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学生犯罪不容忽视 少年审判的三个警示

第一篇：在校学生犯罪不容忽视 少年审判的三个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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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3年度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工作报告》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以图表、数据和案例等详细介绍了未成年人保护及预防违法犯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内容。

“一个违法或犯罪行为的发生往往是由诸多因素引起的，从微观角度来看，是一种个体行为;但从宏观角度观察，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反映社会问题的一面特殊镜子，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思考。”北京高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赵德云表示。

在校学生犯罪不容忽视

白皮书披露，2013年北京全市少年法庭共审理一审、二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及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1097件，判处未成年罪犯1053人，同比下降14.9%。五年来，全市判处的未成年罪犯人数呈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1500多人逐渐降低到2013年的1053人。

从身份来看，2013年判处的1053名未成年罪犯中，在校生学生占21.6%，仅次于农民身份的未成年罪犯。进一步分析，在校学生罪犯中，来自职业技术学校的约占67%;其次是普通中学学生和专门学校学生，分别占23%和9%，另有1%来自重点中学。

北京高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宋莹表示，学校有义务保护、教育和管理学生，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和管理措施，预防和消除各种安全隐患。但从调研情况看，仍然有部分学校在教育及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

对此，白皮书提出，学校应加强预防，做好校园安全管理和法制教育工作。要加大对法制教育的投入，无论是犯罪率高的职业技术等学校，还是犯罪率低的重点学校，法制教育都要做到扎实到位，不能走过场。

“关键是要创新法制教育的方式方法，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引导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从死记硬背到活学活用转变。”宋莹强调。

九成未成年罪犯在16岁至18岁之间

白皮书指出，2013年，北京未成年罪犯“四高”特征依然明显。一是男性犯罪比例高;二是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段犯罪比例高，92.5%的未成年罪犯处于16岁至18岁之间;三是低文化水平的未成年人犯罪比例较高;四是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较高，占65.3%。

在非京籍未成年罪犯中，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了多数。他们多是由于缺乏监护而走上了犯罪道路。来京务工人员往往忙于生计，鲜有时间管教子女。子女难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容易出现逃课、打架、辍学等不良行为，一旦遇到不法分子的引诱，往往会发生违法犯罪。另一方面，过早脱离监护人、独自到北京谋生的外地未成年人，囿于自身文化知识及周遭环境的变迁，在经济落差和物质诱惑中也容易迷失自我，走上歧途。

“家庭教育对于未成年人习惯的养成、道德品行的塑造、价值观的初步形成起着关键作用。可以说，几乎每一个‘问题少年’的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赵德云建议，有关部门应考虑设立家庭监护能力与资格评估机构，对困境儿童家庭监护意愿与监护能力进行评呼伦贝尔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hlbe.of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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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适时剥夺失职父母的监护权。同时，应推动家庭教育法等法律的出台，督促监护人加强自身素质，强制其履行好教育监护职责。

白皮书还披露，北京对于外来流动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尚未完全做到一口采集、多口使用、互通共享，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统计口径不

一、底数不清等现象。对于已有不良行为记录、处于犯罪边缘的外来流动未成年人，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管及早期干预措施;对刑满释放的外来流动未成年人，缺少必要的引导和帮扶救助;而已被采取非监禁刑或假释的外来流动未成年人，则处于社区矫正的“真空”地带，极易再次衍生违法犯罪。对此，白皮书提出，应该以社区、街乡为单位，为外来流动未成年人登记建档，如实记录其就学、就业等具体情况。

14岁以下未成年人遭性侵比例高

数据显示，2013年北京全市少年法庭共审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刑事案件346件。其中，侵害未成年人性权益的案件93件，占26.9%。侵害未成年人性权益刑事案件呈现四大特点：一是14岁以下未成年人遭性侵比例较高，约占80%;二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易遭性侵;三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相识程度高，常利用师生、老乡、邻里等关系，接近被害人实施作案;四是犯罪手段比较隐蔽，多采用哄骗、恫吓、威胁等，对未成年人进行精神控制。

2013年10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规定了“强制报告”义务，明确要求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以及其他公民和单位，发现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报案或者举报。白皮书建议，将“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法律，并对知情不报者给予惩罚。

一些文化娱乐服务场所，也为性侵案件的发生打开了方便之门。2013年，北京丰台法院在审理小潘强奸一案中发现，涉案宾馆前台工作人员在小潘的登记信息显示其未满16周岁且无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仍未加询问即为其办理了住宿登记。

白皮书提出，对网吧、酒吧、歌舞厅等文化娱乐服务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的，要加大日常执法查处力度。同时，建议具体管理机构与司法机关应建立长效信息沟通机制，由司法机关将日常办案中发现的引发未成年人犯罪的网吧、酒吧、歌舞厅等线索及相关案例及时上报综治部门，综治部门及时将信息反馈结果及整改情况纳入量化考评体系，作为考核综治成员单位的一项重要指标，并定期进行检查。

“未成年人保护及预防违法犯罪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协作。”赵德云说，“希望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保护事业中来，共同为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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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谈未成年人犯罪审判方式

浅谈未成年人犯罪审判方式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近年来，我国未成年犯罪亦呈上升趋势，被列为影响社会安定和家庭稳定的一大社会问题，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未成年被告人与成年被告人在行为方式和心理上有很大差异，因此，不能把对成年被告人的刑事审判方式机械地引至未成年人审判领域，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中强调，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在审判的方式、方法上，注重疏导，寓教于审，惩教结合，这对未成年犯罪审判方式有了严格规定，旨在预防未成年人的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但面对新形势下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在落实科学发展进程中，我国未成年审判方式更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一、采用“社会司法模式”指导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工作

