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浙江民营企业授信考察报告

第一篇：关于浙江民营企业授信考察报告

关于浙江民营企业授信考察报告

近年来，浙江经济快速发展，民营企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浙江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出现令世人瞩目的“温州模式”、“浙江现象”。民营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为浙江创造了良好的授信环境，使浙江金融机构的授信业务和其它金融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又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和资金支持，民营企业与金融业务相互促进，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

以“温台（台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民营企业起源于家庭作坊经济，其发展的进程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浙江沉眠已久的工商文化和敢于闯天下的民风迅速绽放，温州等地的千家万户各起炉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家庭作坊经济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同时，温州等地的市场推销人员走向全国各地，温州当年的十万供销大军“来自千家万户，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赚来千金万银”，在推销当地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的过程中，既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也实现了最初的资本积累。第二阶段为90年代中后期，部分家庭作坊经济开始走向股份合作制，加强了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联合，家庭作坊经济走上公司制的道路，民营公司初具规模，同时，一些专业市场和块状经济初步形成。第三阶段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实力大大增强，出现大批极具规模和品牌效应的集团式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和经济份额上都占据浙江经济的绝对优势，浙江经济已成为民营经济的天下。

杭州湾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历程有所不同，但终究殊途同归。80年代这些地区的经济基本为“苏南模式”，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经济蓬勃发展，到80年代末期已形成一定规模。进入90年代，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通过职工参股、企业拍卖等方式，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大量转制为民营企业，经济结构由“苏南模式”

转型为“温台（台州）模式”，民营经济占据了绝对优势。由于这一地区民营企业的特殊发展历程，使其民营企业的规模比温台地区要大，而其企业机制比苏南更为灵活。

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在浙江各地遍地开花，除少数基础性行业外，竞争性行业已完全民营化。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浙江民营企业总数占浙江全部企业总数的98%，民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82%,民营企业产值占浙江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3%，浙江经济已成为民营经济的代名词。

二、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征

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浙江民营经济呈现出与其它地区民营经济所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造就了浙江经济的强势和特有活力，也为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草根经济。现在，人们喜欢将浙江民营经济俗称为“草根经济”。

它指的是浙江民营企业都是土生土长，在家乡本土成长壮大。浙江民营企业是浙江农民在离乡不离土的家庭作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与开放地区的外来经济所不同的是，它生于本土，长于本土，扎根于本土。即使今天，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起来后，业务扩展到各地，其公司总部、生产基地、资金中心仍然扎根于本土。

2、块状经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块状特征尤其突出，各地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经济和主导产业，地区分工明显，各地区的主导产业在浙江、全国仍至世界都较为突出。如义乌小商品城、绍兴轻纺城、宁波服装、永康五金、嵊洲领带、海宁皮革、永嘉钮扣、苍南商标。块状经济弥补了浙江小企业、小商品经济的不足，通过地区专业化、规模化使小企业、小商品得以做大做强。

3、专业市场发达。在块状经济的基础上，浙江各地组建了一系列的专业市场，为地区主导产业服务，如义乌小商品市场、永嘉钮扣市场、永康五金城、宁波服装市场、苍南商标城等已成为全国性的专业市场。专业市场的发达为民营企业提供了良好的供销渠道和市场信息，使浙江民营企业站在了同一产业的市场前端。

4、地区发展较为均衡。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是地区不平衡。而浙江民营经济在各地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不管是杭州湾地区的宁波、绍兴，还是南部山区的温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义乌、永康、东阳，民营经济都较为发达。民营经济的遍地开花使浙江地区经济整体上得到较为均衡的发展，经济的有效腹地比其它省份大。

6、制造业为主。浙江民营企业从家庭手工作坊发展而来，民营企业普遍从事的是制造业，其它行业的占比较少。浙江民营企业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劳实干做起来，目前经济中投机的成份已较少，从而使浙江经济的现有基础较为夯实。

7、小商品生产占较大份额。浙江民营企业有相当部分从事小商品生产，他们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利用自身低廉的成本优势将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场，通过大市场的规模效应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低成本优势。这些小商品技术水平不高，市场竞争主要在于成本竞争，浙江民营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得到强化以后，其它企业已很难与之竞争。这些小商品虽为传统产品，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市场的波动性较小,浙江民营企业占领这一市场后，便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市场空间，企业经营相对稳定。

三、浙江民营企业发展造就的金融环境

金融业务的发展以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当地金融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颇具特色的民营经济和社会文化氛围为银行授信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近几年，浙江各家银行的授信业务发展较快，且授信资产质量优良，这些得益于当地以民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良好授信环境。

