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心得+消除产生腐败的思想意识温床

第一篇：党课心得+消除产生腐败的思想意识温床

观看腐败的温床警示片心得体会

通过观看警示片腐败的温床，给我很深的触动。认识到腐败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对公共权力的滥用。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行使不当都容易产生腐败。如果不根除腐败这个毒瘤将严重影响到我党的安危。要想做好反腐败工作，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一、反腐败的重中之重就是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我国的干部群体，共产党员占有绝大多数。如果治党不严、党风不正，就不可能从严治政，就必然会官风不正、民风不正。倘若将共产党员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甚至将对党员的要求降低到一个普通人的道德底线之下，共产党的信誉和权威无疑将会遭到破坏。

二、要扩大社会监督渠道。

对权力主体的腐败行为有部分的预防作用。但以后这类制度要通过当地媒体的扩大，真正实现透明，千万不要流于形式。在从基层到中央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应开辟开放式，双向式的传递通道，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除此之外，要改变过去下级只向上级负责的传统政治模式，除向上级负责外，更重要的是还要向人民负责。

三、在权力设置上要尽量分解权力，不能让权力过于集

中。

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效力，对能够用市场机制来替代的行政审批事项，要用市场的招标等手段来处理。在众多的权力之中，财政权力无疑显得更重要一些，所以我们要推进财政制度的改革。强化资金管理，将所有收支都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进行全过程监督。

四、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

追究党员的腐败原因，根本还在于党员思想的腐败堕落。目前我党已针对这种现象，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这次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是个很好的教育党员干部的机会。

2014年6月30日

第二篇：党课心得+消除产生腐败的思想意识温床

消除产生腐败的思想意识温床

今天给我们上党课的是我最爱的马基老师，水法爷爷。总能寓哲理于幽默中的他，在党课上，更是不令我们失望的。他先给我们看了一段视频，讲述了为什么在当今社会，腐败现象打击力度加大却依旧层出不穷的现象，再次接受了党课的培训，感触很深，现将心得总结如下：

“腐败现象古已有之，驱而不散，共史而生，与人同行。腐败现象古来有之，久治不绝，根深蒂固。”当今，经济迅猛发展，竞争日益激烈，随之便出现了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挥霍浪费，腐败堕落，任人唯亲等不良的社会风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对人民、对国家、对整个社会有相当严重的危害。腐败的本质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腐败和权力是依存关系。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行使不当都容易产生腐败。而腐败就其表象来看,又表现为政治、经济和生活等多种形式。如果不根除腐败这个毒瘤将严重影响到我党的安危和江山社稷。要想做好反腐败工作，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一、反腐败的重中之重就是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我国的干部群体，共产党员占有绝大多数。如果治党不严、党风不正，就不可能从严治政，就必然会官风不正、民风不正。倘若将共产党员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甚至将对党员的要求降低到一个普通人的道德底线之下，共产党的信誉和权威无疑将会遭到破坏。具体说来，从严治党的关键则要从改革党的干部管理制度着手。

首先，要改革干部的委任制度，建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

对各级的行政官员，由过去的上级委任为公开考试，如目前全国各省所搞的公开招聘试点以及任职前的公众评议等，就是很好的探索。这些探索，在不断完善后，要逐步形成制度，每一级干部的提升要经过公开的选拔考试和公众评议。坚决杜绝干部提拔的暗箱操作，一把手、一言堂现象，因为它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组织程序。在提拔、选用干部时，要做到公开、透明、民主。通过竞争来提高干部队伍素质，通过逐级的考试选拔，提高透明度，尽量减少吏治中的腐败。一旦发现腐败干部，要予以法办，最好不要内部处理，法办的优点是公开性，它能给腐败分子以威慑。除此之外，要对用人失误的直接责任人予以追究，要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形成一个用人失误责任追究的制度。

其次，要扩大社会监督渠道。

任前公示制度，公众评议制度等，对权力主体的腐败行为有部分的预防作用。但以后这类制度要通过当地媒体的扩大，真正实现透明，千万不要流于形式。在从基层到中央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应开辟开放式，双向式的传递通道，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除此之外，要改变过去下级只向上级负责的传统政治模式，除向上级负责外，更重要的是还要向人民负责。这就是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监督权力主体的渠道。同时要扩大党内民主。各级政府的首脑应逐步由人民代表直选。