从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宗旨来看，我国已采取和吸收了“社会司法模式”的少年司法制度。我们现在所讲的建立现代少年司法制度就是以预防少年再犯罪为目的，其基本特点是着眼于对青少年的预防，缩小司法干预，扩大社会教育，把少年司法制度纳入“综合治理”的总体战略。这一价值目标的确定无疑是我国法治发展的重大进步，它把预防、减少青少年犯罪问题上升到社会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这一高度去洞察和比较。

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果我们缺乏这一认识，必然会将未成年人犯罪统统纳入单纯的司法控制区域，这既严重地违反了犯罪学中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律，即年龄越小的时候进监狱，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又严重地影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作为审判机关，我们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总要求，应当自始至终体现教育、预防、挽救和社会化原则，把司法保护同刑罚处罚相结合，在保护与刑罚处理中更加突出保护，体现从宽和人道精神，将审理案件、惩处犯罪、教育矫治青少年、综合治理融于一体，使有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在接受惩罚处理过程中，得到有效的教育和积极的改造，使处于犯罪边缘的青少年及时得到社会的帮教，悬崖勒马，从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促进社会治安的稳定，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二、建立一套切实可行并适应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方式和方法

1、坚持寓教于审，积极开展庭前帮教

如何保障寓教于审的顺利开展，是少年刑事审判制度解决的重点问题；由于未成年人犯罪形式的多样化以及犯罪原因的差异，使得教育难度较大，针对犯罪主体、犯罪原因、犯罪心理的不同，如果采取简单的千篇一律的说教，那么，寓教于审仅仅是流于形式，而无任何实际效果；因此，针对不同的个体，法官必须充分详实地了解各未成年被告人犯罪性质、犯罪产生的主客观原因、被告人的生理心理特征、成长经历、生活环境等，否则就无法找准激发、唤醒被告人良知的切入点、感化点，使得教育既无针对性，也无深刻性。具体做法如下：

（1）对案件事实进行必要的实体审查。现行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对公诉案件只移送主要证据及一些程序性的材料，法官在开庭前只作程序性的审查；但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案件，法官不应局限于对案件的程序性审查，而应当通过审阅主要证据了解案情，以此掌握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事实、犯罪手段、犯罪动机等，从而判断未成年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人身危险性。

（2）提审教育被告人。审判人员要通过提审与被告人交流思想，了解犯罪原因，进一步增强教育的感性认识，并通过对其人生道德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违法犯罪对社会、家庭的危害性，启发被告人反思悔过，消除消极对抗思想，通过挖掘他们心灵美的一面，增强其改过自新的勇气和热情。

（3）开庭前要与被告人的亲人、亲友及辖区村委会、居委会取得联系，详细了解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平时表现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但该规定并不是强制性规定，控辩双方一般都疏于提供上述材料；而辩护方有时为了让被告人获得从轻、减轻或者非监禁刑，往往会提供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日常表现证明，这些证明显然缺乏客观性、真实性；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未设立社会调查机构，根本无法开展社会调查，社区也未进行这方面工作。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法院仍应主动开展必要的社会调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生活经历、探寻导致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

2、增设法庭教育程序

（1）法庭教育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方式的重要标志。众所周知，针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生理特点进行审理是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重要的工作方法。这是由未成年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决定的。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上发育尚不成熟，具有过渡性，这就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具有明显的区别。其主要表现既有心理特征，在认识、情感、意志和行为四个方面上的不同，也有犯罪行为结构上的差别；既有犯罪成因上的区别，也有犯罪实施上的差异。这就需要采取不同于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刑事诉讼程序。如果我们把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审理当作是特殊诉讼程序的话，那么这个特殊诉讼程序的明显特

征之一就是法庭教育。

（2）法庭教育是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体现。虽然我们的少年法庭工作起步较晚，在程序和实体法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法庭教育程序却无争地表明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失足少年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寓教于审、审教结合的事实。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在造就一大批为国家建设所用的人才时，对那些暂时“掉队”的失足少年，国家并未弃而置之，社会并未撒手不管，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像医生对待病人、像教师对待学生、像家长对待子女”一样对待失足少年，这正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优越性所在。而法庭教育则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特色。

（3）法庭教育是寓教于审的重要环节。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除了要查清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外，更重要的是要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一系列方针政策。因此，办理每一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相应的教育挽救工作便伴随着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在法庭教育阶段，教育的主体最集中，有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有合议庭成员；教育的内容最丰富，各教育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失足少年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教育的时间最合适，在法庭审理这样的特殊时间、特殊场合进行教育，易被失足少年所接受；教育的特征最明显，法庭教育时，审判长明确宣布进行法庭教育，明显区别于一般场合下的教育。

3、改变现行法庭布局和法官语言习惯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庭审运行模式已由纠问式转变为控辩式，但依据纠问式刑事庭审运行模式而构造的法庭布局至今没有变化，控辩式刑事庭审运行模式中的平等对抗不能从法庭布局上体现出来。作为开展刑事庭审活动的法庭，其布局要充分体现现代司法理念。

在刑事庭审中，法官可以变讯问式为交谈式，力求以亲切的态度、平和的语气和少年犯进行面对面的谈话，引导他们实事求是地陈述案情，进行辩解。不训斥、不讽刺、不施压，以事实证据折服人，以情、理、法说服人，不先声夺人，不以势压人，既辩明是非，又入情入理，避免了强烈的争辩给少年犯带来的不良影响，避免了法官、检察官声色严厉、少年犯答非所问的状况，容易创造出一种既严肃又宽松的环境，使少年犯进了法庭又像回到课堂，不那么紧张、拘束，甚至恐惧。使未成年被告人能在缓和的气氛下心平气和地供述和辩解，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也有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

