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的财税政策研究

第一篇：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的财税政策研究

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的财税政策研究

内容摘要：“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营造环境，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并特别强调“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本文分析了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以及现行税收政策，提出促进现代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税收减免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服务业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其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增加就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2010全球绿色经济峰会上的发表讲话，我国通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200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2.6%。但是，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且还存在着内部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因此，我国政府需要利用各种政策促使服务业能健康发展。税收政策是国家进行政府干预、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主要政策工具。良好的税收政策可以提高服务业市场的投资积极性，并能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从而使服务业平衡发展。制订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对服务业的整体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并有利于监督我国服务业的有序发展，从而提高我国服务业在国际环境下的竞争力，提高就业比例，并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二、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

（一）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但发展水平较低

2001年服务业增加值为44361.6亿元，占GDP的比重是40.5%，2011年服务业增加值为204982.5亿元，占GDP的比重是43.4%。我国服务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服务业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左右，这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69%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从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和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拉动来看，2001年以来，大部分年份里服务业贡献率大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对GDP增长的拉动先增强后逐渐有所放慢趋势，与第二产业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这两个指标都低于第二产业，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具有良好的发展趋势，但并未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见表1）。

从吸纳的就业人口（见表2）来看，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2011年从事服务业的人数达到27282万人，占就业人数的35.7%，比2001年增加了7177万人，提高了8个百分点，但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60%～75%的水平。这说明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的优势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我国服务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内部结构有了明显改善，结构转换和升级速度在加快，现代技术型、知识型服务业发展迅速，现代物流业、信息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相比国外其他国家，现代服务业占比仍然很低。因此，如何在优化和提升我国服务业结构，继续发展好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主导地位是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三、税收政策在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上存在的问题

为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现代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国务院制订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家税务总局陆续下发了家政服务、软件产业、文教医疗等行业税收优惠政策，从税收扶持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这些政策的制订，促进了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然而，由于上述政策的制订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因此，我国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系统性，立法程度不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税收立法环境，针对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散见于各个税种中，各项政策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政策体系，缺乏全国统一的规划，立法级别上，大多以意见、通知甚至是批复的形式出现，法律效力相对较低；，立法形式也缺乏稳定性；同时，为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各省均出台了相应的税收扶持政策，造成了分割的财税政策，极易造成行业税负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均衡。

（二）、部分服务业税率设置不合理，总体税负偏重。我国服务业多数属于营业税应税项目，从营业税税率设计看，金融保险、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以及服务业均适用5%的基本税率，娱乐业适用5%—20%的差别比例税率，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由于计税依据不同不好比较，但对于相同计税依据的小规模纳税人3%的增值税税率，最少高出2%。再者，差别比例税率有待完善，差额计征范围虽有扩大，但未全面铺开，重复征税现象依然存在。

（三）、税收政策的行业偏好严重。一是重制造业轻服务业。我国目前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制造业制订的最多，企业享受面也很广，例如国家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基本是针对制造业制订的，服务型企业难以达到要求。再如：目前，对于产品出口企业可以享受增值税出口退税以及免抵增值税优惠，而服务业却不能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两种不同的政策待遇，导致服务型企业激励机制缺乏。二是在服务业内部，存在重生活性服务企业轻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现象。对新兴服务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较多的税收优惠主要针对公共服务业（如教育、卫生、文化、公共管理），而对服务外包业、现代物流业及软件研发、工业设计、信息技术研发等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以及农村现代服务业的相关优惠较少，支持度较弱，未能体现我国现行服务业发展的目标和重点。

四、国外税收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做法通过税收减免扶持产业发展是各国政府采用较多的措施。美国对服务业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产业、农业服务业、中小服务企业等领域，以鼓励这些产业与行业的发展。美国对信息技术产业主要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亏损结转、提取科研准备金等间接税收优惠方式。对于农业服务业，采取减免税、费用扣除、投资抵免等优惠措施。对于中小服务企业，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采用公司所得税的纳税方式或者合伙制企业的纳税方式。韩国政府也制定了强化服务产业竞争力的相关措施，并通过税收减免支持服务业发展。规定对属于现代服务业的中小企业给予大力支持，扩大减免税种，并增加特别税额扣除。所有种种，促进了本国现代服务业发展。

五、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税收政策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现代服务业立法体系

一是整合现有促进服务业发展税收政策，努力提高立法层次。对现有促进服务业发展税收政策进行梳理，临时性政策加以清理，需要保留的政策通过全国统一的系统性规划，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增强政策的法律效力，保持地区间税收政策执行统一性；二是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既要实行全国统一的的服务业优惠政策，又要根据各行业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别化的优惠政策，体现行业差别，实现税负公平。如对技术研发企业的优惠可侧重于研发环节，而对高风险企业可侧重于风险控制行为；三是对各地已出台的地方性政策进行整顿，效果好的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效果不好的予以废除，以消除人为因素造成的税负差异，实现地区税负的公平。

（二）实施税制改革，降低行业税负

一是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逐步解决现代服务业重复征税的问题。2012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迈出了税制改革的第一步，但试点范围过窄，对于耗用材料较高的建筑安装以及征税环节较多的物流业务等均未纳入试点范围，在不影响地方分享收入前提下，将建筑、物流、金融等行业纳入试点内容，积极总结试点经验，力争在3—5年内在全国正式推行。二是完善营业税制度。一是制订营业税扣除项目管理办法，在 “营改增”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通过制订较为完备的营业税扣除项目管理办法，尽量消除营业税重复征税矛盾。扩大差额征收营业税范围，将金融企业转贷业务、服务外包列入差额征税范围。三是在税率设计上，鼓励发展生产性服务企业，对美容、按摩、娱乐等高收入、高利润的非生产性服务项目处以高税率征收；对金融业、保险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及洗浴、理发、照相等低盈利行业，适度降低税率，逐渐拉开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税率间的差异。以体现营业税的调节作用。同时，应全面实施对服务行业进行差额征收的营业税政策。

（三）丰富税收优惠方式，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导向激励作用

首先要转变税收优惠方式。考虑到直接优惠“相机抉择”的特点，一般认为其政策效果是暂时的、阶段性的，所以，应着力转变税收优惠方式，将以降低税率、减免税额为主的直接优惠，转为间接优惠为主，提高税收政策的稳定性，如允许现代服务企业的外购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将原本应上缴的税金作为营业利润留存下来，用于扩大再生产，有效提高现代服务业资本投入的动机。其次要转变税收优惠环节，将以结果为主的优惠转变为以过程为

主的优惠。如把服务性企业的生产经营环节纳入到税收优惠范围，允许企业将技术开发费用按一定比例在所得税税前扣除。尤其是对研发周期较长、成功率低但一旦成功能产生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给予重点支持，并允许扣除人才引进、教育培训、产品出口等方面费用，提高企业科研开发的积极性。第三，要重视方式方法的创新，根据我国实际以及各行业特点，积极探索差异化的行业优惠方式，促进现代服务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如允许以银行为代表的高风险现代服务企业按照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投资准备金，并准予在所得税税前扣除，以尽量减少企业的运营风险，有效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第二篇：如何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论文摘要：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世界各国的共识。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尽快使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本文论述了全球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在分析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措施，以期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世界各国的共识。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服务业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国务院也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尽快使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有效途径。

加快发展服务业，形成较为完备的服务业体系，提供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丰富产品，并成为吸纳城乡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也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全球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和特点

服务业成为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其发展水平成为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全球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世界经济全面向服务经济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已完全确立了服务经济的产业结构。OECD（经合组织）的30个成员国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达到了70%以上，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人数也达到了69%。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超过50％。

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成为服务业成长的主导因素。现代服务业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产生，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业由于采用了先进技术手段，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批基于新技术、新管理方式、新经营模式而形成的新兴服务业崭露头角，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又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的助推器。

