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相互依赖》读后感

第一篇：《权利与相互依赖》读后感

《国家与市场》读书笔记

战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密切。

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和经济仍然彼此分离，各自孤立，难以充分阐明和解释许多重要的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美有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对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因素和世界经济中的政治因素给以越来越多的注意，并且努力把国际政治学和世界经济学结合起来，加强对国际关系的综合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得到引人注目的发展。在这批开创先河的学者中。著名的英国国际关系专家苏珊·斯特兰奇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在《国家与市场》中，斯特兰奇深入浅出的评价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理论基础和主要流派的观点，特别是指出了联系性权利和结构性权利的区别，用四个基本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以及四个从属结构——运输、贸易、能源和福利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剖析国际上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比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的代表作更具理论概括功夫。

开场白中荒岛的故事所阐明的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观点是：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人类设法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的基本价值观念，即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接着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的社会（或不同的时期相同的社会）在产生这每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同时，总是对四种价值观念作出不同的先后安排顺序。所有社会都需要生产食物、建筑住房和制造其它物质产品，但是有的社会最优先安排物质财富的生产。所有社会都需要很好的加以组织，以便使个人得到更大程度的安全，免受来自本国或国外其他人的暴力伤害和凌辱。但是有的国家把秩序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事实上，社会有组织的生活比个人孤立地生活更具有这两大优点，正是在于与其他人的联系可能增加财富和个人安全。不管怎样，社会组织的确带来了对自由的若干选择，即带来了个人的选择权；因此一旦有了社会，就要作出安排，为个人或集团提供一些财富，一些安全，一些选择的自由和一些公正。因此，在不同的基本价值观念的组合比例方面，各个社会是有区别的。如果不仔细观察经济生活中权利的作用，就不可能学好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各自对四种基本社会价值观念作出轻重缓急顺序的安排方面是大相径庭的。不同制度反映出财富、秩序、公正和自由四种观念不同的比例组合。从根本上说，决定这种组合的性质的是权利问题。

正是权利决定了权威和市场的关系。除非施展权利和拥有权威的人的允许，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功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私营市场经济和国营统治经济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政府给予市场经营者自由的程度，而且在于市场运转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也反映了权利的分配。不管环境可靠不可靠，稳定不稳定，或者是繁荣还是萧条，都反映了拥有权威的人所作出的一系列的决策。因此，不仅权威对市场的直接权利至关重要。而且权威对市场运转的环境或周围条件的间接影响也至关重要。

该书认为，在政治经济中使用的权利有两种——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但是，世界体系里国家之间和降级企业之间正在进行的竞赛中，结构性权力越来越比联系性权力重要。按照现实主义者作者在国际关系教科书的传统说法，联系性权力就是甲靠权力使乙去做它本来不愿做的事。1940年，德国靠联系性权力迫使瑞典允许德国军队穿过它的“中立”领土。美国凭借它对巴拿马的联系性权力支配了巴拿马运河的航行条件。另一方面，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其他国家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别的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些结构中活动。结构性权力不只是指确定议事日程或“设计”包含了支配国际经济关系的惯例和规则的国际机制。这是结构性权力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对小麦和玉米交易的影响使得买卖双方可以进行套头交易，即使苏联购买粮食，也会采取这种方式。伦敦的“劳埃德”是国际保险市场上的一个权威机构，它允许小保险商或承保人把大风险“卖给”再大的保险商，从而使该体系的运营以完全能承担和管理大风险的大国和大保险商为中心。需要保险的人必须照此办理。简而言之，结构向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如果有一方在相互关系中也能决定周围的结构，那么各方在相互关系中的相对权力就会增大或减小。

结构性权力不只存在于单一的结构中，而是存在于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其设计的图像是一个有四个面的棱锥体或四面体的，每个面都与其它三个面接触，并且依靠它们才在这个棱锥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安全的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贷的控制以及对知识、信仰和思想的控制。因此，结构性权力存在于能够控制人们的安全的人那里落叶存在于能够决定和支配商品和劳务生产方式的人那里。第三，结构性权力存在于——至少在所有发达国家，不管是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或者两个人的混合——能够控制信贷供应和分配的人那里。第四，掌握知识、能够全部或局部的限制或决定获得知识的条件那些人，也可运用结构性权力。

