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之权利冲突(马晓莉)（写写帮整理）

第一篇：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之权利冲突(马晓莉)（写写帮整理）

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之权利冲突

马晓莉

上传时间:2006-3-

3[摘要] 我国应采商标法模式,用证明商标从积极方面使地理标志权得到行之有效的保护。同时,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从消极方面作为补充;对于历史遗留的一般商标权与地理标志权的冲突,应依据照顾在先权利下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个案审查,区别对待。

[关键词] 地理标志商标冲突

知识产权权利竞合是知识产权法学界近来颇为关注的话题,作为其子权利的地理标志权与商标权关系之探讨仍有待深入。本文拟针对日益突出的地理标志权与商标权的竞合问题管抒己见,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地理标志权与商标权概念之界定

(一)地理标志与商标

根据ＴＲＩＰＳ,地理标志“系指下列标志:其表示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中的某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1]它具有两个特征:(1)真实性。地理标志必须是一个国家、地区或地方的实名,而不是虚假的、臆造的;(2)关联性。地理标志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它必须与特定产品的质量、声誉和其他特征相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地理标志不同于原产地名称。原产地名称仅指名称,而地理标志除指名称外,还可以以符号、标记形式表现,例如,用艾菲尔铁塔表示巴黎,用天安门表示北京等。商标可分为一般商标和证明商标。一般商标是指一个企业用来区别另一个企业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的标志,此种商标完全具备商标的一般特征[2]。其中,最为本质的是一般商标具有显著性,使之与他人的同种类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商标相区别。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测和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其以外的人使用在商品或服务上用以证明该商品或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其他特定品质的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

(二)地理标志权与商标权

地理标志权是指某一地域内特定商品生产者对其地理标志所享有的专有性权利。商标权是指商标注册人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通过使用和转让,尤其是许可他人使用可以获取经济利益。商标权也可分为一般商标权与证明商标权。对于证明商标权的主体,笔者以为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控制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另一方面是该组织以外的使用该证明商标的主体。本文以下论述侧重于后一方面。

(三)地理标志权的保护模式

地理标志与商标都是商业标志,在功能方面具有许多共同点,这正如学者所言:“地理标志与商标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识别性标记,基本功能都是用来区别商品的来源。因此,现代商标往往拓宽了商标的保护种类,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纳入其保护之列。”[3]而以专门法来保护地理标志“将会使商标和原产地注册登记机关分离，因而造成注册审查工作的重复和资源浪费。如在确定商品类别和与在先权利是否冲突的检索等方面均会造成不便”[4]。因此,在国外,除法国在农业部成立有专门负责原产地名称的注册和保护机构外,英、美、加、澳、德、日等

1大多数国家也通过《商标法》,以证明商标的形式来保护地理标志,这已成为国际惯例。经过近10年的努力,我国也已初步形成了以证明商标保护地理标志的格局。2002年修改后的《商标法》在国家法律层面确认以证明商标保护地理标志。所以,我国应尊重传统,顺应潮流,整合地理标志权与证明商标权,用证明商标保护地理标志,充分发挥现有的商标法律制度的作用,以节约法律资源。这也完全符合ＴＲＩＰＳ协议的要求。

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随着地理标志保护的新发展,权利主体保护自己权利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而由于法律的稳定性和滞后性,使得《商标法》的相关规定难以充分保护地理标志,这可求助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因为《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共同的目标——维护企业、个人对其地理标志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维护健康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公平的竞争关系的激励下,在共同的原则——诚实信用和利益平衡原则的指导下,分别以不同的机制、不同的切入角度、不同的发展方式出现,针对相同的客体——地理标志产生交易活动,所以,这两套制度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抛开其中任何一项制度,地理标志的保护机制都是不完善的,权利人只有综合运用这两项法律制度,才能充分保护其自身的利益。

二、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冲突之表现形式及原因

(一)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冲突之表现形式

1.在先注册的商标权与在后由商品检验检疫局授予的地理标志权的冲突。即某民事主体已经获得了以地理名称的文字或代表图形或其组合为构成要素的商标。而后,国家质检总局又受理了该地产品的地理标志保护申请,从而产生两权论争。

例如,2002年2月25日,“东阿阿胶”被认定为原产地保护标记(地理标志),并据此予以保护。就在有关公告发布不到一个月里,东阿阿胶集团对此提出异议,理由是该公告侵犯了东阿阿胶集团对注册商标“东阿阿胶”依法享有的权利[5]。

2.一般商标权与地理标志权(证明商标权)的冲突。我国《商标法》只禁止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作为商标注册,而不禁止县级行政区划以下的地名注册为商标,这样的规定显然使县级以下行政区划的地名可被独占使用。

例如,西湖龙井茶的主要产地——梅家乌,作为一个村,就可以被注册为商标。这必然损害产地内相关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利益,并使梅家乌这一龙井茶的传统产地造成巨大损失。而且若被产地外的单位或个人注册,以及注册人允许产地外的市场主体使用,就会混淆商品来源,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6]。

3.期待地理标志权与在先注册商标权的冲突。即某一区域的众主体认为某一商品其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取决于该地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人文背景等因素,主张应由众主体统一享有地理标志权,而此地理标志已先由他人注册为商标而产生冲突。