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全面渗透到制造业的流程中。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中最具活力的部门，发展速度超过了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经济越发达，这一现象越明显。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改善了服务业自身结构，而且提升了其他产业的竞争力。一些跨国公司由制造企业向服务转型的步伐不断加快，全球500强企业中的56%从事服务业。服务贸易迅猛发展。现代科技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服务贸易作为服务业的高级表现形态，规模日益庞大，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初步估算，2007年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6.3万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17%。服务贸易结构也不断优化，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增长强劲，以商业存在方式提供的服务贸易额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服务外包快速发展。这不仅从根

本上改变了世界服务业的发展模式，而且正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各国经济、产业、技术的发展模式。

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随着开放程度不断深入，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和质量逐步改善。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一是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2007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达10万亿元，占GDP的40.1%。一些大中城市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地方经济的主导产业。二是服务业就业迅速增加。2007年，全国服务业从业人员2.49亿人，占全部从业人数的32.4%；过去七年净增5100万人。三是服务业领域不断拓宽，面向生活的服务业门类增加，面向生产的服务业快速拓展，传统服务业改造加快，新兴服务业态不断涌现。四是服务业水平逐步提高，服务产品不断丰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逐步增强。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长期以来由商务部门为主管理的商贸服务业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先导作用日益显现，对于吸纳城乡新增就业、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服务业每三个业态中，至少就有一个是商贸服务业。至2004年年底，作为商贸服务业主体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四大门类营业总规模也占全国所有第三产业营业总额的30%。

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开放了《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总共160个小类中的100个，占服务部门总数的62.5%。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44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509亿美元，25年间增幅超过56倍。服务贸易出口的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了2007年的第7位，进口的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5位。

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目前，我国服务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仍然偏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40％，甚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二是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现代服务业占比偏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为落后；三是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还不高，服务业外资占我国每年吸收外资的比重不到1/3，远低于制造业；四是服务贸易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落后。21世纪的前2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我国的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我国服务业具备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机遇。

从国际上看，我国服务业正面临与当初制造业相类似的发展机遇。世界经济全面向服务经济转型，服务业跨国投资增长迅猛，跨国购并大潮迭起，服务贸易蓬勃发展。2005年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比重约为70%。

从国内看，服务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国民经济的发展释放出对现代服务业的巨大需求，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也产生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大量延伸需求。扩大对外开放将推动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发展服务业的政策环境将进一步优化。

商务部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措施

发展现代服务业任重而道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都在采取有力措施，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特别是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今后，商务部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提高重视程度，优化发展环境

促进、引导和规范商贸服务业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要通过发挥财税杠杆的引导作用和其他政策措施，对商贸服务业提供从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信息服务到人才引进、从业人员培训等多方面的支持。

（二）加强基础建设，引导行业发展

商务部将加快推进商贸服务业法规体系建设，研究制定相关标准，尽快建立统计体系，增强行业管理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各地商务部门也将推动制定与当地商贸服务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和相关配套标准，加大贯彻力度，指导企业规范经营。

（三）创新发展模式，改进发展方式

各级商务部门将通过政策导向和促进服务，引导商贸企业整合服务资源，建立健全服务监督评价机制，带动各相关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特别要积极引导广大商贸服务企业树立现代服务理念，引入现代流通方式，以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和电子商务等手段，推进商贸服务业规模化发展，进一步降低服务成本，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城乡居民。

（四）加强促进服务，提高服务水平

商务部将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本地区商贸服务业的下一步发展目标和工作重点，制定发展规划。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培训机构、企业的积极性，做好各种促进服务。积极引导广大商贸服务企业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内涵，改善服务质量，实现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尽快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品牌企业，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五）扩大对外开放，推进国际合作

商贸服务领域要加快利用外资步伐，鼓励和引导境内外企业通过采取合资合作、战略联盟、业务协作等多种形式，实现优势互补。根据内地与港澳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相关补充协议，促进港澳与内地服务业的合作与发展。鼓励中国现代商贸服务企业走出国门，到境外投资兴业，学习引进先进的理念、管理和技术。积极开展中外政府间、行业协会间以及现代商贸服务企业之间广泛的、多种形式的合作。

（六）发展服务贸易，扩大服务出口

我国已着手建立各部门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互动、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全国服务贸易协调促进机制，使政府管理更加务实、高效。各部门将研究制定扶持政策，简化工作程序，为企业发展服务贸易创造条件。同时，商务部将在加大开放力度、制定鼓励政策、建立促进体系、打造整体品牌和推进重点地区建设等方面积极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中部崛起

中部六省位于我国内陆腹地，具有承东启西、连南通北的区位优势，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的28%和20%以上，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

位，长期以来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部地区发展，制定了中部崛起战略，为中部地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现代服务业作为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新兴行业，必将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几年，商务部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启动了“万商西进”工程，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150亿元支持“中部崛起”合作协议，有力地推动了中部地区服务业发展。当前，中部各省享有国际服务业跨国转移和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可充分发挥自身交通方便、文化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等优势，大力发展包括商贸服务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和国际旅游、文化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等服务贸易，加快崛起进程。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举措，推进中部崛起是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希望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厘清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思路，推动发展现代服务业和促进中部崛起。

总之，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尽快使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

第三篇：现代服务业材料

现代服务业：发力在新的起跑线上 8月25日上午，在亭湖区黄尖镇涵洞小岛，江苏沿海开发60个重大产业项目之一——江苏奥威斯乐园项目开工。这个总投资达129亿元的“巨人”项目将被打造成盐城湿地生态旅游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龙头。就在同一天，我市的另一个重大服务业项目——建军路地下人防商业街工程也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

当前，盐城正处于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期，面临着江苏沿海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两大国家战略优势叠加的机遇，我市按照“双轮驱动、融合发展”的思路，坚持把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举措，着力构建盐城经济发展新优势。新机遇成就新发展

新开工的江苏奥威斯乐园项目是我市迄今投资体量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旅游项目，建成后对提升我市沿海开发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它与丹顶鹤国家珍禽保护区，在331省道以北布点的市动物园和儿童乐园，以及在建的千鹤湾国际养老社区、环保小镇、大洋湾生态运动园联成一串，形成我市东向出海一条靓丽的生态旅游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绿色轴线。

建军路地下人防商业街是市委、市政府为满足市区人防和商业需要而规划建设的重点城建项目。项目总投资12亿元，实行市场化运作，全部由开发企业上海轻纺集团投资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国体量最大、标准最高的地下人防商业街，它标志着盐城建军路核心商圈由此向立体化发展。

这两年，全市服务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2010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862亿元，“十一五”期间，盐城服务业年均增长15.2%，超过GDP增幅1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达到36.95%，服务业增加值总量排名位居全省第八，苏北第二。今年以来，市区服务业发展总体上呈现“高开稳走”的1格局，上半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07.66亿元，同比增长15.4%。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盐城城市化率将以每年2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将占到全市工业比重的65%。这些发展条件和基础，不仅为我市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我市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平台。根据盐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区域特点，今后一段时期，我市将突出中心城市、沿海港区、制造业集中区三大区域，重点发展现代物流、科技、金融、商贸、房地产、软件和服务外包、商务、旅游、文化创意、家庭服务等十大产业，全力打造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科技信息、商务商贸、专业市场、文化旅游等六大类23个服务业集聚区。“黑马群”抢占聚焦点

提升现代服务业竞争力，不能只靠一两家龙头企业，而要靠一批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产业关联度高、科技含量高的企业集群。我市以重点园区为依托，推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化发展。今年1至7月份，23个市级以上服务业集聚区151个项目已开工101个，完成投资106.7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79.6亿元，实现税收8.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1%、56%和216%。现代服务业在转型升级战役中及时释放潜力，成为一匹“黑马”，奋然跃起，发力在新的起跑线上。

今年7月19日，盐城国际软件园和服务外包基地举行了隆重的开园仪式，这标志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具备承接软件及服务外包重大项目的良好条件。软件园坚持“以快补晚、以特取胜”，大力实施“产业结构提升、打造功能平台”战略，围绕“物联网、汽车电子信息、服务外包”三大产业重点，加大资金投入。目前入园企业已达26家，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和集聚化发展态势初现端倪。今年1至6月份，园区完成主营收入2.45亿元，各项业务收入1750万元。省商务厅分管领导在该园区实地考察后认为，盐城服务外包“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高”。

