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之辨析调研报告（5篇）

第一篇：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之辨析调研报告

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之辨析调研报告

比较和辨析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乍看并非易事，但笔者愿对此作些探讨。

一、检查、监察、检察的释义，既有同义之处，又有某些异别。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诠释，所谓检查就是为了发现问题而用心查看；所谓监察，就是从

旁察看或从旁考察；所谓检察，就是仔细察看、审查被检举的事实。顾名思义，上述诠释对理解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概念似乎有所启示。再解读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定义跃然纸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对党员、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能机关；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此看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与人民检察机关的特征和性质是有一定区别的。是否可以说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呢？回答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作为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关，尽管他们的对外名称不同，担负的职能也不尽相同，然而构建这些机关内部的各种结构要素却是共同的。这些要素有：历史渊源、发展过程、经济基础、指导思想、领导体制、职责范围，以及组织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等。从分析构建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结构要素入

手，足以能从静态和动态的结合上探寻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那么，根据上述辨析方法，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与人民

检察机关有哪些相同之处呢？

（一）先看看他们历史渊源和发展演变的相似性。中国监察机构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过程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有着一脉相承的沿革印迹。早在春秋时代，西周就曾任命老聃为朝廷柱下史，即后世之御史。秦始皇一统天下，专设御史纠察百官。西汉时称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府”或“御史台”、“总台”，北朝时称“南台”，唐高宗改称“宪台”，武周时又称“肃政台”。唐代并对御史台作了重大改革，即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构成一个严密的中央监察体系。明代进一步整顿和扩充中央监察机关，撤销御史台，将台、殿、察三院合并为都察院。20世纪初，清王朝在“变法修律”活动中，从国外引进资本主义检

察制度，将都察院分化出检察厅，都察院单列为行政监察机关。纵观历史资料，虽然古代的御史监察机构与现代监察检察机构在组织和活动内容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在监督法律的执行，查处官吏的违法失职行为，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方面，前后确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是现代纪检、监察、检察机构产生的历史渊源。再来看看当代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检察机关发展演变的历史，他们的成立、发展和变化过程也是大体相径的。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检察机关同样经历了初创时期、发展时期、发生波折时期、中断时期，以及恢复和发展时期。1955年至1966年，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曾更名为监察委员会。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党的纪检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人民检察机关被撤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和逐步健全了各级纪检、监察、检察机构，开始形成了党和国家完备的监督体系，其地位和作用同时不断得到加强。如建国初建立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是后来的监察委员会，都是同级党委所属的一个部门，称为省委、市委、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而在党的十二大以后，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则是同级的领导班子之一，称为省、市、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书记必须配备同级党委副书记一级干部。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同级党的全体委员会议。1993年，党和国家为强化党纪政纪监督的整体效应，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与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合署办公，使党内外监督的合力达到最佳效果。与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样，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国家机构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下的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平行的国家机关，其在国家机构中的特定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看看他们机构建立的经济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共同性。党的纪检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同属于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并为同一经济基础服务。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学说认为，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为经济基础服务，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国家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为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驾护航，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现阶段他们有着共同的指导思想，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履行各自的职能，同心同德地为党和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并肩奋斗。可以这样说，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与人民检察机关在奔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道上，思想同心、目标同向，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共进。

（三）看看他们活动的基本原则及工作方法的一致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活动的基本原则，是指按照党章与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上述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所必须遵循的各项基本准则。用心观察当今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实践活动，不难看出他们坚持基本原则的高度一致性。

三、通过上述分析，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共同点清晰可见。同样，他们在行使监督权的活动中，其特有的不同点也显而易见。

（一）监督对象不同。纪检机关监督的对象是党的组织和党员，监察机关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而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除了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当然包括党员干部）以外，还包括广大公民，比其他几种监督对象要广泛得多。

（二）监督范围不同。纪检机关只能对党员违反党纪行为进行检查处理，对其中需要作政纪处理或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必须移送国家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含公安、国家安全、检察、法院等机关）分别依法处理。监察机关只能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进行检查纠正。而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一方面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违反法律达到犯罪程度的进行追究；另一方面是对侦查、审判、劳改、劳教等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它的监督活动所涉及的法律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宪法和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行诉法等国家基本法律以及各种行政法规和经济法规。

