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融欧债危机的思考
金融欧债危机的思考 2011年1月27日,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在研究了数千份文件后,公布调查结果报告。报告阐述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政府、银行在危机中承担的角色,以及华尔街一些金融机构和“冒险家” 的贪婪和失职,从而制造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然而,调查委员会成员却对报告有着不同的意见。委员会中有六名民主党成员可预见,但另外四名共和党成员却签署了反对意见报告。危机调查委员会成员之一凯斯‘汉尼赛将他们的分歧归结为对下面这句话的不同看法:“金融危机本可以避免。”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危机形成与爆发初期的2007~2009年,政府赤字数额急剧增加。2009年,希腊外债占GDP比例已高达115%,这个习惯于透支未来的国家已经逐渐失去了继续借贷的资本。这些问题普遍存在。随着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日渐深入,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看齐,支出水平超出国内产出的部分越来越大。由于工资及各种社会福利在上涨之后难以向下调整,即存在所谓的“粘性”,导致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负债比率节节攀升。
此时,已经背负巨额债务的政府,其进一步借贷的能力已大不如前,政府信用已经不能令投资者安心充当债权人的角色。当巨额的政府预算赤字不能用新发债务的方式进行弥补时,债务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金融危机本可以避免吗? 2007年到2010年的经济大衰退有很多原因,庞大的国外借款,过宽的货币政策,轻率的贷款程序,松懈的管理等,都是此次金融危机的促成因素,而这些因素对危机的影响孰轻孰重,还有待讨论。尽管彼此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在危机前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险迹象,这点是无可争议的。而且大家也认同,如果事先采取更恰当的经济政策,便可降低此次危机的影响,甚至可以完全避免危机的发生。
PIIGS五国经历如此严重的危机,动作迟缓、不作为或乱开“药方”的五国政府难辞其咎。虽然五国政府在危机前与危机中的表现不尽相同,但其失职行为是危机的重要助推因素。首先,为了追逐短期利益,在大选与民意调查中取悦民众,政府采用“愚民政策”,采取了“饮鸩止渴”的行为。例如,希腊政府在2009年之前隐瞒了大量的财政亏空。其次,一些政府试图通过各种途径逃避欧盟委员会与欧洲央行的监管处罚。德国、法国等经济发展“龙头”曾是这方面的负面典型,而其他国家也随之纷纷效仿。再次,以爱尔兰、西班牙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政府放任国内经济泡沫膨胀,一旦泡沫破灭,又动用大量的纳税人财富去救助虚拟经济,导致经济结构人为扭曲。
最后,政府首脑过于畏首畏尾,不敢采取果断措施将危机扼杀于“萌芽状态”。例如,意大利政府在2009年赤字达到5.3%时没有采取果断行动,而是一味拖延,导致了目前危机升级的局面。
欧债危机持续一年多来,欧洲各国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经济社会矛盾全面爆发。近来,欧洲各主要城市不断爆发各种游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以财政紧缩措施应对欧债危机。专家指出,欧洲多国长期低增长、高支出,改革当前作为公共财政支出主要项目之一的高福利制度才是解决债务危机、恢复经济活力的长远之计。但高福利社会制度已然积重难返,公众舆论阻力极大,绝大多数改革将止步于小修小补,大的变革必定举步维艰。数十年来,欧洲一直以“生活方式上的超级大国”自居,高福利也一直是欧洲社会的显要标志。然而,随着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加之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高福利社会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质疑。
二战结束后,很多欧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军费支出大幅下降,社会福利制度日益发展。基本福利主要包括免费医疗保健、长期失业救济、高额养老金、悠长假期等。高福利也逐渐成为政党竞争上台的筹码。随着国民福利待遇日渐水涨船高,一些国家开始寅吃卯粮,依赖外债维持财政。
新世纪以来,欧洲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重公共福利支出的负担,某些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占公共支出的70%,是政府财政赤字的首要因素。联合国数据显示,2010年欧洲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6.5%,远远超出7%的老龄化社会警戒线;1950年欧洲平均每8个人抚养1个老人,2010年平均每4个人抚养1个老人,2050年预计平均每2个人就要抚养1个老人。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债务问题开始暴露,失业率也长期居高不下。2010年,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0%,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失业率均超过12%。随着债务危机迅速蔓延,欧洲各国被迫紧缩财政与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英国智库“开放欧洲”研究所驻布鲁塞尔首席研究员克莱伯说,即便是目前经济发展依然强劲的德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要面临高福利导致的资金短缺问题。
事实上,欧洲多国政府已经有所动作,特别是退休金制度几乎在所有欧盟国家都遭遇了变革。但大多数变革没有触及根本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公众持续抗议,政府改革阻力很大。
布鲁塞尔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祖勒格强调,当前欧盟推动的各种救助机制和财政紧缩政策大多只能缓解或拖延危机,难以标本兼治。长远来看,欧洲各国必须进行体制性改革,特别是社会福利制度和鼓励经济增长的公共政策改革。
欧洲各国发展存在差异,彼此联系甚为密切,资源、资金积聚在经济发展好、安全性高的地区,欧洲各国由此形成了二元结构。过去20年,欧洲的良好发展使得欧洲各国过度自信,过度消费,高消费的格局必须由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来维持,国家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都用于转移支付,维持社会福利制度。
欧债危机爆发,要求别国参与救助的前提是欧洲必须先自救。从长期来看,一个财政稳健的欧洲,一个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能与美元抗衡的欧元符合中国的利益。打破美国和美元一统天下的垄断地位,有利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了很多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关注的焦点,所以现在中国的金融监管基调是稳重求进,金融国有资产的改革尽管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不会大张旗鼓宣扬。
现在金融系统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首先是平台风险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地方平台贷的余额高达10万亿元,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地方平台的资金链紧张已成现实,超过银行资产体系10%的平台贷成为最不确定的风险敞口,所以,地方平台的重组已经到了关口。单一依靠银行融资的模式不能进行下去了,否则银行体系危险。
10万亿元的资金一旦出现问题,银行的流动性势必受到掣肘,更为关键的是,银行跟20万亿的债券市场连在一起,债券主要是银行相互持有,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风险聚集太集中,所以一旦平台出现问题,势必引发连锁反应。目前,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的50%以上,所以平台重组跟国有金融改革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话题。市政债、地方债的推出成为必然。
人民币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内问题,而是国际问题,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的三化问题尽管在周小川的新年致辞中隐含其中,但市场还是期待金融工作会议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就如同证券市场的改革一样,希望新股发行真正的市场化,尽管的透明化。不过,这一切都是猜想跟期待,美国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欧洲人的问题还一团浆糊,所以,后危机时代的方向才是现在中国需要认真思考的。
第二篇:欧债危机
过度举债
发布时间:2011年11月21日 11:29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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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如表1所示,除西班牙与葡萄牙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净储蓄盈余外,PIIGS五国在1980~2009年间均处于负债投资状态。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危机形成与爆发初期的2007~2009年,政府赤字数额急剧增加。以希腊为例,从2001年加入欧元区到2008年危机爆发前夕,希腊年平均债务赤字达到了5%,而同期欧元区数据仅为2%;希腊的经常项目赤字年均为9%,同期欧元区数据仅为1%。2009年,希腊外债占GDP比例已高达115%,这个习惯于透支未来的国家已经逐渐失去了继续借贷的资本。这些问题在PIIGS五国中普遍存在。
随着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日渐深入,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看齐,支出水平超出国内产出的部分越来越大。由于工资及各种社会福利在上涨之后难以向下调整,即存在所谓的“粘性”,导致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负债比率节节攀升。
西班牙和爱尔兰债务问题的成因与希腊略有不同。这两个国家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房地产市场迅速萧条,国内银行体系出现大量坏账,最终形成银行业危机。而政府在救助银行业的过程中,举债与偿债的能力均出现了问题。
此时,已经背负巨额债务的五国政府,其进一步借贷的能力已大不如前,政府信用已经不能令投资者安心充当债权人的角色。投资者一般将6%作为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警戒值,一旦超过这一水平,该国将面临主权债务危机。意大利的债务问题在PIIGS五国中前景相对乐观,但目前其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水平已接近6%。除意大利之外,PIIGS五国2009年的政府赤字均已经数倍于3%的警戒值,如表2所示。当巨额的政府预算赤字不能用新发债务的方式进行弥补时,债务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政府失职与制度缺陷 发布时间:2011年11月21日 11:30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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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IGS五国经历如此严重的危机,动作迟缓、不作为或乱开“药方”的五国政府难辞其咎。虽然五国政府在危机前与危机中的表现不尽相同,但其失职行为是危机的重要助推因素。
首先,为了追逐短期利益,在大选与民意调查中取悦民众,政府采用“愚民政策”,采取了“饮鸩止渴”的行为。例如,希腊政府在2009年之前隐瞒了大量的财政亏空。
其次,一些政府试图通过各种途径逃避欧盟委员会与欧洲央行的监管处罚。德国、法国等经济发展“龙头”曾是这方面的负面典型,而其他国家也随之纷纷效仿。
再次,以爱尔兰、西班牙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政府放任国内经济泡沫膨胀,一旦泡沫破灭,又动用大量的纳税人财富去救助虚拟经济,导致经济结构人为扭曲。
最后,政府首脑过于畏首畏尾,不敢采取果断措施将危机扼杀于“萌芽状态”。例如,意大利政府在2009年赤字达到5.3%时没有采取果断行动,而是一味拖延,导致了目前危机升级的局面。
欧元区的制度缺陷在本次危机中也有所显现。首先,根据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各成员国没有货币发行权,也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负责整个区域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政策实施。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统一的货币使区域内的国家享受到了很多好处,在经济景气阶段,这种安排促进了区域内外的贸易发展,降低了宏观交易成本。然而,在风暴来临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因地制宜地执行货币政策,进而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这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冰岛总统近日指出,冰岛之所以能够从破产的深渊中快速反弹,就是因为政府和央行能够以自己的货币贬值,来推动本国产品出口,这是任何欧元区国家无法享受的“政策福利”。而英国政府也多次重申不会加入欧元区。
从债务危机看欧元区体制性缺陷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20日 10:11 来源:新华网作者:记者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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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新华网布鲁塞尔8月19日电(记者尚军)今年上半年,一场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使欧元面临着自诞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一度有望向美元发起挑战的欧元黯然失色。在这场危机中,欧元区体制性缺陷暴露无遗,这给欧元前景蒙上阴影。
剖析这场危机,虽然成因种种且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危机集中爆发于欧元区内却反映了某些共性,尤其是欧元区“天生”的体制性缺陷,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二元性”。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曾指出,从总体财政状况来说,欧元区并不比美国或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糟糕,但欧元区却在债务危机中首当其冲,这背后反映的欧元区架构问题值得深思。
基于各国政治意愿,欧元区成立之初只是统一了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财政政策,财政大权依然被视为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这种二元结构从一开始就遭到过质疑,但直到债务危机爆发,其危害性才真正显现,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从事先预防来看,这种二元结构无法对欧元区内成员财政状况进行有效监督和及时纠正,造成财政纪律松懈。二是从事后应对来看,二元结构充分暴露出了欧元区危机处理能力不足。
为便于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单一货币区内的成员即便不能统一财政,也应在财政上保持步调一致。针对欧元区财政“短腿”的天生缺陷,欧盟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为欧元区成员的财政协调提供了基本框架。但事实证明,公约执行力相当有限。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率先陷入债务危机与其多年来无视欧盟财政纪律,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常年超标有关。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打击则让本已捉襟见肘的希腊政府最终陷入危机。
与此同时,欧元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不守规矩的赤字国提供了“庇护”。通常,一国财政状况恶化时,其发行国债融资的成本将会上升,这会迫使该国及时巩固财政,但在欧洲债务危机中,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却失灵了。
这一方面与希腊在统计数据上做手脚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起因于欧元“保护伞”。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希腊等国享尽了欧元“红利”,得益于欧元区的低通胀、低利率政策,这些国家依然不用为融资发愁,欧元区的低利率政策甚至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国家过度消费。结果当问题累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市场的剧烈调整令欧元区付出了代价。