结构性权力的四个来源：

一，只要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威胁着个人的安全，为别人提供免受威胁的保护手段的人，就能在食品分配或司法等非安全事务方面使用权力。对安全的威胁越大，人们愿意付出的代价越高，接受提供保护的防御力量本身将会对它所保护的人带来另一种威胁的风险也越大。就国家而言，感到自己既不安全，把自己看作向现存秩序及当时本地区流行的意识形态挑战的“革命”国家，十分不愿意付出代价并接受军事政府和诸如秘密警察之类“国家安全”力量的统治的风险。政治经济学中的安全结构就是由于某些人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保护者，即提供安全的人，获得某种权力，使他们得以决定，也许还能限制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在运用这种权力时，提供安全的人也为自己在财富的生产或消费方面取得了特惠，并在社会关系中取得了特权。因此，安全结构必然会对经济中谁得到什么产生什么影响。谁也不能忽视安全结构。

二，生产结构可以定义为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用什么生产和按照什么条件生产等各种安排的总和。生产结构涉及参加劳动的人们和他们通过劳动创造的财富。它们可以得到畜力或机器的帮助。他们的努力也许会得到慷慨的大自然的辅佐。但是生产结构主要涉及劳动者如何组织起来和他们正在生产什么。在政治经济学中，生产结构就是什么创造了财富。

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权力是掌握在能够提供安全或拒绝提供安全的人的手里，也掌握在设法通过生产创造财富的人手里，但是除了前面提到的安全和生产结构外，还有金融结构。它与这两种结构同样重要。发放信贷的权力意味着有权允许或不让别人获得今天花费、明天偿付的机会，意味着让别人运用购买力去影响产品市场。也意味着有权控制或滥用作为信贷记账单位的货币，从而影响以其它货币为单位提供信贷时的汇率。因此，金融结构实际上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不仅包括信贷得以建立的政治经济结构，而且包含货币体系或确定作为信贷记账单位的不同货币体系。因此，金融结构可以定义为支配信贷的可货性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的总和。

四，知识结构所衍生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虽然它与其它三种结构衍生的力量同样重要，但还未得到充分了解。知识也是权力，谁能够获得知识，并且能不让别人接触他们所尊重和寻求的某种知识，谁能够控制知识的传播的渠道，谁就可以利用这种非常特殊的结构性权力。

下面的四章论述了刺激权力结构——运输、贸易、能源、福利。

例子：1948年，美国刚刚在欧洲显示出它的常规力量比除苏联以外任何其它欧洲国家都强大。在广岛和长崎，美国显示出它的常规力量胜过苏联和所有的其它国家，以为它暂时垄断了具有大规模破坏力的原子武器。但是这种战略力量不足以使经济生活的车轮重新在西欧转动起来。如果没有生产能力供应食物和资本品以复兴欧洲工业，如果没有金融力量和普遍接受的美元提供信贷，美国就不不可能对马歇尔计划受援国使用权力。美国的结构性权利也不是建立在安全结构、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主宰的基础上。美国以外的国家相信，美国全心全意的要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本国人民和别国人民创造一个比较美好的战后世界，这种想法加强了美国的权威性。

第二篇：权力与相互依赖读后感

《权力与相互依赖》读后感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大师，代表作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1984），并与约瑟夫·奈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2001）。他是当代诠释和发展世界政治理论的经典大师。在其学术生涯中，基欧汉一直身处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的核心。《权力与相互依赖》由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合著，是一部颇有理论建树的力作。1977年，该书第一版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挑战（新）现实主义理论霸主地位的开始，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的理论基石；1989年，该书重版并增加了对批评的回应；2001年该书第三版出版，两位学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依赖概念相整合，指点国际局势，激扬文字，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进行严肃的理论分析，成为代表新自由制度主义发展的巅峰之作。

