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共产党领导人：扛起“人民战争”大旗（大全）

第一篇：尼泊尔共产党领导人：扛起“人民战争”大旗（大全）

尼泊尔共产党领导人：扛起“人民战争”大旗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领袖普拉昌达，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每隔一两周，他都要换个住处，以防暗杀

发自加德满都 松 张 本刊特约记者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的头号人物普拉昌达坐到了记者面前。直到见到他的那一刻，记者都有些不敢相信——记者只是“打了一声招呼”，他就爽快地同意接受采访。这个曾经很神秘、不肯与外界打交道的尼泊尔风云人物，为何突然愿意以真面目示人了呢？

2007年2月13日，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首都加德满都举行该党开展“人民战争”11周年纪念活动，数十万群众参加了游行和集会。在此次活动中，该党领袖普拉昌达很罕见地现身了——25年来第一次在如此大型的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

现年55岁的普拉昌达是尼共(毛主义)的一号人物，也是尼泊尔最神秘的人。在2006年以前，尼泊尔媒体上几乎没出现过他的照片，也不曾有记者在尼泊尔境内面对面地采访他；绝大多数尼泊尔人只听过他的名字，但不知其真容。那时候，甚至有传言说，普拉昌达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反政府武装”特意编造出的名字，以便迷惑政府军。

记者早有采访普拉昌达的愿望，于是在他发表公开演讲后，马上发出了采访意向。不承想，他居然痛快地答应了，甚至特意将采访地点安排在他的住所。

按照约定，记者来到加德满都泰米尔区的一家旅馆。旅馆位于加德满都繁华、嘈杂的闹市区，建筑不大，只有几十间客房，除了尼共(毛主义)成员之外，并无他人入住。接待人员说，他们租用了整座旅馆，作为普拉昌达的住所兼办公处。记者看到，旅馆门前把守着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每个楼层都有士兵站岗。当地的朋友告诉记者，这些士兵都是该党最精锐的战士，配备有苏制AK-

47、美制M-16步枪以及机关枪。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足以应付至少一个营敌人的进攻。

短暂的等待后，传说中的普拉昌达终于出现在记者眼前。他中等身材，头发已有些花白。“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位中国记者，非常感谢你来采访。”普拉昌达的开场白谦和得让记者感到惊讶。随后，他的手伸了过来，长时间、很有力地同记者握手。此时的他，更像是一位举止文雅、谈吐得体的学者，哪里像传言中的“土匪”头子。

普拉昌达似乎一眼就看出了记者惊异的表情。他指着身上的灰色西服说：“去年6月„进城‟之后，我们才开始穿西装和皮鞋，这是体现我们党形象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以前，由于经费缺乏，我们的制服都是自己生产的。我们也穿从中国进口的T恤衫。中国货既便宜又耐穿。”

寒暄之后，普拉昌达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述他20多年来的“激情岁月”为了革命，背叛自己的种姓

“1952年，我出生在尼泊尔博克拉市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真名叫帕苏巴·卡麦尔·达哈尔。普拉昌达(尼泊尔语意思是“愤怒之火”)只是我的外号。当年在游击队里，为了掩护自己和保护家人的安全，我们每位领导人和指挥官都有一个外号。虽然我的家族属于最高种姓婆罗门，但我和马克思、列宁一样，背叛了自己的种姓和阶级。我们发动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度‟，打破压迫尼泊尔劳苦大众的种姓制度，解放低种姓人民。正因如此，大批低种姓少数民族群众加入了我们党。在内战期间，我们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少数民族同胞。”

从中学时代起，普拉昌达便接触了共产主义理念，对中国革命尤其感兴趣。上世纪70年代，从奇特旺农业大学毕业后，普拉昌达曾在一所中学里教过两年半的书，也曾在美国国际援助署资助的一个农村项目中工作过半年。这之后，他便成了尼泊尔共产党的专职干部。

扛起“人民战争”大旗

20世纪90年代初，普拉昌达与尼泊尔其他共产党人一样，主要从事地下活动。当时的尼共四分五裂，形成多个派别，其中一派参加议会选举，成为参政党。但普拉昌达坚持认

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应当向“资本主义”主流政治妥协。1996年2月，他和军师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向政府提出了包括推翻君主立宪制、废除不平等条约等40项政治主张，要求政府立即回应。但当时的德乌帕政府未能在最后期限来临前给予答复。于是，当年2月13日，普拉昌达率众从加德满都转移到西部罗尔帕县的深山老林里，开始了武装斗争，揭开了尼共(毛主义)“人民战争”的大幕。

