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抗诉制度的价值研究

第一篇：民事抗诉制度的价值研究

民事抗诉制度的价值研究

[摘要]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不应当因为检察监督权的行使而受到削弱，但与此同时法院的审判也不应当毫无监督，这样权力就失去了制约。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从诉讼监督的价值上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且目前我国司法现状也要求有相应的监督和约束。赋予检察院的抗诉权不是让检察院随意地干涉法院的审判工作，而是使法院的审判更加公正。

[关键词]民事诉讼抗诉权权力制约司法公正

一、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历史考察

西方国家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制度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建立和演变的。在资本主义法制史上，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制度最早建立于刚刚经历资产阶级革命洗礼的法国。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把参与民事诉讼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在此之后，在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仿效，普遍建立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制度。这一制度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为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自由竞争经济秩序的形成，法律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私权自由。反映在民事诉讼中则体现为实行民事权利处分自由，因此，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自然也限于法律规定的很小的范围。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为加强对经济关系的控制，资产阶段要求加强国家职能，在民事诉讼领域，随着民法三大原则的变化，传统的处分原则也受到冲击。检察机关对涉及所谓“集体性利益”或“扩散性利益”的民事案件进行干预。对此英、美及法、日等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均有相关的规定。

如今，西方各国检察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普遍不大，远远没有充分利用一些规范性文件正式赋予它的权利，这表明资产阶级的不动摇私法自治根基的理论，限制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资产者不允许国家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需的范围之内。”

在社会主义国家，率先实行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是前苏联。1923年制定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对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作出了规定。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检察监督的理论依据源自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使法律监督权从一般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成为继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相对独立的权力。”

我国法律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认识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发展的，其最早可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从立法上正式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制度则始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根据该法第4条的规定，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此外，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9月制定的《民事审判程序（草稿）》第1条也有“人民检察院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也可以提起诉讼的”规定，在这一阶段，我国各级检察机关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对民事违法活动进行了积极主动的干预并取得了初步成绩。据统计，1956年黑龙江省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诉讼案件80余件。但是随着1957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我国民事检察制度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重建了人民检察院，恢复了检察机关的原有职能。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施行）》中对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制度再次予以肯定和确认。但是1979年7月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民事检察制度予以彻底废除。直到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颁布，这一现状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该法第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除此之外，再无一条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条文。因此，民事检察监督实际上形同虚设。1991年随着新民事诉讼的颁布，上述局面得到些许改变。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使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使抗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从检察监督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这一制度的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且在我国实际的民事诉讼中是十分必要的。

二、当前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上的不合理的地方

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设计，主要是在学习和引进前苏联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特点就是国家对诉讼进行全面的干预和监督，以追求司法的公正性。这一制度设计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司法运作方式基本相切合。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普遍存在“重刑轻民”的观念，检察机关极少涉足民事案件的监督和抗诉。从近几年来民事抗诉案件的总体情况来看，虽对实现司法公正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制度本身内生性缺陷及其运作上的失范。其主要问题归纳如下：

1、抗诉事由法律规定的模糊，导致抗诉运作上的较大分歧。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在国家或公共利益范围内提起抗诉，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抗诉的具体事由，但规定了它有两项权力：一是检察机关认为法院裁判确有错误就可以抗诉；二是检察机关只要提起抗诉，法院就应当进入再审。例如检察院以发现新的证据为由提起抗诉的问题。而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新证据大部分是由一方当事人提供。此种在一审、二审中不出示新证据，在再审程序中搞突然袭击的做法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日益暴露出其弊端。第一，根据民诉法规定的二审终审原则，任何案件证据都要经过二次质证，并最终得以认证。如检察院为一方当事人之利益以一、二审中都未出示的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那么该案裁判后，此证据则只经过一次质证就予以认定了，显然剥夺了另一方当事人对此证据两审质证的权利，不符合证据规则，这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显然不公平。第二，检察院以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从而引发再审程序并最终定案容易导致有些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恶意隐瞒证据，在判决生效后拿出“杀手锏”向检察院申诉，通过再审从而达到最后的诉讼胜利，这是不道德、不公正的，是利用了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达到侵害另一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是不妥的。

2、抗诉权行使的要件不明确，缺乏对滥用抗诉权的有效防止。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将此视为一种对抗生效裁判的有效途径，造成了少数当事人的投机心理。只要不服终审裁判，就去设法要求抗诉，同时也给抗诉权“寻租”提供了隐性市场。由于抗诉再审不需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也不受终审裁判审级的限制，于是少数当事人不上诉，等待判决生效以后直接要求检察机关进行抗诉，必然引起司法资源的极大消耗，极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这种舍弃上诉寻求抗诉的做法仍然是不妥的。因为如果当事人都放弃上诉程序而去追求抗诉，那民诉法设置的上诉程序将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上诉功能将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同时还会发生当事人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上诉可能发生的负担诉讼费风险的情形，将部分诉讼成本转移给国家。

