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毕业论文

第一篇：法学毕业论文

论民法法典化的人性基础

作者：赵倩文章来源：转载点击数：183更新时间：2011-3-10

摘要：中国目前正处于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之中。今日中国的民法明显轻视了人的精神世界，而过分置重于人的物质世界。这种轻视有着其历史上的根源，因为在近代民法上，人就是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在事实层面上，民法上的人虽然来源于动物，虽然有着生存欲望，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生存着，而是在生存之外尚有着更多更高的追求，尤其是有着精神方面的追求。中国目前的民法法典化，应当遵循人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相统一的原则，在重视人的物质世界的同时，对人的精神世界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关怀。关键词：民法；民法法典化；民法典；人性目前，我国的《民法典》还没有制定出来，我们正处于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之中。民法和任何其他法律一样，都是为人而立，都是以人的行为为规制对象，都表达了对于人的重视和关怀。因此，作为民法法典化的一个必要环节，如何认识人、把握人，就成为了一个前提性的问题。立法者必须首先直面这样的问题：民事领域里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换言之，立法者必须如此自问：我所为之立法的这些人究竟都有哪些基本的特质?这些人都有哪些需要?在他们的所有需要当中，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最高层次的需要是什么?我将要创立的这个民法典能否满足这些需要?等等。不仅如此，立法者还必须能够明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与立法者的这种境况相适应的是，作为理论研究者，就有必要对民法法典化的人性基础进行探索。伟大的英国哲学家休谟有言：“任何学科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多么地貌似远离人性，最终都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而回到人性。”[1]

一、现状及其原因今日中国民法所反映出来的人性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为《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简称为《民法草案》)均以其第2条将民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种界定表明，在立法者的认识当中，“民法上的人”不仅是追求财产的人，而且也是处于“人身关系”中的人，人不仅有财产权，而且也有其他方面的权利。就这一点而言，立法者的这种认识并不失为妥当。但是，通过全面的分析则不难看出，今日中国民法上的人主要是物质性的人，而远非物质性和精神性相统一的人。简而言之，今日中国民法轻视了人的精神世界。人属于动物，这一点自不待言。但是，作为法律服务对象的人，却并非是普普通通的作为动物的人，而是与其他动物有区别的人，是根本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人。人之所以是人而非其他动物，根本之处乃在于人并不仅仅满足于生存，而是在生存之外尚有着更多的更高的追求，尤其是有着精神方面的追求，正所谓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绝不是为了吃饭。道理很明显，给猪狗颁发万枚奖章，猪狗也绝不会因此而有丝毫的兴奋和激动，而对人说一句赞美的话或者仅仅露一个嘉许的笑，却足以使该人顷刻之间变得热血沸腾。不过，遗憾的是，正是在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之处，今日中国的民法却未能进行很好的把握。无论《民法通则》，还是《民法草案》，它们在表述民法调整对象时均将财产关系置于人身关系之前，而与此表述顺序相呼应的则是，在具体权利制度的安排上，《民法通则》和《民法草案》均将财产权置于人格权之前。显而易见，这种前后顺序绝非漫不经心的随意手笔，而正为轻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之明证。于是，人类伟大的生命和尊严就只能蜷缩在财产的脚踝旁边，而实际上财产只不过是为人类伟大的生命和尊严服务的工具而已。这种轻视的另一明证则在于人格权法只规定了具体人格权，而缺乏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遂使得人格权法在面对许多新类型的侵权情形时无能为力。即使在具体人格权的规定方面，人格权法也存在着过分置重物质性人格权而相对轻视精神性人格权的缺陷。在侵权法领域，并非所有的精神损害都可获得赔偿。依照目前的侵

权法规定，在宠物狗被肇事车辆轧死和住宅被非法拆迁等诸如此类因为财产权受侵害而遭受精神痛苦的情形下，受害人就缺乏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至于在合同法领域，违约只导致财产责任而不导致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则早已经成为了民法长期以来的习惯做法①。对精神损害赔偿如此消极的态度，也反映了今日中国民法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轻视。今日中国民法过分置重人的物质世界而明显轻视人的精神世界，这导致了民法理论上的重大缺陷。长期以来，民事责任理论实际上都是以财产性民事责任为对象概括而成，而未将人格性责任例如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责任形式纳入考虑。例如，学者们普遍认为法人必须有独立财产，否则就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显然，学者们此处所谓“民事责任”指的就是财产性民事责任，而丝毫没有意会到即使没有任何财产，法人依然可以承担人格性民事责任，如公开登报向受害人道歉，从而挽回受害人的尊严。衡诸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我们不能不承认，人格性民事责任乃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因为在很多情形下，受害人想要的并不是多少金钱，甚至有时候根本就不需要一分一厘的金钱，而只需要对方给一个“说法”。今日中国民法这种对于人精神世界的轻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其历史渊源的。在古罗马法上，人的价值被身份所吞没，如果没有身份，则没有人格。近代以降，法制昌明，财产法之发达臻于极致，而人格法则如孤岛一样被淹没于财产法的海洋之中。在近代民法上，人乃是“具有充分理性和意思、自律性开拓自己命运的经济人”[2]。《法国民法典》没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任何直接规定，司法实践中则是通过对民法典中的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即第1382条作扩张解释而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在德国和日本，民法典制定之前都曾有过否定人的精神性存在的历史。同样的情形在中国也发生过。在《民法通则》颁行之前，理论上长期否定对精神损害予以民法救济的正当性，即使到了今天，虽然各国民法基本上都认可人格权受到侵害时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但对因财产权受侵而遭受精神痛苦的情形，除个别国家如日本的民法之外，均没有提供救济。在作为现代民法前辈的近代民法中，人乃是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者。在这个物质主义者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所有人伦的、感情的和精神的因素都被无情地蒸发殆尽。在这个世界，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拥有财产，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失去财产。在这种物质主义者看来，财产乃是人生价值的全部体现和最高体现，而没有财产的人生则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他时时刻刻对自己的财产都严加看管，在自己的财产被侵夺时，他必定会倍感愤怒并必将拼死追回，而一旦追回了财产，他就立刻变得心满意足恬然自安，对曾经的愤怒则全然忘记。[3]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只是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那样孤独而可怜的财产守护者，只是徒具人的躯壳的行尸走肉，甚至只是装饰以人的外表和形状的一堆财产。很不幸的是，近代民法中的这种物质主义者在现代民法中依然活跃。

二、民法上人的样态那么，民法上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并非没有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梁慧星教授提出要实现从抽象人格到具体人格的转变，[4](228-254)徐国栋教授提出了“新人文主义”[5]的民法观，而薛军博士则主张中国民法典中的人应是个体性和社会性因素的统一[6]，等等。但是，总体而言，迄今关于民法上的人的探讨仍嫌偏少，故有继续探讨之必要。本文认为，民法上的人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他来源于动物；其二，他有着生存欲望；其三，他并不满足于仅仅生存着，而是在生存之外，尚有着许多的高于生存的追求，尤其是精神方面的追求。民法上的人首先是来源于动物的人。恩格斯曾经有言：“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7]此处，恩格斯所谓“兽性”并非贬义，而是指动物的所有区别于人的特性，即本能。学界有人一见到“本能”二字，便自然地想到了性本能，这虽不算荒唐，但也确实难谓全面。动物的本能并不局限于性本能，此外尚有着许多的本能，如觅食的本能、自我保存的本能、保护后代的本能，等等。明确了人来源于动物这一点，不但有助于正确地理解人的性行为对于婚姻生活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得婚姻法的规定更加科学，而且对于深刻地把握物质性人