自1977年以来，该书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之一，被美国学者视为“不可替代之作”。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关系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一度有美国霸权衰落之说。对此，美国学术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政策建议，而《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公认是最有解释力的理论之一。本书是两位著名学者的双剑合璧之作，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尽管作者强调自己的研究重心是国际体系不断变化的性质及其

理解（并称之为政策前提），其目的在于确立理论框架，提出理论解释新模式，但从本书的结构来看，提供美国外交对策乃是应有之义。“征战沙场。剑强于笔；长远观之，却是笔指导剑”恰是本书的点睛之笔。

1997年《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挑战新现实主义理论的霸主地位的开始。自出版以来，该书被美国学者视为“不可替代之作”。由此可见本书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权威和重要性。

本书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深,相互依赖已被用来作为一种制约他国的权力资源,事实权力并没有从相互依赖中分离出来,而是有力诠释了相互依赖。随着相互依赖的逐渐深化,民族国家利用相互依赖而带来的各种条件和机遇,维持和增强国家的权势,提高国际地位。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这是因为旧的世界格局正在崩溃，世界变得相互依赖，传统的议程无法界定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随着跨国社会运动等非领土行为体的出现，传统的领土作用在减弱，他认为恰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的作为经济单位额国家有可能消失。传统主义不能理解，将其称之为全球主义谎言，他不关注于这些反驳，在他看来，这如同关注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个天使跳舞的中世纪经院式争论一样。

罗伯特·基欧汉他并不认为当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国际冲突就无影

无踪，相反，国际冲突会以新的形式出现，甚至会呈现上升态势。也不能将相互依赖完全局限于均衡的彼此依赖，最可能影响的行为体应对过程的是依赖的非对称性。

权力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而理解权力在相互依赖中的作用必须区分敏感性和脆弱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敏感性是指某政策框架内作出反映的程度。就依赖的代价而言，敏感性指的是试图改变局面而作出的变化之前受外部强加脆弱性是行为体因外部事件强加代价而遭遇损失的程度。罗伯特·基欧汉认为脆弱性相互依赖包含战略意义，而敏感性相互依赖恰恰缺少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敏感性在政治上是不重要的。而试图操纵相互依赖的战略有可能导致战略反击。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对抗严重的军事威胁有可能是无效的。在此意义上，与经济力量相比，军事力量是处于支配地位。相互依赖影响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而政府行为也影响着像话依赖的模式，政府通过制造或接受某些活动的程序、原则或制度来调节跨国关系，国家间的关系，将这些控制性安排为国际机制。国家机制可由国家之间的协议或条约组成，如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回忆上的安排，国际机制也可以是暗含的，如二战后的美加关系。当然如果不存在一致同意的规范和程序或规则，无机制情况就会出现。

所谓国际体系的结构即同类单位的能力分配状况。其中国际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单位是国家，有关能力被视为其权力来源。而国家机制是国际体系权力机构与该机构的政治、经济谈判的中介因素，即对其有着正式或非正式的影响。

国际机制的变迁往往非常重要，因为国际机制的变迁，新的机制影响着世界的很多方面，就像非歧视贸易原则的确立一样，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旧貌。但是从某种意义而言，某些国家面貌也改变了国际机制。

在关于现实主义与复合的相互依赖方面，罗伯特·基欧汉推导出一个具备如下经济特征的世界，国家间存在着现实或潜在的冲突，国家随时都有可能动用武力，每个国家都力图保护自己的疆土和利益免受现实威胁。只有强大的国家才有可能存在下去。其中复合相互依赖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各社会之间是多渠道联系的，二是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很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问题，三是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是，一国政府不再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复合相互依赖三个主要特征导致不同的政治过程，而这些政治过程将权力资源转化为控制结果的权力。在现实主义的世界里，军事安全将是国家的首要目标。甚至影响到那些不直接涉及军事实力或领土防卫的问题。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在复杂的环境下，国际组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可以确定某些重要问题，从而帮助政府决定事务的轻重缓急次序或机构间委员会及其他政府内部安排的性质。如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环境回忆的召开，促使美国重要部门集中关注防止世界粮食短缺问题。也帮助促成世界政治中的潜在联盟。对于稳定世界秩序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相互依赖的持续加强，全球化趋势进程的不可阻断，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得到加强，全球意识得到张扬，霸权意识和行为越来越不得人心，甚至威胁世界和平。虽然强权即公理的时代已经过去，国际社会也无法容忍赤裸裸的强权和武力征服。但权力无疑是政治领域的通行证，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特别是隐藏在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背后的权力框架，这种制度性强权或结构性暴力，它更具合法性，也更难以更改。权力还是权力，只是给自己加了个精美的外壳。因而权力概念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理解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的钥匙，也是理解世界政治的钥匙。