“当时，我们的队伍只有一百来号人，唯一的武器就是两支破旧不堪的短枪，其中一支还不能用。我们联合当地的贫苦农民，用自制土枪袭击防卫薄弱的偏远警察哨所，缴获他们的武器；也想方设法从黑市上买一些武器；后来索性培养自己的工程师，办地下工厂，自造武器。罗尔帕县是„人民战争‟的起点，因此，同志们亲切地称它为„尼泊尔革命的延安‟。”

短短半年，普拉昌达就发动了5000起小规模袭击，他旗下游击队的规模也随之壮大。但此时，尼政府仍对他们不屑一顾，甚至认为他们不过是小打小闹的“恐怖分子”。但到了2000年，政府军才猛然发现，普拉昌达的游击队已人数过万，控制或影响着尼泊尔的半壁江山。

普拉昌达回忆说：“在罗尔帕，我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外人要想进入，就必须拿到我们开的„路条‟。在根据地，我们建立起自己的„人民政府‟，设立了„人民法庭‟、税务机构，行使„政府‟权力。此外，我们还开办了许多中小学校，战士们和贫困村民的孩子都可以免费接受教育。为帮助村民解决经济困难，我们建立了„金融合作社‟，办起了各种小型工厂。这不仅使游击队在衣食住行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满足了村民们的生活需要⋯⋯”

“为我定做暗杀计划”

尼泊尔政府军终于坐不住了，开始展开大规模的“围剿”行动。搜捕普拉昌达，自然是“围剿”行动的首要任务。不过，普拉昌达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据说，他和其他尼共(毛主义)领袖都同时拥有至少3部电话，每部只与一位特定领导人联系。因此，就连游击队其他领袖也无法得知普拉昌达的确切行踪。按照尼共(毛主义)的纪律，除非情况特殊并有严密的安全措施，否则，任何两位领袖都不得同时在一个地方过夜。当领导人召开重要会议时，士兵们会在方圆5公里内严密布防。

在尼泊尔10年内战中，为了便于指挥战斗和确保自身安全，普拉昌达曾在印度秘密居住了5年多。尼国内有人抨击普拉昌达这是“卖国投敌”。普拉昌达则解释说：“印度把尼泊尔反政府武装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对包括我在内的尼共(毛主义)领导人都恨不得全部抓进监牢，真正保护我们的是侨居印度的尼泊尔同胞。”

在印度，普拉昌达曾多次逃过警方的追捕。2005年初的一天晚上，他原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尼共(毛主义)的另一位领导人。但由于时间太晚，他听从妻子的建议，将会见改为次日。结果，就在当天约定时间过后5分钟，他准备会见的那位领导人即遭印度警方逮捕，并被遣送回了尼泊尔。

谈到这里，普拉昌达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我们的情报系统不断收到消息，说„统治阶级‟为我„量身定做‟了多套暗杀计划。”为了躲避随时可能发生的袭击，他现在每隔一两周，就要换租一家旅馆。

没打过仗的“反政府”领袖

或许是出于对中国记者的信任，普拉昌达竟然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别看我是„反政府武装‟领袖，但实际上，我从来不带枪支等武器。”记者问他是否会打枪。普拉昌达说：“我只简单地学过使用手枪，但绝对不是神射手，更不会贴身搏击，也从没有亲自打过仗。仅有的几次危机时刻，我都是在警卫们的掩护下撤离的。”

不过，普拉昌达对排兵布阵却很精通。据说，在他的指导下，尼共(毛主义)组织中涌现了一批骁勇善战的指挥官。

令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普拉昌达还透露了另外一个秘密。2004年底，他与军师巴特拉伊在对印度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当时，他主张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反对“印度扩张主义”；可巴特拉伊坚持认为，在党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不应将印度作为主要敌人。结果，普拉昌达得到了尼共(毛主义)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巴特拉伊及其妻子雅米双双被逐出中央委员会。“不过还好，巴特拉伊很快便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向中央委员会做了检讨。”2005年下半年，他们夫妇二人重新回到党的领导层，并且得到普拉昌达的重用。现在，巴特拉伊是尼共(毛主义)的二号人物。

内战结束后，尼泊尔大中城市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上，都出现了普拉昌达的肖像和尼共(毛主义)的宣传口号。尼共(毛主义)还在加德满都组织了两次大型集会，每次都有数十万人参加。尤其是今年2月13日举行的纪念“人民战争”11周年的政治集会，由于普拉昌达亲自参加，更是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

