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GATS读书zgy报告（5篇）

第一篇：1. GATS读书zgy报告

国际服务贸易阶段练习三姓名：张桂阳班级：11级国贸1班学号：241195182

GATS读书报告 英文全称：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简称GATS.GATS(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为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WTO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对服务贸易的定义已被各国普遍接受。

GATS 是 1982年 美国在GATT部长级会议上提出进行多边服务贸易谈判的建议，1986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将服务贸易纳入谈判议题。直到1993年12月“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时，终于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一、GATS与中国法制的冲突

中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是与对外开放紧密相联的。目前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主要有：商业、金融（银行、保险）、旅游、咨询、运输等。但对进入服务领域的外资企业的经营范围、业务品种或商业存在的形式（如限制外商持股比重）有种种限制。由于我国服务贸易不发达，立法状况也不容乐观。然而，从整体来看，我国服务贸易立法仍存在种种不足：

1.立法数量偏少。一方面我国现有的服务贸易立法还未形成体系，有不少领域仍处于立法空白状态，这是由于我国一些服务部门多年来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和经营，政企不分。

2.有些规范制定得不合理。有些法律法规在指导原则、立法精神、内容和技巧方面与国际规范尚存在不小的差距。

3.缺乏透明度。各地各部门的内部文件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4.法规之间冲突严重。我国服务贸易方面法规中大部分是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各部门在制定它们时往往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自己设定权利，使不同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空隙和矛盾，引起法规冲突。

二、GATS的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

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在GATS中是作为特别适用原则而规定在其“特定义务承诺”部分。成员方可以对国民待遇和准入作出保留，并经承诺和谈判方式逐步做到市场自由化。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妥协的结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有利的。

在市场准入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政策与GATS的要求有相当大的距离。我国服务业至今没有一个行业是完全对外开放的，最近几年逐步开放了航运、专业服务、银行业、广告、旅游和近海石油勘探等服务部门，但基本上实行逐一审查的市场准入方式。国家对外资在服务业市场的进入有着严格限制，一般不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而须以合营、合作企业的形式进入中国服务市场。虽然有利于我国的经济保护，但不利于行业之间的交流和会造成国内的垄断，可能会不利于我国的其他相关行业与企业。

第二篇：GATS下我国自然人流动壁垒分析

GATS下我国自然人流动壁垒分析

摘要：在GATS模式4下通过自然人流动进行的服务贫易受到各国极大关注，这种模式对我国能够利用劳动密集型服务扩大服务贾易并从中受益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我国关于自然人流动的具体承诺的分析，结合服务贾易现状提出GATS下我国自然人流动的壁垒的形式、原因，并给出消除壁垒的建议，这对消除中国服务贫易中自然人流动壁垒、促进自然人在全球服务市场流动、推动中国服务贫易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自然人流动；GATS；壁垒

前言

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各种考虑，一国政府可能对外国生产的服务的销售设置各种限制与障碍，即设置国际服务贸易壁垒。由于服务贸易的无形性，使得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中广泛使用非关税壁垒，这类壁垒通常与国际服务贸易的方式和有关服务所包含的人员、资金、信息等可见因素联系在一起。与人员联系在一起便构成人员流动壁垒，即限制外国人来本国提供服务或限制本国人去外国消费服务，其中，前者便是下面将详细探讨的自然人流动壁垒。

一、自然人流动壁垒的概念及其成因

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服务贸易壁垒，是指一国政府对外国生产的服务的销售所设置的各种限制与障碍，即国际服务贸易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只能算是国际服务贸易壁垒狭义的含义，其广义的含义应包括所有对国际服务贸易产生限制与障碍作用的立法或行政措施，即除了服务进口国所采取的措施外，还应包括服务出口国所采取的对本国服务出口产生限制与阻碍影响的措施。

作为国际服务贸易壁垒之一的自然人流动壁垒则应是服务出口国与服务进口国所采取的对以自然人存在方式提供国际服务的贸易方式所设置的各种限制与障碍。各成员国基于不同的考虑对自然人流动进行限制，因此，自然人流动壁垒的产生与存在有其深刻的背景与成因。

（一）维持国内劳动力的就业水平

增加本国国民的就业机会，充分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维持一定的就业水平，对于维护一国经济与政局的稳定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如果一国开放国内劳动力市场，放任外国移民工人的大量涌人，必定会挤占国内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带来不利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普遍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如果放任外国自然人来本国提供服务，必定会使原本严峻的就业难题雪上加霜，加剧因就业困难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虽然不像发展中国家那样存在因人口众多而带来的普遍的就业难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必定会给工业化国家某些产业部门的就业工人造成巨大压力，减少当地国民的就业机会，这些产业工人必定会联合起来劝说政府阻止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大量涌人。

（二）限制外国服务的输人，以减少因此而带来的消极影响

自然人流动是一种国际服务贸易方式，与商业存在、境外消费、跨境提供有着密切的联系，涉及若干服务项目。一国提高自然人流动自由化程度，可以增加其他国家以自然人流动或其它服务贸易方式向该国进行的国际服务贸易出口。外国服务不加

限制的进口可能会危及输人国的主权和安全，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对民族文化、社会道德和社会利益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各国纷纷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或采取行政措施以设立壁垒，而对自然人流动的限制成为阻挡外国服务输人的手段。

（三）防止可能由此引发的政治问题

外国自然人的大量流人必定会增加东道国管理上的难度，而且目前普遍存在着签证滥用现象，即获得短期签证者想方设法永久居留下去，私自将短期流动转变为移民的现象。各国对移民的限制通常是比较严格的，因为它不仅会给东道国带来经济问题，而且由于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文化上的差异和融合过程中的磨擦可能会引发政治问题。出于对签证滥用及由此可能引起的政治问题的担心，某些国家在签证的签发上执行更严格的政策，这便无形对正常的自然人流动构筑了壁垒。

（四）服务出口国设置自然人流动壁垒限制本国服务人员的出口

从经济上考虑，主要是为了防止人才外流，特别是本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中高级人才的外流。如果一国完全放任本国服务提供者的跨国流动，对其出国提供服务的行为不加限制，那么在以价格为导向的国际劳务市场上，依据客观的经济规律，自然人必然会从收人低的地区与部门向收人高的地区与部门流动。发展中国家为培养高级人才耗费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其收人水平普遍低于发达国家，如果本国高级人才为了获得高收人而大量流向发达国家，这对人才紧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为此，发展中国家会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本国就业环境的方式留住人才，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短期内，一国可通过采取一些鼓励、优惠措施吸引人才回流，或直接采取限制措施阻止人才流出，即构筑自然人流出的壁垒。

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外，一国可能出于政治、外交或军事战略的考虑限制本国服务人员的出口，通常是限制本国高技术人才向特定国家输出，以遏制该国经济发展，实现本国政治目的。此外，自然人流动壁垒与社会制度也有一定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财产公有制，个人不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因此，大多不赋予自然人以国际服务贸易经营者资格，这客观上起到了阻碍自然人流动的作用。

二、我国自然人流动面对的贸易壁垒

各国所采取的自然人流动壁垒的类型多样，根据自然人流动的具体流程和各国的实践，主要依次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自然人流动予以限制，从而形成四类主要的自然人流动壁垒。