第三篇：权利与繁荣读后感

工商管理实验版32010021203陈凯妍权利与繁荣读后感

美国马里兰大学已故教授曼瑟尔·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权力与繁荣》将“权力”与“繁荣”这两个人们通常不会联系在一起的词结合起来，人们通常并不重视二者间的关系，但奥尔森通过举例论证了权利是繁荣的基础，繁荣反过来影响权力。前言中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和政府的解释很好的体现了这一关系：“贫困社会的最大挑战不是资源的缺乏，而是它很难组织大规模的活动，特别是政府活动......不管在发达国家存在什么样的最优政府角色，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角色相比而言是更小的。”我认为奥尔森通过对国家权力机构和国民经济的研究，找到了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原因，他认为经济的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清晰界定财产权力和公正的契约执行，二是没有掠夺行为。即政府的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强力程度能否限制掠夺行为发生。只有能够提供持续服务和正确经济制度的政府才能使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单一的依靠市场调节或依靠政府调节都无法使国家兴旺发达。奥尔森将社会划分为两种类型：创造型社会和掠夺型社会。当权力机构的政策能够激励人们通过生产来获得个人收益时，这个社会就是创造型的；反之，当权力机构的政策使人们对个人努力的回报不断地感到失望，从而倾向于“抢夺”财富而非生产财富时，这个社会就是掠夺型的。我认为当代政府和社会偏向于掠夺型，因为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大多数人创造的财富被小部分人占有，同时物价上涨过快，使得劳动阶级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没有工作动力。无法促进社会进步升级国家繁荣昌盛。

第一章这样描述权力：“权力----不仅仅只限于政府的权力----是能够产生强制性服从的能力，因此它和强制性的权威以及施加压制的能力有关。”并用罪犯和黑帮的例子来诠释强制性权力和自利行为。奥尔森用流动性匪帮和固定性匪帮来类比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在一个充满流动性匪帮的社会里，居民由于怕被抢劫一空，没有动力进行生产和积累，这样长期下去，流动性匪帮将没有东西可以供盗窃。而对一个人口稠密社区的固定匪帮来说，由于他掌控了整个区域所有的犯罪活动，他将能够从安居乐业的社区环境中获利：犯罪活动越少，社区经济越繁荣，固定匪帮获取社区总收入的部分越大，收取的保护费越多。这种保护费我认为某种意义上是变相的税收，通过这种变相税收，无形当中与居民有了共容性利益的关系，这会促使他们会积极为当地居民创造一个和平的词序和提供公共物品，防止其他劫匪的出现，以保证居民生产的积极性并为以后能长期获得收入打下好的基础。固定性匪帮的持续性掠夺比无政府状态下的流动性的匪帮更好，因为居民和固定匪帮形成了共容利益，而共荣利益的作用在于给予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他们关心全社会的长期稳定增长。然后奥尔森将固定性匪帮的作用等同于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因此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武断地认为独裁政府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是错误的，一个理性，自利的独裁者在共容性利益下也会界定产权，提供公共物品，确定最优税率。总之作者认为不是各种市场中的问题都可以仅仅通过期待公平交易解决，或曰公平交易有赖于权力的制约。