尼泊尔媒体最近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尼共(毛主义)的支持率稳居前两位，普拉昌达本人则与年届85岁的现任首相、大会党资深领袖柯依拉腊一起，成为尼泊尔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但是，要将个人魅力转化为现实政治优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普拉昌达颇为感慨地对记者说：“搞武装斗争容易，搞政治斗争太难。”目前，已有一些支持者开始质疑他是否忘记了当初开展武装斗争的宗旨，批评他整日周旋在加德满都的“精英”圈子里，却将尼共(毛主义)许多兄弟“扔”在兵营里挨饿受冻⋯⋯对此，普拉昌达说：“我本人并不想长期当尼共(毛主义)的最高领导人。几年后，如果尼共(毛主义)能顺利取得政权，我将不再担任主席一职。至于政府职位，我也没有什么兴趣。”他说，将来退休后，他会潜心研究理论问题，给党当好顾问。

在首都的日子依旧“寒酸”

在“革命生活”之余，普拉昌达喜欢做些什么呢？他告诉记者：“年轻时，我十分喜欢足球、排球，曾经是高中足球队的队员。但自从投身革命后，这些爱好就基本放弃了。”

普拉昌达和妻子育有4个孩子：3个儿子和1个女儿。他们都是尼共(毛主义)的全职干部。在家人和亲属眼中，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喜欢讲笑话、唱印度歌曲。2006年5月，在阔别5年之后，普拉昌达回到故乡，看望了年逾七旬的父亲。当时，他的父亲在一处大型集会地点等他。普拉昌达结束演讲后，抽空同父亲见了一个小时，随后便匆匆离去。事后，他的父亲对别人说：“他和10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胖了不少‟”。

不过，普拉昌达身体“发福”，并非因为他富有。实际上，他在加德满都的生活依然很“寒酸”。采访结束后，他邀记者在他的住所共进晚餐。饭菜着实说不上丰盛——每人一盘豆汁浇饭、两块咖哩鸡肉、一撮蔬菜。他吃得有滋有味，还告诉记者：“打仗时吃的饭比这差多了，深山老林里，鸡肉绝对是„奢侈品‟”。

按照尼共(毛主义)的规定，士兵除了吃、住、穿之外，每人每月可以得到500尼泊尔卢比(约合55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但领袖们没有工资，而是每月报销一次日常办公和生活开支。自发动武装斗争之日起，他们就“失去”了私人财产。普拉昌达说，尼共(毛主义)不像其他政党那样能得到国内外的资助。在内战中，他们虽然积累了一些资金，但经费仍十分拮据。

卢琛）(编辑：李凤紊

第二篇：扛起三次创业大旗

扛起三次创业大旗，绘制准能七彩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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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一方原野镌刻的昨日今朝，细数时光走过的三十六个春秋，我们深深懂得：准能文化来之不易，是准能的一大法宝，须臾不得离开。处于春风细雨般的氛围，对于进一步构建完善企业的主流文化，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我们充满信心，豪情满怀。“你能，我能，大家能，准能！”已成为我们拳头般的口号，斩钉截铁。

第三篇：盐城市协和医院扛起慈善大旗

盐城市协和医院扛起慈善大旗350万助医基金正式启动服务贫困低收入群众

为了能让困难群体也能“病有所医”，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市民政局、在市慈善会的倡议下，在全市各级部领导部门机构的积极参与下，我市首个“慈善医院”在盐城协和医院正式成立了。

11月16日上午10时，“盐城市协和慈善医院授牌仪式”在水城度假酒店隆重举行。盐城市委、市政府、市民政局、市卫生市慈善会等相关部门领导和新闻媒体出席授牌仪式。同时，盐城协和医院院还首批捐赠350万元，在市慈善总会设立“盐城协和慈善助医基金”建立“慈善门诊”和“慈善病房”，专用于助医助困等慈善救助活动。今后我市弱势低收入群体中的重大病患者，只要符合相关规定，在“盐城市协和慈善医院”就医所产生的门诊检查、治疗、住院手术费用均可申请到慈善基金“二减一免”救助政策，免收挂号费、诊疗费，检查费、治疗费减免20%，药品费减免10%；凡低保对象、特困对象、民政供养对象，在上述救助标准基础上还可适当提高5--10%比例；特困家庭的患者可申请全额免费的医疗救助。市卫生局谷瑞先局长在讲话中表示：盐城协和医院作为我市首家成立的慈善医院，其设施齐全，环境整洁，病房宽敞，可以为患者提供较好的医疗服务。该院创办多年来热心慈善，倾心公益。在落实慈善助医政策、减免低保困难群众医疗费用、积极捐款投身慈善事业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公益形象。“盐城市慈善医院”落户协和医院是实至名归，必将为我市医疗事业的添加新的动力。我相信，成立“盐城市协和慈善医院”这一正确举措必将加快盐城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温馨提示：即日起，可持相关证明至位于市建军东路66号的盐城协和医院填写“盐城协和助医慈善基金申请表”，或通过拨打慈善救助热线88222567咨询和申请。