再次，在权力设置上要尽量分解权力，不能让权力过于集中。

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效力，对能够用市场机制来替代的行政审批事项，要用市场的招标、拍卖等手段来处理。在众多的权力之中，财政权力无疑显得更重要一些，所以我们要推进财政制度的改革。强化资金管理，实行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将所有收支都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进行全过程监督。

最后，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

追究党员的腐败原因，根本还在于党员思想的腐败堕落。目前我党已针对这种现象，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三个代表”、“三讲”教育。但是，这种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流于形式，要从腐败的思想根源上进行说教。

二、要铭记反腐败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反对腐败，打击经济犯罪的活动，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至少要伴随到四个现代化的完成。从有关调查和纪检监察机关近年来查办的案件情况看，消极腐败现象在以相当严重的态势蔓延。具体地说，当前腐败蔓延有五个方面的特点：

（1）案件数量迅速增加，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2）职务级别越来越高，顶风作案现象异常突出。

（3）窝案串案越来越多，腐败主体由个体发展到团体组织。从目前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近些年来，搞腐败活动的已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还有不少是有组织的、集团性的活动。这些腐败活动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腐败活动是在一定组织的权力参与下完成的；二是腐败活动是以团体组织的方式出现的。

（4）腐败涉及层面在扩大，程度在加深。从近些年查处的腐败犯罪案件看，腐败现象已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蔓延，从直接管钱物的部门向负责审批钱物的管理部门蔓延，从一般的行政管理部门向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和组织人事等要害部门蔓延；其次，腐败从对生活资料的侵占发展，从资金的积累向私人资本的积累发展；第三，腐败活动由通常的用权力来攫取钱财，向用钱财来操纵权力、获得权力发展。

（5）腐败在形式上有了新的发展。一是腐败由隐蔽向半公开、公开发展。有些腐败主体往往以改革、开放、敢闯敢冒、发展经济为旗号，用合法的形式掩盖其腐败行为；二是腐败向智能化发展，一些腐败分子已不再是因为一时冲动或利令智昏而犯罪，而是精心设计、预谋在前，有的还利用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进行作案；三是腐败从单一型向复合型发展，腐败活动已不限于简单的追求金钱和物质，而与追求权力、女色等结合在一起，权钱、权权、权色等复合型腐败数量近年来大幅度上升。

总之，“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随着反腐斗争不断深入，贪官污吏也在各个领域层出不穷，再加上腐败的产生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这就注定反腐败是一件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我们要从长计议，而不能一蹴而就。另外，腐败并非能完全避免，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三、不能以任何理由纵容腐败分子的消极行为。

对于腐败的消极影响，江泽民同志曾经严肃的说过：“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江泽民同志的话表明：腐败是事关民心向背、政治稳定、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权力来源的认识上，我们一贯强调，党和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这是千真万确的。邓小平同志认为，人民群众是防止腐败现象、推行廉洁政治的主要依靠力量。事实证明，腐败使得人民失去太多的利益，人民群众是腐败现象最直接的受害者，所以他们是反腐败斗争的最强大的支持者，他们始终都在用最雪亮的眼睛来关注，迫切希望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来消除腐败现象，铲除腐败的根源。由此可知，反腐败无疑是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我们要尊重人民的意见。另外，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鉴于此，人民应该是反腐败的监督主体，只有如此，我国各部门的腐败浪潮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

五、重视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教育。

社会主义社会，不仅需要物质丰富，也需要精神饱满，健康。为此，江泽民同志曾经坚定的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理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就是说，全党要始终注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学习，这种学习要扎扎实实地，而非走过场地、假惺惺地，那样只能危害党和人民，腐败分子就是在此过程里萌芽的。

面对我国错综复杂的腐败行为和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我们党和国家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教育人、武装人，用大量为人民服务的事实感化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而在全社会树立起崇高的理想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各级干部应当不断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残余，切实树立公仆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恢复、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借鉴和吸收世界现代化的优秀精神文化财富，重塑中国人的精神灵魂风貌；树立崇高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铸造高尚的生活观和享乐观；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致富观，重构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情操，即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灵魂大厦，从而消除产生腐败的思想意识温床。