格权和侵权法的某些规定也大有裨益。既然人因为来源于动物而均有自我保存的本能，那么，如《民法通则》和《民法草案》那样只规定生命权和健康权就不全面，而应当再规定身体权。对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和婴儿致人损害，侵权法之所以在处理上基本相同，原因就在于，作为致害人的婴儿并不是一个理智健全的人。自理智的有无这个角度进行观察，婴儿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小动物而已，所以才对于婴儿和动物适用了基本相同的法则。在因为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而致人损害的情形下，之所以正当防卫人和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只是因为此时的损害均根因于人的自我保存本能，而在确定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以及避险措施的“当”与“不当”时，对行为人的自我保存本能也肯定应当予以充分的考量。来源于动物的人都有生存的欲望，正所谓俗语“求生不求死”。为了生存，人必须有物质生活资料，如食品、衣服、住房甚至汽车，等等。在私有制背景下，在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中，才有了人对于财产的努力追求，而其极致就是前已述及的物质主义者。现代民法在重视人的生存的同时却对人的本性作了扭曲的反映，忘却了财产只是生命得以走向美好的基础，而绝非美好生命本身，因为人并不满足于仅仅生存着。在生存之外，人尚有着许多的高于生存的追求，尤其是有着精神方面的追求。我们必须承认，在生命、健康和身体得到保障之后，人还需要尊严，因为尊严乃是人类内心深处最为迫切的渴望，是最为高级的精神现象。众所周知，人属于社会动物，天然要过社会生活，而尊严则无疑是人的社会性的最高体现。这里有必要特别予以指出的是，即使通常所说的财产权如所有权，也实实在在地有着权利人的尊严附丽于其上。关于财产之上也附丽着尊严这一点，就笔者目力所及，未见有学者论及，故此处特举两例予以说明。例如，我未经你的同意，擅自动用了你的电脑，但没有对你的电脑造成任何损坏。在这个例子当中，你在得知我的行为后的第一个反应不是你的财产权被侵害了，而是你的人格尊严被冒犯了。再如，你的房产价值80万，那么，是不是只要我愿意出高于80万的价格，如800万甚至更多，那么你就必须将房产出卖给我呢？显然不是这样，你完全有权拒绝。在这里，你的有权拒绝与你的房产所有权的“财产”性质并无任何关联，而纯粹属于你的人格自主即人格权范畴的事情。既然民法上的人在生存之外，尚有着更多的更高的追求，尤其是有着精神方面的追求，则作为一项立法活动的民法法典化，在重视人的物质世界的同时，对于人的精神世界也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关怀并对纯粹的物质主义予以批判就属合理。自人类现实生活的角度观察，权利受到侵害时，受害人精神上均会感到痛苦。民法如果将人定位为纯粹物质主义者，则有悖于现实生活中人之真实状态。最早对物质化人格进行批判者，当推德国法儒耶林。针对当时适用于德国之罗马普通法，耶林批评道：“现行法距离健全法感情的正当要求相去甚远。其理由不仅是因为它所到之处均无的放矢，更因为它的绝大部分是与健全的法感情及其本质针锋相对的。„„除名誉毁损外，用于权衡一切权利侵害的尺度只是物质性的价值尺度——在这种物质性的价值尺度上，所清楚反映出来的乃是乏味呆板的物质主义。”[8]最早打碎纯粹物质主义者人像的民法当属《日本民法典》。该法典第710条规定：“不问是侵害他人身体、自由或名誉情形，还是侵害他人财产权利情形，依前条规定应负赔偿责任者，对财产以外的损害，也应赔偿。”在德国，对物质化人格的反思也没有停止。1964年第4届德国法学会议曾以“非财产损害赔偿”为题，针对民法典上侵权行为法的立法缺陷，提出了若干修改建议，强调非财产损害赔偿不宜限于人格权，而应扩及于财产权及身份权，唯前者宜限于侵害情节重大，后者须以人格受有重大损害为限。

[9]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传统守旧势力的强大，日本和德国的上述规定和建议均未获实施。无论侵害人格权还是侵害财产权，只要造成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就应当全部给予赔偿，这种主张虽然与事实层面上的人的本性颇相符合，但却并非主流。在梁慧星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中，精神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自然人人格权及近亲属的遗体、遗骨、骨灰、墓葬及名誉受侵害的情形；[10]在王利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中，精神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

人格权、身份权及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受侵害的情形；[11]在徐国栋教授主编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中，精神损害赔偿则主要适用于自然人的人格权和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受侵害的情形以及非法侵入住宅、毁坏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的情形。[12]此处，既然学者认为在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场合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在非法拆迁他人住宅时为什么就不可以同样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呢?莫非非法侵入比非法拆迁更能造成精神上的痛苦?诚然，精致的理论对法律非常重要，但法律的生命却并不在于理论的精致，而在于能够敏感地反映现实世界中的人的真实情况。按照梁慧星教授的意见，中国的民法立法和民法理论必须同时担负起“回归和重建近代民法以及超越近代民法和实现民法现代化”的双重使命。[4](254)在这里，“回归和重建近代民法”这个使命，通过对传统民法理论和知识的系统继受即可得以实现，而“超越近代民法和实现民法现代化”这个使命，则要求我们必须实现从理论世界向现实世界的回归，因为，正如李应利先生所言，现实世界中人的真实生活状态、人的真实的喜怒哀乐以及人对法律的真实感受乃是民法现代化之真正源泉[3]。

三、革命性变化与中国和谐社会民法法典化如果能够对人有全面的认识，能够在重视人的物质性追求的同时，也对人的精神性追求给予同样的甚至更高程度的重视，那么，就必将引起

民法法典化在立法观念方面的革命性变化，而这种革命性变化将有助于催生中国和谐社会。民法法典化对于人的精神世界予以重视，这将使得民法法典化在立法观念方面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无法逐一罗列。但是，其中三个方面的变化值得特别地提出来，即民事权利本质的重新定位、人格权在民法典分则中的位置以及民事责任结构的变化。首先，因为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视，民事权利的本质将被重新定位。目前，民事权利的本质被定位于“利益”，并且这个“利益”最终被解释为“财产利益”(财产权)或者“无形财产利益”(人格权)。这就是学界目前在民事权利本质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利益说”。诚然，民事权利的行使在有的时候甚至在很多时候能为权利人带来利益，但是也有行使权利而并无利益的情形，如你有权砸碎你的手机，有权面对他人800万元的出价而拒绝出售你的价值只有80万元的房产。在这两种情形以及类似情形下，“利益说”显然无能为力，而如果将民事权利的本质定位于“正当的意志自由”，则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其次，因为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视，人格权将被置于民法典分则各编之首，从而在所有民事权利当中，人格权的地位将空前提高，人格尊严的价值将得到空前的凸显。最后，因为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视，民法典在规制民事责任时，就将不仅仅重视财产性责任，而且也同时重视人格性责任，而这种重视无疑将改变目前的民事责任结构。民法法典化在立法观念方面的革命性变化，必将通过民法典长期而切实的施行，通过民法典对人民精神世界的熏陶作用，而把尊严、自主、个性、平等、自由等“人”的观念传输给人民，并最终培育出“新人”。同时，鉴于民法乃法律的本体，所以，民法法典化在立法观念方面的革命性变化，也必将对民法之外的其他私法，必将对公法甚至对法律之外的其他制度，产生塑造作用，从而造就出“良制”。如此的“新人”和“良制”相结合，必将有助于催生一个和谐的中国社会。

四、余想前文对民法法典化的人性基础进行了探讨。与此探讨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在研究民法上的人时，“性恶论”的主张甚嚣尘上。[13,14]本文认为，“性恶论”自始就是唯心超验的假设，而从来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至于人性中的自私自利，则根本不能视之为恶，而只是人性的一个天然的组成部分。正如地球围绕太阳转和万有引力的存在一样，人性中的自私自利也属天然，而并无所谓善或者恶。如果视自私自利为恶，那么地球围绕太阳转属善属恶?万有引力属善属恶?笔者认为，所谓的“自私自利”，究其实质不过是人类自我保存本能的体现而已。最后不能不特别予以论及的是“让人民活得有尊严”这个说法。该说法出自温家宝总理2010年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因为其鲜明的人本思想而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该说法与本文的前述主张不谋而合。显而易见，如果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民法法典化在重视人的物质世界的同时，对人的精神世界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关怀，则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就

将在“让人民活得有尊严”这个方向上实质性地前进一步，而且是一大步。注释： ①缔约的目的在于实现某种利益，当这种利益是精神利益时，违约即可导致精神损害，于是就生出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例如，在殡仪馆丢失了依照保管合同所保管的骨灰的情形下，相关人士即可请求殡仪馆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参考文献： [1]大卫·休谟.人性论(上)[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6.[2]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C]//民商法论丛(第8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70.[3]李应利.重新认识民法上的人

[EB/OL].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36515,2007?01?27.[4]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C]//民商法论丛(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5]徐国栋.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C]// 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37-183.[6]薛军.人的保护：中国民法典编纂的价值基础

[J].中国社会科学,2006,(4):117?128.[7]恩格斯.反杜林论[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0.[8]耶林.为权利而斗争[C]//民商法论丛(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48.[9]邱聪智.民法研究(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82.[10]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6?54.[11]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83?396.[12]徐国栋.绿色民法典草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23.[13]刘云生.民法与人性[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14]王建平.民法法典化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76-78.