第四篇：扛起非遗大旗

扛起非遗大旗_第六个_非遗日

从2006年起，国务院决定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到2011年6月11日，我国已经经历了六个文化遗产日。与此同时，酝酿多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与战略 远见，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有关专家认为，对非遗的关注、保护和传承，是一种文化使命和文化责任，更是一种时代担当。在非遗魅力持续绽放之际，非遗应当被赋予更重要的历史使命，通过 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应当成为保护、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题中之义。

本刊对各地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相关活动与资料进行了汇编整理，尽可能地让读者了解非遗的一些侧面，从而激发广大读者关注并参与到非遗传承与保护中来。

非遗法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成都参加非遗保护国际论坛的官员和学者认为，该法的实施是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重大进展，从此中华民族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依法保护的轨道。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杰出人物揭晓

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发起并主办，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中国文物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等单位共同协办的第四届 “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杰出人物”评选结果于6月14日在江苏无锡揭晓。

经过半年的推荐、投票和专家评选，李秋香、耿彦波、舒济、吕建中、大东仁、王德义、秦富荣、周廉楣、方唐、区勇铭和区勇波兄弟荣获第四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杰出人物”荣誉称号；张丁、许显成、杨仲英等16人荣获“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奖”荣誉称号；杨爱兰、廖静文、吴南生、方成、李若梅、洪崎、李宝珠和李国泰姐弟荣获“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别贡献奖”；中国民生银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石化机关服务中心、辽宁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等10个团体单位被评为“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团队”。

湖南新增29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经文化部确定、由国务院批准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正式公布，在此次公布的355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湖南又有29个项目入选。在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湖南29个项目包括：盘瓠传说、土家族哭嫁歌（永顺、古丈）、苗族古歌、仗鼓舞（桑植）、南县地花鼓、芷江孽龙、城步吊龙、张家界阳戏、梅山傩戏、衡州花鼓戏、临湘花鼓戏、长沙花鼓戏、祁阳小调、丝弦（武冈）、赛龙舟、苗画、挑花（苗族挑花）、竹编（益阳小郁竹艺）、石雕（菊花石雕）、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苗医药（凤凰、花垣）、土家年、舜帝祭典、苗族四月

八、宜章夜故事、汨罗长乐故事会。

到目前为止，湖南省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99个。

“湖南省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入选名单出炉 6月5日，由湖南省文化厅、香港大公报、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百年泸州老窖杯“湖南省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宣传评选”活动公布入选名单。湖南省十大最具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汨罗长乐故事会、湘剧(含衡阳、桂阳湘剧)、醴陵秞下五彩瓷烧制技艺、苗族四月

八、湘绣、土家族织锦技艺、湘西苗族鼓舞、常德丝弦、桑植民歌、梅山武术 湖南省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大杰出人物：

田明、向渊泉、刘能朴、王鹤高、覃保来、刘启后、曾应明、龙文玉、向光清、刘祖清湖南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强县(市、区)：

桂阳县、龙山县、安乡县、汨罗市、吉首市、隆回县、永顺县、桑植县、江华瑶族自治县、保靖县湖南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贡献奖：

雷晓达、吴少叶、周良英、李忆湘、钟义凡、曾维秀、何寄华、李嘉慧、刘卫兵、龚迎春、白维国、王先蒙

我国“非遗”保护事业的成就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用几个标志性的数字来概括。“87”： 截至2010年底，文化部初步普查工作基本结束，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大概有87万项“非遗”资源。“34”：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有34项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11”： 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建设了1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

“非遗”保护十六字方针 2005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规定了“非遗”保护工作的十六字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非遗”

我国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非遗”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前两批名录的1028个项目中，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有367个，所占比例为35.7％。在367个项目里，人口较少的民族地区的项目共有41个。在最近公布的第三批名录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又增加150个。

在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和急需保护的项目中，我国有34项入选，其中少数民族占13个，如维吾尔族木卡姆、蒙古族长调、侗族大歌、《格萨尔》、热贡艺术、藏戏、《玛纳斯》、“麦西热甫”。其他如西北的花儿、朝鲜族的农乐舞、内蒙古的呼 麦、羌族的新年、黎族的染织技艺等，都是急需保护的项目。

国家层面开展的“非遗”保护工作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为四级体系：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该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结合，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结构。确定十大类别。在2006—2008年间，我们共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名录包括：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曲艺、传统体育、杂技和民俗十大类别，共有1028项。

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性保护弥补了单项“非遗”项目保护的局限性。到2010年底，文化部已批准设立11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它们分别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云南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宣传非遗 北京M 民族文化