第四篇：《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教案

现代政策研究组织

现代政策研究组织又叫“思想库”(Think tank)、“脑库”（Brain trust),是政策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当代政策研究中起着巨大作用，有学者称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是“现代国家决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现代政策研究组织卓有成效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就会在公共政策上束手无策。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研究成果，决定着美国人从摇蓝到坟墓的一生。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成为现代公共决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成熟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公共决策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

一、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概念、特征、类型 1．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概念

很难给现代政策研究组织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日本学者增田米二曾说，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是以开发大型科学（如开发宇宙和海洋）和开发社会（如防治公害，城市建设）等更加综合性的技术和系统为对象的研究咨询机构，它强调设计未来，跨学科研究和系统分析方法。我们认为，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是指由各种专家、学者组成的跨学科的综合性政策研究、咨询、评估等活动的组织,其主要的工作是进行综合性政策理论研究、政策规划、政策设计、政策分析、政策评估等，帮助政府部门和机构进行决策，以提高公共政策质量。2．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特征

作为政策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以改进政策制定为目标。这是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宗旨和首要特征，无论那种类型的现代政策研究组织，都把改进政策制定作为最终目标，它的一切活动都朝着这一目标开展。虽然它提供服务也收取报酬，但不以盈利为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组织的继续运转，为研究工作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它的目标始终是改进有关机构和部门的政策制定，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第二，研究人员构成的多学科性。现代政策研究组织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具有高度综合性特征，涉及到众多学科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显然，要探索解决一系列极为复杂的问题，仅靠单一学科的知识、方法是难以奏效的。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政策研究组织广泛采用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研究方法。例如，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中，配备了工程技术、物理学、计算机、数学、统计学、经济学、医学、教育、法律、社会学、心理学和政策分析学家。在开展课题研究时，有关各个学科的专家组合在一起，开展协作。起到互相补充、拓宽思路的作用。第三，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相对独立性。古代智囊人物凭个人智慧和学识为一个官僚贵族私人服务，他们之间关系是人身依附、士为知已者用的关系。而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研究活动，是在尊重科学和实践基础上，从实际出发，依靠科学实验和论证，做出科学的结论。他们的成果不是为了去支持、论证有关的政策或计划。兰德公司鼓励调研人员不受委托者的影响，不被任何框框所束缚，弘扬科学精神和个性，即使与委托者或权威者的意见大相径庭也无妨。大多数的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是属于有自主权的机构，具有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研究环境和条件。他们接受委托，进行研究活动，有时甚至不了解委托单位的初始意见。这就能够比较客观地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为了保持独立性，曾强烈表示不受理资助研究以外的任何研究，并规定了接受政府资助的限度控制在总收入的20%以内。可以说，独立自主的研究，是现代政策研究组织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第四，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手段。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诞生和发展以科学方法的发展为背景。尤其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等，为现代政策组织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及手段。其科学性、实用性和有效性在政策研究中屡屡得到验证。思想库创造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也不断发挥巨大作用，如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提出估计世界各国实力的“战略发展趋势理论”，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的“趋势估计与监视计划”借以跟踪不断发展的形势。兰德公司创造的系统分析、特尔斐法等方法，奠定了政策研究方法的基础。此外，在研究过程中，思想库还广泛借助电子计算机、现代通讯手段，建立模拟模型和数据库，建立决策支持系统，有效地提高了政策研究组织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可行性，缩短了决策过程，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3．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类型 政策科学的应用性特点，决定了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是学术部门和实际部门的有机结合，各个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服务对象、研究领域和所起作用是不同。因此，可以将现代政策研究组织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官方政策研究组织。这类政策研究组织通常隶属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带有明确的官方色彩，反映了政府一定的态度、立场和感兴趣的问题。它们直接研究政策问题，为决策提供咨询。官方政策研究组织有几种次属类型：一是最高行政长官的研究咨询机构。它们由最高行政长官的办事机构和专门委员会组成。比如美国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荷兰政策科学评议会、日本审议会、法国总统府中的总秘书处等。这种机构与最高决策者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提供各方面的情报和资料，提供各种备选方案，作为政策制定者决策的依据与参考，对最高决策者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二是相对独立的研究咨询机构。它们与行政系统关系密切，成员由政府任命，但又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组织体系和研究方法。如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荷兰的国务会议和社会经济理事会。这类政策研究组织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地位重要，对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都有很大影响。如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素有“第三议会”之称。三是部门的咨询机构。它们为各部门提供研究咨询服务，其形式多样，层次分明，构成一个相互关联，各司其职的系统。例如，日本政府各部都有相当数量的审议会作为咨询机构。通产省设有三个审议会，厚生省设有二十一个审议会，它们对专题进行研究，提出各种方案，供各部门决策选用。（2）半官方政策研究组织

西方国家为了让专家们能在民间的环境中工作，使其智慧为政府部门服务，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建立了许多半官方政策研究组织。一是政府通过投资和资助重点研究领域和方向，把它们纳入为政府服务的轨道。如作为日本“脑库总管”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的重要任务就是根据日本政府的需要拟订研究课题，分配给有关民间研究机构，并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半以上经费由政府提供。西方政府正是通过资金上的援助与这些政策研究组织建立了长期的、稳定的、密切的合作关系。二是政府通过和政策研究组织签订合同，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总收入的７０％来自政府和军方的合同收入，它是主要为政府和军方服务的半官方研究咨询机构。三是与政府部门对口挂钩的政策研究组织。虽然政府对这一类政策研究组织的资助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它们与政府部门对口挂钩，直接为对口的政府部门提供研究咨询服务。因此，它们实际上也是半官方的研究咨询机构。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与国务院对口挂钩）、经济发展委员会（与商务部对口挂钩）、税务基金会（与财政部对口挂钩）。（3）民间政策研究组织

民间政策研究组织是由民间发起，得到基金会和企业资助，为国家机构及其长官服务的政策研究机构，如：美国现代问题研究所、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等。民间政策研究组织是政策研究组织的典型形式，其最大特点是独立性和客观性，它熟悉技术方法，不为个人意志所左右，直接体察民情，既超脱又接近实际，研究成果更具客观性、正确性、全局性、有效性。它有两大优势：一是由于民间政策研究组织有一定社会性，在获取真实信息方面有效多优势和有利条件，可以克服行政性研究机构在搜集真实政策信息上的局限性；二是可以保持政策研究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克服行政性研究机构，因领导人更迭和领导注意力转移而影响政策研究课题和条件的弊端，有利于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开放度与民众参与度，对社会政治经济稳定有积极意义。民间政策研究组织对公共决策的作用巨大。如1960-1970年代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制定国家优先项目》(每年1卷),由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评价总统的全部规划,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对不同于总统设想的各种替代方案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估价,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施加了很大的影响。（4）半官方半民间政策研究组织（5）跨国政策研究组织

这是由世界各国科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政策科学家组成的、以研究人类全球问题为主的政策研究组织。首先，这类政策研究组织研究的是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的利益、在解决时需要世界各国协同努力、采取共同对策的问题。其次，它们经常与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和著名政治家举行联席会议，共同磋商、讨论问题。再次，它们努力促进各国成员之间的交流，交流解决各国所面临的问题的经验与方法，探讨各种专业知识的综合方法。例如，著名的跨国政策研究组织罗马俱乐部，它的研究报告始终广泛地吸引着世界各国政府，并引发了7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新社会运动——生态和环境保护运动。跨国政策研究组织以研究课题的魅力和不为任何国家、政党利益服务，只关心全人类的利益和人类未来的宗旨，发挥着其它政策研究组织所难以发挥的作用，影响着人类的明天。

二、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它是一战后在美国首先出现的。最早的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有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1919年）、对外关系委员会（1921年）、布鲁金斯学会（1927年）等。这一时期政策研究组织数量有限，组织不严密，研究方法不发达，研究领域比较狭窄，尚未法制化、制度化，没有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和规范程序。它们还没有被社会和政府要员所广泛承认。