（一）第一道壁垒是母国有关跨国服务贸易经营者资格的限制性规定 譬如在中国依据对外贸易法的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只能是法人或其它组织，个人只能在国内委托对外贸易经营者代办其对外贸易业务。然而，由于服务的无形性及其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以及不同主体或同一主体不同时所提供服务的质量的差异性，决定了很难像货物贸易一样，在服务贸易中实行代理制，或虽实行代理制，但该代理不仅没有多大积极意义，反而还会影响服务贸易的及时进行或服务贸易所涉服务的质量。母国即使在原则上赋予自然人以国际贸易经营者资格，仍可能通过法律法规直接规定、审批或许可的方式限定以个人名义出口服务的自然人的类型、数量；而且审批或许可程序的繁琐亦会成为自然人流动的障碍。

（二）第二道壁垒设置在自然人流动的市场准人方面

有关自然人流动的市场准人限制不能通过关税来实现，而是通过国内法律、规章予以规定，如在本国的移民法、有关部门的单行法规中规定。通常，服务进口国对自然人流动的市场准人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需求测试，签证相关事项，预先就业及资格承认和许可要求。

1.经济需求测试(ENT)

作为阻碍自然人自由流动的主要壁垒之一，确WTO140多个成员中有67个成员使用了ENT，来规范一种或多种服务提供模式的贸易流动，其中54个成员在自然人流动承诺中采用了ENT，它们大多规定在横向承诺中。并且一些成员在其横向承诺中确认可能受到ENT约束的自然人种类的做法并不意味着这些成员对其未列人具体承诺表的自然人种类不适用ENT。ENT对某些特定种类的人员是不适用的，如商务访问者和公司内部被调动人员等，这一点是有利于拥有大量跨国公司的发达国家的。

2.和签证相关的事项

东道国利用签证的签发实行的有目的性的阻挡和其签证制度本身的弊端都可能成为自然人流动的壁垒，具体体现在规定签证的配额、签证签发延迟、签证签发不透明、专断和具有歧视性以及签证制度不完善。此外，尽管GATS《有关自然人流动的附件》清楚地声明GATS不适用于影响寻求进人一成员就业市场的自然人的措施，也不适用于有关公民资格、居留或永久性就业的措施。但在实践中，各国的移民法律并没有对劳动力的永久流动和服务提供者的临时流动的管理

程序作出区分，因此服务提供者的临时流动就必须满足本不必要的、与永久性移民有关的严格条件和程序，因其产生的一系列事项也会对自然人流动形成壁垒。

3.预先就业要求

预先就业要求是指自然人在流动前必须已经就业，它是一种重要的进人标准，也是目前承诺表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限制措施(约有10多个成员在承诺表中提及此措施)。预先就业要求一般涉及公司内部人员流动。大多数成员规定服务提供者预先就业的时间通常为1年。成员频繁使用就业联系作为准人标准反映了现有承诺对被雇用人员的关注，而这种要求也极大限制了大量临时的个体服务提供者的流动。

4.资格承认和许可要求

GATS第6条(国内法规)第4款规定，专业资格和许可要求不应构成不必要的服务贸易壁垒，但在实践中，各成员在资格承认方面缺乏服务提供的国际标准;在国际性标准存在的情况下，国际性标准与各成员的国内标准有很大差异或一成员内部本身就没有统一标准。资格承认和许可要求仍然是自然人流动的一大壁垒。目前，发达国家间已经签订了有关许可、资格和技术标准的大量区域性和双边性的框架协议，以此促进集团内部的劳动力流动，但这些协议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因为它们的专业资格和许可证还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承认。

（三）第三道壁垒与自然人进人东道国后所受的待遇有关

东道国常对外国人在本国境内的活动予以种种限制，如限制自然人在国内地域间的移动及在不同服务部门间的流动，对公司内技术转让规定限制性条件等。针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和其在服务提供方面的各种有别于本国国民的实质上的歧视待遇亦构成自然人流动的壁垒。

第四道壁垒表现在对本国服务业和服务提供者财政补贴上。财政补贴使获得补贴的国内服务企业在经营成本上处于竞争优势，使得外国服务以及外国服务提供者在这些行业处于竞争劣势，从而阻止其进人本国服务市场。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出于实现经济发展和提高本国福利水平的原因都会对本国的运输、通讯、医疗卫生、技术推广等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外国自然人进人本国市场提供服务。

根据GATS下自然人流动的附件对自然人流动的一些规定，这里的自然人流动是指暂时的人员移动，但是CATS没有对暂时移动的时间构成做出界定。而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对自然人暂时流动这一模式作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其中包括对服务提供者的人数及在本国工作的期限和报酬、服务提供者的专业资格、语言能力等设置限制。有的国家还要求提供的服务必须是本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本国劳动市场不能提供的。从各国所作的具体承诺来看，WTO框架内服务贸

易的人员流动实际上被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而中低级的劳动力被精心的排斥在因推行服务贸易自由化而本应增加的跨界流动可能性之外。这意味着拥有大量高级人才的发达国家可以从贸易自由化进程获得更多的利益，进一步扩大它们已经确立的比较优势地位，而中低级劳动力占人口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则不能发挥它们的比较优势，并且使自然人流动成为附属于商业存在的一种服务方式。这与GATS规定的自然人流动与商业存在是两个独立的国际服务贸易形式的初衷不符。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软件、建筑工程、医护等劳务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通过自然人流动提供的劳务输出已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每年在海外工作者汇款收入已经进入世界前10位。中国与印度、菲律宾、牙买加等发展中国家具有相近或相似的国情,这些国家在服务贸易中遇到的自然人流动壁垒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他们对壁垒的措施也基本适用于中国。此外,中国还应在借鉴这些发展中国家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以下措施进行自我调整,才能更主动地应对自然人流动壁垒,推动自然人流动和服务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

（一）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以及双边、多边谈判和磋商

中国应加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WTO谈判中促使各成员方特别是发达国家扩大准入的自然人类型,提高自然人入境程序的透明度,推动各成员方规范并公开经济需求测试、劳动力需求测试等限制条件的标准。同时,中国还要学习牙买加与发达国家签订农场劳工、医护劳工、学校教师等专项劳务输出计划的做法,研究有关国家的劳务需求,加强政府谈判力度,开拓海外市场。此外,中国还应积极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和多边谈判和磋商,扩展与更多国家间关于自然人流动的对等互惠和便利的签证制度,促进中国与更多的国家自然人流动的顺利展开。

（二）建立统一的劳务输出管理机构,制定专门的劳务输出法

中国目前劳务输出管理实行效率较低的分块和多头管理,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劳务输出管理机构,这可以借鉴菲律宾海外就业署的经验和做法。同时,中国与菲律宾、印度等劳务输出大国同属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似的国情,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制定中国的劳务输出法。

（三）完善对国外自然人来华工作的管理和签证制度

中国应对外国人可以进入的岗位制定审查标准。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在服务贸易谈判中对自然人流动问题上保持正确立场,而且对于制定国内政策,保持国内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应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签证制度并结合国情不断细化签证分类。并应考虑针对自然人流动规定专门的类似GATS签证的类别,规定

更为自由的入境和居留条件,简化签证程序和不确定范围。同时,中国应增加口岸签证机关,减少对申请口岸签证的对象和条件的限制。

（四）加强人才培养,统一资格认证标准

面对各国对低技术人员流动设置的种种壁垒,中国首先应学习菲律宾的经验,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教育和技术水平,对服务提供者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专业教育和培训,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增强中国在国际劳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其次,中国应统一对服务提供者职业资格确认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建立专门的行业监管机构,并学习牙买加和加勒比共同体的经验,加强与国外有关机构的合作,逐步使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此外,应效仿菲律宾和日本签署专项协议的做法,加强与其他国家进行有关职业资格培训、考试、认可的谈判,为中国劳务输出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1]徐桂民，鞠磊.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J].生产能力研究.20O7(l4):57-59.[2]金孝柏.教育服务贸易中的白然人流动[J].国际商务研究.2007(3):35-40.[3]杨云母.国际交易中短期白然人流动及其走势[J].国际贸易.2007(1):32-36.[4]刘庆林.国际服务贸易[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77-100.[5]王铁山，冯宗宪.服务贸易中的自然人流动壁垒:发展中国家的视角[J].国际贸易.2008(l):32-36.

