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抚养费问题的法律意见

第一篇：关于社会抚养费问题的法律意见

关于社会抚养费问题的法律意见

一、相关法律法规：

（一）《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

第三条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增设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收费项目，提高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

第六条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决定，自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征收决定之日起３０日内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当事人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确有实际困难的，应当自收到征收决定之日起３０日内向作出征收决定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提出分期缴纳的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当事人的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分期缴纳的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征收社会抚养费，应当向当事人出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社会抚养费收据。

（二）《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对男女双方分别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县（市、区）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下列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一）多生一胎的，按照二倍至四倍征收；

（二）多生二胎以上的，按照前一胎的征收标准加倍征收；

（三）符合再生育条件但不到间隔生育时间生育以及已满间隔生育时间但未经批准生育的，按照零点五倍至一倍征收；

（四）未婚男女已满法定婚龄非婚生育第一胎的，按照一倍至二倍征收；

（五）未满法定婚龄生育的，按照一点五倍至二点五倍征收；

（六）有配偶的一方与他人非婚生育的，按照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标准加倍征收；

（七）民政部门、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发现收养子女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的，应当责令当事人在五个月内改正；当事人未在五个月内改正的，按照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标准征收。个人年实际收入高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还应当按照其超过部分的一倍至二倍加收社会抚养费。

第五十一条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每月加收欠缴社会抚养费的千分之二的滞纳金；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民事诉讼法》

第102条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

（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

（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收入标准1、2010年3月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2009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11元；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83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07元；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375元。

2、台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台州调查队公布的《台州市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429元。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06元。

二、案例分析：

本案中，一方为城镇居民，一方为农村居民的。

社会抚养费标准按台州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居民

因此，在69970～137740之间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均为合法。

第二篇：社会抚养费问答

社会抚养费问答

我市公安部门自今年7月17日起，新生婴儿办理户口不再与社会抚养费征收挂钩，很多政策外生育的新生儿父母，纷纷来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为孩子办理户口。无论新生婴儿是否在计划内出生，只要凭出生医学证明、父母婚姻证件和户口簿即可办理户口。为此，我市开始流传“超生的孩子上户口不要钱了”的传闻。为及时澄清市民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误解，市人口计生委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1.近来社会上传言超生的孩子上户口不要钱了，请问是这样吗？

答：这种传言是对现行人口计生政策和户籍政策的误读。出生登记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行使法律赋予各项权利和义务的前提和基础，依法申报出生登记是公民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出生登记是免费的。同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公民有合法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之前，有的地方为了管理的方便，自行规定了一些限制新生儿落户的规定，如将出生登记与缴纳社会抚养费挂钩，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上户口要钱”的说法。今年7月3日，省公安厅、省卫生计生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赣公字[2014]118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强调，各地公安机关、卫生计生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行户籍管理规定，依法保障出生人口申报户口登记的法定权利。各地不得自立限制新生儿落户规定，坚决反对出生登记与计划生育工作绑定，特别是对未婚生育、超计划生育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口申报户口登记，不得将户口登记与社会抚养费征收、落实长效节育措施相挂钩。这是推进公安、卫生计生工作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这是新形势下做好计生工作的新要求。不允许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出生登记绑定，并不是不重视计划生育工作；不允许把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与户口登记挂钩，并不是户口登记后就可以逃避处罚、不征收社会抚养费。

2.为什么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答：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一项必要的经济制约措施，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的公民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是对社会相应增加的公共投入的补偿，是从经济上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也是对实行计划生育公民的一种保护。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赋予人口计生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

3.超生的孩子已上户口，还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吗？

答：超生孩子上户口后，仍然要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公民享有依法生育的权利，同时应当依法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其生育行为应当符合《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和《江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不符合《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和《江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以及为他人计划外生育提供帮助而非法收养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通知》强调各级公安机关应每月5日前将上月新生儿户籍登记和父母相关信息通报给同级卫生计生部门，并积极协助卫生计生部门做好新生儿落户相关信息核查工作。相关信息将作为人口计生部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依据。

4.《通知》下发前已缴纳了的社会抚养费可以要求退还吗？

答：已缴纳的社会抚养费不予退还。未缴纳的应当依法缴纳，已缴纳但未足额缴纳的应当足额缴纳。

白露街道计划生育办公室

2014年7月28日

第三篇：社会抚养费管理办法

2015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

发布时间：2015-01-22

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性收费，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2002年8月2日，国务院经国务院令第357号公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对征收社会抚养费问题作出了规定。

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象

1、超生的;

2、符合生育政策，但未申请领取《再生一胎生育证》而生育的;

3、未到法定婚龄怀孕生育或者非婚生育、重婚生育的;

4、为他人计划外生育提供帮助而非法收养子女的

2015年最新《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 社会抚养费拟统一征收标准

2014年11月2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并公开征求意见。《条例》较2002年施行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有多方改变，其中首次明确提出，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户籍地人年均可支配收入，对双方当事人分别征收计征标准3倍以下的社会...2014年11月2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并公开征求意见。《条例》较2002年施行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有多方改变，其中首次明确提出，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户籍地人年均可支配收入，对双方当事人分别征收计征标准3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这意味着此前由各地执行的数倍不等的征罚标准，将统一设上限。