（三）监督方法不同。检察机关主要是运用提起刑事诉讼的方法行使其法律监督职权，即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追究，提起公诉，以维护宪法和刑法以及各种行政法规和经济法规的正确实施。其中纠正公安、法院等有关机关的违法行为也主要是

通过刑事诉讼活动来进行。这种特殊的监督方法是纪检监察机关所没有的。同时，纪检监察机关对监督对象违纪行为的调查与检察机关对犯罪案件的侦查也是截然不同的。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如拘传、拘留等；而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只能依照党章党规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党纪监察措施，如责令违纪嫌疑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这些措施不能超出党纪、行政措施的范围，采取拘禁或者变相拘禁等，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纪检监察机关在调查案件过程中，如有需要检察、公安等机关协助的，必须按有关法定程序办理。

（四）监督效力不同。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具有国家强制力，有权代表国家对违法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使其担负刑事责任。而纪检监察机关只能给违反党纪政纪者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综上所述，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中是一个有机整体，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区别，又互为条件。党的十六大对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三位一体”的整体功能，做到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优势互补，不断提升整体联动的监督水准，注意把握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强化党的核心监督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监督在整个监督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因而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党的核心监督作用不是直接对国家监督机关发号施令，而是从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实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监督职能。首先党通过各级党组织实行政治监督，保证各级监督机关相互衔接配合，保证党的各项重大决定得到贯彻执行；其次党通过向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推荐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实行组织方面的监督；再就是党通过向各级检察机关派驻纪律检查组，督促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严格执法，公证司法，正确行使国家的检察权。

（二）增强相互支撑的监督效应。毋庸置疑，现阶段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联手惩

治党内腐败分子，打击经济领域内的违法犯罪活动，相互支持和配合，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确实令国人瞩目称赞。应当提起的是，这种相互支撑，整体推进的监督效应进一步得到加强。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应当继续坚持密切配合，互通情况，互相支持，而不是互不通气，更不是彼此掣肘。相互配合，决不是互相代替，越俎代庖，而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作战。当前需要着重处理好党员干部及国家公务员在触犯刑律的情况下所发生的问题。党员干部违反党纪政纪，其行为又触犯了刑律，纪检监察机关在立案调查时应主动向检察机关通气，共同商讨恰当的隔离审查对策，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既不违反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规定，又能保证案件调查或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党员违法犯罪的案件时，应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提供材料，纪检机关应认真审理，并根据不同情况，提出审理报告。