第三篇：法治能消除腐败

法治能消除腐败

一． 基本解释

消除 ：使不存在;除去

指根据法律治理国家。与“人治”相对。

人治：

定义：人治就是个人或少数人因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人治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的治国理论，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1.古指以人伦关系、道德观念和其他意识形态准则约束人民，治理国家。2.与“法治”相对。主张“人治”者认为治乱不在法律而在统治者或执政者的贤能与否

法治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层面的含义，它是指一种治国的方略、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强调以法治国、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亚里斯多德就明确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法治还是指一种法律价值、法律精神，一种社会理想，指通过这种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的实现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状态。

总的来说就是法治包括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和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也就是强调两者的统一，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1)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思想,主张以法治国(2)依法治国[3]

(3)法治：法治学 法治学的是独立的学科，是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全新的系统化社会价值体系。

法治意味着法律介入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正当性。法治与人治的联系

法治相对于人治更稳定；法治强调的是权力制衡、法律救济。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两者都强调了静态的法律制度以及将这种静态的法律制度运用到社会生活当中的过程。两者最大的不同表现在：法制的概念不包含价值；法治包含了价值内涵，强调了人民主权。

法制只是强调形式意义方面的内容，而法治既强调形式意义的内容又强调实质意义的内容。法制更偏重于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强调“以法治国”的制度、程序及其运行机制本身，它所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正是法治的第一方面（形式意义的法治）所要求达到的目标。由此可见，法制是 1 法治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没有法制，也就谈不上法治。但另一方面，仅仅强调法律的形式化方面，还并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实质意义的法治）的更深一层的内涵。

正一：主席，对方辩友，大家下午好。我方认为法治能消除腐败，目前腐败问题是各国存在的通病，不仅破坏了各国的经济基础，而且危及到国家的政治基础，对国家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可见现出腐败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工程。而我方相信法治能消除腐败，在陈述理由之前，先明确以下几个概念：

第一，何为法治，即相对人治而言，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它不仅包括了许多部门的静态法制，而且指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教育、法律监督的一个系统过程，最终达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状态。

第二，消除，即消灭除去。最后我再来解释一下“能”字。这个能字决定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可能性判断问题，即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法治能不能消除的问题，而不是法治有没有消除腐败的问题。就像中国能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并且能赶超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说中国现在已经赶超了资本主义国家，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而是说中国有这个能力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十六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明确了教育是基础，监督是保证，法治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消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的基本路线，可见消除腐败还得靠法治，让我们仔细的来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腐败问题的发生？这是因为腐败能产生利益，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们被诱惑，迷失了方向，试想一下，假如今天这个诱惑腐败的利益不存在了，那么腐败现象还会产生吗，那么显然是不可能的吗！所以只要我们消除了腐败的这个利益，那么腐败自然被消除了。而我方相信法治能消除腐败，正是因为法治可以提高低腐败的代价，在法制体系上可以将腐败者迅速绳子依法，使其锒铛入狱，而且就算他身居要职在法律监督体系下，也可以让他贪无可贪，无从下手，从而提高他的腐败收益，当腐败者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付出的成本，当腐败者无利可图、无从下手时难道腐败还不能被消除吗？当然，我方从不否认，现在社会上存在着许多腐败现象，但是这不是法治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有完善法治的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完善法治，让法治来消除腐败。谢谢。

唯有“法治”才能根治腐败

顾一娴

2014年10月21日16:4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第一个专题研究依法治国的会议，这次会议将对中国反腐走向产生哪些影响？中央高压反腐能否长久坚持？反腐败和纠风会不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10月19日下午，党建研究专家、反腐理论研究专家、《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做客正义网“正义论坛”，详细阐述他对上述问题的思考。黄苇町认为，四中全会在反腐败斗争部署中，将进一步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人民网10月21日讯）

近年来，反腐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不断取得新成效。就在10月11日，中纪委宣布何家成、赵少麟这两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至此，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已达50名，相当于过去十年的70%。如此强势的反腐举措既表明了中央坚定的决心，也树立了我们反腐的信心。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廉洁政府并不单单依靠“打老虎”就能实现，它真正依赖的乃是法治的反腐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依法治国”，由此，反腐败法治化、制度化将成为我们党进一步着力解决的问题，与此相适应，廉政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即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实现以法导廉、依法治腐、依法防腐。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败斗争必须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实施法治反腐。