作者还讨论了民主的起源，认为民主发生的情况往往是历史上的一些特例，一个社会不能形成一个赢家通吃的局面，几股势力需要达成对权力的分享。作者假设专制君主总是抱有长远的观点的，而且其臣民也相信主子会一直这样做。这个假设赋予专制君主稳定的共容利益，使得他限制自己的窃税率。虽然专制者的共容利益驱使他提供可以增加其领地产量的公共物品，但是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扩大他从社会中攫取的纯收益。因此，专制者获得的收入源于昂贵的代价，即通过很高的再分配比例将其臣民的收入转到自己手中。虽然民主统治与专制统治一样都拥有社会的共容利益，因为他们都控制着税收征收权。但是，民主统治还能获得社会中最重要的市场收入份额，从而使其拥有比专制统治更大的共容利益。因此，民主统治者会承担再分配给自己利益的行为中更大的社会损失份额，也会从公共物品收益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工商管理实验版32010021203陈凯妍

在第二章，奥尔森介绍了民主的起源、代议制政府的财产和契约权利制度以及民主的必要性。奥尔森认为，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者不可能在他的领地里创造另一个独立的权威以确保权力的恰当和有序继承，因此专制统治的继承危机是与生俱来的。当一个专制王朝进入“盛世”时，臣民总是希望君主长命百岁以延续他们的安定生活和社会经济的繁荣。显然这是不可能的，随着科学技术以及思想的进步，人们逐渐发现了君主制的弊端，奥尔森在这里就去掉了对专制君主眼光长远的乐观假设，认为专制者总是存在采取短视措施的可能，他会从侵占其臣民的资本中得到收益，他会想方设法逃避执行契约，拒付债务，并且不断发行新币以谋取眼前之利。这时他的激励动机就如流窜匪帮一样，狭隘利益促使统治走向了终结。奥尔森认为，一般情况下，每个专制者总是被其他的固定或流动的匪帮所代替，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一个专制政体的结束才会被一个民主政体所取代。权力机构逐渐向民主政府过度。回到理论层面，作者认为民主代议制政府产生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有些历史偶然事件会产生一小群领导人、团体或者家族之间产生权力的平衡，使得任何一个领导人或集团都会很谨慎的避免获得大于其他人或集团的权力，这种制约平衡使民主的产生变为可能。二是不同力量之间存在的权力大致平衡并且不会破裂，这样小块地方的专制统治就不可实行。第三是无论由于地理障碍、城墙或其他的环境障碍因素，在实施民主安排的地方一般可免遭周边政权的征服。因为专制者总制造机会去征服更多更大更富饶的领土，而民主国家因为趋于其领地的投票权所以并不会有侵略的动机。我认为，第一个条件是最重要的。一旦存在权力平衡，每个人都有动机去降低自己以外任何可能的专制者成为真正专制者的可能性，因为每个人都担心其他人大权在握后对自己不利（铲除异己等）。如果权力只掌握在一人手中，那么用以防止专制行为出现的机制比如法院和司法机关往往难以发挥作用，甚至反过来成为扩大政府领导人权力的工具，这时专制统治就会死灰复燃。因此，那些确立权力分享安排的人有很强的动机去使这些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导致限制政府权力特别是政府行政首脑权力的制度安排的相应出现。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后，没有一个政治派别强大到可以强加自己的意志到其他派别身上，或者直接去形成一种专制体制。每个握有权力的领导人之间形成了权力平衡，他们同意设立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议会，它代表所有各方力量，并限制赋予政府的权力，同时使君主拥有的权力有限化。他们还设立司法机构、签署《权利法案》并对判例法进行重大改革。总之，他们希望借此防止其他专制力量的兴起。这种权力分享的制度安排使英国人开始对很多事情有了相当高的信任度：他们相信彼此之间签署的任何契约都会得到公平的执行，任何私人合法财产都不会突然被充公或侵占，而他们对政府的批评也不至于遭到迫害。1689年后，英国私人财产和契约执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稳定，也正是光荣革命后不久，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由此我们注意到，在权力分享制度下的人创造的确保他们不会成为专制迫害牺牲品的结构，也同样保护着财产权和契约权。