第三篇：GATS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电信业开放的若干问题

中国律师2000年会论文

GATS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电信业开放的若干问题 王春晖 博士

Trade in service(服务贸易)是随着战后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而开始普遍使用的术语。但长期以来，由于其内在本质的复杂性和各国服务业及竞争能力各不相同，没有形成统一规定的解释与规定，直到关贸总协定第八轮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束，达成了第一部管理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文件---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以下简称GATS），才形成了权威性和指导性的解释。GATS对服务贸易做出了明确的定义，“Trade in Service“是指以下四种服务提供的方式，即cross boarder supply(跨境交付)、consumption abroad(境外消费)、commercial presence(商业存在)、还有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自然人流动)。

1． 关于“cross boarder supply”（跨境交付），是指从缔约方的境内向任何其他缔约方的境内提供服务。这种服务不构成人员、资金等跨境。这种方式特别强调买方和卖方地理上的界限，但跨越国境或边界只是服务本身，不是货物。

2． 关于“consumption abroad“(境外消费)，是指从一缔约方的国境向其他任何缔约方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这种方式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消费者为旅游或求学或看病的目的，进入服务提供国领土内。

3． 关于“commercial presence”（商业存在），是指一缔约方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其他任何缔约方境内的商业存在而提供服务。包括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提供诸如银行、法律咨询或通信等服务。这是GATS中最重要的一种服务提供方式。国外的电信服务的提供者通过我国电信业的商业存在而提供的服务就属“commercial presence”。事实上，服务的交易中有很大一部分要求服务者和消费者位于同一地点。关于commercial presence的规则与关于货物贸易的关锐及其他边境措施有很大不同。GATT（关贸总协定）只是在补贴和技术标准等和些领域才涉及敏感的国内政策问题。而GATS却是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处理外国服务提供者商业存在的开业权等国内政策问题。

4． 关于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自然人流动），是指一缔约方的自然人在其他任何缔约方境内提供服务。说的确切些，就是允许外国公民进入本国领土内提供服务。如一国的医生、艺术家、教授到另一国从事个体服务。实际上，第三种服务的提供方式commercial presence(商业存在)与第四种服务的提供方式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自然人流动)是有密切联系的。因为虽然commercial presence(商业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需要有外国人参加，但是外国服务的提供者任用一些自己的人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和一些技术专家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加入WTO后，如何有步骤地推进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的入世谈判的进程中，有关GATS中的电信的开放力度一直是谈判的焦点。根据路透社1999年11月16日播发的美国贸易代表有关美联社中签署双边协议的文本摘要：

1． 关于电信服务方面：中国目前严格限制推销电信服务和禁止外国在此领域投资。中国的承诺标志着首次同意开放其电信领域，可在电信业务方面进行广泛服务和直接投资。中国因此将成为基本电信协议的成员。

2． 关于管理原则方面：中国同意履行包含在基本电信协议中的支持竞争的管理原则。并同意技术中立的安排计划，这意味着外国供应商可利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技术来提供电信服务。

3． 关于服务范围方面：中国将逐步在两年内取消所有的传呼和增值服务的地载限制，六年内取消对国内电话线路的限制。约占中国电信往来75%的北京、上海、广州的主要电信服务通道，将立即对所有电信服务商开放。

4． 关于投资方面：在目前情况下，中国不允许外国投资电信服务业。根据此协议，中国将允许所有电信服务领域中外投资的份额可占49％，增值电信业两年后，传呼服务三年后外商拥有的份额可达50%。从GATS的法律特征上看，GATS的宗旨和出发点是与GATT是相一致的。即通过逐轮谈判，逐步取消一切限制进入服务业务市场的措施，给外国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普遍适用最惠国待遇的原则，最终实惠服务贸易的全面自由化。GATS最主要的法律特征是将成员的义务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遍义务，如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经济一体化、紧急保障措施、一般例外等，它们适用于服务业的各个部门，不论GATS成员是否开放这个领域或这些部门，都必须相互给予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另一种具体承诺的义务，如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它们只适用于各成员方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而不适用未开放的部门。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电信业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一项主要内容，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不仅是一个独立的行业，同时又为其他行业的经济活动提供基本的传输手段。1997年2月15日，经过近三年的艰苦谈判，WTO结束了关于基础电信市场准入谈判，共形成了55个开放承诺单，代表69个缔约方的开放计划。此次达成的《基础电信基础电信协议》是以取消政府垄断，对外国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开放市场为目的，这69个缔约方承诺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向其他WTO成员的电信服务提供者开放市场。这样《基础电信协议》为本世纪电信市场的开放奠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本文拟结合GATS的几项主要原则，分析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电信业开放面临的若干问题。

一、最惠国待遇（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Under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

GATS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对于本协议的任何措施，每一缔约方给予任何缔约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其他任何成员的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最惠国待遇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根据GATS中的最惠国待遇的定义，可以看出GATS中的最惠国待遇不仅适用于服务产品，而且还包括服务的提供者，这一点与1994年关锐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94,下称GATT）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是不同的，GATT的最惠国待遇只及于其他成员方的产品，而不及于产品的提供者。由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使得服务与服务的提供者不可分离。因为没有服务贸易的提供者不可能存在服务，所以只给予服务最惠国待遇，而不及于服务的提供者，是讲不通的。但是GATS最惠国待遇的适用也有例外与豁免，也就是讲WTO成员在特定情况下，经WTO允许可以对最惠国待遇实行暂时的例外，即暂时在某些特定服务领域，WTO成员间可不履行最惠国待遇义务。目前，我国基本电信业务仍由专门经营电信业务的国有电信公司进行经营。2000年9月20日，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将电信业务以正式的法规形式确定为两类，即：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是指提供公共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数据传送和基本话音通信服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条例》明确规定了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主体为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基础电信业务的公司，且公司中国有股权或股份不少于51%。但是该《条例》中关于外商投资的比例、开放步骤和进度等事宜仍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我认为，在中国入世后，应遵循最惠国待遇原则，按照市场准入的承诺，逐步放开基本电信服务市场。然而，最惠国待遇的适用会使中国电信业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重视研究有关对策。