第二篇：法学毕业论文

法定财产继承中债权人的利益保护

学生姓名：张俊 指导老师： 所在院系： 所学专业：法学 研究方向：

XX大学 中国·德阳 2014年10月

法定财产继承中债权人的利益

摘 要

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经济秩序问题。在财产继承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各国继承法均用大量条文规范这一问题，以防继承人利用有利地位侵害债权人利益。我国继承法仅原则规定继承遗产应当为被继承人缴纳税款、清偿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一个人死后，在财产关系方面有两个问题必须妥善处理：何一个是哪些亲属可以继承遗产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如何分配遗产；一个是被继承人生前所欠债务如处理。我国应当改无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制度为有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制度，继承人违反有限责任继承的条件，即应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负无限责任。此外还应赋于债权人遗产分立请求权（或叫官方清算请求权），使债权人能够主动采取法律措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以便对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继承法的修改和完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财产权利和义务、遗产范围、继承原则、法律手段

法定财产继承中债权人的利益

目 录

摘要……………………………………………………………………………………………1 1 前言…………………………………………………………………………………………3 1.1 论文研究的目的…………………………………………………………………………3 2 问题…………………………………………………………………………………………3 2.1现行继承法中债权人的利益保护 ………………………………………………………3 2.2 没有确定遗产的范围、接受和放弃……………………………………………………3 2.3债权人受侵害的原因……………………………………………………………………4 3 原因…………………………………………………………………………………………4 3.1 现行继承法的社会条件所决定…………………………………………………………4 3.2 继承法理论研究的幼稚方面……………………………………………………………5 3.3 实践中的实际继承………………………………………………………………………5 4 外国保护债权人的主要制度………………………………………………………………5 4.1中外结合的运筹制度…………………………………………………………………5 4.2直接继承制度下债权人的利益保护……………………………………………………6 5 关于修改我国继承法的建议………………………………………………………………6 5.1 建立债权人制度保护应坚持的原则……………………………………………………6 5.2 继承法发展方向的制度构想……………………………………………………………6 参考文献………………………………………………………………………………………8 致谢……………………………………………………………………………………………8

法定财产继承中债权人的利益 前言

1.1 论文研究的目的

目的：由于我国承继法规定的法定承继人范围过窄,许多没有直系亲属的老年人,既然有其他的近亲属,可是这些近亲属不属于法定承继人的范畴,这些近亲属相比被承继人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又不可以依据法律承继被承继人的遗产,则有大概使得老无所养的情况。2 问题

2.1现行继承法在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现行继承法采有限责任继承原则（即通常人们所说的限定继承原则）。有限责任继承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其核心是限制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责任，即继承人只须在继承遗产的限度以内为被继承人清偿债务，而不以自己的固有财产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负责。这一原则符合现代社会家庭成员人格独立、责任自负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继承不仅关系到继承人的利益，而且关系到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利益，作为一种制度，必须对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双方提供平等的保护。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继承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具体表现为：

2.2没有确定遗产的范围、接受和放弃继承规定的界限不明

有限责任继承原则一方面将继承人的责任限制在继承遗产范围以内，另一方面又要求被继承人的财产必须首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因此，有限责任继承不仅是保护继承人的利益的制度，而且是保护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利益的制度。遗产范围的确定在这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有限责任继承原则能否正确贯彻，主要取决于能否准确划定遗产范围并保证其不被继承人侵害。而我国继承法在确立有限责任继承原则的同时，却没有关于确定遗产状况的任何规定，使有限责任的界限无法确定。其结果是，继承人在享受有限责任继承的利益的同时，却往往不承担其相应的义务。这就使得法律在继承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上失去平衡。我国采取直接继承制度，即从继承一开始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和义务就概括地转归继承人。这意味着被继承人的债权由继承人收取，债务由继承人承担，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只能向继承人行使权利，债务人只能向继承人清偿债务。因此，必

法定财产继承中债权人的利益

年来，在遗产继承实践中，债权人利益受侵害的事态越来越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秩序，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我国现行继承法本身存在着疏漏与不足，受立法时特定的社会条件限制，我国继承法无论在立法宗旨还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都明显忽略了对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3.2继承法理论研究的幼稚方面

制定继承法时，我国继承法学的研究刚刚开始，尚处于幼稚阶段。例如，对于继承法的基本问题——调整对象，缺乏全面了解，人们只注意了死者亲属之间继承关系的研究（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并未精深）而忽视了对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之间关系的研究。3.3实践中继承的实际问题

在公民的财产限于生活资料的社会条件下，继承法的以上缺陷在实践中不会导致多大问题。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公民的财产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从主要是生活资料变为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对于那些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来说，则主要是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其最大特点是处于生产经营过程之中，是动态的财产，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之下，既有盈利增值的可能，又有亏损甚至破产的风险。而且，处于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财产数量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现行继承法的上述缺陷日益突出。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债权人无有效手段制止继承人转移、隐匿财产，一旦发生纠纷，人民法院难以查清遗产的实际状况，因而无法确保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如果按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债权人举证，由于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特殊关系，债权人将很难举证证明继承人究竟继承了多少财产，因而其合法权利将难以得到保护。另一方面，继承人则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隐匿遗产而获得不当利益。这样以来，继承法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保护合法、制裁违法、抑恶扬善，扶正祛邪的作用。

外国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主要制度 4.1中外结合的运筹制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外国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主要制度，可以帮助我们开拓思路，取其所长，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

目前世界各国的继承制度可大致分为两类：直接继承制度和间接继承制度。

法定财产继承中债权人的利益

于选择的期限，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规定，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也就是应作出选择的期限；而法国则规定，遗产清册制作完毕之后，再给继承人40天的考虑期限，我们认为法国的规定更为合理。我国修改继承法时可考虑规定两个期限：一个是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一个是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期限。关于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我们认为宜短不宜长。因为我们已经处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处于生产经营过程的财产复杂多变。为了防止因主体空缺对经营活动造成的不利影响，防止继承人转移财产，这个期限应尽可能短一些。我们认为以一个月为宜，从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是应召继承人时起算。如果由于遗产情况复杂等原因不能按期完成遗产清册，可向主管机关申请延长。至于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期限，可考虑为20—30天，从向主管机关提交遗产清册之日起计算。继承法应沿着中外、古今结合的原则，加强法律制度的实用性，切实保护继承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犯，切实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做到法定财产法定人合理继承，做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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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参考样本：法学毕业论文参考

封面（略）提纲（略）

法学毕业论文范文：参考其逻辑结构和基本格式

浅论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保障

【内容摘要】：行政立法的核心和精髓是公众参与，只有饱含公众参与的行政立法，才具有价值，才能发挥其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征求意见中存在一些问题，征求意见程序规定不完善，行政机关忽视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重要性，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意识有待提高，广度和深度有限等。要解决上述问题应当从专门立法、立法准备等方面着手，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提高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信心和热情。