第二篇：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之辨析

比较和辨析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乍看并非易事，但笔者愿对此作些探讨。一检查、监察、检察的释义，既有同义之处，又有某些异别。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诠释，所谓检查就是为了发现问题而用心查看；所谓监察，就是从旁察看或从旁考察；所谓检察，就是仔细察看、审查被检举的事实。顾名思义，上述诠释对理解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概念似乎有所启示。再解读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定义跃然纸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对党员、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能机关；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此看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与人民检察机关的特征和性质是有一定区别的。是否可以说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呢？回答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作为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关，尽管他们的对外名称不同，担负的职能也不尽相同，然而构建这些机关内部的各种结构要素却是共同的。这些要素有：历史渊源、发展过程、经济基础、指导思想、领导体制、职责范围，以及组织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等。从分析构建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结构要素入手，足以能从静态和动态的结合上探寻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二那么，根据上述辨析方法，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与人民检察机关有哪些相同之处呢？首先，先看看他们历史渊源和发展演变的相似性。中国监察机构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有着一脉相承的沿革印迹。早在春秋时代，西周就曾任命老聃为朝廷柱下史，即后世之御史。秦始皇一统天下，专设御史纠察百官。西汉时称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府”或“御史台”、“总台”，北朝时称“南台”，唐高宗改称“宪台”，武周时又称“肃政台”。唐代并对御史台作了重大改革，即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构成一个严密的中央监察体系。明代进一步整顿和扩充中央监察机关，撤销御史台，将台、殿、察三院合并为都察院。20世纪初，清王朝在“变法修律”活动中，从国外引进资本主义检察制度，将都察院分化出检察厅，都察院单列为行政监察机关。纵观历史资料，虽然古代的御史监察机构与现代监察检察机构在组织和活动内容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在监督法律的执行，查处官吏的违法失职行为，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方面，前后确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是现代纪检、监察、检察机构产生的历史渊源。再来看看当代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检察机关发展演变的历史，他们的成立、发展和变化过程也是大体相径的。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检察机关同样经历了初创时期、发展时期、发生波折时期、中断时期，以及恢复和发展时期。1955年至1966年，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曾更名为监察委员会。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党的纪检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人民检察机关被撤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和逐步健全了各级纪检、监察、检察机构，开始形成了党和国家完备的监督体系，其地位和作用同时不断得到加强。如建国初建立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是后来的监察委员会，都是同级党委所属的一个部门，称为省委、市委、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而在党的十二大以后，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则是同级的领导班子之一，称为省、市、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书记必须配备同级党委副书记一级干部。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同级党的全体委员会议。1993年，党和国家为强化党纪政纪监督的整体效应，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与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合署办公，使党内外监督的合力达到最佳效果。与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样，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国家机构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下的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平行的国家机关，其在国家机构中的特定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次，看看他们机构建立的经济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共同性。党的纪检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同属于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并为同一经济基础服务。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学说认为，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为经济基础服务，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国家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驾护航，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现阶段他们有着共同的指导思想，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履行各自的职能，同心同德地为党和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并肩奋斗。可以这样说，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与人民检察机关在奔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道上，思想同心、目标同向，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共进。再次，看看他们活动的基本原则及工作方法的一致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活动的基本原则，是指按照党章与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上述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所必须遵循的各项基本准则。用心观察当今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实践活动，不难看出他们坚持基本原则的高度一致性。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

第三篇：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之辨析

比较和辨析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乍看并非易事，但笔者愿对此作些探讨，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之辨析。······一检查、监察、检察的释义，既有同义之处，又有某些异别。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诠释，所谓检查就是为了发现问题而用心查看；所谓监察，就是从旁察看或从旁考察；所谓检察，就是仔细察看、审查被检举的事实。顾名思义，上述诠释对理解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概念似乎有所启示。再解读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定义跃然纸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对党员、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能机关；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此看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与人民检察机关的特征和性质是有一定区别的。是否可以说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呢？回答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作为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关，尽管他们的对外名称不同，担负的职能也不尽相同，然而构建这些机关内部的各种结构要素却是共同的。这些要素有：历史渊源、发展过程、经济基础、指导思想、领导体制、职责范围，以及组织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等。从分析构建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结构要素入手，足以能从静态和动态的结合上探寻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那么，根据上述辨析方法，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与人民检察机关有哪些相同之处呢？首先，先看看他们历史渊源和发展演变的相似性。中国监察机构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有着一脉相承的沿革印迹。早在春秋时代，西周就曾任命老聃为朝廷柱下史，即后世之御史。秦始皇一统天下，专设御史纠察百官。西汉时称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府”或“御史台”、“总台”，北朝时称“南台”，唐高宗改称“宪台”，武周时又称“肃政台”。唐代并对御史台作了重大改革，即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构成一个严密的中央监察体系。明代进一步整顿和扩充中央监察机关，撤销御史台，将台、殿、察三院合并为都察院。20世纪初，清王朝在“变法修律”活动中，从国外引进资本主义检察制度，将都察院分化出检察厅，都察院单列为行政监察机关。纵观历史资料，虽然古代的御史监察机构与现代监察检察机构在组织和活动内容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在监督法律的执行，查处官吏的违法失职行为，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方面，前后确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是现代纪检、监察、检察机构产生的历史渊源。再来看看当代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检察机关发展演变的历史，他们的成立、发展和变化过程也是大体相径的。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检察机关同样经历了初创时期、发展时期、发生波折时期、中断时期，以及恢复和发展时期。1955年至1966年，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曾更名为监察委员会。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党的纪检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人民检察机关被撤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和逐步健全了各级纪检、监察、检察机构，开始形成了党和国家完备的监督体系，其地位和作用同时不断得到加强。如建国初建立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是后来的监察委员会，都是同级党委所属的一个部门，称为省委、市委、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而在党的十二大以后，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则是同级的领导班子之一，称为省、市、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书记必须配备同级党委副书记一级干部。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同级党的全体委员会议。1993年，党和国家为强化党纪政纪监督的整体效应，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与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合署办公，使党内外监督的合力达到最佳效果。与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样，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国家机构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下的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平行的国家机关，其在国家机构中的特定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次，看看他们机构建立的经济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共同性。党的纪检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同属于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并为同一经济基础服务。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学说认为，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为经济基础服务，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国家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驾护航，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现阶段他们有着共同的指导思想，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履行各自的职能，同心同德地为党和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并肩奋斗。可以这样说，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与人民检察机关在奔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道上，思想同心、目标同向，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共进。再次，看看他们活动的基本原则及工作方法的一致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活动的基本原则，是指按照党章与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上述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所必须遵循的各项基本准则。用心观察当今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实践活动，不难看出他们坚持基本原则的高度一致性。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履行职责时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调查报告《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之辨析》。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分别明文规定在调查处理党内案件、行政案件、诉讼案件时，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和党纪，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忠实于事实真像，并做到有错必纠。二是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现阶段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共同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实行群众路线，具体表现在：一是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以专门机关为主的工作方针，在查处违法违纪案件过程中，依靠群众，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二是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自觉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及时处理人民群众对有违反党纪政纪国法行为的控告和检举；三是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执法为民，努力让人民满意，让人民放心。三是坚持适用党纪法律一律平等原则。适用党纪法律一律平等原则是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共同严格遵守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章程及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坚持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违反党的纪律都必须受到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工作在适用法律和行政纪律上人人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对于任何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多年的实践证明，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适用党纪和法律上坚持了铁的纪律，坚持人人平等原则，决不允许有不受纪律和国法约束的“特殊公民”或“特殊党员”出现，这方面的事例有目共睹，因而无需赘言。此外，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研究决定案件的定性处理意见及处理其他重大问题时，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检察委员会都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中讨论研究，而不是个人说了算，其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是高度一致的。······三通过上述分析，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共同点清晰可见。同样，他们在行使监督权的活动中，其特有的不同点也显而易见。

