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1993年底以前联合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的通知

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1993年底以前联合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１９９３年底以前

联合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的通知

（法发〔１９９４〕２１号高检会〔１９９４〕３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

自１９９３年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对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３年两院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进行了全面清理。现将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的第一批予以废止的司法解释目录印发给你们。这批予以废止的４件司法解释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不再适用（有的早已自行失效）。在此之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对有关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不再变动。清理司法解释工作尚在进行中，应当废止的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今后还将陆续分批通知你们。有些司法解释只有部分内容不适应当前司法实践需要的，我们将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研究修改，各地有什么意见请及时报告我们。

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废止的１９９３年底以前联合发布司法解释目录（第一批）

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９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废止的１９９３年底以前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目录（第一批）

序号司法解释名称发布日期、文号废 止 理 由１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淫秽 物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的规定１９９０年７月６日 法（研）发〔１９９ ０〕１１号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８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通 过《关于惩治走私、制 作、贩卖、传播淫秽物２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非法种植罂粟构成犯罪的以制造毒品罪论处的规定３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严惩盗窃通讯设备犯罪的规定４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的通知

１９９０年７月９日 法（研）发〔１９９ ０〕１４号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０ 日法（研）发〔１９ ９０〕１５号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３ ０日法（研）发〔１ ９９１〕４７号

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原依据刑法有关规定 作出的上述解释不再适 用。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８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通 过《关于禁毒的决定》，原依据刑法有关规定 作出的上述解释不再适 用。

已被１９９２年１２月 １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 的解释》代替。已被１９９２年１２月 １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 的解释》代替。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10121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2010年11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0次会议、2010年5月31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1届检察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2月22日起施行。二 ○ 一 ○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法释〔2010〕17号

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有关部门，对2008年底以前制发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集中清理。现决定将已实际废止或者不再适用的37件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予以明令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废止的部分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目录（37件）

序号 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日期、文号 废止理由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准许上诉的通知 1955年12月29日 〔55〕法行字第17379号 〔55〕高检四字第1315号 〔55〕司普字第2789号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的上诉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

2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内务部、司法部、公安部对少年犯收押界限、捕押手续和清理等问题的联合通知 1956年2月7日 〔56〕高检五字第3号 〔56〕法行字第748号 内城〔56〕字第36号 〔56〕司普字第130号 〔56〕公劳联字第2号

该通知所依据的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已被2001年10月国务院《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废止。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缓减刑等有关问题的联合批复

1956年11月6日 研字第11375号 四字第1591号

该批复的内容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一致。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缓减刑等问题的联合批复

1956年11月20日 〔56〕法研字第11848号 〔56〕高检四字第1601号

该批复的内容与刑法的相关规定不一致。

5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联合指示

1957年2月6日 〔57〕法行字第2088号 〔57〕四字第191号 〔57〕公治字第15号

刑法、刑事诉讼法对管制刑的相关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且该指示所依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已被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对1978年底以前颁布的法律进行清理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决定》宣布失效。

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基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已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发现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有错误应由哪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哪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议问题的联合批复 1957年2月22日

法研字第3685号

〔57〕高检四字第275号

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死刑案件的审判和审判监督程序已作出明确规定，且该批复的部分内容与相关规定不一致。

7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简化管制法律手续问题的指示

1957年10月26日 公发酉字第177号

刑法、刑事诉讼法对管制刑的相关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且该指示的部分内容与相关规定不一致。

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对少年儿童一般犯罪不予逮捕判刑的联合通知 1960年4月21日 〔60〕法行字第87号 〔60〕高检二字第48号 〔60〕公劳联字第5号

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已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有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9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受理普通刑事案件的职责范围的试行规定 1962年11月30日 〔62〕法行字第261号 高检发〔62〕17号 公发〔62〕122号

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对刑事案件的职能管辖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

10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死缓罪犯减刑的处理程序问题的联合批复 1963年4月16日