第一，从中国信息业的发展状况看，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一些发达国家的电信企业从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经验以及实力都强于我国的电信业。例如美国在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信息业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0%，而现实中中国电信业务总量在GDP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7%。根据GATS最惠国待遇的要求，中国必须在电信服务上提供完全对等的价值交价，才能享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最惠国待遇。GATS的最惠国待遇的定义和要求，从理论上讲似乎是公平的、对等的。但是对中国而言，由于电信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在国际电信服务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在加入WTO后所形成局面是，只有发达国家的电信服务的提供者占领中国电信市场，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大城市，而中国电信服务的提供者欲去世占领发达国家的电信市场，我看是勉为其难。所以，要求中国电信服务业与发达国家电信提供完全对等的待遇是不公平的。

第二，1999年的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谈判取得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国以发展国家的身份加入WTO，并承担与身份相符的义务。这是中国入世的原则，这一原则实现意味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独立管理自己的服务部门。根据GATS绪言第四段的规定，所有成员方为了符合国内政策的目标，有权对其境内所提供的服务制定和实施新规定，并考虑么在制定贸易法规时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发展程度，发展中国家可根据其特殊需要实施该项权利。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基础电信服务方面，如果一个已放宽市场准入的成员方，在其他成员方市场遇到关闭的情况时，可以提出最惠国待遇的登记免除。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原则换取事实上的公平与互惠。

第三，根据《电信条例》以及中美“关于加入WTO的双边协议”的规定，中国向外商开放基础电信服务市场的方式是合资参股经营，即允许外商在中国基础电信服务领域持有一定比例的股权。这一点与其他服务领域市场的开放是不同的，例如关于银行业的开放，中国承诺，加入WTO后两年，外资银行可为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加入WTO后五年全面开放。这样必然会造成中资银行优秀人才向外资银行流动，储户大量流失等局面。而中国电信服务市场的开放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模式，中国电信服务的提供者可以充分利用GATS最惠国待遇中的将服务扩展到服务的提供者这一特殊规定，选择世界一流的电信技术、管理和人才参与中国电信的经营，逐步造就国际性的电信企业集团，取得市场与技术和管理“双赢”的成果。

二、市场准入（market access）

市场准入是指缔约方以其承诺清单中所列举的服务部门及其准入条件和限制为准，对其他缔约方开放其本国的服务市场。市场准入是一种经过谈判而承担的义务，实施对象既包括服务也包括服务的提供者。市场准入是GATS中的关键性条款，而其中的承诺表示是各国在谈判的基础上达成开放市场的承诺。可以看出，GATS法律框架下的市场准入原则的实施与最惠国待遇的实施是不同的，市场准入是具体的承诺义务，而通过谈判，适用于各成员在承诺表具体承诺范围的服务部门，而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一种普遍的义务，适用于所有服务部门。按照GATS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成员方对于承诺市场准入的服务，除了承诺表所规定的条件和限制外，不得再采取下列限制性措施： 1． 限制国外服务提供者的数量； 2． 限制服务贸易交易的金额； 3． 限制服务的数量；

4． 限制特定定行业雇用的人数；

5． 限制或要求服务提供者需要通过特定的法人实体或合营企业才可提供服务； 6． 对外国资本的参与限定其最高股权比例，或对个人的或累计的外国资本投资额进行限制的措施。

长期以来，中国电信服务领域一直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模式。加入WTO后，GATS对中国电信服务市场的准入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电信服务业必须顺应这一趋势，但是在进一步开放电信服务市场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市场准入对中国电信业的管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第一，中国电信业的市场准入应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根据GATS逐步自由化的规定，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应取决于各个成员方的国家政策目标，以及成员方包括它的整体和个别服务部门的发展水平，在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程度方面应根据各国的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灵活性。

中国入世的身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电信服务领域的总体发展水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因此，中国有权根据逐步自由化的原则，来确定中国电信服务市场准入的规模、程度和时间，逐步地开放中国的电信服务市场。当时，我国在制定电信服务业开放谈判方案时，对电信的开放把握了四条原则：

1． 只允许合资形式，并且中方必须绝对控股。这一点在 2000年9月20日实行的《电信条例》已明确下来，《条例》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经营基础电信业务，为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基础电信业务的公司，且公司中国有股权或者股份不少于是51%； 2． 不允许外方参与具体运行管理，以保证中方对电信设备的控制； 3． 所有国际长途业务必须通过中方电信管理当局控制的上海、广州和北京三个国际出入关口。也就是讲，禁止外方参与国际出入关口的建设和经营管理。《电信管理条例》第65条也明确规定了在我国境内从事国际通信业务，必须通过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国际通信出入口局进行，这样我方可以保持对信息流的管理的控制；

4． 合资项目必须经过政府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批，并且按照国际惯例，对电信业进行严格监管。在其他国家，即使是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频率的安排，并规定了许可证发放的严格条件，因此，我方完全可以借鉴并充分利用这些手段加强监管，并在审批过程中掌握合资企业批准的时间、地域、外资比例和经营范围等问题。目前，有关中国电信服务领域的承诺减让表尚未正式公布，但从中美、中欧关于中国加入WTO问题的双边协议中以及《电信管理条例》可以看出，中国电信服务的市场准入规模已成定局。然而，中国加入WTO后，经营电信服务的许可证制度将在这领域继续存在，2000年9月25日颁布的《电信管理条例》规定：“经营电信业务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该《条例》对两种许可证的申请条件、程序和受理机关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此，中国应根据国家安全、电信网络安全、电信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电信市场的竞争状况以及技术进步和市场的需要，确定并公布放开电信业务的种类目录，从宏观上把握好电信市场开放领域的先后顺序，争取获得最为有利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点。第二，有关外商投资服务贸易方面的立法应按GATS的规定作出全面的修改和调整。GATS规定了各国在其作出市场准入承诺的服务部门中，将不得采取前面提及的6项针对市场准入的限制性措施。尽管最近我国对现行的外商投资方面的法律作出较大的修改，但是与GATS的要求还相差一定距离，而且截止目前为止，我国有关服务业的一般性立法，仍然是一个空白。因此，应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服务业外商投资法》。

GATS“电信服务附录”第六条规定，成员方应鼓励和支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上、地区中及分地区的各个水平上通信合作，对最不发达国家应给予特殊的关切，以鼓励外国电信服务提供者在技术转让、培训和其他活动方面予以支持，帮助他们发展电信设施，并扩大他们的电信服务贸易。因此，虽然市场准入给中国电信业带来不断开放的压力，但与此同时，压力与机遇是并存的，中国可利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市场准入机会，开发中国西部电信市场，参与国际分工，投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电信服务市场。

三、透明度义务 服务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的透明度义务是指每一成员方应迅速将涉及或影响GATS实施的法律、法规和措施，最迟在其生效前予以公布，包括涉及影响服务贸易的国际协议。GATS电信附件也要求根据GATS第三条，各签约方必须承诺完全公开其关于接入和使用公众电信传输网与业务的条件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服务的费率及服务的其它法规和条件；与公众电信传输网及业务接口的技术规范；负责准备和采用这种影响接入和使用标准的实体的信息；适用于联接终端设备的条件以及通知、注册或许可证条件。