3、抗诉权的行使无法定时限的要求，使生效的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为二年，但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只规定是事后监督，却没有期限上的约束。从而曲线突破法律的时效规定，直接违背了立法者追求民事秩序稳定的立法原意。亦有损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因为在此过程中只要检察院没有最终提出抗诉，法院的审判就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4、检察机关出庭支持抗诉的程序模糊，检察机关抗诉的单方倾向性，有悖于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权，其出发点在于以国家利益代表者的身份，维护国家利益而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检察机关一般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诉提起抗诉从而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客观上就是支持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另一方当事人自然与检察机关产生对立情绪，庭审气氛常常出现不协调的情形。有的当事人直接与检察机关派出的检察官进行陈述和辩论，甚至经常发生言辞冲突，有损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威信。检察员出庭支持抗诉，除了宣读抗诉书之外，还应当从事哪些诉讼行为？检察人员出庭究竟如何安排法庭的座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作出具有操作性的规定。这不仅打破了民事诉讼的均衡格局，而且影响了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混淆了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明确界限。

5、抗诉权的行使方式与条件缺乏相应的规范。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的“私权利”，国家权力理应避免强行介入。但目前的民事抗诉案件中，绝大多数是检察机关出于接受一方当事人的申诉，为其民事私权而启动再审程序。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又申请撤诉，二审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双方按原判决执行。但检察机关却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归责不当为由提起抗诉；有些民事抗诉案件进入再审程序以后，当事人双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或申诉一方当事人放弃申诉请求。法院商请抗诉机关撤回抗诉，但其仍然坚持提起抗诉，从而迫使当事人继续参与到已经启动的再审程序中。

（二）、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的弊端

1、受利益驱动而提起抗诉。抗诉是极为严肃的法律问题，但近年来，这项严肃的职责却受到经济利益的挑战。据某检察院内部人士透露，其所在民行检察部门一年因提起民事抗诉的收入可达万元以上。不少的当事人也反映，他们到检察机关申诉而被要求交纳一定数额金钱的情况。要有甚者，有的检察机关还为此给相关部门定抗诉和创收任务。这不能不令我们对如此抗诉的公正性和对司法机关的无形损害深感忧虑。

2、以种种不当的形式进行所谓的民事检察监督。最典型的就是采用“检察建议”、“检察意见”两种形式，要求法院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做法。这两种方式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这些建议和意见实际上只能代表检察机关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况且它们不是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形式，致使这些观点到底正确与否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不仅使法院无所适从，而且极易造成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误解，有损司法权威。假如法院采纳了这些建议或意见，那么实际上行使审判权的就不再是法院，检察院变相的代替法院行使了审判权，严重地损害了法院审判权的独立性。

3、当事人也可能利用法律的漏洞钻法律的空子，用民事抗诉程序代替再审程序，避免通过二审交上诉的费用，这样既达到了不服审判的结果而提请法院的重新审判，又达到了拖延法院的执行的目的，从而使法院的审判长时间的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严重影响法院审判的权威。

4、对于民事抗诉案件的范围法院与检察院有不同的认为，一些检察机关认为，抗诉监督的范围应当及于民事诉讼全过程，对于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作出的所有生效裁判均应列入抗诉的对象。基于这一认识，一些检察机关认为，对于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的裁定（包括先予执行裁定、财产保全裁定，以及破产程序中的裁定等）都可以提出抗诉。这种观点是不符合我国民诉法中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的。检察院无疑扩大了自己审判监督的范围，是对法院审判权的蚕食，有背于法律赋予检察院审判监督权的原始初衷。

5、检察院的介入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地位。很多检察院在出庭的时候往往是站在一方当事人的角度而出现在法庭之上，他们收集对一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就会忽略；在进行法庭辩论的时候也只是从一方的利益出发同另一方当事人进行辩论，这样另一方当事人不仅要面对对放当时人的攻击，还要面对来自检察院的压力与辩论。影响了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均衡的格局。

6、当然，检察院积极地介入对于有的案件的公正审理起到一定的效果，可是实践中有的检察院根本就没有把检察民事抗诉权当一回事，可能从来就没有注意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结果，他们只知道领那固定的工资，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无聊地看看报纸、聊聊天之类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同没设民事抗诉权是一样的。民事抗诉权的设立应当得到有效的执行才能在实践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体现检察院的检察监督权对民事审判权的制约。

（三）民事抗诉在司法实践中的成效

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民事抗诉制度对保障司法公正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的年度工作总结提供了下列数据：2002年1月至2005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256，920件，立案审查124，995件，提出民事、行政抗诉44，258件。人民法院再审审结民事、行政抗诉案件25，520件，其中改判13，522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1，196件，调解结案3，826件，三项共计18，544件，原判改变率为72.7％，其中改判率为53％；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的业务工作统计报表提供了下列数据：1998年1月至2005年8月，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17，710件，立案审查6，923件，提出民事抗诉1，728件，人民法院再审审结民事、行政抗诉案件1，442件，其中改判837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70件，调解结案160件，三项共计1，067件，原判改变率为74％，其中改判率为58％。可以想象，没有这项制度的确立，司法权的和谐、平衡的运行机制最终将被打破，司法公正就难以体现。