〔63〕法研字第37号

高检发〔63〕11号

〔63〕公发（厅）245号

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死缓罪犯的减刑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

1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死缓罪犯执行死刑、再缓期一年、减刑的处理程序问题的联合批复

1963年7月22日

〔63〕法研字第93号

高检发〔63〕24号

〔63〕公发（厅）523号

刑法、刑事诉讼法对死缓罪犯缓期二年执行期满后的处理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且该批复的部分内容与相关规定不一致。

1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劳改犯再犯罪的刑期执行问题的联合批复

1963年7月26日

〔63〕法研字第101号

高检法发〔63〕25号 〔63〕公发（劳）538号

刑法对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新罪如何确定刑罚的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

1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过去对劳改犯再犯罪判处的刑期超过二十年是否改判的联合批复 1963年12月6日

〔63〕法研字第166号

高检发〔63〕37号

〔63〕公发（劳）字920号

该批复的内容与刑法的相关规定不一致。

1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甘肃省公安厅劳改局请示对群众要求保释劳改犯人问题的批复 1964年1月7日 〔64〕法研字第1号

〔64〕高检发字第1号 〔64〕公发（劳）28号

刑法、刑事诉讼法对罪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程序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

1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死缓罪犯减刑问题的联合批复 1964年4月7日

〔64〕法研字第30号 〔64〕高检发字第9号 〔64〕公发（劳）字第217号

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对死缓罪犯的减刑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

1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死缓和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计算问题的联合批复

1964年5月30日

〔64〕法研字第53号 〔64〕高检发字第20号 〔64〕公发（劳）字第323号

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对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后在刑罚执行期间的减刑刑期计算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

1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管制适用的对象和管制的法律手续问题的联合通知

1964年8月28日 〔64〕法研字第55号 〔64〕高检发字第27号 〔64〕公发（厅）579号

该通知的内容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不一致。

1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1965年12月1日

〔65〕法研字40号 〔65〕高检法13号

〔65〕公发（审）691号 〔65〕财预168号

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对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的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

19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死缓犯和无期徒刑犯减刑问题的联合通知 1979年10月10日

〔79〕法研字第22号 〔79〕高检三字39号 公发〔1979〕148号

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后在刑罚执行期间的减刑条件、幅度、程序等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

20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罪犯假释问题的批复 1979年11月23日

〔79〕法研字第23号 〔79〕高检三字第42号 公劳〔79〕1329号

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对无期徒刑罪犯的减刑、假释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

2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 1979年12月15日

〔79〕法研字第28号

〔79〕高检经字6号

公发〔1979〕177号

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对刑事案件的职能管辖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

2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 1979年12月17日

〔79〕法研字第29号

〔79〕高检一文字66号

公发〔79〕179号

该通知的内容已被刑事诉讼法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的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所替代。

2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已减为有期徒刑的原死缓犯和无期徒刑犯减刑问题的批复 1979年12月31日

〔79〕法研字第31号 〔79〕高检三字45号 公发〔1979〕188号

该批复所依据的197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死缓犯和无期徒刑犯减刑问题的联合通知》此次同时废止。

2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侦查羁押期限从何时起算问题的联合通知

1981年3月18日

〔81〕法研字第5号 〔81〕高检发（研）10号 〔81〕公发（研）36号

该通知的内容与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一致。

2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重婚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 1983年7月26日

〔83〕法研字第14号

该通知的内容与1997年修订的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一致。

2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 1983年8月16日

〔83〕法研字第15号

该通知的内容与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不一致。

2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 1984年4月16日 〔84〕法研字第6号

该解答的内容已被199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所替代。

2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1984年11月2日

〔84〕法研字第13号

1979年刑法规定的流氓罪已被1997年修订的刑法取消。

29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1984年11月2日 〔84〕法研字第14号

该解答的基本内容已被199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和199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替代。

30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机关在押死缓犯执行死刑的处理程序问题的联合批复 1985年9月21日