统一征收标准计征设最高三倍上限

根据2002年《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这意味着地方可自行制定标准。

而新《条例》拟明确规定，明确了计征基本标准，并规定已生育一个子女，不符合政策规定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对双方当事人分别征收计征标准3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已生育两个以上子女，加重征收社会抚养费。

这意味着，社会抚养费征收最高标准被限定在不高于年人均收入的3倍。

统一执法区域按户籍地收入标准执行

2002年《办法》规定，当事人的生育行为，如果发生现居住地则由现居住地按照当地标准征收。如发生在户籍所在地，则由户籍所在地按照本地标准征收。如都未发现的，则由首先发现的地方，按当地标准征收。

而新《条例》则规定，流动人口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由其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按照户籍所在地的征收标准作出征收决定。流动人口现居住地应当配合户籍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做好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

这意味着，流动人无论生育行为发生在哪里，均按户籍所在地标准征收，现居住地只是配合征收工作。

撤销乡镇罚权仅县级政府可做处罚

在2002年《办法》中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

《条例》规范了征收主体，限制了委托征收权限。明确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征收机关)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征收机关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开展社会抚养费征收的调查取证工作。

这意味着，乡镇或街道一级不再承担征收权利，而只负责调查取证工作。

征收范围缩小不合程序但不违法不罚

《条例》明确指出，社会抚养费征收要严格依法行政，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条例》还明确界定了征收对象，缩小了征收范围。明确规定征收对象为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多生育的公民;对符合政策规定，但不符合程序规定生育的，不予征收社会抚养费。特别是明确提出，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征收程序的，社会抚养费征收行为无效。

《条例》首次提出，社会抚养费征收遵循公正、公平的原则。社会抚养费征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强调结合当事人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多生育子女的情节，“合理”确定征收数额。

增加调查环节当事人申辩禁加重罚

在2002年《办法》中，并未就超生行为进行调查的规定。

而新《条例》则在此方面增加了数款要求。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征收机关发现公民有依法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有关证据。第十四条规定，征收机关在调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协助调查，不得阻挠。询问应当制作笔录。

调查终结，征收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给予征收、补充调查、撤销案件等不同的处理方式。

此外，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征收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社会抚养费征收额度。

明确“乱收费”下征费指标属“乱收费”

在2002年《办法》中，对于“乱收费”的标注仅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增设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收费项目，提高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

而在新《条例》中，则明确6种乱收费行为，分别是擅自改变社会抚养费征收范围的;擅自调整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的;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社会抚养费征收指标和任务的;征收社会抚养费不出具合法收据的;向征收机关返还或者变相返还社会抚养费的;其他违反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的行为。

上述行为要依照《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进行处理。截留、挪用、贪污、私分社会抚养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四篇：法律意见

法律意见书

致：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关于：贵司与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关事宜。

作为贵公司的法律顾问，根据贵我双方《法律顾问合同》的约定，现就贵司与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关事宜提供如下法律意见，供贵司参考：

一、法律分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同时《合同法》第52、53、54、55条规定了合同无效、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况。贵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具体内容应由双方协商确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应向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房屋租赁合同》在上述前提下，依法可以签订。

二、相关建议

鉴于上述情况，贵司在协商合同签订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应注意：

1、对于出租方提交的各项证件复印件，要与原件核对其真实性，且需要相对方在复印件上签章。

2、合同租赁标的房屋应具有合法性。在交付使用前租赁房屋应经过消防验收合格，同时应确保出租人享有完全的产权，房产证所载明的所有人名称与合同相对方名称必须保持一致，租赁房屋上没有设立担保等他项权。

3、租赁标的物在合同期内的发生产权变更、抵押或被司法机关依法拍卖等情况下注意租赁合同法律效力及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以上意见，仅供此次贵司与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相关事宜使用，未经书面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将此意见书用于其他目的。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律师

2011年12月22日

第五篇：社会抚养费征收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

社会抚养费征收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

董新建

（吴江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吴江市计划生育协会

摘要:社会抚养费作为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公民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而从经济上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是对社会增加的公共投入的一种补偿。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普遍实行了这一制度，这对于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强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规范、调节公民的生育行为，抑制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和维护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当前媒体大肆炒作生育政策的背景下,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备受政府重视和社会关注，而富人超生和特权阶层超生现象的产生更是暴露出这一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及其不合理的一面，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本文针对社会抚养费功能弱化、问题表现及其原因，对这一制度本身和执行过 程进行深入剖析，为完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配套措施提供可资借鉴的系统的对策和建议。

在我国过去的30年里，尤其是在推行计划生育之初，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相当难做，地方政策或立法中开始对“超生”规定了经济限制措施。在早期，这种经济限制措施被称为“超生罚款”，后来有的地方立法修改为“计划外生育费”。1992年3月5日国家计生委、财政部联合颁发了《计划外生育费管理办法》，对计划外生育者的范围以及计划外生育费的性质、征收办法、使用范围和监督检查等进行了统一规定。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发[2000]8号）提出建立社会抚养费制度，即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以适当补偿因此所增加的社会公共投入。据此，财政部、国家计生委联合下文，要求各地将“计划外生育费”更名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12月29日颁布、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下简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对于不按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相应的社会抚养费。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5条的授权，国务院于2002年8月制定、颁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至此，社会抚养费征收法律制度正式确立。

