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小时代

第一篇：一个人的小时代

一个人的小时代

时代，看似绵长，优柔寡断，而一旦它背弃起你来，轻易的就像一个陌生人转了身——快得让人花一辈子都回不了神。

或许，是我们都太孤单，只身一人总要向时代妥协，哪怕当时多少豪言壮语，太多人说我们还小却不能否认我们的内心强大，我们不需要经历大风大浪从那么小小的一团长到如今可以担起一份责任，如此艰辛见证我们追求时代的步伐。

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么做是对是错，到底这是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觥筹交错中谈成一笔笔生意，如此犬马声色。

朗读的荒野时代，信息发展的时代“一百四十字”的魅力太大，我们抵挡不了，早已错过了品茗时代，迈入星巴克的时代，醇厚的咖啡，我们舍弃不了，不断接受新事物，舍弃旧事物，这是我们自已选择的生活，选择适应这个时代的方式。

可是往往那些个成功人士，总能在这样的时代游刃有余，觉得有些不公，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已经掌控了这个时代弱点，否则为何他们敢如此胆大？

刘谦在韩庚家里和韩庚拼酒，输了只好答应义务给韩庚个唱设计魔术，庚饭们听闻比消息，个个喜洋洋：又给我们家庚宝省了嘿，而谦迷们也没觉得亏大度表示：免费就免费，哥们儿情义最珍贵，见多了明星们为名厮杀，偶然有这么桩小事还真挺让人赏心悦目。

或许时代愿意接受我们，只要我们真诚。

去年王功权私奔的时候，他的商业伙伴汉庭酒店CEO季琦说，一次有件十万火急的事情要找王功权，他就短信加电话猛呼，好不容易那头接了，声音还压得很低：“我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等结束了再打给你，抱歉„„”一个执掌数亿资产的老总为了听诗歌而不管生意听起来有点荒缪，可是也没准规定赚钱是正事儿，听诗歌就不是啊，人家就是不爱江山爱诗歌，又有什么不对？

果然，有些人就有资本在这个时代选择自已想要的。

当年的《小时代》惹得我掉了多少眼泪，可是仍有人无情嘲笑，很想说那些人为何自已找不痛快，不对自已胃口大可以不看，人家一直就是这风格，没必要因为你的只言片语而改变，如此纠缠，何必？

承认自已渺小，却不能忽视自已内心强大。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已的时代。

一个人的小时代。

高二（1）班 王诗旭

第二篇：一个人小活动主持词

请大家就坐并保持安静，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为保证选手优秀的发挥不被打断，请大家讲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的配合。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某某大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主持人某某。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今晚到场的各位评委，他们分别是：（手写单位、姓名）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大赛本着扣紧时代主旋律，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为宗旨，通过前期的报名，总共有

名选手参加本次比赛！让我们期待他们精彩的表现。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进行第一环节：初次印象测评

选手自我介绍（包括应聘的职位以及未来工资要求），评委进行第一轮评定。有请一号选手

开始进行比赛。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环节：职业能力测评

播放选手自制的ppt或者VCR，参赛者讲述自己的基本资料，个人爱好，以及在社会上的工作经历和认识，由评委代表提出一个针对求职者职位要求的相关职业问题，选手回答提问。评委点评（可由多个评委点评，视情况而定）并且根据第二轮情况进行第二轮评定。最后一个环节：综合能力测评

现场观众与参赛选手互动问答，评委根据选手作出的回答进行评定,面试成功者由评委代表发放模拟推荐信，面试失败者由礼仪小姐发放小礼物一份。请大家稍等几分钟，比赛结果即将揭晓。

宣布成绩，从三等奖到一等奖（一等1个，二等2个，三等3个，约2分钟）。请各位评委给上台选手颁奖并拍照留念。

最后，衷心祝愿大家从今天开始，规划自己的职业人生，让自己赢在职业的起跑线上。我宣布：第四届“职来职往 赢在川大”求职演练大赛到此结束。有请所有参赛选手与所有的评委老师及工作人员一起上台合影留念。

