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 卷 三 巨 头 的 过 去 与 未 来：中 国 胶 卷 王 乐 凯 进 攻 新 材 料

第一篇：胶 卷 三 巨 头 的 过 去 与 未 来：中 国 胶 卷 王 乐 凯 进 攻 新 材 料

胶 卷 三 巨 头 的 过 去 与 未 来：中 国 胶 卷 王 乐 凯 进 攻 新 材 料

2012年09月11日 01:22

来源：北京商报 作者：马骏昊

在数码产品的猛烈冲击下，传统胶卷终究难逃被淘汰的命运。上周，随着乐凯宣布停产彩色胶卷，曾经的世界胶卷三巨头基本都告别了这个行业，同时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然而，柯达、富士、乐凯的成长、衰落与未来却依旧值得我们回味与猜想。

柯达

破产的大佬

一直扮演着业界大哥的柯达，1880年诞生于美国。其首款彩色胶卷柯达克罗姆于1935年推出后，横扫全球市场，并成为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者。1998年，柯达投资12亿美元，通过“98协议”开始大范围整合中国感光影像行业。

2003年，柯达准备了一场艰难转身，力图成为一家全新的数码公司。虽然早在1976年柯达就开发出了数字相机技术，然而其数码变革却进行得极为缓慢，直到2002年，柯达的数码产品营收仅占总收入的25%，同时期的竞争对手富士已达60%。之后经过近5年的艰难抉择，2009年6月柯达结束彩色胶卷生产。

2011年10月1日凌晨，拥有131年历史的胶卷制造商柯达可能提交破产保护申请的消息震动了股市。半年后，柯达正式宣布破产。

富士

化妆品新秀

胶卷三巨头中向数码转型相对成功的富士，1934年诞生于日本，建厂后的20年，一直专注于民用胶卷的生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富士技术创新进入了高速路，尤其在摄像相关产品方面得到了更大的扩展，其在1988年生产出数码相机。

进入21世纪后，富士的主营胶卷业务日渐衰落，2011年公司宣布停产多款彩色胶卷，并提出将医疗及生命科学、印刷、文件处理、光学元器件和高性能材料五大领域确定为重点发展事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以后，富士又将业务延伸到了化妆品等日化类。据悉，其推出的艾诗缇系列，截至目前，在日本的销售量已排名第三。2011年艾诗缇进入中国市场，在上海、北京、香港、台北等一线城市取得不俗表现。

乐凯

多元化转型

被称为“中国胶卷王”的乐凯，虽然生于柯达、富士之后，但经历近40年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的胶卷市场，已能和业界两位前辈平分秋色，也成为惟一可以与世界品牌柯达和富士并存的中国品牌。

然而，随着数码技术席卷全球，乐凯主营业务开始衰落，2011年净亏损已达5592.9万元。终于，今年9月4日，乐凯也做出了同样“艰难的决定”：停产彩色胶卷。

为了缓解胶卷市场萎缩造成的企业压力，早在2007年乐凯已开始策划转型，数码相纸、膜产品等生产量逐渐加大，主营业务增加了印刷、医疗等新的方向。2011年9月，乐凯并入中国航天科技[9.75 2.31% 股吧 研报]集团后，在新材料领域进入征途。另外，该公司近几年在新能源方面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加。专家观点

转型需“快、准、狠”

三家公司的成长与转型故事证明了一个“优胜劣汰”的规律。科技推动下，数码产品因其便捷优势不断挤压了胶卷产品的市场。在谈及胶卷三巨头的转型经验时，品牌营销专家于斐认为，企业竞争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握主动性，如何“快、准、狠”地适应市场，“柯达的结局多少影射了这场技术竞技中‘被动者’的后果”。于斐说，由于柯达对行业的认知度不足，对市场需求的把控不够，当需求几近于零才选择转型。

富士则是三者中转型较为成功的一个。对此，于斐用“接地气”一词总结其成功的原因。他表示，日本的化妆品在全球享有一定声誉，尤其化妆品受经济环境影响较弱。富士早期选择向数码产品转型已经为其在日本国内赢得了一定市场，当化妆品系列推出后，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在女性消费者中扩张。截至目前，富士化妆品的销售量已名列日本第三。

