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党员材料目录

第一篇：发展党员材料目录

发展党员材料目录

系部班级 :姓名:

1.入党申请书

2.党校学习培训材料

3.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材料

4.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表

5.政审函调材料（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

6.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原始记录

7.优秀团员入党推荐表(指团员“推优”)

8.自传

9.思想汇报材料若干

10.学年成绩报告单

11．党校结业证复印件（业余、积极分子）

12.身份证复印件

第二篇：12：发展党员归档材料目录

附件12：

发展党员归档材料目录

材料归档：

一、文本材料： 1.入党志愿书；

2.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写实簿； 3.预备党员考察写实簿;

二、个人书面材料：

1、入党申请书;

2、预备党员转正申请书；

3、个人自传；

4、思想汇报;

三、培训材料：

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登记表;

四、推荐、票决情况材料：

1、共青团“推优”材料或群众评议推荐材料；

2、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等方面的票决结果材料;

五、政审材料：

1、综合政审报告；

2、外调或函调证明材料(最好进行外调函调）;

六、公示材料：

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接收预备党员等方面的公示材料。

以上材料由党总支（支部）保存，学生毕业时归入本人档案；教工转正党员材料，转入学校人事档案室，归入个人档案。

第三篇：发展党员材料目录清单(以此为准)

发展党员材料目录清单

一、党员档案需要材料

1、入单申请书(手写)

2、个人自传

3、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

4、思想汇报（手写，分季度，不少于4次）（时间为列为积极分子之后至转预备之前）

5、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座谈会会议记录（应在考察期近1年，支部准备将其列为发展对象之前召开）

6、外调证明材料（入党志愿书上所列每位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人员都要有证明材料，包括父母、子女）

7、综合性政审报告

8、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结业证书（试卷也行，如无，在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填写详细）

9、吸收预备党员公示材料（公示时间应为支部大会召开之前）

10、支部大会转预备票决结果报告

11、入党志愿书

12、预备党员考察登记表

13、预备党员期间思想汇报（一季度一次）

14、预备党员转正申请书（手写）

15、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座谈会记录

16、预备党员转正公示材料

第四篇：发展党员材料目录清单

发展党员材料目录清单

1、入单申请书

2、入党积极分子考察登记表（支部确定入党积极分子时间最快应在申请人递交入党申请书后1年左右）

3、发展党员全程联名推荐（三种推荐表）

（1）先进分子推荐表（不少于5人）（时间应在递交入党申请书后）

（2）积极分子推荐表（不少于7人）（时间应在支部确定其为积极分子之前）

（3）发展对象推荐表（不少于10人）（时间应在支部准备确定其为发展对象之前）

4、思想汇报（分季度，不少于4次）（时间为列为积极分子之后至转预备之前）

5、个人自传（包括家庭主要成员、主要社会关系）

6、党员座谈会记录（应在考察期近1年，支部准备将其列为发展对象之前召开）

7、群众座谈会记录（应在考察期近1年，支部准备将其列为发展对象之前召开）

8、外调证明材料（入党志愿书上所列每位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人员都要有证明材料）

9、政审综合报告

10、考察报告

11、对上级党委要写的支部接受预备党员报告

12、发展对象公示情况登记表（公示时间应为支部大会召开之前）

13、支部大会发展党员票决结果报告单

14、入党志愿书

15、优秀团员入党推荐表

第五篇：发展党员

党建专家:党员“扩容”同时应完善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 http://cd.qq.com 2010年07月09日08:06 新华网

专家均认为，如何完善退出机制，使得入口严格，出口通畅，形成组织内的良性循环，正是下一步中共党建工作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中国共产党是否面临一场信仰危机？有多少人因纯粹的信仰而入党？”

6月30日，在“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的新闻发布厅里，面带微笑的中央组织部新闻发言人邓声明遇到了美国记者“尖锐”的提问。

中国共产党建党89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邓声明和其余10位来自中纪委、中宣部、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台办、中央外宣办、中央党校等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亮相，11位新闻发言人身着正装，面带微笑坐成两排，以座谈方式接受中外媒体采访。