【关键词】：行政立法 公众参与 征求意见 保障 立法，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制定或者认可反映国家和人民意志，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活动。行政立法，通常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和起草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的活动。现代行政立法的概念，起始于19世纪末期的西方国家，为了防止和消除自由商品经济带来的无政府状态的种种弊端，弥补议会立法的局限性和过于原则的不足，只能由政府通过行政立法，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自此西方国家行政立法不断发展和强化。

一、我国行政立法的背景与现状

我国的行政立法是自1982年《宪法》开始的，发展成熟于2000

年的《立法法》。上述有关法律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下的多层次立法体制，明确了行政立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我国之所以赋予有关行政机关立法权，主要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同时也考虑到我国地域广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不相同的实际情况。自政府获得行政立法权以来，国务院及其部门和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了大量行政法规和规章，行政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随着行政立法的日益深入，立法领域的不断扩展，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如行政机关越权立法，行政立法缺乏正当法律程序，行政立法权力控制与监督不足，行政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公正性、公开性不够，行政立法审查及责任追究缺乏制度保障等等，从而导致行政机关立法的随意性、不公正性、不公开性。由于我国行政立法程序不完善，一些行政机关利用行政立法的机会任意扩大本部门权力、限制公民权利，随便增加人民负担，部门利益法制化。造成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行政立法缺乏公众参与，而这恰恰是行政立法的核心和精髓。只有饱含公众参与的行政立法，才具有价值，才能发挥其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

二、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征求意见中存在的问题

《立法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都是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形式，属于立法程序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在征求意见方面，我国行政立法存在诸多问题：

（一）征求意见程序规定不完善

首先，《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都规定了行政法规、规章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内容，但是却都没有明确具体范围，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其次，公众对行政法规、规章草案提出的意见如何提交，行政机关如何受理、处理、反馈公众提出的意见以及征求意见的时限等均未作具体规定。再次，听证会作为最有保障的征求意见方式，行政机关只是“可以采取”，且没有严格的范围、程序的规定，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权利未得到应有的确认和保障，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二）行政机关忽视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重要性

我国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奉行“效率优先”，并将这种行政管理的价值选择适用于行政立法，忽视了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取向。经常会出现不进行充分的立法调查研究，为了实现领导意志而立法；为了片面追求立法进度，缩短公民参与征求意见的时间；因为听证程序严格或者以公民法律素质不高为名，拒绝开听证会或是将听证会变成“听证秀”等等。不自觉地进行“单边立法”，导致权利义务配置不平衡，部分或全部剥夺了公民的正当参与权施加于行政相对方，损害了民主立法的基本原则。

（三）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意识有待提高，广度和深度有限 我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公众的民主意识淡薄，自古就有“饿死不作贼，气死不告状”的传统。虽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日益完善，公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但是真正参与到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少之又少。由于立法参与对专业知识、法律知识的要求较高，那些迫切需要表达诉求的弱势群体，受教育水平、经济能力所限，只能“望法兴叹”。真正积极参与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的，大都是社会的“精

英阶层”，从而使立法异化服务于小团体的利益。就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普通百姓完全外在于立法过程的结果只能是法律的异化和百姓对法律的陌生与麻木。”

三、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保障措施

要解决上述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问题，实现行政立法的公开和民主，保障社会公众的参与权，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对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立法

《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都有原则规定，亟需将这些原则细化、补充，通过立法深化保障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权利，明确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法规、规章范围，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形式、时限及相关权利义务，行政机关接收、处理、反馈、公布公众意见的程序、相关权利义务及责任追究，征求意见方式的选择（尤其确定应当采取听证会的法规规章），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的参加人员及相关程序规定等。通过立法，使公众参与征求意见方式规范、渠道畅通，是行政机关的“软义务”变成法定职责，使法规规章草案尽可能全面的反映社会各界的不同意见，最终保证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客观、公正、公开。

（二）在行政立法的准备阶段公开征求意见

立法准备，一般指在提出法案前所进行的有关立法活动，是为正式立法奠定基础的活动，是整个立法过程中的第一个环节。它的最终结果直接为进入下一阶段的立法运作过程服务，是整个立法过程的奠基石。在法治化发达的国家，法案提交立法机关或立法主体审议、表决，往往只是或主要是履行法定程序，并不能真正决定该法案能否正式成为法，因为能否成为法，在立法准备阶段就已有定夺或至少大体上已有定夺了。要充分保障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应当将征求意见发展

到立法准备阶段，即向社会各界表达立法意向，收集各界的利益诉求，从而从法规规章产生阶段就能契合公众的愿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充分利用网络搭建征求意见的平台

立法民主包括立法的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立法形式民主即“人民通过怎样的形式行使立法权并在所立之法中表达意愿和实现民权，立法者怎样在立法过程中贯注人民民主的精神和实践立法民主的思想”。形式民主是实质民主的载体，是立法民主的运作方式及外部形态，形式民主是实现立法民主的保障。立法形式民主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互联网络的出现为公民参与立法过程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方式。通过网络形式公开征求议案，可以使立法程序公开、透明，立法技术拥有强大的科学技术支撑，并提供最大量的立法信息。目前，全国大都城市都建立了各自的法制信息网站，并通过各自网站将一些重要的法规规章公开征求意见，呈现出很好的发展趋势。但是各地法制网站知名度有限，点击率不高，造成上网征求意见的法规规章“无人问津”。因此，应当组织各地法制网站链接，进一步完善网站版面设计，及时更新内容，并适当通过其他媒体方式进行宣传，扩大法制网站的知名度，真正成为老百姓反馈立法意见的第一平台。

（四）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信心和热情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公民的政治热情有所提高，民主参与意识大大增强。在目前国家对公众参与征求意见没有专门立法的形势下，应当通过多种形式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的信心和热情。如对公众提出的意见采纳情况向社会公布或者书面反馈，对那些给法规规章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物质奖励，对多次提出建设性意见的特聘其为行政立

法顾问或宣传员等，使越来越多的公众关心立法，不仅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而且通过提出立法建议的形式参与、影响立法，努力把正当的个人既得权益变成写在法律条款上的“权利”，让行政立法真正成为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阳光立法”。正如英国的一句格言所说的那样，“正义必须得到伸张，而且必须眼看着伸张”。

行政立法过程的公众参与征求意见，必须建立在多维视野之上，必须从观念上和体制上承认利益的多样性、价值的多元性乃至民主的多维性。要从根本上保障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权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我们正在路上。

参考文献：

1.曹康泰，《加强政府立法工作提高政府立法质量》，2006年9月22日讲座。

2.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3.刘武俊，《立法程序的民主性与公开性》，2001年5月29日人民法院报。

4.姚锐民，《依法行政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5.姜明安，《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6.肖寒，《浅析网络对我国立法形式民主的影响》，法律图书馆网，2007年4月4日。

第四篇：2012法学毕业论文

论生育权性质及其冲突解决

【摘要】生育长久以来成为夫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甚至被认为是婚姻的一项重要职能,即“男女相约共同担负抚育他们所生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婚姻是社会为孩子们确定父母的手段”。近年来,夫妻之间因为价值观及个体利益的差异,甚至对婚姻信心的缺乏,在生育问题上并不都能取得一致意见,从而引发各种纠纷及争讼。权利冲突是法理学上的一个命题,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权利冲突的定义、产生原因、实质、协调原则和解决途径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能否将权利冲突的理论从法理学纯理论的研究移入到具体的权利——生育权的范畴,来协调因生育权而引起的冲突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育权 基本人权 人格权 法律保护

一、生育权的性质

（一）、生育权的概念

生育权是指公民享有生育子女及获得与此相关的信息和服务的权利。包括自由权利，生育自由，夫妻平等权利，生殖健康权。

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公民的生育权是与生俱来的，是先于国家和法律发生的权利，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与其他由宪法、法律赋予的选举权、结社权等政治权利不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