三、努力拓展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和司法保障领域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不同情况开展审判后的帮教工作。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结后，绝不能一审了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挽救，不仅体现在审判方式、方法的改进、量刑轻重的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怎样巩固庭审的效果上，最终使审判达到减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一要注重法制教育，对被告人处于刑罚是教育的重要手段，只有公正、合理的处罚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因此审判人员在宣判时应向未成年被告人讲解判决的法律依据，避免未成年被告人在判决结果与其预期值相差甚远时，形成不认罪伏法的抵触心态。二要注重悔过改造教育，采用让未成年被告人写悔过书，法庭上谈认识、谈感想等方式使他们懂得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洗涮心灵的污垢，真正脱胎换骨。为此，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结后，要做好延伸帮教工作，让浪子真正回头。如制定详细的回访和跟踪帮教制度、缓刑考察措施，实行逐人建档，定人定期回访，形成法院、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挽救、矫治工作体系。特别是要对判处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的少年犯，更主动地与有关部门联系，关注其思想动态，帮助解决他们复学、就业问题。三要注重前途教育，帮助未成年被告人克服盲目乐观和消极悲观两种情绪。司法实践中，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被告人大都盲目乐观，以为万事大吉，而判处实刑或较长刑罚的未成年被告人又消极悲观、心灰意冷，对此，审判人员应告知回到社会的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少年如不汲取教训可能会重蹈覆辙，而判实刑的未成年犯只要努力改造可获得减刑，重新回归社会，成为有用之材。

开展多种形式法制宣传和教育，提高广大青少年的法制观念。一是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等新闻媒体，选择典型案例以案释法，进行法制宣传；二是形成合力，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形成整体机制与学校结成共建单位，深入学校开展法制宣传、法制讲座，与工、青、妇、教等部门创建家长学校、监护人学校、青少年维权岗，选择典型案例组织在校青少年旁听，选择个案组织模拟法庭，对青少年进行直观教育。这些审判后的延伸服务活动，不仅是对已犯罪的未成年人最有效的帮助，而且使法律知识在广大青少年中得到广泛宣传，较好地起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作用。

我院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有了一些初浅体会，离新形式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在审判方式上还要进一步完善，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审判工作的全过程，把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成为全社会的责任。

第三篇：在校学生犯罪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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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学生犯罪调查与分析

赖兴平廖炯龙

一个人的校园时光正处于人生成长的黄金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但是,在校学生社会阅历简单，处事没经验，防范能力差，极易受到各种消极因素和不良环境的影响，稍不留意就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我院2006年以来办理了11宗15人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在校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违法犯罪问题不容忽视。笔者结合这些案件分析我县在校学生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对检察机关如何遏制及预防在校学生犯罪作进一步探讨。

一、在校学生犯罪案件的特点

一是犯罪主体多为初中生。我院办理的11件15人在校学生案件中，初中生就有14人，占案件总数的95%。初中时期是青少年叛逆心理最强的一个时期，对家长、学校老师的教导往往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对于同龄人或者比自己稍大的“哥们”的话却言听计从，极易受一些不务正业的社会青年的鼓动而走上犯罪道路。如胡某鹏和陈某洋抢劫案，两人是某镇初中在读学生，在外结交社会无业青年，后被他人唆使采用语言恐吓、砍刀威胁、搜身等手段抢劫本校学生。

二是作案形式多以团伙为主。由于学生能力所限，个人往往难以实施犯罪，于是他们转向社会寻找“兄弟伙”、“铁哥们”，进而形成团伙犯罪。这些团伙成员有的来自同校，有的来自同村、镇，有的是朋友的朋友，有的属于校

内外勾结。如甘想某、甘柳某、魏志某盗窃案，三人都是在校学生，因沉迷网络游戏而无心向学，向家里要钱不遂，于是共谋盗窃他人财物，从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是农村学生犯罪情况出现增多趋势。在农村，父母为生计而忙于奔波，无暇照顾子女生活和平时的活动情况特别多，我院办理的案件中来自农村地区、困难家庭的学生就有8件9人。如钟某文抢劫一案，其面对同学间生活水平的强烈反差，心理上很受刺激，伙同他人去到初一年级学生宿舍，对六间宿舍的十多名学生实施抢劫，抢得现金70多元以及收音机、风衣、手电筒等物品。

四是对犯罪行为认识不足。在校学生犯罪动机一般比较单纯，大部分是由于不学法、不懂法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例如在盗窃、抢劫过程中被人教唆帮人“看风”，认为自己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不够成犯罪。在强奸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误以为对方同意就不构成犯罪，如我院办理的曾某文强奸案，由于对行为的违法性认识不足，认为经幼女同意发生性关系不为犯罪，当知道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时后悔已晚。

五是经教育大部分都能投案自首。由于在校学生犯罪突发性、无明确动机犯罪占大多数，很多是一念之差而铸成大错的。案发后，更多的是找家长商量如何解决，家长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后，大都会劝导孩子主动投案自首，并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我院办理的11件案件中，8件10人在案发后能够自动投案或者在未采取强制措施前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