“乐凯虽然正处于转型中，前景并不明朗。”于斐认为，“乐凯在市场的认知度上比较欠缺，对国家、政策的依赖度较高，核心竞争力弱，属于先天不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很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目前，乐凯大力投资新能源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

第二篇：中国法治的过去与未来范文

《法学》杂志1997年第8期

一、中国百年法治的反思

中国法治，当然是指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其起点，学术界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在1895年，有的认为在1898年，还有的认为在1901年。笔者认为，中国法治的起点应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1895－1901年期间。作为一个重大而漫长的历史事件将其点确定为一个期间也并不为过。其实，历史的真实也大体如此。在1895年，面对甲午战争中惨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中国，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知识分子1300余人发动了公车上书，掀起了民众的变法维新运动。这实际上是中国民众法治之梦的开篇，是中国启动法治建设的准备。1898年，光绪接受变法主张，颁“定国是”诏，重用变法维新人士，颁发了数十道维新法令，推行新政。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诸多方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虽然仅有百日，当时也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远没有在中国实现现代“法治”的明确意识，但其确实应被视为中国政治当局（官方）谋求法治的朦胧开端。1901年，中国清政府发布了“变法自强”的上谕，拟制了宪法性文件、民律草案、商律草案、新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以及关于警务、新闻、教育、金融、税制，甚至商标、国籍等方面的法规。开创了与世界先发达国家类同的六法体系，在中国法治化的漫漫征程上迈开第一步。反观百年的法治之路，笔者认为，法治发展在我国是：有制度移植，少社会根基；有机械模仿，无整体共进；有先锋引导，少民众基础。

（一）有制度移植，少社会根基从清末的法律改革以来，中国的法治发展可以说都有相当大程度的制度移植。在本世纪初的前十年，清王朝所进行的制宪修律活动，基本上是对西方法治的制度移植。不仅颁布或草拟了取法西方的六法框架（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或行政法），甚至移植了在当时的中国似乎没有多大存在必要的《公司法》和《破产律》等。其中的《大清监狱律草案》基本照抄了日本的监狱法，但又抄的“犹豫不决”，乃至草案内部也“相互矛盾”。辛亥革命时的“《临时约法》”将中国法治发展推进了一个新的高度。国民党政府前十年的立法，应当认为是较有成效的。其《宪法草案》（五五宪草）、《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草拟和颁行，为国民党政府的法治发展奠定了基础。其立法目的固然有维护国民党统治的一面，同时也还有继承中国法律传统，吸收西方先发达国家立法成果，实现中国法治（国民党政权所追求的法治）的另一面。其后，国民党政府法治的发展概莫能出其左右。

从清末到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结束为止，应当说，中国向西方移植的法律法规已经不少了，而且经历了至少半个世纪，为什么在中国还未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呢？

笔者认为，真正法治的建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综合发展的顺理成章的结果，而不是靠简单的模仿、抄袭就能成功的。中国之所以长期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关建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缺乏建设法治的社会根基。从经济上看，中国的经济一直是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而不是作为法治基础的民主政治；从文化上看，中国的封建文化，集权、特权、宗法等的传统观念没有被摧毁，民主、自由、平等等的社会文化尚未形成，而现代法治却是以民主、自由、平等等为文化、思想基础的。

（二）有机械模仿，无整体共进

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本着师夷自强、与万国同制，赶上先发达国家的理念，谒力学习西方列强。或是在法律规范上抄袭，或是在法治组织上模仿，不一而足，但终未能建立起中国先进分子所期望的那种法治。这又是为什么？

笔者认为，法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甚至是法治内部各元素及其整体与社会协调统一的整体。它需要各个要素的共同作用和有机协调。任何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发展，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法治。法治发展过程应是其内在各要素的整合发展过程，是其内在各要素的一体化共振共进过程。法治是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系统，不是简单的机械仿就可以建立的。通观中国近百年的法治建设不能不说，缺乏整体共进，是中国法治未能达到理想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有先锋引导，少民众基础

中国法治的百年发展都是由先锋引导得以推进的。其引导的历史可以作两段来分析。

前50年（1949年前），中国法治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学为先，以官为主”的。在中国法治建设之初，首先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等学者率先倡导，继而为君主所看中的。然而真正从事法治建设的并不是学者。因为中国学者无权从事法制改革，无权将西方的法律制度引入中国。当时的官方亦无今日的“西化”之累，他们可以大胆地“西化”。法治，应当说是西风东渐的。没有官方参与，封建的法制改革根本就无法进行。“以学为先，以官为主”的模式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结束。

