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有感

第一篇：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由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著，全书以明朝万历皇帝为主线，先后主要述及了万历皇帝朱翊钧，首铺张居正、申时行，一代清官海瑞，抗倭将领戚继光，心学大家李贽，六位万历皇帝在位时对当局影响极大的人物，同时提及冯保、高拱、俞大猷等人物。对万历皇帝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展开分析。同时通过出现人物的红极一时，到终了的悲剧收场，侧面反映了明朝一个大帝国由强别弱，终走向王朝末路的大失败结局。

作者以“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开篇。而万历十五年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中是极为平淡的一年，也只是发生了一些无关王朝痛痒的小事，但是纵观万历四十八年的统治，及之前嘉靖、隆庆两位皇帝，再加上一些思考，一些易于被人忽略的小事，却是关乎王朝稳定、道德规范的历史重点。并且以中国封建统治与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相互照应，以封建社会在当时世界的成功，昭示了不久将会来临的失败。

先从万历皇帝说起，他九岁即位，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最长的一位皇帝，同时也创下了几十年深居皇宫，无视朝政的记录。一个前十几年是个孩子，后三十几年置身事外的皇帝，就已经说明了，有他没他都一样。这个国家机构已经将皇帝变成了一个摆设、一个牌位。说道这，让我们回忆一下中国封建王朝的特征，从一个稳定的以农业为主的安定时期进入一个相对**的纷争时期，之后又恢复平静。像两汉变三国，三国归两晋，就都是这样。而在这个安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在生活上是单一的自给自足，在国家统治中主要依靠先人的经典，最为主要的如“四书”“五经”为伦理道德的基础来治理国家。其中既有尊老爱幼、遵纪守法对大众起引导、约束的道德理念，但同时还有夫为妻纲这样对人性残害的道德基础。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虽然是皇权至上的，但是其统治的基础仍是固有的伦理道德和既定的社会秩序。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帝国的皇帝来说既是可喜的，也是可悲的。可喜在于他无需为这个王朝的统治费尽心思，可悲的是对于自己所统治的王朝来说自己的作用只是一个象征，没了自己，这个社会的机制仍然会自己运作。对于万历皇帝，九岁就继承了大统，那么就无法摆脱历史的重复，在朝堂上有张居正等大学士，在后宫有慈圣皇太后，以至于在他的少年时代已经在他人设计好的框架上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在首铺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冯保被驱逐出京后，万历皇帝才发现虽然自己终于可以掌管政府的大权，但是自己所掌握的权利仍然是受到了种种来自不同方面的制约，既是贵为一国之君，也不过是这个王朝制度的产物。而对于这样的一种人生境遇，万历皇帝在不断的挣扎中，最后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生活也越来越单调和疲劳，在自己统治的第十四年，主持殿试的题目就为“无为而治”，更是体现出了这位皇帝对事物的无能为力。

说完统治者，再来说说政府机关中的主体，各位官员。首先提到的万历皇帝的老师，同时是万历前十年的首铺，并且是万历曾经最尊敬、信任的人——张居正。张居正被后人称为丞相之杰，足以看出他对当时时局的突出贡献。他所领导的万历新政也曾让人们看到了王朝复兴的希望。但是对于一个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政府机关，并不是看你的创新和对落后制度的修改。而是看你是否能够遵守旧有的原则，当张居正对旧有制度的改革越大时，自己面对的阻碍也就越大，可能这里的阻碍往往并不是小人之为，但是张居正生前的这些个人恩怨，足以让他在死后遭到万历皇帝的清算。而作为张居正之后对明王朝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首铺——申时行。相较自己的前任，他更为圆滑，在多方势力中更能找到他们的平衡点。其实管理这样的一个大帝国，在许多问题上一定是会发生分歧的。张居正采取的是一种强迫的方式让人不发生分歧，而申时行则用一种近似无为的方式去补求人们所发生的分歧。两相比较后者自然更让人易于接受，如不断的举行礼仪，讲解以“四书”为本的准则。都是通过比较缓和的手段让人与人之间达到和谐。

最后再来谈谈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帝国，那么这个

帝国的处事方式自然是保持各方之间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准则。如果真要施用到武力，那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回到戚继光，我们看他的功臣名就，可以算是明朝两百多年统治中的一个例外。一个人成功除了自己本身的才能外，更为重要的是有一个发现人才的伯乐和一位有力的支持者。而戚继光刚好具备了这些条件，让他成为了名垂千古的将领。但是当他的支持者不能再帮助他的时候，纵使你再有才能和胆识，也无法改变没落的命运。看戚继光晚年的不幸遭遇，其实归根是因为他一直推行的整套治军措施已经打破了以文官为主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当然会付出代价。

第二篇：万历十五年有感

感于《万历十五年》

中华上下五千年，我独爱大明一朝。大明，没有汉唐开疆拓土的雄风，亦无两宋浓郁的文化气息。可我依然莫名地喜欢大明，如果一定要解释一二，那么也许是变态的喜欢上了“飞鱼服”“綉春刀”，也许是《官居一品》中穿越的沈默改变民族命运的情节满足了我意淫的心理，亦或是感受到了《大明王朝1566》中海瑞的浩然正气所传递的正能量。总之，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正如你没有来由地喜欢一个女孩子。