在应对危机时,一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欧元区“中央”财政作后盾,再加上所谓“不救助”条款,当希腊等欧元区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时,它只能依靠自身财政作为偿债担保,可谓势单力薄,难以消除市场担忧,同时也为投机者逐个击破提供了机会。有分析人士拿希腊与美国某个州作类比,尽管美国个别州的财政状况比希腊还糟糕,却不会出现类似希腊的危机,因为有美国联邦财政作后盾。
另一方面,欧元区在希腊陷入危机后也没有一套现成的应对机制可以弥补“中央”财政的缺失。欧元区国家在经过数月的讨价还价后才出台希腊救助机制,这被认为是造成危机一步步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债务危机还暴露出欧元区长期存在的内部经济失衡。近年来,以希腊为代表的部分欧元区国家经济竞争力相对下降,经常项目赤字累积,与德国等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从而成为欧元区的薄弱环节。基于欧元区内部各国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任何一个成员的危机都有可能波及其他国家,从而诱发整个货币区的危机。
针对债务危机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欧盟已着手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成立一个由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亲自“挂帅”、包括各成员国财政部长在内的专门小组,就改进欧盟经济治理拿出具体建议,由定于今年10月召开的欧盟峰会定夺。
在今年5月的首次会议上,专门小组提出了加强欧盟内部经济治理的四个主要目标,即强化财政纪律、消除成员国竞争力差距、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一套长期的危机应对机制。范龙佩称,欧盟正处在关键时刻,接下来所采取的措施将决定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命运,欧盟应当从债务危机中汲取教训,从危机预防和管理两方面入手防止类似危机重演。
根据欧盟领导人的授权,欧盟委员会6月30日提出完善欧盟经济治理的初步建议。建议建立在三大支柱上,即强化以《稳定与增长公约》为基石的财政纪律、解决宏观经济失衡和竞争力差距以及建立一套永久性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与专门小组的思路基本一致。
可以说,债务危机在给欧元区带来巨大考验的同时,也为欧元区体制完善提供了契机和动力。欧元能否像欧盟领导人坚称的那样会渡过眼下难关并变得更加强大,人们拭目以待。
欧洲债务危机引爆经济社会矛盾高福利积重难返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19日 19:08 来源:深圳新闻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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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持续一年多来,欧洲各国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经济社会矛盾全面爆发。近来,欧洲各主要城市不断爆发各种游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以财政紧缩措施应对欧债危机。
专家指出,欧洲多国长期低增长、高支出,改革当前作为公共财政支出主要项目之一的高福利制度才是解决债务危机、恢复经济活力的长远之计。但高福利社会制度已然积重难返,公众舆论阻力极大,绝大多数改革将止步于小修小补,大的变革必定举步维艰。
减赤迫不得已
数十年来,欧洲一直以“生活方式上的超级大国”自居,高福利也一直是欧洲社会的显要标志。然而,随着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加之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高福利社会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质疑。
二战结束后,很多欧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军费支出大幅下降,社会福利制度日益发展。基本福利主要包括免费医疗保健、长期失业救济、高额养老金、悠长假期等。高福利也逐渐成为政党竞争上台的筹码。随着国民福利待遇日渐水涨船高,一些国家开始寅吃卯粮,依赖外债维持财政。
新世纪以来,欧洲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重公共福利支出的负担,某些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占公共支出的70%,是政府财政赤字的首要因素。联合国数据显示,2010年欧洲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6.5%,远远超出7%的老龄化社会警戒线;1950年欧洲平均每8个人抚养1个老人,2010年平均每4个人抚养1个老人,2050年预计平均每2个人就要抚养1个老人。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债务问题开始暴露,失业率也长期居高不下。2010年,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0%,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失业率均超过12%。随着债务危机迅速蔓延,欧洲各国被迫紧缩财政与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英国智库“开放欧洲”研究所驻布鲁塞尔首席研究员克莱伯说,即便是目前经济发展依然强劲的德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要面临高福利导致的资金短缺问题。
事实上,欧洲多国政府已经有所动作,特别是退休金制度几乎在所有欧盟国家都遭遇了变革。但大多数变革没有触及根本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公众持续抗议,政府改革阻力很大。
布鲁塞尔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祖勒格强调,当前欧盟推动的各种救助机制和财政紧缩政策大多只能缓解或拖延危机,难以标本兼治。长远来看,欧洲各国必须进行体制性改革,特别是社会福利制度和鼓励经济增长的公共政策改革。
改革荆棘丛生
欧洲多国政府艰难推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以来,可谓频频受挫,阻力重重。实行多年的高福利政策通过保障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但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导致很多人不愿储蓄、不爱就业、过度消费。
在亟需救助的希腊政府被迫通过多项财政紧缩政策后,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等国政府也纷纷采取公务员减薪裁员、养老金冻结等手段紧缩财政,减少赤字,结果遭到民众和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各种罢工游行此起彼伏,欧洲社会到处弥漫着不满情绪。
一些专家提出,欧洲社会福利体系早在欧债危机爆发前就存在很多问题,目前欧洲的公共投资缺乏合理长远的规划,而财政紧缩仅仅是单一弥补性举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眼下这场危机也许可以为改革提供有利契机。
欧洲工会联盟研究院的卢尔代勒说,欧洲政府支出应当偏重就业和教育,确保优质的人力资源,因为劳动力市场竞争力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开放欧洲”研究所的克莱伯提出,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实质是造福下一代,但民众一时难以接受,而政府决策往往只注重短期利益,长远来看,放宽就业条例、鼓励个体创业、减轻私营企业税负等都不失为有效的措施。
反思欧洲高福利社会制度数十年发展演变与目前遭遇的困境不难发现,这一制度带来了经济低迷、赤字高涨、税收下降等一系列弊端,过高的、脱离经济发展实际的社会福利制度必然导致经济衰退。
欧洲政策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祖勒格提出,健康的社会福利制度关键在于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维持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点,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现代家庭结构变革等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培养和鼓励优质人力资源创造更多价值。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当前经济停滞和债务危机的双重压力,欧洲社会的高福利不愿向财政平衡妥协,财政赤字又难以维持高福利,经济困境和社会动荡互为因果。在此情况下,要实现社会大变革实属不易,但这又是欧洲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国际金融格局变迁与各方博弈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18日 08:59 来源:文汇报作者:章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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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对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影响力相对削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要博得更大的话语权,既有赖于自身的实力成长,还取决于金融主导国的意愿。而主要发达国家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决不会轻易让新兴经济体成为积极主导力量
日前结束的G20首尔峰会,其成果无法与巅峰时期的伦敦峰会相提并论。不过,作为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性经济沟通与协调机制,G20在本次会议上批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治理改革方案,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具有指标意义。
美欧日之外的金融力量已今非昔比
应当说,长期以来由美欧把持的IMF在现今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已大大下降,毕竟这个组织建立于65年前,而且没有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格局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改革与调整。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处于金融分工顶层地位的国家把持国际金融秩序的“玩票工具”,尽管它在全球金融尤其是货币稳定方面也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而今,这个看起来有点没落的金融俱乐部,终于承认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说明美欧和日本之外的金融力量已今非昔比。
从金融格局变迁与政经领袖们的言行举止看,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G20这种场合的表现似乎越来越自信,倒是盖特纳和伯南克们不时流露出焦躁情绪。个性鲜明的巴西财长吉多曼特加干脆就不参加此前在韩国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其实不来开会也无妨——在依靠实力说话的世界上,不必太在意谁说了什么,关键要看他的行动。美国人最近很焦躁,无论总统、内阁成员还是国会山上的政客,都按捺不住对新兴经济体的情绪性发泄。这不光是因为美国的经济表现尤其失业率与他们的支持率息息相关,更因为他们特别害怕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发展趋势。别忘了,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看重趋势。他们的策略是在潜在竞争对手尚未比肩美国时,遏制或者延缓起发展势头。
本轮全球金融格局变迁或将持续30年
实际上,美国更应该检讨自己的内外经济政策。众所周知,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对美国的打击是空前的,但它没有采取刮骨疗疾的反省措施,而一再施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转嫁危机成本,同时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并引爆汇率争端。而对于最应该受到约束的华尔街,奥巴马既恨又怕,大概他最终还是觉得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实在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不过,尽管美国的实力在不可避免地下降,但基于金融主导国的综合实力以及话语权惯性,其他国家要在短期内取代美国的地位并不现实。从历史的视角观察,本轮全球金融格局变迁或将持续30年才能最终定局。美联储在1913年成立后即成为全球最强中央银行。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金本位制,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崩溃,美国借此登上全球首席经济强国宝座:全球75%的黄金储备流入美国;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美元加冕全球货币王位。美元成为全球最重要或几乎唯一的储备货币、国际清算货币、价值储藏手段、金融交易货币和财富计价单位。从1913年到1944年,美国花了31年才从英国人手里接过“全球金融权杖”。要从满身密布金融神经的英国人那儿夺过金融主导权殊为不易,若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耗尽了英国的国力,美国恐怕不会如此顺利地实现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今,国际金融格局变迁面临的环境与60余年前相比大为不同,在相对和平时期实现格局的平稳过渡和转换,不仅需要经济实力成长,更需要后起国家提高博弈水准。
步履蹒跚的欧洲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
欧洲的老牌金融强国,假如不能领导新一轮经济革命,则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将在10年后被边缘化。今年4月,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仔细分析投票权的具体变更,会发现,投票权遭到实质性削减的主要是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洲三大经济强国;日本虽然少掉了1.22个百分点,但绝对投票权依然很高;更应关注的是,美国依然维持15.85%的投票权不变,继续握有最终的否决权。可见,那次投票权的部分“东移”,某种意义上是美国顺应发展中国家要求力压欧洲主要经济大国削减投票权的结果。本次关于IMF治理机制改革的博弈结果亦不例外,欧洲同意将6%的投票权转让给新兴经济体。毕竟形势比人强,过去优越感强烈的欧洲金融强国此番不得不再次屈服于美国压力。看来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曾经的世界超级强国英国之所以从“日不落帝国”的终点又回到偏居英伦三岛的起点,除了力量使用过度之外,就是因为英国统治者沉湎于金融业的表面繁荣而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如今,被福利资本主义和糟糕财政政策拖累的欧洲正受困于欧债危机,再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美国大概还有10年的“美元红利”期
在美国对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影响力相对削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要博得更大的话语权,既有赖于自身的实力成长,还取决于金融主导国的意愿。而主要发达国家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决不会轻易让新兴经济体成为积极主导力量。
二战之后,美国一直握有世界金融大权,任何实质性的挑战都会遭到其打压,即使是盟友日本和欧盟也不例外。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再到欧元的跌宕表现,背后都可察觉到美国人的操纵轨迹。假如在不久的将来,新兴经济体意欲谋求更大话语权,相信美国的金融寡头及其代言人美国政府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笔者估计,美国大概还有10年的“美元红利”期。只有当新兴经济体拥有了比肩美元的金融力量工具,美国才有可能真正坐下来和其他国家商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大家不要指望美国主动放弃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
(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副教授)
西班牙样本:欧债危机的结构性矛盾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3-05-30 09:17:28 评论(0)条随时随地看新闻
欧债危机爆发至今已三年有余。这期间,虽然欧盟各国对危机的态度和意见争议不休,但总体上控制和稳定了大局。然而,另一方面,危机却在欧元区国家不断扩展,蔓延至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所谓“欧猪五国”。
最近,只有100多万人口的小国塞浦路斯,因迫于欧盟压力向国内储户征税引发银行体系挤提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欧元区的担忧。看起来,欧债危机的解决仍遥遥无期,随时都有可能在某个国家或环节上爆发新的问题,并影响整个欧元区的稳定。
欧债危机的四大问题
欧债危机的本源在于欧元。欧元区共涉及17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又各不相同,但总体上看,最基本的问题只有四个,分别是:欧洲为何发生主权债务即欧债危机?欧债危机与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有关系吗?欧债危机发生后持续发酵,为何救助措施迟迟难以见效?欧债危机未来走势即何去何从呢?