(二)、生育权的性质

1.合法婚姻内夫妻共同享有的一种身份权。该观点认为，生育权属人身权，具体应进入身份权范畴；生育权应由夫妻共同享有，它是夫妻共有权。这种观点认为生育权是一种夫妻身份权，这是可取的。但说是夫妻共有，却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人身 1 权无法强制实行,因此在一切人身权上规定的共有是荒谬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权利需要和别人合作才能实现，就说这个权利是和别人共有的。

2.只有女性才享有的一种权利。该观点认为，女性受孕,才真正地使生育成为可能性, 而这个阶段女性的身体与生育意愿使其成为唯一的生育主体，正是因为权利本身不允许任何支配他人的身体的权利存在（除非自卫），男性的生育权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生育自由———只有女性自己才是身体的主宰，是生产力发展给予女性的机会。显然，这种观点把生育权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即生育权是女性在受孕以后是决定生还是选择堕胎的权利，说白了就是堕胎权。堕胎权当然为女性专有。因为这时，胎儿是孕妇身体的一部分。男性不可能强制女性堕胎。否则会侵犯女性的身体和人身自由权。堕胎权已在我国取得合法地位，也为女性所享有，这已人所共知。但把生育权只限制在堕胎权这一种权利之内，却未免混淆了两者是包含关系的逻辑事实。因为，生育权包括生育的自由和不生育的自由方面，生育的自由

中包括：决定何时生育权、决定子女数量权、决定生育间隔权、生育方式选择权等，不生育的自由包括：权利人可选择避孕、堕胎、绝育手术等方式决定并实施不生育子女的自由。同时这种观点也不符合社会现实和各国的法律规定，在婚姻内，没有人会认为生孩子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权利）。即使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 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这也不成为生育权只为女性所独享的理由。因为这一条主要是针对旧中国妇女没有生育权，只是被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立的，其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生育权，而非排斥男性的生育权。

3.民事主体都享有的一种人格权。该观点认为，生育权属于一种人格权，因为它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儿育女不仅是人类延续的前提，也是自然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因此，它和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一样都是人格主体依据其独立的人格所享有的天赋权利, 并不只与特定的婚姻身份关系相关联。该观点认为：第一，把民事主体和自然人混为一谈，民事主体不仅包括自然人而且包括法人。第二，人格权是每个人平等享有的，与生俱有的。现代社会，几乎每个国家的立法都保护它。人格权是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的。不可能一些人享有，而有些人却没有。而主张生育权是人格 2 权的学者又认为，公民的生育权受年龄、有传

染性疾病的等条件限制。这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人的人格权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些人享有，一些人却没有。这岂不是要推翻自然人人格权平等的结论？这显然在法理上说不通。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混淆了人格权与人权的区别。

4.生育权是合法婚姻内夫妻各自享有的一种身份权。笔者认为，在民法上规定的生育权只能是合法婚姻下的夫妻个人权利。

二、夫妻生育权的冲突

何为权利冲突：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同样法律上之依据的权利之间，因法律未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所导致的权利边界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而引起的它们之间的不和谐状态、矛盾状态。

生育权冲突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夫妻双方对舒服生育无法达成合意的情况，具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丈夫不想生育而其中因为身体、年龄或为维系感情等各种原因而坚持要生育；

另一类是妻子拒绝生育而丈夫坚持。

对第一种情况，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同结果。有点丈夫最后迫于压力或其他原因最后接受了生育的事实。有点则坚持不接受，最后离婚了结。颇有意味的是，大多数学者及公众认为，如果能证明丈夫去世拒绝生育，但其中坚持的，应由其中一人来承担养育责任。其理论基点是，生育应该是夫妻双方的合意，而未达成合意的不利后果当然由违背合意方独自承担。其中的生育意愿不能对抗丈夫的不生育权利。道理在这一状况中似乎显直白的。然而，当论及妻子不生育的自由能否对抗丈夫要生育的权利时则在理论界与司法界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论点争论观点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殖过程是精子与卵子的自然结合过程，需要男女合意与共同参与。如果配偶没有生理上的愿意或其他正当理由便不应拒绝对方生育的要求，夫妻双方均应如此。“男女协商并怀孕后，一方（尤其是女方）不能随便违反约定，除非基于一些原因：如继续怀孕会严重影响妇女的身体健康，或者有导致其死亡的危险；胎儿发育有严重缺陷；或 3 基于伦理道德上的原因，如遭强暴等导致怀孕。”另一种则认为，“生育权是个人基于人格而单独享有的权利，当夫妻之间的生育权发生冲突时，法律不能强迫和要求任何一方生育或不生育。”

除了这两种主要观点外，还有学者在面对生育权纠纷时认为易用“生育协议”的方式解决冲突。当然，现实已经证明，生育协议根本无法阻止当事人随着时事变迁而改变原来的决定，热烈的论争其实显示出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极大敏感与关心，生育权，这一以前往往只在家庭内论及的问题，如今却因其与文化禁忌，道德伦理及公民权利本位的强烈关联在法治社会中蕴含了更多的内涵。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向也逐渐投射在这一权利之上。

三、生育权与公权力的冲突

公权力 是人类共同体（国家、社团、国际组织等）为生产、分配和提供“公共物品”（安全、秩序、公交、通讯等）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织、指挥、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立法和执行、实施决策、立法的权力。

公权力是为维护和增进公益而设的权力。它来源于私权力，是私权力实现的手段与保障。公权力有利于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另一方面，公权力也具有其内在局限和异化特质。

四、生育权冲突解决原则及途径

在夫妻双方依法定方式行使生育权时，生育权的实现受法定规则、人类生理结构的天然制约，必须要有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愿和行为。而在生活中，夫妻双方并不总是能够在生育权行使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意见。尤其是在妻子怀孕以后，一方想生育，一方不想生育的情况下，夫妻双方生育权的冲突尤烈。生育权是人格权，重在强调公民个人的生育意志、行为不受外界的非法干预，而在夫妻之间，保护任何一方的生育权，都意味着对方应当履行相应的协助义务，如果双方无法形成合意，相互间的生育权就形成了冲突，这也是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格权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下，审理此类生育权纠纷案，就应考虑夫妻中的任何一方是否负有协助义务？不同主体的人格权是否具 4 有更重要的利益？对此，笔者认为：

（一）坚持义务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原则

没有法律要求的作为或不作为，也就没有义务。综观我国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法规乃至所有可称为法源的规范，都不曾规定夫妻中的一方有协助对方实现生育权的义务。尽管从婚姻的传统本质与功能看，它是为保证人类的有序繁衍而产生的，因而一定意义上可以推定婚姻双方均负有生育的义务。但是，这一隐藏于婚姻制度背后的原因，一直作为现象性的事实存在，更没有得到现代法律的普遍首肯。恰恰相反，现代法律认为生育与不生育的自由共同构成了生育权的内容，这就否定了婚姻必然形成生育义务的传统本质与功能。

（二）夫妻双方生育自由与不生育自由的冲突，应遵循夫妻生育权协商行使的原则

这要求夫妻双方就生育权的行使应相互尊重、相互协商。因为，婚姻目的的实现，要求在婚姻内部形成夫妻双方的个人意志与双方共同意志的协调统一。生育子女问题应是夫妻根本利益之所系，因此，在就生育权行使发生冲突时，提供一种协商对话机制促使双方了解并尊重对方的意愿，营造和谐的夫妻生活氛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三）从不同主体利益系属的重要性方面去判断何种自由更值得尊重和保护的原则

1．从社会层面上判断。在社会层面上，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相应的物质基础，而物质上的供给总是有限的，人口的极度膨胀必将造成资源的紧缺和环境的恶化，从而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1984年国际人口会议通过的《墨西哥城人口与发展宣言》规定：“在行使这一权利（生育权）时，应该考虑到他们现有的和未来的子女的最高利益以及对社区的责任。”1994年在开罗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规定：“还没有完成人口过渡转变的国家应在其社会和经济发展范围内、并在充分尊重人权的条件下采取这方面的有效步骤„„普及„„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以及关于负责任的生育。”可见，人类已越来越意识到，人口与资源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了目前情况下保护不生育的自由更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