前段时间看完《万历十五年》，作者不一样的观点令我耳目一新，为之震撼，很想写点什么，因为懒惰便也任其一拖再拖，现在为了完成任务我不得不整理思绪林林总总的写下这些文字，为此我再一次读过了《万历十五年》。说了这么多废话，其实我想强调的就是，有些想法并不一定是读《万历十五年》最初的想法，这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

这本书作者引用了很多古今文献，写作时间也很长。从写作时间以及作者的序中，我了解到作者读过许多书，如作者提到的《神宗实录》。佩服作者心无旁骛的知识沉淀的过程以及那种不急躁不急功近利的品性，仅此一点就值得今天很多人学习。

书中涉及到大明许多问题，如财政、金融、税收、礼仪、军制、俸禄、官吏品级、行政制度，思想等。对于这些问题尽管书中只是简单提到却都命中要害，主线紧紧围绕 “道德”二字，引发我思考的是“治国理念”，其核心也是“道德”，很多问题亦由此而来。无论是大明的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政策，都紧紧地和“道德”捆绑在一起。

提到大明的政治体制就不能不提科举制度，同专制制度一样科举到明也发展到了顶峰，太祖爷利用科举完善了专制政治体制，拴住了天下士子的心也借此削平了他们的棱角，八股正是始于明。科举评判的标准正是读书人引以为豪的儒家经典，经过千百年的发展而其核心正是不断完善的“道德”。帝国的支柱—官僚队伍，即是研习儒家经典并视道德为其宗旨的士人，追根朔源其治国理念也必然离不开道德。从大明的俸禄制亦不难看出，巡抚一年的俸禄是一百五十八两，还要奉养其“幕府”。太祖爷不正是希望借道德平衡官吏们的私欲吗？那些让皇帝们头疼不已的经筵制度以及各种繁琐的礼仪，太祖爷不正是希望他的子孙既是政治上的王，也是士人们眼中的儒家宗主和带的楷模吗？皇帝不但站在了政治制高点同时也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和文化制高点。这不但控制了帝国的基石——士人，更真正的成为了天下共主。然而皇帝亦成为了制度的一部分，规则诞生了，规则控制了士人但也成为限制皇权的利器，皇帝要想玩下去必须遵守规则。一旦规则被破坏也就意味着皇帝失去了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儒家文化成就了皇权，同时也造就了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利用儒家文化的核心“道德”来限制皇权。

大明的经济政策是“平衡经济”，即保护落后的经济维护中小地主经济的稳定性。造成这种原因固然有对历史的借鉴有太祖爷个人经验的反思，但最重要的还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受到其重民思想的影响。从思想文化上看，土地兼并破坏了小农经济的稳定性，不符合儒家的重民，这也印证了政治上王朝更迭的规律。

政治和经济同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道德”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国家的治国理念，也必然会影响了大明各个方面。在此不得不提万历年间的两位首辅重臣张居正和申时行。

历经三朝的老臣张居正经历并参与大明王朝的中兴，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悲哀。幸运于他有医治大明的机会，悲哀于他没有找到时代的良药替大明斩除病根，然而更大的悲哀是中国错失了时代的机遇。可以说，张居正成也道德败也道德。张居正作为万历皇帝的老师，利用其老师的身份，从而树立了大明首辅的威严，并借此来推行其”改革”。作为万历心中的道德楷模，他的去世，其大量的”罪证”也随之浮出水面，他就再也不是万历心中的张师傅了，他身上的道德光环也随之烟消云散。作为士的一份子，文官集团的一员，道德成就了他。然而其推行的改革却与文官集团的期望相去甚远，道德也因此成为了攻击他的最好武器。

张居正认识到道德作为国家的治国理念，指导国家的行政并代替法律，固然可以起到维系统治的作用，但却降低了行政效率的问题。他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道德的影响力，这无疑违背了天下士人的理念宗旨，也违背了帝国设计者的初衷。

作为实干家的张居正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考功法、一条鞭、丈量土地等，试图提高大明的行政效率，但都没能挽救大明衰落的局面。儒家道德影响下的大明文官集团奉行的是“无过便是功”，考功法无疑会受到整个文官集团的抵触。一条鞭和丈量土地同样损害了士这个大明特权阶层的利益，而文官集团处于士的顶端，站在他的对立面也理所当然。

张居正触碰到了文官集团乃至天下士人的利益，在他生前他的反对派用其 “夺情起复”的道德“污点”攻击他，在他死后更是用“谋逆”这柄道德利剑攻击他，最终将他彻底打倒。反观其推行的措施只是从技术层面出发，只不过手段激进，其本质上还是在德治的范畴之内。

如果把张居正看做万历的严父的话，那么万历的另一位老师申时行无疑可以看做万历的慈母。从书中节选的两篇《明神宗实录》不难看出申的迁就及其“迂回战术”，而万历的表现则如同一个撒娇的孩子。

同张居正一样，申时行也同样认识到大明是以德治国，所不同的是申主张主张在德治下团结文官集团和衷共济。一方面在一定范围之内容许文官集团的私欲即所谓的阴，另一方面用道德即所谓的阳来平衡文官集团的私欲以达到“阴阳调和”。

对于万历和文官集团的冲突，申一方面调和双方矛盾，另一方面主张用更稳重委婉的方式即“诚意”打动万历使之妥协，使这个孩子般的皇帝成为儒家所期望的圣君。不过他的诚意和苦心不被文官集团所理解也不被万历所接受。最终，他被迫致仕。和张居正不同，万历仍尊重和礼遇他。