来自美国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吉米的提问“毫不客气”：“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近8000万，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纯粹的信仰而入党的？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些实际的目的，比如说事业发展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邓声明站了起来，没有因 “敏感”而回避。“少数极个别的人入党以后违背了党的宗旨，或者说不再体现先进性，有的甚至成为了腐败分子，对这种情况我们也有退出机制，我们叫清理、处置不合格党员。”

回答中，邓声明坦承现实中的确有极个别人“入党动机不端正”。他表示下一步，一方面要对提出入党申请的人进行“相当长时间的考验”，一方面也要在其入党后“加强教育”，同时还要完善“清理、处置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

信仰危机？

作为CNN驻北京首席记者，吉米一直关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变化，他认为，在共产党内部，信仰的危机显然存在，很多党员出于名利而并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入中国共产党。

到底有多少人“入党动机不端正”？在记者见面会上，邓声明没有回答，但对吉米提到的信仰危机，邓声明持否定态度。

“我们党现在有7799.5万人，将近8000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党。我们的党员99%以上都在生产、工作、经营管理一线，都是普通劳动者，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拥护党的主张，信仰党的理论，认同党的宗旨，追求党的先进性。”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吉米称，会前他做好了被对方回避的心理准备，但“结果还算满意”。

与官方的回应不同，中央党校党建资深专家叶笃初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改革开放后，受市场经济本身逐利的影响，有些党员走进了利益误区，产生了先己后人的思想，对党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中央党校党建专业博士生导师甄小英认为，对党的信仰深刻程度并不完全一样。一些青年学生为了就业而入党，也有一些为了捞取好处而入党，还有一些人受左的思潮影响，把现实问题归咎于所走的道路错了，因而丧失信仰。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甄小英称，关于是否面临信仰危机的争论“不足为怪”，“尽管有些人一开始对党的认识不是很深刻，但可以在实践中加深认识”。

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秘书长朱昔群把信仰危机看作“信仰感”的缺失，他认为，信仰感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比较抽象，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把党和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是“现实的”，即党员的身份和角色认同。

朱昔群认为，培养信仰感需要有效的组织生活，通过“组织生活”让党员在组织里找到归属感，让党员相互关心相互爱护，获得一种感情上的依赖和寄托。“这也要求把党内民主落到实处，让党员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是受到尊重的一分子。”

90年“扩容”史

在11部门发言人亮相之前，中组部副部长王秦丰在“党内统计专题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799.5万名，比上年净增206.5万名。

长期关注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变化的孙应帅记下了这一最新数字。孙应帅是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是国内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变化及发展趋势”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孙应帅说，“建党近90年来，中国共产党员的数量由小到大，已从一个50多人的小党发展到近8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

“一大”时的党员人数因历史文献参照的困难而出现不同的数字，有53人、57人或60人等不同的说法。孙应帅倾向认为当时的数字为53人。在孙应帅看来，中共近90年的党员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发展轨迹受到各个历史时期具体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孙应帅举例说，建国前，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党员得到迅速发展，到 1927年党员已发展到近6万名。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党员的发展出现了一次负增长，白区的党员损失殆尽，党的六大也不得不在异国他乡召开。

中共党员的第一个恢复性增长是在1928年以后至解放战争时期，由1928年的4万余人发展到建国初的449万人，人数增长100余倍。

建国后，党员数量迅速扩大，很快产生了第二次增长高峰，至1956年八大召开时，中共党员已突破1000万人，是1945年七大时的8.8倍。此后，党员数量一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党员整体数量的第三次大幅增加是文革时期，”孙应帅说，毛泽东在整党建党中提出“吐故纳新”、清除废料、吸收新鲜血液的思路和要求。党员人数由1969年的2200万迅速增加到1977年的3500万。

改革开放以来，党员扩容再次经历两轮大发展，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制度建党”与干部 “四化”，约90万名老干部退到二、三线，8万多名中青年干部被选拔到县以上各级干部队伍中来。从1982年到1992年，全体党员的数量也由3965.7 万增加到5100万，十年增加1200万。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新时期 “全面建党”的大思路指引下，党员数量和构成再次呈现显著变化，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党员总数为7593.1万名，与十六大、十五大相比，分别增长了l3%和25%。而2009年，这一数字已接近8000万。