例如,金华火腿是金华的传统名特产品,千百年来金华火腿的生产地域一直限制在旧金山府属八县,成为金华的代名词。但是“金华火腿”却被注册为商标,辗转由不属于金华地区的省食品公司持有,每年从金华所属县市的各火腿厂收取近百万元的商标使用费,外地厂家只要缴纳商标使用费也可生产金华火腿。金华人认为自己的传统名特产品和商标为人所控,与省食品公司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主张行使自己的地理标志权。

(二)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冲突之原因

1.基础原因:同属识别性标志权。作为知识产权子权利的地理标志权与商标权均是一种识

别性标志权利,其客体地理标志和商标都是用于产品或服务之上的标记、符号,对消费者起着广告宣传的作用,在视觉效果上容易产生混淆。这使得各市场主体对自己的地理标志、商标极为重视,欲最大程度地使之能分别实现标示产品品质,区别产品来源的功能。

2.内在驱动:蕴含巨大经济利益。地理标志与商标所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唤醒了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使曾经潜在的冲突凸显出来。某一区域的特定商品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获得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使其本身就具有了经济价值。而企业在注册商标时,又会努力寻找一种既具内蕴价值又含外生价值的商标,于是,延续至今的代表着特定品质的地名则成为商标法修订前的一个极优选择。

3.历史遗留:法律改前许而改后禁。我国1982年颁布的《商标法》并未禁止地名商标,因此,许多符合地理标志特点的地名被注册为商标。1993年修改后的《商标法》则明确规定:“县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继续有效。”这样,在1982年至1993年间的地名商标就得以存留,以致相互产生冲突。

三、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冲突解决之尝试

分析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冲突的各种原因,可以知道,基础原因是地理标志成为地理标志所必需的,是不可更改的;历史遗留是历史的原因,以后不会再发生。因此,要解决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的冲突,只能从两者的内在驱动原因切入,通过国家调控确定利益之所向。此外,要解决此问题,还应根据某种价值取向,确定一个基本原则。笔者认为,一个可能的合理的价值取向应是照顾在先权利下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

我们应尊重国家法律所赋予企业的以地理名称命名的一般商标权,照顾在先权利,不能因之与地理标志权相冲突而将之一概否定,成为地理标志权的牺牲品。同时,也不能听凭那些没有得到很好保护和利用的此类商标苟延残喘,而应秉承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比较商标所生之增值与其外部性,以确定到底应优先保护哪一种权利。具体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ａ0”表示在国家法律未赋予企业或地域内的众主体以一般商标权和地理标志权时,地域内某种商品因其所在的特定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人文因素而具有较高品质,从而自发地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并广为传播。地域内的众主体通过对其所产的该特定商品标注原产地名,消费者识记原产地,而自发地受益于其产地的信誉值。“ａ1”表示在“ａ0”所代之产地信誉变化过程中的某点(ｐ),个别企业搭了一个便车,将该地理标志注册为自己的商标,这相当于踩在地域内众人的肩膀上,继续利用并创生该地理标志的无形资产。这样,就会产生如下问题,企业注册该商标之后,并非只使自己受益,还要产生外部性,这个外部性就是使地域内其他众主体的利益受影响。以金华火腿为例,一方面,省食品公司取得“金华火腿”注册商标,其他金华人在其生产的火腿上标注金华火腿的权利就受到限制。他们不能将“金华火腿”作为商标使用,也不能随便在包装上标注“金华火腿”,因为这容易引起所谓的消费者的混淆,有不正当竞争之嫌。这时,他们只能在商品的产地栏注明产地金华,而且还得符合一定的要求;另一方面,消费者在认牌购物时,一般会首先关注商品的商标,一看商标是“金华火腿”,第一反应往往为这就是产在金华地区的那种质量较好的火腿,于是就购买了。而很少会有消费者先不看商标去找那字体较小,相对并不显眼的产地:浙江金华。除非是在没有标注“金华火腿”的火腿中选择时,才有可能依据产地来判别。这样,就使原来的ａ0变成了ａ2。

再来计算一下社会总价值的变化情况。设ｙ(社会总价值的变化)=一般商标所增之值-地域内主体所减之值。具体到图示,即是ｙ=ｙ1ｙ0-ｙ0ｙ2。此处,ｙ1ｙ0、ｙ0ｙ2为向量,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ｙ可能大于零,也可能小于零。若大于零,则表示社会总价值增加了;反之,则表示社会总价值减少了。根据先前我们确定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在社会总价值增加时,应允许一般注册商标继续存在;在社会总价值减少时,应注销一般商标,代之以证明商标保护地域内众主体的利益。当然,对于允许继续存在的一般商标,在每次续展时,主管部门都应重新考查ｙ的情况,以便正确审时度势,作出科学合理的决定。此外,对于那些已经产生第二含义的商标,就可以不必再审查了,因为此时原本缺乏显著性的地理标记,通过连续使用已成为消费者借以判明商品来源的标志,从而具备了显著性。

[参考文献]

[1]郑成思.ＷＴＯ知识产权协议逐条讲解[Ｚ].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88.[2]陶希晋.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法[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557.[3]吴汉东.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Ｚ].法律出版社,2001:481.[4]张今.知识产权新视野[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81.[5]岳善勇.原产地保护起异议——东阿阿胶集团为自家商标讨说法[Ｎ].知识产权报,2002-04-17.[6]周燕.完善我国产地标志保护法律制度的思考[Ｊ].南开学报,2001,(6).