前两个主要是欧债危机的起源或发生问题,后两个主要在于明晰欧债危机的解决之道及未来走向。
对于欧债危机的起源,我曾问过不少欧洲经济界人士,最疑惑不解的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冲击的是英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的大型金融机构,因这些国际性金融机构深度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中,购买了大量美国发行的CDO等金融衍生产品,从而遭受重大损失并一度摇摇欲坠。而后来欧债危机的爆发却集中在南欧一些边缘中小国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本身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并不深,当时所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不大。
如果说欧债危机是由美国金融危机的自然传导和延续,为何当时受冲击最大的英法荷瑞等国反倒未发生欧债危机,而在危机中所受影响并不大的“欧猪五国”却接连“中枪”?
这期间我恰好两次赴欧考察,经过实地调查、走访和思考,我认为欧债危机发生的基本原因至少可归结为两点:第一与欧元区建立的统一货币有关,第二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全球普遍出现的货币泛滥的大环境相联系。
第一点,情况很明显。因为发生欧债危机的国家均属“欧元国”,未使用欧元统一货币的国家,如英国、瑞士等,当初虽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但后来却均未遭遇欧债危机之困。因此,欧债危机是一个与欧元紧密相关的货币问题。
第二点,亦有事实依据。发生欧债危机的国家有两点共性,一是主要集中于南欧的边缘国家,二是前期均有一个欧元区流动性过剩、政府或民间过度举债的累积过程。
最典型的当属希腊和西班牙,至今都是欧债危机的风暴中心,分别代表了危机发生国的两种类型。希腊的主要特点,是在当时欧元区流动性明显过剩、极易借贷并融资成本便宜的情况下,政府无休止地大量举债,并致使负债率水平远超其自身的偿债能力。至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希腊负债率即国债占GDP的比重已上升到130%左右,而此后在欧盟及IMF的多次救助及私人投资者大幅削债50%即1050亿欧元的情况下,2012年进一步上升到170%以上,成为欧元区负债率最高的国家,属于典型的主权债务危机。
西班牙危机较为复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其财政赤字率仅为4.2%,本国债务危机爆发前的2011年末,其整体负债率水平也只有61.5%,在所有欧元区国家中,西班牙较好地执行了欧元区《稳定和增长公约》相关财政纪律要求。即使危机发生后的2012年,其负债率虽有所上升,但仍不足70%,依然处于欧元区各国的偏低水平。
西班牙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主要是由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引发银行房贷出现大量坏账,并迫使政府撒钱解救,从而导致西班牙整体负债水平急剧攀升,进而引发国家信用危机。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危机原因总体上介于希、西两国两种类型之间。
这两种情况发生的背后,是在2002-2007年,全球出现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普遍泛滥、流动性严重过剩的局面。
欧债西班牙样本解析
西班牙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2012年其实现的GDP总额为1万多亿欧元,相当于另外发生债务危机的希、爱、葡三国之和的两倍多。
欧元初创之时曾一度疲软不堪,与美元汇率曾一度降为1:0.8.2000年末,美国科技网络股泡沫崩溃,美国所谓“新经济”神话的破灭,美联储遂启动了新一轮降息周期;2001年,美国遭受 “9.11”恐怖袭击,美联储进一步加快降息步伐,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将基准利率降为1%的历史最低水平,持续时间长达3-4年之久,形成美元持续贬值并在全球释放了大量流动性。
美元出现大幅贬值的同时,促使欧元持续升值,2007年末,欧元与美元汇率由低位时的1:0.8,最高上升为1:1.40;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曾一度触及1:1.60的历史高位。这种货币汇率的变化对全球货币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着实难以估量。
全球流动性过剩必然追逐高回报货币,欧元持续升值的过程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投资机会,事实上欧元升值本身就是这种投资活动的结果或表现。欧元区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并催生欧元区引发明显的资产泡沫现象。
在这种宽松的欧元统一货币幻境下,造成希腊等国借贷成本十分低下,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曾降为2%左右,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借贷成本相当。这极易给人产生一种错觉,使希腊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负债状况及清偿能力,大手大脚地花钱,在不知不觉中便债台高筑。直到有一天市场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大变化,其国债收益率水平直线上升,希腊人才如梦初醒,惊恐地发现他们的负债已然过重,甚至到了依靠本国能力根本无法偿还的地步。
试想,若欧元区尚未建立统一货币,全球也未曾出现累积多年的流动性严重过剩局面,希腊肯定不能借那么多的债务。若希腊仍使用本国货币,它所欠的由外国金融机构购买的债券应属于外债,对一个蕞尔小国,不可能借到且国际金融机构也不会借给它那么多远超其偿付能力的债务。按照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希腊也不可能获取并享受与德法等国相同的主权债务收益率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希腊货币自然会出现明显的贬值,并推高其借债成本。同时,希腊会受到经常账户赤字的约束,这对一个拥有主权货币发行的国家来说,是一条无法逾越的红线。
正是在欧元区宽松货币的幻境之中,才致使西班牙等国房地产市场长期过热,房价持续上涨。与此同时,银行的房地产信贷业务快速膨胀,西班牙掀起“炒房”热潮。西班牙桑坦德银行的同事介绍:在那几年西班牙形成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中,不少人家常常购置三套房产,一套在马德里,一套在风景度假区,一套在海边。当时房价不断上涨,谁拥有的房产多谁就可以多赚钱。其他国家的人也纷纷加入到西班牙的“炒房”队伍中。欧盟统一市场的建立以及欧元的发行与使用,为他们在西班牙等南欧国家购房置业大开方便之门。
总之,我认为,西班牙危机的根源并不是由政府过度举债形成的,而是由过度的房地产市场投机活动引发严重泡沫所造成的。全球及欧元区流动性严重过剩,且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又过多地流向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事实上,其他南欧国家如希、葡、意等,甚至包括法国的南部,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相同的房地产泡沫问题。
欧债危机为何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从总体上看,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巨大的金融泡沫破灭后,对不同的欧元区国家形成的不同影响所致。
欧元区结构性矛盾
欧盟及欧元的产生首先是基于政治意愿,而非经济原因。
从经济角度分析,统一货币的发行和使用,带来最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是:加入欧元区的17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差距参差不齐,仅就希腊与德国相比,其人均GDP就相差2倍以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的不同国家,共同发行和使用同一种货币,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首先,希腊等低收入国家,会更直接感受到与德、法等国在收入上的巨大落差,致使他们急欲拉平这种差距。再加上流动性严重过剩的局面,促使欧元债务收益率低企,诱导这些国家拼命借债,不受外部约束地大规模支出,争取自己的最大福利和发展机会。这期间,希腊工资的上涨速度远超过德国工资的上涨速度,致使消费超过其产出,国家经常账户长期维持在赤字状态。
希腊等国举债狂欢并不可持续,归根结底债务收入并非真正的劳动果实,只是财富或收入使用权的暂时让渡,而当偿债期限来临时,债务本性必将还原为其本来面目。若到期债务无法清偿,那就意味着债务风险的爆发。
第二个结构性问题,是超主权货币与主权国家之间引发的必然矛盾。一种由众多主权国家共同发行和使用的超主权货币,其形成的价值尺度,以及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的比价结构、汇率等,是一个影响至深至远的问题。其结果,若对某国或其中几个国家是合适或有利的,那么对其他差异大的国家就未必是合适或有利。因为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不可能适用同一种货币以及这种货币形成的同一种汇率。总体来看,欧元主要是依据德国马克设立的,较为适合德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胃口,而对南欧等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则难以适应。共同货币还带来另一种意料之中的变化,那就是欧元区市场的整合以及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在整合过程种,就会在欧盟经济发展中产生一些结构性矛盾,其中一点就是:欧元统一货币的发行和共同市场的建立,本意是促进或带动相对落后国家的发展并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但实际上却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局面,不仅未能有效缩小这种差距,反而可能进一步有所扩大。
总之,欧元区众多主权国家自觉放弃主权货币,发行和使用同一种超主权的共同货币,有违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自然毫无经验可资借鉴。
西班牙储蓄银行体系改革
欧债危机为何持续发酵及未来何去何从?我们仍以西班牙为例:当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那些大举按揭购买了多处房产的投资者,房价爆跌使手里的房产无法出售,面临巨亏又难以如期支付按揭贷款本息,全国出现大量的“断供”现象。
其次受影响的是银行。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期间,银行房贷业务异常火爆,而与此同时,其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以及银行业的外部监管却相对薄弱,未能及时跟上这种急速的发展变化,从而导致银行业房地产信贷风险不断积累并最终酿成大祸。
在西班牙实际上存在两类不同的银行体制,一类是大型商业银行,另一类则被称为储蓄银行。双方平分天下,约各占西班牙市场份额的一半左右。大型商业银行以桑坦德和BBVA为代表,这两家银行以发展海外市场业务为主,由于这类大型商业银行实行国际化战略,其市场早已分散化,国内所占比重较低,因此在这次西班牙房贷危机中,它们所受影响普遍较小。
储蓄银行属于西班牙特有的银行体制,治理结构十分特别,没有股东及董事会,为基金会形式,由地方政府、存款人、创始人和管理者等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传统上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行政色彩浓厚,专业性却不足。在法人治理、经营理念、管理体制、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普遍存在着不健全、不科学、不严格等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西班牙房地产热潮中,储蓄银行一方面盲目扩张分支机构,另一方面又大量转向房地产市场,导致房贷业务急剧扩张。据西班牙央行测算,2011年末在该国银行房地产贷款总计约3380亿欧元中,储蓄银行便占54%以上。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房贷业务风险大量暴露,在2012年中累计已有大约1850亿欧元的问题资产,其最终损失率估计约占一半左右。
在2010年6月仍存的45家储蓄银行中,共有43家卷入房贷坏账的泥沼难以自拔,只得由政府出面进行救助,至2012年3月经过几轮重组,已压缩为11家。为了应对银行业可能出现的重大危机,早在2009年6月西班牙政府就成立了一家名为“有序银行重组基金”,即FROB的公共实体,其主要目的和职能,就是重组受困信用机构及提高其资产净值。2010年12月,由七家储蓄银行合并组成班基亚银行(Bankia),由储蓄银行摇身一变改为商业银行,其业务规模也立刻上升为仅次于桑坦德和BBVA的西班牙第三大商业银行,2011年末其资产总额达到3280亿欧元。但班基亚银行始终困难重重,如履薄冰,终于在2012年5月发生重大挤提事件,只得由政府出面实施紧急救助。
西债危机最早爆发于2011年下半年,但FROB却在2009年6月即告成立,该机构负责人说:因为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裂最早始于2007年,与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极为相似。众多银行深陷其中,房贷坏账大量暴露,所以实际上信用机构尤其是储蓄银行的重组早已提上议事日程。
欧洲“金融分裂”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近五年来西班牙经济停滞不前,其中2012年又比上年收缩约1.42%,西班牙经济陷入明显的衰退之中。经济持续衰退必然带来严重的就业问题,2012年西班牙失业率甚至超过25%(2013年一季度已上升为27%以上),而其中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达50%以上。
西班牙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过度依赖房地产、建筑业及金融等服务性行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越来越大的不平衡,这是后来西班牙经济遭受重创的一个前提条件。据我们考察期间西班牙经济部人士介绍,2010-2011年在西班牙经济的持续衰退中,若剔除建筑业,其GDP实际每年仍增长2%和2.3%。并且,西班牙贸易开放度达到65%,外贸形势不错,活跃、乐观,但积极的外部需求却不足以弥补内部需求的疲软。这说明西班牙经济之所以陷入衰退,主要正是由房地产及建筑业的拖累所致。
西班牙经济持续衰退,肯定造成财政税收减少、预算赤字急剧增加,其结果便迅速推高整体负债率水平。2007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西班牙财政仍录得结余约占GDP的1.9%,危机爆发后旋即转为财政赤字,近几年赤字率则始终维持在9—10%的水平居高不下。而政府负债率也由2008年前占GDP的40%以下,逐级并快速提高为2012年的77%以上。西班牙在欧洲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成本大幅提高,2012年7月危机最严重时,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曾一度高达7.6%。
一般来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7%,被国际上视为一条债务是否可持续的警戒线。此时,不仅因融资成本迅速加大,使负债国的债务难以实现持续的良性循环,极易造成债务总额的失控,而且往往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使筹资活动难以为继。此外,在西班牙等南欧危机国家债务收益率高企的同时,德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债务收益率却反向下降,最低时甚至在2%以下,欧元区出现了南北两极明显分化的所谓“金融分裂”局面。这反映出市场对南欧危机国家的极度不信任,并造成这些国家的储户资金大量外流到德法瑞等北欧国家。
化解债务危机的两种手段
任何一个国家或经济体,无论其发生何种形式的债务危机,解决之道无非是财政或货币两种手段。相比较而言,财政手段常受到政府财政收入和负债规模的制约,而货币手段却可以无限放大,并且政府使用起来也方便易行。但其前提条件必须是拥有自主发行的主权货币,否则便无从谈起。
西班牙一方面由于经济持续衰退,造成财税收入减少、预算赤字增加、债务率水平快速上升,另一方面又受到金融市场的极度不信任,导致融资成本急剧攀升并使筹资行动困难重重,因此依靠本国财政手段根本无法化解自身的债务危机。
而货币手段呢?由于加入欧元区主动放弃了本国主权货币,并无任何工具可供使用。因此,希腊也好,西班牙也罢,凡是发生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其化解危机的最后通道,只能是不约而同、殊途同归地奔走布鲁塞尔求助于欧盟。