402011年6月上民族论坛 北京

6月10日至6月15日，2011年“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在中华世纪坛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出席开幕式并宣布主题活动开幕。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文化遗产保护界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出席开幕式。本次主题活动由“依法保护，重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宣传展”、“薪火相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徒同台展演”和“我们的精神家园——201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大展”三部分组成

江西“文化遗产日”当天，景德镇元代馒头窑窑炉奠基重建，拟于今年10月在景德镇瓷博会期间试烧，有望重现“元青花”与元釉里红瓷的惊世魅力。

四川5月29日至6月11日，由文化部、四川省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隆重举行。

来自全球20个国家的表演队伍，与来自中国各地的21支表演队近2000位民族艺术家们在“非遗节”开幕式上生动展示了绚丽多姿、丰富多彩的人类非物质文化艺术。

本届国际非遗节以“弘扬人类文明，共建精神家园”为主题，举办了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非物

质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传统戏剧精品剧目展演、中国古琴艺术大展、分会场和惠民慰问演出等7大类286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目前，“非遗节”已成为全国性的四大文化节庆活动之一，也是世界上首个以推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大型文化节会。从本届开始，国际非遗节将正式落户四川成都。本届“非遗节”的主会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总投资约22亿元，占地1700余亩的非遗集中展示、保护园区，将成为“非遗节”的永久举办地。

为复原元代挛窑与烧瓷技术，重铸享誉世界的“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召集多

位窑炉与制瓷专家，开始重建馒头窑，以元代历史为参照，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复原元代馒头窑。

6月11日上午，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内，景德镇市文物局局长江华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胡家旺等人握揪挥土，举行元代馒头窑窑炉奠基仪式。景德镇元代馒头窑由江西陶瓷研究所设计，国家文博研究员周荣林以及景德镇挛窑师傅余云山等人多次讨论，对窑炉烟囱、建材等问题进行反复研讨，最终达成一致。湖南 第六个“文化遗产日期间”，湖南省文化厅在全省展开了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示、展演及宣传活动。初步统计，“文化遗产日”期间，湖南共组织了158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活动，参与人数近1776.2万人。

同时，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还组织邵阳隆回县的花瑶挑花国家级传承人奉雪姝、湘西凤凰扎纸国家级传承人聂方俊、醴陵

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湖南省级传承人陈扬龙分别带领自己的爱徒赴京参加了国家文化部组织的“薪火相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徒同台展演”；组织湘绣、土家族织锦技艺、黑茶制作技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益阳小郁竹艺、苗画、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菊花石雕8个项目参加了文化部与四川省人民政府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的博览会活动，有力地推介 和宣传了湖南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外，湖南省文化厅还举办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系列宣传评选活动，评选出“湖南省十大最具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湖南省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大杰出人物”、“湖南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强县（市）”以及“湖南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贡献奖”。山东

第三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6月11日晚在山东济宁揭晓，共有10大名街入围，其中山西祁县晋商老街名列榜首，其它名街为：浙江省杭州市清河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渔梁街、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工业遗产街、江苏省无锡市惠山老街、上海市武康路历史文化名街、广东省潮州市太平街义兴甲巷、福建省长汀县店头街、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诏古街、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翘街。据主办方介绍，此次评审继续坚持了该活动最初确立的3个核心原则：保护历史的真实遗存；保护街区的历史风貌和构成历史风貌的其他要素，包括道路、街巷、院墙、溪流、驳岸、古树等；维护街区功能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经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文化报社、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自2008年至今已评选出30条“名街”。

河北设于保定的中国直隶官府菜研究会6月11日宣布，在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91项)中，河北省保定市申报的“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榜上有名。当日，中国直隶官府菜研究会会长、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传承人梁连起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称，该研究会依据入评“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的上千本明、清、民国时期的老菜谱和相关史料，成功挖掘开发出“李鸿章烩菜”、“鸡里蹦”等400余道直隶官府菜品，并复原了失传上百年的美食器皿“温盘”。2006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正式入选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第一个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申报成功的中国菜 品。

以酱香味为主兼具多味的直隶官府菜，首创于清康乾盛世时期的直隶官府，完善于皇帝行宫及保定官府，鼎盛于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督直之时。花瑶呜哇山歌

花瑶呜哇山歌是湖南省隆回县花瑶民族历经千年流传下来的一门古老的民间音乐艺术，主要流传在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花瑶呜哇山歌是一种“高腔山歌”，它是花瑶人民在田野山岗劳动时自我愉悦、自我抒情的歌曲，是花瑶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反映了神秘花瑶人独特的审美观念、思想感情和民族心理。花瑶呜哇山歌一般用汉语来演唱，是随着瑶、汉民族大融合形成而发展的，是汉文化与当地花瑶土著文化相融合，并受周边文化影响的产物。花瑶呜哇山歌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号