奥尔森认为，在民主的形成与个人权利（包括财产权和契约权）的稳定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一个脆弱民主制度下的领导人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没收资本、贬值货币或者剥夺少数人权利，这正好使个人权利受到伤害。相反，在持久的民主统治与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财产和契约权之间，却存在重要的联系。在稳定的民主国家里，在法治之下，权力的继承是可以预测的，个人权利的裁定与执行绝非是短期的考虑。许多人自信地签订长期契约，或者可以很放心地将财产受托到后几代，或者设立基金会，他们认为这种预期是绝对会持久的。我认为，稳定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与专制君主和脆弱民主制度的领导人相比，具有更大的共容利益，而且实行权力分享制度，他的政府是强化市场型政府。

第四篇：大自然的权利读后感

《大自然的权利》读后感

《大自然的权利》是罗德里克·纳什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可以称之为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书中，罗德里克区分并命名了两种看似相像实则完全不同的生态保护观念：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和环境中心主义的生态观。罗德里克循着这两种生态观历史演绎的线索，梳理了近现代西方思想史。

《大自然的权利》导论部分概述了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精神以及西方文明扩展伦理关怀范围的逻辑过程。第一章追溯了环境伦理思想与天赋权利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介绍了西方(主要是英国)17 至19 世纪的环境伦理思想以及保护动物的仁慈主义运动。第二章探讨的是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的环境伦理思想。第三章介绍了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产生过程,重点阐述了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泽和利奥波德的思想以及后人对于他们的思想的传播、普及和发展。第四章梳理了基督教的环境伦理思想,探讨了基督教的“绿色化”趋势。第五章详细介绍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环境伦理思想,说明了环境伦理学的“前卫”特征。第六章向人们展现的是当代的环境主义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对于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政治法律制度和现存经济秩序的冲击和影响。本书的最后部分说明了环境主义运动与废奴主义运动之间的相似性与合理性, 指出了环境主义运动的光明前景。

大家对于权利一词都不陌生，大家都竭尽全力去维护与争取自己的权利，甚至可以说大家都不会容许自己的权利被剥夺。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发展到现在，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人们的权利都受到了法律。在人类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的同时，大自然的权利如何保障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从而引出了保护大自然权利即如何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从生物学角度讲，人类是生物的一种，而生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就如生物链中的两个环，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繁衍的物质基础；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是人类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这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两个方面，缺少一个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人类不能独立于大自然而存在。人类作为高度智慧的动物，应该做的是去探索自然，领悟自然来推动自身发展，而不是通过破坏自然来获取私利。打开心去欣赏自然、领悟自然，体会那种在自然中的渺小感，才能和自然融为一体，顺应自然的变化。

自 20 世纪 60 年代环境污染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以来,人们就在寻求疗救的药方。保护环境的各种法律和政策纷纷出台;制定更多的全球性环保条约, 也正在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然而,时至今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总体趋势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地球的皮肤(植被)还在被大面积地撕毁,它的肌体还在被成片地掏空;河流正在变得浑浊不堪,湖面上漂浮着死亡的阴影;我们那不会说话的动物兄弟正在荒凉的大地上呻吟, 在腐臭的污水中挣扎;植物正在浓烟滚滚的天空下枯萎,在污浊的空气中瑟瑟发抖;每个小时都有 1～3 个物种从我们的生命大家庭中消失。那曾具有多生多养能力的地球正变得越来越憔悴。

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员，我们应该为保护大自然的权利做出最大的努力。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关键就在于保护环境。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保护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地保护自然资源并使其得到合理的作用，防止自然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对受到污染和破坏的环境必须做好综合治理，以创造出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协调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保障大自然的权利。现在各个国家纷纷制定各种保护环境保护大自然的法律和政策，同时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发起各种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的活动，通过媒体与他们身体力行来感应与号召全人类保护大自然。