第二篇：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之权利冲突

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之权利冲突

[摘要] 我国应采商标法模式,用证明商标从积极方面使地理标志权得到行之有效的保护。同时,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从消极方面作为补充;对于历史遗留的一般商标权与地理标志权的冲突,应依据照顾在先权利下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个案审查,区别对待。[关键词] 地理标志商标冲突

一、地理标志权与商标权概念之界定

(一)地理标志与商标

根据ＴＲＩＰＳ,地理标志“系指下列标志:其表示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中的某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1]它具有两个特征1)真实性。地理标志必须是一个国家、地区或地方的实名,而不是虚假的、臆造的;(2)关联性。地理标志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它必须与特定产品的质量、声誉和其他特征相联系。

(二)地理标志权与商标权

(三)地理标志权的保护模式

地理标志与商标都是商业标志,在功能方面具有许多共同点,这正如学者所言:“地理标志与商标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识别性标记,基本功能都是用来区别商品的来源。因此,现代商标往往拓宽了商标的保护种类,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纳入其保护之列。”[3]而以专门法来保护地理标志,“将会使商标和原产地注册登记机关分离,因而造成注册审查工作的重复和资源浪费。如在确定商品类别和与在先权利是否冲突的检索等方面均会造成不便”[4]。因此,在国外,除法国在农业部成立有专门负责原产地名称的注册和保护机构外,英、美、加、澳、德、日等大多数国家也通过《商标法》,以证明商标的形式来保护地理标志,这已成为国际惯例。经过近10年的努力,我国也已初步形成了以证明商标保护地理标志的格局。2002年修改后的《商标法》在国家法律层面确认以证明商标保护地理标志。所以,我国应尊重传统,顺应潮流,整合地理标志权与证明商标权,用证明商标保护地理标志,充分发挥现有的商标法律制度的作用,以节约法律资源。这也完全符合ＴＲＩＰＳ协议的要求。

二、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冲突之表现形式及原因

(一)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冲突之表现形式

(二)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冲突之原因

1.基础原因:同属识别性标志权。作为知识产权子权利的地理标志权与商标权均是一种识别性标志权利,其客体地理标志和商标都是用于产品或服务之上的标记、符号,对消费者起着广告宣传的作用,在视觉效果上容易产生混淆。这使得各市场主体对自己的地理标志、商标极为重视,欲最大程度地使之能分别实现标示产品品质,区别产品来源的功能。

三、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冲突解决之尝试

第三篇：商号权与商标权的冲突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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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号权与商标权的冲突及原因

往往由于消费者对于商号权与商标权的不熟悉而导致自己选错商品，其中，商标权与商号权也往往让一些人会混淆，两者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

一、商号权与商标权的冲突表现形式

所谓商号权与商标权的冲突,是指不同的商号权人与商标权人因使用了相同或相近似的文字而使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了混淆,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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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误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特定关系,从而误购商品或接受服务,造成两者的权利冲突。商号权和商标权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

(一)商标的商号化使用

这是指将其他商事主体享有一定声誉的商标作为自己企业名称中的商号使用而产生的权利冲突。一部分的企业将他人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注册为自己企业名称中的商号,以期通过他人的知名商标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这是商号权和商标权冲突中的主要情形。例如广州市雅诗兰黛化妆品有限公司名称侵权案中,该公司利用已经在我国合法登记注册的国际知名品牌“雅诗兰黛”商标作为自己企业的商号来使用,并生产相同或相似的产品。

(二)商号的商标化使用

这是指将其他商事主体享有一定声誉的商号作为自己企业的商标来进行注册和使用而产生的权利冲突。一部分的企业将他人有一定市场声誉的商号注册为自己的商标,以期通过他人的知名商号来提高企业产品或服务的知名度,实质是利用他人商号的声誉为自己谋利益。例如上市公司“郑百文”的商号被深圳的一家公司注册成为商标。又如一些具有较高知名度、很强的广告效益和公众吸引力和良好信誉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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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如“全聚德”、“王麻子”、“信远斋”等被他人注册为商标而引发了官司。

二、商号权和商标权产生冲突的原因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号权和商标权的冲突愈演愈烈,这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商业利益的驱动

如前所说,具有识别功能的商号和商标都承载着相关企业的商业信誉,他们不仅能够体现出相关企业的信誉、实力、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而且能够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意向。尤其是那些驰名商标和知名商号更是有着很强的市场号召力和消费者认同度,能够产生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下,某些商事主体就会选择搭便车、走捷径的方式,希望能够分享那些知名的商号或商标的商业利益。

(二)商号和商标的高度相似性

如前所说,商号和商标在结构上、作用上和承载内容上有许多的相似之处。而作为消费者来说,他们往往不太注意或是难以区分商号和商标的不同。正因为此,许多商事主体才会想尽办法力求提高自己的商号或商标的知名度以提高消费者对自己的认同度,这样就不可避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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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商号权和商标权的冲突。