两位万历年间执政最长的首辅在德治下以不同的方式所做出的努力都未获得成功，也都没能改变大明衰落的局面。

我想作者着重叙说两位首辅及其执政方式旨在说明其在序中所提到的大历史观，即用十五世纪中国的侧面形态来叙述中国以后的发展与日后世界潮流的发展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这点在对戚继光叙述中亦有体现，戚继光的死以及整个帝国对其练兵成果的忽视，使大明失去了重整军备的机会，而此时新兴的军事集团女真在白山黑水间崛起，中国今后的发展亦全非偶然。

受到作者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也认同作者的学术观点，但是对于德治我也有自己的看法。

今天许多人都批评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批判传统道德对国人的束缚，批判先人遗留下的德治理念使中国融入不到现代社会中去。很久以前我也有这种思想，在第一次读过《万历十五年》我的这种思想更加强烈。在学习过一段时间的法学之后，在重读《万历十五年》之后，我有了不同的看法。法学老师说过“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而作者黄宇仁也旨在说明其大历史观。

儒家文化用其包容的气度延续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而道德则教化万民泽披苍生。今天我们都羡慕西方的民主，羡慕西方的法治，于是我们高呼法治，却遗忘了道德的教化作用。我们只看到西方的法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西方宗教信仰的教化作用。儒家文化道德讲求教化，而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讲求强制约束。教化是主动性的，而约束是被动的，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主动性的效果必然优于被动性。

最近很喜欢这句话“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法不得也”。道德自然是“上”，要维护社会的稳定，我们必须取上，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德治，提倡教化。当然，人也有其自私的一面，法治也不能忽视。但是，我打心底不希望我们有着优秀传统美德的中国人只是在法律约束下追逐利益的机械人。

最后想说句，有的时候灵感一来，思想便天马行空，可是当你提笔的那一刻可能大脑又一片空白，归于沉寂，即使勉力为之，可能想法也是差之千里。小伙伴们有木有这种感受？有木有？

第三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我不是个爱读书的人，但相较而言，我比较喜欢历史类的书籍。曾经读过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并为之疯狂着迷。为诸多英雄好汉的豪杰气概以及他们非凡的军事天赋或政治才能所折服，为无数为国捐躯、保卫国家的有名或无名的勇士深深感动，为大明王朝的起起伏伏感到惊心动魄，也为各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感到无奈„„但历史终归是精彩的，即使一切都被封存在历史的尘埃中，却依然在我们的记忆中鲜活着。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作者黄仁宇先生选取了明代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的安静，政治社会的肌肤正在默默腐烂，这一年发生的许多易于被忽视的琐细小事，却成为明朝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分别讲述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六个人在晚明的文官集团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故事。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对后明王朝来说，都是无效的，因为明朝帝国的灭亡已不可避免。

在《万历十五年》中，共有段落七章。在前四章中，作者主要探讨的是帝王万历、内阁大学士中的首辅和在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种种阴影。这四章标题分别为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

万历九岁登上皇帝的宝座，守护祖宗基业。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但是也不得不说万历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充当着那个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机器。从娶后迎妃、册封太子到恋母情结断裂，从依赖张居正、罢斥首辅及宦官、诚心接力父辈道德遗产到怠慢早朝，一系列变化，导致了后来万历与群臣对立的局面。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皇帝，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总有人评价万历万历的昏庸。但我以为，他是个精明的皇帝，即使不上朝，即使与群臣对立，否则他不会在位如此之久。但无论如何，大明帝国还是走向衰落。

在首辅方面，书中主要分析了两个不同性格不同做派的人物：张居正和申时行。作为首辅的张居正和申时行，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处世之道。张居正，文冤阁大学士之首，担任首辅十年。他是万历的老师，万历皇帝和慈圣太后都曾对他极为尊重和信任，正所谓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同时，他也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政治家，他为了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希望通过独裁的手段加强行政效率，尽自

己最大的才智推行改革，最终实现富国强兵，虽未彻底改变大明王朝的命运，但终究使明朝获得了各方面的发展。而对申时行来说，强权不是他的选择。他的思维更中庸、更温和，采用的是调和政策。所以他在行政过程中极力调和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文官集团内部的矛盾，尽量维持官僚体系的稳定，极力维持各方面的平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也使得他被扣上和事佬的帽子。虽然与张居正的行事风格完全不同，但申时行最终还是以辞官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好在，他还能安度晚年。

后三章分别探讨三个人物：清官海瑞，州总兵官戚继光，明朝末代的思想家李贽。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君子律令、道德理想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也因此受到万民敬仰。但很遗憾的说，对于海瑞，帝王家只会把他当门面，而不会真正用他因此，在绝大多数时候授予海瑞的，都是虚权职位。因为海瑞不会为官，也不懂得如何真正的消除社会的黑暗。但海瑞终究是一个为自己信仰而活的人，一生无愧于心。

还有戚继光、李贽，无疑也都是这制度的牺牲者，他们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似乎早已冥冥注定。

正如书中所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在这诸多人物中，关于张居正，我还有一些话想说。