从理论上讲，“零社会抚养费”也许可以看作是依法生育、依法行政的最高境界，因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归根结底是对法外生育的一种惩罚，是人口失控的一种补救性措施，是维护生育的规范性和公正性的最后堤坝。因此，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公民普遍依法生育，从而使社会抚养费征收最小化，这也是我国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上佳之策。从近年来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存在的问题非常多，情况并不乐观，社会抚养费制度并没有达到立法的本意，甚至有陷入困境的可能和尴尬。社会抚养费征收是计划生育社会政策中一项重要的配套措施，而不是唯一措施。在生育控制上，如果放弃或者弱化了宣传教育、知情选择、优质服务、帮扶脱贫、利益补偿和激励、综合治理以及行政处罚等卓有成效的种种做法，而单纯依靠社会抚养费征收的话，那就无异于放任生育，无异于鼓励生育，无异于激化群众意愿与国家政策之间的矛盾。如果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成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作为生育控制的主要手段或者唯一的强制手段时，则与我们的立法初衷完全相背。

一、社会抚养费制度的功能异化和弱化

2007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然而现实中一些地方选择性征收社会抚养费，致使社会抚养费惩戒非计划生育的功能发生多种演变，甚至成为鼓励违法生育以牟利的手段，严重地危害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落实。社会抚养费是对违法生育的公民征收的社会公共资源补偿费，其目的是惩戒非计划生育者，然而这种惩戒功能正发生着多种演变，衍生出了增收功能、寻租功能等等，导致“议价孩”、“有钱就能生”、选择性征收社会费等现象的产生，社会抚养费的惩戒功能几经演变而正逐步弱化。

从目前各地的规定来看，社会抚养费数额的计算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根据违法生育者上一的总收入或者超出当地平均收入水平的部分乘以一定倍数计算；其二是根据当地上一平均可支配收入乘以倍数计算。如此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前提必须是充分掌握违法生育者收入的真实情况，但法律、法规却没有赋予人口计生部门相应的权力和手段去调查掌握个人的实际收入状况。因此，在实践中，大量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件都是按照当地上一平均可支配收入乘以倍数来计算。这使得实际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大大低于应当征收的数额。几万元、几十万元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甚至会让当事人倾家荡产；但对于一个富人家庭来说，只能算是九牛一毛，就难以起到任何的震慑作用。可以说，人口计生部门执法手段的单一和无力，已经导致相关法律对富人失去了威慑力。由于违法生育又不是犯罪行为，按此规定，只要当事人交足社会抚养费，那就没有理由强制让当事人不违法生育，也就自然产生了“议价孩”、“有钱就能生”现象并逐步加剧，落后地区和受利益驱动的部门可能还会以此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也就缺乏了公平性。依法生育的“规范”、“公正”之意正逐步被退化，而另一方面，并没有因为有了社会抚养费制度而使得违法生育有所下降，实际上随便举几个城市的违法生育情况就可窥豹一斑，近年来违法生育正逐步上升，可见社会抚养费对生育控制的实际功效正在逐步弱化。

实际上，解决富人超生问题还要以历史眼光来看待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原有的行政强制手段基本保证了在处理超生问题上的社会公平。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社会分层多元化，出现了一批经济上富裕、身份更加自由的所谓“富人”。一方面，他们不仅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且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仅从规避有关的计划生育法律而言，富人拥有更多的手段，他们可以通过变更国籍、出国生育、跨国婚姻或者巨大的人情网等多种手段来实现超生。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富人从身份上讲，游离于体制之外，即使交纳了足够的社会抚养费，依然产生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即同样的违法行为，却因为身份、地位的不同，受到处罚的后果却不相同。因为富人、名人只要交钱就可以了，而且基本不会影响或降低其生存、生活质量，从这个角度讲即便能够征收到富人、名人超生的社会抚养费，依旧无法成为阻挡这些人超生的“门槛”；但如果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的职员，除了交钱以外，还要面临丢掉工作的危险，生存都成了问题。而这也正是引起舆论质疑的关键所在。

虽然《办法》和各省级政府都规定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但由于政策弹性大，导致征收数额浮动幅度大，一般在数千元至数十万元之间，从而使征收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这就势必为“权力寻租”制造了可能；而且由于处理的自由裁量幅度大，幅度浮动也没有统一标准，极容易造成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有随意性、不严肃性的理解。尽管《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增设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收费项目，提高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但现实中却存在选择性征收社会抚养费现象，对容易征收或者征收难度不大、征收数额可能到位率大的案件，征收积极性就比较高；而对于征收难度大、征收数额小的案件，则可能走简易处理等途径“小事化了”，甚至放任不予处理。在法制环境差和落实地区，由于社会抚养费征收空间和幅度宽泛，政策不严谨，极有可能别利用作为一种乱收费的“权力寻租”途径。