党员数量的快速增长，使不少人担心党员数量和比例增加过快将影响党员整体质量；另有人担心，过多数量的党员有使党发展成为“全民党”的危险。有人统计，按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3.21亿人估算，60年来全国人口年均增长1298万人，增长率为2.4%。而至2008年底，60年来党员人数年均增长119万人，增长率约为26.5%。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1949年的0.83%增长到2009年的5.75%。

孙应帅称，党员在数量上增速偏快，但绝对数与比例的增加过快同党员质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他举例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党员数量从6万降到4万，出现负增长，但党员总体质量和在全国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数量的减少而提高。“文革”时期，“突击入党”虽然使党员的数量增加了，但党员的总体质量也并没有因为数量的增加而提高。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吸收新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各类 “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先进分子。2003年，中组部对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符合条件的先进分子进行了入党试点，至2007年，私营企业主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占32.2%，超过其总数的三成。2008年，全国非公有制单位在岗职工中有党员358.2万名，而全国238.5万户非公有制企业中，38万户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占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企业总数的99.4%。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很高，但这种亦官亦商、官商一体的现象到底好还是不好，还有待观察。”孙应帅语气中略带怀疑。

动机“多元”

何谓入党“动机不端正”和“动机不纯”？朱昔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动机不纯一般指“入党做官”的思想。从政党存在的本义上来说，“入党做官”很难说是不好的东西，因为做官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为人民服务，一种是利用公权谋私利。不能简单地说“入党做官”就是不良动机，只有入党做官，做官谋私两者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被视为不良动机。

甄小英同样承认入党动机多元化的存在。“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曾讨论过。为了保持党员先进性，入党时有严格限定，发展党员也有一定的标准。即使入党后，有些党员动机不端正的，可以通过教育使其端正。

甄小英说，有些人明显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意，行动上也不贯彻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有些官员腐败、脱离群众，这些都是入党动机不纯的表现。

叶笃初表示，入党动机不纯的外延很大，比如目前有些大学生为了就业、考公务员而申请入党，这些与“入党做官”“为己私利”应该区别看待。入党动机不纯的现象自从有了党那一天就存在，以功利的目标入党，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少见，这些可以在入党后进行教育、引导。

在记者见面会上，邓声明表示，共产党始终坚持质量重于数量，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发展党员的时候有“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四个原则。

2009年，大概有2000万左右的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实际批准加入的有297万人。也就是说，大概每7个申请人当中只有1位被批准入党。

“退出”制度化

2009年，山东省兖州市委组织部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党员退出机制的意见》，试图以强化党员主动退党和推行处置不合格党员票决制为突破口，使党员队伍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这份旨在完善党员退出机制的文件中，将党员的退出分为主动退党和被动退党两种情况，明确党员退出程序，细化退出具体步骤。

主动退党只需要经过支委会审核、党员大会讨论、上报备案即可退出。

该文件称，按《党章》规定：“党员有退党的自由”。如果一名党员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不愿履行自己的入党誓词和党员义务，或不愿接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愿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可以提出主动退党。本人提出要求后，经党支部大会讨论同意后宣布除名，并报上级党(工)委备案。另外，在民主评议党员中被评定为不合格党员，经教育不愿改正缺点和错误的，也可以主动退党。

对于被动退党的则需要经过调查核实、初步会审、谈话、讨论表决、上报审批以及材料归档。被动退党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1.“三不党员”，即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缴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的党员，按自行脱党处理；2.在民主评议党员中被评定为不合格党员，经核实确实不符合党员条件，且帮助教育后仍无转变或不愿转变又不愿退党的党员。对这类党员应当劝其退党，对坚持不退的提交党支部大会讨论决定除名；3.上年民主评议党员中被做限期改正处置，限改期满后仍被评为不合格党员的，党支部应及时劝其退党；4.影响较大，严重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党支部应及时劝其退党。

同样，该文件中要求：要分清党员主动退党与被动退党的区别，在党内和社会上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使退党者能心情平和，没有思想包袱。“对平时表现较好，能发挥党员作用的党员，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进行必要的帮助教育，使他们端正思想，提高认识。如果经过帮助教育后还坚持要求退党，则不做硬性挽留。”

山东省兖州市委组织部组织科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材料时主动介绍，“自文件出台后，那些长期不与党组织联系的党员，都及时与党支部联系，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因此他们至今未启动过党员退出程序，也未处置过一名党员。

显然，兖州的试点更像是一次警告，其规范意义大于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