子，具有协调和指挥劳动的实际功用，被称为民歌中的绝唱。花瑶呜哇山歌取材于生产、生活、大自然及民间传说故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历史歌、风俗劝勉歌、生产劳动歌以及情歌。在这些歌谣中，情歌是其中最光彩夺目的部分，它高亢的旋律，是其它形式的山歌无法相比的。隆回呜哇山歌的表现手法，尤其是韵脚的运用，在所有的韵体文本里，绝无仅有，独具一格。

2007年6月，花瑶呜哇山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平江九龙舞:平江县伍市镇白杨村九龙舞，它以艺术套路复杂、演出阵容强大、打击乐地方特色明显而著称，是我国众多的民间龙舞之中，较为独特的一种龙舞艺术，它流传在湖南省平江县伍市镇白杨村。

伍市镇白杨村九龙舞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爱国诗人屈原投江以身殉国，尸体沉于水底，无法回到人间，劳动人民每年端午节都 要划起龙舟前来打捞。此事

感动了洞庭龙王的九个儿子，九条小龙翻江倒海，大闹洞庭，逼着老龙王把屈原的遗体送回人间。人们为感激九龙的义举便模仿九龙的舞姿，创造了九龙舞。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代代龙舞艺人不断推陈出新，使龙舞的表演艺术套路由简到繁，由粗到精，已形成了独特的九龙舞艺术。1991年参加“岳阳国际龙舟节表演”，一举夺得大赛唯一的金奖，1999年中央电视台“中国一绝”摄制组专程赴白杨村拍摄九龙舞，向世界推介，2000年伍市镇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称号。2008年平江九龙舞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龙山梯玛歌: “梯玛”是土家语音译，它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土家族原始宗教孑遗的梯玛文化事象，土家语称“梯玛日”。二是指从事“梯玛日”活动的巫觋即汉语俗称的“土老司”。梯玛既具有崇拜自然崇拜祖先的原始宗教特色，又具有娱人娱神的歌舞表演性。《梯玛歌》便是在这种文化事象中用土家语诵唱的一种长篇古歌，其篇幅浩繁，格局宏大，句式自由，是一部吟唱式的长篇史诗。

《梯玛歌》时而深沉、哀婉，时而轻松、诙谐，时而抒情、缠绵，时而浪漫、风趣。被学术界誉称为“研究土家族方方面面的百科全书”，并以独特、珍贵的文化价值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荆河戏: “荆河戏”是流传于湘、鄂两省交界的荆州、沙市、澧县、张家界等地的地方大剧种，它已有400多年历史。该剧种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唱、做、念、打相结合，内容丰富、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一直为广大群众喜爱。

相传“荆河戏”起源于明初永乐年间，1425年华阳王封藩来澧州，随行带来私家戏班，拥有几十个乐手及大量剧本，经常在华阳府演出。清朝后朝廷明令禁止私家戏班，私家戏班纷纷解散，大量艺人流落民间，出于生计需要，艺人们在民间演唱荆河戏，荆河戏开始在民间流传，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澧水一带荆河戏开始盛行，因其根植于当地语言、风俗、乐舞、俚歌之中，所以“初学秦腔，终带楚调”。

2005年荆河戏被列为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作，有2个国家级、1个省级传承人。

长沙窑铜官陶: 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形成源远流长，据《监略妥注》载：“舜陶于河滨，而器不苦窳”。在殷商之前，舜帝就带领先民在湘江一带开始了制陶之业，进行原始的手工制作。从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文物和积淀深厚的陶瓷碎片考究，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已创造性地表现在造型、成型、烧成、装饰等诸多方面，构成了全方位的陶瓷手工制作体系。专家认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是属唐代遗存。

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把自然界缺少生命活力的物质通过劳动的双手变成有生活气息的器物，展现出各种美的形象，巧夺天工，叹为观止。这种将彩绘遮盖于釉下，使其永不褪色的创新工艺，极大地丰富了陶瓷装饰艺术。铜官在唐代曾是我国三大陶瓷出口基地之一，铜官窑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的诸多国家，名声远播，影响深远，在历史上留下了光 辉的一页。

目前，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已列入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省、市代表性传承人各1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正在申报之中。

苗族古歌: 在广大苗族聚居区普遍流传着一种以创世为主体内容的诗体神话，俗称“古歌”或“古歌古词”。民间口传文学作品《苗族古歌》，是中国流传下来的惟一非宗教典籍的传世记史诗，也是集苗族历史、伦理、民俗、服饰、建筑、气候等为一体的百科全书。2011年6月，苗族古歌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湘剧: 湘剧，即湖南省的地方戏曲剧种，流行于长沙、湘潭一带，源出于明代的弋阳腔，融合有昆腔、高腔、弹腔及杂曲小调等多种声腔，明初至嘉靖年间，传入湖南的昆腔和弋阳腔与当地方言及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湘剧。湘剧表演充分吸收昆曲的艺术因素，载歌载舞，灵动活泼，有一批以造型和功架著称的剧目。