从目前电信市场结构、管理机构、电信法规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看，都与GATS的总体框架要求差距甚远。这就要求我国通信主管部门尽快完善符合GATS的有关接入和使用公众电信传输网以及电信服务条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第一，关于公众电信传输网的接入与使用，是GATS电信服务附录中规定的特殊义务。按照GATS电信附件第五条的规定，每一成员方应确保按合理的和非歧视原则和条件，给予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接入和使用公众电信传输网及其它服务，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在它的承担义务计划表中。

从目前中国电信业服务市场看，国家对电信服务市场的开放决心已经确定，但是国家对公众电信传输网仍实行统一管理，而且控制必要的基础电信设施及网络的仍然是中国电信公司。关于网络统管、服务放开，能不能行得通？笔者认为：首先，电信服务离不开传输，而传输的载体是网络，离开了网络，电信服务是无法进行的。如果没有竞争的是基础网络，不可能有竞争的电信服务。电信业中真正稀缺的东西是传输技术，所谓竞争，就是竞争性地利用稀缺的东西，没有稀缺，就没有竞争的必要；其次，如果基础网络由一家主导电信业务的经营者统管，一定会造成寻租的竞争。因为电信的服务提供者都要进入这个基础网，这样必然形成电信服务竞争的越激烈，通信网络的垄断地位就越高。尽管《电信条例》规定了“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专用网运营单位提出互联互通的要求”。但是如果它拒绝了，你能拿它怎样，罚款不能解决问题，责令停业整顿，就意味着停止电信服务，那是绝不可能的。因此，中国电信服务业只有在实行数网并存的情况下，才能形成电信服务的提供者在多个网络中进行选择和竞争的局面。但是有人提出数网并存会导致重复建设。我认为这要辩证地去看，重复建设是否会给社会造成损失？如果不重复建设是否给社会也造成损失？你不能说重复建设不好，关键的问题是：重复建设是竞争的需要。在电信服务业竞争的体制下，竞争可以使电信资费下降，资费降低后又扩大电信的需求，然后可以加快投资的回报。因此，只要重复建设投资的成本低于预期的竞争降价效果，它对社会都是有利而无害的。

第三，关于电信资费问题，是接受电信服务的消费者都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国电信资费一直实行的是以行业平均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原则，并兼顾市场、普遍服务和促进技术进步等因素。但基本是信业务的资费标准仍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提出方案，经征求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然而，电信行业的平均成本究竟是什么，又有谁去仔细研究过。无论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还是中国联通，都在制定自己的放号方案和规划，但是对于电信服务的使用者而言，电话不能不装，手机不能不卖，但是如果价格便宜，我就多打电话，很贵，就少打电话。因此，中国电信服务的第二次消费（话务量）一直没有上升的趋势。我们再回头研究一下行业的平均成本，比如我们很仔细地投资，花钱很小心，并且有很强的监督，这个平均成本就可能很低。但是如果在垄断情况下，没有竞争机制，它的价格线不但没有往下降的机制，反而还有往上走的趋势。我认为，中国加入WTO后，电信资费用问题应逐步由电信服务的提供者按照市场需求和价值规律自己确定，国家应取消政府定价，可以规定是一个指导价。政府指导价的确定也应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广泛听取电信服务使用者和提供者的意见。但是资费的确定不得违反中国法律、法规，不得进行不正当竞争。第四，关于电信设备进网问题，我国一直实行许可证制度。电信设备获得型号认证，应符合以下条件：

1、符合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

2、具有完善的产品质量保证体系；

3、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规定。未获得进网许可证的电信终端设备，不得进网使用。终端设备的进网许可问题，在加入WTO后仍应继续使用，但应进一步规范。国家信息产业部门和国家质量监督部门，应不定期的对已获得进网许可证的电认设备进行质量抽查，确保获得进网许可证的电信设备的质量稳定、可靠。

关于终端设备进网问题，国外的一些电信法也都实行国家通信主管部门统一监管制。

第四，关于电信服务许可证问题，是国家对从事电信服务业务的管制。目前，国家对经营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均实行许可证制度，按照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基础电信业务主要包括：

1、固定网络国内长途及本地电话业务；

2、移动网络电话和数据业务；

3、卫星通信及卫星移动通信业务；

4、互联网及主其它公共数据传送业务；

5、带宽、波长、光纤、光缆、管道及其它网络元素出租、出售业务；

6、网络承载、接入及网络外包等业务；

7、国际通信基础设施、国际电信业务；

8、无线寻呼业务；

9、转售的基础电信业务。其中第8、9两项业务比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以上业务都是提供公共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数据传送和基本话音通信服务的业务。增值电信业务，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的业务，主要包括：

1、电子邮件；

2、语音信箱；

3、在线信息库存储和检索；

4、电子数据交换；

5、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

6、增值传真；

7、互联网接入服务；

8、互联网信息服务；

9、可视电话会议服务。

颁发上述基础或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我国主要采用审批制，即由提供电信服务的企业提出申请，由国家电信主管部门按照电信法规进行审批，获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方可向企业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但是随着电信服务市场的开放，电信服务经营许可证的取得应考虑引入招标机制，使企业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基础上取得经营电信业务的许可证。

第五，关于通信行政执法问题，是通信行政机关行使通信行政管理职能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中国加入WTO后，切实强化通信行政执法，是建立公平、有序的电信市场，保护国家的整体利益，维护通信用户和通信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中国电信业快速发展的自身保障。但是通信行政执法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严峻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通信方法速度太慢，特别是通信行政管理中急需的电信法，迟迟不能了台，致使通信行政执法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

2． 通信法律体系尚未形成，刚出台的《电信条例》和已出台的通信规章与规范性文件以及地方性通信法规通信规章之间的关系交叉、重叠、冲突，特别是一些重要的通信行为的管理依据几乎是空缺；

3． 通信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在通信法律不健全加之执法人员素质低下的状态下，通信执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极为严重，个别执法人员违法行政或以合法形式掩盖、夹杂非法目的。裁量的结果与情节极不相适应，显失公平。因此，建立和完善通信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应提上日程。

四、国民待遇问题

GATS规定的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是指每一成员方应在其承担义务计划有中所列的部门中和依照表内所述的各种条件和资格，就所有影响服务提供的措施方面，给予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低于他所给予本国国内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GATS中的有关国民待遇的内容并不象最惠国待遇那样纳入普遍义务原则，而是采取具体承诺的方式，这一点与市场准入原则是一致的。

在货物贸易和知识产权中，国民待遇也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例如在货物贸易中，产品一旦跨越国境并完成通关手续后，就必须给予其完全的国民待遇。因此，在GATS中，它仅仅用于一国做出具体承诺的服务部门，并且还允许有例外。对于未做出承诺的服务部门，则无须实施国民待遇原则。

中国电信服务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加入WTO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是电信业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核心。但是中国在电信业领域里实行国民待遇问题，已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主要是一个观念问题。因此，中国电信业要开放，必须首先改变观念；同时相关的法律、法规应与GATS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一致，使电信服务投资领域的国民待遇更为明确化和具体化。

第一，关于国民待遇的范围。GATS的国民待遇原则是建立在国际经济关系的非歧视原则基础上的，其核心是一缔约方对来自任何其他缔约国的服务和服务的提供者，在法律规章和管理等方面给予不低于该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所享有的待遇。这表明国民待遇，不仅适用于国外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同样也适用于国内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因此，中国电信业在对外开放之前，应先进行对内开放，在给予国外的电信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之前，应先给予国内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