张居正被很多人认为是智慧的象征，是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自万历皇帝登基以来，张居正作为万历皇帝的老师，教育培养他，辅导他如何做一个万众爱戴的好皇帝。十年来，年轻的万历皇帝对老师张居正言听计从，完全依赖并支持他。张居正大力推行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顿朝纲、巩固国防、推行鞭法，使得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使得明朝经济国防等发面都迅速由弱变强，为明朝留下丰厚的家底。但是十年后，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结局，当张居正尸骨未寒的时候，万历皇帝竟抄了张居正的家，把张家子孙十几口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并且革去了张居正生前所有的官职和荣誉。在张居正眼里，万历是他最得意且最器重的学生。张居正一生为国家，任劳任怨，竟换来如此可悲的结局。只可惜，张居正看不到自己的身后事。他看不到万历对张家极不仁慈的血腥报复，也看不到万历怠政、荒政、几乎毁灭了所有政治后备人才的后半生。然而公道自在人心，他的改革之功无法被轻易抹去。或许是因为，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万历皇帝的大权，因而与万历成为对立面，外加从小在万历心中留下的关于张居正的阴影，他才逃脱不了最后这样的结局。历史和人生一样，总是充满很多遗憾。但无论如何，张居正依然靠自己的努力走向天下，名满天下。

如今，经过了四百年的岁月变迁，穿过历史的尘埃，我依然能够看见，张居正，他是勇于用生命、用一生去实践自己理想并实践自己理想的人。我依然能够看见他的孤独与坚强。他有抓住理想不放的决心和勇气。在举世非议的反对声浪里，他能最终超越那个时代所谓的道德信仰，从而孤独地、执着地紧握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我在想，如果老天爷再给他二十年，那样的大明王朝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可是历史不能假如，真正的强者也不相信历史的假如。至少张居正趁自己活着的时候，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他是奔着自己的理想勇敢前行的人，他是明王朝的参天大树，他是宰相之杰。他注定会被人们铭记并敬仰。万历朝结局的时候，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是我2012年读的最认真的一本书，作者是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这本书并非新书，首次英文版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于1981年，至今仍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1982年由中华书局引入中文版，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推荐的“改革开放20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

黄先生以他独特的“大历史观”，跳开习惯性的时间串联叙述，如切片解剖般选取1587年这个明代270多年历史中“无关紧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该书的英文名），从一些看似末端小节的事件说起，最终推导出了惊人的结论——中国封建王朝的真正衰竭始于明朝万历年间，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学过的“万历年是明朝历史的中兴之年”的历史观念！

待到顺着作者的思路，横向（历史年份是纵向）剖析1587年历史中的皇帝、改革家、文官集团以及模范官僚、抗倭名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结论一针见血。

万历年间出现了许多不寻常的人物，首先先说万历皇帝朱翊钧，他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当政四十八年，在即位的前十年里，他勤于学习、励精图治，勤俭节约、纳谏如流，几乎可以称作是历史上难得的“完美”皇帝； “国务院总理”张居正是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极大的加强了明朝的国力，经过十年的经营，明朝逐渐由崩溃的边缘变得国力鼎盛，边关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堪称不世出之奇才； “纪委书记”海瑞，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职位低下时就敢于蔑视权贵，从不谄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众爱戴，被奉为官员的道德楷模；“国防部长”戚继光，精通韬略，军纪严明，抗击倭寇、镇守蓟州，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一个好皇帝配上这么多的文臣武将，就犹如桥牌高手抓了一把好牌，想不打好都难。也的确如此，在万历当政的前十四年，这局牌打得像模像样，用我们现代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35%（一说80%），当时北京一个民夫一年的收入相当于现在的4000美元，那真是国运昌盛、公私饱满。

但是到了万历十五年以后，一切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首先是皇帝怠政，接着罢工，而且一罢工就是三十年，不上朝，不参加祭祀大典，深居皇宫对政事不管不问；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在他死后的第五年，他生前推行的政策被彻底推翻，人亡而政息，万历皇帝剥夺了以前给他的所有冠冕的封号和诰赏，子孙也落得了抄家流放的命运；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底孤独的死去，家徒四壁、医药不备，且被妻子遗弃；同样，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海瑞也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

为何君主勤奋、文韬武略的明王朝在1587年显现出败相？接下来我们从微观层面来分析。

1、被道德绑架的皇帝

现实中的皇帝并不像电视剧中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拿万历皇帝来说，从加冕的那一刻起，就有一大堆的圣贤道德规范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些道德规范把皇帝神化、制度化、典范化，一句话，他必须是神而不能是人。他想在宫中挂几个灯笼庆元宵节，张居正劝谏皇帝要体恤民力，灯笼挂不了；他要赏赐财物给宫女，大臣劝谏明君不可滥赏，赏赐赏不了；他要立小儿子为太子，一大群官员和他辩论不可废长立幼，最后放弃…….一系列的挫折使皇帝厌倦了与手拿道德大棒的官员之间的争斗，挫折感无处发泄，最后选择了长期罢工。

2、挥舞道德大棒的文官 明代文官“士”的精神达到前所未有的畸形，数量庞大的文官前赴后继，以因“直谏”被皇帝打板子、砍脑袋为荣，占据“忠直”的道德制高点，犹如政治押宝，以期有一天翻本带利获得升迁。这种直谏的风气在万历年间尤甚，邹元标和雒于仁就是其中的代表，邹元标靠上书弹劾张居正而遭流放在张死后重获升迁。几次三番的与文官斗争后，万历皇帝看明白了这一点，不再把诤谏者当做尽忠，而知道他们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万历朝是皇帝与文官集团互不相让、彼此抗衡的一个时期。这种局面的结果是明代政治陷入极为低效的状态。