二、在校学生犯罪原因分析

作为在校学生生理和心理未发育健全，不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复杂生理机制，缺乏抑制外界不良影响的能力，而且逆反心理强，喜欢争强好胜，很容易在盲目模仿或偏激冲动中走向犯罪的泥潭，这些是在校学生犯罪的内因，然而从我院办理的案件来看，外在因素对在校学生犯罪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是社会的不良诱因。首先是享乐主义的滋生。很多在校学生把穿名牌服装，买高档商品(如手机等)看成一种时髦，享乐欲望的膨胀促使自控能力欠缺的青少年追求畸形消费，特别是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学生面对同学间生活水平的强烈反差，心理上很受刺激，一旦自我调适不当，就不惜采取违法犯罪的行为来满足物质欲望。其次是“黄赌毒”的入侵。当前许多学生为考试而拼搏，生活单调枯燥，厌学情绪骤增，而社会上的“黄、赌、毒”乘虚而入，一些在校学生为了追求一时刺激，盲目地学习和模仿电视、电影、音像制品和文学作品中的犯罪手段和情节。再次是网吧、游戏厅的无序管理。各种迎合青少年好奇娱乐心理的游戏厅、网吧比比皆是，很多在校学生沉迷于网络聊天、网络游戏，无心上学，而由于对上网费以及部分游戏开支的需要，学生往往通过违法手段获得金钱，以至触犯刑律。

二是家庭的不良影响。一些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纵，当孩子犯了小错误的时候，不但不指责其改正，反而宠爱袒护，使孩子养成了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知错不改，一错再错，最后酿成大祸才后悔莫及。加上现在有些父母，整天忙于工作或生意，无暇顾及孩子，对其在学校的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疏于了解和掌握，对于孩子在青春期生理和心理上的困扰没有给予及时疏导。特别是农村的“留守孩”，父母外出打工，他们有困难、困惑不知向谁倾诉，身边无人提醒约束、正确引导，久而久之形成了自暴自弃不良性格，往往是“糊里糊涂”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三是学校教育的失误。一是教育偏位。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村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较大比重，多数农村中学生在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部分初中辍学)后回家务农，而学校缺乏职业技能教育，回乡就业的学生一般都缺少一技之长，智力劳动的价值又体现不出来，难有作为，导致毕业回村后容易无所事事，而滑向歧途。二是管理不力。学校对一些学生的喝酒、抽烟、赌博、报复等行为校方没有给予及时制止等，对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不够也未能入心、入脑，一旦有偶然性因素诱发，极容易导致违法犯罪。如我院办理的张某源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与同学因一个乒乓球引起打架，双方相互殴打推拉，致使张某威倒地，造成胃内容物返流气管、支气管，导致气管、支气管管腔填塞、机械性窒息死亡。

三、遏制和预防在校生犯罪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我院在办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对在校学生犯罪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并初步取得了成效。结合工作实际，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要做好四个“着力”：

一是着力办理好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在校学生罪犯是一个尤其脆弱和敏感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会回归社会，逐渐成长为社会中正常的一员，一旦办案方法失当则很有可能导致不良效果。因此在办案过程中，要针对在校学生生理及心理特点，注意寓教于捕、寓教于诉，将挽救方针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及时准确的办理在校学生案件，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保护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由于在校学生身心不成熟、不稳定，对自己的行为性质没有正确、全面的认识，其

犯罪较成年人具有特殊性。若简单地对其判处刑罚，一方面影响其学业，另一方面可能使其在监管场所被交叉感染，形成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因此，对一些主观恶性小、社会影响小、性质轻微的在校学生案件采取适度从轻处理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近年来，我院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对在校学生犯罪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其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有无帮教条件等情况，除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严重的以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对确需提起公诉的，根据情况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适用缓刑等量刑方面的意见。

二是着力建立帮教体系。司法机关不仅要建立帮教体系，而且要多方位、多层面地开展社会帮教工作，一是以“帮”为突破口。凡属在学的缓刑犯，要坚持与所在学校联系、磋商，请教育局出面协调，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争取让其复学。二是以“教”为本。动员、组织各方面力量，对缓刑犯进行跟踪帮教，及时建立以公安、检察、学校班主任、监护人为成员的帮教小组，建立帮教联系制度和帮教网络，定期让他们向小组汇报思想工作状况，促进其思想转变。即使投入少管所服刑后，帮教工作仍继续向劳改场所延伸，通过联合监狱管教干部与他们召开座谈会，送去家乡人民的关爱，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认真改造，早日回归社会。

三是着力构建预防网络。要加强对开展校园治安调研工作,分析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和薄弱环节, 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在校学生犯罪及侵害中小学生权益案件的治理和预防建议，在全社会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减少社会环境中不良因素对少年的毒害。一是要协同公安、文化、工商等有关职能部门，严格清理各种毒害青少年的文化市场(特别是校园周边违规设立的舞厅、录像厅、电子游艺室等娱乐场所)，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二是要协同公安、法院严厉打击教唆、胁迫、引诱青少年犯罪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屡教不改、扰乱、破坏校园教学环境、危害学生人身、财产权益的违法犯罪人员加大惩处力度，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送工读学校，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责的从严从快批捕、起诉。

四是着力搞好法制宣传。法制宣传不仅包括在校学生，更主要的应该加强对家长、学校教师以及社会各界的法制宣传。要通过新闻媒体、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面向全社会，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通过举办法制知识讲座、法制图片巡回展、开辟固定的法制宣传阵地等形式，让全社会都来重视和关心在校学生。其次要委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干警担任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掌握学生的性格特征、心理状态和平时的表现,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成长过程和社会交往等情况。再次，要通过现身说法、案例评释、图片展览等形式向在校学生宣传有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制观念,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遵纪守法、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第四篇：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审判参考

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审判参考 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审判参考

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是合同诈骗罪。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诈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我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合同诈骗罪的财物，二是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三是“非法占有目的”的确定，这里涉及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的区别。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对象：对“财物”的理解和把握