1、监督对象不同。纪检机关监督的对象是党的组织和党员，监察机关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而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除了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当然包括党员干部）以外，还包括广大公民，比其他几种监督对象要广泛得多。

2、监督范围不同。纪检机关只能对党员违反党纪行为进行检查处理，对其中需要作政纪处理或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必须移送国家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含公安、国家安全、检察、法院等机关）分别依法处理。监察机关只能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进行检查纠正。而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一方面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违反法律达到犯罪程度的进行追究；另一方面是对侦查、审判、劳改、劳教等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它的监督活动所涉及的法律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宪法和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行诉法等国家基本法律以及各种行政法规和经济法规。

3、监督方法不同。检察机关主要是运用提起刑事诉讼的方法行使其法律监督职权，即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追究，提起公诉，以维护宪法和刑法以及各种行政法规和经济法规的正确实施。其中纠正公安、法院等有关机关的违法行为也主要是通过刑事诉讼活动来进行。这种特殊的监督方法是纪检监察机关所没有的。同时，纪检监察机关对监督对象违纪行为的调查与检察机关对犯罪案件的侦查也是截然不同的。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如拘传、拘留等；而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只能依照党章党规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党纪监察措施，如责令违纪嫌疑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这些措施不能超出党纪、行政措施的范围，采取拘禁或者变相拘禁等，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纪检监察机关在调查案件过程中，如有需要检察、公安等机关协助的，必须按有关法定程序办理。