2．从个体层面上判断。在个体层面上，妻子为妊娠、分娩较丈夫承担了更多生理风险及心理压力，其为抚育子女成长通常也会付出较丈夫更大的牺牲，因此，生育对女性利益的影响大于男性，罔顾女性意愿而强制其生育早已为现代文明所不齿，相反，为了顾全女性利益，法律才将生育权内涵扩张至不生育的自由。与生育自由相比，不生育自由更应具有绝对性，夫妻任何一方都可以不经对方同意而行使不生育权，且在法律无明确的禁止时，也可以在作出同意生育的意思表示后撤回该意思。若非如此，不生育自由将难以真正贯彻。即便认为夫妻双方的生育利益完全平等，毕竟行使生育权是改变现状的权利，且需要得到配偶的协助，而不生育权是维持或恢复现状的权利，无需配偶履行义务，与前者相比，后者实现权利的成本和对生活现状的影响都要小得多。还应看到，国民普遍存在着子女是爱情产物的心理，是否生育往往受夫妻情感所左右，一方的不生育除偶为观念支配下的决定外，多由夫妻感情淡漠甚至破裂而引起，没有了感情的生育只会增加夫妻双方乃至即将出生的子女的痛苦及不便。所以，当夫妻双方无法就生育达成一致意见时，支持不生育一方的决定也更符合双方的将来利益。

3．在女方怀孕的情况下，女方有优先于男方的生育决定权。原因是：生育行为需要具备一定的生理、健康条件并存在生育风险，生育任务主要由妇女承担。妇女承担了更多的生理风险及心理压力，从法理上讲，承担较大义务便意味着应享有较大权利。所以，当夫妻生育权发生冲突时，侧重于妇女权益的特殊保护，既符合立法本意，也是司法公正的要求。值得借鉴的是，即便在制定有反堕胎法的美国，其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通过一系列的判例确认了妇女的堕胎权，否定了丈夫对妻子流产的同意权，明确指出，在父亲的利益与母亲的私权冲突时，法院倾向于保护后者。

五、结语

目前，世界各国的法律已经一般的承认生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大多数国家也对此做了明确、细致的规定，而我国现行民事法律中却没有对生育权所出具体的规定。法律应具备预测性和指导性，这是法之未发的一个重要功能。而我国立法目前表现出严重滞后的状态。于此种现状，笔者认为我国应加快生育权的相关立法，将生 6 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规定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并对《婚姻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关于生育权的相关规定进行细化、完善，使司法机关面对种种生育权纠纷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从而更加全面、实在地保护生育权主体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武秀英著《对生育权的法理阐释》。载《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98页。[2]《全国首例生育权纠纷案审结》载2005年10月27日中国普法网。[3]魏振瀛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王利明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7

第五篇：法学毕业论文

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

年级专业 姓 名 指导教师

完成日期 2012年7月27日

摘 要

贪污罪是一种常见的职务犯罪,我国一直把惩治贪污犯罪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来抓。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贪污犯罪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了许多与此相关的新问题。在刑法理论研究方面,关于贪污罪的主体、对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等问题,虽然在1997年刑法实施以来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对新出现的有关问题的认识分歧仍然很大。基于此,本文运用比较、综合、分析等方法,就上述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和具体的情况阐释,以期能给司法实务人员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本文共五章:对贪污罪及司法认定中遇到的若干问题分别进行了研究。一是贪污罪概述;二是我国贪污腐败的现状及其危害;三是贪污罪司法认定;四是探讨了贪污腐败产生的原因;五是预防贪污行为发生的手段。

关键词：贪污罪，犯罪主体，犯罪对象

ABSTRACT

Corruption is a common job-related crimes, Our country has been regarded punishment of corruption and crime as a long-term political task.As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reform in China going further, here comes out a lot of new features of corruption and crime, and also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we encountered a number of related problems.In term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he criminal law, the subject of the corruption crime, the target,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his position, these problems has made some valuable result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nal Code carried out in 1997, however, because of laws lag on emerging issues, there are still many dispute on the awareness of the new-coming problems.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make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explanation on specific circumstances with methods of comparison, induction, analysis, etc.The author’s expectation is to provide the judicial practice workers some useful references.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is chapter is to discuss in five parts sepretaly about those problems encountered here in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of corruption crimes.First, the Introduction of corruption crime;Second, Current Status of corruption crime and its compromise;Third,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of corruption crimes;Fourth, the Causes for the Emergence of corruption crimes;Fifth, the method to provide against corruption crime.KEY WORDS：corruption crime，subject of crime，the target

目 录

引言.......................................................................................................1 1贪污罪概述................................................................................1 1.1 贪污罪的概念......................................................................1 1.2 贪污罪的构成......................................................................2 2我国贪污腐败的现状及其危害........................................................2 2.1 贪污罪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新的特点.................................2 2.2 我国贪污腐败的危害.............................................................3 3 贪污罪司法认定..........................................................................4 3.1 贪污罪对象的司法认定..........................................................4 3.2 贪污罪客观方面的司法认定....................................................5 3.3 贪污罪主体的司法认定..........................................................5 4 贪污腐败产生的原因....................................................................6 4.1 社会原因............................................................................6 4.1.1 贪污腐败产生的内在规律.................................................6 4.1.2 转型社会内在的矛盾滋生腐败...........................................7 4.2 个人原因............................................................................7 4.2.1 个人的畸形需要导致贪污腐败...........................................7 4.2.2 世界观、人生观扭曲.......................................................7 5 预防贪污行为发生的手段.............................................................8 5.1 创立严刑峻法、重典治吏

.....................................................8 5.2 建立高薪养廉和保廉银制度

..................................................9 5.3 立法要与教育同步，法德并举

...............................................9

参考文献.....................................................................................10 致谢...........................................................................................1引 言

思想政治方面要做到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用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和“三个代表”的理论精髓，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具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1贪污罪概述

1.1 贪污罪的概念

在我国“国家工作人员”加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与“从事公务的人员”实际上可以“同日而语”，二者都是履行公共职能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而上述不论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还是具体列举的国有保险公司的从事公务的人员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在贪污罪的概念表述上我们仅使用“从事公务的人员”足矣。此其一。其二，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应当属于“公共财产”的范畴，而《刑法》第91条界定了公共财产，除国有财产、集体财产外，还涉及用于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以及特定状态下的私人财产，所以将贪污罪的犯罪对象表述为“公共财物”或者“公共财产”是全面的，而不应局限为国有财产。其三，是否应当将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列入概念之中呢？笔者认为，“贪污罪”这一术语所对应的行为应是已构成犯罪的行为，根据《刑法》第383条的规定，对贪污数额5000元以上的，以及不足5000元但情节较重的，均给予刑罚处罚，而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下且情节较轻的则不成立贪污罪，仅给予行政处分。所以，对于贪污罪的概念表述中，必须涵盖“数额较大（指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或者情节较重（指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下，但是情节严重）”这一表述。现行刑法涉及贪污罪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条：

1、第382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2、第382条第2款又将主体扩大为“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3、第39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以贪污罪论。

4、第271条第2款将“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列入为贪污罪的主体。

5、第183条第2款将“国有保险公司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列为贪污罪的主体。

6、《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界定：国家 1

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均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7、《刑法》第91条界定了公共财产，公共财产包括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

1.2贪污罪的构成

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贪污犯罪也呈现出愈演愈烈趋势。为有效打击这种犯罪，我国刑法对贪污罪作出了较科学而又完整的规定。

1、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本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也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其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是本罪的主要客体。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在这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二者缺一不可。

3、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具体包括两类人员：一类是国家工作人员。（1）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2）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4）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会发生侵害公共财产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我国贪污腐败的现状及其危害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同腐败现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我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剥削阶段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短期内不可能消亡。对腐败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是很激烈的。

2.1贪污罪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新的特点

1、贪利性和渎职性相互交织。贪利性是贪污罪的主要特征，近年来，除贪利性外，渎职性也逐渐成为这类犯罪的突出特点。渎职犯罪和贪污犯罪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贪利性和渎职性相互交织。