(三)法律规定不完备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于商标权的保护主要有《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细则》,但仍有许多地方不尽完善。比如在《商标法实施细则》中虽然规定了对侵犯他人合法的在先权利的注册商标可以予以撤消,但是对于在先权利没有作出相应的说明和界定,增加了相关法条实施的难度。而对于商号权我国甚至没有专门的法律进行保护,只是在《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等法规中有几条原则性的规定。这些法规对于商号权的保护都没有作出深入的规定,根本无法对商号权进行完善的法律保护。

(四)商号和商标的自身特点决定

如前所述,商号和商标都属于知识产权,他们都具有知识产权的相关属性,他们都由国家的相关部门授权确认,他们的客体都是无体物。因此商号和商标就不可能像传统的实体物那样可以被占有者进行有形的控制或占有,他们很容易逸出创造者的手而为他人利用。因此,在知识产权之间很容易发生权利冲突的情况。

(五)管理体制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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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商号注册实行的是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分级登记制,权利人在所登记的区域内行使商号权,且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也无须检查该企业名称中的商号是否与其他商事主体的商标相近或相同,这必然会导致相关企业申请注册商号的肆无忌惮。我国对于商标注册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注册形式,国家商标局是唯一有权授予商标权的机构,同时国家商标局也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将他人的商号作为注册商标。由此可见,我国在商号管理体系对于商标不予保护,在商标管理体系对于商号也不予保护,这样必然会导致冲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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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探析

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探析

商标专用权（以下简称商标权），是指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只准许商标注册人专用，排除任何其它人使用的权利。商标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它与所有人的其它财产一样具有独占性和排它性。

商号是企业名称的一部分。企业包括工业企业、运输企业、建筑企业、商业企业等。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名称，但只有商业企业的营业名称才叫商号。如同仁堂、瑞蚨祥、全聚德老字号。商号不是商业企业名称的整体，而是其中的特取部分。商号权又称字号权，对其理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泛指企业名称权，狭义上仅指商业企业名称中的字号所享有的权利，本文中的商号权包括企业对其名称及字号所享有的权利。作为商标权客体的注册商标和作为商号权客体的商号，都是人们创造的精神财富，都是具有显著特征的标志，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商标权的客体注册商标，是区别一企业的产品与其他企业的产品的标志，而商号权的客体商号只是区别企业本身的标志；商标权的效力及于全国，而商号权的效力只及于商号的登记地区。但是，商号权人按商标法的要求，将其商号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则可得到与注册商标同样的保护。（注：除商业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其名称的特取部分，只要符合商标注册条件的要求，亦可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商标权又称商标专用权，是指注册商标的所有人在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核准使用的服务上独占性的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权利，该专用权一经合法成立，商标注册人有权使用法律手段制止、制裁一切侵犯注册商标的行为，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商标权和商号权都属于无形财产，财产权的排他性特质决定了各项财产权之间不能存在冲突，即同一财产之上不能附着有多个财产权，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或合同有特别约定。而作为无形财产重要代表的精神成果却因其特殊性，能为多个主体所占有、使用和收益，使附着其上的权利产生冲突成为可能，多个知识产权权利指向同一客体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商标权与著作权的冲突、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的冲突、著作权与专利权的冲突都是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典型代表。这些冲突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冲突的成因更是纷繁复杂。本文仅对目前司法实

践中较受关注的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就是指不同的商标权人与商号权人因使用了相同或相似的文字而使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了混淆，从而误购商品或者接受服务，造成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该冲突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将与他人在先注册的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文字登记为企业名称中的商号，导致社会公众对注册商标专用权人与企业名称所有人的关系产生误解从而混淆商品或服务来源。

（二）将与他人在先登记、使用的企业名称中的商号相同或相似的文字注册为商标，引起普通消费者对注册商标持有人和企业名称所有人的误认。

一、商标权和商号权冲突的成因

在我国，由于立法形式、行政管理方式及权利来源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商标权与商号权成为冲突最为频繁的两项知识产权权利。二者冲突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法律地位的不同使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成为必然。

就商标权而言，作为一项重要的知识产权权利，我国立法机关以独立的部门法的形式确认了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我国商标法明确规定商标权人有权将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任何行为诉诸法律进行制裁，假冒、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构成犯罪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而商号权，我国民法并未将其列入知识产权权利体系加以保护，这表现在我国至今没有制定一部独立的法律来明确商号权或企业名称权的法律地位，仅由国家工商局于１９９１年制定了一部类似于部门规章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办法》，该《办法》制定的目的也并不在于明确商号权的法律地位而仅是为了使企业在登记名称的过程中在程序上能作到有章可循。很明显，该《办法》的法律效力也是远远低于《商标法》的。这些做法不仅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TRIPS协议等国际上的通行惯例背道而驰，更与理论界将商号权划归知识产权领域的普遍认识相背离，同时也使得商号权处在一种极为尴尬的法律地位上。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商标权而言商号权处在一种弱势的法律地位上。法律地位不同的必然结果是保护力度的差异。《商标法》赋予了当事人借助最严厉的刑事制裁手段惩处侵犯商标权行为的权利，但并没有任何法律文

件明确规定对侵犯企业名称权的行为要给予何种形式的处罚。如此一来，在更为推崇“法不禁止即为允许”的民事活动领域，大量将在先登记的商号注册为商标的行为也就屡见不鲜了。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必然会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商号权遭受侵害。

