原籍)、治河专家潘季驯、武将俞大猷(戚继光朋友)、耿定向(与李贽有基于人性善恶的争论)、朱熹(理学)、王阳明(心学)、王畿(王阳明入室弟子)、王艮(泰州学派创始人)。

其他人员从略。

万历皇帝

1572年，万历即位。首辅高拱有一次上朝时表现出轻视小皇帝。张居正献计解决高拱，高拱被遣返原籍。之后张居正开始十年当任首辅。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万历的学习在严厉的张老师督促下很刻苦。万历需要学习经书，书法，历史。有春秋两季中每月三次的经筵，皇帝和群臣都需要参加听课，课堂上对礼仪要求很严格，皇帝也是如此。每天要进行早朝，早朝很少间断。每天要批阅奏折，虽然万历不一定能看得懂，但是需要按照规矩批几个字以行使皇帝的权威。每年要进行“亲耕”，请附近的农民一起和官员们参与农耕“演习”。皇宫的生活相对很节俭，保持着本朝的节俭风格。

1572年夏万历降旨将高拱遣返原籍;1577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规张居正应该丁忧，在冯保等的配合下，张居正最终可以在职居丧。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用时三个月，在此期间重要文件还是会送到张居正家。1578年万历大婚，大婚前与慈圣太后同住乾清宫，同住的时间里太后扮演者普通母亲的角色，万历像普通人一样学习不好是要受到处罚的，需要长跪几小时。大婚后，万历基本脱离母亲的监管，有了打破单调生活的机会。1581年慈圣太后身边的一个宫女和万历发生关系，并怀孕了，太后发现后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全国因此减税免刑，1582年张居正病逝，年仅57岁。这一年反张运动开始，朝廷进行长期的围绕与张居正有关联的人的政治斗争。张四维接任首辅，1582冬到1583春皇帝情绪紊乱，张四维提议建造皇帝陵墓。定陵于1584年夏动土。1583年皇帝在会试中出题询问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1584年正式宣布对张居正总结性的罪状。1585年，万历决心将张居正一案作为历史看待。1583春到1585

夏万历频繁谒陵4次。1585年后，万历除了在1588年视察自己的定陵外，30多年没有再走出过紫禁城。1589年万历提出出巡一次遭到诤谏而放弃，从此不再提出巡。

人物分析：万历在张居正主政期间，开始什么都不懂，所以慢慢努力学习，逐渐加深对张居正的依赖，张居正的权势及其同盟逐渐壮大。和母亲分居后，万历对张居正和冯保二人更加依赖。可以说这时到张居正去世两人互相配合达到一手遮天的程度。张居正身死，长期隐藏的矛盾开始大规模爆发，一批批官员遭到攻击清算，万历由于对形势不了解，只能任由其发展，从对张居正的极度信任转而怀疑之前的信任，内心伤害巨大，慢慢懂了官员间的复杂关系。申时行主政期间皇帝已在开始堕落，皇帝慢慢感到自己无形中被囚禁了，权力也并不是很强大，最终因立储一事不能如愿而完全颓废。万历的从积极到消极的态度变化或许正是对制度的屈服吧!

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借助前首辅高拱冒犯新皇帝的契机联合皇帝除掉高拱，从而帮助皇帝巩固权威，也加强了与皇帝的关系。

通过在朝廷官僚中的结党布局，张居正在朝廷达到权倾一时的力量，为其完成改良朝廷的理想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借助皇帝的信任获得了行动上的自由。但是张居正没有做到清廉，在这个讲究节俭的朝代顺应了文官们贪婪的习气，这使得其人格魅力不被所有人信服。张居正过分压制了非本派系的力量，过分强硬给自己树立了太多敌人。张居正的改革损害了太多人的利益，引起其他人的恐慌及不满。

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本应回原籍丁忧，但是张居正利用自己的力量使皇帝特许在职居丧引起文官不满。

吏部尚书张瀚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私下劝告张居正回乡丁忧无效，之后反而被参奏，引起官员们的愤怒。

张居正十年新政，改革文官体系失

败，大规模调动人事引起大量官员的敌视。他实施税收改革，重新丈量土地，但都没有完工。

人物分析：张居正是一种理想主义者，为了达到自己理想而与众多客观因素对抗，妄图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环境。或许是太急躁吧。