（一）法院对“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最近意见

2005年3月30日辽宁省法院 《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2.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对象是合同标的所指向的财物，既包括合法财物亦包括非法财物。既包括合同对方当事人所有的财物，亦包括其持有的财物。

3.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是能产生财物利益的权益，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侵犯了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构成犯罪的，应定假冒专利罪、假冒商标罪、侵犯著作权罪。

4.劳务合同是以劳务为合同标的，通过履行劳务而获得财物利益（如春节前各地政府从房地产老板、包工头那里为农民工追讨拖欠的工资），劳务不是合同诈骗罪侵犯对象。但利用劳务合同骗取佣金的，可以按合同诈骗罪处理。

（二）理论界对财物的新近研究

合同诈骗罪是从一般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罪名，根据我国刑法的文字表述，诈骗罪的对象为“财物”；但许多国家的刑法明文规定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所谓财产性利益，大体是指狭义（普通）财物以外的财产上的利益，包括积极财产的增加与消极财产的减少。例如，使他人负担某种债务（使自己或第三者取得某种债权），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不限于民法意义上的债务），使债务得以延期履行，如此等等。

张明楷在2005年第3期《法律科学》撰文《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研究了“财产性利益”的问题。探讨了我国刑法中的财物是否包含财产性利益？本文的观点是，作为诈骗罪对象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

我国法律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财产”概念。《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标题为“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其中的“财产”指财物，而《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中的“财产”，则泛指有体物、财产权利与财产义务。事实上，现代社会对财产的衡量，已由对实物的占有让位于主体实际享有利益的多寡，财产权表现为庞大的权利系统，并可抽象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即应当将财物解释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

人民法院报2005年8月17日的刑事审判栏目有一篇《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理论之完善》文章提出了一个“财产权利”的概念，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具有的非法控制、掌握他人权利并造成他人损失的目的，不仅包括对所有权侵害的目的，也包括对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利的侵害的目的；不仅包括对所有权整体的侵害，也包括对所有权部分权能的侵害。这些最新的理论成果丰富了“财物”的内涵和外延。

但理论不等于实践。在我国民法理论和有关民事法律规定中，财产权利包括物权（所有权、用益特权、担保物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债权（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等）、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中的财产性权利。

（三）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有将对财产所有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侵害行为定性为诈骗罪。

如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很明显，“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的行为其侵害的财产权利不是民法中严格意义的财产所有权，而是民法中严格意义的债权，因为对行为人而言，实施这种行为虽然可能使其直接或间接获取财产利益；但对被害人而言，其财产所有权并未受到侵害，被害人只是因为受骗，向行为人提供了服务。

如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10日《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依照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所谓“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实际上是指使用欺骗方法，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债务的免除意味着行为人取得了财产性利益。

再如《刑法》第210条第2款规定：“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依照本法第266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增值税等发票本身虽然是有形的，但上述规定并不是旨在保护这种有形的发票本身，而是保护有形发票所体现的财产性利益（抵扣税款、出口退税）。

《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货物、货款、预付款都是财物，但担保财产则不限于狭义财物，而是包括了债权等财产性利益。可见，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可以是财产性利益。

或许人们认为，上述规定属于法律拟制。即财产性利益原本不是诈骗罪的对象；只是在有拟制规定的情况下，财产性利益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而拟制规定的适用范围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只能在法条明文规定的特定范围内适用。诚然，拟制规定的内容不能“推而广之”，只能在特定范围内适用。但是，如果认为《刑法》第266条所规定的诈骗罪对象本身包含财产性利益，那么，第210条第2款的规定就不是法律拟制，而是注意规定。既然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具有合目的性与具体的妥当性，那么，就应认为《刑法》第266条所规定的财物原本包含财产性利益，故第210条第2款只是注意规定，而不是法律拟制。

《刑法》第9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

（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

（二）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

（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

（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显然，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实际上包含了财产性利益。第92条虽有“本法所称私人所有的财产”的表述，但分则条文却没有类似“私人财产”的述语，相反，侵犯财产罪的对象都被表述为“公私财物”。在张明楷看来，侵犯财产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就是指财产；这样理解，才能使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保持协调。

实际上，在我国刑法条文中，财物与财产两个概念并没有明显区分，甚至可以认为，二者基本上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概念。例如，《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其中“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当然包括狭义财物以外的财产与财产性利益；不可能只追缴狭义财物而不追缴财产性利益；将其中的“一切财物”理解为财产，正好与后述“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的表述相一致。“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也应当包含狭义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

（四）对财产性利益范围的适当限制。虽然诈骗犯罪对象的“财物”可以包含财产性利益。但是，联系我国的刑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即使认为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也应当对财产性利益的范围作适当限制，而不能作如此宽泛的解释。换言之，认为财物概念包含财产性利益，并不意味着任何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都成立财产罪，不意味着任何骗取财物的行为都成立诈骗罪。如同狭义财物是诈骗罪的对象，但骗取财物也不一定成立诈骗罪一样。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是否成立诈骗罪，还要通过考量欺骗的程度、数额的大小、被害人是否遭受财产损害等因素来决定。对于作为诈骗罪对象的财产性利益，作出如下限定是必要的。