后50年（1949年）又可以分作两部来考察。在前期的近30年（1949－1978年）的时间中，可以说是“以学为主，以官为否”，意即，主张“法治”的基本上是学者，而“官方”则基本上是否定法治的。在后期近20年的时间中，可以说是“以学为先，官学互动”。主要表现在，在本世纪的80年代初，中国的法学家们就已公开而较深入地研究、探讨了现代法治，并且历久不衰，千方百计地通过为国家领导人上法制课等形式，引导国宵领导人实行“法治”。这对于国家领导人主张法治，并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目标写进国家和社会

三、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

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也就是市场经济下的法治建设。它已经经历了怎样的历史阶段，还将怎样发展，现在我们处在怎样的历史环节，这些都是我国法学界正在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法治建设已经经过了准备、起步，正处于从起步走向形成之间，必将由形成走向完善。

（一）准备（1978──1993年）

我国法治建设开始准备的时间，也许可以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也许可以定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笔者认为，应当确定在1978年3月我国1978年宪法的公布。因为法治准备的开始应当以足以代表法治萌动的根本性法律的产生作为标志。1978年宪法明确了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强调了必须发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978年宪法的这一特征，不能表明其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但是它为社会主义法治作出了经济、政治、法制三方面的准备。

随后，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社会主义法治的准备得到了党的政策的升华。这次会议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党史誉之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起点”。这交会议使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被进一步确立。

1982年宪法及其1988年宪法修正案就是这一准备阶段法治发展状况的标志。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它为市场经济的提出及其法治建设进行着准备。这部宪法它从根本大法的角度确立了这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与此相适应，它还具体确认了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这国经济体制在的一位和作用。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它也为市场经济的提出及其法治建设进行着准备。这部宪法扩大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与组织，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赋予了省级人大及其常设机构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限任制，等等。

从1978年 3月开始准备，到1993年开始起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准备阶段历时15年整。

（二）起步（1993──2010年）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步点在哪里，也许可以将其确定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也许可以将其确定在1993年

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产生。笔者认为，将其确定在1993年

3月的宪法修正案公布为宜。因为没有这一修正案，中国社会还不能说就开始了真正的法治──市场经济下的法治建设。这一修正案将宪法原有第15条关于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作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从而启动了中国市场经济及其发展中的法治建设。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从党的政策上进一步深化了上述宪法修正案。它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法制建设。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做到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法制建设的目标是：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机制，提高司法和行政执法水平；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和法律服务机构，深入开展法制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在法治建设起步后的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明确指出，到下世纪初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又再一次肯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社会理想。党的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并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方针（见《人民日报》1996年2月9日）。法治的目标意义更加突出。

（三）形成及其完善（2010年──）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将于何时形成，这是中国法学和法律工作者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要确定其形成的时间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列出绝对准确的时间表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法治发展的进程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一个偶然的重大因素甚至可以使法治发展受阻或搁浅。笔者所拟的2010年这一时间，是以我国目前的法治状况、可能的正常速度、市场经济发展预期进程，以及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来确定的。实际上只能说是一个计划中的时间表，其实际状况如何，还有待历史发展予以说明。

社会主义法治形成以后，还有一个长期的发展完善过程。这个过程与社会主义社会并存，并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不断重复“从相对的不完善到新的再完善”的过程，直至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建立。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社会主义法治也就辉煌而终。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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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丝绸之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丝绸之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带一路”与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及全球治理

主讲人：西安交大冯宗宪 1.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

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强调互利共赢，讲“中国梦”和“亚洲梦”、“欧洲梦”、“非洲梦”连接，包容性共同发展。

丝绸之路的开发与历史 2.中国与“一带一路”安全愿景

（1）应对美“亚太再平衡”的再平衡；维护中国周边安全；资源通道大都是海路。

（2）应对美国、北约撤出阿富汗以后的战略新形势；维护西部边疆安全；跨越挑战，包括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公共卫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等。

（3）应对中国周边存在的多个地区热点问题，例如朝鲜核问题及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

（4）维护中国经济日子增长所需要的战略通道安全和国家利益，构筑国土安全发展屏障。3.一带一路影响：

（1）引领未来西部大开发，实施向西方开放的升级版。紧扣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战略，将助推中国形成全面的发展格局。（2）展现了中国区域合作的新蓝图