第三篇：一个时代的剪影

一个时代的剪影

——《高考1977》观后感

0805010108

文学院

廖连连

***

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

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就是老舍跳进天平湖的年代。

——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

1976年以后，当人们从那场无比疯狂和荒诞的“大骗局”中恍然清醒之后，表现文化大革命主题的电影就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中也不乏许多经典之作，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田壮壮的《蓝风筝》、张艺谋的《活着》、姜文的《眼光灿烂的日子》等等，人们都从不同的视角沉重的画面摄深入的表现那代人的生活，引人反思。王海洋的《高考1977》浩海如烟的电影中实在算不上是一部经典之作，电影表现出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意蕴内涵不足，情节也相对粗糙，男女主角的形象也不够生动和丰满，但是不能否认电影的主题价值，电影别出心裁的将聚焦点放在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的1977年——关闭了十一年的高考闸门首次开启，这一年的高考凝聚了太多人的希冀，承载了太多的青春的梦想，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更是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拐点。

电影叙述的是东北某农场的知青青年在1977年前后发生的事情。70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他们更单纯、更热情、更守纪律，更爱国，但同时也更倒霉，因为他们成长在一个不理智的年代，在他们的人生刚刚开始飞扬的时候，被一种极大的盲目的狂热情绪所感染，纷纷离开学校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的内心满怀崇高感和自豪感，很多年轻人做了巨大的自我牺牲。后来才发现原来这种牺牲毫无价值。那时候他们还是孩子，在农村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他们想家想爸妈想读书，可是回家遥遥无期。知青青年在日复一日的单调艰苦的劳动中被折磨的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们的内心孤独而苦闷，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他们犹如在绝望的黑暗中看到了曙光。电影中的很多关于友情爱情和亲情的情节，都蕴藏着各种活生生的人性情愫，彰显出人性复苏的光辉。

故事的结局是欢喜的，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所有的矛盾冲突都在互相理解中悄然冰释，农场里的大多数知青青年如愿以偿考到了自己理想的大学，结束了那种暗无天日的劳作生涯，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故事发展中也又几处沉重的笔调，如张国强的绝食抗争，小根宝的死亡，潘志友的弃考等，但是在那场巨大民族悲剧的大背景下，整个民族都为那个严重的历史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相形之下，个人的这些牺牲似乎太微不足道了。我想这是导演有意将那段历史的悲剧色彩淡化了，把那段心酸的历史变为回忆中的暖色，毕竟30过去了，时间给了那段历史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他们那代人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也逐渐显露其深刻的意义，回望那段时光，原来承受过的苦难沉淀为丰富的阅历，他们那代人成为了中国社会建设的中流砥柱。

那段历史已经永远的过去了，现在所有的青年都拥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社会对知识分子也越加重视。就如汪曾祺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是善良的。除了已经死掉了的，大多数人都还在努力的工作，认真的生活，一来他们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要做点事，二来是对生他们养他们的祖国依然深怀感情，但是要恢复年轻时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透了看淡了，对现实多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怵的，人的心，是脆的。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是不能忘记的，它时刻提醒着当政者，为政必须谨慎，更重要的是它引起我们的反思，如果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果仅仅掌握在一个或者几个人手中，那么这个民族是危险的。所幸我们的社会已经清醒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而又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道路难免曲折，但是前途始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中有一种创造的新生力量汹涌涤荡，吐垢纳新。这是我们深刻乐观的基础。

第四篇：一个时代的胜利

一个时代的胜利

作者： 施京吾 | 发表时间：2014.09.01 刊发于总2075期《中国经营报》[先锋话题]版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1976年1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这首词汪洋恣肆、纵横万里，写于1965年5月，距作者初上井冈山的1927年，时隔三十八年。而词作正式与世人见面的1976年，离今天也刚好是三十八年。