第一，财产性利益的内容必须是财产权本身，即取得他人的财产权或者通过使他人免除债务而使他人丧失财产权时，才可能成立诈骗罪。因为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罪，如果利益的内容不是财产权本身，就难以认定行为侵犯了财产。所以，劳务本身不是财产性利益，基于劳务所产生的财产权才能成为财产性利益。例如，诈称自己急病，使邻居开车将自己送往医院的行为，并不成立诈骗罪。因为邻居在开车将行为人送住医院时，并未与行为人形成取得对价的约定，所以，没有丧失任何财产权。反之，基于劳务或服务产生的财产权能够成为财产性利益。例如，行为人获得某种应当支付代价的服务后，以签发空头支票的方式使对方误以为行为人支付了代价，因而免除行为人的债务的，应认定为骗取了财产性利益。所以，乘坐交通工具后，使用欺骗手段使提供运输的人免除交通费用的，属于骗取了财产性利益。

第二，财产性利益应限于具有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的情形。例如，存款债权具有管理可能性与转移可能性，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使他人将存款债权转人行为人账户的，应成立诈骗罪。不具有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时，也便不存在处分财产性利益的可能性，当然不可能成立诈骗罪。

第三，虽能满足人的需要与欲望，但不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不能成为诈骗罪对象的财产性利益。例如，行为人没有缴纳话费的意思，利用他人身份证取得了SIM卡的使用权，并且使他人免除话费的，骗取了财产性利益，成立诈骗罪。反之，欺骗卖淫女使之提供性服务的，不属于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

第四，取得利益同时导致他人遭受财产损害时，才能认定为财产性利益。例如，使用欺骗手段取得他人情报的，不成立诈骗罪；因为被害人并未因此而丧失情报。联系《刑法》第219条的规定，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即行为人窃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本身，并不成立盗窃罪；因为对方并不由于行为人的窃取而丧失商业秘密。所以，只有窃取后进一步实施使用等行为，使权利人遭受经济损失的，才认定为侵犯商业秘密罪。基于同样的理由，单纯骗取他人商业秘密的，也不成立诈骗罪。再如，在事先提交入场券才能进人演唱会的情况下，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进人演唱会观看演出的，演唱会的举办者并未因此而丧失财产，所以，行为人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只有当行为人取得利益时，被害人同时丧失利益的，才能认定财产性利益的转移，进而认定为诈骗罪。

通过学习，对合同诈骗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对“财物”的理解和把握应当包括财产性利益，不能仅停留在狭义的“财物”上面。但是其他法律能够调整的，如招工诈骗，侵犯农民工权益，依其他法律处理；刑法另有拟制性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

二、对“合同” 范围的理解与把握。

合同诈骗是一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区别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合同进行了诈骗。

（一）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2002年8月13日，赵秉志和肖忠华在检察日报第3版就合同诈骗罪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撰文对话，初步讨论了本罪的合同范围问题。当时的观点是：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该仅指经济合同，而且仅仅指经济合同。因为刑法224条的规定，主要吸收了高法高检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和1996年高法《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而《解释》第2条曾规定：根据刑法151条和152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其中使用了利用经济合同这个词。认为正确界定合同之义首先要结合合同诈骗的客体性质，必须能够体现市场秩序，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如婚姻、收养、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在该罪合同之列，在具体案件中，行为人虽然利用了可以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形式，但该合同在当时的条件、环境下并不具有规范市场行为的性质，对行为人也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行为人以生活窘迫为名，立下借条（合同）骗借他人财物后挥霍一空而不予偿还的，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其次要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认为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二）刑法有关内容的实务研究。2004第1集总第36期参考有一篇《刑法实务研究》的文章，论及了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的界限问题：

合同诈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这是区别于其他诈骗犯罪的一个主要特征。因此，正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对区分此罪与彼罪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主要是指经济合同，不能认为凡是利用合同（行政合同、劳务合同等）进行诈骗的都构成合同诈骗罪。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其标准应当根据合同诈骗罪侵害的客体性质并结合立法目的加以界定。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这种犯罪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了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所保护的客体范围内，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否则便于刑法的立法宗旨不符。应当结合该合同的具体情况，考察其行为是否符合“扰乱市场秩序”的特征，否则就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例如，行为人利用伪造的遗赠抚养协议向继承人骗取被继承人的遗产的就不属于合同诈骗罪。另外，行为人虽然利用了一定的合同形式，但该合同在当时的条件、环境下并不具有规范市场行为的性质，对行为人也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例如，行为人以生活窘迫为名，立下借条（合同）骗借他人财物后挥霍一空而不予偿还的，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所以，只要行为人利用了能够体现各种市场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那么该合同就满足了合同诈骗中“合同”的要求。这种诈骗行为就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三）上述理论在实践中得的运用。2004第4集总第39集沈阳铁路运输法院的一个案例，就如何界定合同诈骗中“合同”的范围在论证过程中体现了上述主要观点：

合同诈骗罪是从一般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罪名。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和刑法第266条关于“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对于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不应以一般诈骗罪论处。准确界定刑法第224条中“合同”的范围，是合同诈骗罪司法认定中的一个先决问题，对于区分合同诈骗与一般诈骗两者界限也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这里的“合同”，我们认为，应结合合同诈骗罪侵犯客体并结合立法目的，来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

第一，关于合同类型。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了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存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的规定，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于各种民商事合同的规定应作为刑事法中认定合同成立、生效履行等相关概念的参考，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再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第二,关于合同形式。与原《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的严格不同，在合同法中，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之外，合同的订立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口头合同与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因不具有合同诈骗的双重侵犯客体，则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四）审判工作座谈会研讨综述。2004第6集总第41集，2004年11月24至27日苏州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研讨综述中，经过讨论，会议形成了倾向性意见，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应当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与市场秩序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如赠与合同、劳务合同、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均不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同时，虽然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各种民商事合同的规定应作为刑事法中认定合同成立、生效履行等相关概念的参考，但是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就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应当结合该合同的具体情况，考察其行为是否符合“扰乱市场秩序”的特征，否则就不能定合同诈骗罪。如自然人利用口头合同骗取财物，构成犯罪的要结合该口头合同的类型，从其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侵犯的客体着手，分析其行为的性质。一般说来，对于在生产、销售等经济活动中，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只要具备合同法第12条规定的合同要件，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五）思考和理解。我们在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性质认定，原则上应当掌握在适用我国现行《合同法》的合同范围。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所以常见的有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合同等民事合同。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也应当在内，因为该类合同侵害的客体应当是市场经济秩序。