（3）搭建东盟10+X；面对未来与欧盟、亚欧联盟、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和上合框架下更大的自贸区域。从10+1到10+3到10+6（中日韩印澳新西兰）一年以来，一带一路在国内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从中亚地区到印度半岛，从阿拉伯地区到欧洲腹地，一带一路的辐射效应已经初步显现。4.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方式

丝绸之路六大经济走廊：新欧亚大陆桥；中伊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大走廊。重要节点新疆福建。

5.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外交战略的新变化。第一，从出土市场的直接竞争开始着眼于外需市场的间接创造；第二，中国在中亚西北内政外交的分离变为内政外交的一体化，这样的改变也有利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平衡发展；第三，单一国家合作转向区域经济全面合作。一看不断增强的经济影响力，以区域经理合作的形式，推动提升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水平，打造区域利益共同体。6.中国经济带内涵和边界

（1）国内路段，把西安建设成西部改革的新高地。陕西新起点，甘肃黄金段，宁夏支撑点，新疆核心区域（2）中亚为主

一带一路经济带三大投资主线，高铁金融核电。7.现有合作治理机制

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五个观察员国两个对话国家。8.创新合作机制

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VS马歇尔计划，高铁外交，中哈自由贸易区，天然气管道，丝路经济。政治机制联合国，经济机制世贸组织，金融机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第四篇：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转载

字体: 小 中 大 | 打印 阅读全文 发表于: 2008-11-12 13:23 作者: 黄金送股

来源: 股民大家庭论坛

人民政府要以民生为重，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要将国家财政的钱，最大比例地用于民生，围绕民生来安排财政支出。

一、历史和现状：财政对民生投入太少

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财政投入民生的比重，打造民生财政，需要先了解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结构。请看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简略）这张统计表暴露出两个问题：

1、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其次是经济建设费，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

2、从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36倍，而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到了76倍。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列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级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应该是精打细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们所花的行政费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为低廉。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行政费比重，居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那么多。中国公仆的花费，居然超过用于民生的经费，挤占了主人的用款。这种财政支出结构，近年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增多了，但总结构仍不合理。它当然应是我们现在要打造民生财政不可回避的改革对象。

未来设想之一：取消公务员职务消费，节省行政费5000亿元。要建立民生财政，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钱从何来呢？在现有的财政总盘子中，显然要改变财政支出结构，从削减不合理的行政管理费中挖掘财源。其中来源之一就是取消公务员不合理的职务消费，预计可以省出5000亿元。

目前中国行政费中明显不合理的开支是“三公”——每年公车消费4000亿元左右、公款招待吃喝玩乐2000亿元左右、公费出国3000多亿元左右。以上“三公”消耗共计9000亿元左右。尽管每年“两会”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慷慨陈词，新闻媒体口诛笔伐，而公款不合理消费的这“三座大山”却是年复一年“我自岿然不动”。

据统计，2004年中国大陆各级党政机关公车约有400万辆，年费用4085亿元。尔后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在以超过20%速度递增。“公车”，顾名思义应是仅限于公用。但目前公车的普遍现状是领导人员用三分之

一、家属用三分之

一、司机用三分之一。这种“三三制”一般人早已见怪不怪，2006年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个超越三三制的普通事例。

请看一个局长司机老黄的7天行程：10月1日，局长好朋友的儿子结婚，老黄到婚纱店将公车装饰为婚车，然后接送新人，忙了一天。10月2日，老黄一大早起床，把去旅游的局长儿子一家三口送到机场，然后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父母来该市过节。10月3日，陪局长夫妇到城里购物。中秋节将至，晚上陪局长各处送礼。10月4日，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妹妹一家到局长家，晚上继续陪局长送礼。10月5日，送局长妹妹一家回家。10月6日，到机场接旅游归来的局长儿子一家。中秋节晚上，老黄终于在家吃了顿团圆饭。10月7日，送局长父母回老家。回来后送局长去酒店，把局长从酒店送回家后，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在老黄的概念中，公车，就是“用公款购买的私车”：除正常办公用车外，那就是：送局长与家人四处旅游、赴宴；接局长的孙子上、下学；连局长儿子的驾驶技术也是老黄带他到城外荒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练出来的。