二、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的主要表现和原因

1、征收标准模糊，实际收入难以核实、取证，城镇、农村征收标准不统一。一是征收标准模糊，适用性差。按人均收入基数收费就会对不同家庭产生相去甚远的人口再生产的调整力度。该基数仅适用于同一类征费对象平均收入相近的家庭，对远离平均收入的两极家庭适用性都很差。相对低收入者来说费率偏高，征收困难，征缴后对家庭生产生活影响巨大，甚至可能对当事人造成终身致贫等可能；对高收入者容易造成实际征收偏低而缺乏足够的调整力度。又比如《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条中关于“非婚生育二个以上孩子的”等都没有具体司法解释，假如甲方与乙方非婚生育一个孩子后，又与丙方非婚生育一个孩子，则甲方第二次非婚生育和丙方该分别按哪一项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就比较模糊。二是实际收入难以核实、取证。对于违法生育的个体户，调查他们的生育事实相对容易，但调查他们的实际收入就比较难。个体工商户一般没有正规的帐目可查，相关法律没有给人口计生部门赋予对违法生育的当事人有经济收入状况的调查取证权力，也没有规定相关职能部门必须给予人口计生部门提供个体工商户经营状况的责任。这就使办案人员很难真实确定个体工商户实际的收入水平，也就容易使其社会抚养费征收额度过低而起不到惩罚的作用。而且还容易造成群众对人口计生工作的误解：我只要想超生，象征性的罚一点钱就能生。时间一长，群众还真以为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宽了。三是城镇、农村征收标准不统一。由于很多地方城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差别相当大，同样的违法生育行为和情节，处理结果却大相径庭，很难让群众心服口服，对计划生育工作极为不利。四是征收到位率普遍不高。由于行政执法缺乏必要的强制力，多数基层干部在行政执法中往往产生征收社会抚养费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的思想。没有办法，不少基层干部在执法中甚至采取哄、吓、骗等手法征收社会抚养费。有的违法生育者，因为了解政府部门执法纪律的约束，甚至公开叫嚣：“钱我是有的，可我不愿意交社会抚养费，稍微表示一点你们就结案，我倒是可以考虑，如果你们不同意，我这点都不交了。”迫使计生执法人员只好先收了再说，过后又往往不再积极催缴，造成历年沉欠。在调查中发现，虽然我市征收到位率在全国也算是高的，但全额征收普遍极为困难。

2、“一事不二罚”规定和流动人口的社会抚养费征收难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发展、改革深化，经济结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也日趋多样化，人们的商品意识和谋求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流动人口随之逐年增多，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流动人口构成复杂、分布广、居住分散，其择业、生活、迁移和居住乃至生育行为都呈现社会化、自主化、动态化、个性化，流动性频繁，使流动人口的婚孕育、节育信息难以及时而准确地捕捉，部分流动人口游离于计划生育日常管理体制之外。流动人口违法生育案件普遍调查困难，一查就跑，让执法人员“疲于奔命”，很难掌握违法生育对象的有效证据，无法及时有效地履行征收社会抚养费法律程序，使“流动”成为“漏洞”。而沿海发达地区的某些城市几乎100%的违法生育者在违法生育前后都曾跨县市的流动过，他们往往钻户籍改革和市场经济中人口流动大的空子，违法生育前后“变”的居无定所、也无固定职业，哪里风声紧就离开哪里，哪里有空子就往哪里钻，使人口计生部门难以管理、难以跟踪、难以处理。而另一方面《办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地已经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被征收社会抚养费”，但对违法生育者到落后地区主动要求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恶意规避的行为又没有相应的约束规定，致使违法生育者在违法生育前后千方百计到落后地区主动要求处理，而落后地区往往不予认真核实简单征收低额社会抚养费后了事，而后当事人又再堂而皇之回到原籍地，从而逃避原籍地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因此，真正受到处理的流动人口违法生育案例很少，即使处理了也已经对周围的群众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严重扰乱了户籍地和现居住地的计划生育秩序；有的甚至两地隐瞒，以逃避社会抚养费征收。