1976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年份。

最近，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开头就涉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剧中“接班人”华国锋的一句话引起人们热议：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四人帮”便束手就擒。中国当代社会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生前“布置”过这一重要任务。但毛泽东对“四人帮”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倒是千真万确，他曾在多个场合对“四人帮”提出批评。只是，这些批评是否严重到要抓捕他们的地步呢？ “九一三”后重新洗牌

十年“文革”期间，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接班人”合法性危机。第一次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外逃事件。

“文革”之初，林彪是毛泽东最为得力的支持者之一，“文革”走向全面内乱，林彪的推波助澜起到极为恶劣的作用，期间不少著名“话语”，比如“天才论”、“政变经”、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都出自林彪之口。

随着“文革”不断深入，江青、张春桥与林彪既有通力合作，也有互相拆台。林彪事件后，江青势力一步步扩张，到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逐渐形成“上海帮”，也就是“四人帮”。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年近78岁的毛泽东打击极为沉重。此后，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而经此突变，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文革”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怀疑开始取代狂热，毛泽东对之不会不有所警觉，也不能不抱有戒心。

毛泽东一方面恢复了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和政治待遇，另一方面为防止“文革”遭到否定，他对“四人帮”也显得愈发倚重。林彪垮台被描述成“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个胜利”。在随后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继续推行极“左”路线并演化成“批林批孔批周公”。

对周恩来的批判，也导致“四人帮”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毛泽东尚能视事之时，他们还有所依靠，一旦毛泽东不在，局面如何变化就不好说了。年迈的毛泽东亦有为难一面——要维护“文革”政治和思想上的合法性，就不得不依赖于“四人帮”，可是“四人帮”除了执行极“左”路线和胡作非为外，实在不具备真正的治国能力，要维持偌大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基本运行，根本不能指望他们。

对实际上尖锐对立的“两派”，见惯政治风浪的毛泽东，不断努力进行平衡和再平衡。

于是，下放江西“接受改造”三年多的邓小平，经周恩来居中安排，于1973年初回到北京，被一步步推到前台。

起用邓小平，使“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受到一定压制。整个1974年，毛泽东多次批评了江青。在3月20日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写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7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提出告诫：“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又跟与会者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央有个“上海帮”，并且表示，江青不代表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尤其在当年10月“风庆轮事件”（编按：“四人帮”借国产远洋轮船风庆轮返国一事，发动针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所谓“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大批判）发生之际，先是王洪文赶赴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江青又于11月12日写信向毛泽东提及“政府的人事安排”。这都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当日即在江青的信上写下严厉的批示：“不要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一个星期后，11月20日，毛泽东再次发话：“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在路线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的情况下，每一条来自拥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的意见，显然都十分重要。政治角力中的邓小平

持续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原本衰败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1974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为4024亿元，比上一年只增加了1.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为0.3%，农业总产值增长为4.2%。除原油增长幅度较大，达到21%外，棉花、钢、原煤的生产均有所下降，财政收支方面也有7.7亿元的赤字。

1974年4月，经毛泽东首肯，复出后的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做主题发言。10月4日，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重新进入领导核心，同时又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顺利当选第一副总理，代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而“四人帮”集团成员仅得到文化部、卫生部和体育运动委员会三个部长级职位。组阁企图遭到挫败。但此次大会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邓小平的工作因此受到严重制约。

1975年，是邓小平复出后施展拳脚，实行全面整顿的一年。

在经济领域，他要求整顿生产秩序，停止各地各单位的派系斗争，逐步恢复停滞不前的生产，首先从铁路部门开始，使铁路运输开始正常起来。在政治领域，整顿主要是以“解放老干部”为主，将许多因各种罪名蒙冤的干部从监狱、牛棚、农场解放出来，并部分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此外，还包括文艺、教育、军队等方面的整顿，力争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仅仅一年的整顿，效果立竿见影，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了11.9%，达450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6%，除棉花产量继续下降外，工农业主要部门全面增长。

