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华民国成立一百周年演讲词

第一篇：纪念中华民国成立一百周年演讲词

纪念中华民国成立一百週年演讲词

诸君，今天站在这里感慨万千！

诸君，今年是民国100周年，无数先烈的热血铸造了中华民国100年不败！诸位同胞，文龙在此，向大家表示节日的问候！回首过去，百年一瞬，100年前，国父和众多先烈，以卓然胆识和坚忍不拔毅力，创造中华民国！

革中华70年之外侮。

革中华250年之建奴压迫，革中华3000年来之封建荼毒！

从大漠到天涯海角，从漠北极寒到南海之滨！到处响彻民权、自由之呼声！诸君，那一刻，是我中华之真正崛起之时。文龙相信，诸位亦有同感！诸君，我民国从建立那一天起，就历经风雨，国父为民国之有益发展，甘愿侧身让位。然袁贼无德，窃国卖民，民之不耻！无端行残暴于世！先贤教仁君，为国捐躯！国父重新掀起救国之圣战！十万头颅十万血，最终铸造新民国！建军校，兴义兵，吊民伐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先总统继承国父遗志！而兴十年之变，使民稍安，使国稍富，使社稷稍稳！然日寇无端挑衅，民国内乱不已！党派之争，甚于外侮！庆父未死，鲁难不已！兄弟御敌于墙！

14年之奋斗，方还我江山颜色！然战端又起，手足相残，神州大地，处处流淌著炎黄后人的鲜血！民国38年，民国败走台湾！先总统痛定思痛！日夜叹息，白首之叹甚也！乃开民权，伸民意，行民主，创经济！使民国以贫瘠之所，供养2000万同胞，今日之民国，政治清明，经济富足，民重德而不重利！民国政府广开言路，打击腐败，保障民生，创造福祉！民居家而无强拆之忧！民行外而无车轮碾首之惧！诸君，民国之有今天，不仅是诸位先烈之功，更有诸君之力！百年苍苍，转瞬已过！人生年华不过数十，怎能甘于浪费！诸位同胞，以此讲演，与诸位共勉！为建立富强、民主、文明、人权、自由之中华而努力奋斗！诸君努力！

第二篇：纪念辛亥革命成立一百周年主题班会[定稿]

关于二〇一一年十月份中、下旬举办主题班会的通知

主题班会

（一）各班团支部：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成立一百周年”使同学们更多的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知识、人物故事以及辛亥革命对社会发展和思想解放的重大意义。为了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同时也为了让同学们也认识到拥有先进思想和伟大的革命精神的重要性；认识到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必要性；认识到我们青年学生要学好专业知识建设和谐社会的紧要性。从而更好的学习。

活动主题：“纪念辛亥革命成立一百周年”

活动形式：班级主题演讲、学习主题知识、学习主题歌曲等形式。活动时间：2011年10月17日——2011年10月19日期间

活动地点：各班级

参与人员：全体

主题班会

（二）各班团支部：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精神，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为了把爱国情绪化作为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努力学习，勇于实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从而追求更高的理想。

活动主题：“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重要讲话精神”

活动形式：班级主题演讲、学习主题知识、学习主题歌曲等形式。活动时间：2011年10月27日——2011年10月29日期间

活动地点：各班级

参与人员：全体

校团委 宣传部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第三篇：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当封建腐朽的阴霾还层层笼罩在中华民族的头顶上，当伟大的祖国还沉浸在闭关锁国的天朝迷梦里，当清朝的王公贵族还沉浸在圆明园的纸醉金迷里，闭塞、自大、腐败、落后已在祖国的大地和他们的心里结着令人窒息的茧。然而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寸一寸刺痛了多少国人的神经——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哀嚎恸哭，分崩离析，等待是多么绝望和无力。