3、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与婚姻管理、收养政策、引产制度、生育分娩制度、人口普查、户籍管理等其他社会政策存在严重的冲突。人口计生法律法规规定，没有婚姻关系而生育子女的行为是违法生育的一种。因此，在社会抚养费征收取证中，往往必须先要核实当事人的婚姻情况。而《婚姻法》并未从法律监管的角度，对因“包二奶”、非婚同居、重婚等现象而可能产生的一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甚至一些可能产生的违法行为如非婚生育等现象设置监管和处理机制，直接导致了婚姻登记部门对“包二奶”生育、非婚同居生育、重婚生育等本应由《婚姻法》管辖的应有之内容而“不闻不问”，而对此问题的解决则落在人口计生部门“身上”。婚姻登记部门甚至事后发现当事人隐瞒真实婚姻状况也不作出任何处罚措施。而人口计生部门为预防非婚生育的出现、提高计划生育率，却在极力宣传教育、督促甚至“哀求”非婚同居者在生育子女前“一定要”登记结婚，以避免违法生育行为的发生而增加人口计生部门不必要的工作量，真是有一种“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尴尬。在收养政策上，一方面要求收养者不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另一方面在办理收养手续上则简单凭公安部门出具的报案证明来核实是否属收养，而没有真正去审核当事人是否属于真实收养还是违法生育，甚至还在事实收养、公证抚养等问题上抛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只作简单登记式的审核就给予办理收养（抚养）手续。现有的政策设计很容易让一些违法生育者利用政策“空子”把违法生育行为通过收养途径来转化为合法的“收养行为”，从而逃避社会抚养费征收。事实上，按照现有的科技手段，只须强制当事人提供亲子鉴定报告即可弄清收养行为的真实性。还有医疗卫生机构的引产制度、生育分娩制度也与计划生育政策矛盾重重：人口计生部门要求计划外怀孕者应终止妊娠，而卫生部门要求大月份怀孕不得终止妊娠，即使当事人同意也不行，结果好多不符合生育条件的怀孕妇女在人口计生部门苦口婆心的宣传教育、动员下（甚至可能“威胁”、“恐吓”下）终于同意去终止妊娠，但因为卫生部门的这一规定，而只能任由其违法生育行为发生，而到社会抚养费征收时当事人往往以不是自己的错为由拒绝缴纳；另外，人口计生部门要求生育分娩提供合法证件，卫生部门则从以人为本出发，能登记当事人情况的则作简单登记，凭目前的科技手段，笔者认为只须强制增加分娩者DNA和指纹采样备案这一环节，就基本上可以弄清楚分娩者的身份、是否违法生育等情况（当然这需要政府前期巨额投入，包括建立全国性的DNA和指纹采样数据库）。还有在在人口普查政策上，如果违法生育者刻意隐瞒，则主管人口普查的部门基本上也核实不清楚子女和父母的真实关系，违法生育的子女在普查落户时甚至也不通报人口计生部门，使得大量违法生育者逃避征收社会抚养费（人口普查主管部门也可能考虑如果报告人口计生部门、或者在普查时设置计划生育把关内容，则有可能造成很多人隐瞒不报而影响普查工作）。在户籍管理上，仅凭公民的户口本或者公安部门的信息系统也很难清楚当事人的子女状况，因为我国的户口本是这样的：一是未明确子女的生育性质，只简单注明子女父母关系，一旦分户则很难一下子了解一户家庭的真实人口情况，这也是导致人户分离始终难以核实清楚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户口纸张上一人一页且是活页，抽掉其中一张，就很难一目了然了解当事人真实的家庭成员情况；另外子女和父母一旦分户，即使调阅原始数据库，也很难分清子女生育属性或者当事人到底有几个子女。

4、部分特殊的违法生育案件社会抚养费征收启动难。一是“赤贫超生”现象。有一部分违法生育的当事人家庭经济条件相当困难，违法生育后工作人员找他们调查取证，大部分人也很配合，也承认违法生育事实，但就是拿不出钱来交社会抚养费，属于吃在嘴里、穿在身上的困难户。对这种对象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难度特别大，但也很容易让群众认为“我只要装穷不交钱，我违法生育，你们也拿我没办法”。二是“非意愿超生”现象。这部分超生者本身并不想违法生育，只是不得已而违法生育，如：意外怀孕并不知情，结果大月份时才发现，但医院又不肯做终止妊娠手术；曾多次流产，去医院终止妊娠，但医生告知其如果这次引产，以后可能无法再怀孕或可能对身体有害；有的自己想去引产，但因计生干部疏忽或者工作不到位，导致遗误引产时机，这时当事人往往在违法生育后心有怨言而不肯缴纳社会抚养费等。

5、被征收人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的意识淡薄，自觉交纳社会抚养费的氛围没有形成。违法生育者总认为自己仅仅是多生一个孩子，又没有犯罪，对依法须要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义务，往往采取拖欠、讲价钱、打折扣或托人情疏通关系的方法，想方设法逃避社会抚养费的交纳。有钱的想少交，无钱的想不交、逃交，强横的想抗交，有的干脆来个“三不理”赖交，这种现象有的地方相当普遍。如果有一例此类案件未经充分理由而降低其征收额度的，则往往会在周边环境产生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

6、名人富人违法生育现象抬头且处理难度大，负面影响大。调查发现，往往因为违法生育的名人富人社会交往能力强，上层关系多，处理起来更加困难。基层的同志反映，真正因为家庭条件困难而交不起社会抚养费的违法生育者占比不到20%，这部分弱势群体违法生育的负面影响远没有少数名人富人超生的影响大。名人富人违法生育而受不到处理则影响恶劣，显失社会公平；事实上，富人名人违法生育即使足额缴纳了社会抚养费，也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其负面影响。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如果富人有钱就可以超生，用脚指头想都知道这不符合社会公平。可是任凭你如何气愤，你也拿这些名人富人没办法，因为有法为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不符合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也就是说，如果能依法足额缴纳社会抚养费，那么执法部门就没有理由阻挠富人超生。既然他们“有法可依”，面对富人拿钱超生，政府只有加大处罚力度。所以，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对高收入阶层超生加重处罚的措施。可是这一招行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讲，都不可行。理论上讲，加重处罚无非是提高社会抚养费的金额标准，可是显然，法律要求交10万，还有百万富翁，要求交100万，还有亿万富翁，加重处罚只能缩小用钱买“超生通行证”的富人的范围却无法杜绝这种现象；实际操作上讲，对富人加重处罚首先就面临如何认定高收入阶层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的对高收入阶层进行认定，又何谈加重处罚呢？问题的症结在于，富人名人用钱购买的其实并不是所谓的“超生通行证”，而是“超生通行证”背后的法律特权。富人缴纳社会抚养费，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一种惩罚，而成为他们用钱换取超生特权的有效方式。从这个层面上讲，法律要求缴纳社会抚养费以惩罚超生行为的办法，对富人来说本质上其实是允许“以钱换权”，无论你将社会抚养费的缴纳标准提高到何种程度，这种本质都无法改变。而只要法律特权可以用钱购买，富人和平民在法律适用上的不公平就不可能消除。所以说，要想真正在计划生育这一问题上达到社会公平，堵住富人享受特权的空间，除了缴纳社会抚养费这一惩罚办法外，更为重要是寻求社会抚养费以外的处罚手段和措施，以遏止、剥夺富人特权的发挥空间，回归生育公平的底线。