在邓小平主抓经济和社会秩序整顿的同时，毛泽东没有放松在思想理论领域对“文革”路线的捍卫。1974年10月20日，他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专门谈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姚文元、张春桥为此先后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及《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文章，还先后发动了“反经验主义”“评《水浒传》”等运动。

“四人帮”积极推行极“左”路线，必然会与邓小平、叶剑英等坚持稳健作风的老干部们发生冲突。为此，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他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又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从这些批评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不满，但也很难说他有从政治上根本解决“四人帮”的意图。他的判断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搞平衡起用邓小平，“四人帮”受到的最直接损失是，本来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的新“接班人”王洪文，被晾在一旁。向左走，向右走？

到1975年下半年，病体沉重的毛泽东依然把承认“文革”的合法性及延续其一贯路线，视为高于一切社会经济现实难题的关键。此时，侄儿毛远新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在多次汇报中直指邓小平有否定“文革”的迹象。

比如他在一次汇报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编按：即谢静宜，与迟群同为“文革”时极“左”派人物，一度掌控北大、清华）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的一大堆。3.对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又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还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些处处指向邓小平“命门”的汇报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很快就显示了出来。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的四位领导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迟群、谢静宜的不少问题。由于信件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毛泽东批示道：“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四人帮”以此批示为依据，于11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在发布周恩来逝世讣告时，控制宣传的“四人帮”规定报纸用很小尺寸刊登周恩来遗像，并想方设法限制对周恩来悼念的报道，这与当时周恩来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地位极不相称。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就在华国锋被任命当日，张春桥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其中“去年的一号文件”是指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文件。张春桥这个“有感”，对中央人事安排的抵触情绪强烈。

2月25日起，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陆续向地方上传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四·五”质疑“文革”

同样是1976年2月中下旬起，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

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文汇报》，删去了周恩来表扬雷锋精神的四句题词。3月25日，该报头版又发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文，其中有一句十分拗口的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两件事引起国内民众极度反感，纷纷对《文汇报》提出强烈抗议。

在南京，自3月24日起，大学生们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持续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这成为稍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导火索。3月30日，南京大学的学生用油漆和柏油将“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标语口号，刷在驶向全国各地的列车车身上。当天，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王洪文的强硬表态，丝毫没有改变事态的发展方向。3月31日，南京街头再次出现指名道姓的大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这实际上已经将国内民众痛恨“四人帮”、厌恶“文革”的立场公开化了。

4月1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将上述情况定性为“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并要求彻查到底，揪出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

南京的抗议活动开始蔓延全国之时，3月30日，在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周恩来。4月1日，“天安门诗抄”中最著名的一首诗贴了出来：“欲悲闹鬼叫，我哭财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被“四人帮”方面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受到重点追查。诗的作者，是来自山西的青年王立山。

日后搜集整理的大量“天安门诗抄”显示，这次运动既是民间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强烈抗议，也是对“文革”乱象的积极反思。

4月4日，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进入高潮，参与人次多达200万。据统计，当天堆放在纪念碑前的花圈共有2073个，署名单位1400多个，被认定“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个案至少48起。在当晚紧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予以镇压。

4月5日晚采取镇压行动后，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听取北京市方面对此次行动的情况汇报，并将事件进一步升级为“反革命**性质”。随后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于6日中午11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如此大规模的民众“对抗中央”的活动，必然会有人要付出代价，这就是邓小平。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政治局刚通过的两个决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按照以往的一贯原则，邓小平作为天安门“反革命**”的“总后台”，性质极其严重。但最后处理时，“留党察看”，也就是说，毛泽东手下留情了，邓小平的错误终究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按哪个方针办？

1976年的中国，真可谓流年不利：1月8日周恩来去世，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毛泽东风雷激荡的一生，也即将走到尽头。他撒手人寰前不久，曾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王海容（毛的表侄孙女，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等人，交待后事。