关于口头合同，按照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口头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具有书面合同同等效力，应当包括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内。但实践中如果将所有的口头合同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将在一定程序上混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我认为一般来讲，口头合同不宜认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双方的商业协议性质明显，有的时候还有其他票据、签字等书证佐证，从其本质出发，则可以认定为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但是，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在具体案件中，利用合同形式诈骗不致扰乱市场秩序的，也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开发区王冬人诈骗案件）

三、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

（一）辽宁法院的新近意见。根据省法院的意见第5条：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正确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及违约后的态度看，同时参照 1996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1）获得合同标的财物而拒不履行或部分履行合同义务，携带所获财物潜逃的；

（2）肆意非法处置、滥用、变相占有被害人财物的；

（3）大肆挥霍对方的定金、预付款、致使被害人财物无法返还的；

（4）以支付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等方法，致使被害人财物无法返还的；

（5）使用被害人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 致使被害人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6）将以诈骗方法得来的财物大部分用于归还债务，弥补亏空的；

（7）根本就没有经营条件和履行合同的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8）抽逃、转移、隐匿被害人财物，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

（9）隐匿销毁财务帐目，或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被害人财物的；

（10）为继续实施合同诈骗，拆东墙补西墙，或将被害人财物用于亏损或进行不营利生产经营项目的；

（11）不正当履行合同义务，为履行合同设置障碍，且占有对方财物拒不返还的。

（12）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被害人财物，或者致使被害人财物无法返还的等情况。

（二）实践中的难题。“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方面问题。从理论上讲，犯罪行为实施的当时，必须是明知自己是在利用经济合同，以欺骗手段，实施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应当是直接故意，过失和间接故意不能构成本罪。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比较好理解，但在实际中，在证据的采用上和事实的认定上较难操作。修改后的刑法224条规定的五种具体情形中，前三项都明显可以看出规定的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就要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只有第四种“携款逃匿”的行为，主观故意要靠推断得出。

所以，在理论上要坚持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在实践中要严格把握证据，只要客观上存在法定犯罪行为的事实，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主观上的“清白”，就应当认定为有罪。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侦查技术及侦查人员能力的局限，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司法推定考察的因素。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当根据其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在司法推定时，应全面考察行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观因素：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1)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2)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3)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4)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5)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6)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又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诈骗行为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没有诈骗行为，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还须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证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履约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而不是虚假的行为”。履行行为是否真实，应当结合履约能力的不同情形来判断，这里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采取积极履约的行为，在尚未履行完毕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已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故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2)行为人在取得相对人财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对方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债务。这种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这种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不是一种真实的履行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2)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论。(3)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经营活动，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对方财物予以返还，应视为民事欺诈；当其没有履约行为时，应认定为合同诈骗。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6、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种情况。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只是由于客观上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得到全面履行，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纠纷处理。

（四）法院座谈会研讨的观点。第41集刑事审判参考，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研讨综述中，多数代表的观点是：

作为以公私财物为犯罪对象的合同诈骗罪，是从传统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新罪名，都具有侵犯财产所有权的性质，构成犯罪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既是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也是区分诈骗犯罪与民事纠纷的重要界限，还是区分诈骗犯罪与其他犯罪（如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依据。

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诈骗犯罪案件过程中，除了审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和危害后果外，还必须认真查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于合同诈骗罪，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以行为人的履约能力为基本出发点，结合行为人的履约行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事后态度等方面，综合判定。

如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为填补经营活动造成的亏空，采用欺骗手段不断与他人签定合同，“拆东墙补西墙”归还欠款并最终造成损失的，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另一方面，行为人虽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签定合同后没有为履行合同做任何努力或者仅履行少部分合同，将取得的他人财物挥霍，或者用于其他非经营性活动，丧失归还能力的，也应当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而行为人在签定合同时有履行的能力，只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丧失了履约能力，导致无力归还他人财物的，不能以合同诈骗定罪处罚。

对于行为人没有实际资金，采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手段骗取验资和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尔后利用空壳公司签定合同骗取公私财物从事所谓“借鸡生蛋”的经营活动，最后无法归还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挥霍、非法活动、归还欠款、非经营性支出等方面的，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对于行为人将骗取的奖金用于正当的经营活动，并造成资金客观上无法归还的一般不能以合同诈骗定罪处罚。（2002年第29缉参考有一个程庆合同诈骗案）

（五）关于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问题。多数代表认为：在诈骗犯罪中，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产生于其非法控制公私财物之前。但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在合法控制他人的财物之后，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自愿放弃财物，从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也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特征，应当以诈骗犯罪的有关刑法规定定罪处罚。因此非法占有目的可以产生于合法控制他人财物过程中，或者合法控制他人财物之后。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在对方当事人交付财物或者款项之后，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拒不支付货款或者交付财物，或者不偿还资金，则可构成刑法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