三、对民事诉讼的存废的不同争议。

1、取消民事诉讼者认为：诉讼效益是“人本主义”现代法精神和法律价值的体现，诉讼效益最大化是司法公正的经济学法则。诉讼效益应包括诉讼经济、诉讼效率、诉讼公正和尊重既判力四个方面的内容。效法前苏联而出现的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中，都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和非科学性，而这种局限性和非科学性的存在导致了种种权力被滥用现象的产生，对司法权独立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对诉讼效益造成莫大的侵害，也不利于司法的真正公正和司法改革的进程。我国现有法官和诉讼监督机制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来看，已形成一个较为科学的体系，从而使检察监督延伸到民事诉讼中的抗诉制度更加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因此建议应完善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度，取消民事诉讼的抗诉制度。

2、限制民事抗诉权者认为：检察院的民事抗诉权的行使不应当是随意的，在充分尊重人民法院的审判独立性与权威性的基础之上，主要针对人民法院在审判的过程中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程序上有严重错误，影响审判结果的公正的情况下才能行使民事抗诉权，这样既有利于对案件的审理公正进行有效的监督，有不至于因人民检察院的介入而影响人民法院审判的独立性，跟不会打破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的双方实力的均衡，只有这样的审判监督模式才是合理可行的，如果过多的扩大检察院的民事抗诉权的权力，势必让人民检察院能够随意的介入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通过所谓的意见或建议来左右法院的审判结果，这样就变相地变成了人民检察院说了就能够生效，而人民法院则沦为傀儡而受人幕后操纵，显然是有背于人民法院审判权的独立原则的。

3、加强民事抗诉的职能者认为：现行的民事抗诉制度不足以发挥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审判监督作用，在修改后的民诉法中应当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改现行制度中的“事后监督”为“事前”、“事中”、“事后”均可监督，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应可以起诉、参与诉讼，对一审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可以提起上诉，对生效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可以提出抗诉，从而充分发挥我国宪法、组织法赋予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这种观点显然是置法院的审判权独立于不顾，将检察院的监督在介入的时间提前到了起诉阶段，严重削弱了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案件的评判思维，有可能左右法院对案件的判决，似乎成了检察院代替法院进行审判，这与法律赋予检察院审判监督权的初衷显然是相悖的。让检察院参与诉讼、提起上诉无疑是承认了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身份的地位，无论检察院在诉讼过程中站在哪方当事人的角度出发都会对另一方当是人形成无形的压力，使他要同是面对对方当事人及检察院的诉讼，这就不利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显然是不行的。

四、民事抗诉在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分析

（一）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社会公共权力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必须要受制约，尤其是当因权力失控而导致的腐败滋生蔓延时，更要考虑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力约束机制，以保证公共权力沿着正确的方向行使。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观，对于我们加强权力监控与制约，从制度创新上确保权力的健康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在对法院的审判结果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一任务也非检察院不能，当然，在这里必须说明这不等于赋予检察院随意干涉人民法院的审判的权力，在民事审判结有明显违法，而当事人通过自己的民事权利的行使仍然得到合理救济（多数情况下人民法院是不会轻易的将自己的审判结果推翻的，因为这无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借助于检察院的公权力（民事抗诉权）是有必要的。可是有的学者认为只要执法者的业务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再加上他们自己的人格魅力就能够很好地将这一问题解决，虽不敢说他们的天真，但现实是无法达到他们那乌托邦式的境界的，不然的话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司法腐败的问题了（深圳某一中院因贪污而被中纪委严肃处理）。

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抗诉是行使对民事案件审理的法律监督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事抗诉权的着眼点并不是要干预属于私法范围内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对同属公法范围内的人民法院审判权的一种监督，是防止公权的滥用和误用。任何权力失去制约就容易导致腐败，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也是从保证法院审判结果的公正为出发点，检察院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一个法律监督者的做用。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检察院的检察员的法律水平未必就一定能够比审判员的高，很难发现在审判的实践中审判结果的错误，更难保证检察员就一定不会出现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之下谁又来监督检察人员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多一层监督，多一种途径监督总比没有监督更为妥当，而且人民法院作为公权力的机关，仅仅通过社会的监督未免会有力不从心的。虽然不要求完全的客观的审判结果的出现，但至少应当使审判的结果离客观真实不会太远，因而牺牲一定的诉讼效率而达到对审判结果的更加公正也是值得的。检察院的民事抗诉在对权力的制约方面起到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使当事人在看到审判的结果对自己是不公正的，是因法院存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结局所造成的的时候不再是无可奈何，而是有了可以信赖与得到帮助。正义不仅要伸张，而且要眼见着的伸张，那么法院的审判结果是公正无私的为什么还用怕被置于监督之下呢，如果司法的透明度到达一定的水平，让社会所以的人都能够看得见法律的公正实施，那么也就没