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大量涌现是二战后的事。当代政策研究组织具有独特而合理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它们开发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各学科综合性研究，推动人类的政策研究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偶然走向必然。当代西方较有影响的政策研究组织有：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1943年）、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1946年）、法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1946年）、兰德公司（1948年）、巴特尔纪念研究所（1955年）、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58年）、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62年）、野村综合研究所（1965年）、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1966年）、加拿大公共政策研究所（1972年）等。

政策研究组织是现代社会产物。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起飞、科技发展，为政策研究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活跃的环境，而政策研究组织反过来推动着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科学决策离不开科学的咨询，公共决策者和决策研究相分离已成为一种趋势，政策研究组织正是代表着决策研究者的崛起。政策研究组织是由各种专家、学者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的组织，它改进了政府部门的政策质量，为社会提供信息、技术、思想观念服务，超越了单纯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纯粹科研层次，最终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国家决策的多样化、科学化和合理化。

三、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体制、地位与功能

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有独特的组织体制以及研究方式，它在当代公共决策系统和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功能。1．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体制

现代政策研究组织为了自身的生存和正常运转，建立起了一整套卓有成效的组织体制及领导机构。政策研究组织一般采用理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大都设有一个理事会或顾问委员会，由政界要人、学术专家、著名律师以及对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大公司经理组成。他们决定着政策研究组织的事业计划、人事安排、大政方针及管理方面的重大事项，行使政策研究组织的最高决策权。由董事会任命的经理，负责政策研究组织内部的事务及具体研究计划、财务管理。经理任命研究所所长，在所长下分设管理各项工作的副所长，协助所长工作。例如，兰德公司的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理事近30人，其中1/3为政府官员，1/3为企业界人士，1/3为本公司成员。公司设总裁、副总裁，主持日常工作。内部组织有三大系统，一是“学部系统”，专管研究人员；二是“计划系统”，专管研究项目；三是研究生院，负责培养人才。当然，各个政策研究组织内部的机构设置，依人数多少，规模大小而不同。

各个政策研究组织各有特色和绝招，研究体制有分有合，不断变化，形成了以专业为核心的研究单位和以任务为核心的研究小组交叉运行模式。具体运行模式的选择还必须根据机构特点、研究任务的性质等方面加以确定，机构服从专题，经常变化。最有代表性的是兰德公司发明的“矩阵制”和巴特尔研究所采用的“研究项目组”制。其要点是研究人员平时各守自己的研究阵地，遇有重大研究项目时，根据课题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从不同部门抽调人员，组成跨学科的研究班子，集体攻关。这样，部门和研究项目小组便相互交叉，构成一种矩阵。这种研究体制兼收了直线主管组织和横线协作组织的长处，有利于整个组织的有效管理，又符合政策研究组织的研究需要多学科专业人员共同协作的特点，因此是一种较理想的研究体制。另外，一些典型的政策研究组织一般是采用金字塔型的直线结构。

总之，高效率的组织机构，精干的研究班子，确定专题以后系统深入的研究，人员的流动及学术互补构成了政策研究组织的研究特色。就象发明“思想库”这一术语的Ｈ·德罗阿博士在访问日本综合开发机构时能指出的：“思想库的特点在于应由各学科领域的专家组成，能处理多领域、跨学科的问题，并具备新的研究方法。” 2．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地位

从广义上讲，美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大体上可以说有两个过程：前一个过程是政策研究组织对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的政策研究和设计，后一个过程是联邦政府根据需要，按法定程序制定有关的法令。这两个过程决定了美国的重大方针、政策，成为美国社会中重要决策方式。因此，我们说，政策研究组织总是站在制订国家政策的最前沿，政府依靠来自政策研究组织的建议。就象格兰特基金会的道格拉斯·邦德博士所说：“政策研究组织所能起的最好作用，是发现某些有可能以后为政府所采用的思想，并使之实现„„政府受着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掣肘，以致不能把精力和财力用于培育新的思想、资助新的创造发明，政策研究组织的任务就是要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为较长远的目的而牺牲眼前的目标。”我们从美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实际状况来探讨政策研究组织在决策中的地位。先看看如下图:

思想库在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企业和私人财团为政策的研究、规划和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有人称之为“种子钱”。其次，基金会是财团和知识界的主要纽带，它将权势集团的政治意图或政策目标与经费一起投向有关的政策规划、咨询机构，分析社会问题，确定全国性问题的轻重缓急，以及探明新的政策方向，有人称这个阶段为播种阶段，因为它包含着信息和能量。第三，政策研究组织在整个政策制订过程中起着核心协调作用。它们把企业、金融机构、政界人物、有势力的律师事务所、高级知识分子、新闻机构等各个方面的代表结合在一起，力求就正在研究中的全国性问题应采取什么行动，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对这些粗线条的政治意见、政策目标进行严格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论证，使之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方案。例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计划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三个主要国际性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第四，政策研究组织在制订出政策方案之后，一方面将它分发到新闻媒体和大众传播机构，在舆论上做准备；另一方面将各种政策方案提交政府及立法机构。第五，政府和参众两院参考各个政策研究组织不同的政策方案及舆论反应，对于各种政策方案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估和选择，最终产生正式的官方法律、政策。作为直接决策者的总统、国会、白宫班子，只是在制订政策的日程、政策变动的主要方向已确定之后，才采取行动，只不过是决定政策规划的细节而已。

由此可见，美国的国家政策、法律由一个双层政治权力结构组成。一个是幕后的权势集团，它们代表了社会利益的主导，从它们当中产生政策意向，决定政策目标，政策和法律本质上只是其利益的表达形式。另一个是台前的“直接决策者”，它们负责最终选择和确定最能够反映社会主体利益的政策和法律。在二者之间起桥梁，纽带作用的是政策研究组织，它把权势集团对社会经济的控制转化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3．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功能

政策研究组织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深入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在政治运行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西方公共决策不可缺少的有力助手。其最主要的职能就是为统治者服务，一方面是直接填补掌权者的职责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是间接起到政府职能作用，为政府机构的有效运行服务。（1）提供政策建议，充当咨询参政机构。那格尔认为：“政策研究组织是产生可靠的，可以被有关部门接受的政策研究成果的主要机构。”在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中,政策研究组织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联结权势集团和直接决策者的中介,起到了使政治系统与社会广泛联结的作用。首先，由于政策研究组织的存在及其中介活动，使得权势集团能够进行有效的利益表达，把手中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权力。政策研究组织作为一种咨询系统，为权势集团提供沟通信息、集中意见、进行表达的系统功能。它们帮助解决冲突，促进机构之间的合作，成为权势集团代言人，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其次，政策研究组织将权势集团的意志，通过专家运用科学工具和广泛论证、归纳，而变成具体政策方案，源源不断地输向“直接决策者”，而政府与国会就是在这些方案中进行选择。正如那格尔所言：“尽管在原则上那些处在最高层次上的人有权正式决策，但实际上往往只是批准专家提供的方案。”第三，通过政策大辩论形成主流政策建议。美国主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几乎都有为他们服务的政策研究组织。从政治立场上看，政策研究组织大体可以分为自由的和保守的两派，但他们都强调独立研究，即使是同一倾向的政策研究组织，也各有各的主张，常常会在同一问题上提出不同以至对立的政策方案，进行政策大辩论，起互相补充和制约作用。这种辩论有助于政策方案的衡量和选择，有助于在权势人物之间形成一种主流看法，避免一种看法和主张的局限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克米特·戈登认为：“政策研究的决策是在个人和机构的复杂网络中转输转递的，而正是通过这些个人和机构的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决定„„研究是传送到这一网络的动力，如果研究的论述不充分，那么这种动力将很快消失，如果很充分——符合准确、及时、清楚和实用这些标准，那么其观点将在整个网络里产生互动„„动议权对促进作出重要决策起着关键作用”。许多政策研究组织绝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他们有着明确目的：为政府和国会提供政策选择，力争尽快使研究成果变成政府行动。正如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创始人际布希尔所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很明显地帮助了政府政策的形成”。