（二）确权机关的差异使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成为可能。

根据我国《商标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局主管全国商标注册和管理工作。实践中，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确权机关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所以，商标专用权的来源实际上是具有唯一性的，这也决定了其效力范围的独占性，即在国家商标局获得注册的商标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排他性的效力。与此不同的是，企业名称权的登记采取的却是分级管理的制度。根据１９９１年颁布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办法》，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都可办理企业名称登记业务，而有关企业也可自行选择到哪一级机构登记其企业名称。但是，该商号权的效力仅限于注册登记的主管机关的辖区范围内。

这种确权机关的差异为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商标专用权的效力是及于全国的，而商号权的效力范围却可能因其登记机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故而一些在先登记但可使用地域范围较小的商号就很难抵御在后注册商标的冲击。这种冲突并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我国广阔的地域和大部分地区的相对落后，使许多企业选择了最经济的名称登记方式，这导致了在同一辖区的不同行业内、不同辖区的同一行业内、不同辖区的不同行业内、甚至在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划内或相同行业内部都可能出现一个企业的商号与另一家企业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的情形。可以说，这是由于我国目前商标与商号确权机构的不统一所导致的一种“合法”却不“合理”的冲突。

（三）现行法律中的不确定因素为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创造了现实条件。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７日第二次修改的《商标法》虽然在总则中增加了第九条即“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但该法没有明确界定在先权利范围。

商号登记对于在先权利的排除力更低。１９９１年《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办法》只在第九条中规定“企业名称不得含有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误解的内容和文字”。而获得注册的商标一般都在最大程度上被排除了“欺骗或引人误解”的因

素，所以将他人在先注册的商标登记为企业名称在目前这种非常宽松的登记制度下是很容易实现的。

可见，是我国现行立法中存在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为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提供了一个生长环境。但是解决二者的冲突已经成为现实的迫切要求。

二、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必要性

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问题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存在了多年，这是由于这两种权利的法律地位、确权机构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对这一问题理论界、司法界都早有认识，但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解决好这种冲突是十分必要的。

（一）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是适应入世后的法律环境的必然要求。我国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已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根据该组织章程的规定，我们有义务严格遵守世贸组织以TRIPＳ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协议与章程，严守国际法中“条约必须遵守”的承诺。TRIPＳ协议第１６条明确规定：“商标权不得损害任何已有的在先权，也不得影响成员依使用而确认权利效力的可能。”该条款对在先权利的范围界定得非常广，基本上包括了任何在先权利。

《巴黎公约》中将“厂商名称权”划入工业产权的范围进行保护，而相关国际组织比较一致地认为，可以对抗注册商标在先权的至少应当包括：已经受保护的商号权、已经受保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权、版权、已经受保护的原产地地理名称、姓名权、肖像权。与此同时，欧美各国也在相应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采取了种种减少和避免商标权和其他权利、特别是商号权发生冲突的立法方式。

相比之下，我国对于解决这种冲突的法律规定是欠缺的，《商标法》中虽然规定了注册商标不得与在先权利相冲突，但却没有明确在先权利的范围使得难以操作；商号权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更不要说去抵御在后权利的冲击。很明显，这种立法形式与入世后的法律环境必然是格格不入的。

（二）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还是保护我国民族工业特别是传统老字号企业的必然要求。

加入世贸后，大量外国企业的涌入是必然趋势。西方各国一向十分重视对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他们必定将通过商标注册等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也不能排除他们将使用抢注商标的方法来获取更高的利润。我国民族工业许多是建

立在对传统产业的继承的基础上，这些传统产业包括我国众多的知名老字号企业。商号对这些企业而言是珍贵的无形资产，是他们生生不息的信誉所在。而我国目前的企业名称登记办法和混乱的级别管辖、地域效力机制，企业名称权或者说是商号权根本无法获得其应有的法律地位，这将为商标抢注创造极大的空间和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法律手段有效地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合理划定二者之间的界限，我国的民族工业将不堪一击。

（三）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可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并保持法律秩序的稳定性。

法律秩序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法律秩序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权利的稳定性。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取得和维护的相关规定却恰恰背离了权利稳定性的要求。各种权利的稳定和清晰界定是营造稳定的市场秩序的前提，是实现公平竞争的必要条件，能鼓励企业积极创造、合理使用和有效维护自主知识产权，首先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解决好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使二者“和平共处”将成为有序法律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一点建议

西欧各国均明确规定有关权利间不得冲突及不得相互冲突的权利范围的方式来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之间的冲突，重在事先规范；美加等国则更经常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条款来禁止有关权利的并存，类似于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结合我国现有状况，笔者认为在我国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要从几个方面着手：

（一）应当赋予商号应有的法律地位

至今我国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规定商号权利的保护问题，甚至没有把商号视为一种知识产权权利加以保护，这与国际公约的规定是相背的。商号是企业赖以生存的无形资产和商誉的保证，商号权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商标权相比，商号权在我国的法律保护方面处于绝对的弱势，法律地位的不对称性是合理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制造的障碍，所以应当赋予商号应有的法律地位。

（二）规范权利取得的方式，保障权利取得的统一。

登记机关的级别直接影响着获得登记的企业名称或者商号的效力等级和效力范围，一般而言，企业名称只在登记机关辖区范围内有效，这样取得的商号不仅很难对抗由国家统一注册、效力及于全国的在后注册商标，甚至不能对抗与其