有什么秘密而言，但是关键在于现在的审判过程、结果都不是一般的群众想看就能看到的，正因为这样更需要检察院的监督，才能够让法院的审判受到一定的约束。

（二）从维护国家利益角度：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性质决定了它在担负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监所监督等职责的同时，还担负着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团体以及公民个人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任务。在司法实践中，双方或多方违法进行民事活动，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利益的情况屡有发生，其中有的属于故意串通的行为，有的属于非故意的违法行为。有的单位出于保全面子的考虑，尽量“内部消化”，慷国有财产之慨，宁可财产遭受损失也不愿起诉，是当事人双方（包括个人和单位）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达成某种妥协而导致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必须由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诉讼，维护正常的民事秩序，保护国有财产不受非法侵害。有的学者认为这只需要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就能够解决，根本就不用检察院用民事抗诉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可是别忘了很多当事人是在审判的过程中以和解的方式来结束双方的纠纷，法院在审判的过程中只会注重双方当事人对审判的结果是否能够接受，即双方当事人觉得院的审判是公正的。这时候由检察院要么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要么以法院的审判结果损害国家的利益而抗诉，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公共利益。

（三）从审判工作实践角度：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司法公信力下降，司法权威严重缺失。这是当前司法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在沿海济济发达的地区还是在西部济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越是济济欠发达的地方就越严重，因为那里的司法透明度更加缺乏。我们国家的司法发展的历史决定了我们不能够照搬西方的审判模式，充分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样就会使法官更加任意擅断，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情况也就会更加的严重，不能够乐观地认为那只是一少部分的法官的行为而忽视问题的严重性。不要仅仅将现在的问题寄希望于法官业务水平的提高，个人人格魅力的展现，因为人性的弱点是不能够自己克服，都要借助一定的外界监督，不然的话就不用大谈依法治过了，回到封建时期的人治就可行。在封建时期的人治也出现过辉煌，但问题不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民事抗诉制度，体现了国家审判机关和国有法律监督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互相制约的关系。用法律来监督，充分相信法律才是克服上述问题的良药。这种互相制约，对于消除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与改进审判作风、避免和纠正审判工作中的错误、提高民事审判工作的质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从法治现代化的角度：当前司法正处在改革的时期，济济在发展，很多的立法已经不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暴露出许多问题也是无可非议的，就因此而说法律已经过时而要加以废除是明显不明智的。法律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的基础上，将别人好的东西移植来为我所用。民事抗诉制度也是如此，虽然有一定的不足之出，但可以通过立法来加以完善，有步骤，有针对的将问题解决。民事抗诉制度在现阶段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司法的实践中能够很好的体现，对于案件的公正处理与提高司法的权威和公信起到了不能小看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够废弃它而要不断的对其进行完善，使其充分的发挥它的应有功能。民事抗诉制度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与探索中进行适时总结才能发挥它在国家法律监督体系中的应有作用。

结语：但凡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监督，由于我国的国体与西方国家不同而不能够照搬三权分立的模式进行权力间的相互制约，然而宪法赋予了检察院检察监督权来对公权力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司法权在与私权的冲突中始终处于优越地位，审判权能否对正当私权实施救济具有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对审判权予以监督，以限制审判权的绝对优越地位，从而使冲突得以调和和解决。民事抗诉权是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权的有效制约，是作为公权力的国家机关对私权的民事诉讼的介入，是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得以有效保证的最后屏障，其在民事审判中的价值是十分明显的。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不应当因为检察监督权的行使而受到削弱，但与此同时法院的审判也不应当毫无监督，这样权力就失去了制约。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从诉讼监督的价值上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且目前我国司法现状也要求有相应的监督和约束。赋予检察院的抗诉权不是让检察院随意地干涉法院的审判工作，而是使法院的审判更加公正。

第二篇：关于完善民事抗诉制度的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cn

关于完善民事抗诉制度的研究

作者：陈逸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8期

【摘要】随着2013年1月1日正式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对于这项法案中新增或者修改的内容备受关注，其中关于民事抗诉制度的内容，修改幅度也较大，由此可见我国对该制度的重视程度，本文将结合该制度存在的法律意义、社会意义以及新增的内容对制度完善的积极作用，以及该制度在今后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加以完善这几个方面，对该制度进行一个阐述。

【关键词】司法公正；抗诉期限；抗诉级别；公共利益

所谓民事抗诉权，也即民事公诉权，它是指检察机关对于法定案件，发起民事诉讼程序，主动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的权利。

我国在1997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2013年1月1日正式颁布实行的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都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①

民事抗诉权，虽然在法律中加以规定，但是这项制度还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阐述完善措施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先来讨论下，这项制度的存在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显而易见，民事抗诉权的主体是国家机关——检察院，相比公民作为当事人而言，检察院的国家地位，使得它在为受害者维护权益的时候，能够更有力的加以保护。

总结民事诉讼法中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可以提起抗诉的事由，大致包括以下几种分类：有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证据，原证据是伪造的；关系到当事人输赢的重要证据，当事人必须向法院申请才可调取而法院置之不理；审判人员违反法定程序剥夺当事人权利以及审判人员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等。归根结底，抗诉事由的根源大部分还是源于法院工作人员的不作为或者违法的作为行为。

有数据统计，2005年——2007年之间，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民事案件进行再审的过程中，改判、发回重审以及调解的案件比例达到全部提起抗诉案件的69。6℅、68.9℅以及67.3℅。其中改判率达到49℅、44.9℅以及41.7℅。改判率高这一现象表明，被提起抗诉的原生效判决、裁定的确存在较高比例的错误，民事抗诉权存在是非常具有必要的。