自1998的国家信息产业部成立后，中国电信宣告解体，成立了独立的电信经营公司。继政府将中国电信解体后，政府允许中国联通兼并中国最大的寻呼业－国信寻呼；之后，政府又允许中国联通与美国的高通签署了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码分多址)知识产权框架协议。该协议确定了中国国内制造商使用高通公司知识产权的原则和程序，协议涵盖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宽带）CDMA技术，中国联通在签署协议后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2000年在移动通信领域投资289亿元，将用于CDMA的建设，受联通雄心勃勃计划的指导，中国通信产业的五朵金花：中兴通讯、华为、大唐、海信、东方分别与高通公司签署了CDMA知识产权研发协议。众所周知，国内现行GSM手机迟早要被CDMA代替，正如目前的数字手机已完全取代模拟手机一样。事实上，在中国GSM网络建设热火朝天的1997和1998年，中国电信（当时移动通信属中国电信经营）就开始了CDMA试验网的建设。中国电信长城公司相继建成了北京、上海、西安和广州四个CDMA商用试验网。然而，政府又将长城电信公司也并入了联通，这就是说，目前可从事CDMA网络建设的只有联通一家。中国巨大的CDMA市场就放在联通的手心里，它不做别人也不能做，它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这也太不公平了。如果政府也允许中国移动经营CDMA，我相信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从2000年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移动的业务量增长66%，中国电信只增长了11%，而中国联通却增长了200%。这样使一个四年前在电信业根本不具备任何竞争能力的通信企业，一跃成为中国电信业中真正的“名兵种合成军”。我国民族电信业近几年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是中国电信业是最有希望在技术上和实力上与外国一比高低的为数不多的高科技领域之一。然而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都是国有通信公司，虽然各公司之间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但是从所有权主体上看，都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如果在竞争中任何一个公司受到重创或破产，遭受损失的只能是国家。因此，国有电信公司必须改革，改革的唯一出路就是进行资产重组。国家在允许国外资本介入中国电信之前，应先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介入或在国有电信企业内部实行职工持股，但应尽可能避免国有企业的重新持股。我国目前的电信公司均属国家控股集团公司，这种模式，笔者有几种疑虑：

1、国家电信控股集团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公司的决策与政府的决策的区别就不大，这又如何能减少政府对公司业务活动的行政干预呢？那么如果是这样，政企分开就是一句空话。

2、国家电信股控股集团所控制的子公司不止一家，这些子公司有盈利的，也有亏损的，国家控股集团从全面利益出发，很可能把盈利的子公司的利润抽走，用于补贴亏损的子公司。这样又形成了新的“大锅饭”。我认为解决上述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多元投资主体。多元投资的国家持股电信公司有三个好处：（1）由于多方出资，新增投资多，有利于技术更新，增加竞争能力，扩大市场份额；（2）由于多方出资，董事会的成份多样化，从而政府的行政干预少，董事会的独立性大；（3）由于多方投资，多个投资主体都关心公司的发展前景，因此，便于公司扩展业务，同各方建立良好的协作和服务关系。

第二，关于国民待遇的标准，是在具体适用在所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认为，对外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只能高于而不能低于对国内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实质上这是一种超国民待遇原则；而在我国的一些外资立法中也体现了对外商投资给予的待遇超过对国内投资者的待遇。这种对内歧视的非国民待遇的做法是极不正常的，必须依法彻底改变。

第三，关于国民待遇，应结合市场准入谈判的结果逐步实行。中国电信业就其技术发展、管理水平和年龄上讲均属于幼稚服务业，如果中国电信业在加入WTO后立即实行完全普遍的国民待遇，必然对中国电信业产生过大的冲击，对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服务业，都是通过严格的国家管制和贸易障碍发展起来的，初始也并未完全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应该注意，开放电信市场，促进竞争，将使电信资费降低，使亿万用户受益，然而过度开放市场，也会使国内电信运营业受冲击，国家的税收减少，危及国家安全，这是一对矛盾。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根据本国情况逐步放电信市场的。例如，韩国在签订《基础电信协议》时承诺分三个阶段使电信法人的外国持股不断增加；到1998年12月31日，电信经营执照只发给外国政府或外国人持有其中15%之内股份的法人。到2000年12月31日，经营电信（包括广播电台）营业执照可发给外国政府或外国法人持有其不超过33%的股票的法人。到2001年1月，只发给外国政府或外国人持有其不超过49%的股票的法人。同时规定，韩国电信最大的股东必须是韩国政府或本国公民。因此，中国电信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必须以市场准入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讲只要中国的电信不给予其他国家的服务提供者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就不能适用。当然国民待遇也并非是市场准入的必然结果，中国对电信业允许市场准入，并不是必然给予国民待遇，我们还可以利用市场准入的具体承诺表(Schedules of Specific Commitments)中所规定的限制和条件，有限制的给予国外电信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这里必须指出：电信服务中的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必须本着利益互惠的原则，绝不能将国民待遇原则简单地理解为数量上的对等优惠；而利益互惠应建立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需要基础之上。

总之，中国在加入WTO后，对中国电信业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电信业的对外开放，中国电信业可以引进国外电信运营先进技术、经营和管理经验，促进网络进一步现代化，增强电信企业的危机感和优患意识。目前，中国电暹管理层应对WTO和GATS的规则进行具体分析、仔细研究。特别是应认真研究中国电信业在遵守GATS的各项原则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对电信业的最佳监管目标，这是在中国电信业开放上急需解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王春晖，男，副教授，工商管理硕士、法学博士、执业律师，兼任清华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研修中心客座教授

第四篇：读书报告

盛世危言——若有所思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报告

12历史学 2012211292 余茜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突然在中国爆发。愚夫愚妇们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对这一妖术的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著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这是本书立足的背景，作者通过分析解释“叫魂”这一妖术传言的来历，以及地方政府和后来中央皇帝对于这种妖术恐惧的处理，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警醒我们切勿走向清帝国曾经走过的悲催老路。

三个层面

以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联性为前提，全书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的故事。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椿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术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清代的所谓盛世，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第一个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修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但在作者看来这个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三亿多。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第二个层面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这样地方官员也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虽然乾隆皇帝暂时被自己的地方官员们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临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第三个层面是专制君主乾隆。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们对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对汉官僚们长期来抱有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官僚们的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越来越多，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有了这样一个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绝大多数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

本世纪的似曾相识

叫魂恐惧只是一场所谓盛世之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和帝国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博弈，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旧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映射出清帝国即将走上的悲催的道路。在讲完了三个层面的故事后，作者又进一步讨论了叫魂故事背后的历史意蕴，通过分析叫魂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他将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同时提出“政治罪”这样一个概念。

读《叫魂》后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近代中国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用作者的话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 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并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怀疑自己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他们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神经。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怨怨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这场全社会的歇斯底里的真实写照。值得悲叹的是，这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一再地重演，并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相信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读到这里都会有似曾相似之慨。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正因为如此，把此书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就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第五篇：读书报告

本书的作者收录了四个村庄的田野调查的民族志，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本书的第一部分作者对农村教育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讨论，分别从对农村教育的质性思考，农村教育的外向性，精英教育的历史渊源和平民教育的兴起，农村教育和人观，宗教信仰，社会性格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这四点宏观的分析了农村教育出现的问题及问题的源起。