相同或相似且在其他地域内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登记的在后商号的冲击。因此，尽快改变目前商号确权程序的混乱状况需要改变，把企业名称的登记注册权收归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所有，以实现商号在较大的行政区域内的唯一性。

（三）应当在商标立法中明确规定“在先权利”的范围。

我国《商标法》没有对“在先权利”的范围做出明确界定，这给实践的操作带来很多困难，也不利于改变相关权利不断发生冲突的现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在先权利”的范围是必需的。

第五篇：论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行政调适

论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行政调适

作者：佚名监狱学人来源：中国监狱学刊更新时间：2007-11-16

一、冲突的表现及其调适途径

“监狱警察权是指监狱民警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的权力。”“罪犯权利是指罪犯作为‘特殊公民’享有的作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或者说是法律对罪犯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权利冲突是指合法性、正当性权利之间所发生的冲突。通常来讲，权利冲突应该发生于两者或两者以上之间，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合法权利主体之间。”在基层执法实践当中，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之间，存在着诸多的“权利冲突”现象。主要表现在：第一，监狱保障罪犯人身安全的法定责任与罪犯人身安全不可控性之间的冲突；第二，监狱保障罪犯健康权资源的有限性与罪犯遇重病超额治疗之间的矛盾；第三，罪犯因生理自然规律导致的疾病、伤残、死亡与刑罚执行规律之间的冲突；第四，监狱现有的狱政管理制度与罪犯会见权、通信权、带入物品权等受限制之间的冲突；第五，监狱警察权与罪犯其他未被法律剥夺或推定享有权利的冲突。如罪犯的被选举权如何行使，结婚权与生育权如何保障等。上述权利冲突的存在引起了诸多的执法困惑，直接影响到刑罚执行的有序开展，同时也为寻求权利冲突的调适途径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理论探讨空间。

目前，理论界在研究解决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调适途径上主要集中在立法途径和司法途径两个方面。立法途径是指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从法理上明确警察权与罪犯权利的属性和界限，从而解决引起权利冲突重点环节的法律问题。司法途径主要是通过建立行政诉讼的解决争端机制，起到及时排解矛盾，息诉止争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两种调适途径在解决权利冲突的过程中具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立法途径的优点在于能从根本上解决一部分权利界限的问题，缺陷在于受到立法技术和程序的限制，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司法途径的优点在于具有“中立性、权威性和终局性”五，但往往要牵涉监狱大量的人力、时间、精力，同时司法途径本身又受到法律不健全的制约。相对于以上两种途径而言，通过行政调适来解决监狱警察权与罪犯的权利的冲突将会是一种有益的补充。首先，通过行政途径可以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合理引导执法主体主动防范各类执法风险，预防和减少各类权利冲突的发生，因此更具针对性；其次，通过制定和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填补因立法不健全而导致的制度空白，而且更具操作性；第三，通过监狱工作社会化，可以引入社会机制来解决权利冲突的矛盾对象，提高调适的效率，所以更具现实性。

二、行政调适的基本原则(一)惩戒与维权相均衡的原则

近年来，由于在某些地区过于强调人性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监狱的惩罚功能，罪犯当中逐渐出现了义务观念淡化、功利心理突出的不良倾向。与此同时，一些监狱在粗放式管理阶段延续下来的传统惩戒手段，如静坐反思等，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使少数基层民警产生了“不愿管理”和“不敢管理”的执法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的冲突，前者运用行刑手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往往会受到对方的质疑，而后者往往借助社会舆论或通过一些非正规的方式，突显其作为“弱势群体”的受害程度，使正常的调适手段难以介入。因此，首先要坚持惩戒与维权相均衡的原则。既要维护罪犯作为服刑主体的合法权利，引导他们将各类权利诉求通过正当的途径加以反映和实现，又要充分重视监狱警察作为行刑主体的地位，对于罪犯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有效的惩处，以体现监狱的惩戒功能和法律的威慑性，达到惩戒与维权相均衡的目的。(二)教育转化与制度保障相配合的原则

教育转化与制度保障是监狱工作两个重要的行政手段，两者之间相互配合、协调一致，能够发挥“l+1>2”的功效。目前，在解决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教育手段与制度保障不相协调的情况。如在处理罪犯工伤和医疗事故的过程中，民警的教育工作由于缺少相关制度的支持，说服力和可信度受到很大影响。又如在狱务公开工作中，虽然从制度上，明确了罪犯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各地认识不统一加上地方财政保障不平衡，在教育工作中出现偏差或滞后，容易引起罪犯及其家属的误会和怀疑。因此，要坚持教育转化和制度保障相配合的原则。一方面，在制定制度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增加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加大教育宣传力度，保证制度执行的严肃性，使好的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三)罪犯生活、医疗等物质保障水平和社会平均生活保障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监狱对于罪犯的物质保障主要体现在生活实物量供给、疾病医疗、劳动报酬、教育资源等方面，这往往也是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争议焦点。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日益广泛，罪犯权利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其原有的权利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但必须注意到，保障罪犯的权利并不是一味地提高罪犯的物质水平，罪犯的物质水平必须与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就当前而言，罪犯的物质保障水平(特别是生活、医疗方面的保障水平)应平衡于或略低于社会平均生活保障水平，否则不利于体现法律的威慑力和惩戒作用，也不利于争取社会对监狱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三、行政调适的具体做法(一)理清权利价值属性，找准权利行使标准