第二，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办案质量。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同属司法机关，他们的任务都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维护司法的公正，表面上看，检察机关代表着当事人的利益与法院抗衡，实际上，两者的关系应该是相互配合、相互合作。虽然法院在进行审判工作过程中，应当做到司法独立，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机关予以监督，就会滋生不法审判、法官贪污受贿，腐败之风盛行，导致的后果就是枉法裁判、任意擅断的现象加剧，大大降低了司法的公信力，不利于司法工作的展开，而我国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民事领域赋予它以“民事抗诉权”无疑是遏制这些不正之风的有效手段。

第三，有利于与刑法上的抗诉权平行运作。众所周知，我国刑事诉讼法同样赋予了检察机关以抗诉权，而这项权利的产生，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利益，基于如此的权利设立基础，如果不在民事领域赋予其以同样的权利，会造成法律偏颇公利益而不积极的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的误区，因此，为了实现在利益保护上，公利益与私利益的同等重视，也需设立民事抗诉权。

既然民事抗诉权存在具有这些积极的意义，那么这项制度的完善，对于我国司法工作的有序良好展开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就先行法律对该制度的规定来看，还有很多内容没有明确，有许多内容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首先，随着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针对之前很多民事抗诉相关内容的问题都得到了积极的解决。

在该法案的第二百零八条中，针对之前民事抗诉过程中出现的对于人民法院调解的案件可否加以抗诉的问题，做了明确的规定，即检察机关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同时，第二百零九条新增了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权利，并明确列举了申请的前提条件等。

这一系列关于民事抗诉内容的增加与完善，可以看出我国对该项制度的肯定和重视程度，但是，与以上这两个问题并存的一些其他问题，在新的修正案中仍然没有得到体现与解决：首先，对民事抗诉案件的审理级别作出调整。新出台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民事抗诉案件的审理级别，与以往相比作出一些调整，即同级检察院可以向同级法院提起检察建议，并报上级检察院备案。

但是笔者认为民事抗诉案件的审理级别一直存在“上抗下审”的现象，尽管修正案规定，同级检察院发现应当提起抗诉的事由时，可以向同级法院提起检察建议，但是毕竟仍然不是法定的权利，而上级检察院向其下一级法院提起抗诉，笔者始终认为级别分配不平等，抗诉主体与

审理主体的级别不对应，在现实操作中，就可能造成由于忌惮向对方的级别地位，而不能够公平公正的进行裁判。

其次，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期限应当加以明确。新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但是对于检察机关应当在多长时期内提起抗诉，却没有加以法律上的规定。

虽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但是也不应当对其权利过于放宽，应当使其与一般当事人受到同等或大致的权利限制，因为，一方面，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责还是体现在刑事诉讼领域，工作量也是十分巨大的，如果对其民事抗诉权的行使期限不加以限制，会造成检察机关不积极行使该权利，而成为了在“权利上睡觉的主体”，会造成检察机关先去处理刑事案件，等到空闲下来，再去提起民事抗诉，如此一来，一方面对于生效时间已经很久的民事判决、裁定，法院再去对当时的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的事由加以调查，会很难取到有价值的证据，因为同样，法院每天处理的各类案件数量也是十分庞大的；而且生效这么久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仍然可以提起抗诉，也非常不利于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另一方面，如果是由于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提起抗诉的案件，检察机关迟迟不予答复，或者符合抗诉条件，而不向法院提起抗诉，就会使得当事人对检察机关的公信力产生质疑，认为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形同虚设，并不能真正及时的保障当事人的利益，从而降低司法的公信力，也不利用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期限应当在法律规定中加以体现，可以参考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六个月加以规定，也可以对检察机关的日常工作量，取证期限等进行实证考察后，对其期限专门进行一个规定。

再次，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次数应当加以限制。虽然在民事抗诉的过程中，检察机关与法院的角色分配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划分，但是如前所述，监督者的权利不能被无限放大，如果对检察机关的上诉次数没有限制，检察机关就可以一次又一次的上诉，直到达到其希望达到的裁判结果，如此一来，一方面非常不利于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关系维系，会进一步加剧两者之间的摩擦，不利于达到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信服，危及到里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不限次数的抗诉，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也许有些裁判已经达到了实体和程序公正，但是不符合检察机关期望的裁判结果，检察机关一次次的提出抗诉，实际上是对无可争议的裁判进行进一步的审判，可想而知，在这一过程中会浪费多少人力，物力和精力。

第三篇：民事抗诉申请书

民事抗诉申请书吕永鹏 陕西兴振业律师事务所 2007-1-22 [大 中 小] 点击: 7265

申请人：陈**、男、汉族，1958年2月出生，江苏省通州市金沙镇******组村民，现住西安市新城区****号。
被申请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股份有限****行
地址：西安市******号
抗诉请求：
请求撤销（2005）西民四终字第***号《民事裁定书》。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经雁塔区人民法院（2005）**民初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申请人不服一审裁定上诉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申请人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申请人认为该裁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终审裁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有经济犯罪嫌疑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因为被人从建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三个营业点取走的现金142950元本来就在申请人名下，发现现金被取走以后申请人立即就向公安机关报案。如诚如裁定所认定的话，有什么理由能说明申请人要如此跟自己过不去，自己骗自己呢？既便如此，终审法院又是怎样排除他人作案的嫌疑的？
本案从申请人向公安机关报案至今已经有十四个月，在此期间并没有得到具有侦破经济犯罪的职能部门出具的能证明犯罪嫌疑的材料。
所以，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有经济犯罪嫌疑既不符合人们日常生活逻辑，也没有证据材料支持，完全主观臆造出来的。