〔85〕司发劳改字第383号

该批复的内容与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的规定不一致。

3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 1986年6月26日

〔86〕司发公字第196号

该规定所依据和补充的198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 5 的联合通知》已被司法部2002年8月《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废止。

3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严肃惩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走私犯罪活动的通知 1986年6月27日

法（研）发〔1986〕19号

1997年修订的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单位走私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

3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的问题”的修改补充意见 1987年3月14日

法（研）发〔1987〕6号

该意见施行后，有关立法和1997年修订的刑法已规定独立的挪用公款罪。

3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 1987年11月27日

法（研）发〔1987〕33号

该通知涉及的投机倒把罪、制作、贩卖淫书淫画罪已被1997年修订的刑法取消。

3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开审理再审案件的通知 1988年4月30日

法（刑二）发〔1988〕10号

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已作出明确规定。

3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处理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投机倒把犯罪案件的规定 1989年3月15日

法（研）发〔1989〕5号 该规定涉及的投机倒把罪已被1997年修订的刑法取消。

3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 1991年1月30日

法（研）发〔1991〕5号

该通知所依据的198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此次同时废止。

第三篇：法释[2000]20号 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废止的1999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目录(第三批)

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废止的1999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目录（第三批）

法释[2000]20号

（2000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19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废止的1999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目录（第三批）》已于2000年6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1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并自2000年7月25日起不再适用。

2000年7月13日

序号分类 司法解释名称 发文日期、文号 废止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华侨买卖国内房屋问题的批复 1982年8月19日（79）民他字第40号 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该司法解释与之抵触，不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正贵与林作信、江妙法房屋买卖关系如何确认的批复 1982年12月18日（82）民他字第1号 同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租赁契约在履行期间发生争执新订立协议在办理公证时一方反悔并拒绝签字、领受公证书，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1987年1月19日[1986]民他字第122号 同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强锡麟捐赠给国家的财产应如何处理的批复 1988年3月12日（87）民他字第66号 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该司法解释的有关内容已被合同法相关内容所替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产房屋的买卖及买卖协议签订后一方是否可以翻悔问题的复函 1990年2月17日（89）民他字第50号 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并公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该司法解释与之抵触，不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1984年9月17日（1984）法办字第128号 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有关规定作出的该司法解释不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1987年7月21日法（经）发[1987]20号 同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 1987年10月19日法（经）[1987]27号 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作出的该司法解释不再适用。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无法定和约定期限的工矿产品内在质量提出异议应如何确定期限问题的复函 1993年9月13日法经[1993]195号 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该批复与之抵触，不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科技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1995年4月2日法发

[1995]6号 1999年3月15日僵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过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有关规定作出的该司法解释不再适用。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

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

（法释〔2013〕2号，2012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60次会

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已于2012年11月1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6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1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1月14日

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适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审判实际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对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进行了集中清理。现决定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429件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废止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从本决定施行之日起不再适用，但过去依据下列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对有关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有效。

予以废止的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目录（第九批）

第五篇：【权威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附全文)

【权威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附全

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于2月7日正式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黄永维出席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林文学主持发布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已于2017年11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6次会议讨论通过，并于2月7日正式发布。这部司法解释是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又一部诉讼法的全面司法解释，将对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推动行政审判工作健康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就这部司法解释的起草情况、主要内容和贯彻执行作了简要介绍和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就该司法解释的起草情况、主要内容和贯彻执行作了简要介绍和说明。