对各自权利价值的片面理解和认识，是导致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监狱警察如果对自身的权利价值认识不清，容易引起执法不作为或是执法乱作为；罪犯如果对自身的权利价值夸大理解，就会对监狱警察权的正当行使产生抵触情绪甚至是公开对抗。因此，首先要使两类权利主体理清各自的权利价值属性，找准各自的权利行使标准。

就监狱警察权而言，根据《监狱法》和《人民警察法》的有关规定，监狱警察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严格保障，并且具有强制措施执行权。这些权利价值属性不因罪犯权利的伸张而改变或削弱，即“罪犯基本权利的实现不能导致监狱警察权的放弃，超越此界限的罪犯基本权利不能得到监狱警察权的积极保障”@。就罪犯权利而言，由于其人身自由权已被剥夺，因此其权利具有“相对性”；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律对罪犯权利采取的是基本的保障模式，因此其权利又具有“有限性”。同时，在目前法律尚未明确划分两类权利界限的情况下，应强调罪犯权利相对与监狱警察权利的“从属性”，即罪犯服从管理、履行改造义务在前，伸张权利在后，这样有利于建立起一个相对顺畅的管理秩序。

(二)制定和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加强制度层面的保障

造成监狱警察权和罪犯权利冲突的另一个原因是制度保障不到位。表现在：一是法律本身的不确定、概括性和抽象性；二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不完善以及立、改、废工作的滞后。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单位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定的，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文件。监狱的行政相对人是罪犯，涉及罪犯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的规定理应可以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确。但由于受到上位法的限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订立和修改工作得不到有效的开展。笔者认为，要善于从法律法规中寻找有利的执法依据，加强制度层面的保障，变被动为主动。虽然《监狱法》作为监狱制度体系中的一项上位法，存在着过于原则化的问题，影响着下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这同时也给基层执法者留出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如《监狱法》第四十五条第四款规定了“罪犯有其他危险行为需要采取防范措施的”，可以使用戒具；第五十八条第八款规定了罪犯“有违反监规纪律的其他行为的”，可以给予警告、记过或者禁闭。这些“其他情形”的规定，可以作为我们制订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依据。从规范执法的角度来讲，用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确和规定，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保证自由裁量权的准确行使。

当前，尤其应该在通讯、会见、邮汇、劳动报酬、工伤补偿、疾病医疗等涉及罪犯合法权利方面，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运用法律和制度来处理和解决监狱警察权与罪犯的权利冲突，是一项根本性的办法。(三)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有效防范各类执法风险

实践表明，监狱警察权与罪犯的权利冲突大都发生在监狱的执法领域当中，因此，要按照“依据充分、程序合法、手续完备”的要求，对有可能引起权利冲突的几个重要执法环节加强规范化管理：1．对于罪犯普遍关心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工作，要严格执行相关的合议、公示、申诉等制度，并辅之以必要的教育解释工作；2．对于罪犯日常的奖惩考核，要对自由裁量权设定统一合理的执行标准，使罪犯的改造成绩不因监区的调动而改变，不因监区管教领导的改变而改变；3．要加强对事务犯使用的管理、监督、考核工作，对部分事务犯拉帮结伙、打击报复、勒索他犯财物、对民警交办的各项任务不尽责尽力等行为，要给予相应的扣分、行政处罚或撤销其事务犯的岗位。

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执法，营造起一个安全稳定的改造秩序，使引发权利冲突的对立情绪消除在萌芽当中，从而也将各类执法风险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四)积极引入社会协调机制，寻求多元化的调适途径

目前，监狱警察权和罪犯权利的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罪犯因狱内案件致害引发的争议、罪犯因工致伤致残的补偿争议、罪犯看病医疗的争议”。这三个问题或是由于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或是由于内部标准不被罪犯家属认同，使监狱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笔者认为有必要运用多种行政力量，积极引入社会协调机制，寻求多元化的调适途径和渠道。

在处理狱内案件致害的问题上，应该明确监狱对罪犯人身安全所负保障责任的合理范围，在该保障范围以内，如发生罪犯人身权受损，监狱应负国家赔偿责任，超出该保障范围以外，则可以向社会保险机构申请设立相应的险种进行投保。在处理罪犯因工致伤致残的问题上，要通过与有关部门的协商，合理提高罪犯因工致伤致残的补偿标准，确定伤残等级鉴定的权威解释部门以及争议的最终裁决机关，使监狱给予罪犯的补偿金额具有权威性和终局性，防止出现“讨价还价”的现象。在处理罪犯医疗争议的问题上，要积极利用地方医院做好监狱危重病罪犯的救治工作，走罪犯重病、大病、疑病到社会定点医院治疗的新路子。另外，设立“重大疾病保险基金”是目前西方监狱比较普遍的做法，根据我国监狱的实际情况，该保险基金的来源可由罪犯现有医疗标准、监狱生产利润中的一部分以及罪犯或其家属自愿储蓄的方式组成。同时，对因监狱机关职能所限而无法自身承担处理的刑释人员和罪犯亲属上访闹事等问题，应该争取纳入当地党政机关的管理范围。(五)完善狱务公开制度，创造和谐的外部执法环境