所谓法治反腐，是指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限制和规范公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手段、条件与程序，为公权力执掌者创设公开、透明和保障公正、公平的运作机制，以达成使公权力执掌者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从而逐步减少和消除腐败的目标。法治反腐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凡是为政清廉的国家和地区，法治水平都是较高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和执行或者坚持有效而协调的反腐败政策，这些政策应当促进社会参与，并体现法治、妥善管理公共事务和公共财产、廉正、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原则。”

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了宪法、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等组成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基本达到了“有法可依”，党和政府也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的法治战略。然而，不必讳言，当前在我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时而发生，在一些地方，反腐败斗争中还存在不重法治的倾向，不讲法律的人治思维和行为在一定 范围内仍然存在。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熟视无睹、安之若素，更不能习非成是，应该明确“践行法治、克服人治”对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时事事处处坚持法治反腐。我们必须清楚，在我国实现法治还只是一个“重要目标”，还需要一段漫长的历程。

没有法治的完善就不可能有反腐的成功。实践证明，法治与腐败存在此消彼长的规律，法治不彰，腐败嚣张，要想取得反腐败的成效，必须保证反腐败的权力正确运行，这就离不开法治保障。换句话说，一个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法治社会，廉政建设必须与建设法治社会相结合。一方面，要根据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以及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廉政法制建设的总体规划，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标本兼治腐败的廉政法规体系，把反腐败斗争完完全全纳入法制化轨道；另一方面，要树立法律权威，严格执法，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社会主义法治。“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则国乱国衰”，唯有法治之下，我们党标本兼治腐败才有现实的可能。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也是执政党生死抉择的课题。纵观十年来的反腐倡廉之路，最重要的一点是既坚决惩治腐败分子，又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惩防并举，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反腐十年路

文_连宗

2003年：“全方位下雨”

反腐足迹：

本，在改革和完善纪检体制方面，进行了三个大动作。一是地方纪委仍由同级党委领导，但不再强调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二是组建了专门的巡视机构中央巡视组；三是在对试点的一些部委派驻机构实行了统一管理，直接领导。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出台，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全面、系统的自我约束与发展的条例；《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则具有从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作用；年底，中国签署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工作的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典型案例刘方仁、程维高、田凤山集中落马

在一年内查处多名正省(部)级干部，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在党内外引起 了强烈反响。

特点：2003年是中共新领导集体执政的第一年，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查处省部级官员最多的年份之一，中央既抓各个领域中的腐败分子，也抓这些领域中的制度建设，被舆论称为全方位“下雨”。

2004年：标本兼治的新阶段

反腐足迹：

1月召开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将沿用多年的“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变为“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反映了反腐败价值取向的进步。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反腐倡廉十六字方针。对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派驻机构”，由过去中央纪委监察部和所驻部门“双重领导”改为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

中央还先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并试点“领导家属境外留学定居备案制度”。

典型案例徐国健“失足”

原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成为了全国第一个落马的省级在任组织部长。较之“官商勾结”式的腐败，吏治腐败为害更烈。

特点：这一年，反腐进程中最为突出的进展是两个“加大”：一是加大“治本”力度，反腐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二是中央及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继续保持反腐高压，继续以查办大要案为突破，加大“治标”力度，形成标本兼治之势，反腐斗争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2005年：着力源头预防和防治

反腐足迹：

年初，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强调“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并在党的文献第一次提出“廉政文化”这一概念。

7月，中央纪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关于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试行)》，将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纳入到规范化的轨道。

8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国资委、安监总局联合发出通知，清理官煤勾结。

典型案例“双开”王有杰

河南省人大原副主任王有杰敛财数百万元被“双开”，被中纪委“两规”，在此之前，王的儿子、女儿、女婿、妻子先后被有关部门“两规”或调查，被人称之为“全家腐”。

特点：《实施纲要》的颁布实施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式生效。这两大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在国内和国外两个战线都有了完整的战略布局和通盘规划，并且实现了国内国际两盘棋的整合。