我一直认为，环保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你向同伴炫耀的资本，不是扩大知名度的手段。大自然不是电脑里存的文档，删掉了还可以还原，大自然的很多东西是失去了就不会再出现的，大家应该珍惜并保护现在所拥有的，不要失去后才后悔。我们应该学会换位思考，当我们自己的权利被别人无理由或者自私地剥夺了，我们会默默忍受这份痛苦吗？同样，大自然的权利被人无情的剥夺之后，她会没有反应吗？答案显然是NO，大自然在用人类无法理解的方式，维护者自己的权利。正如人类所遭受的一些自然灾害，就是自然对于人类不合理的利用自然行为的警告。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会把环保思想贯彻到自己日常行为中，并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加入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的大部队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真正检验我们对环境的贡献不是言辞，而是行动。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第五篇：大自然的权利读后感

读《大自然的权利》有感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美国学者，本书被称为环境伦理学新学科发展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可见本书的社会影响力之大。在本书中作者分区了两种环境保护的生态保护观念：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和环境中心主义的生态观。作者首次区分了这两种看似相同实际上却有着不同意义的环境保护观点。

正如题目所述，大自然也有自己的权利，人类再讲自身权利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动物植物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权利。人类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同样的大自然的权利也应该受到保护。

关于这两种不同的环境生态保护的观念。对于第一种观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意思就是认为人类有权享有大自然的一切，保护大自然是人类应该做的，它是以人类自身长远利益为出发，同时讲求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第二种观点：环境中心主义的生态观，作者由动植物角度出发，认为大自然固有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它本身的存在权利，作为人类的我们没有理由滥用自然资源。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20世纪60年代生态危机逐渐成为全球性课题。人们在开发利用资源的同时，也在寻求减少降低生态污染的方法，世界爱好环境的人们努力了很久，但是世界生态环境改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甚至有些地区出现恶化的现象，南极臭氧层空洞的出现并扩大，南极的企鹅体内检测出含有重金属的痕迹，这些现象无不深刻的反映出：人类活动已经很大程度的影响了整个生态，甚至对大自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近十几年来，全世界各国人们很多都经历过洪水的袭击，非典的肆虐，各种流行性病毒的侵袭，这不仅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对人类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每当这时候就会有一些教会组织出现，他们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引导人们，也有一些邪教组织滋生出来破坏原本就慌乱的社会环境。

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矛盾的激化，使得一部分有思想的人重新考虑以现有的环境保护思想来指导目前的环境保护工作是不是真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大自然的病症。

根据现有的认识，人们追求的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并且仅是从人类自身的角度而考虑。人类的发展离不开大自然，人类所需的一切都来自于大自然。因此，以往的单纯以人类自身发展角度考虑的生态保护观念已经不

适合现有的状况。人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环境保护只为自己的固有观念，尊重大自然应有的权利。

当今世界环境问题突出，人们过度的使用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既造成了资源浪费又污染了环境。煤、石油的使用，使得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急剧上升，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全球气候变得不稳定，气候变暖使得南北两极冰川融化，动物的栖息地减少了，海平面上升了，岛国马尔代夫海平面一直在上升，国土面积日趋减少，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在全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如何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解决世界环境问题，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大事，但是当根据各国经济实力等指标制定出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际法规之后，各国仍无法很好的完成任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大自然在人类面前没有拥有它应有的权利，是人类剥夺了大自然的权利。

人类在发展进步的同时，过多的考虑了自己的利益和当代人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植下了罪恶的种子，留下了祸根。如果我们不能从内部对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不能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论，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所有的生态保护行动、所有的绿色国际协定和为了签订新协定进行的无休无止的争论，都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地球和人类岌岌可危的命运，相反还会悲剧性地延误已经极其有限的拯救地球的时机。因此，在为了大自然权利的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摆脱人、民族、国家、地区利益对解决生态问题的重重羁绊，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伦理关系，促使人承担起对自然的道德义务。

追忆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给予尊重大自然的权利太少，虽然现在人类已经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同时也在积极的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做贡献。但是，人类总是从自身角度为出发点去保护生态环境，而各国的生态争端，垃圾处理问题，各国之间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合作方面却顾及不到大自然的权利。所以我们人类应该放弃争端，尊重大自然的权利，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种族的争端而干涉甚至剥夺大自然的权利。只有从根本上尊重大自然，大自然才能够反馈给人类好的结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自然的“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