实际上，在中国城乡各地飞奔的许多公车，不仅仅是公款购买的私车，而且是公款雇佣司机、公款维修保养、公款购买保险的私车。

放眼望去，这道公车私用的风景线，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是越来越罕见的稀奇景色了。

韩国首都首尔市已把“官车”数量砍到只剩4辆，市长和3位副市长各1辆。没有紧要公务，市长也须乘地铁上班。

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英国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也都是每天乘地铁上下班。

瑞典政府高官工作时可以使用公车，下班只能开自己的私车，首相也只能开私家车上下班。瑞典警方在周末可以拦住任何公车，检查其是否执行公务。

德国一位女议员因为用公车送丈夫到大学上班被曝光而不得不辞职。

丹麦的公务员出差只能坐公共汽车，出差地如果没有公交车，才可以乘坐出租车。

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个倒霉的市长，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让司机用公车把他们送到港口，旅行回来又让司机接了一次。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长公车私用，补回汽油费都不行，不但丢了乌纱帽，还被判入狱六个月。

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一说。除总统以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间使用专车。亲友揩油之事闻所未闻。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门。社会主义中国，公务员理应更加廉洁奉公。然而让人很难理解的是，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从国家级的部长到县级的科长以及乡镇长，只要有条件的，都要搞上一辆专车；没有条件的呢，努力创造条件也要搞一辆玩玩。而一旦有了专车，几乎不言而喻就有了全天候24小时使用权、全家使用权、亲友使用权、公私不分的使用权。

这种公车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激化我国党政官员与普通百姓矛盾的“导火线”，成了建设节约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公敌”。可以说，这种公车腐败之弊，上上下下有目共睹；至于如何改革，则意见大相径庭。

如果能站在关注民生的角度看问题，公车改革的思路我以为并不难理顺，关键就是两条：

第一，为了民生，必须从根本上禁止官员化公为私、公车私用。

第二，领导干部专车制度，是导致公款私车制度的捷径，不能不取消。

循此思路，我斗胆提出一个公车改革方案供政府与读者朋友参考。

这个改革方案要点有五：

一、除军队系统以外，同一城市的所有公务车组编为三类出租汽车公司，均按企业运营，价格与当地其他出租汽车公司相同。其中，A类公司为机关内部服务，同时保留部分特殊管理办法；B类公司面向社会服务；C类公司兼顾机关内外服务，根据机关内公务用车的需求情况灵活调度。

二、公务员因公用车，既可以乘机关出租汽车，也可以乘社会出租汽车。

三、A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优先安排因公用车，并保留必要数量的备用车以应公务急需。任何人以任何原因用车均须按规定付费。

四、公务员因公乘车付费后，由本机关按财务制度审核报销；因私乘车的费用一律自理。

五、取消各级领导干部专车制度，领导干部公出，由公司调度安排备用车；公出结束，备用车仍归公司调度管理。

这个车改方案将机关公车改为企业化运营，公务用车绝大部分社会化，既能保证公务员工作用车的需要，又能杜绝公务员私占公车，同时可以大大降低机关公务车保有量，从而节省出大量资金用于民生。

《人民日报》2005年1月26日报道，据了解，甘肃省一个县的公务用车少则89辆，多则362辆；要养活全省公务用车，一年花费8.07亿元。公务车每公里成本费6至8元，是市场成本的8至10倍，使用效率只有市场运营车辆的十分之一。

依此计算，按照市场运营车辆的成本效率指标管理，按照我国现有公车400万辆、每年费用4000亿元计算均可削减90%，只需10%。在改革过渡阶段，即使打上1倍的保险系数，最多也只要保留20%就足够了。

总之,仅仅公车管理制度改革这一项,只要动真格,从公车消费的4000亿元中每年可节省出3000亿元是有把握的。这笔巨款投入民生,可就是民生财政的第一桶金啊!