（2）提供学术思想、充当认识机构。政策研究组织的任务不仅在于提出具体的政策方案，而且在于发现和传播短期内不会成为政策的学术思想，在于坚定不移地追求长远的目标，而不是眼前利益，它关心的不仅是国家、民族、人类的现在，而且着眼于未来，在于发掘社会发展的新思想，寻找社会发展的潮流，并使决策者逐渐接受这些思想，这是政策研究组织活力所在。首先，提出代表某个权势集团的未来政策思想。政策研究组织的影响不仅在于它的知识，而且还在于它是“政治性的”。就如传统基金会会长埃德温·福伊尔纳所说，保守政策研究组织的任务在于创造80年代以后能真正体现美国社会价值的保守观念，而传统基金就是这场静悄悄的革命的先锋。美国遗产基金会的一位人士也说，我们是保守主义革命的思想突击队。其次，提出关于人类未来的新思想，及时敲响人类社会所面临问题的警钟。政策研究组织决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都具有强烈的未来研究倾向，对未来的探索是现代政策研究组织区别于一般研究机构的主要标志之一。比如，乔治城大学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从战略角度出发，对世界经济和能源以及科技和通讯信息等项目的研究，侧重于“预测未来”，他们多年前曾提出这样一个论断：70年代的能源和80年代的信息是各国政府面临的突出问题；还提出“信息就是力量”的口号。这些论断已被证明或正在被实践所证明，对各国政府的决策起着指导性、方向性作用。（3）提供政策结果信息，充当评估机构。政策研究组织一般注重评估政府各种政策和计划，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一种“社会医师”的作用。比如：日本综合研究所在国内就有“诊断社会机能的医生”之美称。政策研究组织通过对政策进行检查、评估和衡量，来评判政府政策利弊得失，是否有效运转，是否符合政策制定规则，是否或如何影响或改变了政治体系所面临的政策问题。从中不断地寻找和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影响政府政策实施的持续时间和范围，改进了政策的实施战略和程序、强化政府施政能量。这也是政策研究组织活力所在，是它生存下去和获得资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要取得资助，就要别出心载提出新思想，供人们选择；而要有新思想就必须去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许多政策问题正是在这种良性循环的机制下不断产生出来的。

不管出自怎样的动机和动力，政策研究组织作为政策的评价者和“社会医师”，诊断社会问题，发现病状，寻找原因，预测后果，开设药方，使社会问题得到研究，具有积极意义。首先，这有利于决策科学化。政策研究组织评价可以超越少数政策制定者的有限见识，独立地、客观地而且更为广润地对政策进行评价和鉴定，它综合各个方面对于政策的态度、倾向，及时提出对政策的修正、补充甚至推翻，有效地改进了政策制定目标，促进政策科学化和社会改进。其次，有利于决策民主化。广大专家、学者参与对政策的评估，可以看作是他们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通过政策评估，促进政府决策行为的民主化。

（4）向政府输送官员和专家，充当人才交流、储备机构。政策研究组织是知识界精英汇萃之地，由各方面一流的专家学者组成，它的存在表现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知识界利用智力资源干预和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倾向。兰德公司资源研究员Ｋ·索罗门指出，研究人员参加政府使其研究成果直接为制订政策服务是政策研究组织影响决策最大的方面。美国当代问题研究所则宣称：“政策研究组织不光是思想”。首先，政策研究组织的这种作用直接表现在把政策研究组织人员专家安排到政府重要岗位。不管华盛顿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政策研究组织对政府都是很有影响；不论谁当总统，他都必须聘请政策研究组织这些“深思熟虑”的人来管理政府。就象美国学者伦纳德·西尔克所说：“华盛顿卫队换岗，就是对一位新总统来说，提携那些支持总统任职目标的杰出政策研究组织成员，同时又把他们的对手从前一届政府中辞掉，送回到政策研究组织中去”。据统计,美国政府中约有1/3以上的高级官员来自著名的政策研究组织。例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就是对外关系协会、美国企业协会的成员。企业研究所30多名高级研究员中有一半在政府中担任过要职。

其次，政策研究组织专家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工作。在美国，由于政治家缺乏一定的技术、时间和精力来解决涉及核能、环境保护、职业安全、通讯、平等就业一类的复杂问题，给专家在政策制订中起作用创造了机会。专家拥有丰富的知识，掌握着先进的技术方法，面对大量的动态信息和瞬息万变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优化组合的专家团体以高智能和整体结构发挥最佳功能，提供最优化选择、其研究成果常常成为提案的基础。正如那格尔所说：“问题越复杂越要求专家分析，社会及经济计划的扩展就是如此，我们已经看到官僚机构使用的顾问团体越来越多，这种变化和问题复杂性有关，立法者通过给行政官员授权来推卸责任，行政官员又把责任推给顾问一部分”。这说明专家、学者已经成为最基本的政策制订者，他们不再是社会舞台上冷静的观察者，而成了政治舞台上强有力的参与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专家参与政府，一方面可以使政策方案更合理，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公众对一项政策的心理感受。

第三，参与竞选，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政策研究组织活动是西方民主参与制的一种形式。有许多人就是从参与政策研究机构的活动开始继而参与政治活动的。政策研究组织成员依靠自己对政治过程的了解和专门的分析技能来参与竞选或支持候选人，他们把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观溶入到政治过程之中，帮助候选人制定政策和策略。乔纳森·奥尔特说：“政治顾问凭借他们的权利正在成为重要的政治精英”。他们形成一种重要的政治势力，他们决定竞选过程甚至通过与当选者的关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他们不再是简单地受人使唤，他们通过赢得选举，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比如，三边委员会主要成员、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曾帮助过包括休伯特·汉弗莱、伯奇·贝赫、爱德华·Ｍ·肯尼迪、享利·杰克逊、沃尔特·蒙代尔和吉米·卡特在内的许多著名人物。卡特当选总统后，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对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起着决定性作用。

（5）制造舆论、传播观点，充当宣传机构。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使社会成了一个开放的系统。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社会的各种问题和信息，就能及时地得到反映和传播。由于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特殊的生活环境和问题，政策往往是不被理解的。而一项政策要有效执行，就必须被理解，要让公众信服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一些政策无效并不是政策本身问题，而是观念和大众认同的问题。美国政策科学学者叶海卡·德洛尔指出，公众作为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重要因素参与了政策运行的全过程，并扮演了重要角色；公众对政策的反应与教育程度、价值观念、政策科学知识有关，为了使政策能收到预期效果，促进公众行为的良性转化，为克服逆境创造条件，对公众进行政策启蒙教育就成为一项基本工作。教育方式有二：一是进行广泛持久的政策科学知识普及教育；二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各项政策进行宣传教育。

现代政策研究组织起着把政府的基本政策传播给大众，把各界的观念传播给决策者的作用。它们十分重视利用舆论工具，来扩大自己的影响。首先，每当国内发生重大政治问题时，它们就在电台和电视台上介绍背景、分析原因、提出对策，掀起一个个浪潮，借以引起公众和舆论的关注，启发人们的兴趣，从而达到宣传效果，以左右决策。比如，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将每月一次的“AEZ公共政策讨论会”录像、录音，然后在美国的200个电视台和400个广播电台播放。又如美国对外关系协会以“重大决定提纲”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讨论，参加者多达20余万人。其次，大量出版丛书、专题著作和刊物，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由于政策研究组织研究成果新颖、独特，对人们的思想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着人们对某个问题态度，从而形成一股力量影响决策层。比如，美国企业研究所每年的出版物达110种，布鲁金斯学会每年的出版物达84种，这两个政策研究组织都有专门的出版发行人员，采取推销和捐赠相结合的办法尽力使其研究成果传播到最广泛的社会领域。兰德公司每年发送给政府、大学、社会团体以及企业的出版物超过30万册。第三，组织名目繁多的会议和讲座。企业研究所平均每周都有一、二次这类活动，每年12月份举行一次为期十天的年会，参加者达上千人，有官员、学者、企业家、记者等。布鲁金斯学会专门设立一个“高级研究计划部”，每年邀请500名左右的政府司、局级高级官员与学者、议员、企业家讨论政府面临的问题。第四，派学者走出大门，到外边演讲。政策研究组织和政府、国会都有密切联系，经常参加国会的各种作证活动，用以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经常和政党相呼应，从而参与某些立法过程。另外，经常到大公司、企业和大学讲课，也是一种常见的动员舆论的方式。