（六）、划清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的界限。合同欺诈是指以获取不平等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在经济活动中故意以不真实的情况作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他人判断错误，从而达到在发生、变更、消灭一定经济法律关系时获得优于对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的行为。构成合同欺诈的条件，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欺骗对方的故意；二是客观上实施了一定程序的欺骗行为；三是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觉签订了合同；四是合同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使对方当事人蒙受经济损失。进行合同欺诈的行为人为了获取对自己有利而对他人不利的经济利益，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法律，在手段上更是花样翻新。而且，合同欺诈行为往往和合同诈骗罪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1、查明行为人的主体资格是否真实可靠。如果发现行为人签约时的主体就是虚构、假冒的，无营业执照，无办公地点、无资金和货源等重大不真实情况，基本上可以判定属合同诈骗，如果主体资格真实还应进一步查明其他情况。

2、查明行为人有无履行能力或具有有效的担保。如果行为人在签约时或合同有效期内有充足的货源或后备货源，有可靠的资金来源或担保，或者在合同有效期内具有找到货源、资金的可能性；或者具有承担违约责任的能力等，应认为当事人具有履约能力。如果根本不具备上述情况，却与对方签订了大大超过自己履行能力的合同，又无可靠的担保，则可判断为不具有履约能力。

3、查明行为人有无履约的诚意和行为。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后积极为履约作出努力，或者经过努力后仍不能大部或全部履约，自愿返还已取得的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说明行为人具有履约的诚意和行为。如果签约后的行为是为了把对方的财物骗到手，根本不去考虑如何履行合同的问题，或者以履行其中一部分为诱饵，对其余部分不再履行，也不退还已取得的对方当事人的款物，则可判定其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为。

4、查明行为人对已取得款物的处理方式。合同签订后所交付的定金、货款、预付款等，都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合同的履行，如果行为人把对方交付的款物用于正常的经营活动之中；或用于履行合同所必须的开支中，可以认为他们的欺诈行为还是属于民事范畴。如果对方交付的财物一到手，行为人即用于挥霍、享乐，进行违法活动，甚至携款潜逃，则应判定触犯了刑律。只要我们掌握了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查明了行为人客观行为和危害结果，就抓住了区别经济欺诈行为和合同诈骗罪的纲和领。

办案实践中把握的原则：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手段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合同法和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欺诈的是“以欺诈、胁迫手段”，两种行为的相同点是“制造虚假的事实，使用了欺骗手段”和非法(违反刑法和民法之别)获取了财物。二者的不同点是．，在主观故意上合同诈骗者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根本就不希望履行合同，只想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没想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而民事欺诈则恰恰相反是希望合同的履行，通过合同的履行实现骗得非法钱财的目的，如通过产品质量有瑕疵、合同延期履行、拖欠货款等方式实现非法获利的目的。这是罪与非罪的界限，应在实践中掌握，凡符合合同诈骗的几种形式的行为，如果没有证明其确实是真诚履行合同的证据，就应当确认为合同诈骗，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履行合同的诚意，则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结束语：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就是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客观上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我国著名的刑法学专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论述合同诈骗罪中曾精辟地指出：“行为人主观上以及实际行动中是否为履行合同作努力是确定其行为、性质的关键，”这更明确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之间的本质区别。

第五篇：犯罪警示教育心得体会

犯罪警示教育心得体会

张开维

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短片对我的震撼力、对心灵的触及深度，是其它形式所难以达到的，教育效果深入内心，能够经久不忘。职务犯罪是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所作所为给国家和集体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给亲人带来无比的痛苦，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放松对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抵御不住诱惑，走向了犯罪的深渊，结果令人痛心。自己要以此为鉴，牢固树立廉洁自律思想，筑牢反腐防腐防线。在廉洁问题上犯不得一点糊涂，抱不得一点侥幸思想，任何时候，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给自己“开口子”，必须态度鲜明，拒腐蚀、拒绝个人主义、拒绝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现就将参加警示教育活动以及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浅谈几点体会。

一、反腐倡廉，必须警钟长鸣

警示教育活动是我们党推进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证。反腐倡廉关乎党的命运，是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永葆生机活力和长治久安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经受不起市场经济浪潮的荡涤，理想和信念发生扭曲，放松了对个人主观世界观的改造，从追求安逸生活，到私心膨胀，最后走上犯罪的道路，成为令人痛心的反而教材。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耐得住艰苦，管得住小节，挡得住诱惑，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深刻领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珍惜工作，珍惜生活，珍惜荣誉。我将以此警示自己，防微杜渐，警钟长鸣。

二、加强学习，充实自己，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主要靠学习。学习是一种追求、一种责任、一种能力，是把握方向、增长才干的重要途径。学习政治理论是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政治素养和增强党性原则的根本。只有努力学习政治理论知识，思想觉悟、境界提高了，眼界开阔了，才能够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能动性;才能真正明白人活着的有价值和意义;才能真正做到严格自律。作为一名行政执法人员，我深刻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事关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自己更应该不断加强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纪、国法知识的学习，更要加强自身的世界观的改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增强廉洁自律意识，严格遵守廉洁规定，不断提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和自身免疫力，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好食品药品监管这个“民生关”，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无论在什么时候，自己都要牢记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道理。

三、增强意识，廉洁自律，做反腐倡廉的带头人

通过警示教育活动，对反腐倡廉斗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此次开展的警示教育活动，是我局“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高标准建设一支廉洁高效、勤政为民的执法队伍的重要措施，也体现了局领导对职工的关心和爱护。这次警示教育活动，就是要让广大干部职工从警示教育活动中得到既沉重又非常深刻的启示，从而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严于律己，做遵纪守法的带头人。为此，决心要把这次警示教育活动作为永久的警钟，长鸣在自己的思想中。牢记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要从典型案例中深刻吸取教训，克服投机心理、失衡心理、攀比心理、侥幸心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事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