那么，民生财政的第二桶金该从哪儿挖出来？毫无疑问应指向花在吃喝上的那几千亿元公款。

请看，全国公款吃喝开支的攀升账。[注3]

1989年370亿元

1990年400亿元

1992年800亿元

1994年1000亿元

2002年2000亿元

2003年以来每年的公款吃喝是多少呢？据有关资料，已达3000亿元左右。

公款吃喝最初还有所限制，叫做“四菜一汤”，后来变成了“四盆一缸”，再后来，一桌酒席有的花费数千元、上万元公款也在所不惜。如今更大有发展：“凡客必请，凡请必吃；来者必陪，陪必高档。”有的餐前有康乐休闲，餐中有歌舞伴唱，餐后还有娱乐按摩。因此，公款吃喝后面还得加“玩乐”二字才般配。

什么叫职务消费？我看这些都应叫特权消费。

一个人担任了某个职务，于是乎他个人的吃喝玩乐用车用房便都由公款支付，而且职务越高，公款消费的权力便越大，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特权消费吗？这种“职务消费”，最终可能引起天下不平、天下不稳，实在是社会和谐的天敌！因此，我主张对这种职务消费坚决予以取缔。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条社会常识——崇尚公私分明。而我们这种所谓的职务消费恰恰就是公私不分、化公为私、损公肥私，是有损于执政党光辉形象的。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天天讲为人民服务，难道不搞这种职务消费就不能为人民服务吗？不占用公款吃喝玩乐就不能开展工作吗？

公款吃喝的问题，我以为只需两项措施就能管住：

第一，建立公款消费公示制度。

现在推行电子政务，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网站，建议设立公款消费公示制度，凡是用公款消费（包括吃喝等项）的账单，逐日全部在各级政府的网站上向全社会详细公布，比如说，招待者（一律自己付费）和被招待者的姓名、单位、职务，所点主食、副食、饮料、烟酒的数量与价格以及就餐地点等等。这些信息可以成为感兴趣的网民、选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质询、举报的线索，负责报账的财务部门及其主管领导要定期接待有关人士的查询或举报。这项措施不是很麻烦，代价不大，却有利于培养广大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增强公务员的公仆意识，改善政府形象，刹住公款吃喝风。

第二，实行份饭制，规范公务接待。

现在工作餐有些花钱如流水，难以节制，与就餐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建议今后无论内宾、外宾和陪餐者，一律采用份饭制。每人一个托盘，每盘一盒饭一盒菜一盒汤。对于有特殊饮食习惯的人（如忌辣者、忌猪肉者或彻底的素食主义者）可以适当调节食物品种。饭量太大的人可以加点饭，绝大多数人都能吃饱，以利工作。个别未能尽兴者，可以晚上回家放开来享受。

我们传统的聚餐方式是合餐制。8─10个人一桌，8─10道菜，乃至十多道、二十多道菜层出不穷，既不卫生，也不节约，更不利于减肥。当然，在非公务就餐时，究竟采用份饭制还是合餐制，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凡动用公款就餐，应一律规定为份饭制。这对于端正党风、政风，对于改善民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取消公务员不合理的职务消费，从公车消费中至少省出3000亿元，从公款吃喝中至少省出2000亿元，仅此两项就能抠出5000亿元白花花的银子，投入民生领域，成为民生财政的重要来源。

未来设想之二：财政资金退出竞争性产业，可削减经济建设费5000亿元

当今世界各国，国家财政的基本职能都是对国民收入进行第二次分配。所谓第二次分配，就是在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进行第一次分配之后，政府通过征税，形成自己的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支出，把钱主要用于发展教育事业、改善医疗卫生、维护社会安全、扶贫救灾，使公民无论贫富都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卫生条件、教育条件等等，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收入、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这正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政府的任务不是生产，生产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事。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应由企业自身积累或通过资本市场去融资，不能找国家财政要钱。国家财政不能以生产性支出为主，只能围绕人民生活、社会保障来安排支出。这就是民生财政的意义所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偏离了世界潮流，财政部被当成了“建设部”。据《中国统计年鉴》，从1982年到2005年，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里，每年财政预算中最大的支出都是经济建设费（主要用于国有经济主管部门事业费、国有企业增拨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资金以及基建投资），这一项费用比救灾费、抚恤费、离退休费、社会救济福利费、文教、科研、卫生等经费的总和还要高出32%！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过高比重的国有企业的这种大量投资，严重挤占了全国人民的生存发展资金。

为此，我曾于1995年9月21日在武汉大学演讲和随后的一系列论文中呼吁：“国有制比重非降不可。”[注4]我提出降低国有制比重的办法主要是国有资金保留于少量的公益性产业，而从大量的竞争性产业退出。众所周知，竞争性产业固有的经营风险甚大，政府不应将全国纳税人血汗钱形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竞争性产业中去冒险。