狱务公开是监狱机关在依法治监的过程中，将刑罚执行的内容、依据、程序、结果等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予以公开，并主动接受罪犯、罪犯亲属、社会各界广泛监督的一项监狱工作制度。从理论上分析，狱务公开的法理基础首先在于罪犯“知情权”的正当诉求，与罪犯“知情权”相对应的是监狱通过狱务公开满足这种“知情权”的义务性，推行狱务公开可以视为监狱在依法治监的进程中在维护罪犯合法权利方面所承担的一项基本义务。其次，狱务公开是保障和救济罪犯基本人权的重要程序性条件。被监禁的罪犯依然具有受宪法认可的“公民”这一法律身份，依法享有未被剥夺和限制的权利，狱务公开是罪犯获得自身合法权利的现实路径和程序性保证。从狱务公开的实际执行效果来看，有利于沟通监狱与社会的关系，淡化监狱工作的神秘感和封闭色彩，消除社会各界对监狱执法的偏见或误解，从而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缓解警察权与罪犯的权利冲突。

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狱务公开制度，首先，要使公开事项的栏目设置保持整齐统一，特别是会见室和监内公示栏的内容要保持一致，以避免罪犯和家属出现误解；其次，公示内容的依据要充分、用语要规范，公示的程序和救济措施要明确；第三，要严格把握公开内容的范围和程度，不应将生产和劳动的情况在会见室里向罪犯家属公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同时，要严格落实狱务公开栏中涉及保障罪犯权利的各项规定和政策，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提高狱务公开的公信度，显示监狱维护罪犯合法权利的诚意和决心。

四、行政调适的保障措施

(一)建立健全应对警囚矛盾激化的处置预案

在当前的执法环境中，罪犯的权利保障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监狱应充分预见到因权利冲突引发警囚矛盾激化的各种可能性，并制定相应的处置预案，以实现平安、和谐的工作目标。一般而言，矛盾激化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一是罪犯在刑满出狱后，通过各种信访途径要求监狱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二是刑释人员及其家属通过非正当的途径向监狱施压，以达到“赔偿”的目的，如静坐、闹监、在监狱大门口烧纸钱等；三是制造一些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相对于前一种方式而言，后两种方式都是以损害监狱的执法形象为间接目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为此要建立起四个环节的处置预案：一是罪犯在服刑期间要求手术治疗的，应以书面的形式确认自行承担手术风险，必要时可以邀请公证机构参与；二是对于因工伤和疾病造成后遗症的罪犯，且监狱确实存在管理过失或过错的，因努力争取在罪犯出狱前达成补偿协议，并建立个案台账记录；三是针对各类上访事件，抽调业务部门人员组成应急处置小组，分工明确谈判、保卫、协调、信息公布等事项，各司其职，有序应对；四是争取上级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利用主要领导“包案息访”等有利时机，联合地方政府的力量，及时化解和消除矛盾。(二)有效动员和科学配置监狱的警力资源，进行有计划的培训、演练、考核和调整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的冲突，就权利属性而言，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而就某一具体的冲突现象而言，则往往是发生在警察个体与罪犯个体之间。在基层管理实践当中，由于个别民警的法律意识不强、管理方式简单粗放、过于依赖事务犯、遇事相互推诿等原因，侵害了一部分罪犯的合法权利，引发冲突和矛盾。这里面有执法不规范的问题，也有警力配置上的问题。我国的大多数监狱，警力资源主要集中在机关办事机构和生产管理部门。现代化的监狱，应当在监狱警戒设施自动化、电子化、智能化的基础上，腾出编制，尽可能将优质的警力资源配置在改造罪犯的第一线。首先，在数量和质量上满足管理和改造罪犯的需要，然后进行有计划的演练、考核和调整，使民警队伍结构和整体素质能随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考验。其次，要积极落实从优待警的政策，完善各类教育培训和疗休养制度，使有限的警力资源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之下能够得到休整和补充，使民警队伍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和持久的战斗力。

(三)整合政法机关职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实现监狱工作“三个延伸”

1987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次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改进罪犯改造工作，实现“三个延伸”，即改造工作要向前延伸、向外延伸、向后延伸。“所谓向前延伸，是指在预审、起诉、审判过程中，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各个部门都要加强对罪犯的认罪服法教育。”这可以有效地避免罪犯因量刑或减刑裁定方面的疑问而与监狱发生矛盾。“所谓向外延伸，是指发动罪犯家属、罪犯原所在单位和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模式，是监狱与罪犯家属、原工作单位或原户口所在地的政府签订帮教安置协议。这可以最大限度地争取罪犯及其家属对监狱工作的理解与配合，化权利冲突时的对立面为教育改造中的积极因素。“所谓向后延伸，是监狱在罪犯出狱时，要主动向地方政府介绍其改造表现，并协助地方政府做好刑释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⑨而与地方政府形成合力，共同做好罪犯的安置工作，正是监狱处理上访类权利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三个延伸”的实质是整合政法机关职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也是通过行政调适解决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重要保障。

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之权利冲突(马晓莉)（写写帮整理）

第一篇：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之权利冲突(马晓莉)（写写帮整理）

第二篇：地理标志权与一般商标权之权利冲突

第三篇：商号权与商标权的冲突及原因

第四篇：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探析

第五篇：论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行政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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