4、监督效力不同。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具有国家强制力，有权代表国家对违法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使其担负刑事责任。而纪检监察机关只能给违反党纪政纪者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四综上所述，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中是一个有机整体，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区别，又互为条件。党的十六大对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三位一体”的整体功能，做到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优势互补，不断提升整体联动的监督水准，注意把握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强化党的核心监督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监督在整个监督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因而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党的核心监督作用不是直接对国家监督机关发号施令，而是从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实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监督职能。首先党通过各级党组织实行政治监督，保证各级监督机关相互衔接配合，保证党的各项重大决定得到贯彻执行；其次党通过向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推荐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实行组织方面的监督；再就是党通过向各级检察机关派驻纪律检查组，督促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严格执法，公证司法，正确行使国家的检察权。其二，增强相互支撑的监督效应。毋庸置疑，现阶段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联手惩治党内腐败分子，打击经济领域内的违法犯罪活动，相互支持和配合，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确实令国人瞩目称赞。应当提起的是，这种相互支撑，整体推进的监督效应进一步得到加强。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应当继续坚持密切配合，互通情况，互相支持，而不是互不通气，更不是彼此掣肘。相互配合，决不是互相代替，越俎代庖，而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作战。当前需要着重处理好党员干部及国家公务员在触犯刑律的情况下所发生的问题。党员干部违反党纪政纪，其行为又触犯了刑律，纪检监察机关在立案调查时应主动向检察机关通气，共同商讨恰当的隔离审查对策，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既不违反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规定，又能保证案件调查或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党员违法犯罪的案件时，应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提供材料，纪检机关应认真审理，并根据不同情况，提出审理报告。

第四篇：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思路及方法

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思路及方法

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者，对于保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保证检察机关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规范执法，廉洁从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检察机关从事纪检监察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我院在日常工作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积极探索创新具有检察工作特色的纪检监察工作。

一、工作思路

检察机关的纪检监察工作，作为检察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工作中我们高度重视，主要探索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正确处理检察工作与纪检监察工作的关系。检察工作是人民检察院的基本工作，也是检察院各项工作的重心。做好检察工作离不开纪律的保障。实践证明，如果在抓检察工作的同时，忽视了纪律教育，检察工作就容易出问题。因此，我们在大力抓好业务工作的同时，要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花大力气抓好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用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对执法活动加以保障，促进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2、正确处理教育查处与爱护干部的关系。纪检监察工作的性质决定要对违法违纪干警进行教育查处，教育查处工作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个别干警可能对纪检监察工作认识 不到位，认为是“自己人在整自己人”，有意与自己过不去。这种错误的认识，给纪检监察工作造成了障碍，因此，要经常性的开展教育，努力使干警认识到纪检监察部门的教育处理是对干部的关心爱护。在实际工作中，纪检监察干部要切实履行职责，大胆管理，严格要求，经常对干警思想上的偏差进行纠正，对行为上的失范进行批评，未雨绸缪，防范未然，确保单位不出问题，确保干部不出问题。

3、正确处理与院内其他部门的关系。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与检察院其他部门的教育工作广泛交叉和重叠，有着十分密切的协作关系。对此，纪检监察部门要协助、会同检察院党组和政工部门经常对干警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使党员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纪检监察部门要配合其他业务部门，结合检察工作实际，以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为主线，紧紧围绕司法为民，廉洁奉公，秉公执法等内容进行教育，促使检察干警在工作中遵纪守法、廉洁高效。

二、工作方法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坚持把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融入到执法办案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在加大对执法办案活动的监督，把监督工作贯穿于执法办案的全过程的开展，严格预防和查处司法腐败的同时；加强对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弘扬先进文化，培树廉政勤政观念，构建全面监督约束网络体 系，推进我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开展。

1、抓受理环节，抓好案前预防

我们抓住举报中心这个重要关口，与控申部门定时联系、积极沟通。在院党组的协调和支持下，举报中心在对受理的案件线索进行审查、分流的同时，把相应的材料交纪检监察部门备案，监察人员对举报线索实行跟踪管理监督，确保了举报线索能按性质及时转到相应的侦查部门。

2、抓立案环节，搞好案中监督

对举报中心分流到自侦部门的案件线索，自侦部门在对案件进行初查后，将案件线索初查、立案的情况及时反馈给纪检监察部门。监察部门对办案场所、审讯、搜查、扣押款物、采取强制措施等环节重点监督，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

3、抓回访环节，确保执法效果

每起案件办结后，院纪检组采取上门回访、电话回访、发放回访卡等形式，广泛听取发案单位和当事人的意见，了解办案人员执法办案的情况，对遵守法律法规和办案纪律情况进行即时有效监督。使纪检监察工作更加贴紧自侦案件的实际。