7、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执法环境差。一是个别地区存在社会抚养费征收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导致生育秩序混乱，计划生育工作有积重难返之态。二是基层计生干部和计生执法人员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目前基层从事社会抚养费征收的计生工作人员已成为又一高危行业，在执法时经常遭各种形式的恐吓，每年各地都要发生计生人员在工作中遭受人身伤害的事件，暴力抗法事件呈上升趋势。三是来自方方面面说情者的干扰严重。往往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法律文书刚送达，方方面面的说情风就刮来了，对名人富人处罚的说情风往往来自上层；各级领导往往只重视经济工作，如果计划生育工作与经济工作相冲突，首先牺牲的就是计划生育工作，如在一票否决上表现尤为明显，部分一票否决事项由于部门不支持、领导不同意等原因不了了之。乡镇、村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工作中，说情风最厉害的往往来自村里的支书和主任，来自与基层计生干部经常打交道、碰面的人，正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基层计生干部往往碍于情面甚至帮当事人说话。四是群众基础弱化。有部分违法生育当事人不理睬计划生育的执法工作，找他们调查情况不配合、不说话、不签字。找附近的群众调查，也经常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自我保护色彩较浓，甚至村级管理者只当旁观者，特别是村委会实行村民选举前后，村里几大头的角色，也在向村民转移，对服务性工作做的积极，对违法生育户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则做的不积极，怕得罪人，影响个人的选票，导致执法人员很难全面掌握第一手材料。五是个别地方对非婚生育放任不管不报，有自我违法之嫌。六是个别地方存在选择性执法，“见善而征，见不善而避之”现象时有发生。

8、行政执法不够规范，专职执法人员普遍缺失。在推进计划生育的进程中，我们走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人治”阶段，一线计生执法人员刚刚从“抬柜子”等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中走出来，还不习惯“办案子”的法治形式，执法水平跟不上形势。基层在调查取证时，擅长用行政管理手段搞征收，以动嘴皮子为主，不注意收集、固定证据；缺乏调查技巧，调查笔录过于直白、简单，相当多的基层干部还不太会做法律文书，往往案件材料要重新返工、重新调查，一些执法人员连基本的询问和笔录都不会做，甚至连送达的方式也不懂，更有甚者还不了解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内容，更谈不上运用征收程序和法律依据搞征收；调查取证浮于表面，不注意在关键问题上深入；由于没有系统地学习相关法律专业知识，在强调依法行政的今天，就突显出素质不高、能力不强，凭经验执法的现象比较普遍。面对自我保护意识强的当事人时，基层能独当一面的执法人员很少。执法人员素质不高还表现在接受他人说情、自我降低征收标准、减轻当事人法律责任等，同时这也容易滋生腐败。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直接导致执法不到位现象较为严重，执法队伍素质较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地推进。另外，一些地方又不善于运用申请依法强制执行、申请财产保全等手段或者没有能够与人民法院协调好，因此对于当事人拒绝缴纳社会抚养费问题，人口计生部门感觉“很无奈”。

三、对策和建议

1、夯实工作基础，处理违法生育案件要从源头、从预防抓起。

各地必须建立经常性的随访服务，针对辖区内所有育龄妇女进行经常性的免费经孕环情的普查，加强对生育过程的控制，努力减少和避免非意愿妊娠；完善基层网络，建立健全村（社区）、单位的计生联系人半月或月例会制度，在例会制度上交接辖区内所有育龄妇女婚育、节育原始信息，对一些重点对象要重点交流；将计划生育尤其是违法生育工作列入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各级计生协会工作中去；加强对基层计生干部尤其是执法人员的责任考核；县级人口计生部门各条线均要切实沉入基层，完善孕期管理，技术服务人员应加大孕期随访；县镇两级人口计生执法人员要经常性到各村、社区去摸情况，加强执法，对计划外怀孕者要做到上门沟通，每次沟通均要制作笔录，要不厌其烦的去做工作；对流出人员实行合同管理，设置计划生育违约金制度；在法律法规上要明确实行持有效计生证明实名制生育，提高依法生育率。