在这次自认“盖棺定论”的谈话中，毛泽东表示，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对方赶到几个小岛上去，此事反对的人不多；另外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说：“你们都知道，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显然，毛泽东预见到了身后可能出现的局面，尽管不久前他还强调“要团结，不要分裂”，但心里大概也清楚，党内各派根本无法“团结”，而他也无能为力了。

9月9日零时刚过，毛泽东溘然长逝。

毛泽东去世当天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主题议程是讨论毛泽东讣告和悼词的文稿，江青却向华国锋发难，要求马上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此事既不合常理和人情，也明白显示，个性倔强且在党政军及民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邓小平仍然留在党内，对“四人帮”始终是潜在的巨大威胁。

另一个政治焦点是，毛泽东的最后遗言，到底是“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仅从字面上看，这两句话的意思几乎完全一致，问题在于，前一句是由华国锋传达的，后一句则是出自“四人帮”之口。用谁传达的遗言，则意味着谁在控制着中国政治和未来的话语权，也就意味着，谁是毛泽东真正合法的“接班人”。个中争夺之激烈，可想而知。

9月16日，“两报一刊”（编按：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文革”期间发布极左言论的主要官方喉舌）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在这篇社论中，“四人帮”突然抛出“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遗言”，姚文元又多次给新华社打电话，要求反复宣传“毛泽东遗嘱”。据不完全统计，自9月17日至30日14天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红旗》杂志、《学习与批判》杂志和新华社《内部参考》等7种报刊，有236篇消息和文章登了“按既定方针办”内容。

对此提法，华国锋明确表示反对，10月2日，他在审阅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草拟的联合国大会发言稿时删去了这句话，并说，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但张春桥却阻止这一批示下发。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署名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充满了火药味：“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表明，“四人帮”与华国锋及老干部们的冲突，已到决一雌雄的生死关头。人心向背 顺逆存亡

不愿功亏一篑的“四人帮”发出公开挑战，触发了“文革”末期的中共的第二次“接班人”合法性危机。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不论在党内还是在政府层面，都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四人帮”无论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一旦绕过华国锋这位最高领导人，都可能会被视为“篡党夺权的阴谋”。问题是，“阴谋”确实存在，并且非常密集。

9月9日当天，迟群在其掌权的清华大学讲话，公开表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白卷英雄”张铁生在老家辽宁发声唱和：“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

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他还表示“华已经是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

9月19日，并非政治局常委的江青提出，要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重大问题”，参加人员由她指定——并非常委的江青本人及姚文元、毛远新参加，而身为常委及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却被排除在外。这遭到了华国锋的断然拒绝。

王洪文又在未经过政治局认可的情况下，让手下以中央办公厅名义给地方发通知：吊唁毛泽东期间发生重大问题，须直接向王洪文汇报，试图切断各省市自治区与政治局的联系。控制媒体的姚文元指示新华社给江青写效忠信，迟群、谢静宜则以清华、北大全体师生员工家属的名义给江青写效忠信。9月28日，江青发话，要迎接“最盛大的节日”、等待“特大喜讯”。

这些“暗战”中，最具威胁的，是在上海搞串联以及试图插手军队，为武装夺权作准备。9月28日，张春桥委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给上海市委常委传话——“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甚至还调动了沈阳军区的装甲师进京。

对广大中国民众来说，幸运的是，事情的最终发展并未如“四人帮”所愿。叶剑英建议“以快打慢”，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人与叶帅通力合作，于1976年10月6日一举逮捕了“四人帮”。

事后回顾，“四人帮”轰然倒台，不仅仅因为他们慢了一拍。失去最有力的靠山毛泽东，他们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呼风唤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十年“文革”中近乎疯狂的表演以及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已导致其彻底失去人心。相信经历过1976年夏秋之间那次重大转折的中国人，对此都深有体会。

所谓“失道者寡助”，信哉斯言！

而“四人帮”覆灭后的那段时间里，尽管邓小平仍赋闲在家，但神州大地上上下下都渴望改变、渴望发展的力量，已如一股奔涌的洪流，难以逆转。这位年过古稀的小个子，众望所归，即将可以甩开膀子“再干二十年”，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第五篇：《世说新语》：一个时代的缩影