2006年：加强对权力运行监督

反腐足迹：

这一年，中国政府吹响治理商业贿赂的号角。2月，中央印发《〈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央纪委牵头成立由22个部委参加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

中央对全国省(区、市)纪委书记大调整，加大了中央直派、异地交流和异地任职的力度。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相继出台。

典型案例郴州窝案

湖南省郴州市连曝腐败案，包括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原副市长雷渊利在内的一批人落马，一个系统或一个地方的窝案现象成为了舆论关注的一大热点。

特点：本，中央重拳出击商业贿赂，有 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也标志着反腐败视角从权力领域拓展向社会领域。

2007年：首提反腐倡廉建设

反腐足迹：

1月9日，胡锦涛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发表讲话，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提升为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是我国将反腐败战略调整后的一项重大举措。

5月30日，中央纪委下发了被人们称为“八项禁令”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7月8日，“两高”联合出台被人们称为“十条意见”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有效惩治新型权钱交易行为提供了执纪执法武器。

典型案例郑筱萸伏法

6月22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判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月10日被执行死刑。

特点：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第一次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的概念。十七大报告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反腐倡廉建设，并且把反腐倡廉建设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起来，作为党的五大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反腐倡廉工作”提升为“反腐倡廉建设”，是我们党对反腐倡廉的新定位，表明党中央对反腐倡廉规律性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008年：让阳光成为最好的防腐剂

反腐足迹：

这一年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工作规划》颁布实施。《工作规划》确定了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项工作部署，形成了对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

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有效防治腐败。

全国人大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5年提高到10年，并将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已经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典型案例陈良宇定谳

4月11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典型案例周久耕的天价烟

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长周久耕案开启了网络反腐先河，对于公权力机关来说，也开始利用网络平台，尊重民意表达，更好地吸纳和整合民间智慧来推进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特点：2008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30年，也是我国正式展开反腐败行动第20年。在这一年里，中国不幸遭遇了汶川特大地震，中央对灾后重建的捐款或基金的使用上，建立了严格的监督制度，保障了救援资金的安全，是“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一次成功实践。

2009年：以反腐新成效取信于民

反腐足迹：

中央纪委先后开展了小金库和工程领域专项治理工作。12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更名为“中央巡视组”。

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再次强调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一些制度紧锣密鼓陆续出台，“两高”还确定了反腐新罪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典型案例王华元被抓

4月，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他也成为了第一个在职被抓的纪委书记。王华元曾说：“领导干部与腐败分子之间并没有天然屏障”，用在他身上，真可谓一语成谶。

特点：这一年里，中央纪委十七届三次全会将连续几年的“保持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的提法，升级为“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许宗衡、郑少东、王华元、陈绍基、皮黔生、李堂堂、黄瑶等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

2010年：制度反腐全面升级

反腐足迹：

国务院发表反腐败首部白皮书《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全国数省相继成立了预防腐败局。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陆续发布。

典型案例“足囚协会”

2010年年初，足坛开始地震。然后震级逐渐上升，震中由各地俱乐部老板移至中国足协高层。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以及谢亚龙等大鳄渐渐浮出水面。一张由足协高层头头组成的利益操作的复杂关系图，也摆在了公众视野中。这是建国60年来，首次对体育腐败展开的大规模惩治，几乎整个中国足球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均有要员涉足其中。

特点：《廉政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依靠党内制度治理腐败进入新阶段。体现了我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把握逐步成熟，也确立了党员领导干部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廉洁从政的基本规范。

2011年：公开、透明的换届之年

反腐足迹：

出台了《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实施办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专门新增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开展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严惩“车轮腐败”，出台《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

典型案例“铁老大出轨”

原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这意味着铁道部多年的掌舵人这回彻底翻车了。刘志军提出的“铁路跨越式发展战略”，为全国高铁快速发展拉开了序幕，但他也反映了当前腐败的新特点，即“想方设法干工作”同时“千方百计搞腐败”的典型。

特点：换届之年，也是我党成立的90周年生日，对领导干部而言，特别地讲求风气。在“5个严禁、17个不准”的“约法三章”下，中央及地方在保证换届纪律上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本次换届中违纪行为大大减少，呈现出不少新气象。