四、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现代政策研究组织与古代智囊人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凭借现代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而不是只凭个人经验、知识和能力进行经验推理和判断。它是在群体活动中，运用反映最新科学技术水平的大型实验设备，利用一整套科学的方法，在获取并及时处理大量信息基础上进行研究。这些方法和设备是政策研究的物质基础。政策研究组织向政策制定者提供有足够情况依据的政策建议，使决策得到改进。为此，它们不断地探索着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那格尔认为，政策研究组织的重要作用就是“发展了政策研究的方法论，特别是论证性方法，如系统分析和其它政策分析法”，包括决策理论、可行性研究、预测技术、调查研究、PPBS、成本效用分析等方法。这些方法与技术为政策研究组织形成自己特色奠定了基础，促进政策科学的发展。在那格尔看来，政策研究组织的出现，促使人们逐渐把政策分析看作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承认它符合科学方法论的规则和程序，具有潜在的“确定性”，使我们完全开始把科学知识和社会政策联系在一起，认为社会政策是经得起科学发现定理的考验的。这说明政策研究组织创造的方法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有效性，它们在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中源源得到验证，大大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政策研究组织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注意强调如下几个方面：

（1）促使研究人员熟悉“反向学科”的思维方式或核心思想。所谓“反向学科”就是在基本规律和对现实世界的看法等方面与其所学专业完全不同的学科。譬如，应当促使经济学家吸收一些心理学和哲学知识、历史学家学习一些决策科学的基本模型等等。

（2）鼓励研究人员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出发，理解政策制定过程，把自己的专题研究同全面形势结合起来，拓宽研究思路；并通过一定时间在政府部门工作，到其它国家供职，理论和应用研究交叉进行方式，来拓宽视野和专业知识。（3）经常对实际运用中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加以总结，鼓励优秀的研究人员总结其智慧成果，特别是在研究报告中加进方法论方面的内容，加以推广。（4）鼓励创新，不断构建新的方法论。鼓励大胆冲破传统束缚、破除迷信、发挥创造精神，把历史知识和比较知识作为当代政策研究的基础背景，以重大决策失误排除方法作为优化模型和“择优”模型的补充。

（5）仍然肯定经验和推理的作用，重视人的因素，认为政策研究最终要靠“人的头脑”，计算机只是手段和工具。比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强调他们的研究工作方法是“一支笔、一张纸和一个脑袋”。

同时，政策研究组织也非常注重运用电子计算机、缩微胶片、表盘和全息图片、数据库等强有力的工具。这些工具对现代政策研究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是现在：首先，将这些工具用于政策研究组织的科学管理，诸如人事、资金、课题和专家咨询系统之中。其次，将这些工具用于政策研究组织的研究和咨询，诸如大量计算、建立模型等之中。第三，这些工具本体的开发应用，也是政策研究组织的重要研究领域。总之，政策研究组织是西方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政策科学的发源地和主要研究机构，它对社会的影响不可低估，它是决策过程必不可缺少的环节；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管理上的规范性，减少了决策的主观随意性，增加了科学性。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政策研究组织中一些带有规律性东西和研究方法，对我国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五、中国政策研究组织的现状与改革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政策研究组织的情况。先介绍中国政策研究组织的类型，对它的现状做出评价，再讨论它的改革与发展问题。1．中国政策研究组织的类型

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是人类决策活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直接产物，它主要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我国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及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才逐步发展起来。目前，政策研究组织已成为我国现代决策组织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政策研究组织大体可分以下四种类型：

（1）隶属于党委或政府部门的纯行政性政策研究组织。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中心、国家计委信息中心以及隶属各省、自治区、市、县的政策研究室和发展研究中心。它们主要对国家和各地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政策进行可行性、战略性、综合性和长远性研究以及对未来社会发展进行预测分析。其职能不仅为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政策方案，而且帮助决策部门选择方案。主要特点是对实际情况比较了解，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广、比较灵通、贴近决策，成果进入决策机会多，人、财、物比较充足。

（2）行政性和学术性相结合的政策研究组织。如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家体政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这些机构具有资料全面、理论基础较扎实，利用所隶属部门有利条件，较容易取得信息，较好地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制定政策方案实用性强，成果在本部门处于领先地位，对政策的制定和运行影响大等特点。

（3）中科院、社科院及高校下设的相应系、所、室等学术性政策研究组织。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学、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等。这类机构具有学科广、人才多、专业知识扎实、基础资料比较系统，不受行政组织的束缚，研究与教学并重，研究与人才培养并重等特点。

（4）企业、公司、个人创办的政策研究所、咨询公司、研究会等民间政策研究组织。如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这类机构具有独立性强，不受行政机制的制约，熟悉技术方法，直接体察民情民意，效率高等特点。

（5）由前政府官员组成的咨询小组、委员会等政策研究组织。如原来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对外友协、上海“开发浦东”咨询小组等。其特点是对行政运行机制非常熟悉，经验丰富，可以直接参与决策。

目前，我国政策研究机构已扩大到各个层次和领域，集中了一大批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和前官员，形成了高智力的研究群体。这些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标志着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意识在我国逐步由上而下得到普及，有效地展示了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不同层次的领导决策活动的参与，为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了建制保证。2．中国政策研究组织的现状

中国政策研究组织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长远发展战略，确定发展目标，为改革和建设指明方向。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完成的《2000年的中国》课题研究，对中国未来发展、有利条件、制约因素、总体战略和具体对策提交研究结果，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行了科学论证。该项研究提出的发展战略和上百条政策建议，成为制定“七五规划”的主要参考文件。第二，为决策者提供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建议。如，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提出的《九十年代发展农业的对策》、《理顺煤炭价格》、《控制消费需求增长过程、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报告，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对个案进行论证和分析，提供科学依据。如《三峡工程综合评价》、《宝钢长江引水工程可行性咨询报告》等。第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的各级决策中枢也越来越认识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性，如2003年初广东省政府组织了11个课题向全社会公开招标，这11个课题涵盖了当前广东省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而这在广东省政府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但是，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制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政策研究组织在很多方面还存在比较大的距离，一方面，体制内的政策研究组织存在功能“虚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体制外、尤其是民营政策研究组织作用小、发展慢。当前各地大量存在的行政效率低下、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决策失误以及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随意性与非程序化等一系列问题，都与我国决策体制的不合理，忽视政策咨询参谋作用有很大关系。我国的政策研究组织尤其是那些官方组织，普遍存在行政性太强而自主独立性和学术性偏弱的弊端。这些组织往往是作为党和政府的职能部门来设置的,其内部组织结构、工作方式、工作条件和管理方式与其他一般职能部门并无两样,大量的行政性和事务性工作占据了日常工作的大部分。这种体制容易导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行政干扰以及成为领导人的“秘书班子”等问题。有的政策研究组织在研究中习惯于贯彻领导的观点,唯领导意志是图，主要工作就是为领导人起草文稿，充当领导人的“应声虫”却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创见；有部分政策研究机构在研究中则热衷于为领导人已经拍板的政策提供注释和寻找论据，研究机构的任务只是为领导者个人意志的注脚，缺乏开拓性和创新性，御用咨询多。这样,政策研究就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政策研究组织对领导决策的影响甚微，智囊作用很难充分发挥出来，而这样的决策也就很难谈得上是科学的决策了。在我国的决策实践中通常的情况是：先按领导层的意图定好决策方案，然后交由专家学者进行分析和论证，把专家参谋咨询搞成类似于成果鉴定（而且经常似乎也有这么一种倾向：意见相同的专家学者请得比较多，而反对者的观点常常被忽视，歌功颂德的声音大于反对批评的声音），这完全限制了专家学者的智囊作用和影响力，使政策研究组织受到“虚化”和成为摆样子的“花瓶”。另外，由于不少地方的很多决策信息实行“对内封锁”，造成许多研究素材的收集往往是“出口转内销”，很多东西外国的机构对我们已经研究得很透了，而我们的政策研究组织往往还不清楚，或者明明知道也不敢研究，不敢说真话，逐渐蜕变为可有可无的虚无缥缈的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策研究组织的人员素质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仍存在不少问题：由于很多地方往往把政策研究组织作为安置那些即将卸任的政府官员和机构改革后进行人员分流的“落脚点”，政策研究咨询的参谋作用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弱化，研究人员的年龄和知识结构很不合理，知识老化现象比较突出；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方面，我国的大部分政策研究组织所采用的基本上还是一些原始传统和简单的研究方法, 政策分析能力弱，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已远远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另外, 不少地方政策研究组织工作环境较差、地位待遇不高,以及研究成果不受重视、研究缺乏独立自主性等,也挫伤了部分政策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政策研究组织往往难以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