《世说新语》：一个时代的缩影(转贴)

《世说新语》是对中国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特别是士人精神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一部古典名著。它以生动传神的笔触，优美精炼的语言，分门别类记录了汉末、三国、两晋人物的遗闻轶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道，特别是士族阶层，广泛反映了魏晋时代两百多年间的政治斗争、学术思想和社会风尚，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正如吾师行需先生所言：“虽系小说家言，未可直以小说视之。其于魏晋社会政治、哲学、宗教、文学以及士人之生活风貌、心理状态，莫不有真实记录。”宗白华先生甚至拿《世说新语》来指称汉末魏晋六朝这个时代，称之为“世说新语时代”。用一部书来代表一个时代，除了孔子的《春秋》，在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史上恐怕是少有的现象。因此，自其问世一千五百余年来，《世说新语》颇得文人学士爱赏，为案头必备之书。

《世说新语》分类系事，内容十分丰富。全书分为三十六篇，也就是三十六个门类，首列《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篇，即是所谓的“孔门四科”。这四篇不仅排列在最前面，而且分量也很重，其中《言语》和《文学》都在一百则以上。这四篇整整一卷，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因此有人便以为《世说新语》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前四篇源本儒术，是全书的本体，为经；后三十二篇为纬，前后互相发明。实际上，《世说新语》的内容并非如此“经”、“纬”分明，以孔门四科居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尊儒的思想，但就全书而言，内容还是较为复杂。后三十二篇大体上可分为褒赏和贬斥两大类型：《方正》、《雅量》、《识鉴》、《品藻》、《规箴》、《豪爽》、《自新》、《栖逸》、《贤媛》等篇属褒赏类；《宠礼》、《任诞》、《简傲》、《轻低》、《假谲》、《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纸漏》、《惑溺》、《仇隙》等篇则属贬斥类。书中那些“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放举动，如刘伶的裸形与嗜酒，阮籍的蔑视礼法，编者都把它归在带有贬斥之意的《任诞》篇中。《任诞》篇中还录有王恭的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玩味这段话的意思，似乎带有对名士的轻视和嘲讽。但是，书中同时也有大量称羡清谈名士，畅扬老庄之学的内容，如玄学家们谈重论道的场面和风姿，以及他们论辩的玄理，不仅在属于褒赏的《雅量》、《识鉴》、《品藻》等篇中有充分的反映，而且在属于“孔门四科”的前四篇中也随处可见。由此可知，认为《世说新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说法未必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事实上，魏晋时代，儒学式微，玄风大畅，这是一个精神极为自由、思想极为解放的时代。《世说》一书倒是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

《世说新语》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和险恶残酷的政治斗争，并广泛反映了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批判作用和认识作用。例如，《尤悔》篇记载魏文帝毒死其弟曹彰，母后向他求饶：“汝已杀我任城（曹彰），不得复杀我东阿（曹植）”，但后来曹植还是被文帝迫害抑郁而死。此篇还记载了丞相王导为晋明帝陈说晋得天下的秘诀：“诛夷名族，宠树同亡”，这便是统治阶级自供的“统治术”。《汰侈》等篇描写官僚士族阶级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他们争豪斗富，暴珍天物，简直骇人听闻，令人发指。例如，王武子用人乳喂猪；王恺用饴糖洗锅；石崇用蜡烛烧饭等等。石崇是个大官僚，又因抢劫而成巨富，他家的厕所常有十余婢女侍立，上完厕所要更换新衣，弄得客人都不好意思去上厕所。他宴请宾客，常使美人劝酒，如果客人不饮，就把美人杀掉。一次宴请丞相王导和大将军王敦，王敦故意不饮，石崇连斩三美人，他还不肯饮，王导劝他饮，这位大将军却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如此凶残暴虐，哪里还有半点人性！