2008年，湘剧被列为第二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傩戏: 傩戏又称傩堂戏、端公戏，是在民间祭祀仪式基础上吸取民间戏曲而形成的一种戏曲形式，广泛流行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陕西、河北等省。傩戏源于远古时代，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既娱神又娱人的巫歌傩舞。明末清初，各种地方戏曲蓬勃兴起，傩舞吸取戏曲形式，发展成为傩堂戏、端公戏。傩戏于康熙年间在湘西形成后，由沅水进入长江，向各地迅速发展，形成了不同的 流派和艺术风格。

张家界阳戏: 张家界阳戏是土家族的民间戏曲,是全省乃至全国的稀有剧种。张家界阳戏舞台语言以张家界方言为基础，它的特点是平仄音分明，儿化韵较多。阳戏唱腔属于民歌体结构，分“正调”和“小调”两类。“金线吊葫芦”是张家界阳戏区别于其他地方阳戏的关键，是土家族人把大山号子融进戏剧的唱法。它的唱法用真假嗓相结合，唱词用真嗓，拖腔用假嗓翻高八度，在全国各类戏剧中绝无仅有。这种唱法是从土家民歌衍化而来，阳戏小生、小丑、小旦的演唱借鉴和保存了土家民歌技巧。2011年6月，张家界阳戏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仗鼓舞：仗鼓舞是张家界市白族独有的民族舞蹈。逢年过节、游神赶会，桑植县白族人爱跳仗鼓舞。仗鼓舞以“仗鼓”作道具，鼓长1．2米，用皮革绷面，中细可握，形如木杵。配以笛子、唢呐、大号和锣、钹、罄等鸣乐伴奏，创造了81套舞蹈动作，成为独具风格的民间舞蹈。

2011年6月，仗鼓舞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巴陵戏：巴陵戏，原称“巴湘戏”，因艺人多出自巴陵、湘阴和临湘而得名。又因它形成和主要活动的地区是岳阳(旧岳州府)，民间称为“岳州班”。近代，尤以“岳舞台”名震三湘大地。

巴陵戏在湖南省乃至全国地方大戏剧种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湘东北地区戏剧的代表。巴陵戏的舞台语言、剧目、声腔、音乐、表演乃至演出习俗，都承载着大量的岳阳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岳阳历

史文化和民风民俗的“活化石”;又是研究中国戏曲流变，地方剧种成形与发展的宝贵资料。2006年，巴陵戏因其独特的声腔体系、表演风格及蕴藏巨大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篇：扛起城乡统筹发展大旗

扛起城乡统筹发展大旗

----桂阳县探索实践构建城乡统筹发展基层党建新格局侧记

作为‚郴资桂‘两型’社会示范带‛的重要一极，桂阳县紧紧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把统筹城乡基层党建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引擎，坚持以一体化的理念谋划基层党建，以一体化的举措推动组织建设，以一体化的方式优化资源配臵，初步构建起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基层党建新格局，在‚两型‛社会示范带建设中有力扛起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大旗。

多元投入，筑就基层堡垒

‚以前，村‘两委’4个成员没有一间房子办公，30多名党员也没有活动室，每年的七一不是挤在村干部家里开个会,就是跑到村小借个教室开会。‛距县城较偏远的十字乡大市村党支书记罗治顺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感慨地说。而今，一个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水泥地面，绿树成荫的四合院矗立在村前公路旁，集计生服务室、远程教育、农家书屋、群众工作服务组，4个村干部与驻村乡干部实行轮流坐班制，望着前来办事的村民，罗治顺笑了。

桂阳县把解决基层组织无活动场所问题作为统筹城乡党建新格局的突破口。从2006年起，在省市立项扶建的基础上，大规模新建、改建了一批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县委规定，农村新建一个奖补6万元，改建一个奖补4万元。2010年，县财政还把县城11社区下辖的43个居民小组党支部的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全部解决43个居民小组党支部办公用房问题，分别给予每个7至10万元不等的资金补助。近几年，累计投入基层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经费达4000余万元。村级组织