而欧盟在化解各成员国债务危机时,能够采取的措施也不外乎财政与货币两种手段。首先,早期进行的所谓债务重组,其实质就是一种财政融资的办法(包括组织私人投资者削减债务等),主要措施由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即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即ESM两部分共同组成。EFSF在前,成立于2010年6月,系由成员国共同筹资设立的临时救助基金,先后总计筹资4400亿欧元;ESM在后,是2012年9月之后由成员国共同注资成立的永久性救助机制,集资总额为5000亿欧元。先成立的EFSF也好,后继起的ESM也罢,其职能和作用,主要就是通过贷款的方式(必要时亦可直接购买国债),救助欧债风暴中的受困国,以协助其度过金融或财政危机,保障欧元区的金融稳定。
欧洲政府在货币手段的使用上,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于2011年圣诞节前和2012年2月末,先后推出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即LTRO,直接向欧元区流动性不足的商业银行提供长达3年期的流动性支持,以消除区域内因融资匮乏而可能引发的银行业危机,亦被称为欧洲版的QE政策即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欧央行新任行长意大利人马里奥·德拉吉于2012年7月明确对外喊话:“欧洲央行准备在其职权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欧元。”同时强调:“相信我,这足够了。”并在9月出台了第二项重要举措,那就是所谓的直接货币交易即OMT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在危机国家向欧盟提出救助申请并接受其相关财政要求的前提下,欧央行可以介入并无限量购买申请国3年期以下的国债,以压低其收益率水平并进而稳定欧洲金融市场。
德拉吉行长认为:“在二级市场购买成员国国债,并未逾越欧央行职责范围,而购买3年期债券是最有效的市场干预办法。”这在欧洲是一项重大创新,其最重要特点正在于无限量、无时限,这使欧央行便于突破被市场“绑架”的可能性,获得了干预行动的高度自由,对于稳定欧洲金融市场、增强人们对欧元的信心等,均起到了巨大而重要的核心作用,被视为消除欧元区风险的坚强后盾。
就实质来说,货币融资相当于为经济注水,等于是用稀释币值来化解风险。一般情况下,其效用不仅可增加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向财政无限融资,确保政府不发生违约风险。正如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美国,其连续四轮的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直接压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同时,又起到支撑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作用。最后,还可由通胀因素使本国货币长期持续贬值,进而达到自动削减政府债务之效。
当然,货币手段在化解债务危机中虽然好使,但危害却在暗中。最直接的问题,一是会形成社会财富的重新再分配,等于向所有民众征收了一道通胀税,必然形成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状况,导致错配严重;二是会引发通货膨胀,产生金融泡沫并积累新的不平衡。
正因为货币融资具有无限量和看不见、摸不着等鲜明特征,所以使用货币手段在化解债务危机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威力也更大。比如,在三年来欧债危机的化解过程中,开始在早期阶段,欧盟主要使用的是包括削债在内的所谓债务重组的办法,并将以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为职责的IMF也拉入其中,每个具体方案推出时,一方面的确使危机国家转危为安,暂时避免“倒债”风险,另方面也使其债务收益率水平即时下降,对于稳定欧洲金融市场起到立竿见影之效。但每次的重组方案却好景不长,风暴很快又会转移或传递到另外一个国家,重复、继起,并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而在后期,即2012年下半年之后,由于欧央行的积极介入,才促使危机国家债务收益率普遍出现显著下降,并就此将欧债危机长时间稳定下来。
欧央行的所为除了德拉吉的喊话之外,就是OMT计划。但两项措施至今仍停留在“说辞”的层面上,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但奇怪的是:自欧央行表态及做出OMT计划之后,危机国家的债务收益率水平便应声下降,再未出现大的波动,极大地恢复了市场对欧元的信心。足见货币手段之功效巨大。
欧债危机何去何从
首先,从发生危机的国家即危机方来看,主动放弃主权货币发行,等于自动失去了用货币手段化解本国债务危机的功能,所以当危机来临之时,只能首先采用财政手段加以应对。而对于这些危机国家,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大部分原因正是由于自身负债过重并难以清偿所致。因此,无论是发生希、西两国哪种类型的债务危机,危机国家的财政状况必定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自身应对危机勉为其难,近乎于束手无策。
并且,退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加入欧元区的危机国家,在化解自身债务危机的应对上,多数情况下甚至不如一个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虽然从未掌握货币发行权,但遇有违约风险时,便可理直气壮、直截了当地求助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负有整体的连带责任,理所当然地要向地方政府伸出慷慨的援助之手。而欧元区国家呢,却只有货币联盟,没有财政联盟,各国财政资金彼此分割,利益相互独立、区分,不可能互用。
其次,欧元区是由17个国家共同组成的联合体,欧盟的治理结构极为庞大、复杂,运作起来自然效率低下,成本巨大。其所做出的所有决议、政策等,均需各成员国的同意、批准方可实行,在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并且,在不少政策上始终分歧严重,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最终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最典型的就是在“欧洲债券”的发行问题上,开始由危机国家意大利首先提出,德法等国均表示反对;后由于法国大选左翼获胜,新上任的奥朗德总统改变态度,明确表示支持欧洲债券的发行,使此提议重现转机。但陷于孤立的德国依旧坚决反对,其总理默克尔甚至说:只要她活着,就不会推行欧洲债券,欧元区也不会共同分担负债。从而使这一提议最终胎死腹中。
在这背后是异常激烈的利益博弈。欧洲最大的债主正是德国,其在欧元区的出资份额也最大,如果为降低危机国家的债务收益率水平及稳定欧洲金融市场,将所有欧元区国家“绑定”发行同一种债券并且共同分担债务责任,那么最大的受益方自然是那些债务国,而相对应的最大债权方德国却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代价。
而欧央行宣布的直接货币交易即OMT计划,德国也始终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货币化公共债务,即中央银行通过发行更多的货币为政府债务和赤字融资,将不可避免地引发高通货膨胀。而对于这些要求,早在欧央行创立之初,即已在欧盟运作条约中作了严格规定,明令禁止以任何形式对公共债务或赤字进行货币化融资,同时也不允许公共部门以特权进入金融系统,并排除了成员国之间的债务负责的义务。
因此,在德国看来,欧债危机的解决之道,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各成员国政府应当追求严格的财政稳固政策和深度的结构性改革,以解决宏观经济的失衡并将国家拉回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来。
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仍为表象之下的利益之争,因为货币化融资也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等于用稀释币值的办法来化解危机,其自然的结果肯定有利于债务国;而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和债权国,则必定成为最大的受损者。这才是德国坚持欧元不可贬值的最大利益所在。
每项救助行动,不仅在欧盟层面需要反复的沟通、讨论,而且需协调各成员国政府,有的还需通过本国议会投票表决,这使协调难度更大,行动起来十分迟缓,往往错过化解危机的最佳时机。
同时,欧盟在化解债务危机的过程中,还常常表现出缺乏远见、更无前瞻性可言等明显的不足。由于欧盟在体制、机制中存在的诸多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也是争议不休,始终难以达成共同的一致意见。德国坚持紧缩优先,坚决要求债务国将过高的负债率降下来,达到欧盟标准并使其债务可持续。但给危机国家带来的问题,却是经济进一步下滑、财政收入减少、劳动工资下降、社会福利大幅削减、失业率持续攀升等。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使危机国家在解决危机的道路上更显步履蹒跚,一筹莫展,正好应了中国的一句谚语:屋漏偏逢连夜雨。
而以法意为代表的另一派意见,则主张救助与刺激经济增长并重,不赞成实行单方向的紧缩政策,并认为:一个缺乏增长计划的紧缩方案无异于自杀行为。
总的来看,欧盟在化解欧债危机的过程中,缺乏大的、长远的宏观思路,往往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始终处于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中难以扭转大局,从而使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并形成不断扩散之势。
为此,桑坦德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在设计中无适当的治理结构,尤其是至今尚未实现财政联盟,这使各国的利益和立场很难协调统一,所以在危机的处置过程中常常各唱各调,争议不休,自然行动迟缓,效果不彰。为此,他们还专门例举了欧盟委员会首任主席罗马诺?普罗迪,早在2001年就曾说过的一段话:“我确信欧元将促使我们引入一套新的政策工具。尽管目前在政治上不可行,但是总有一天会产生危机,并创设出新的工具。”可见,在欧洲货币联盟创立之初,其首任主席就看到了这种治理结构中的制度性缺陷,并预见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成员国不仅在利益和立场上各不相同并难以协调,而且在欧盟层面上也存在重大的权力博弈现象。欧盟的话语权主要集中在德、法等大国手中,而其余中小诸国却力量单薄,这使治理结构极不平衡,长期以来在内部就存在着集权与分权之争。欧债危机正好给德法等大国提供了一次对欧洲政治进行整合的机会,以进一步强化欧洲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因此,不少人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一场真正的危机,而欧债危机则是一场半真半假的危机。
总结 本文紧紧围绕欧债危机的四大核心问题展开分析,试图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欧债危机发生的原因及未来走势,并努力多层次、多视角地说明和解释危机中所涉及的各项重大事件,从而能从整体上描绘和把握欧债危机之全貌。
综上所述,欧债危机是一个与欧元紧密相关的货币问题。其发生,与美国引发的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在于欧洲银行业购买了大量美国的“有毒资产”从而蒙受重大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与2002-2007年全球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泛滥密切相关。
欧元超主权货币的统一发行与流通,使众多欧元区国家自废武功。丧失货币融资功能的主权国家,在应对危机中显得力不从心、束手无策。
化解债务危机之道,不外乎财政与货币两种手段。财政手段终究是有限的,而货币手段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因此更为有效、有力。
最后,再补充一点:虽然预计欧债危机从此稳定下来,但介于欧元区诸多结构性矛盾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所以欧洲整体经济增长的恢复能力仍然较低。在一个可预期的时间内,欧洲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仍为负面影响,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极为有限。
第三篇:欧债危机讲稿
欧债危机演变与中国的对策
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延续至令已有整整两年半的时间,至今没有结束。欧洲要想从危机中脱身,似乎也遥遥无期。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场危机对欧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欧盟未来会怎么样发展?这些都是争论不休难有定论的话题。我们要看到,欧债危机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半个多世纪前,为了结束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战争灾难,一劳永逸地实现欧洲大陆的持久和平,政治家们提出了欧洲走向联合的设想,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搞政治联合没有条件,只能从贸易和经济合作开始做起,于是从煤钢共同体到经济共同休,到欧洲共同市场,再到欧洲联盟,欧洲联合的范围不断扩大,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可见,欧洲一体化的目标是政治联盟,但实际操作上是从经济领域开始做起。时于这场欧债危机,经济专业的学者们单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往往忽视政治意愿所发挥的作用;而政治精英们的判断却又没有充分考虑经济规律产生的影响。这使得欧债危机的问题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因此,要准确地把握欧债危机问题,既要看到其中的政治因素,又要看到背后的经济规律,只有把两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起,才能“还原”一个完整的欧债危机。
一、欧债危机的演变过程和现状
在2012年的欧洲杯上.希腊国家足球队没能续写“神话“没有能够领跑欧洲足坛,但这个国家的经济.却一直在欧债危机中扮演着“领跑”的角色。从2009年底希腊政府宣布国家陷入债务违约风险起,威胁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持续至今已有两年半之久。在这个过程中,希腊一直是主角围绕着这个国家发生的三次风险欧债危机的演变轨迹出现了三个节点反映了欧债危机的演变轨迹。
第一个节点是2010年5月,欧盟面对主权违约风险激增的希腊,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做出了救援希腊的决定。希腊当时的国家债务总额达到3000亿欧元,占GDP比例高达113%,远远超出了欧元区规定的60%的最高限额。欧盟的救助资金总额为1100亿欧元,分期分批提供。这项救助缓解了希腊5月份面临的偿还期债务的紧迫压力从而暂时化解了这场**。在这一阶段,欧债危机尚未大面积蔓延,欧盟的应对方式也主要是向出现债务危机的国家政府提供资金援助,以“治标”为主。
第二个节点是2011年10月。希腊遭遇第二次债务危机,债务总额达到3500亿欧元,占GDP比例高达166%,国家再一次遭遇债务违约风险。欧盟2011年10月底召开的首脑会议制定了第二个救援一揽子计划,救援总额为1300亿欧元,通过银行减记50%的方式削减希腊债务1000亿欧元。希腊危机还出现了向其他国家蔓延之势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纷纷告急。
2011年12月,欧盟准备修改《里斯本条约》以便严格各国的财政纪律。但是,这个计划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于是在法国和德国的推动下,欧盟就严格各国财经纪律达成一项政府间协议,即欧盟财政契约。2012年3月欧盟中除了英国和捷克的25个成员国签署了财政契约。可以看出,在这阶段欧债危机牵涉到的国 家逐渐增加,危机影响程度也逐渐加深,欧盟在应对方面已经由简单的援助深化为开始“治本”,即签署财政契约。
第三个节点是今年5月份,希腊国内发生政治动荡导致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议会选举中接受欧盟要求、主张实行财政紧缩政策的新民主党没有获得议会多数,而其他政党也难以组成联合政府,希腊遭遇内阁危机,是否实施欧盟提出的紧缩财政计划成为疑问。希腊面临的困境是.如果放弃实行财政紧缩,政策欧盟将中止提供救助资金,因为欧盟提供救助一揽子方案的先决条件是希腊必须实施严格的财政改革计划。一旦希腊放弃紧缩政策,而欧盟中断救助那么希腊留在欧元区就失去意义因此希腊面临退欧”的严峻现实。6月17日希腊议会再次选举,新民主党得票领先、取得多数地位,并且与其他两个政党结盟组建了联合政府。“退欧**”暂时得以平息.但是民众反对紧缩计划的情绪依然高涨,而且坚决反对财政紧缩的左翼政党联盟的力量不断扩大,因此,希腊“退欧“依然是令欧洲谈虎色变的严峻现实。到了这个阶段,欧债危机进一步升级,开始给欧盟带来了解体的威胁。希腊一旦“退欧”,欧盟的经济损失不可避免。根据一般估计,希腊退出欧元区带来的直接成本是4000亿欧元。德国承受的损失总额将超过1000亿欧元。法国的损失将达到585亿欧元。