一、《行诉解释》起草背景和指导思想

（一）起草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2012年以来共审理行政案件108.139万件，办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118.7517万件，有力保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力推动了法治政府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整体部署，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主要是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藐视法庭权威的行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等等。党的十九大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作出全面部署，进一步提出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人权法治保障等等一系列目标，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新的形势下，有必要制定新的司法解释，以更好地贯彻落实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新要求、新精神。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是自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的一次全面修改。新法当中新制度新规定较多，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需要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统一、明确和细化。为了贯彻落实好新行政诉讼法，2015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8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由于《适用解释》是针对新法的部分新制度、新条款的择要式、配套式规定，条文内容较少，因此，没有规定的部分仍然适用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以下简称《若干解释》）。这就造成了新旧司法解释不能衔接甚至冲突条款并存的局面。在司法实践中，地方人民法院对于如何正确适用新行政诉讼法、如何准确适用新旧司法解释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做法，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有必要制定一部全面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从2016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启动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在起草过程中，我们广泛征求和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最高人民检察院、三十余个部委、部分法院特别是中基层人民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的意见建议，并先后在内蒙古、陕西、北京、南京、上海、沈阳等地开展了十余次调研活动。同时，我们高度关注行政诉讼理论研究成果，注意听取行政法学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等。在充分沟通和讨论的基础上，确保司法解释兼收并蓄、切实稳妥。在归纳、总结和研究分析各种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二）指导思想

在起草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了以下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在制定司法解释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把贯彻落实十八大、十九大精神摆在突出位置。新行政诉讼法的很多内容都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要求，司法解释在这些方面要继续巩固和坚持。新行政诉讼法颁布后，十九大又提出了很多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将其作为司法解释的政策依据，使行政诉讼制度能够与时俱进，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前进。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根本宗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司法解释的目标。按照加强人权法治保障的要求完善和发展行政诉讼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诉讼权利，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便捷、更高效、更优质的司法救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为基本依据。新行政诉讼法为了解决过去长期存在的“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突出难题，回应人民群众对新时代行政审判的新期盼和新要求，直面问题，作出很多符合中国国情和司法实际的新规定，其中很多具有体制机制改革的意义。这些新制度新规定能否落地生根，决定着行政审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否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在起草司法解释过程中，不仅坚持解释定位，坚持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起草司法解释，同时也充分运用司法智慧，确保新行政诉讼法的各项新制度可操作、可运行，以实现行政诉讼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解决行政争议的基本宗旨。

——以推进依法行政为使命担当。行政诉讼既是“民告官”的制度设计，也是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确保行政权规范运行的“制度笼子”。司法解释突出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原则，在追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相统一的同时，始终强调合法性审查原则不折不扣得到执行。

二、《行诉解释》的主要内容

《行诉解释》全文分为十三个部分，共163条。《行诉解释》是对《若干解释》《适用解释》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以下就《行诉解释》的主要内容作一说明：

（一）明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边界，既要解决“立案难”痼疾，又要防止滥诉现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明确了可诉行政行为的标准，但是比较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有的地方出现了对于可诉行政行为把握不准、错误理解立案登记和诉权滥用的现象。为了明确可诉行政行为的界限，保障行政诉讼救济渠道的实效，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结合司法实践，《行诉解释》增加规定了下列五种不可诉的行为：一是，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对外性是可诉的行政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内部所作的行为，例如行政机关的内部沟通、会签意见、内部报批等行为，并不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不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产生影响，因此不属于可诉的行为。二是，过程性行为。可诉的行政行为需要具备成熟性。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一般要为作出行政行为进行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这些行为尚不具备最终的法律效力，一般称为“过程性行为”，不属于可诉的行为。三是，协助执行行为。可诉的行政行为须是行政机关基于自身意思表示作出的行为。行政机关依照法院生效裁判作出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履行生效裁判的行为，并非行政机关自身依职权主动作出的行为，亦不属于可诉的行为。四是，内部层级监督行为。内部层级监督属于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管理的内部事务。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律规定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例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监督。有的当事人起诉要求法院判决上级人民政府履行监督下级人民政府的职责。法律法规规定的内部层级监督，并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该类行为属于不可诉的行为。五是，信访办理行为。信访办理行为不是行政机关行使“首次判断权”的行为。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监督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因此不具有可诉性。