城市导向的农村教育，即农村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目前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源起。从精英的教育历史探究，自春秋末期起，教育就有着外向性的性质，“学而优则仕”成为我国古代教育的最重要的表述。直到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教育还是始终是外向性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打破原有的制度，并推向了极端，导致了教育的落后。70年代被纠正后，外导向的精英型的教育又成为主流。在此，作者特别指出，“科举下论“乡学”和“国学”都没有和乡村疏离“[1]，乡土社会恰恰是科举制度的基础，也就是那时候的私塾一部分是建立在乡土社会基础上，比如刘云杉对黔西南的一个民族村寨的研究发现，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们，对乡村文化比较熟知，成为乡村文化的精英。这些大都受私塾和党政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受学校教育的影响。在农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中，诸多学者对乡村教育的发展对提出建设性意见，提出”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目的的平民主义教育“。乡村教育，几经破折和改革，如今，却完全了以”入学率，辍学率，完学率“的硬性指标来衡量。而在原本的就不公平的背景下，乡村教育始终被贴上落后的标志，极少数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而大部分未”走出去“的学生为”种田不如老爸，养猪不如大嫂，肩不能/员扛，手不能提/愿提“的”废人“。在城市二元制度下，城乡经济、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农村教育的课堂上为学生们灌输着遥不可及的城市生活，学生们向往着城市生活，却不能走出农村，最后只能处于农村与城市的流离状态。

本文第一篇是李小敏的《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力空间——滇西北永宁拖支村田野调查》，首先笔者对拖支村的做了基本的描述，看得出作者在进入田野的时候，首先会对自己所调查的田野点做一全面，宏观的观察，比如，作者对学校铁门，高墙的描述和对村庄篱笆矮墙的描述形成鲜明的对比，凸显出以国家意志的学校和村落的强烈反差与不协调。第二部分，作者通过对村小愿校长的个人生活史看地方教育和乡村教育的沿革，是往往一个人的历史映射出可以出一个村庄的历史。通过这种个人生活史反应出的村落变迁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从对个人生活史的叙述折射出他所处的文化场域中多重力量的互动。

在第二节，村落知识与文化权利空间，首先作者提出两个主要概念“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力空间”。“因文化的疆界不是自然形成的，是外部和内部的互动中形成的”故作者将文化结构与空间概念结合到一起进行描述和研究，并在描述知识资源的产生与发展时，引入了空间理论方法。对于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利空间的关系作者提到“国家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与地方性知识资源所能占的文化权力空间息息相关”“通过本地人的缓解和译解，国家教育的框架才得以嵌入村落社会肌体之中”（P49）

其次，作者通过对摩梭社会的阅读和观察，看到了摩梭文化与外来主流文化的碰撞，指出，“空间压缩和文化渗透可能会通过更隐蔽的方式进行“（P58）。作者对摩梭女子当家，却登记户主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得出，“男主外女主内，是家屋本位导位下所做出的劳力配置，其表现不是公众领域对家户领域的侵入和宰制，反而是家户领域以柔性的方式渗透于公众领域，适应本土文化的需求”（P63）。这也可以看出，在主流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碰撞中，无论主流文化多么的强势，却还是退位了适应乡土文化的文化模式。制度虽然会变化，但是，”民族的、本土的文化意义体系却仍然可以经由符码和日常生活的空间潜移默化的传递给下一代“。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在家户领域和公众领域既分隔又相互渗透的条件下，知识资源的分配与传承也呈现多重空间的模式“通过对拖枝村不同民族文化经济差异的调查，发现不但在摩梭民族中，在拖支村中不同族群文化的互动中也存在中心与边缘。”“在社区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反应着外部世界的影响和渗透。（P64）“

第三节，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之间，作者分析了乡土文化被主流文化的冲击，同样这种现象在乡村教育中也尤为突出，作者参与了拖支村完小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学校生活，及教学中的语言使用，看到了，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对立。通过对教育的“失败者”和游走于体制边缘的人的访谈与观察，更体现出了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对立，国家教育和本土文化的脱离所出现的问题。

本文选取文化的传承和知识资源的分配作为切入点，而重点是通过国家教育之于乡土社会的作用，考察国家力量对于村落社会的渗入，城市化、工业化及全球化在文化空间内的表现。并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去国家强势文化的中心化，恢复和增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能产性，重构民族认同和本土文化的主体性。

思考：本文从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力切入，对拖支村进行了考察。文章利用空间的概念用来分析，把文化环境放在一个空间中去考察。借用“内”“外”两个概念，描述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互动，小到家户，大到社区，族群之间，最后延伸到教育。本文，形散而神不散，紧扣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利空间，对拖支村不同空间互动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从研究方法上看，作者应用了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个人生活史，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初次进入田野的时候对村庄就进行了大概的了解，在初入村庄的初次影响作者就看了，树立在村庄里代表国家意志的村小与村庄形成的鲜明对比，作者并没有描述太多的现象，但却对村庄的观察细致入微。包括代表国家意志的标语“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却没有带给太多的力量。从而提出了本文要讨论的重点问题，即，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对立，脱离本土，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却反而造成了被教育者对本土的不适应。本文提到了地方知识精英的作用，“通过本地知识人的缓冲和译解，国家教育的框架才得以嵌入村落社会肌体中”（P49），但是，本文没有过多的提到地方知识精英，也没有阐述地方知识精英对外来文化如何的缓解与译解。阅读本文，本人受益匪浅，无论从首先作者采用对的研究方法和村庄的进入方式，作者虽然研究村落的教育，却并没有只是从学校去分析教育，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出发来进而分析教育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类学着，需要知道最底层的声音，而不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学校。其次，作者的行文貌似比较零散，实质却富有逻辑，以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利空间切入点，从各个方面考察了国家力量对于村落社会的渗入，城市化、工业化及全球化在文化空间内的表现。

第二篇 村落社会文化与国家教育——川西南泸沽湖镇一村小及其所在村落的田野调查

本次调查主要以泸沽镇的一所村小——南山小学为调查对象，并以他为切入点，了解他所在国家教育的整体情况。笔者分两个阶段进行了田野调查，第一个阶段，在暑假期间，作者首先对南山小学所在的村落做了一个调查，了解社区的情况，人们的受教育水和国家教育的态度等。在调查的后一个阶段，学校开学后，作者主要在学校进行田野调查，和同学们一起听课，一起交流，在基层实践者那里了解他们所受教育和他们想要的教育之间的差距。作者不但对该村的山南小学做一调查，因山南小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和其他学校是有着联系的，作者还对泸沽湖中心小学和泸沽镇的中学。作者首先对摩梭人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村落的经济生活，远嫁他乡和打工等人口流动状况，教育状况进行了调查。其次，作者针对该村出现的教育受教育低，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教育男女不公平的现象，从教育被实施方、国家、学校进行了分析，作者从家长和学生的角度探讨教育问题的发现有三个主要原因：经济贫困，经济生产方式对低龄劳力的需求，家庭对教育的现实，选择有关。从教育实施方来看，即学校和各级主管部门，学生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低的原因是教育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的落后、农村教育资金严重不足、现行的农村教育内容和导向。最后一部分，作者对农村教育进行的新举措的实践情况和村民的反应做了调查，提出了对农村教育的思考和建议。即：第一，加大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第二，因地、因时制宜的改革农村教育。第三，尊重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解决好宗教信仰自由和义务教育的关系。