3、能臣不是神

首辅张居正认识到这样一点：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官。在万历的信任下，张居正选择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能臣终究解决不了制度根子上的腐朽，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触怒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加上自身也不清廉，屡次遭到群臣道德上的弹劾、在死后失去皇帝的信任，落得个清算的下场，所倡导的变革也被全部推翻；

4、孤立的道德模范

海瑞是史上少有的所谓“清官”，他的一生体现了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失去了法制的约束，一滴清水澄清不了一锅混汤，他个人的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所以，他的行为显得茕茕孑立。除了作为楷模供奉之外毫无用处，这也是他悲剧的原因；

5、被轻视的技术派

明朝是重文轻武的朝代，由文官所控制的政府和社会，对武将采取歧视的态度。武将除了在疆场上厮杀之外，在军事上无法作为，更不要提在战略制定上有任何的发言权，国家需要的只是一介武夫。明代甚至让军队自己种地补充给养，还要上缴皇粮（有点像曾经的军队三产），造成了军饷不足、兵源奇缺、战斗力低下。1555年，一群几十人的日本海盗竟然在十几万明军的包围中从江浙到安徽等地大肆虏掠，杀死杀伤官兵百姓四千多人。戚继光也许是个例外，他治军严明、战功赫赫，源于张居正对他的充分信任和授权，他才能在军事上有所建树。即便如此，体制内留给他施展的空间仍然有限，他的军事才能并没有体现于整体的战略规划上，而是落实在了小的战术空间内。张居正死后，他同样受到牵连，至死得不到起用。

封建末期的明朝，四书五经的道德标准高高在上确立为上至君王、下至庶民行为的规范，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遏制了法制的成长和发育，明后期几乎没有对洪武时期确立的法律做任何的完善和修改。即便有名君、能臣、道德楷模和技术专家，在以道德为精神支柱、忽视技术、法制缺失的体制内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社会前进的动力被一点点的吞噬，直至消耗殆尽。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的最后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消耗掉了最后回光返照的能量，1587年，在中国的东北，一个28岁的满洲青年努尔哈赤兴兵平定关东，开始了他统一中国的征程，第二年，西班牙舰队开始出征……而此时，中国的明王朝正独自走向没落。

同样看现今的中国，同400多年前有着类似的境遇：执政党片面地宣传和强调道德的作用，希冀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等高高在上的道德伦理标杆来达到上至官员下至平民行为上的自我约束和规范，最近10年的腐败横行、道德滑坡和社会问题频现证明了这种作法是简单粗浅的。我们看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的200多年，都在孜孜不倦的通过完善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基本的道德标准。有了制度的规范，他的总统不必是道德楷模、政治超人，甚至还容许犯点儿小错误（例如拉链门的克林顿），依然能够确保国家不会偏离路线高效运转。

我们来看现今中国最有活力的企业——万科房产，他的董事长有大把的时间去登山和旅游，甚至还不时传出点儿花边新闻，但是企业仍然“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的路线和方针奋勇前进”，他创立的万科房产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王石有空去登山，源于万科有良好的培养人才机制、完善的制度体系和优良的企业文化，如果说斯隆（通用汽车前总裁）开辟了管理制度的时代，无疑在中国开创管理制度最成功的企业就是万科。

姜汝祥博士《经济观察报》中的文章中写到：“作为管理者，我们需要懂得的是，我们的员工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我们不在制度上下功夫，而企图改造人性，能打造出多少圣人？谁又是圣人？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空洞的、高高在上的道德标杆只能作为精神的图腾，可衡量的、实实在在的制度才是促使我们明确目标、不断前进的跑道。这就是我读《万历十五年》最深刻的感受。

第五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对于明朝，特别是万历年间的历史，是极其枯燥无味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王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黑暗时期，而至于好皇帝，更是屈指可数。

万历这个年号本身过去的就很平庸，除了万历末年与努尔哈赤的几场决定性战役，几乎可以略过，而至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则更是可有可无。但聪明的历史学家就能发现其中奥妙，其实在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都与这一年有很大机缘。

黄仁宇老先生，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的大历史观。关于这个,确实让我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有些深奥，令我费解。而从书中内容来看，也是比较枯燥的，然而要深知，像这样的一类书，并不是说一昧地去看故事情节，这不是小说，也不是故事书，而是纯粹的历史书籍，也有着教科书的意思。既然这样，那就应以一名学习者的身份来挖掘它的精华，品味其意思所在。

此书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绍一个人物，以每个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它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的角度来写的。反映当时从皇帝、首辅、地方官员、将军、哲学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从这些朝廷中各种人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阳早已成夕阳，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军事上来说，戚继光——这个孤独的将领，带领戚家军平倭寇之后，并没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许是因为明朝的重文轻武，导致戚继光在此后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而后军事掌控于庸才之手，军事力量也逐渐下滑，到了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明朝的军事力量早已成为不堪一击 的“纸老虎”了。再加上朝中无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满族的铁骑埋没。而从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风邪气盛行，一些忠义之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像这样的朝廷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只能等着灭亡了。而万历十五年，恰恰为此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本书阅毕，到有一种愤慨之情，热血喷张的感受，与对世道苍凉的哀叹!即使是那么平凡、枯燥的文字，却使我情不自禁，历史的确有它的魅力啊!对此我也嗟叹不已!我还得到了题外的启示：黄仁宇善于着手于小事当中，而发现大症结;那我在生活当中不也应处处留心，从小事做起，善于发现问题与观察思考。而我自己也正是缺乏这一点啊!