3．中国政策研究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改革完善我国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针对政策研究组织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所提出的更高要求，我们必须下大力气，采取各种对策，推进政策研究组织的改革与发展。

（1）大力发展民间政策研究组织，充分发挥其参谋咨询作用。

民间政策研究组织具有选题自由、研究面宽、联系广泛、不受政治可行性的局限、能超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外的特点和优点，是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一环。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建立和发展民间政策研究组织。首先，要把研究和决策两个职能区别开来。民间政策研究组织应具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研究政策问题的权利，而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能主要是决策。其次，动员专家、学者、离职、退休政府官员，建立、参加民间政策研究组织，政府通过鉴定合同，委托研究，实行有偿服务。第三，健全社会化的政策信息中心及其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第四，建立起民间政策研究组织与决策子系统和官方政策研究组织的制度化联系，建立起强大的决策咨询后遁。第五，要在制度上将专家咨询纳入决策程序，重大决策要做到先咨询后决策，建立规范的重大行政决策公开咨询机制，特别是引入行政听政制度。要通过民间政策研究组织的发展，广泛集中民智，转变传统的决策观念。对于一些重大的决策来说，政府不妨把一些相关课题向全社会公开招标，通过“利用”或“购买”获得需要的各种方案，择优选用。所谓“利用”，就是尽可能有效地利用下属政策研究机构，由他们围绕决策目标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决策方案。所谓“购买”，就是拿出钱来，委托社会上的专家、咨询系统进行专题研究，提出决策方案。

（2）创造条件，确保政策研究工作的相对独立性。

为保证决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科学性，保证研究成果质量，必须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这是西方政策研究组织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在西方发达国家，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政策研究组织，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接受委托,独立进行研究,一般不受他人的约束和限制, 独立进行研究,象兰德公司就提出以“不为任何个人或权势集团服务”为自己的宗旨，故能比较客观、公正、中立、准确地进行各项咨询研究。因此,要想充分发挥政策研究组织的参谋智囊作用,真正实现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就必须认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减少行政干预，千方百计保证政策研究组织的研究活动的相对自主权和独立性。政策研究组织在为决策咨询时，“谋”和“断”之间是一种基于合同的平等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彼此的权利和义务都应该由合同加以明确规定，不能去捉摸委托者的意图而投其所好，也不能为已有的决策作论证，更不能因名人的言论而改变自己的主张，要通过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争论取得最佳方案，发扬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还应该拒绝接受一些附有不适当条件的研究合同或捐款。

为此，首先，要从法律上对政策研究组织的地位、性质、作用、经费来源做出明确规定；其次，要在政策研究组织内部实行高度分权体制，研究人员不受政策研究组织内部的行政约束和思想约束，所有成员一律平等，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保证研究人员以自主方式，自由而开阔地思维，多角度地进行独立研究，具有课题选择、分析问题角度、研究方法选择和价值判断独立性；享有设计和评估各种备选方案的自由，可以重新界定政策问题，怀疑已被接受的政策范式；要保障研究工作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传统、不先入为主，不搞奉命论证，御同咨询，不为“长官意志”所左右，不诠释‘指示精神’。第三，研究成果要具有独立性。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以是否为政府所采纳为标志，除事关国家安全、稳定等不宜公开的材料外，研究机构可以通过发行出版物，举办报告会、研讨会形式，广泛向社会公众及政府公布其研究成果，传播信息、反映社会舆论。同时，汇集各界人士的思想、建议，共同为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献计献策；并向民众进行政策教育，启迪民智，实现决策民主化。第四，允许行政人员和领导唱对台戏，分清政策研究组织和秘书班子的不同性质，在发挥研究人员智能作用上，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

（3）加强政策研究机构总体设计和协调，正确处理好决策者与政策研究组织的关系。各级决策中枢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现代政策研究组织在现代公共行政决策体制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各级各类政策研究组织，整合体制内政策研究组织的力量，该撤的撤、该并的并，确实提高工作效率。为克服“各自为政”，“各为其主”，力量分散，低水平重复，缺乏总体规划、协调的弊端，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在各省设立“脑库”总管，担负起综合协调、组织指导工作，发挥不同层次政策研究组织的不同作用，让它们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互相补充；另一方面，加强横向、纵向联系，互通信息、交流出版成果，合作开展成员的培训和兼职，共同举办研讨班、培训班，就共同感兴趣问题成立研究小组，交流管理经验等等。

科学的决策必须有科学的政策研究，但政策研究只能帮助领导决策，而不能替代领导决策。因为定性定量的问题专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分析，而一些无法计量比较、随机因素多的问题，就只能由决策者根据经验和见识，经过周密思考，做出判断和决策。同时，政策研究组织是按严格科学方法与程序制定方案，而决策本质因素往往不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有些问题由于社会现象的随机性，产生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就需要决策者根据实际，凭胆识和判断进行决策。因此，领导者一方面要紧紧依靠政策研究组织；另一方面，又不能为政策研究组织所左右，以政策研究组织研究结果代替“决策”。“谋”和“断”两种职能应相对分开，不能混淆。

（4）借鉴国外政策分析的先进技术，改进我国政策研究的方法及手段。

现代政策研究组织与古代智囊人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凭借现代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而不是凭借个人经验、知识和能力进行经验推理和判断。为此，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政策研究组织，都应该不断地探索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大胆借鉴国外政策分析的先进方法、手段和技术；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共决策、政策研究的基础理论及方法论的研究,并不断提高学术水平,为出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成果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保障。西方政策研究组织所创造和运用的一整套政策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大大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这对我们有一定借鉴意义。我们应抛弃、克服政工式的论证和“先成绩，后不足，再建议”的八股式研究，消化吸收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从我国实际出发，把一些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如价值分析、制度分析、比较分析、计算机模拟等同我国传统的“解剖麻雀”、“摸石头过河”、“先试验、后推广”等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深刻认识事物的关系和本质，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多种解决方案，推动规划、预测、论证和决策向科学化、精确化发展。

（5）加强培训，提高政策研究组织和研究人员的整体素质和研究水平。

精悍的研究队伍，合理的、科学的知识结构是政策研究组织成功的基础，兰德公司把成功的首要因素，归功于公司富有创造精神的男男女女。可以说，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整体知识结构和个体知识结构的优化和协调，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造性和社会功能的保证。因此，必须首先优化我国政策研究组织整体知识结构，根据研究需要，形成不同知识优势的个体合理配置，机构应由包括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政策分析专家和有丰富政府工作经验的人员所组成。其次，必须提高研究人员个体素质，包括提高政治素质——只有讲政治，才能统揽全面，保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文化、业务素质——做到精博结合，培养研究人要头脑清楚、灵活，有独立分析、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运用先进科技手段，科学理论能力。再次，使人才合理流动、更新，保持研究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信息的流动，增强活力。