二、终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终审法院首先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储蓄存款法律关系，后来又认为申请人有经济犯罪嫌疑。很明显“储蓄存款法律关系”又与“经济犯罪嫌疑”是两类不同性质法律关系，前者属民事法律关系，后者属刑事法律关系。对于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明确指出，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犯罪嫌疑的应分别审理。第十条同时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交有关机关处理，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申请人是基于被申请人存在重大过失和违规操作的事实以“储蓄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被申请人的，就连终审法院也承认两者之间存在“储蓄存款法律关系”。这种关系与所谓的经济犯罪嫌疑明显是两类不同性质法律关系，依法应分别处理。终审法院适用法律时完全没有考虑双方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驳回申请人诉讼，应予纠正。所以，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此呈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二OO五年十一月日

民事抗诉申请书

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刘万立，男，1963年8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卓达书香园一区22-2-301，电话：1331511982

2委托代理人：侯合书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不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石法民一终字第00837号民事判决书，现提出抗诉申请。

抗诉请求

请求撤销（2005）石法民一终字第0083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05）裕民一初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二、三项判决。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范晓玲离婚纠纷一案，经裕华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6月8日作出（2005）裕民一处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见附件1）。判决认定准予双方离婚，对于孩子抚养和财产也做了分割，但是这一判决中有关孩子抚养问题和财产认定以及分割存在不公和错误。后申请人上诉到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在审理时没有给予申请人充分行使诉讼的权利，在给定的提交证据的时限内就作出了（2005）石法民一终字第00837号判决，违反了诉讼程序，且在有关财产的认定自相矛盾情况下，随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错误判决。申请人认为该判决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故而提出申请，请求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申请人与范晓玲所购买的卓达书香园一区22-2-301房子认定为范晓玲所

有，系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申请人与范晓玲共同出资购买的卓达书香园房子，系贷款所买，并且是用夫妻共同财产铁三宿舍房产做抵押贷的款，该房产现没有还

清贷款，没有取得房产证，也即该房子至今没有取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规定“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因此，该房产不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故不应确定为一方所有，而只能确定由一方来使用。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判归范晓玲所有，其违背了最高院的上述规定，是极其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此外，该房产虽然没有还清贷款，但是其作为房产存在明显的增殖因素，在进行分割时应予以充分考虑才能做到公平，而一审法院及二审法院所认定的“以已经支付的款额分割比较合理”，却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从已经支付的购房款来看，申请人与范晓玲在支付的购房款限度内就拥有了对该房子处分的部分权力，该部分房产是完全可以进行估价的。所以，在双方没有对该房产进行协商价值的情况下，分割时就应以该房产现在价值中申请人与范晓玲所拥有的部分按照评估价进行平分，而不应只以已经支付的价款来分。

二、共同财产铁三宿舍房子没有考虑已经抵押的事实，判给申请人所有且按

照8万元与范晓玲平分事实依据也不充分。

铁三宿舍2-2-101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认定没有错误，但是该房产在申请人与范晓玲购买卓达房子时已经抵押给了工商银行，在没有解除抵押的情况下，申请人将无法完全去行使作为房子所有人的部分权力，也就是说申请人最终能否拥有该房子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范晓玲不再支付购买卓达房子时的贷款，银行即可对铁三宿舍的这套房产进行处置。现在法院把铁三宿舍这套房子判给申请人所有，同时又让申请人按照8万元的价值同范晓玲折价平分，这样的判决显然是对申请人极其不利。况且按照8万元对该房子进行分割，一审和二审的认定违背了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虽然在一审庭审时申请人与范晓玲对该房产的价值进行了协商，但是在随后的庭审中申请人又否定了原先的意见，要求对该房产进行评估依法分割，而一审法院不顾申请人提出的要求，径直按照8万元进行了分割。这一认定违背了申请人的意志，不符合婚姻法中有关共同财产分割的相关规定，因此按照8万元进行分割事实依据不充分。

三、范晓玲在和申请人婚姻存续期间向单位所交纳的风险押金2万元应认定

为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平分。

关于这一风险押金，在一审开庭时申请人向法庭提出了是范晓玲向单位的入股金，虽说不出具体的数目但是知道一定存在，而范晓玲在当庭对申请人的说法进行了纠正，其陈述说是风险押金且承认是2万元整（见一审庭审笔录）。不管是风险押金还是入股金，总之，这一事实根据一审时双方的庭审陈述，完全应该认定为双方的一项共同财产，依法进行分割。然而，一审法院竟没有对该项事实进行确认，在判决书中也没有对该事实进行任何的说明。二审也没有纠正一审的这一错误，现造成申请人因这一事项少分共同财产至少10000元。