希腊危机的政治后果则更加令人担忧。希腊 “退欧”可能在欧元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就在希腊‘退欧**’高涨之际,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西班牙传来了紧急的报警信号。由于在西班牙房地产市场泡沫期间积累了大量高风险贷款,加上投资其他国家的国债受损和大量吃进本国国债的西班牙银行业面临坏账激增和资本金不足的严峻局面,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开始放弃购买高风险的西班牙国债,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7%的警戒线。难以承受紧缩计划和银行业危机失控的西班牙也发出了脱离欧元区的声音,西班牙是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如果放弃欧元那就意味着欧元区走向崩溃和解体。这样的前景令欧洲人不寒而栗,因为欧洲货币联盟的创立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步骤,而一体化是欧洲在二战后为了实现永久和平所做出的战略选择。欧盟的解体将意味着欧洲的历史性倒退。
二、欧债危机产生及不断蔓延的原因
1、欧洲国家普遍的高福利是产生欧债危机的直接原因
这次欧债危机是从希腊开始爆发的。希腊人拒绝财政紧缩政策的原因是担心自身生活水平的下滑和社会福利待遇的降低。国家经济发展乏力,同时大部分民众享受着过高的社会福利,这一矛盾正是希腊债务危机出现的直接原因。
与欧盟其他国家相比,希腊是一个发展水平偏低的南欧小国,但是加入欧元区后不顾本国条件,盲目向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福利标准看齐,社会福利实行高标准。这样做虽然赢得了民众拥护,但是造成了国库空虚,政府只能靠大规模举债来维持局面。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如今已难以为继,希腊只是欧洲高福利制度的冰山一角。欧洲实行的高福利制度是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建立起来,并且不断完善的.从 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政策是欧洲模式的主要特征,欧洲国家也常为其“最发达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而骄傲。这一制度在保障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高福利制度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出生率持续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欧洲各国社会福利的包袱日益沉重,政府财政中社会保障赤字不断飘升,成为国家难以承载的重负。
以法国为例,法国每年向社会保障机构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基金不断增高但是社会保障赤字也轮番上升。2004年法国的社会保障亏空高达150亿欧元。为了满足规模不断扩大的福利开支,法国政府不得不增加社会保障税,目前法国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费比重达到9.8%,而且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企业的缴费负担仍有上升的可能,这势必打击法国企业的投资和雇佣年轻人的积极性,这就导致了法国的经济增长缺少活力而失业人口居高不下。高福利的另一个弊端是,许多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接受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工作。由此可见,欧洲国家普遍存在劳动成本居高不下,竞争力明显低下的状况。其结果是经济增长迟缓、活力不足,这又反过来加重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危机。这种恶性循环成为欧洲难以摆脱的怪圈。
欧洲进行深刻变革就要伤筋动骨,但这是欧洲各国执政党难以承载的重荷。2010年法国总统萨科齐为了压缩预算开支曾竭尽全力推出了一项有关退休金制度的改革,遭到了全国上下一致反对,他本人的声望急剧下跌,最终导致他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争取连选连任的努力归于失败。可见社会改革在欧洲并不得人心。欧洲经济社会模式的弊端尽人皆知,而把选票视为核心利益的各政党却不可能把政治生命当作赌注,因此转变社会发展模式的难度很大,已经成为困扰欧洲数十年的老大难问题。
从欧洲普遍实行高社会福利制度中可以得出深刻教训。社会福利制度虽然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必要手段,势在必行。但是各国在推行社会福利制度时必须依据各国自身发展水平,量力而行和逐步实施。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一旦高上去。大家都高兴,但是再往下降就难以接受了,这势必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的治动荡。希腊最近连续发生多起内阁危机,甚至威胁要退出欧元区,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然而面对国家债台高筑、国库空虚的形势,除了增收节支,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使希腊人逃避勒紧裤带的命运,别的不改变,单单是退出,还是留在欧元区都不可能改善目前的糟糕局面,希腊危机产生的原因不是独特的,在欧洲国家中比较普遍,希腊所面临的困境已经给欧洲其他国家敲响了警钟。
2.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间的矛盾,是欧债危机不断蔓延的重要原因
自1999年欧元诞生,货币政策不再由欧元区国家政府在制定,而是交由欧盟机构来决策。因此,欧元货币政策决策权集中在欧洲央行,但是财政决策权则分散在各个成员国的政府。“统一的央行和分散的财政部“这种制度设计从欧元诞生之日起就埋下了隐患。欧元国家统一了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财政政策,好比一辆汽车只 安装了油门.却没有装刹车,跑起来很痛快,想停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如果一个国家既可以实施财政政策又可以实施货币政策,就可以通过两者的配合,避免经济失衡。比如,在政府赤字增加,债务负担大的时候,政府就可以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打开印钞机凭空印出钱来,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使货币贬值,从而使政府实际债务缩水。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所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就隐合着缩减债务的目的。目前,美国国债占GDP的比例大约在100%,而欧盟整体的债务比例只有80%。从这个数字上看,美国债务问题比欧盟要严重得多,但是债务危机对美国的影响却小得多。可以说,这种制度上的重大缺陷导致了这场欧债危机的不可避免性。
3.欧洲国家产业政策的普遍失误,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欧债危机的爆发还与欧洲国家产业政策的不合理有关。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欧洲大部分国家患上了“全球化不适应症,由于欧洲各国的劳动力价格普遍高于亚洲、拉美等地区,大部分欧洲国家又对经济行放任自流,不对产业发展加以有意识的引导,出现了制造业向外大量转移的结果。欧洲大部分国家制造业的比重都严重偏低,比如英国、法国2009年的制造业产出均只占GDP总量的11%,这些国家目前的三产比重都出现了服务业过高,第二产业相对较低的局面。服务业是依附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的,如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就必须围绕着制造业展开,当第二产业萎缩后,服务业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泡沫化倾向严重。欧洲大部分国家出现了实体经济发展不足,虚拟经济规模过大的状况,这一状况被称为产业空心化现象。
当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所挤占时,其经济的增长主要由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贡献,这些行业的增长不是真正财富的增长,而仅仅是账面上数字的增加。当金融危机爆发后,账面上的数字缩水了,经济也就自然萎缩了。同时,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抽离,转投到虚拟经济当中,虚拟经济的单位资本就业率是非常低的。而前文已经提到,制造业是相对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的行业,虚拟经济的比重过高,就会造成制造业投资不足,使能够容纳的就业人口下降。欧洲国家在金融危机以前,是靠服务业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但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大量的服务业企业倒闭,使失业人口骤增。这次危机最初爆发的国家-希腊,其服务业中的旅游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过高,当金融危机爆发后,旅游业属于非刚性需求,出现了明显的衰退,国家收入减少。同时,由于失业者增加,国家要给更多的失业者支付失业补贴,财政支出反而增加,一增一减,主权债务危机便爆发了。
这次欧债危机中一枝独秀的德国,情况恰恰相反。上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的制造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一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明显,而日本、韩国的产品质量优良、性能出众,德国制造业与之相比并不具有性能和价格方面的优势。因此,德国调整了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德国自身的优势是在技术方面领先,具有大量的人才和技术储备,德国通过政策鼓励,进一步加强了研发,在耐用资本品的生产,如机械产品.大型医疗设备、电机和电气产品等方面拥有了世 界领先的水平,同时舍弃了一些技术含量不高或自己缺乏竞争优势的制造领域,如家用消费电子产品.纺织品等不与日本、亚洲四小龙及后来的中国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竞争。一些初级产品也逐渐退出了出口市场,如通用钢板等。由于及时调整了产品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德国的对外贸易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出现出口的增长减缓,而是继续迅速发展,制造业的比重也由降转升。直到现在,德国仍然是发达国家中工业和制造业比例最高的国家,在2005年时,德国工业产出占GDP的比例高达30.43%,制造业产出占 GDP的比例也占到了23.77%。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是整个欧元区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2009年德国的经济下滑了4.7%,失业率也略微上升为7.7%,同期美国增长率为-2.44%失业率高达9.8%, 2010年,德国经济恢复增长,增长率为1.21%,失业率已经下降到7.0%,为19年来最低。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不能放任经济的自由发展,而必须保证产业的安全,按照国家产业发展的规律,对三大产业的比例进行合理的调控,使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防止虚拟经济过高比重情况的产生。
4.欧洲国家间政策的不协调,是欧债危机难以解决的主要阻力
欧洲在走向联合之初,最初的欧共体成员仅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参与联合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结构比较趋同,同时由于国家少,政策协调相对容易。随着欧洲联合范围的不断扩大、合作程度的不断加深,欧洲国家间政策的协调难度也就加大了。目前欧盟拥有27个成员国,其中不但有最发达的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同时也拥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塞浦路斯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一方面国家多了,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各有主张,政策协调难度必然加大。如欧债危机发生后;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急于想得到援助,法国、德国等国却害怕对这些国家的援助会拖累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政策必须因地制宜来实施,对不同的经济状况,必须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如面对经济下滑时,就要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经济过热的局面.就要收缩货币政策,但目前欧盟是采取统一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要试图统一,金融危机以后,德国经济己经得到恢复,没有必要再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而希脂、西班牙等“欧盟”国家,经济依然低迷,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5.欧债危机中的“美国因素”
导致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来自自身,这是显而易见和不可否认的,但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也不应忽视,那就是欧债危机中的“美国国素”。
首先,应当看到美国远不是欧债危机的“局外人”。‘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波及全球,美欧之间经济联系密切,欧洲自然难以幸免。金融风暴导致酉方经济不景气,欧洲则首当其冲。可以说欧债危机是欧洲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危机的爆发有其必然性,而全球金融风暴和随之而来的经济不景气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欧洲是华尔街金融大鳄们恶意投机的受害者。以希腊为例,当年希腊申 请加入欧元区,但却达不到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欧元区成员国的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60%。希腊于是求助于美国高盛投资公司。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高盛的这一金融创新使得希腊能够蒙混过关,加入欧元区,但是也给日后爆发的希腊债务危机埋下了伏笔。
第三、美国舆论和媒体的炒作和误导。欧债危机以来,媒体报道持续升温负面的预测判断连篇累犊,唱衰欧洲成为美国媒体以及拒绝加入欧元的英国媒体的主旋律。“欧元崩溃、欧元区分裂、欧盟解体”成为媒体上最常的词汇。
那么,美国为何要“唱衰欧洲呢?究其原因,这是欧美之间长期以来有关国际金融体系产生矛盾的结果。
欧洲曾经是世界金融的中心,但是二战以来,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美元作为国际通用货币的独特地位,掌握了世界金融体制的主导权。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恰好给欧洲提供了挑战美国的机会。
欧美之争突出表现在欧元问题上。欧元诞生于1999年,欧元自诞生之日一路走来日渐坚挺,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已经由成立之初的18%上升到了2009年底的27.8%,相反美元地位则大幅下滑,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从1999年的71.2%.下降到了2009年底的62.1%。欧元对美元构成了严重挑战。于是,一个坚挺的欧元便变成为华尔街的眼中钉、肉中刺。可以说美国从最初开始就完全掌握了希腊的问题,而美国三大评级公司也“适时地”下调了希腊的债务信用等级,最终导致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和在欧元区的连锁反应。其结果是欧债危机必然造成欧元地位的下滑。
美国打压欧元的意图明显,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希望看到欧元的崩溃,因为欧洲与美国是全球两个实力最雄厚的经济体,跨大西洋之间的经济联系难解难分,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6678亿美元,欧盟在美国的直接投资高达一万亿美元。最近传出,欧债危机已经威胁到美国的银行业。因此失去欧洲这个经济伙伴对美国自身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再者,欧元的疲软带来美元的被动升值。这对于美国也不一定是好事。2011年年底,美联储联手西方其他五大央行采取共同行动支持全球金融系统、化解欧债危机的冲击,其目的也在于此。