直到辛亥革命，我们深深喘了口气。

回望历史，1911年的10月10日这一天，古城武昌城头的枪声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孙中山先生如开天辟地的巨人，擎起辛亥革命的大旗。岁月更迭，历史远去。岁月可以改变沧海桑田，但是永远无法抹去历史在此间留下的烙印，那震耳发聩的枪声将永远定格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一百年风雨，一百年沧桑，一百年辉煌，一百年铭记。辛亥革命发出了襁褓的呐喊，枪声、炮声、呐喊声撕破了封建专制的枷锁和裹脚布，人们在一缕缕不散的硝烟里，闻到了祖国积久的酸腐和新生的民主。我们要独立！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富强！而这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拯救，只能靠革命来争取。

追忆起国父孙中山先生。他激进实践，被誉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鲁迅称其“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毛泽东称其“有一种宏伟的气魄”。国父躬身探求救亡图存之路，挽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天下为公，孜孜以求，总结出了至今光芒四射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创下了至今令人叹为观止的丰功伟绩。

辛亥革命是一次划时代的创新和改革。它所要革除的君主专制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制度，所要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尽管困难重重，历尽艰险，但革命先驱者仍然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呕心沥血，努力发掘那些曾经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凝聚、团结、鼓舞、振奋亿万国人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心理素质的各种积极因素，以此来唤起“我同胞之国民”，共同救亡图强，通过艰辛的奋斗终于达到革故鼎新的目的。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牢记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教育和启迪，就是要继承革命先辈们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优秀品格。随着时代的发展，这股炽烈爱国精神日益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感召力量。今天，我们要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仍然要高举这面大旗，把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需要以爱国主义为力量源泉。

倘若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又怎能体谅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祖国和人民的痛楚。压迫、剥削、饥寒交迫、内外交困。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倘若我们沉浸眼前和当下，忘记了是前赴后继的先烈和革命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才筑起今日宁静的田园和美好的生活，苦难的命运终究会在我们身上轮回，不幸的岁月也会卷土重来。

纵然斯人斯事俱成烟，但影响依旧在，化进了国人的血液和基因里，代代相传。照此而言，“一切都不会过去。”记忆攫取和拯救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可宝贵的东西，这些记忆的活化石又将融入我们的文化和爱国的民族精神，历历在目。

第四篇：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是孙中山先生及同盟会领导中国人民了推翻260多年满清统治，建立在中华大地上的，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建立，在20世纪初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政治上，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布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诞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然后全国形成连锁反应，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在孙中山的主持下，3月11日，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中华民国政府宣布焚毁刑具，停止刑讯，严禁买卖人口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民自由和权利。

经济上，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措施，奖励和保护工商业，鼓励人们兴办实业，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废除清朝的苛捐杂税。这样，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实现了自身的第二次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民族关系上，中华民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族的平等。中华民国采用五色旗为国旗，由红、黄、蓝、白、黑组成，分别象征中国汉、满、蒙、回（穆斯林）、藏五大民族。虽然和我们今天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相比，仍然有很大的不足，但是和满清政府的一族独大相比，已经是个明显的进步。

文化教育上，中华民国政府主张学校不拜孔子，不读四书五经，禁止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这些措施使得新生的国家的教育不再是培养只会读书的无用文人，有利于西方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在这样的教育下，民主共和的观念占据了人民的大脑，封建帝制的思想被逐步抛弃。中国人的身份开始由臣民向公民转变

社会风气上，中华民国倡导“自由、平等、友爱”的公民道德，“老爷”、“大人”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先生”，男子不再蓄辩，头上可以出现多种的发型，女子不再缠足，以大脚示人也不为丑。

对外关系上，中华民国虽然在《告各友邦书》中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但新生的政权不再是洋人的走狗，而且革命的暴力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使其无法在中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秩序；同时，中华民国的建立，也为同一时期亚洲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在中华民国的影响下，亚洲形成了新一轮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当然，由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加上外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内有立宪派和旧官僚的破坏，中华民国的政权很快就被袁世凯篡夺，中国并没有因为政权的变更而改变社会的性质，但辛亥革命后，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正如江 泽 民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上所说：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1年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临时宪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内容：

1．根据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规定中华民国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2．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规定了中华民国领土的范围；