首辅申时行

申时行继任首辅后的策略是尽量争取朝廷的稳定，努力平衡各方的势力，努力化解各方矛盾。崇尚无为而治。申时行懂得中国官场的潜规则，知道如何在“阴”“阳”中变换。

申时行主要事迹有三件：

在1587年京察之年，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官员变动非常小。避免了引起大臣之间的斗争，避免激化文官系统矛盾。

申时行错过了在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后到1586年初常洵出生前这几个月立储的时机，于是今后围绕立储发生的矛盾得以展开。

1587年辽东巡抚征讨正在扩张的建州酋长失败后，巡抚与部下围绕征讨过程中是剿是抚的问题互相攻击时，申时行采取不予追究的态度，没有进一步扼杀建州酋长的扩张，这为以后这位建州酋长即努尔哈赤的壮大进攻埋下祸根。当然，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人物分析：申时行追求政治及军事上的平衡，尽量减少矛盾，以无为的理念治理国家，一反张居正的强硬专权风格。

海瑞

海瑞以举人的身份当官，最开始是任福建某县的儒学教授，任期为4年。1588年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在淳安知县任上，他碰上总督胡宗宪儿子经过该县，海瑞巧妙地进行打击。1560年鄢懋卿视察各省表面说节俭，实际上一路铺张浪费，在将到淳安前，海瑞给鄢都院发帖予以揭露，迫使鄢都院不敢前来。1562年海瑞调任江西兴国知县。1562年严嵩被嘉靖免职，他扶植的胡宗宪和鄢

懋卿倒台，但是49岁的海瑞获得升迁。1565年位居户部主事正六品的海瑞向嘉靖皇帝递上奏疏批评皇帝性格及他所做的一切。嘉靖没有处罚他，并保留奏折。1566年，嘉靖决定逮捕海瑞，但没有批复刑部建议的死刑。1567年，嘉靖死后海瑞被释放，威望进一步提高，但是海瑞被任命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官职，于是海瑞巧妙地迫使文渊阁和吏部屈服，任命他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海瑞在当地采取新政，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但是同时触犯了权贵们的利益。最终海瑞被迫退休。1585年被重新启用，1586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向万历提出改革建议引起文官们的震动。万历对此给予指责，不久海瑞于1587年病逝。

人物分析：海瑞在这个时代尽可能地保留了高尚的道德品质，不屈服于权贵，但最终还是无法改造这个国家，不过即使作为一个样板宣传也无人会效仿，让人不禁想起鲁迅。海瑞懂得官场规则，也知道怎么运用，但还是坚持自

己的原则，无法屈就于这个圈子。

戚继光

戚继光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由于对军事训练方法和管理制度进行了创新，使得他带军队的战斗力很强。

为抗击倭寇，戚继光于1559年招募了3000士兵。经过多年抗倭，于1564年他将倭寇赶出其根据地，基本解决了中国沿海倭寇的问题。1567年戚继光的幕后支持者蓟辽保定总督谭纶，将戚继光调了过去。戚继光从1568年开始在此干了15年。他们两人努力改革本地区的军事力量，受到张居正的赏识，改革想法得到了幕后支持。这引起了其他军官的嫉妒。戚继光在此任职三年就稳定了北方的形势。张居正死后不久戚继光被调往广东担任总兵一职，不久被革职，晚年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戚继光的最终失败同样被认为是因为打破了文官之间的平衡。

人物分析：戚继光懂得文官官场的规则，于是能够获得被任用的机会，又

因为自己卓越的才能于是可以功成名就，最终的失败也是因为他理想主义风格与那个时代不相容，所依靠的后台垮台后，自己就只能是一个悲剧了。

哲学家李贽

李贽出生于1527年，1552年中了举人，迫于家庭的经济情况他进入官府工作，但身处下层。1559年父亲死去他去职丁忧。丁忧期满后，李贽来到京城当了国子监教官，但仍无法支撑家庭的开支。1563年祖父去世，他依照惯例得到了上司和朋友赠送的财产。李贽将这笔钱的一部分用于安葬，并利用余下的钱购置了一份地产给妻子。由于家庭极度贫困，两女饿死。1577年李贽就任知府，于是有了收受非法收入的机会。1580年，李贽退休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1587年妻子死后，李贽出家，开始将精力主要放在哲学研究上。1601年，李贽出家的芝佛院被大火所烧。李贽因为言论冒犯了皇帝，被锦衣卫捉拿，著作被烧毁。李贽在监狱中自刎而死。