2、犯罪领域日趋广泛。过去贪污犯罪发生在企业等经济部门，而近年来已

向权力容易商品化的领域和部门扩展。近５年来，在全国反贪侦查部门共查办的１７万多件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的领域已经从过去集中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金融、海关等部门，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行业、领域和环节。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是贪污犯罪的多发点；金融、建筑等领域也逐渐成为贪污犯罪的高发区；以往较少发生贪污犯罪的新闻、文教、卫生等部门也呈增长的趋势。

3、犯罪呈群体性发展。近年来，随着管理和监督机制的逐步完善，腐败分子采用单独作案的手段已不易得逞，往往需要诸多环节的相互利用、相互协作，靠利益均沾的办法才能实现，这样，贪污案件呈群体性趋势，许多案件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案，带出一批，查处一人，揪出一群。在司法实践中，小案连大案，一案带多案的连环套，一人多案，一案多人，一人多罪，诸罪交织等现象尤为突出。

4、犯罪手段多样性、智能性。贪污犯罪的行为人一般社会地位较高、社会交际较广，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在作案前他们往往深思熟虑，作案手段呈现多样化、智能化趋势。例如：利用计算机技术的智能性和快捷性作案，大肆侵吞公款。

5、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犯罪案件增多。近年来，“担一把手”贪污犯罪现象比较突出。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03年到201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贪污贿赂案件15998件，涉嫌犯罪的处级以上干部１万６千多人，其中，厅局级干部933人，省部级干部25人。

2.2我国贪污腐败的危害

1、国有企业资产大量流失。贪污犯罪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根据社会科学院一个统计资料，“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期，各种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９８７５亿元至１２５７０亿元之间，占全国ＧＤＰ总量比重的１３.３％－１６.８％之间。

2、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学原理表明：投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有利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的合作与竞争日趋激烈，投资者一般以经济增长率作为其投资决策的基本依据。因此，人们除考虑市场、利润等因素外，还要求具有廉洁的政府、稳定的政局等条件。由于“贪污犯罪类似于一种不可预见的随机性税收”，必然严重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腐败和贪污受贿的程度越是不可预见，对投资者的影响就越大。“腐败对投资、人力资源配置、制度绩效、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都会阻碍经济增长，但腐败抑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机制是影响投资这个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3、损害市场竞争规则。许多腐败分子常常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入股”，以股金、红利作掩护，隐藏非法所得的收入。从而使这些有“股金”注入的企业常常有大笔的“非法”资金，可以以大大低于市场标准的价格补贴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有些情况下，企业可以提供低于制造商成本价的产品，因此比从金融市场融资的合法公司更具有竞争优势。这就使得合法企业

很难、甚至不可能和这些企业竞争，进而有可能导致把合法企业排挤出有关行业，严重违背了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

4、破坏按劳分配、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贪污犯罪“产生于权力资本，而权力资本自身具有迅速扩张的递进倾向和极强的示范效应，这是权力资本的形成所需成本极低而收益率却很高的特点所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贪污犯罪所体现的分配原则是按权力分配，即按权力大小和滥用次数的多少决定分配的原则，贪污所得往往与权力大小成正比。

5、减少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机会。一个国家内部如果总是涌现大量的贪污犯罪，将会腐蚀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使得人们无法根据利润来判断一个企业的业绩。长此以往，腐败分子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不良名声除减少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合法机会及其可持续性增长以外，还会吸引国际犯罪组织前来达到一些短线目标，这些都将对发展和经济增长起到妨碍作用。

6、危害公众安全。推进社会服务和进行公共建设时，若贪污则导致监管松懈，检验不严，便会严重危害公众的健康和性命。

7、影响政府运作。政府如不能有效的打击贪污，甚至连政府官员也知法犯法，这必然会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使政府的威信荡然无存，从而影响正常的工作程序，使政令无法切实执行。

3贪污罪司法认定

3.1贪污罪对象的司法认定

根据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三百九十四条、一百八十三条、二百七十一条规定规定，对于公共财物的范围的界定相对比较明确，司法争议也不是很大，在司法实务中，对国有财物和非国有财物的理解分歧比较大。关于国家参股或国有公司、企业参股的公司财物可否视为国有财产。对此理论上众说纷纭。董邦俊博士在其著作<<贪污罪新论>>中介绍了这样几种流行的学说，其中有肯定说的国有控股说、否定说、公有资本存在说等等，笔者认为，公有资本存在说具有相当合理性。为了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采用此学说。关于纯私有财产可否视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理论界与实务界可以说是众说纷纷，有的学者认为，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与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是指符合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的定贪污罪；不符合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的规定的贪污罪构成要件的但符合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或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定职务侵占罪，即贪污罪的犯罪对象仍限于公共财产。但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立法者单列贪污贿赂罪一章，充分表明了立法者关注的主要不是财产权利，而是对维护职务廉洁性的义务的更高要求。这也正表明了国家从严治吏和严惩腐败的决心。再说从严惩腐败和从严治吏的刑事政策来看，在当前腐败案件有增无减的情形下，为了实现国家从严治吏的目标，把财物扩大解释为包括公共财产和非公共财产，这是对国家工

作人员提出的更高要求，只要其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就应该以贪污罪定罪处罚，从而突显政府从严治吏的决心。在当前严峻的反腐情势下，这也不失为一个有效举措。

通过阅读各类关于贪污贿赂罪相关的文献，我深深感到：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有着非常不俗的表现，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国家也走向富强。但不能忽略的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禁不住金钱的诱惑，放松了本人人生观价值观的学习，出卖自己的职权牟取私利。贪污贿赂的犯罪泛滥不止。“贪污犯罪”就是首当其冲的高发，多发的犯罪之一。以此为背景，我通过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为司法机关加强力度打击此类犯罪，以便准确的定罪量刑，做出自己绵薄之力。这是本文力求解决的问题。所以通过对文献的归纳、总结，我基本构建了文章的写作体系。

3.2 贪污罪客观方面的司法认定

在刑法修订之前，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于何为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之便”的含义争议很大，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和地位形成的有利条件，具体表现为主管、保管、出纳、经手公共财物等便利条件。

第二种观点认为，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自己主管、保管、出纳、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方便条件，而不是指利用与职权无关仅因工作关系熟悉作案环境，或凭工作人员身份便于进出某些场所、较易接近作案目标等方便条件。

第三种观点认为，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组织、领导、管理、监督活动的工作便利，或者履行公共管理职权和职责的方便条件，或公职人员利用职务范围内直接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方便条件。

3.3贪污罪主体的司法认定

关于贪污罪主体的认定,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很大的争议, 司法实践中困扰司法机关的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因此准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对于贪污罪的认定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对此要有一个明确的认定,我们必须把握以下三个问题:(一)国有性质的认定。纵观我国学界对国有企业概念的阐述，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分为三类，即独资说、控股说和参股说。持龚培华先生在<<贪污罪立法模式及司法认定>>一文中持控股说,他认为:以国有投资占绝对控股,即51%以上,作为认定多元化投资公司、企业的性质的标准。董邦俊博士在其著作<<贪污罪新论>>中则认为凡有国有资本投入的企业，无论企业中国有资本（或股份）占有多大比重，均被定为国有企业，即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和国有资本参股但没达到控股程度的企业。也即持的是参股说。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国有企业只能是纯粹的国家所有的企业,即国家独资企业, 资产完全由国家投

入，产权完全为国家所有，由国家委派代理人管理，经济目标受国家控制或影响的企业。李希慧教授在<<贪污贿赂罪研究>>一书中明确赞同此说话。本人赞同独资独资说，即我国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是指国有独资企业公司。2001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务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务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犯罪定罪处罚。”依据此《批复》，我们不难得出一下结论“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均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而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本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因此依据此《批复》，我们可以看出，立法有倾向于将国有公司、企业限制在国有独资企业，而将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公司排除在“国有公司、企业”之外。