3．根据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

4．依据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义务。

5．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特点：

1．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规定实现内阁制；

2．为了加强对袁世凯的监督，进一步扩大参议院的权力；

3．为了防止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

4．增加“人民”一章。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意义：

临时约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它宣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从此，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临时约法不仅具有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意义，而且也寓意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的作用。临时约法主要缺点是没有规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它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局限性：

1、没有具体规定人民的权利，以及实现权利的保障；

2、没有采取地方分权制，不利于民国的巩固；

3、没有贯彻五权宪法的理论。事件背景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为诱胁革命军向袁世凯妥协，向湖北军政府多次试探，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条件。湖北都督黎元洪等以军事失利，竭力主张妥协

议和达成

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双方代表随即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谈判。伍廷芳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清朝皇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向革命军进行要挟。与此同时，英国、美国、德国、俄国、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对议和施加压力，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促使双方尽快达成协议。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和立宪派也竭力把南方引向拥袁的道路。在内外胁迫下，革命势力作出让步，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世凯当大总统。革命势力对袁世凯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历史影响

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的革命党人和北方的袁世凯所进行的和谈。1911年（宣统三年）10月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任清廷内阁总理，一面陈兵长江北岸，以武力威胁革命势力，一面利用革命党人急于完成统一的愿望，诱使其进行和平谈判，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斡旋下，湖北军政府接受了和谈建议，12月底，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从18日起，南方军政府所派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所派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开始进行南北和谈。伍代表革命派提出清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则代表袁世凯进行要挟。在此期间，英、美、德、日、法、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议和施加压力，无耻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敦促革命派尽快向袁世凯妥协，并采取政治上拒不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武力恫吓、舆论上恶毒攻击革命政府的手段，极力迫使革命派作出让步。与此同时，混入革命阵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搞拆墙脚活动，竭力把革命引向拥袁的道路，革命派内部的妥协势力也抬头。在内外交困和重重压力之下，孙中山被迫发表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造成共和，即举袁作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结束。负面评价

袁世凯身后的评价长期以来以负面评价为主流，这主要是受到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其著作《袁氏当国》中所说：“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54] 在袁世凯去世后不久，就有黄毅《袁氏盗国记》、胡思敬《大盗窃国记》等丑化袁世凯的书籍刊行于世，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亦给予袁世凯“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等恶评。[55]

继北洋军阀而执政的国共两党均对袁世凯持否定评价，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原本认为袁世凯是“民国之友”，四万万人“殊堪嘉佩”[56]，但在宋教仁案以后孙中山一改对袁世凯的评价，将其定性为“独夫民贼”[2]，并谴责袁世凯“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57] 蒋介石亦谓“袁世凯是我们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爪牙遍布于全国。他凭借着国家元首的地位，私心自用，帝制自为，自以为可以成功。而结果为总理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打倒，袁世凯竟以恐惧而死。”[58]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称袁世凯为“一世怪杰”，并说他“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59] 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1946年所撰写的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将其印发全党，该书称袁世凯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结晶，一个集中的黑暗影”“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3]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袁世凯作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被广泛出现于各种历史教育和政治宣传的场合，深入人心，因此有学者认为丑化袁世凯的根源即在于《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本书。[60] 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台湾史学界对袁世凯一生的评价亦基本上是否定的[61] ；而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陆史学界亦根据马克思主义史观，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对袁世凯全盘否定，论定袁世凯为“专制暴君”、“卖国贼”、“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等。

正面评价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不再是全盘否定，而是逐渐趋于多元化。对袁世凯的正面评价逐渐多了起来。其首先表现在于对袁世凯的主要污点如戊戌告密、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刺杀宋教仁、签订二十一条等事实真相进行澄清，其次是肯定了袁世凯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他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贡献，最后发展为对袁世凯的肯定评价。一些人认为，以往对袁世凯的评价，存在着全盘否定、苛求古人的错误，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评价和看法。祝曙光认为，袁世凯复辟的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62] ；季云飞认为，袁世凯