（二）总结行政诉讼管辖改革成果，既要解决“诉讼主客场”的问题，又要遵循“两便”原则

行政诉讼管辖改革，特别是跨行政区划法院管辖改革，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解决“诉讼主客场”问题的重大决策，也是新行政诉讼法的重要规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新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已经取得重要突破。例如，2015年，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以区县政府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1397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73.8%。是2014年全北京市法院受理同类行政案件总数216件的6.5倍。2016年，该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2893件，比2015年又增长107.09%，达到2014年同类案件总数的13.4倍。为了进一步推动跨行政区划法院管辖改革，《行诉解释》根据上述政策法律依据，就跨行政区划法院管辖改革以及需要履行的程序作了进一步明确，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执行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的规定。此外，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个别当事人利用管辖权异议制度干扰行政诉讼的问题，《行诉解释》明确规定了管辖异议处理程序制度。人民法院对管辖异议审查后确定有管辖权的，不因当事人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等改变管辖，但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行诉解释》同时明确了对于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以及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和形式提出管辖异议，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确保提高行政诉讼效率。为了方便人民法院审理，方便当事人诉讼，《行诉解释》对于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机关又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措施或者行政处罚的，规定了原告可以行使选择管辖权的制度。

（三）明确界定当事人资格，既要畅通救济渠道，又要确保有限司法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行政诉讼法对于原告资格和被告资格的规定，有利于畅通救济渠道，同时，为了确保有限司法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行诉解释》对原告和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也作了明确。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方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这一规定强调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行诉解释》主要在四个方面作了重点规定：一是，投诉举报者的原告资格。在司法实践中，投诉类行政案件等滋扰性案件数量激增。一些与自身合法权益没有关系或者与被投诉事项没有关联的“职业打假人”“投诉专业户”，利用立案登记制度降低门槛之机，反复向行政机关进行投诉。被投诉机关无论作出还是不作出处理决定，“职业打假人”等都会基于施加压力等目的而提起行政诉讼。这些人为制造的诉讼，既干扰了行政机关的正常管理，也浪费了法院有限的司法资源，也使得其他公民正当的投诉权利受到影响。《行诉解释》明确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二是，债权人的原告资格。债权人原则上没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即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三是，非营利法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法人的出资人、设立人认为行政行为损害法人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四是，涉及业主共有利益的原告主体资格。业主委员会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业主共有利益的行政行为，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业主委员会不起诉的，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或者占总户数过半数的业主可以提起诉讼。

在行政诉讼被告方面，主要明确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职能部门的被告资格。即，当事人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其职能部门为被告；对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开发区管理机构没有行政主体资格的，以设立该机构的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二是，明确村委会和居委会的被告资格。即，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为被告。三是，明确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的被告资格。即当事人对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以及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行业协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实施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为被告。