2012年：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

今年4月，中央再次强调在继续加大力度查办大案要案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同时，把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明确提出着力查处十个方面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基层纪检组织的建设得到了更加关注。

中央纪委在年初的全会报告中，首次强调了互联网、微博客等新兴媒体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提出要发挥广大网友在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的积极作用。

典型案例***落马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原重庆市委书记***严重违纪被“双开”，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被判15年有期徒刑„„对***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进一步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特点：2012年，是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收官之年，把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工作重点，不断调整和充实专项治理的工作内容，是工作的重点，也是我国十年来反腐倡廉工作的一项重要经验。

这十年，反腐法规密集出台，制度反腐成效显著。截至2012年7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制定涉及反腐倡廉的重要法律法规制度616项，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涉及反腐倡廉的地方性法规和文件规定1538件

杨雪冬：

人治与法治相比，法治的作用更持久一些而且可持续性更强，而人治则在某个阶段、某个人统治的阶段会有比较好的效果。纵观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长期的人治的历史。在某些时期，尤其是开国皇帝时期，一般是比较清明的。当然这也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刚刚改朝换代时期，都经历了夺取政权的过程，知道夺取政权不易。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开国皇帝往往会采用一些非常严厉的措施。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人治还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但这个作用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从中国历朝的更替可以看出，往往开国皇帝去世以后，整个政权就开始腐败了，而且腐败的速度相当快。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人治的作用肯定没有法治的作用持久。再往下看，怎样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反腐败战略结构，我觉得邓小平的话说得很对。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去理解小平同志的这句话。这里不仅要有一套法律，还要有一套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将腐败限制到最低程度提供一个框架。这也是我们比较中国长期的封建历史和西方的现代民主发展可以看到的，从法治和制度的角度来解决腐败问题才是根本和可持续的。

孙宽平：

杨博士讲得很对。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教训和国外的经验来看，所谓人治就是靠一个非常精明强干、道德贤明的管理者自我约束，形成政治清明惩罚适度的环境，靠贤明之君任用清廉官员而使腐败得到一定的抑制，靠贤明君主勤勉为政赏罚分明形成官场清廉风气。这种情况的人治，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是能起一定作用的。但从长远来看，人治也因此而走向反面，往往因为贤明君主个人刚愎自用而造成专权，或因朝政的疏漏用人失误、或官场关系网络形成，而使这种人治难以发挥作用，最终导致腐败发生和蔓延。因此，从长远来看，反腐败需要制度化的建设，要形成法治化的环境，需要一套制度和法律规定来形成制度性的约束机制，才能形成一种长期持续的反腐败机制。

第四篇：杜绝人情腐败 掐断滋生温床

杜绝人情腐败 掐断滋生温床

中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以来，皇帝代天而治，皇权大于国法，古代中国纵然有法律，却从未形成法治，始终是人治社会。辛亥革命后，现代文明发展多年，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也对法律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人民法治意识有了明显提高，但不可否认，囿于现行从上至下考核制度的缺陷，权力的授予与制约方面还存在一些弊端，加上传统文化或习俗的影响，不少手握权利者仍习惯于讲“人治”不讲法治，往往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经常被各种“人情”所包围，陷入人情腐败的泥潭。

中国式的“人情”分而概之，不外乎三种。一是亲情，基于血缘关系；二是友情，基于事缘关系；三是乡情，基于地缘关系。

亲情不用多说，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先齐家再治国平天下，古代士族阶层中，家族利益比国家利益更重要，血缘关系、家族观念高于一切。亲情乃人之常情，关照亲人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超越了公德和法律，动用手中公权来为亲人谋私利，必然滋生出亲情腐败。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只顾亲情不讲规则，挖空心思为配偶子女或亲戚谋取好处提供方便，让他们获得更好的职位更多的利益。原重庆市人大副主任谭栖伟刻意提拔其儿子谭丹，20多岁便官至正处级，31岁便官至副厅。原中山市人社局纪委书记梁国影无视党纪国法，为了自己儿子能考上公务员，悍然在公务员考试中为儿子试卷改分。在少数官员以亲情为亲人谋好处的同时，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借亲情与当权者拉关系，相互利用共谋私利；有的将血缘关系无限衍生，扯出远房的表姑表舅关系，编织一道微妙的亲情网；有的实在攀不上亲戚关系，就想方设法走“夫人外交”、“孩子攻势”，借助人家老婆孩子，把人家拖进亲情的陷阱。原**常务副省长谭力便是最好的例证。