思考：首先，本文作者更多从主位的视角去考察，并与民族间进行了比较。作者对摩梭人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经济进行了调查。在调查摩梭文化的时候，作者基于摩梭的母系文化的对走婚制和宗教信仰进行调查和描述，提到了走婚制。提到了子女花费中父母双方的承担情况，映射出文化和教育的关系。对宗教的调查发现，喇嘛教在摩梭文化的重要地位。作者在对山南、舍垮、直普三村进行了的经济情况也进行了调查，他们经济来源的单一，促使人们远嫁他乡和外出打工。作者对该村的文化，宗教、经济的调查和了解，不只是简单的调查，而是通过调查摩梭文化、宗教、经济去探究该村教育问题出现的原因，和他们乡村教育之间的关系互动。从中我们看出，作者把乡村教育放村庄里进行探讨，并不就教育论教育，或者只在学校里谈教育。作为一个民族学研究者，就是要将教育的放在村落中探究，才会得出乡村教育的真正问题所在。

第三篇 贫困乡村教育的文化嵌入——黔西北石门坎的田野调查

作者沈红在在引言部分首先总结了大家都石门坎教育落后的几种观点，在对这些观点的分析，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作者以老师的角色进入田野，这种职业更容易让人亲近，得到别人的尊重，也给调查带来了很多便利。作者应用了在田野当中，根据调查的深度和情况，采用了不同的田野调查方法，参与观察和非结构性访谈通常用于初步进入社区。深入调查，作者通过拟定访谈提纲而进行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访谈。作者也会对见多识广的村民进行个案研究，不过这需要长时间的深入社区。第二部分，作者介绍了所调查的社区石门坎的经济和地理做了一个宏观的调查和介绍。第三部分，作者对村民的教育程度进行了了解，从性格，民族差异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及教育出现受教育程度男女比例不协调，民族之间的差异等问题。第三部分，作者对村寨中年丰小学、云炉小学、石门民族学校的调查，发现学校教育和学生教育的困境。第四部分，从乡村教育的历史来看乡村教育发展的问题。作者通过之前苗族办学和求学的故事进行的白描，那时候的教育落后却“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使教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现在西部比比皆是人才却出现了困境。引发，作者想用以苗教苗的系统来，吸引本土人才回归。

第五部分，一个村庄两种教育，作者对村寨中的国家教育和民间教育做一调查，并发现这两种教育对苗族的影响和，和这两种教育之间的互动。最后作者，从国家角度，少数民族的心声和保护文化资源三个方面，揭示了现代教育在贫困地区的嵌入所引发的问题，并对石门坎教育的走向做了总结。

思考：本文作者巧妙的应用了不同的田野调查办法，对村落及三所学校作了调查和比较，这三个学校从不同的方法反应出来教育的普遍问题：教师资源不稳定，各种原因引起的学生的流失，高年级升学率和玩学率低。笔者在德昂族的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情况，这也教育的问题在其中都存在某些普遍性。这说明这些教育问题不只是存在于一个村寨，一个民族，而是存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尤其存在于中西部，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后文，作者提到的基督教的传人，基督教对教义比较适合，在不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基督教的所引导的乡村教育也之得笔者去关注。乡村教育不仅仅是在学校，无论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更是对个人来说有着深刻的影响。作者将村落教育历史用过老人的陈述做一调查，更可以让我们看到教育发展的变化，借鉴历史，找出解决教育问题的有效方法。笔者是历史科班出身，更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从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

第四篇 村庄与教育—黔西南一个民族混居村庄的田野研究

作者在考察教育，依然把他放入村庄的大背景下。进入具体的村庄，具体的性别，具体的经济阶层，具体的亲戚关系、活动空间、信息空间之中，来看村庄的人，他们的生计操持、文化表达与教育诉求，来考察教育之于村庄的的意义。（P230）。作者通过村民对作者自己这个外来人的看法和表现，暗示出了村庄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与幻想，但还是过着自己的平静的乡村生活。在写到村庄的人口和政府的管理中，计划生育代表着这种政府管理与村民有着冲突和矛盾。作者分别在政府人员和村民的立场了对此执行计划生育的看法。在此，作者以一个冲突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叙述了整个事件中，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本文应用大部分的篇幅写到了村庄的人们如何走出去，和走出去的困惑及无奈走出去又回来之后对乡村生活的不适应。既然以打工方式的走出去终究还是回到村庄，那么是不是教育才是真正走出去的通道。作者通过对四个村庄年限的调查，其居住地的开放程度而呈现的教育年限不同。作者对海庄村五代人的年限并加上性格变量，每个村庄都有着男女受年限虽有不同，但每个村庄的男性受教育的年限都比较高。问题又回到原点，如何走出去，作者分析出四个可以走出去的路，其一，参加革命；其二，招工（打工）；其三，参军；其四，升学。在当今和平时期，革命和当兵已经不能成为走出去的理由，而且目前招兵学历要求是高中以上。作者最后得出升学的是走出去的唯一出路。接下来作者将通过要教育走出去的青年分别以个案的方式进行了调查，可以看出教育走出去不是不可能，却只是少数，而且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也指出一些农村学生的局限和懒散的缺点。作者应用在课堂中青蛙和小鸟的例子，指出了乡村受教育者的观念的局限性，只仅仅跳出。最后一部分，作者陈述了乡村世界的变化及观念的变化，在市场的冲击下，村民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朴实，也会因为赚钱做些危害身体的食物。而这大多取于教育低下眼光的短浅，也正是因为教育的缺失。结尾，作者对乡村教育提出自己的思考，针对“教育如何更贴近乡村生活”，提出以下建议，乡村教育的规范化与多元化，乡村教育质量与师资准入机制的建立，民族文化的保护。

思考：作者刘云彬对海庄村的四个小组做了比较调查，对其四个教育年限进行量的比较，又进行质的研究。数据更可以清楚的展现，从中也明了的看到四个村庄年限变化和男女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在对村庄的调查中，作者这一方法值得笔者的借鉴。作者在村庄的调查中大量的使用个案研究，虽然可以代表一部分人，但是不一定是全部。作者每个案例说明每个一个教育问题，这是值得借鉴的。但对于本村民的评价中，难免于主观。作者提到乡村孩子比城市的孩子懒散，沉迷于电视等虚化中，但作者并没有深究原因。他们之所以这样，是他们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无法走出去，没有明确的目标，那么他又有什么动力去学习。而城市的孩子，有目标，而且知道努力可以得到。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就像小说中的孙少平大家都想走出去，走向城市，而不得与平凡一生。只是站在外来角度看待乡村教育，有失片面性。那么有没有想过，不管是城市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其实都想走出去的，都想去更好的地方，这不仅仅是乡村教育的局限性，这只能说是人的本性。其实，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不少人也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教育可以看作是人们一个觉悟的过程，他可以不知觉完成了我们的成长，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当乡村教育中，受教育者改变自己的观念，让教育变成一种对自己本身的长期的投资，教育出现的本质问题才会得到解决。当然，乡村教育的多元化，比如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也会促使乡村教育有着良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