美国虽然有打压对美元霸主地位构成威胁的欧元的一面,但是通过唱衰欧洲来吸引国际资本,才是其真正的用意所在。美国同欧洲一样也债台高筑,甚至比欧洲还要严重。因此只有打压欧元,令国际投资机构丧失对欧洲的信心,才有可能吸引大量资本从欧洲撤出,转向美国。可以看出美国在金融领域的核心利益还是在自己的债务市场,保持其优势地位,使之成为欧债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从而减少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成本,巩固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
三、欧债危机的前景分析 欧洲的债务危机发生至今,严峻形势步步紧逼,似乎最终的结局是欧元的崩溃和欧盟的解体。这种看法过于悲观,因为事情还有另一面。自债务危机爆发起,欧盟各国政府就不断探索发生这一危机的原因和化解危机的途径。从2010年至今,欧盟已经针对债务危机问题召开了19次首脑会议,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
1.尝试建立“财政契约”,逐步统一财政政策
针对欧元制度上的漏洞和缺陷,改变“统一货币、分散财政部”的状况。法、德等国最早提出了“经济政府”的建议。但是经济政府意味着财政政策统一,而很多国家不愿意向欧盟让渡财政主权,担心财政大权被欧盟内大国所垄断。于是,“财政联盟”欧洲议事厅和“欧洲财政学期”等各种妥协性方案纷纷提出。在“法德轴心”的推动下,经过多次首脑会议的商讨,欧盟最终于去年12月就强化各国财政纪律和监管达成协议,即财政契约。根据这项契约的规定,各成员国必须严格遵守财政平衡的“黄金法则”,并且把这一法则写入各国宪法,由各国宪法法院对预算进行审核;对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采取严格的监管,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不超0.5%,公共债务总余额占GDP比例低于60%的国家允许适度超标;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将有权对结构性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0.5%的国家进行处罚,最高金额不超过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1%。可以看出,这项契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政府,因为各成员国的财政主权依然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但是各国政府必须在财政问题上接受和遵守欧盟统一的“黄金法则”,并且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对于违反者,欧盟有权予以处罚和制裁。财政契约的意义在于,欧盟被赋予对各国财政的监督权力,同时又避免了让渡财政主权这个过于敏感的话题。
从短期看财政契约的制定有助于化解欧债危机。欧债危机的实质是信任危机而引发信任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资本市场对欧元结构上存在的弊端能否得以克服缺少信心。对此,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成效。欧盟先后推出欧洲稳定机制(ESM)和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为遭遇债务危机的国家及时提供救助,欧盟通过这些措施释放出救援希腊等债务危机严重的国家的强烈信号,在有效制止债务危机蔓延方面发挥了作用。去年12月底欧洲央行实行了再融资计划,欧元区形势有所稳定。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先后成功地发行了国债,资本市场予以积极响应。而去年年底欧盟首脑会议推出的这个财政契约计划,实际上是对欧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使得国际资本对欧元的未来提升了信心。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2012年新年伊始,标普评级机构接连下调了欧元区9个国家以及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的信用评级,但是这些“重磅炸弹”在国际金融投资市场并没有产生预期的负面轰动效果。这说明,包括财政契约在内的欧盟各项措施对于缓解债务危机,提升金融市场信心产生了作用。尽管欧盟面对的困难局面依然严峻,但是人们也越来越对欧盟通过制度上的改革来克服危机抱有更大的期望。
2、促增长逐步成为了主要解决手段。
金融危机以后,在“促进增长”还是紧缩财政上,欧盟应对危机的政策也摇摆 不定。在欧债危机问题上,形成了一个以德国为首的包括荷兰和芬兰等国在内的“财政紧缩派”和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组成的“促进增长派”。这样的‘两军对垒“在6月28日和29日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前后表现得十分突出。今年5月6日,社会党的奥朗德击败萨科齐当选新一任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支持希腊,认为采取促进增长的积极措施才是化解债务危机的根本之道。奥朗德的主张得到了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以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支持,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认同奥朗德的意见。在5月18日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促增长成为主流看法。但是同时,德国却担心经济过热而希望采取紧缩的政策,坚持压缩赤字的默克尔处于孤立地位。缺少了法国的鼎力支持,德国的声音和权威显然受到了削弱,德国只得在这次欧盟首脑会议上做出让步。
在欧盟首脑会议上,刺激经济增长终于成了一致的呼声。会议一致通过了《增长契约》一揽子计划,表明欧盟在化解债务危机问题上的重点从财政紧缩转变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向上,增长契约是在奥朗德向这次峰会提交的一项建议基础上制定的。其核心内容是一个价值1200亿欧元的“一揽子”刺激经济增长计划。这1200亿欧元有一半来自欧洲投资银行,用于投向欧盟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处于困境的国家,以帮助它们通过增长步出危机;另外550亿欧元来自为缩小欧盟各国贫富差距而设立的结构基金,这笔钱将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年轻人就业,剩余50亿欧元来自即将于今年夏季开始发行的项目债券,这笔钱将主要用于能源、交通与宽带等基础设施建设。奥朗德对这一增长契约的制定表示满意,他还表示法国也将批准曾经提出质疑的欧盟财政契约。可以看出有关紧缩优先还是增长优先的争论在这次峰会已经得到解决
3.救助方式变得更灵活,根据不同的国家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随着西班牙银行业危机的日益加剧,一些国家对欧盟金融救助机制的动用规则提出了质疑,要求改变现行规定。按现行规定,欧元区永久性救助工具--欧洲稳定机制(ESM)只能援助国家,即救助资金只提供给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当然,受援国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再用这笔钱救助本国银行,其后果是对银行业的救助最终仍会转嫁到政府头上,导致受援国主权债务的增加,形成银行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这样的规定对像西班牙这样银行业遭遇多项风险而濒临破产的国家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原因是,西班牙和希腊虽然都遭受到债务危机,但是两者的情况并不相同,希腊是高额的国家主权债务拖累了银行业,而西班牙则是银行业危机不断加剧造成国家主权债务的飙升。因此,欧盟救助希腊的方式是直接向希腊政府提供援助,这符合欧洲稳定机制发放救助的规定。西班牙为了挽救本国银行业,也向欧盟提出了救助要求,同时为了避免国家债务负担的增加,强烈要求改变欧洲稳定机制的救援方式和条件,与西班牙提出同样要求的是意大利,政府根据自身的困难要求欧洲稳定机制能够直接购买各国的国债,以便缓解债务压力。
针对西意两国的强烈要求,这次首脑会议就放宽动用欧洲稳定机制的条件达成 两项协议:第一是允许欧洲稳定机制直接注资各国银行,第二是欧洲稳定机制直接购买那些努力削减赤字和债务的国家的主权债务。这次放宽动用条件实际上是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也是欧盟针对遭受债务危机困扰国家在救助方式上的一种改进,这种救助方式的改变更加适应受援国的实际需求因而得到重债国家的欢迎。
4.欧盟决策体现出了“民主化倾向”
长期以来,欧盟的决策权始终掌握在几个大国手中,最典型的表现是法德两国作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而被称为法德轴心。其实欧盟内的小国对大国包揽一切事物的做法并不满意,经常抱怨本国的立场和利益没有得到尊重和维护。但是,这种大国说了算的局面一直保持下来,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法德轴心作用进一步强化,无论是欧盟两次向希腊提出救助计划还是设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欧洲稳定机制等防止危机蔓延的“防火墙”,都是默克尔和萨科齐两个人之间协调和运作的结果。今年3月初25个国家签字的欧盟财政契约更是在默克尔和萨科齐密切配合下,强加于欧盟的结果,因而出现了“默克齐”的戏谑说法。这实际上是对欧盟缺乏民主决策的讽刺,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后对财政契约公开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契约缺少促进经济增长的条款,必须重新进行谈判,否则法国政府将不会批准这个契约。奥朗德的立场遭到德国的断然拒绝。
奥朗德同默克尔之间的分歧不仅局限在财政契约问题上,奥朗德还提出为了实现刺激增长的目的,必须提高欧洲投资银行的资金规模,以资助欧洲范围内的大型基建项目,并通过发行项目债券“进行融资”。他还主张,欧洲央行可以向各国政府直接贷款用于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但是.奥朗德的主张与默克尔的理念南辕北辙。德国政府一贯坚持欧洲央行的独立性,反对发行欧洲债券和欧洲央行直接贷款各国政府。默克尔认为,奥朗德提出关于促进增长的办法只能使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继续增加,这就彻底否定了欧盟的财政契约,而德国坚持通过结构调整和改革来寻求欧洲长远的经济增长。
双方的分歧造成法德关系紧张,势必削弱法德轴心的作用。对此,奥朗德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对法德之间的特殊关系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法德两国成为推动欧洲前进的“轴心”是对的,但不是两家垄断,不应当是排他性的,而应当尊重其他国家的意见。奥朗德在筹备欧盟首脑会议过程中特别注意加强同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的磋商,并且支持这些国家的诉求。比如西班牙和意大利对放宽欧洲稳定机制救助条件的要求就得到法国的理解和认可。为此6月22日在罗马召开了德、法、西、意四国小型峰会进行“三对一”的面对面谈判。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在欧盟中的政治地位属于“二流”,但是在法国的声援之下直接向德国“叫板”这还是少见的现象,人们由此发现,过去那种以法德轴心的强势来胁迫其他国家服从的决策模式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民主化倾向如果能够延续下去,对欧盟未来的决策过程肯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5.深化一体化形成共识
如果说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元崩溃欧盟解体”的悲观情绪笼罩欧洲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真的反思,欧盟在化解危机方面逐步达成了新的共识。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元集团主席容克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为这次峰会的举行起草了一份《整体规划》,实际上是欧盟未来10年的路线图。这份规划包括4项内容:一是成立银行联盟来监督欧盟各国银行。二是成立财政联盟来统一欧盟财政政策。三是进行社会改革来解决欧洲难以为继的高福利制度和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问题。四是最终走向政治联盟。这项规划的核心思想是,深化欧洲一体化是化解欧债危机的根本出路。不久前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德国、卢森堡、荷兰、波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飞10国外长提出成立“欧盟国”的设想,即把现行的欧盟体制升级为联邦国家的模式.“欧盟国”也好此前所议论的“欧洲合众国”也好都反映了欧盟各国一种强烈政治意愿,那就是欧洲的出路是深化一体化进程而不是开历史倒车。
这一共识也具体体现在本次首脑会议达成的协议上。虽然欧盟内部就不少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但是这次会议还是达成了若干可以推动欧盟继续前进的协议,对于提振市场信心和化解债务危机将发挥积极作用。除了增长契约之外,峰会还决定:成立一个由欧洲央行参与 的欧元区银行监管机构;各国加强预算和金融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货币联盟以防债务危机重演,欧洲理事会将就设立欧洲银行联盟提出报告,一旦银行联盟成立欧盟将考虑发行欧洲联合债券。这些决定预示着欧盟朝着进一步深化的方向继续推进。
四、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在欧债危机中,中国不可能置之度外只做一个旁观者。中欧经济息息相关,欧洲经济增长下滑,中国出口增长就要下跌,出口增长减缓,必然减缓经济增长。在极端情况下欧元崩溃,这将使得欧元成为一张废纸,中国政府和民众手中握有的欧元资产就血本无回了。但同时,欧债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中国不仅可以通过援助欧洲来避免自己的经济损失,也可以借机来获得更大外交利益。同时,欧债危机还给中国的对外投资带来了机遇。
1.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中欧经济的相关性决定。国内外专家对这一影响做出分析和判断,归纳起来有以下6个万面: 第一,欧债危机直接影响欧洲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在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欧盟是极为重要的经贸伙伴。在中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对象中,占据前三位的分别是欧盟.美国和日本,三者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和第二大进口市场。自从中国加入WTO十年来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额、贸易盈余都保持了稳定的上升态势,中 欧贸易在中国所有外贸的比重也在稳步上升,是中国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据官方统计,2010年中欧双边贸易达到4800亿美元,2011年已达到5672.1亿美元,其中,中国与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贸易占中国与欧洲国家贸易的近60%。因此,对于长期以外向型经济为重要拉动力的中国经济来说,欧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随着欧债危机的加剧,欧洲的经济衰退已成定局,欧洲各国的消费信心和买际的消费都会大为减少,这将对欧洲的需求造成直接冲击,并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中国,根据德意志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研究,欧美经济增长每下跌1%,中国出口增长就要下跌6%,中国经济虽然处于转型阶段,但是出口始终是拉劫整个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欧洲经济在债务危机的打击下一旦崩溃或者进一步衰退,进口需求大幅度下降,其结果势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消极影响,更何况当前西方经济衰退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压力。数据显示去年前8个月,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同比增长18.5%,低于2000年以来23.9%的平均增速。