《万历十五年》使我受益匪浅啊!

作者：刘灿

本书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一本考据比较严谨的历史著作。书中以叙述为主，因而阅读速

度可以较快，作者在叙述中也穿插着不少评论分析。本书共七章，基本上每章主要围绕一个人物展开叙述，其中万历的两个时期分为两章叙述。作者通过描述与之相关的各种小事来不断指出这些小事与那个时代的内在联系。作者详细描述了当时明朝的官僚体系的运行情况和潜规则，描写了朝廷的礼仪并分析了相关成因，作者还对人物进行了心理分析及猜测。通过刻画那个时代一些主要人物的悲剧抨击中国的传统制度。这种写作手法暗示我们历史悲剧不是由几个人决定的，应该以“大历史”的眼光观察。

书名意义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为题有以下意义，“1587年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在这一年，“我国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1587年阳历7月，张居正去世五周年，1586年秋

天万历开始以头晕的理由停止早朝和经筵，之后万历越来越频繁地缺席各项事务。1587年京察之年(六年一次)，申时行对人事进行了很小的变动，稳定了文官们。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信徒大有增加。1587年以后“杨应龙在西南叛变，哱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田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1587年皇储问题(大臣们认为应该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万历要求立爱妃郑氏所生的常洵为太子，双方为此事展开长期的斗争。)开始慢慢引起官员们的关注。1587年黄河几处决堤，1588年潘季驯被任“总督喝道兼理军务”，负责治河。1587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派兵征讨失败，申时行没有对此事仔细追究，这位酋长是努尔哈赤。1587年海瑞去世。1588年1月按阴历计算的万历十五年十二月戚继光去世。1587年以前李贽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

切义务，李贽于1588年剃发为僧。

“演员表”

书中叙述了6个主角：万历皇帝(朱翊钧)、万历前十年的首辅张居正、之后八年的首辅申时行(两者间穿插了不满一年的首辅张四维)、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

主要配角：隆庆皇帝(万历皇帝父亲)、慈圣皇太后(万历皇帝生母)、正德皇帝(明朝第十代皇帝，万历的叔祖)、司礼监太监(宫内职位最高的宦官)冯保、武清伯李伟(仓库中介人、慈圣太后父亲、万历外祖父)、淑嫔郑氏(万历的妃子、精神伴侣，后来被封为皇贵妃)、大学士张四维(张居正下台后做过短暂的首辅后因父亲去世离职丁忧)、前首辅高拱(张居正的前任，万历皇帝上位后不久高拱被赶下台遣返原籍)、治河专家潘季驯、武将俞大猷(戚继光朋友)、耿定向(与李贽有基于人性善恶的争论)、朱熹(理学)、王阳明(心学)、王畿(王阳明入室弟子)、王艮(泰州学派创始人)。

其他人员从略。

万历皇帝

1572年，万历即位。首辅高拱有一次上朝时表现出轻视小皇帝。张居正献计解决高拱，高拱被遣返原籍。之后张居正开始十年当任首辅。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万历的学习在严厉的张老师督促下很刻苦。万历需要学习经书，书法，历史。有春秋两季中每月三次的经筵，皇帝和群臣都需要参加听课，课堂上对礼仪要求很严格，皇帝也是如此。每天要进行早朝，早朝很少间断。每天要批阅奏折，虽然万历不一定能看得懂，但是需要按照规矩批几个字以行使皇帝的权威。每年要进行“亲耕”，请附近的农民一起和官员们参与农耕“演习”。皇宫的生活相对很节俭，保持着本朝的节俭风格。

1572年夏万历降旨将高拱遣返原籍;1577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规张居正应该丁忧，在冯保等的配合下，张居正最终可以在职居丧。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用时三个月，在此期间重要文件还是会送到张居正家。1578年万历大婚，大婚前与慈圣太后同住乾清宫，同住的时间里太后扮演者普通母亲的角色，万历像普通人一样学习不好是要受到处罚的，需要长跪几小时。大婚后，万历基本脱离母亲的监管，有了打破单调生活的机会。1581年慈圣太后身边的一个宫女和万历发生关系，并怀孕了，太后发现后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全国因此减税免刑，1582年张居正病逝，年仅57岁。这一年反张运动开始，朝廷进行长期的围绕与张居正有关联的人的政治斗争。张四维接任首辅，1582冬到1583春皇帝情绪紊乱，张四维提议建造皇帝陵墓。定陵于1584年夏动土。1583年皇帝在会试中出题询问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1584年正式宣布对张居正总结性的罪状。1585年，万历决心将张居正一案作为历史看待。1583春到1585

夏万历频繁谒陵4次。1585年后，万历除了在1588年视察自己的定陵外，30多年没有再走出过紫禁城。1589年万历提出出巡一次遭到诤谏而放弃，从此不再提出巡。

人物分析：万历在张居正主政期间，开始什么都不懂，所以慢慢努力学习，逐渐加深对张居正的依赖，张居正的权势及其同盟逐渐壮大。和母亲分居后，万历对张居正和冯保二人更加依赖。可以说这时到张居正去世两人互相配合达到一手遮天的程度。张居正身死，长期隐藏的矛盾开始大规模爆发，一批批官员遭到攻击清算，万历由于对形势不了解，只能任由其发展，从对张居正的极度信任转而怀疑之前的信任，内心伤害巨大，慢慢懂了官员间的复杂关系。申时行主政期间皇帝已在开始堕落，皇帝慢慢感到自己无形中被囚禁了，权力也并不是很强大，最终因立储一事不能如愿而完全颓废。万历的从积极到消极的态度变化或许正是对制度的屈服吧!