提高依法生育的宣传力度。一是部分群众的生育观念仍比较落后，“男孩好当家”、“男孩传宗接代”、“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部分群众尤其是富人和流动人口的思想中，因此有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促使其生育观念转变仍显得非常重要。二是要加强对青少年，特别是流动人口的中年、青年群体和年轻育龄妇女的计生法律法规和知识的宣传，深入学校尤其是初中、高中、大学开展计生知识讲座，深入到各类市场、出租屋、娱乐服务场所、物业小区、建筑工地、中小旅社（宾馆、酒店）等流动人口聚集区进行宣传，积极向群众宣传避孕节育的有关知识。三是提高守法意识，让群众认识到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违法生育后缴纳社会抚养费是应尽的义务，消除“只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就可以合法超生”的误解。四是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要进行自我宣传。必须意识到征收社会抚养费不是计划生育的最终目的，而是落实计划生育国策采取的一种手段，人口计生部门的目的是建立依法生育的公共秩序，维护生育公平，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稳定低生育水平，保证人口与资源、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要将落实可靠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障机制作为解决违法生育的一项重要措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目前我国尤其广大农村主要以子女养老为主，为此，群众想通过多生育、生男孩来解除养老的后顾之忧的想法在某些地方仍普遍存在。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可以趁着当前城镇化的热潮，坚持自我保障与国家、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循序渐进，深化发展的原则，逐步在农村建立起与城镇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机制。而且要使流动人口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同等的就医权利、同等的就业权利、同等的失业保障、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只要流动人口到流入地登记且依法生育，就能享受到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公共福利待遇，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来促使流动人口主动登记申报，积极参与人口计生管理。人口计生部门应大力落实、兑现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计划生育公益金、计划生育家庭子女伤残、死亡补助金、计划生育特困家庭补助金、持独生子女证件职工退休一次性奖励金、加发计划生育家庭低保金等各种涉及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补助、扶助、帮扶政策，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逐步提高奖励、补助、扶助、帮扶的标准，帮助计划生育家庭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切实扭转群众的生育观念。

2、堵塞“以钱换超生”的法律漏洞，完善社会抚养费征收办法和征收程序。

首先，必须从法制根源上堵塞计划外怀孕和违法生育处理的漏洞，特别要阻断阻富人名人利用手中的特权进行超生之路。经济手段从来就不是惩戒违法生育的有效手段，因此，建议采用以下手段堵塞名人富人使用特权的空间：（1）建立刑事法律制度。其一，是对强制执行中不履行社会抚养费缴纳的，由法院实施司法拘留；仍不履行的，转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拘留。其二，设立罪名，对以上措施后仍不履行社会抚养费缴纳，情节恶劣的转送检察机关予以逮捕，罪名定为拒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罪，纳入刑法中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本罪列为自诉刑事案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作相应修改。由于违法生育的社会危害性不是很严重，但破坏了社会公平性和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为宜，可采取简易程序审理。（2）引入劳役制度。对违法生育在一定期限内不愿意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实行社会抚养费折抵社区劳役工作日，强制其为社区环卫服务一定期限。（3）对拒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规定限制其进行高消费（在法院“执行难”中已使用）。

其次，建议立法部门或规章制定部门修订《办法》和地方法规（规章），使相关法律法规更具可操作性：（1）明确征收标准，对“实际收入”的含义、取证渠道等进行明确规定。一来可以避免无法操作的尴尬，二来以缩小或剥夺人口计生部门执法人员在“实际收入”认定上的巨大权力空间。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收入项目确定比较合理。关于相关取证，应立法规定相关部门（单位）应必须提供出证义务，否则人口计生部门可予以罚款。为遏止富人超生，同时建议对调查实际收入低于当事人实际财产1/5以上的，应将其一定比例的财产一同纳入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基数，因为富人能力大，那违法应付出的责任就应该大，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就应该大。在考量征收幅度时，应明确每一幅度的违法生育情节。要明确规定，在申请法院执行前不得减免、分期（缓期、延期缴纳）；关于减免应予明确规定。（2）规范征收程序。应规定严格按照立案、调查取证、乡镇调查报告和征收处理意见、书面告知、下达征收决定书、执行征收、行政复议、法院强制执行、统一票据、收缴分离等法定程序规范操作，做到一案一档，规范建档；每次执法均应制作笔录；应对违法怀孕8个月以上的实行预征，以尽早消除社会消极影响；通过职务纪律要求，杜绝选择性执法和隐瞒不报情况的发生。（3）以立法形式解决社会抚养费的恶意规避、省际政策冲突、部门政策冲突问题。对某些人跑至欠发达地区主动缴纳社会抚养费问题，建议规定“就高原则”和“补差原则”相结合；对在大陆不符合生育法定条件而赴港澳台生育的，由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协商制定相关规定；对在大陆不符合生育法定条件而至境外生育的，应明确，该次生育的子女在出生一年内已取得他国国籍的不予征收社会抚养费，否则按中国内地法律、法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关于防止假收养现象，应在《收养法》中强制规定当事人提供亲子鉴定报告；对于利用卫生部门关于大月份怀孕不能引产规定导致违法生育行为发生的，应规定，人口计生部门已在怀孕5个月前书面告知的而执意违法生育的，应按规定的最高征收幅度征收社会抚养费。