4、抓查处力度，严惩违纪行为

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对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就应毫不手软、持之以恒地严肃查处，彻底清除检察院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不能寄希望于问题不暴露，而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发现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对于违纪违法行为，坚决按照有关纪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一人，处理一人，绝不姑息迁就。同时，坚决支持保护执法活动中的合法行为，对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干警要予以保护，对那些诬告检察官、打击报复办案人员的坚决依法进行处理。

5、抓警示教育，筑牢道德防线

我院始终坚持教育为主，警钟长鸣、防微杜渐的方针，健全并完善了教育培训制度，多方面入手，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廉政建设，推广廉政文化，扩大覆盖面，减少空白点。在教育的内容上，我们突出对检察人员的理想信念、廉洁从检、党纪条规等教育；在教育的对象上，突出对领导班子成员、新任职领导干部（包括中层干部）、重点岗位干部、初任检察官等教育；在教育的形式上，通过采取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反面教育相结合、普遍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等方法，突出教育的重点时期和重点环节，硬化教育考核指标。通过教育来筑牢广大检察人员防腐拒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减少违纪违法现象。

6、抓社会监督，提升机关形象

加强内外结合的监督工作，是做好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的关键环节。我院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主动、公开接受 社会的监督，树立了良好的检察社会形象。充分发挥特约监督员、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主动请进来，组织他们开展行风评议、明察暗访、检查窗口服务、视察座谈等多种多样的活动；主动走出去，纪检组长深入到基层走访人大代表和群众，听取他们对检察工作和检察干警的意见和建议；在干警家属中开展了“家庭助廉”活动，要求每一位家属帮助干警过好权力关、金钱关、人情关，营造文明向上的家庭环境。引导干警家属争当反腐倡廉的“监督员”，共同筑牢家庭廉洁防线。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院积极探索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围绕全院工作大局和检察工作的特点，构建纪检监察工作与其它各业务部门工作紧密联系、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工作新模式，促进了办案人员正确执行国家法律和检察院纪律，模范践行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预防和减少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树立了人民检察院公正、高效、文明、廉洁的良好形象。

第五篇：检察机关执法理念调研报告

宽严相济与检察机关执法理念的重塑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对检察机关提出了重大课题。因此，创新检察机关执法理念，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执法理念在我国司法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普遍重视，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进行了广泛和充分的研究。在我国，不同主体

对于执法理念有一些共同的标准、原则、价值和要求，如公平、正义、效率、廉洁等，但具体内容又有不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当前关键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战略思想为指导。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一个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检察机关来说，维护公平正义是其天职，应当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生命线。

检察机关执法理念存在三个突出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治安总体形势比较严峻，我们在刑事司法领域，主要贯彻“严打”的刑事政策，控制犯罪的理念占主导地位，这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相契合。惩治犯罪、控制犯罪，这是任何国家、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世界各国刑事法律立法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但刑事法治实践表明，在现代多元社会，实现正义的方式需要多样性，过分偏重惩治、控制犯罪理念，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维护。多年来，我国司法人员理念中，始终充斥着“高压”、“严惩”的字眼，对于刑事犯罪的处理没有很好地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偏重控制犯罪理念

多年来，人们习惯把检察机关当成枪杆子和追究犯罪的打手，形成检察机关浓重的控制犯罪执法理念。突出表现是重打击轻保护，重视刑事法律的惩治功能，忽视其保护人权，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功能。主要表现是：宁愿多捕不愿少捕；宁愿错抓不愿错放；宁愿多诉不愿少诉。

具体表现在：1.逮捕法定条件的严格控制与逮捕适用的普遍化的矛盾。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逮捕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证据要件、刑罚要件和必要性要件。但从审查逮捕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逮捕的后两个条件，即刑罚要件和必要性要件被“淡化”、乃至“虚化”，逮捕的法定条件在实践中演变为“构罪即捕”，即在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能够作出有罪判决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一般都批准逮捕，无逮捕必要的适用率过低。

2.起诉裁量权的扩大与相对不起诉功能萎缩的矛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理论上称之为相对不起诉。但由于受观念、体制、立法、政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相对不起诉在实践中出现运行不畅、功能萎缩的状态。实践中，大量轻罪案件与重罪案件一样，遵循着基本相同的诉讼程序：侦查———起诉———审判，仅有很少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分流，相对不起诉的价值仅在极小范围内得以体现。