当然,也应当看到,我国对遭遇债务危机或者遭遇债务危机威胁的“欧盟五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出口占我对欧盟出口总量比重并不大,2009年只有3.47%,因此,从总体看,目前这场债务危机对中欧双边贸易额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但是,从发展趋势看,特别是欧盟整体的经济不景气导致国内的需求降低.这对我向欧洲的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随着债务危机的扩大和恶化,中国对欧出口还将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在紧缩政策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指望消费和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已不现实,更多国家重拾重商主义政策,将出口看作摆脱危机的最主要手段。经济持续增长,市场日益庞大的中国既被欧盟视为主要的市场竞争者,又被看作出口的希望所在,所以欧盟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试图减少中国产品对本地产业的冲击,因此,中国企业必须做好应变准备不断创新产品,开辟新的市场,改善进口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第二,欧债危机在汇率方面也会对中国出口企业形成较大的冲击。有专业人士分析,认为,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持续疲弱,人民币汇率相对升值,这将对中国的对欧出口造成压力,汇率升值会吃掉本来就不多的出口利润,如果今后中国继续调减出口退税政策,估计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可能做不下去了。对于中国目前在产业结构调整压力之下的众多出口加工业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第三.欧债危机还会导致欧债以及欧元资产的大幅度贬值。到目前为止,中国持有的欧洲资产在持续增加,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接近3.2万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30.3%。据市场估算,其中的60%-70%为美元资产,日元和欧元资产大概在
30%左右,而在这之中,欧元资产占比可能在10%-20%之间。假如按照15%估算,则欧元资产规模大概在在4800亿美元左右。如果欧元资产大幅贬值,中国对欧增加 投资的风险将大幅度增加。
第四,欧债危机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金融市场的震荡。欧债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集中在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上。由于中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基本与国际同步,因此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的情祝下,中国的大宗商品市场剧烈震荡风险集聚。因为,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各种矛盾上升,包括西方国家新的巨额赤字、贸易壁垒与贸易逆差等决定了世界经济的复苏趋势十分脆弱,因此,全球大宗商品消费需求也会波动。另一方面,在消费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大宗商品投资需求仍然不可低估。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资本的流向可能更倾向于流动性比较好,又是相对稀缺的大宗商品市场。此外,欧债危机导致的全球股市的动荡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推波助澜也不可低估。
第五,短期资本大量涌入中国。欧债危机导致全球避险情绪加重,资金纷纷回流美元,中国面临的不是短期资本由流入变为流出。相反因为跟美国相比,中国也算是一个安全港,同时,人民币对美元依然有升值的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预期加大提高国内加息的可能,这样增加了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利差,这些原因综合说明,中国也是一个能吸引避险资金.包括逃离资金流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市场。因此,随着欧债危机的加剧,会有更多短期资本流入,这将有可能冲击中国外汇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甚至大宗商品所构成的要素市场价格的稳定
第六,欧债危机对中国汇率机制改革的影响.继次贷危机之后欧债危机对全球货币体系带来的冲击令人关注。因为人们还没有从2008年次贷危才爆发后美元大幅度贬值的痛苦和预期中缓过来,欧元这个世界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竟然在半年不到出现高达20%巨大贬值。甚至有人预言欧元要消亡。因此欧债危机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影响是长期的。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宣布,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体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2、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政策调整的参考和启发意义
第一,欧债危机将促进我国进出口相关行业的结构调整。欧债危机的形成不仅会对我国金融业有着明显影响,而且对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也有着不小的影响。从长远角度看,这会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产业升级势在必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采取低价向欧美国家出口产品的政策,造成同一商品国内价格远高于对外出口价格的不正常现象。一旦产生外部压力,就以加大基本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来全力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不仅失去产业升级调整机会,还以资源浪费、重复投资、环境污染低工资低保障、增加国际贸易摩擦为代价,导致可持续发展受限,竞争力不足。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后,我国政府根据形势采取了一系列缓解经济现状持续走低的时势政策,如投放资金达到了四万亿人民币,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居民的就业情况,保证了社会、经济稳定。但是,这也减少了那些 没有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企业的压力,随着这些产能过剩的企业再次加大生产规模后,产能过剩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性问题更加突出,而欧债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这些企业为了适应现状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不少中小企业被竞争实力较突出的企业所兼并,中国出口行业的整体实力将因此而得到提升
全球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地方政府超规模负债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提高商品高附加价值、减少出口退税或出口补贴、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创新自主品牌,消除境内外同一商品价格差异、扩大并升级国内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全面转型,是十二五期间应着力解决的发展问题,也是应对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必由之路。
第二,欧债危机作为反面教材可以促进我对主权债务和财政赤字问题保持清醒认识和正确决策,当前我国政府注意控制财政赤字问题,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3%以内,并且总债务也控制在了20%范畴之内,和国际上的预警指标60%相比,我国整体财政处于健康和安全的范畴.但有专业人士提出我国债务问题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的负债指标有的高达300% ,银监会统计有11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债,国际权威机构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负债接近25万亿元,甚至更多。全球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有助于中央、地方政府对内外债务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欧洲债务危机的本质原因就是那些国家的债务负担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范围,因而引起的主权违约风险。对中国而言,不能高估地方政府负债的承受能力,必须扩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实现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相匹配。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分税制度体系下,各级地方政府多以卖地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这种土地财政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培育地方税税种如物业税等方式,促进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第三,中国要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前面已经提到,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主权债务本身,而是长久以来部分国家放任经济的自由发展,实施了错误的产业政策,患上了全球化不适应症,使自身经济竞争力不断削弱而导致的经济衰退。同时欧洲又买行了高社会福利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法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的劳动成本逐年增加,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竞争能力,连本国的公司也逐步把目光投向了国外,把资金和产品生产从国内撤出而投向发展中国家,本国的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这就导致了欧洲经济增长迟缓、缺乏活力,造成了高额的债务,并且形成了难以遏制的恶性循环。欧洲的教训值得汲取,因此,国内一些专家提出我国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着重发展第三产业的道路,要使一二三产业保持走完全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
3.中国应对欧债危机的策略分析 欧债危机不仅对中国经济有直接的影响,也对中国的外交环境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此,面对这场危机中国决不能做一个旁观者,而是要主动出击积极应对。
第一,中国政府积极帮助欧洲解决问题渡过难关。
中国和欧洲之间今年年初开始一系列的高层互访和交流正是中国积极应对欧债危机的体现,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今年2月,在北京与温家宝总理举行第14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并会见了胡锦涛主席。2月初,德国总理默克尔在5年内第5次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2月份习近平副主席对爱尔兰进行了正式访问,4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抵达伦敦对英国进行访问,5月初李克强副总理访问了匈牙利、比利时和欧盟总部,5月份吴邦国委员长访问了荷兰、克罗地亚、卢森堡和西班牙,6月份胡锦涛主席对丹麦进行了国事访问。
胡锦涛6月16日与丹麦首相托宁一施密特会谈时强调,中方关心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影响,相信欧洲有智慧.有能力克服暂时困难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欧债问题出现后,中方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今后,我们还会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欧洲为解决债务问题、促进经济稳定努力。
温家宝总理今年2月份接待德国总理默克尔时则用了一个更加简洁和形象的说法来解释中国的立场。他说,帮助欧洲就是帮助自己。
中国政府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多次明确表示,将采取“不减持欧元债券,支持欧元保持稳定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基本方针。
第二,中国政府采取积极应对态度的原因分析。
(1)欧洲经济和中国休戚相关,中国帮助欧洲也是为了防止经济遭受损失。前文已经说明了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果欧洲经济继续下滑,中国损失只会加大,如果欧元区崩溃中国手中所持的欧元资产和外债将遭受巨大的损失。而一个恢复活力的欧洲才是中
国最愿意看到的结果,中国要想避免和减少上述那些负面的影响,争取经济发展好的外部环境,积极帮助欧洲是唯一的选择。
(2}欧债危机是中国全面获得欧洲资源和市场的最佳时期,中国只有积极帮助欧洲,才有更好的机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迅猛发展,1997年时,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额仅为37.65亿美元,2010年时已经上涨到了894.3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88.1亿美元,增长率21.7%,该流量占到了世界第5位,对外投资的存量约为3172.1亿美元,居全球第17位,预计到2020年该存量可达1万亿美元,但是,中国对欧盟的投资额度还不大,中国对欧盟的非金融直接投资仅占欧盟接受外资的0.2%。中国向欧洲投资的潜力很大。这次欧债危机后,欧洲资金短缺,扩大对欧洲直接投资正是其时。而且在欧债危机后,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出售港口、机场、道路等资源,一些企业也将自己的品牌技术标准、专利等以较低的价格转让中国可以通过竞标、企业兼并或购买股份的方式,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这些
优质资源。同时,欧债危机后,大量的欧洲企业倒闭,这些企业所空出来的欧 洲市场,中国正好可以去填补。中国向欧洲投资,一万面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给欧洲注入了活力,同时,中国也获得了欧洲的资源和市场,这是“双赢”的结果。
(3)中国在应对欧债危机中采取积极态度更加着眼于提升中国在美、欧、中三角关系中的地位。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美国采取了”围堵’的政策,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欧洲一体化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挑战美国的霸权,如果欧洲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更好,将成为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在制衡美国这一唯一的超级大国的过程中,将更多分担中国身上的压 力,所以,一个走向一体的强大欧洲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欧盟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急需要外界的援手,对此美国的态度并不积极,前面已经说过欧元区动荡不定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就给中国提供了机会,中国一旦出手相助,不仅可以稳住欧元,帮助欧洲恢复元气,而且中国也可以借机拉近和欧洲的关系,这显然可以提升中国在欧洲及全球的影响力。
对于中国的积极援助措施,欧盟的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最初,欧盟各国政界和舆论对中国存在很深的政治偏见,甚至担心中国买下欧洲,针对中国援助问题默克尔曾强调欧洲有能力自己解决债务危机,但是随着债务危机的不断恶化,欧盟逐步改变了立场,去年年底,法国总统萨科齐主动打电话给中国领导人,请求援助。他对国内公众说:如果拥有世界外汇储备60%的中国人决定投资欧元而不是美元,我们为什么要拒绝,默克尔也不再强调欧洲自救能力了,而是认可中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以及欧洲稳定金融工具等渠道予以援助。她今年年初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敦促中方做出援助的承诺。甚至主动向中方提出,德国将积极努力促进市场经济地位和解除军售禁令等问题的解决,以排除欧盟同中国加强合作关系的障碍。