竞争性产业经营风险究竟有多大？我们不妨列表来看：（见P17表2）

点击看表2

表2如此令人痛心地宣告：在这长达16年的时间里，全部国有工业的亏损率每年都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亏损企业累计亏损11110.5亿元，比非国有企业的累计亏损总额7532.7亿元高出3577.8亿元，而其盈利企业的盈利总额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却低了4895.5亿元。这一盈一亏综合计算，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了8473.3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在16年中还吃进了国家拨给的“经济建设费”累计总额7万多亿元。

这张表同时令人振奋地宣告：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在1990─2005年这16年中，在没有吃国家一分钱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创造利润3万多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00多万亿元（见P18表3），2006年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68.8%，三分天下已经超乎其二！中国人对中国经济前途持乐观态度，恰恰就是建立在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快、效益高，已经占据主体地位这样一个客观基础上。

当我们欣喜地看到非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时，我们也不能不痛心地承认：每年向国有企业的巨额注资，成了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拖住了全国人民改善民生的后腿。

正因为如此，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都明确提出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并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竞争性产业中，要实行“国退民进”的战略。也就是说，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产业；同时鼓励民办企业向竞争性领域发展；通过多种方式，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逐步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或私有企业。

从1998年起，中国就向全世界宣布要从“建设型财政”转为“公共财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公共财政”不如“民生财政”的概念更清晰，有的地方把政府盖豪华办公大楼作为“政权建设”，也归为“公共财政”的成就之列，实际上与改善民生南辕北辙。近几年适逢计划经济思想回潮，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又流行起来，说什么“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要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财政的钱要向国有企业倾斜”。于是乎本可用于人民生活的民生资金继续受到挤压，“经济建设费”继续从老百姓的牙缝里流向国有企业，且流量越来越大。2006年再创新高，超过了1万亿元。这么多宝贵的全民资金没有投向民生，而是流到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无底洞中去了。

还能这样年复一年地往无底洞里扔钱吗？不行！要真正“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必须当机立断，根治众所周知的积弊——“建设型财政”，认真打造众望所归的“民生财政”。我建议将“经济建设费”削减60%，转为“民生资金”。在这项改革起步时可以稍稍放宽一些，以2006年经济建设费10734.63亿元为基数，先削减一半，省出5000亿元来。

未来设想之三：将节省下来的一万亿元投向民生

根据前面的研究，通过一定的改革措施，将每年财政支出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削减，节省出一万亿元资金，是完全可行的。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笔：

公车消费4000亿元，削减3000亿元；

公费吃喝3000亿元，削减2000亿元；

经济建设费10000亿元，削减5000亿元。

节省下来的这一万亿元财政资金应全部用于民生领域，可以考虑大致作如下分配：

第一、将公车消费削减的3000亿元，划拨成公共卫生经费。

这3000亿元应主要投向以下四个方面：

（一）、300亿元，用于疾病预防与控制；

（二）、2200亿元，用于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三）、200亿元，用于补贴医疗保险；

（四）、300亿元，用于建立医疗急救基金。

现在的关键是，从每年4000亿元以上的公车消费中砍下3000亿元，虽然在客观可能性上没有问题，但从公务员的主观方面看，还真是一场艰苦的“思想革命”。它不但要触及部门、单位、个人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涉及公车制度改革后如何适应新秩序，安排好工作。这项改革没有权威的领导不行，没有领导人以身作则更不行。我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成立一个“医疗卫生与公车管理改革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国务院副总理级的公务员担任组长。

以往我们抓中心工作的领导小组往往是“单打一”，而“医疗卫生与公车管理改革领导小组”则不能不“双肩挑”，两项任务直接挂钩。要搞好医改，有许多工作要做，条件之一是要增加财政投入；而要增加这一部分投入，就不能不减少另一部分开支，不能不向积弊甚多的公车消费制度开刀；如果这一刀开不好，医改的经费投入依然是“千呼万唤上不来”的；医改落实不了，不仅有害于亿万老百姓，而且也有损人民政府及执政党的公信力。砍公车消费，增医改经费这一战役，可以说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和公务员素质，真正为人民办实事的一场重大考验。凡是在公车改革中表现不自觉的公务员，在今后公务员改选或改聘时，应属被淘汰的优先对象。