（四）完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既要力求恢复客观真实，又要坚持程序公正的导向

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诉讼证据作了规定，科学的证据规则有利于法院查明事实，恢复案件的客观真实。同时，由于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所处的取证优势地位，在证据规则上也应当有相应的程序制约和倾斜，确保“官”民在诉讼程序中处于实质平等的地位。《行诉解释》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规定：一是，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行政诉讼法第43条第3款规定的“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包括：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手段获取且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二是，明确当事人的到庭义务。即，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或者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或者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捺印。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三是，明确因被告原因导致损害的举证规则。即，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五）全面落实立案登记制度，既要保障当事人合法诉权，又要保证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立案登记制，大力破除“立案难”制度壁垒。实行立案登记制当年，全国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220398件，比2014年上升了55.34%，比1990年增长了17倍，行政案件“立案难”问题初步缓解。同时，各级人民法院对于立案登记制条件下是否需要审查起诉条件等问题，各地把握尺度不一，一些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也进入到诉讼程序，导致案件激增，亟需通过司法解释统一规范。在全面落实立案登记制度方面，《行诉解释》主要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一是，明确起诉人提交必要起诉材料的义务。即，依照行政诉讼法第49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原告的身份证明材料以及有效联系方式；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由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代为起诉的，还应当向人民法院说明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并提交身份证明和代理权限证明等材料。二是，明确人民法院的审查权力和释明义务。即，依照行政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状内容和材料是否完备以及是否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进行审查。起诉状内容或者材料欠缺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全面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补充的材料及期限。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并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当事人拒绝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符合起诉条件的，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立案，并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三是，明确复议维持情形下的起诉期限。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应当以复议机关和原行为机关为共同被告，并以复议决定送达时间确定起诉期限。四是，明确行政机关未履行教示义务情形下的起诉期限。即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1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六）规范审理判决程序，既要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审理，又要注意提高诉讼实效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审理和判决程序，不仅要求审理的实体和程序公正，也要求行政诉讼的实际效果。司法实践中，个别当事人的行为损害了诉讼程序的严肃性，还有的案件判决标准和规则不统一，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据此，《行诉解释》主要作了以下规定：一是，明确滥用回避申请权的法律后果。司法实践中，个别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出于干扰法庭秩序、施加压力、延缓开庭等目的，随意提出回避申请。例如，有的当事人认为法院没有满足自己要求不能公正审判要求法院整体回避、有的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在法院释明后认为法院打压原告而要求审判人员回避等等，这些所谓的回避申请，明显不属于申请回避的正当情形，严重影响了法庭的正常秩序，有必要加以规制。《行诉解释》规定，对当事人提出的明显不属于法定回避事由的申请，法庭可以依法当庭驳回。二是，明确拒绝陈述的法律后果。司法实践中，个别当事人将法庭当成发泄个人不满的舞台，不服从审判长指挥；个别当事人藐视法庭不举证不陈述，致使庭审无法进行等等，严重背离了行政诉讼的目的，损害了司法权威。目前，在行政诉讼领域，这种情况比较突出，必须依法予以遏制。《行诉解释》规定，原告或者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拒绝陈述或者以其他方式拒绝陈述，导致庭审无法进行，经法庭释明后仍不陈述意见的，视为放弃陈述权利，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三是，明确确认无效判决规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可以提出请求法院判决撤销的诉讼请求，也可以提出要求判决确认违法的诉讼请求。判决撤销的行政行为是指存在一般违法的行政行为，判决确认无效的行政行为是指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对于两种违法情形的审查程度也不同。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原告提起的是撤销诉讼，法院经审理后发现被诉行政行为不属于一般违法情形，而属于重大且明显的无效行为；有的原告提起的是确认无效诉讼，法院经审理后发现被诉行政行为不属于重大且明显的无效行为，而属于一般违法行为。对于这两种情况如何处理，《行诉解释》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四是，明确共同过错的赔偿责任。即，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五是，明确不作为赔偿责任。即，因行政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

（七）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既要体现行政诉讼的严肃性，又要确保行政纠纷实质化解

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例如，山东法院2015年开庭审理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达1637人（次），比2014年增长4倍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5年审理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96件，出庭应诉率为63.6％。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既体现了法律对于行政机关出庭应诉的要求，也体现了行政纠纷实质化解的立法宗旨。为了进一步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确保行政纠纷获得实质化解，《行诉解释》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规定：一是，适度扩大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范围，确保制度落地生根。为了进一步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行诉解释》适度扩大了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范围。即，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3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副职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1至2名诉讼代理人。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二是，明确应当出庭应诉的情形，促进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出庭应诉。即，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三是，明确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的说明义务，确保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实效。即，行政机关负责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应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并加盖行政机关印章或者由该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字认可。行政机关拒绝说明理由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人民法院可以向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四是，明确“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含义，确保“告官见官”。即，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3款规定的“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包括该行政机关具有国家行政编制身份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被诉行政行为是地方人民政府作出的，地方人民政府所属法制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被诉行政行为具体承办机关工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