从事政策研究咨询是一项知识含量非常高的职业,人才素质的高低直接关乎组织的命运。作为现代政策研究组织，在录用人员时,要求学术造诣和实践经验并重,选拔那些博中有专、专博相济的复合型人才，不断优化梯队结构和知识结构，要求研究人员讲求团队合作，愿意献身于解决实际问题，具备服从科学的精神和追寻真理的品质等。政策研究组织还要不断强化人员的培训与交流,积极与高校合作，采取委托培养等方式，把一些有潜质的人员送到高校去进修等，加快知识更新的速度，培养非凡的洞察能力、合作能力和专业转变能力，要尽可能创造各种条件，让研究人员经常与决策机构和相关人员多接触,有助于全面了解决策的具体过程。同时，对每个研究人员都要制订严格的考核、晋升和淘汰制度。在利用和转化专家咨询成果时，要正确处理决策者与专家咨询之间的关系，防止和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把专家咨询成果搁置一边、装门面、做样子、为咨询而咨询的形式主义；另一种是照搬照抄专家咨询成果、把专家咨询成果当作决策本身，成为专家咨询成果的“收发室”的教条主义，真正做到多“谋”善“断”。

第五篇：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财税政策研究

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财税政策研究

2009-7-8 11:49

摘 要：针对我国城市物流配送发展现状、突出问题和必须解决的三大矛盾提出了高成本运行环境下国家财税支持我 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发展的总体原则、财税支持的重点对象和财税支持的操作方案。对财政支持的3种方式和税费支持的4个方面政策进行了详细论述，为加快我国 城市物流配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

关键词：高成本运行环境；城市物流配送；财税支持政策 

我国物流产业发展面临高成本运行环境

根据2008年第15次中国物流专家论坛提供的数据，随着物流需求的增加和市场竞争加剧，从2007年起，我国物流要素出现了全面紧缺的态势，物流成本全面上升，物流行业开始面临高成本运行环境。

城市物流配送发展现状、突出问题与挑战

城市物流配送是现代物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物流配送体系是以提高城市竞争力为核心，通过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配送活动的最优化，同时努力 降低物流活动对城市交通堵塞、交通环境和能源消耗的负面影响的活动体系。城市配送体系的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事物流配送的公司从其自身的利益角度要 尽量减少成本，服务客户，从而增加利润；另一方面还要从公众利益出发减少交通拥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物流配送体系的网络结构包括两种，一种是实体网络，包括各种交通运输资源网络，仓储资源网络，配送资源网络等；另一种是虚拟网络，包括企业虚拟网络，信息网络等。

高成本运行环境下我国城市物流配送面临的挑战:（1）解决好高成本运作与企业效益的矛盾；（2）解决好城市协调发展与企业效率的矛盾；（3）解决好安全方便消费与企业小少散弱的矛盾。 高成本运行环境下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的财税支持政策研究

国家财税支持政策作为经济调节的杠杆，将在促进城市物流配送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财税杠杆，可以为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企业减少税赋，扩大投资，涵养税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财税支持的总体原则：（1）以企业减负为核心，利用财税政策减少城市物流配送企业税费，扶持企业发展；（2）突出公共产品的性质，扶持城市配送的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创造良好公共平台，降低企业的总体运作成本；（3）重点支持城市配送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重点突出，层次分明。

财税支持的重点对象包括以下三个：（1）城市物流配送企业；（2）城市物流配送的公共基础设施；（3）城市物流配送的公共信息平台。

3.1 财税支持的操作方案

3.1.1 财政支持的方式

通常来说，财政支持方式包括三种：设立专项资金，给予贴息支持和税收优惠返还等。

（1）设立专项资金。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物流配送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考虑到财政支持对象的关键性和重点性，建议财政专项支持的重点为：①纳入城市总体布局规划的城市物流公共配送中心；②纳入城市物流发展规划的公共信息平台。

（2）给予贴息支持。根据我国财政实际状况，我国应该针对城市物流配送的关键领域实施贴息政策。对投资公共配送中心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财政贴息贷款，同时 根据企业经营规模、经营期限、经营性质等不同情况，提供不同的贴息比例、贴息贷款期限等政策。对满足特定要求的城市物流配送企业，对其购买相关的物流配送 固定设备，允许给予一定的贴息支持。对于入住城市公共配送中心的配送企业，实施一定时间和一定限度的贴息支持，鼓励城市物流配送企业向城市物流公共配送中 心集聚。

（3）税收优惠返还。税收优惠与返还是鼓励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企业的重要措施，是有效减轻配送企业压力的重要举措，应该作为一项长期措施加以实施和贯彻。

3.1.2 税费支持的具体政策

（1）降低城市食品物流等居民消费性配送服务的营业税税率。随着食品流通产业的不断发展，城市中食品仓储和配送等物流服务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属需求弹性较小的社会必需服务。适当降低城市物流中的仓储、配送的营业税，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征低税的税收公平性原则；另一方 面，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及现代物流业的不断发展，低廉的物流服务成本能进一步激发社会对物流服务的需求，同时增加物流服务税收的总量，提高税收的效率 性。建议对于城市物流配送行业的税率统一按3％的税率征收。

（2）统一所得税支持政策——切实解决连锁配送企业总部统一缴纳所得税 问题。目前，自营配送中心对我国大部分连锁企业来说，依然是最理想的商品配送途径，但随着社会专业物流企业的兴起和成熟，对于那些连锁企业自身无力解决或 无力解决好的商品配送工作，甚至全部的配送工作交给专业物流企业，也会成为连锁企业的自然选择。因此，未来连锁配送企业将在全国得到广泛地发展。虽然，国 家税总已于2006年3月18日发出国税函［2006］270号文，也就是说，符合条件的物流企业可以统一缴纳所得税。但由于体制的限制，许多连锁配送企 业还不能够享受这项政策。甚至每开一个分支机构，当地都会要求重新登记注册，把税务关系留在当地。这样很不利于网络型连锁配送物流企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切实解决连锁配送企业的所得税统一交纳问题。

（3）运用综合税费政策（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风险投资和直接融资）解决城市公共物流信息平台的运营管理问题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体系结构包括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通信设施等）、技术标准（各种物流技术、协议标准等）、支持系统（支持平台运行的各种子系统）、模块功能（支持应用层的各字模块）、应用服务（提供面向用户的服务）。中央财政可以制定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体系结构建设中的财政补贴和贷款援助的基本原则和 方针，运用综合税费政策（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风险投资和直接融资）解决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的运营问题，各级地方财政依据本城市的实际需要进行 因地制宜地实施。

（4）支持配送企业重组改造自营仓储设施为公共物流配送中心，减免其所得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

目前，国家严格的土地政策和土地使用税的提高，使仓储企业取得土地和占用土地的成本进一步上升。地方政府在权衡有限的土地指标分配时，会更多考虑将土地 分配给那些投资大、产值高、效益好、税收多的行业，而对仓储业用地有所控制。因此，配送中心尤其是公共配送中心的土地使用将受到严格限制。可以预见，仓储 企业选址将向离城区更远的地方寻找，沿海、沿江、滩涂、闲置建设用地都在热选之列。而现有的企业仓储配送设施是改建成为城市物流公共配送中心的理想选择用 地之一，各级财政应该重点支持配送企业重组改造自营仓储设施为公共物流配送中心，减免其所得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具体支持对象包括：

①企业利用原使用土地和厂房改造为城市公共配送中心；②企业重组改制为城市公共配送中心；③由于政府规划，国有仓储企业搬迁重置为公共配送中心。 结论

当前，随着物流需求的增加和市场竞争加剧，我国物流要素出现了全面紧缺的态势，物流成本全面上升，物流行业开始面临高成本运行环境。本文提出了高成本运 行环境下国家财税支持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发展的总体原则、财税支持的重点对象和财税支持的操作方案。对财政支持的方式和税费支持的具体政策进行了详细论 述，为加快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借鉴。

参考文献

［1］刘伟华，祝建军，骆艳江.主枢纽城市物流配送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和基本框架［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3，(4).

［2］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农村流通体系财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7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