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借助前首辅高拱冒犯新皇帝的契机联合皇帝除掉高拱，从而帮助皇帝巩固权威，也加强了与皇帝的关系。

通过在朝廷官僚中的结党布局，张居正在朝廷达到权倾一时的力量，为其完成改良朝廷的理想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借助皇帝的信任获得了行动上的自由。但是张居正没有做到清廉，在这个讲究节俭的朝代顺应了文官们贪婪的习气，这使得其人格魅力不被所有人信服。张居正过分压制了非本派系的力量，过分强硬给自己树立了太多敌人。张居正的改革损害了太多人的利益，引起其他人的恐慌及不满。

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本应回原籍丁忧，但是张居正利用自己的力量使皇帝特许在职居丧引起文官不满。

吏部尚书张瀚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私下劝告张居正回乡丁忧无效，之后反而被参奏，引起官员们的愤怒。

张居正十年新政，改革文官体系失

败，大规模调动人事引起大量官员的敌视。他实施税收改革，重新丈量土地，但都没有完工。

人物分析：张居正是一种理想主义者，为了达到自己理想而与众多客观因素对抗，妄图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环境。或许是太急躁吧。

首辅申时行

申时行继任首辅后的策略是尽量争取朝廷的稳定，努力平衡各方的势力，努力化解各方矛盾。崇尚无为而治。申时行懂得中国官场的潜规则，知道如何在“阴”“阳”中变换。

申时行主要事迹有三件：

在1587年京察之年，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官员变动非常小。避免了引起大臣之间的斗争，避免激化文官系统矛盾。

申时行错过了在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后到1586年初常洵出生前这几个月立储的时机，于是今后围绕立储发生的矛盾得以展开。

1587年辽东巡抚征讨正在扩张的建州酋长失败后，巡抚与部下围绕征讨过程中是剿是抚的问题互相攻击时，申时行采取不予追究的态度，没有进一步扼杀建州酋长的扩张，这为以后这位建州酋长即努尔哈赤的壮大进攻埋下祸根。当然，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人物分析：申时行追求政治及军事上的平衡，尽量减少矛盾，以无为的理念治理国家，一反张居正的强硬专权风格。

海瑞

海瑞以举人的身份当官，最开始是任福建某县的儒学教授，任期为4年。1588年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在淳安知县任上，他碰上总督胡宗宪儿子经过该县，海瑞巧妙地进行打击。1560年鄢懋卿视察各省表面说节俭，实际上一路铺张浪费，在将到淳安前，海瑞给鄢都院发帖予以揭露，迫使鄢都院不敢前来。1562年海瑞调任江西兴国知县。1562年严嵩被嘉靖免职，他扶植的胡宗宪和鄢

懋卿倒台，但是49岁的海瑞获得升迁。1565年位居户部主事正六品的海瑞向嘉靖皇帝递上奏疏批评皇帝性格及他所做的一切。嘉靖没有处罚他，并保留奏折。1566年，嘉靖决定逮捕海瑞，但没有批复刑部建议的死刑。1567年，嘉靖死后海瑞被释放，威望进一步提高，但是海瑞被任命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官职，于是海瑞巧妙地迫使文渊阁和吏部屈服，任命他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海瑞在当地采取新政，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但是同时触犯了权贵们的利益。最终海瑞被迫退休。1585年被重新启用，1586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向万历提出改革建议引起文官们的震动。万历对此给予指责，不久海瑞于1587年病逝。

人物分析：海瑞在这个时代尽可能地保留了高尚的道德品质，不屈服于权贵，但最终还是无法改造这个国家，不过即使作为一个样板宣传也无人会效仿，让人不禁想起鲁迅。海瑞懂得官场规则，也知道怎么运用，但还是坚持自

己的原则，无法屈就于这个圈子。

戚继光

戚继光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由于对军事训练方法和管理制度进行了创新，使得他带军队的战斗力很强。

为抗击倭寇，戚继光于1559年招募了3000士兵。经过多年抗倭，于1564年他将倭寇赶出其根据地，基本解决了中国沿海倭寇的问题。1567年戚继光的幕后支持者蓟辽保定总督谭纶，将戚继光调了过去。戚继光从1568年开始在此干了15年。他们两人努力改革本地区的军事力量，受到张居正的赏识，改革想法得到了幕后支持。这引起了其他军官的嫉妒。戚继光在此任职三年就稳定了北方的形势。张居正死后不久戚继光被调往广东担任总兵一职，不久被革职，晚年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戚继光的最终失败同样被认为是因为打破了文官之间的平衡。