是“窃国大盗”的论断“违背基本历史事实”，这种“一刀切”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摒弃”[63] ；郭剑林认为，“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60] 更有学者高度盛赞袁世凯为“真正的改革家”。[4] 有学者将其称为“扬袁抑孙”现象，并认为这些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64]

客观评价

事实上，许多知名人士和历史学家通过对袁世凯的了解和研究，对袁世凯冷静分析、客观评价，采取了有褒有贬的评价方式。这些评价的共同点是：袁世凯本质上是擅长权术的旧派人物，同时也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而他最大的败笔在于称帝。

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旅居美国时所撰回忆录如是评价袁世凯：“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的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过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65] 此外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指出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65]

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同时又说：“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66]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袁世凯说，“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冷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67] 至于袁世凯为何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 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67]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54]，评价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对诗词歌赋，他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咏吟自傲；更无玩物丧志的恶习，收藏甚么骨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敌的斗争，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让。”唐德刚写道：“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68] 袁世凯

1913年民国两项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制定正式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以取代《临时约法》和临时大总统。袁氏对《临时约法》限制总统权力的种种规定极度不满，在新宪法制定过程中，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手段，试图夺取宪法起草权——为防止总统权力被宪法限制，袁氏竭力要求先选总统，后定宪法；国会则竭力抵制，要求先定宪法，确定总统权限，再选总统。袁氏最后竟联络十八省都督联名指责声讨国会，压迫国会服从自己的旨意，先选举总统。而一旦当选为总统，袁氏即对国会弃若敝屣：“当选总统后，一再背信弃义，既不到国会就职，又不出席国会发表政见。在保和殿就任时，把议员们排在朝房内，让议员们看不到他，也听不到他的誓词，显然藐视国会。”（王葆真，《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

当选总统前，袁氏为免引起国会反感，一度压抑住了自己干涉宪法起草的欲望；当选之后，这种干涉立即汹涌喷薄而出。1913年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16日袁氏就公开对《临时约法》中限制总统权力的规定展开猛烈的批判——不但在措辞上可谓肆无忌惮，而且上纲上线，将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临时约法》对总统和政府权力的“束缚驰骤”。袁氏公然大放厥词：“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按袁世凯的意思，临时约法因为限制了大总统的权力，简直就等于是在拿四万万国人的身家性命财产开玩笑，简直是罪大恶极，是一份亡国约法！袁氏一心想将所有一切军政外交大权独揽在自己这个大总统手上，如此，袁氏才觉得安心，才有信心带领民国走向富强。袁氏似乎忘了，共和是怎么来的——辛亥年的革命，恰恰缘自国人对皇权专制的不信任和否决；革命是为了民主分权，绝不是为了专制集权——袁氏似乎没有意识到：一个不愿意权力受到宪法制约的大总统，和一个专制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

① 帝国主义各国采取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对革命政权施加压力，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

②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对革命党人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又迫使清政府接受议和。

③ 革命政权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机向革命派进攻。孙中山被迫对袁世凯妥协退让，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可以保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④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以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

⑤ 清帝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通电声明赞成共和。

⑥ 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第五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未来。青年是民族兴旺发达，繁荣富强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青年都彰显着朝气蓬勃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

青年的命运都是与时代紧密相连。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但又饱经沧桑，一路上的点点滴滴，见证着青春的力量，也见证着青春的勇敢，更见证着青春的觉醒。正是青年们绽放青春的靓丽，让我们的社会繁荣富强，让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让人民的生活日益美好。

尽管时代不同，但青春永远是一脉相承。百年来，中国共青团始终与党同心，跟党奋斗，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把忠诚书写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把青春播撒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把光荣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青团不愧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锋队，不愧为党的忠实助手和可靠后备军。

中国梦的道路还很长，民族复兴还有新的征程，我们青年怎敢懈怠？我们要自觉担当尽责，我们要奋斗行动，我们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在新时代新天地中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孔子有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我们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只要我们有知识，有文化，有责任，有担当，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我们如那初升的太

阳，正在积聚着能量，相信总有一刻把光和热洒满祖国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