友情有多种，“四大铁”中同过窗的同学、扛过枪的战友，甚至同事、上下级之间关系也都可以纳入友情一类。工作中，良好的事业关系，可以产生良性互动，有利于促进工作，有利于事业发展；但是，如果这种关系过于庸俗化，因为是同学、知心朋友、老同事，明知不对，不去拒绝，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甚至，结成利益群体，把友情当作谋取私利的资源，为个人和小群体谋取不正当利益。近年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原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为首的铁路系统、石油系统、能源系统窝案最为突出，这些行业系统遍及全国，资金实力庞大，在采购、工程招标、运输等等环节容易滋生腐败。上梁不正下梁歪，当领导在贪污受贿时，下面往往上行下效，一经查出就是大案窝案。

乡情，同乡之间都有一种共同的认可。“四大喜”中的他乡遇故知，还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这些顺口溜无不说明中国人的浓浓乡土情。但是，一些人在攀老乡关系的时候，并不满足于叙谈乡情，而是巧借乡情巴结权势，以实现个人的功利目标。现在，中国处于大发展时期，基建项目遍地开花，在建设领域，借老乡关系跑项目、揽工程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难免不夹杂着人情或利益交往。所以说，乡情固然美好，一旦蒙上浓厚的功利色彩，就容易滋生乡情腐败。

当然，这三类区分也并非绝对。不论官大官小，只要手握资源、掌控权利，就有形形色色的人来攀亲戚、找老乡、见故友。一旦其立场不坚定，心理防线稍开一丝缝，认为在年节期间收受一点礼品礼金不算什么，是正常的人情往来，放松警惕,就有可能“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开始的婉拒到坐立不安到心安理得，最后到挖空心思索贿。在现在反腐高压的形势下，为“安全”起见，有心之人也是变着花招，有的从朋友圈子打牌送钱试探开始，到请吃请玩、赞助旅游；有的投其所好，送古玩字画、玉石黄金、名贵邮票等，美其名曰人情往来，收的人也欣然接受。在中央实施八项规定之前，有些领导甚至为广纳钱财且规避风险，主动策划“项目”，利用婚丧喜庆、孩子升学、生日甚至生病住院等机会，广收“财”礼。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节日期间亲朋好友互赠礼物的确是人之常情，这样的人情往来表达的是一种美好的问候和温暖的情谊，体现的是社会真情和美好人伦。但任由人情过于泛滥，就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因为在人情社会里，人情以个人的私情和偏好为导向，不仅可以颠覆良知和公德，还可以颠覆规则和法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和健全了非常完备的法律和法规体系，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也在逐步完善，现阶段并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受各种关系网（人情）左右，往往出现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现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彻底扭转中国社会中的靠人情和关系办事的现状，不仅需要坚持依法治国，真正形成法治社会，还需要从纠正社会不良风气入手，建立新的文化和道德体系，人情腐败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第五篇：腐败产生的根源及治理

腐败产生的根源及治理

一、没有真正的监督机构

我国的监督机构：审计、纪委。纪委查出的问题是保护同志；审计出的问题不会受到重视。这就没有真正的监督机构。

二、没有真正的做好网底防护工程、腐败的产生是事后发现，事前预防不到位。

三、监督机构不产生真正的监督作用。监督机构只对下一级有查处权，中共中央纪委可以查处省部级单位，省部级单位可以查厅局级单位，厅局级单位可以查县处级单位。

四、官员为民服务的意识逐步淡失，而邪恶的欲望不断膨胀。

要扼制腐败:

一要增强监督者的责任意识，提高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认识到，党的权力是属于全体党员的，国家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如果放弃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就是放弃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是对腐败分子的放纵。

二要加强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真正落实中央《纪律处分条例》，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要切实落实党内监督十项制度，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强化媒体监督，监督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

三要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资源。把党风监督与党外监督、组织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等有效结合起来，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