偏重程序控制理念

程序控制理念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工具式”刑事司法理念之一，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它的高成本使贫穷者望而却步，它的精细与复杂使审判日益笨重。司法实践中存在轻罪案件迅速审理的原则与简易程序受到限制的矛盾。对于轻罪案件广泛运用简易程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主流，但在实践中由于审限的限制以及被告人不认罪的限制，通过设立简易程序达到减少积案，缩短诉讼周期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

程序控制理念的单调性使其无法回应多样性的争端，在解纷止争面前日显捉襟见肘。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辩诉交易制度，实践中却存在着类似于辩诉交易的司法操作。随着犯罪形势的变化，要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和正义，推行认罪协商实有必要。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中，只有自诉程序中才有“和解”的规定，在公诉程序中则无。但实践中，刑事和解已逐渐突破原来的轻微刑事案件领域，甚至适用到盗窃、伤害等，尤其是在部分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更为普遍。

偏重刑罚羁押理念

当前突出表现是社区矫正出狱的兴起与轻罪案件监禁率偏高的矛盾。目前西方国家刑罚适用的重点已由监禁矫正为主转入社区矫正为主的模式，社区矫正不仅在适用率方面大大高于监禁率，且还有取而代之之势。这表明社区矫正将是犯罪矫正的未来方向。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实刑)为主要模式的。大量适用监禁刑不仅加大行刑成本，降低行刑效益，而且容易树立社会对立面，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与检察机关执法理念的更新重塑

根据和谐的内在价值要求，和谐作为司法机关执法理念的价值取向，使两个前提发生变革。一是国家治理犯罪的理念变革，不再视所有的犯罪为不可饶恕的罪行，相反，对某些犯罪是可以原谅的。这必然促使执法机关

对犯罪本质作重新理解；二是刑事诉讼应该具有民事诉讼那样的解决纠纷的价值理念。“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的内容之一，应注重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重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重塑全新执法理念：

树立轻缓惩治理念

一是引进暂缓起诉措施，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

刑化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兼取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长处，使诉讼程序更为合理和科学，是体现我国刑事法律与时俱进思想的一项制度创新，有利于实现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的减少，缩短了诉讼时间，减轻了讼累，可以使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也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在强制措施的适用上，改变目前以逮捕为主导的候审羁押制度，完善羁押的替代性措施，适度提高取保候审率。笔者以为，对轻微犯罪应坚持逮捕的“谦抑性”原则，慎用逮捕措施。在逮捕条件上，应全面把握，整体衡量，“行为已构成犯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确有逮捕必要”二者缺一不可，实践中“构罪即捕”的做法应予以纠正。羁押决定引发了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最尖锐的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是在社会利益和被告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就轻微犯罪而言，完善羁押的替代性措施，适度提高取保候审率，是实现这种利益平衡的较为理想的方案。在这方面，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已经表现出积极的姿态，表示对于轻刑犯要采取更为轻缓的刑事政策，充分体现“轻罪轻处，轻罪轻罚”，主张对于未成年犯、初犯、偶犯、过失犯，具有从轻、减轻情节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理。

树立程序自治理念

应扩大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的适用范围。公诉部门将案件起诉基于的标准就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刑诉法第46条明确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将被告人认罪与否作为能否适用简易程序的理由显然不符合立法本意，建议取消这一要件，以便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同时，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能够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

树立恢复性司法理念

恢复性司法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弥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对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乃至邻里纠纷给予关注，尽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阶段介入，通过化解人际关系，减少社区矛盾来预防犯罪。这种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的司法模式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对轻微犯罪案件，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允许当事人和解后由侦查机关撤案或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

树立刑事控制与行刑社会化并重理念

在刑种刑制的选择上，落实刑罚经济原则和行刑社会化思想，将轻罪案件刑罚适用的重点由监禁矫正为主调整为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并重，广泛适用罚金刑和缓刑。罚金刑现已成为许多国家刑罚体系中的主刑，并且将其作为短期自由刑的一种替代措施，逐步扩大适用范围。与此同时，缓刑作为避免短期自由刑弊端、有条件执行的心理强制作用和依靠社会力量帮助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一种措施，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