第二、将经济建设费中削减的5000亿元，追加于社会保障体系。

这5000亿元分作两部分使用：

（一）追加财政预算教育经费3000亿元。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即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2000年这一指标实际上只达到2.58%，而那年全世界平均水平是4.04%。[注5]

按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正式公布的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5161亿元，占当年GDP183867.9亿元的2.8%，如果追加这3000亿元，则财政性教育经费共计达到8161亿元，占GDP比例则为4.44%。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一举实现久攻不克的4%的目标，还略有富余，可以在此基础上去追赶200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7%，稍稍有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

（二）5000亿元中还剩2000亿元，初步考虑可以用于社会保障的以下8个方面：

1、增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4项基金共计600亿元；

2、适当扩大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追加费用共400亿元；

3、适当增加抚恤金100亿元；

4、追加社会救济福利费300亿元；

5、追加就业服务机构经费100亿元；

6、追加救灾支出100亿元；

7、对工人（含农民工）进行常规职业培训费用200亿元；

8、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准备200亿元。

第三、将公款吃喝中削减的2000亿元分作两部分，其中：

（一）中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刚刚开始建立，资金筹集几乎从零开始，应安排1000亿元。其中用于廉租住房制度500亿元，用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500亿元。

（二）最后1000亿元追加投入环境保护领域。我国2006年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总共才161亿元，实在是太少了。环境问题危机四伏、欠账甚多，亡羊还需补牢。

简而言之，10000亿元分成三大块：

第一，公车消费节省3000亿元，给医疗改革；

第二，给国有经济的投资节省5000亿元，给教育和社会保障；

第三，公费吃喝节省2000亿元，用于环境保护和保障性住房制度。

我这个办法也可以叫做在财政支出总额既定的情况下，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道理在于东墙该拆，西墙当补。

[注1]2007年8月《领导者》杂志第17期

[注2]见“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

[注3]《城市管理》2005年第6期第13页

[注4]参见拙著《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

[注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国际统计年鉴——2006/2007》第372页

文章来源：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写

第五篇：读《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感想

读《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感想

读完《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篇文章以后，心情相对于读文章的过程中的激动难抑来说，现在的我反而是一派平静了。无论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国财政问题是多么的尖锐以及正确，我还是要针对此文提出我自己的一些粗浅且仅代表我个人的见解。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首先，作者简明地指出了当前财政支出的大头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行政费用上占比过多，经济建设中对国有企业的补助过大，民生问题上的重视程度不足、资金支持不够等，这类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在针对行政费用问题方面，作者明确指出我国公款用车及公款吃喝的奢侈风气，公务员职务消费开支过高已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人们甚至已经习惯了公车私用、公款私用等浪费人民财产的行为，这不但使得财政支出结构中行政管理费用高，也使得各地方基层的基础民生建设不得完善，公车公用、严格预算、阳关支出，已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最后，作者指出国家应加强民生建设，多关注民生，特别是在基础医疗、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各类基础设施制度的建设方面要多加重视，以保障税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理念。

虽然文章中作者针对现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但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在针对行政支出过高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作者过于理想化

地要公车公用，实行份饭制度，这对于当下中国的现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些变革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这既得利益者又都处于当权的地位，所以做这方面的改革就很难了。现在我国的公务员结构庞大，机构纷繁复杂，改革不能立竿见影，例如“车改”的实行在有些地方机构已变相地成为了一种新的津贴。这都说明，削减行政支出只能循序渐进，而作者的观点只可作为一种长远的发展目标，在短期内是不可实现的。

第二，关于经济建设支出不可将国家对于经济建设的投入一杆打死，在经济建设初期，国家的经济建设费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短期内跟上了国际的步伐，在这方面国有企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最后，我针对如何控制行政规模支出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中国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远高于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的比重。“中国公仆的花费，居然超过用于民生的经费，挤占了主人的用款。这种财政支出结构，近年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增多了，但总结构仍不合理。它当然应是我们现在要打造民生财政不可回避的改革对象。”

（1）精简行政机构多余人员，调整组织结构形式，建立有效竞争机制

（2）建立完善的预算体系

（3）加强法制建设，推进多渠道监督

（4）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改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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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对《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篇文章的一些感想，希望未来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能如文章中的设想一样，更加合理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