四、范晓玲在平安保险公司所入的大病保险，虽然有人身性质，也应作为一

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对于这一保险虽然被保险人是范晓玲，但是其具有财产性质，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一种财产权。因此应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应按照共同财产参与分割。在具体处理时，可以考虑这一财产具有人身性质的特点而判归范晓玲所有，但是应予以折价给申请人，而不应是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因具有人身性质而全部判给范晓玲。一审法院的对该保险的判决和二审法院的认定均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因而是错误的。

五、存放在被申请人父母处的液化气一套和缝纫机一台应判给申请人所有

在一审时，被申请人承认存放在其父母处的一套液化气和一台缝纫机属于申请人的父母，并且在一审和二审时法院都认定被申请人应对以上财产予以返还给申请人，但是在最后的判决里却没有写上，漏掉了该事项，造成申请人无法依据判决要回该项财产，需予以纠正。

六、判决让申请人每年预先一次性支付孩子全年的抚养费用不合理。且在判

决中没有写明让申请人支付孩子抚养费到什么时候为止，这样的判决不确定性很大，不利于判决的执行。

申请人在铁路上工作，工作稳定但收入不高，一年下来除了花费外也剩不了几个钱。对于判决让申请人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用300元，申请人虽然感觉不低，但是考虑到是给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接受，而让申请人在每年的年初就要支付孩子全年的费用3600元，申请人一方面没有这个能力支付，另一方面感觉也确实不合理。申请人的单位每月都按时开支，在每月开支时支付孩子抚养费

300元是没有问题的，而一审的判决使得申请人将无能力遵照执行。本着申请人的实际情况，也为了便于申请人能够实际履行，孩子的抚养费改为每月开支时支付300元较为合理。此外，自从诉讼开始至今范晓玲就不让申请人探视孩子，如判决每月支付抚养费，且在申请人支付抚养费时有权探视孩子，将会增加申请人与孩子见面的机会，不管是从增进父女感情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利于判决的顺利履行方面考虑，均是可取的。依照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应该到子女成年为止，即到孩子18周岁，但是在该案的判决中却没有写明这一规定，只是让申请人每年出抚养费3600元，具体到那一天为止在判决书中没有进行明确，使得执行起来随意性会很大，需予以纠正。

七、二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

本案在二审期间，主审法官于2005年8月17日告知申请人在一个月内提交证据，并做了笔录，然而，就在两天后即2005年8月19日判决书就已经出了，根本就没有给够申请人指定的提交证据的时间，剥夺了申请人基本的诉讼权利，二审法院的这一做法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

总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该案极其不负责任，出现多项错误的认定，已经认定的事实在判决部分却没有写进去，导致申请人与范晓玲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上明显的不公平，使得申请人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违反了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为此，恳请贵院维护法律的公正，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将此案依法予以抗诉。

此致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刘万立

2005年11月30日

附：

一、二审判决书复印件一份

民事抗诉申请书

来源： 作者：

申请人：陈**、男、汉族，1958年2月出生，江苏省通州市金沙镇******组村民，现住西安市新城区****号。

被申请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股份有限****行

地址：西安市******号

抗诉请求：

请求撤销（2005）西民四终字第***号《民事裁定书》。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经雁塔区人民法院（2005）**民初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申请人不服一审裁定上诉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申请人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申请人认为该裁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终审裁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有经济犯罪嫌疑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因为被人从建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三个营业点取走的现金142950元本来就在申请人名下，发现现金被取走以后申请人立即就向公安机关报案。如诚如裁定所认定的话，有什么理由能说明申请人要如此跟自己过不去，自己骗自己呢？既便如此，终审法院又是怎样排除他人作案的嫌疑的？

本案从申请人向公安机关报案至今已经有十四个月，在此期间并没有得到具有侦破经济犯罪的职能部门出具的能证明犯罪嫌疑的材料。

所以，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有经济犯罪嫌疑既不符合人们日常生活逻辑，也没有证据材料支持，完全主观臆造出来的。

二、终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终审法院首先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储蓄存款法律关系，后来又认为申请人有经济犯罪嫌疑。很明显“储蓄存款法律关系”又与“经济犯罪嫌疑”是两类不同性质法律关系，前者属民事法律关系，后者属刑事法律关系。对于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明确指出，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犯罪嫌疑的应分别审理。第十条同时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交有关机关处理，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申请人是基于被申请人存在重大过失和违规操作的事实以“储蓄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被申请人的，就连终审法院也承认两者之间存在“储蓄存款法律关系”。这种关系与所谓的经济犯罪嫌疑明显是两类不同性质法律关系，依法应分别处理。终审法院适用法律时完全没有考虑双方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驳回申请人诉讼，应予纠正。所以，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民事抗诉申请书

来源： 作者：

此呈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二OO五年十一月日

第四篇：民事抗诉申请书

为了保护被当事人的个人隐私，本申请书中的当事人姓名为化名。本抗诉申请书被四平市人民检察院采信，要求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xx，女，1968年2月15日生，汉族，无职业，住xx市xx区xx街xx委4组。