(二).委派的认定。学者贾于宇，舒洪水.在<<论刑法中“国有公司”及“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之认定>>这篇论文中对于刑法中的委派总结了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委派的主体特定。即委派的主体必须是国有单位，且须以单位名义，如果“委派”是基于个人之间的合意，则属于无效委派。第二，委派的方式有效。委派方与被委派方均有同意的意思表示，且这种意思表示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予以确认。第三，委派的目的特定。委派的目的是为了从事公务活动，即从事领导、监督、管理的活动，而不是直接总是生产、劳动、服务等活动。第四，委派关系的隶属性。即委派关系成立后，委派人与受委派人之间就形成的一种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服从与被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隶属关系。

(三)关于从事公务的认定。赵秉志、肖中华教授在《贪污罪中“从事公务”的含义》一文中指出“如果一种活动是在国家事务中组织、领导、协调等具有管理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就是公务，而不是劳务。”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公务是职能性与管理性是辨证统一的，职能性是管理性的体现，而管理性是职能性的前提，二者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对于由多元投资主体形成的混合制企事业单位以及受委派的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享有一定职权的人员，在从事公务的认定上则有较大的分歧。在《国家工作人员概念若干问题辨析》一文中, 阮方民先生认为不仅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事务，而且非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事务也属于公务。

4贪污腐败产生的原因

4.1 社会原因

4.1.1贪污腐败产生的内在规律

通观人类社会贪污腐败与反贪污腐败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当人类社会处于原始共产主义，即没有私有制的时代时，贪污腐败现象是不存在内；在绝对的私有制情况下，财产所有者也不会贪污自己所有经手管理的财物。在私有制与公有制并存的情况下，贪污犯罪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例外。而且在一个国家内所有制结构成份越复杂，贪污的犯罪发案率就越高。4.1.2转型社会内在的矛盾滋生腐败

分配差距拉大，贫富反差强烈，促使一些人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在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许多人勤劳致富。同时，也有些投机者或者钻国家政策漏洞，或者违法经营，成了爆发户。这些富起来的人，拥有巨额资产，过着舒适甚至是奢侈糜烂的生活。可是，这些富翁，往往没有更多的政治地位。出于各种目的，他们十分渴望接近政坛人物。而政府官员为了发展经济，也需要频繁地与这些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相对贫困化”的感觉。认为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比他们强，有什么理由他们能富，自己却拿低薪水守着清贫。正是在这种失衡的心理支配下，产生贪污腐败。

4.2 个人原因

4.2.1个人的畸形需要导致贪污腐败

人们的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都起源于需要，只不过前者的需要是合理的，而后者的需要是不合理的。而故意犯罪者的需要，则是一种畸形的需要。贪污犯罪行为也不例外。这种畸形的需要具有无止境性。大量的案例证明，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畸形需要是难有满足之时的。每一次违法行为得以成功，都只是暂时的欣慰。而非分的欲念象一团不灭的烈火，焚烧着这些人的心，不时地促使其犯罪动机一次又一次形成、强化，贪婪地攫取不义之财。这些人往往数次、数十次甚至数百次地作案，贪壑难填，有的金额达到了上亿元。如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财政预算科科长罗斌。畸形需要的无止境性不仅来自于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贪婪性，而且还有其内在的心理机制。犯罪心理学认为：“犯罪心理形成之后，在犯罪活动和犯罪生活中，一般情况下，它将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如果得不到切实有效的控制和帮助，这种过程就会继续发展，日益强化，这就是犯罪心理的恶性发展。”贪污犯罪对财物的非法占有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更多腐败者对财物的追求是为了满足畸形的精神需求。实生活中，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公然不顾社会伦理道德，寻觅情妇，供养“二奶”；有的甚至人格沦落，频频嫖娼。而要做这些事，满足自己无耻的低级的精神享受，就一定要有大量的金钱。从合法途经得来的钱，根本维持不了这种堕落的生活，于是就不得不动坏脑筋，从事非法活动，贪污受贿以供糜烂生活之用。4.2.2世界观、人生观扭曲

为什么同样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到廉洁自律，而

一些人却堕落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主观上。前者能加强党性修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确认识自己手中权力的属性，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而后者，放弃了党性修养，信奉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背叛了人民，将权力私有化。这样，腐朽的东西必然会趁虚而入，产生了畸形的需要。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改革开放还只是搞了十多年，有些干部、党员在考验面前就已打了败仗，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了，有的走到邪路上去了，有的甚至堕落成为社会的蛀虫和罪犯，归根到底就是这些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了问题。” 因此，可以这么讲，在当今社会中，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放松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就会腐败堕落。严惩和预防贪污行为发生的手段

5.1 创立严刑峻法、重典治吏

我国历朝历代在制订对官吏惩处的法律上看，都体现了以儆效尤的思想。其中明太祖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最具代表性，他亲自编制了《大明律》并规定了地方官贪污６０两以上的斩首示众并剥皮实草，对贪官实施极其严厉的惩处，之后他又编发了《大诰》、《大诂续篇》、《大诰三篇》和《大诰武臣》作为《大明律》的补充，也是“法外之法”，这些无不让贪官望而生畏，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保证了明朝近一百年的吏治清明。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对贪污的处罚相对显的太宽松。

我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同时具备“情节较重”时，才够得上立案标准。当然，这仅仅只是法律文本上的一个数字，司法实践中，更有一些地方擅自将贪污罪的立案数额提高到了1万元甚至5万元。将贪污罪与盗窃罪加以类比，不管是“贪”，还是“盗”，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都以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为目标。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贪污罪和盗窃罪还一同被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贪”与“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犯罪主体的不同。前者为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民众通常所理解的“官”；后者为一般主体，任何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构成，也可被理解成通常意义上的“民”。在刑事立法中，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但何为“数额较大”，刑法并未明确。最高法院于1997年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划出了“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范围。这就是说最低立案数额为500元。所谓“官贪五千，民盗五百”即由此而来。盗窃罪侵犯的仅仅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贪污罪却不仅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还严重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玷污了政府的声誉，但对比立案标准我们不难发现，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不能不说我国的法律对贪污行为是一种放纵。在西方一些国家只要你有贪污行为就构成犯罪，不问数额的多少。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反腐败公约，是否也应该和国际接轨，在立案标准上贪污犯罪完全没必要设立一个数字上的门槛。

5.2建立高薪养廉和保廉银制度。

官员的贪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政府如果采用高薪的方式就会大大降低贪污的可能性。我国历史上的孝文帝就是高薪养廉较成功的例子。经济上的高薪也要有所限制，借鉴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成功做法，建立“保廉银”制度。将国家工作人员工资的一部分和预期的退休金逐月提取，单独建立帐户，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退休后的生活保障费从该帐户中支取，一旦国家工作人员触犯刑律构成故意犯罪的，一律予以没收，以此来遏止官员腐败的产生。

5.3 立法要与教育同步，法德并举。

法律再缜密，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再好的法律，也有漏洞。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在不断地自我教育和外在监督下，筑起拒腐防变的心理屏障，在法律的“缝隙”中自我约束，净化心灵，反腐法律约束机制和自身道德约束机制才能相互促进，反腐立法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反腐立法不可能完备，廉政监督还比较薄弱，更需要充分发挥反腐教育在增强国家工作人员执法、守法自觉性上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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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篇论文虽然凝聚着自己的汗水，但却不是个人智慧的产品，没有老师的指引和赠予，没有同学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我的毕业论文也不会完成。当我打完毕业论文的最后一个字符，涌上心头的不是长途跋涉后抵达终点的欣喜，而是源自心底的诚挚谢意。

回首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收获良多，也付出了不少心力。它检验了我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通过老师们和同学们的帮助今天我的论文终于完成了。虽然写论文中遇到很多困难，但整个过程中我真正掌握和领会了各项知识。面对问题仔细揣摩，查阅各方文件资料，也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帮助。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 老师，老师不仅治学严谨而且为人师表，堪称良师益友，教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待人处世的积极态度，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其他的老师在本次设计中给予我帮助和指导！也感谢对本次设计提供帮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