1运转经费每个年均达4万元，仅这一项，县财政年预算支出2100万元。

与此同时，该县还引导机关部门帮扶农村、工商资本反哺农村，通过统筹全社会财力资源支持农村建设，年帮扶资金达6000万元，有力地助推了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全县491个行政村、11个社区全部建成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上、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基层组织活动中心，并做到办公用品统一配臵、中心标识统一设臵、功能布局统一划分、标牌悬挂统一规范、国旗党旗统一升挂、规章制度统一整合等‚六统一‛。农村社区组织活动中心正日益成为党在农村坚强的战斗堡垒。

结对帮扶，实现资源共享

秋风气爽，莲塘镇夏塘村支书付国义看到村民在村门口广场锻炼身体和休闲的场景，心里乐滋滋的，逢人便说：没有县人大机关党总支的帮扶，哪有我们今天出门不沾泥、农作之余可休闲、饭后之余可锻炼的幸福生活。原来，夏塘村虽然位于省道S214线旁，但基础设施薄弱，村容面貌差。2010年，县人大机关党总支在参与全县城乡百对支部大对接活动中，与夏塘村党支部结成对子后，有效开展对接活动，增强基层组织活力。建立了‚321‛结对帮扶制度，采取主要领导结对帮扶困难党员3户，副处级、科级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困难党员2户，普通党员结对帮扶困难党员1户。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整治，投资30余万元建成了村综合办公楼，投资9万元修通了通组公路，投资10万元对村池塘进行污泥清理和整治，修建了村休闲广场，有效改善了村民的人居环境。

近几年来，该县在加大传统领域党建力度的同时，积极围绕城乡共建体系建设，不断拓展深化城乡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活动。按照‚党

群部门联弱村、政法部门联乱村、经济部门联贫困村、涉农部门联专业村、涉企部门联企业‛的原则，在基层党建中广泛开展了城乡百对支部大对接、百名书记讲党课、百佳基层党建示范点、‚千名干部下基层，服务群众促发展‛等一系列活动，并选派39个新农村建设工作队，100多位机关党员干部，50名科技特派员、35名党建指导员赴乡镇、村、企业进行驻点帮扶，实行县级领导包片、部门包乡镇、干部包村工作责任制，为农村党建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助推了新农村建设在高平台上持续前行。城镇丰富的党建资源持续向农村流动，资金向农村倾斜，人才向农村集聚、技术向农村注入，城乡结对，让农村同步享受着和城镇一样的优质资源。

优势互补，促进城乡融合桂阳县太和辣业有限公司是湖南省最大的一家以生产辣味系列食品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公司每年需要采购上百吨的优质‚五指辣‛原材料。以前农户因为价格不稳定，种植积极性不高，公司每年生产加工时，原材料紧缺，公司总经理袁艳艳经常为此头疼。2007年，县委开展的‚万企联村、共同发展‛活动让公司找到了‚阳关大道‛——实行‚公司+基地（支部）+农户‛的产业模式。原来，在参加‚万企联村、共同发展‛活动中，公司抓住机遇，与土壤、气候适合种辣椒且有种辣椒传统的太和镇珠塘村党支部建立长期互帮互助关系，并签订了互助协议：公司在珠塘村建立生产基地，统一向辣农提供种苗、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价格；村党支部则负责组织辣农种植辣椒。经过几年的合作，公司既解决了企业原材料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又解决了农民农产品价低卖难的问题，有效地实现了村企互利双赢。目前，公司开发辣制品10余种，销售网络遍及全国各地，年产值达4000万

元，公司还与珠塘村成立了联合党支部，新建了党员科技培训中心，实行组织共建、党员互动、活动共开展，帮助珠塘村成立了‚辣番天‛辣椒开发专业合作社，带动辣农2000户，发展辣椒种植基地1万多亩，吸收村民为公司员工解决就业60余人，单独种植辣椒一项，农户年可增收2000余元。

统筹城乡党建协调发展，有共赢就能受欢迎。该县始终把互利共赢作为基层组织设臵方式、优化组织结构的重要抓手，因地制宜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在龙头企业聚集区，依托大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以企业党组织为龙头，以园区建设为载体，整合企业与周边村的发展资源，以企带村、园区化发展；在村级企业经济实力强、带动能力大的村，实行村企一体、融合发展。同时，按照‚产业链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的思路，积极探索在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的新路子，增强党组织推进产业化的辐射能力，把分散的千家万户农民有序带入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轨道，改变了龙头企业原料供应分散和不稳定的状况。目前，全县已建立了烤烟、油茶、药材、瓜果蔬菜、花卉苗木、水产养殖等生产基地220多个，成立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社300多个，建立龙头企业和跨行政村的区域联建型党组织12个、产业型党组织85个，初步建立了城乡统筹的基层党组织设臵体系，实现了城市党建与农村党建的融合互动，探索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途径，加快了农民奔小康的新进程，形成了党建带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集聚效应，给农村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