被申请人：xx，男，1960年8月18日生，汉族，住xx市xx区xx街xx委4组。

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提起抗诉，撤销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四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

事实与理由

该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原二审审判决程序违法。

原二审法院在财产分割过程中，将案外人小彤所有的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依法办理产权登记是房产部门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权，本案不是行政案件，民事审判庭无权作出申请人将房屋转让并过户的行为认定无效。也就是说本案作为离婚之诉人民法院不应该对登记在小彤名下的房屋进行审理。更不能错误的认定转让无效，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另外登记在小彤名下的房屋最初是申请人阿连单位的福利房，当时单位照顾职工由单位拿15000元，职工拿22300元，产权就归为私有。尽管22300元钱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婚后交的房款，但这个房子不应都算做夫妻共同财产，最起码单位拿的15000元是阿连自己的。

二、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二审庭审时，被申请人将其父亲的房产证(正房，63多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证书向法庭出示，其认为添附的房屋都应该归其父亲所有，一审法院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判给其父亲的。但事实是，1997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结婚在被上诉人其父亲的正房内居住，1998年申请人[阿连娘家出钱并找人在被申请人其父亲的土地上建了两间小房(10多平方米和20多平方米)，一直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居住至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原一、二审两级法院没有认真核查事实，仅以此两间小房在其父亲的土地上建筑就认定是其父亲的财产，显然是不对的。两间小房虽然依附于被申请人其父亲使用的土地上，但不能证明这个房子就是其父亲盖的，更不能证明就归其父亲所有。这两间小房应评估作价，评估的价款作为夫妻共同所有来进行分割。

三、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财产分割不仅违反法律且显失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的原则判决。”而原一、二审判决完全是倾向男方而没有照顾女方。

首先，二审判决处分给被申请人(男方)的位于铁东区三马路凯盛小区2号楼4单元1楼右门62.29平方米房屋的价值要远高于终审判决分给申请人(女方)的位于铁西区北沟街铁桥委6组北河小区2号楼5单元7楼(顶层)，建筑面积62.20平方米房屋的价值。而且此房屋所有权归小彤所有。

其次，双方位于铁东区一马路圆梦小区6号楼5单元1楼左门46.72平方米，于2003年购买算装修共花费5200元的房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的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

(二)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三)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房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一审法院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来判决该房屋，而是直接把该房屋分给原告(男方)，原告给被告(女方)该房屋的一半房价款及装修款即26000元，原二审法院竟然维持了该判决，此判决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试想若法院能这样判决的话，那第一处房产单位的福利房归申请人阿连所有，由阿连支付被申请人22300元的一半款也是可以的。

第三，原二审判决违背了婚姻法中照顾生活困难一方的规定。被申请人有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导致申请人精神分裂住院42天，住院期间被申请人不闻不问，住院治疗费用都是从申请人亲属手中借的，共花费7000多元。在庭审时申请人已拿出住院病志，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的债务应是共同债务，但二审法院都没有对共同债务进行分割也是错误的，如果按终审维持一审判决处理财产，会导致申请人离婚后将无房可住，无法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当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护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综上所述，特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篇：民事抗诉申请书

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天津市源地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艳妮 该公司经理

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永明路，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天津建工集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强 该公司董事长

住所地：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区华苑产业开发到1号。

申请人因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二终字第186号民事判决及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申字第1063号民事裁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的规定，申请人申请贵院依法对该案进行抗诉。请求事项：

申请人请求贵院对该案依法提起抗诉，要求法院撤销该案判决，对该案进行再审并改判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就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福华里底商用电度表及变压器委托管理关系并判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托管费及维保运行管理费70000元和物业楼电表设备的托管费用20000元 事实和理由：

第一.2008年12月份，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开办的天津市港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港厦公司）达成了对天津大港福华里小区底商红号站（原户号2700046623）所属电气设备红号站的托管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约定：改造工程完毕结束后，港厦公司将其在大港福华里底商红号站户号2700046623所属的变压器及电气设备、线路委托申请人进行管理，每年维护运行管理费60000元，五年的托管费用共计300000元，由港厦公司向申请人提供为期五年的房屋二间用于售电、维修值班及存放维修工具、材料，每年租金4000元，五年房租20000元从五年托管费300000元中一次冲抵。为此申请人对该底商的电器设备进行维护运行管理至今。2013年12月份，双方约定的五年期限届满后，港厦公司及被申请人并未向申请人支付期满至今的设备托管费用。

2011年10月26日，港厦公司又与申请人签订了委托协议，达成了对天津大港福华里小区物业楼所属（户号为0024224260号）电气设备的托管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约定：改造工程完毕结束后，港厦公司将其在大港福华里物业楼所属的电气设备、线路委托申请人进行管理，每年维护运行管理费8000元，为了履行上述两项委托关系，一直使用被申请人提供的上述房屋作为申请人对上述两项委托所涉房屋商业业主供电系统电气设备、线路进行维修、保养、存放维修工具、材料及值班售电人员使用的工作场地。

2013年12月开始申请人向港厦公司多次派人催要托管费用，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