再者，充分利用强制执行、财产保全等法律手段。社会抚养费强制执行虽然占整个征收工作的比例并不很大，但其作用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积极而明显的，人口计生部门应充分利用强制执行中各种法律手段：一是利用强制执行加大人口计生执法宣传。通过法院的介入和审查，不仅确保人口计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高人口计生行政执法水平，避免了行政机关与群众的直接矛盾和冲突，同时强制执行过程也是一次人口计生法律法规的宣传过程，能促使广大群众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关键是要选好典型案例，重点突出，达到执行一例、带动一片的效果。二是主动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做好申请执行案件的有关准备工作。（1）将当事人的固定资产先予登记，并报法院备案；（2）采取执行前财产保全。三是及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防止社会抚养费执行不能。对故意躲避、拒不缴纳的，不得减免其社会抚养费，并申请法院采取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

第四，建立健全违法怀孕（生育）有奖举报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举报奖励制度鼓励市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是一条便捷、有效的途径。但由于经济奖励具有一定的“刚性”，当运作一定程度时，必须同时运用其他的管理措施才能确保有效。因此，各级政府应安排专项基金，作为违法怀孕（生育）有奖举报奖励基金；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应明确举报渠道、专人接报、专人处理、奖励条件、奖励额度、奖励方式、领奖方法以及保护举报人的有关规定和纪律要求等。同时要对辖区所有人口落实长效措施奖励制度，做到违法生育要处理、举报违法生育和自觉实行计划生育有奖的良性循环。

3、从人口适度调控角度加大对违法生育者的限制。

对于公安部门来说，不希望有人因为害怕违法生育行为暴露而不愿意上户口，使得户口登记不全面；对人口计生部门而言，希望所有违法生育者得到应有的处理，以维护法律法规的公正。笔者认为，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不可能无节制、无目的的扩容，两个部门应加强协调沟通，从适度调控人口总量目标和维护家庭和谐的角度出发，规定“对一方户籍在本地的，允许在违法生育处理后另一方及其子女可以入户，其他违法生育者不予落户”，以此不牺牲城市的开放心态和流动人口，达到一个管理好人口的最终目的。

4、人口计生部门执法人员应提高自身思想认识，提高执法水平和能力。

首先，树立依法行政、依法征收的理念。人口计生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实际，确立“执法、规范、到位、维权、稳定”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指导思想，做到执法主体合法、征收对象正确、违法事实清楚、调查证据充分、依据法律准确、适用程序无误，坚决杜绝办“人情案”和随意减少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的违法行为。

其次，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纪检、监察、检查等部门要严肃查处在社会抚养费征收中的乱表态、降低征收标准以及贪污、挪用、截留、私分社会抚养费、暗箱操作等违纪违法行为，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财政、物价、审计等部门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加强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的审计监督工作，对擅自提高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乱收费、乱罚款、乱支乱用、挥霍社会抚养费的要坚决查处，绝不姑息迁就；人口计生部门应对自身错误行政、违法行为应自查自纠，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5、建立健全人口计生执法机构，配备专职且专业的执法人员。

县（市、区）在人口计生领导小组下成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领导小组，主要在社会抚养费征收时协调涉及公安、卫生、税务、工商、审计、法院、统计、劳动社保、建设、民政、教育、人事、财政、文广、工青妇等部门（单位）事宜，办公室设在人口计生部门。县级应成立人口计生执法大队（或监察大队），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执法队伍职业化建设。建立县级外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专门机构，配置专门人员，专门负责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相关政策制定、服务内容、管理措施、考核评估和权益维护、社会抚养费征收等方面进行统一规划和协调，使各项服务管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6、建立以基层社区为主体的人口社区化服务管理模式，统一的人口登记制度。

目前我国的人口管理体制比较混乱，管理结点多，条块分割严重（公安、计生、卫生、城管、教育、民政等部门都有相应的人口登记管理职能，却互不沟通、共享），分工不明确，信息采集渠道和更新周期不统一，导致现有人口管理服务体制难以发挥良好的效能。对人口服务管理的最大难点在其流动性大，外来人口往往没有稳定的组织依托，造成各项信息失真，导致违法怀孕（生育）行为无迹可查和社会抚养费征收“无路可走”。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社区（包括农村社区和城镇社区）是各种信息的源头，是人口的必然接触者，相比其他组织机构更加利于承担服务管理的职责和职能，而且服务管理更直接、相对更有效。只有真正把人口纳入社区化服务管理体系，才能真正使违法怀孕（生育）行为无处遁形，社会抚养费征收才能真正顺藤摸瓜，才能提高人口计生工作效率，才能真正提高人口的服务管理水平，也有利于其他社会事业的协同共同发展。因此，人口服务管理的重心也应放在基层社区，充分利用社区的有效资源，把外来人口和当地人口一同纳入社区服务管理的的正常轨道，进行同等的服务和管理，对有条件的社区辅之以集中居住的服务管理方式，努力实现社区内所有人口“困有所助、难有所帮、需有所应”。核心是以基层社区工作站为主体，以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和现代化的社区工作站信息服务平台为关键，以完善的制度建设为保障，以县级统一的人口服务管理协调机构为支撑，实行服务、管理、教育、维权“四位一体”的全程服务、综合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