人物分析：李贽在官场上没有过人的才能，只能因循官场的规则求生，因承担不起家庭负担遭受不幸。在完成应尽的义务后选择出家。因为思想上受人敬仰而受到他人生活救济，最终因思想言论无法被一些贵族阶级接受而受排斥。

细节问题

书中在叙述历史的同时描绘了明朝社会的各个方面。

1、朝廷制度。

朝廷的制度在开创之初本是为了励精图治，让国家更好的发展而设计的，每一个设计意图经过200年的演变最终都完全变样，最终都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朝廷的节俭，薪俸的微薄使得很多下层官员难以生存，迫使较高级别官员贪污腐败。

早朝制度本来是为了让皇帝更好的管理国家，结果这些规矩却将皇帝囚禁起来，使这个国家权力最高者的生活也痛苦不堪。

2、道德治国

以道德治国使得事情没有一个统一的准则，可以有私情，可以有无辜的杀害。可以很大程度地限制所有人的自由。中国历来的以道德来评价贤能本来造就了一大批特权阶级，特权阶级有能力操纵言论，使得机会又倾向于特权阶级。

3、官僚的潜规则

互结派系以保全自己。同一届考生中，同乡，同年，同一个老师门下等都可以作为结党的依据。于是就有各种派系的斗争与平衡。而这没有规则的斗争使得官员花在治理上的精力更少了。

4、诤谏规则

长期积累的诤谏潜规则极大地限制了皇帝的权力，皇帝并不总是一手遮天，在重要的涉及广泛的利益问题或涉及到国家的重要发展问题，大臣们可以联合起来，以默认的规则进行诤谏，皇帝往往会迫于形势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决定。诤谏的人在冒险的同时获得的利

益则是以忠臣之名留名史册，并且会随着政权变化有可能得到升迁，以及完成对一个群体应尽的义务。

5、道德模范的尴尬

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与坚定的个人原则的人，一方面是受统治阶级欢迎的，因为这可以对其他官员的起表率作用，成为提高工作效率的榜样，成为廉洁、不腐败的榜样。另一方面模范官员将受到其他官员的排挤，因为与其相处的官员随时可能被揭发而处于尴尬的境地。

6、哲学家的尴尬

马可波罗以后的一批洋人来中国的一个感受是中国的宗教信仰很开放。每人会强求你改变自己的信仰。但似乎不一定是这样，李贽晚年的境地也许是非正统学说遭到排斥的典型例子。

总评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的是古代历史，反应的问题却是一直未变。生活在那个时代，对于各种人都是悲剧，统治阶级万历等的悲剧、有抱负有能力的改革派张居正的悲剧、拥有高尚道德无人能指责的海瑞的悲剧、善于人事协调的中庸的申时行的悲剧、军事才能卓越的戚继光等人的悲剧、哲学成就很高的李贽的悲剧。

一个时代为何会给大部分人带来了悲剧?这不能归咎于个人的原因，这是社会的原因。而这社会的形成又与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集权制度使得掌握权力的最高层累死、使得行使权力的官员斗死、使得被权力所管辖的人民因大量的不公平及经济潜能无法开发而饿死。制度的几个问题在于集权制度和以道德治国的方法。

黄仁宇讲究以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历史。认为历史的进程在总体上有一定的趋势，这种观点某种程度和唐德刚先生的观点相似，唐德刚所宣传的“历史三峡”理论不也是认为历史的大趋势是一定的吗?黄仁宇以万历十五年左右这一段时期的整体悲剧来说明旧的制度不合

理的必然性，来说明应有另一种制度顺应历史潮流诞生。这种制度是不是民主，或是怎样的民主，还未可知。

梁木生老师点评：

如果看了这本书后再看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会更清晰中国古代政治的运作程序。其实，中国的哪个朝代不是如此，礼教治国、皇帝世袭、大一统观念，决定了中国的政治运行的状态，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一命数，只是黄仁宇先生截取了这一时段罢了!所以，不要为中国2000多年政治的必然感叹，而是因为中国的小农社会必须有一个政治适应它，而这个政治在中国除了皇帝个人专制外没有其他的。于是在这必然的制度下就有了这些人的必然命运，但他们却共同维持着一个使命——统治这个国家。由于这一基本的定式，需要深入讨论的是为何出现礼教治国，而又转化为了礼教杀人，为何必须大一统，这大一统是利还是弊等问题。作者主要限于对皇帝专制本身的分析，应该拉开视野，从中国广阔的土地、小农的经济、庞大的汉族视角分析，可能分析会更加深透。

(刘灿，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2016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