由此可见,面对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中国采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助和促进欧洲经济稳定的立场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富有战略眼光的。
第四篇:欧债危机 演讲稿
欧债危机、当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一个恐怖的魔咒随即展开。欧债危机犹如密布的乌云,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这个世界,影响着中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工作,投资;决策者发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了,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余地减小了;贸易商发现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房产商发现房子不好卖了;就业者发现工作岗位减少了,竞争更激烈了,而投资者则因为股票的不断下跌而蒙受损失……
欧债危机已经成为这个世界挥之不去的阴影,整个世界都因为它而战栗不止。
这场危机的根源在哪里?真相是什么?它的杀伤力为何如此巨大?这场危机的最终结局是什么?我们改如何应对?对于我们来说,这场危机除了巨大的风险以外还有没有我们可以把握的机会……
现在我将向大家阐述我对欧债危机的理解和看法。首先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欧债危机。一. 欧债危机的渊源(外部因素)。二. 内部因素
三. 欧元区国家的结局和出路 四.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外部因素
金融危机中政府加杠杆化使债务负担加重
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无法通过公共财政盈余来支撑过度的举债消费。全球金融危机推动私人企业去杠杆化、政府增加杠杆。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国际宏观经济的冲击,恶化了其国家集群产业的盈利能力,公共财政现金流呈现出趋于枯竭的恶性循环,债务负担成为不能承受之重。(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借钱太多,入不敷出,欧元区一体化后,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一方面促进了欧元区国家间的贸易发展,但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盲目的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大量借钱促进经济发展,这就好比用明天的钱补今天的窟窿,这需要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接着入不敷出,多米诺骨牌坍塌)
评级机构不再受西方国家约束,正确调整评级
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不断下调欧元区国家的主权评级。2011年7 月末,标普已经将希腊主权评级09 年底的A-下调到了CC级(垃圾级),意大利的评级展望也在11年5月底被调整为负面,继而在9月份和10 月初标普和穆迪又一次下调了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遭遇了主权评级被频繁下调的风险。主权评级被下调使上述四国借入资金的利息变得相当高,也可成为危机向深度发展直接性原因。二.内部因素
1.赤字问题
赤字问题是当下人们对欧债危机最普遍的看法。
其实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由来已久。早在1997年欧盟为了保证欧元的问定,防止欧元区通货膨胀就已经制定了《稳定与增长公约》,即,各成员国赤字不能超过其国内 的百分之三,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百分之六十。但根据欧盟发布的数据,在危机爆发的2009年和2010年其成员国中只有瑞典和爱莎尼亚达标。以希腊为例。2008年希腊的财政赤字还仅是GDP的百分之7.7,但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百分之12.7.与庞大的财政赤字如影随形的还有其对外负债。08年希腊的债务余额为GDP的99,而至09年该数据飙升至113.4。10年8月以前希腊债务的绝对额为2800亿欧元,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400亿欧元。从数据上看,希腊实际已经破产。受希腊的影响,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相继陷入危机包括比利时这些被外界认为比较稳健的国家以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自此,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逐步扩大,整个欧盟都相继收到债务危机困扰。2.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二元性
在欧元区单一货币计划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根本上的矛盾,尽管欧洲央行控制着利率和货币供给,但各国财政盈余和赤字却取决于其主权政府的税收和开支政策。在这种矛盾下,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是由欧洲央行统一制定,而财政政策则受共同体财政纪律的规则制约,由各成员国分散自主的加以制定,但同时,各国财政状况又受马斯特里赫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约束,从这里可以看出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和财政政策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由于存在统一货币政策的要求,所以当一国经济受到冲击是,只能采取单一的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节,(就相当于一个本来有两只手的人,而制度却要求他必须用一只手来做事情一样),而且如果过分的依赖财政工具,又会反过来动摇货币政策的基础,这样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例如在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时,希腊无法采取传统的货币政策,只能采取有限的财政政策,希腊只能依靠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但当市场对希腊失去信心是,仅仅依靠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也就收效甚微了。3.增长的连续性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这种生产性指的是创新,只有经济有了持续增长的源泉,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从而无法逃脱由盛转衰的宿命。
而欧债危机就在于经济可持续性的下降,经济增长点的缺乏,导致支撑高福利支出基础的动摇,以至于政府不得不打死举债,从而导致负债快速积累,最终成为欧洲难以承受之重,引发延续至今的债务危机。
拿希腊来说,在08年之前,由于希腊旅游业保持稳定增长,船运业快速增长,其经济增长速度快且稳定,因此,资产状况良好。但是,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政府与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结构有可能迅速发生改变,从而大致债务问题被充分放大后暴露出来。
第五篇:欧债危机论文
欧债危机的原因、现状及发展前景
摘要:自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债危机愈演愈烈,至今远未结束。欧元区是否会走向解体,欧元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的命运何去何从?这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本文结合欧债危机发展现状,通过对欧债危机原因的分析,剖析了欧债危机对欧元带来的严峻挑战并展望了欧元的前景。关键词:欧债危机、原因、现状、前景
一、前言
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为帮助希腊走出危机,2010年5月,IMF和欧盟启动经济救助机制,向希腊提供总额1100亿欧元贷款。但外部的救援并没有挡住债务危机蔓延的步伐。2010年11月,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2011年3月,葡萄牙债务危机爆发;2011年7月,欧盟启动对希腊第二轮救助方案;2011年8月,意大利和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成为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新牌;2011年9月,由于IMF和欧盟认为希腊年内财政赤字控制的目标难以实现,对希腊第二轮救助一度面临搁浅。欧元区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二、欧债危机的现状
1.开端
2009年12月8日,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A-”下调至“BBB+”,前景展望为负面;
12月16日,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下调为“BBB+”;12月22日,穆迪宣布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1”下调到“A2”,评级展望为 负面。这标志着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爆发。
2.发展
2010年2月5日,债务危机引发市场惶恐,西班牙股市当天急跌6%,创下15个月以来最大跌幅;
2月9日,欧元空头头寸已增至8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2月10日,巴克莱资本表示,美国银行业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及西班牙的风险敞口达1760亿美元。
截至2011年12月19日,欧猪五国主权债务余额合计为2.76万亿欧元
3.蔓延
2012年1月,标普正式下调了9国评级,法国、奥地利和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首次失去AAA评级,令欧债危机雪上加霜。目前,欧元区17国中仅有德国、荷兰、芬兰和卢森堡4国硕果仅存,尚保有AAA等级。
5月以来欧元对美元累计下跌6.69%(以低点1.2357计算),欧元兑人民币累计下跌5.44%;
5月29日,将西班牙评级从“BB-”下调至“B”,展望负面;
5月30日,亚市盘中,欧元/美元触及时段低点1.2475
三、欧债危机的原因
1、欧债危机国经济基本面恶化,经济增长乏力,竞争力下降,再加上盲目的高福利政策是这些国家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在亚洲等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下,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竞争力明显下降。一方面这些国家没有及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居民又要维持现有的高生活水平,这就使得政府债务及对外债务不断攀升。
2、从全球视角看,国际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外部诱因。我们可以从资产负债和财政收支两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一方面欧洲部分金融业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中,金融资产在其资产负债表中的比重较大。另一方面,为应对危机,欧元区各经济体扩大财政支出是必然的选择。金融危机直接扩大了欧元区各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
3、欧盟内部经济结构不均衡是欧债危机的结构性因素。由于欧盟内部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效率和全球竞争力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各国政府面临着收入降低和支出增加的双重困境,只能选择扩大财政赤字以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
4、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二元矛盾”是欧债危机的制度性根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差异性。在经济衰退与萧条阶段,财政政策的效果一般更加明显。为了提高政策的及时性和增强政策效果,欧元区成员国就发挥财政政策的主动性,扩大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这相当于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一条腿”被绑在一起,而财政政策“另一条腿”自行前进,最后造成了一条腿走路的困境,结果就是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进而出现债务累计和主权信用问题。
四、欧债危机的前景
欧债危机的演进面临以下三种前景:一是欧元区国家在德国的敦促下实施进一步的财政一体化;二是部分重债国脱离欧元区导致欧元区收缩甚至解体;三是继续维持现状。
1、财政一体化
欧债危机的爆发生动地展示出,在缺乏财政一体化的前提下迅速推进货币一体化,这非但不会促进成员国经济水平与经济周期的趋同,反而会加剧成员国的分化。因此,欧元区要彻底摆脱欧债危机困扰并将欧洲一体化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加快实施财政一体化就成为必然选择。
2011年12月初的欧盟峰会通过了成员国政府间新的财政协议,新协议要求,各成员国财政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名义GDP的0.5%,超额赤字不得超过名义GDP的3%。
新财政协议的通过是欧元区推动财政一体化取得的重大进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英国并未加入这一协议;第二,该协议还需要各国议会投票通过,而瑞典首相已经明确表态不支持瑞典在短时间内加入该协议。考虑到财政一体化需要成员国交出更多的财政主权,这一过程必然是痛苦而漫长的,且必然经历反复的博弈与冲突。
2、欧元区解体
尽管不能排除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但欧元区解体的代价实在太高。无论是弱国还是强国退出欧元区,都将支付沉痛的代价。除经济成本之外,欧元区解体的政治成本也十分高昂:欧洲一体化进程将变得毫无意义,欧洲的软实力与国际影响也将大打折扣。此外,从货币联盟解体的历史来看,现代法定货币联盟的解体几乎都会导致社会动荡与政府专制,甚至独裁或内战。最后,欧盟相关条约没有就成员国退出欧元区做出规定,当然也没有将成员国驱逐出欧元区的条款。
总之,一旦欧元区解体,不仅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与政治影响力将受到严重损害,全球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也将遭受剧烈冲击。这一情形是欧元区各国与国际社会将尽力避免的,因此发生的概率较低。
3、维持现状
如果欧元区各国在财政一体化方面举步维艰,且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均不愿意放弃欧元,那么维持现状就成为另一种可行选择。然而,维持现状也意味着欧债危机将变得长期化与周期化,欧元区可能陷入类似于日本的长期衰退。首先,外围国家的债务重组将变得不可避免;其次,外围国家几乎丧失了一切可以用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工具(降息、贬值、财政扩张),债务重组也切断了外围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通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经济衰退;再次,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样会遭遇重大挫折,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凝聚力严重受损,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并可能引发全球贸易战;最后,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也将因此变得非常黯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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