《世说新语》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这一点古人早已有所认识。宋高似孙《纬略》云：“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宋刘辰翁等批点《世说

新语》本有王世《序》云：“临川王生长晋末，沐浴浸溉，述为此书，至今讽习之者，尤能令人舞蹈，若亲睹其献酬。”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读其语言，晋人面日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我们说《世说新语》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并不是说不存在小说的因素，因为小说在一些基本文学手法上与其他文体是相通的。在我看来，《世说》的文学成就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物的刻画，一是语言的运用。

《世说》全书涉及各类人物多达一千五百余人（包括刘注），刻画了许许多多謦咳犹存，栩栩如生的魏晋人物，如“竹林七贤”及陆机、陆云、张华、左思等文人才子；何晏、王弼、孙绰、殷浩、刘J炎、王衍等清谈名家；王导、谢安、桓温、陶侃、顾荣等名臣名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顾恺之等书画大家……真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名士的人物画卷。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就是通过《世说》中这些人物活脱脱地表现出来的。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在比较中刻画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如《德行》篇“管宁与华歆共园中锄菜”，《方正》篇“陆机与陆云对卢志问”，《雅量》篇“谢安与王坦之赴桓公宴”等都是通过比较来突出人物性格，显示人物优劣的。第二，善于抓住带有个性化的言行举止，写出人物的神韵。《世说》往往通过一、二特异的言行，使人物在简短的篇幅中神情跃然，气韵生动。例如人们所熟悉的故事王羲之“东床坦腹”（《雅量》），就十分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率真任性、通脱超逸的神韵。再如《任诞》篇写刘伶裸体和阮籍宿邻妇等狂放之举，亦属此类。第三，注重细节描写。《世说》尽管篇幅短小，但在短小的篇幅中却常有精采的细节描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雅量》篇写顾雍与客下棋，忽闻丧子，神气不变，继续下棋，“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这一细节便具体而生动地表现了顾雍临大事而不乱方寸的坚毅性格。其他如夸张、比喻、心理描写等手法在《世说》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世说新语》的语言极具特色，日本文化年间（相当于清嘉庆年间）恩田仲任所撰《世说音释》一书，前有营原长亲《序》云：“《世说》之书，玄旨高简，机锋俊拔，寄无穷之意于片语，包不尽之味于数句。”这已概括了《世说》的语言特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谓“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讲的也是语言风格问题。

《世说》的语言有两大特色：一是简约，二是口语化。《世说》的语言高度简炼而又隽永传神，极富表现力。语言的简约，既是篇幅短小的必然要求，也与当时谈玄的风气密切相关。清谈家十分注重语言艺术，讲究含蓄和隽永。《品藻》、《赏誉》等篇中，品题人物常常仅用几个字来概括一个人的品性特征。如《品藻》篇第三十六则：“抚军问孙兴公云：„刘真长如何？‟曰：„清蔚简令。‟„桓温如何？‟曰：„高爽迈出。‟„谢仁祖如何？‟曰：„清易令达。‟……”还有用两个字品题人物的，如“标鲜”、“穆少”、“清通”、“彻朗”等等。如此简约的言辞，在其他书中恐难见到。至于语言的机智，应对的巧妙，常常令人惊叹不已，拍案叫绝。例如孔融与陈韪的应对（《言语》），邓艾口吃与晋文王相戏（《言语》），嵇康树下锻铁与钟会相讥（《简傲》）等等，不胜枚举。

《世说新语》中保存了大量的六朝口语，由于历史的演进和语言的变化，成了我们今天阅读的语言障碍。例如，“阿堵”、“如馨”、“宁馨”、“兰阁”等口语方言或梵语词汇，既使《世说》带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增强了语言的通俗性和文学性，也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了困难，如果不借助注释根本无法读懂。因此，我们在注释的时候，尽量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扫清这些“拦路虎”。另外，《世说》的语法和虚词的使用，因为接近口语，也有一些特别之处。正因为《世说》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被称为中古汉语的“活化石”，许多语言学家把它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