人物分析：戚继光懂得文官官场的规则，于是能够获得被任用的机会，又

因为自己卓越的才能于是可以功成名就，最终的失败也是因为他理想主义风格与那个时代不相容，所依靠的后台垮台后，自己就只能是一个悲剧了。

哲学家李贽

李贽出生于1527年，1552年中了举人，迫于家庭的经济情况他进入官府工作，但身处下层。1559年父亲死去他去职丁忧。丁忧期满后，李贽来到京城当了国子监教官，但仍无法支撑家庭的开支。1563年祖父去世，他依照惯例得到了上司和朋友赠送的财产。李贽将这笔钱的一部分用于安葬，并利用余下的钱购置了一份地产给妻子。由于家庭极度贫困，两女饿死。1577年李贽就任知府，于是有了收受非法收入的机会。1580年，李贽退休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1587年妻子死后，李贽出家，开始将精力主要放在哲学研究上。1601年，李贽出家的芝佛院被大火所烧。李贽因为言论冒犯了皇帝，被锦衣卫捉拿，著作被烧毁。李贽在监狱中自刎而死。

人物分析：李贽在官场上没有过人的才能，只能因循官场的规则求生，因承担不起家庭负担遭受不幸。在完成应尽的义务后选择出家。因为思想上受人敬仰而受到他人生活救济，最终因思想言论无法被一些贵族阶级接受而受排斥。

细节问题

书中在叙述历史的同时描绘了明朝社会的各个方面。

1、朝廷制度。

朝廷的制度在开创之初本是为了励精图治，让国家更好的发展而设计的，每一个设计意图经过200年的演变最终都完全变样，最终都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朝廷的节俭，薪俸的微薄使得很多下层官员难以生存，迫使较高级别官员贪污腐败。

早朝制度本来是为了让皇帝更好的管理国家，结果这些规矩却将皇帝囚禁起来，使这个国家权力最高者的生活也痛苦不堪。

2、道德治国

以道德治国使得事情没有一个统一的准则，可以有私情，可以有无辜的杀害。可以很大程度地限制所有人的自由。中国历来的以道德来评价贤能本来造就了一大批特权阶级，特权阶级有能力操纵言论，使得机会又倾向于特权阶级。

3、官僚的潜规则

互结派系以保全自己。同一届考生中，同乡，同年，同一个老师门下等都可以作为结党的依据。于是就有各种派系的斗争与平衡。而这没有规则的斗争使得官员花在治理上的精力更少了。

4、诤谏规则

长期积累的诤谏潜规则极大地限制了皇帝的权力，皇帝并不总是一手遮天，在重要的涉及广泛的利益问题或涉及到国家的重要发展问题，大臣们可以联合起来，以默认的规则进行诤谏，皇帝往往会迫于形势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决定。诤谏的人在冒险的同时获得的利

益则是以忠臣之名留名史册，并且会随着政权变化有可能得到升迁，以及完成对一个群体应尽的义务。

5、道德模范的尴尬

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与坚定的个人原则的人，一方面是受统治阶级欢迎的，因为这可以对其他官员的起表率作用，成为提高工作效率的榜样，成为廉洁、不腐败的榜样。另一方面模范官员将受到其他官员的排挤，因为与其相处的官员随时可能被揭发而处于尴尬的境地。

6、哲学家的尴尬

马可波罗以后的一批洋人来中国的一个感受是中国的宗教信仰很开放。每人会强求你改变自己的信仰。但似乎不一定是这样，李贽晚年的境地也许是非正统学说遭到排斥的典型例子。

总评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的是古代历史，反应的问题却是一直未变。生活在那个时代，对于各种人都是悲剧，统治阶级万历等的悲剧、有抱负有能力的改革派张居正的悲剧、拥有高尚道德无人能指责的海瑞的悲剧、善于人事协调的中庸的申时行的悲剧、军事才能卓越的戚继光等人的悲剧、哲学成就很高的李贽的悲剧。

一个时代为何会给大部分人带来了悲剧?这不能归咎于个人的原因，这是社会的原因。而这社会的形成又与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集权制度使得掌握权力的最高层累死、使得行使权力的官员斗死、使得被权力所管辖的人民因大量的不公平及经济潜能无法开发而饿死。制度的几个问题在于集权制度和以道德治国的方法。

黄仁宇讲究以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历史。认为历史的进程在总体上有一定的趋势，这种观点某种程度和唐德刚先生的观点相似，唐德刚所宣传的“历史三峡”理论不也是认为历史的大趋势是一定的吗?黄仁宇以万历十五年左右这一段时期的整体悲剧来说明旧的制度不合

理的必然性，来说明应有另一种制度顺应历史潮流诞生。这种制度是不是民主，或是怎样的民主，还未可知。

梁木生老师点评：

如果看了这本书后再看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会更清晰中国古代政治的运作程序。其实，中国的哪个朝代不是如此，礼教治国、皇帝世袭、大一统观念，决定了中国的政治运行的状态，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一命数，只是黄仁宇先生截取了这一时段罢了!所以，不要为中国2000多年政治的必然感叹，而是因为中国的小农社会必须有一个政治适应它，而这个政治在中国除了皇帝个人专制外没有其他的。于是在这必然的制度下就有了这些人的必然命运，但他们却共同维持着一个使命——统治这个国家。由于这一基本的定式，需要深入讨论的是为何出现礼教治国，而又转化为了礼教杀人，为何必须大一统，这大一统是利还是弊等问题。作者主要限于对皇帝专制本身的分析，应该拉开视野，从中国广阔的土地、小农的经济、庞大的汉族视角分析，可能分析会更加深透。

(刘灿，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2016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