江浙一带是中国最具历史文化沉淀的地区，由于历史的渊源沉淀，浙江地区民众具备较高的素养，民风崇尚荣誉，注重名声。进入工商社会以后，这种历史文化和民风渊源逐渐演化为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而浙江以民营企业为基础产生的草根经济将诚信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得到强化。浙江各地目前没有建立社会征信系统，但草根经济使浙江形成了天然的社会征信系统。由于浙江民营企业土生土长于浙江本土，企业、经营者、法定代表人的经营历程、资产情况、行业品行、历史信誉以及社会关系等授信信息能够得到比较顺畅的沟通，授信信息不对称的矛盾被草根经济所化解。

同时草根经济的特征使浙江金融机构很容易得到企业的动态信息，民营企业经营中的发展变化情况能够比较及时地传递到授信业务人员，从而使授信业务人员能够动态监控风险，随时根据民营企业的经营变化调整授信策略，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因此，草根经济使授信业务建立在信息较为充分、及时的基础上，从贷前到贷后的整个业务流程中，授信风险的可控程度比较高，银行的主动性较强。

从微观经济环境来看，民营经济的特征使浙江的微观经济主体产权天然明晰，企业运作的深层次矛盾得到解决，经营者的责权利三者天然合一。

浙江的民营企业大多数仍为中小企业，具有抗风险能力弱的缺点，但当地的专业市场、块状经济为浙江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其小商品生产具有独特的市场空间；大量的民营制造企业股东的投入较大，负债率普遍较低。浙江民营企业的特点为浙江金融机构授信创造了良好的企业微观环境，为浙江当地各银行优良的授信资产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浙江的民营企业在东南西北中遍地开花，促进了浙江经济整体上的均衡发展，从而为浙江金融机构创造了较为广阔的经济腹地。应当说目前浙江各银行授信业务的回旋余地比较大，业务发展的内涵与外延空间都比较广。

四、浙江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政策

浙江各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政策有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在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初、中期，民营企业基本为几大国有银行限制准入的客户，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对象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当时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主要来自于地下钱庄和当地信用社，温州等地民间融资非常发达。到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各股份制银行率先选择以民营企业为主要的授信支持对象并获得较快的发展；而国有和集体企业开始从经济竞争领域退出，由此使得一贯以国有和集体企业为支持对象的几大国有银行的发展落后于股份制银行，且资产质量也远远落后于股份制银行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到90年代后期，浙江各国有银行转变了对民营企业的认识，加大了对民营企业授信的支持力度。进入本世纪，不仅大、中型民营企业得到各家银行授信的积极支持，众多产品有市场的中小民营企业也成为各家银行信贷资金支持的对象。

由于浙江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及其独具特色的经济特征，当地各银行普遍看好民营企业。各家银行创新民营企业授信理念，调整传统的授信政策,再造授信流程，加强产品创新，加大对民营企业授信的投放力度。在对民营企业授信业务上，股份制商业银行方法更为灵活，措施更为有力，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投放力度比国有银行大。

在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客户战略上，浙江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提倡客户培植战略，广东发展银行浙江分行将之称为“种芝麻，抱西瓜”。对产权明晰的中小民营企业采取积极的培育政策，通过培育培植中小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分享中小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的成果，与民营企业共成长。部分银行将此政策具体化到绩效考核中，将中小民营企业培养成优质大户的相关业务人员、责任人将得到绩效奖励。在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选择上，坚持两个发展性和成长性原则，一是企业的经营具有发展性和成长性，二是银企业合作的的前景具有发展性和成长性；注重二种效益，一是客户提供的综合效益，二是客户提供的中长期效益。

针对中小民营企业担保难的问题，浙江的股份制银行充分挖掘企业两方面的担保资源，加强业务创新。一是充分挖掘企业的资产资源，各种动产质押、仓单质押、应收款质押、品牌质押、知识产权的质押等等应有尽有；

二是挖掘企业的客户资源，通过客户的上下游企业和一些关系客户开辟担保渠道。

财务报表是授信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中小民营企业的财务报表不规范问题在浙江同样存在，但多数情况是企业的资产利润没有全部在报表中反映，浙江银行界称为信息良性不对称。针对民营企业财务信息的失真，商业银行没有固守财务信息，转而寻求民营企业的活信息。银行界在对中小民营企业进行授信调查和信用评级时，会认真调查企业用电量、银行结算量、企业现金流量、纳税额等活性信息，并将这些活性信息纳入企业信用评级指标体系。这些活性指标体系更能真实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从这些活性指标入手进行授信调查和信用评级既能更好地控制授信风险，也有利于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拓展。

在中小民营企业的行业政策和地区政策上，浙江银行界的民营企业授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各行普遍把竞争过于激烈、产品替代性强的行业列为限制性行业，对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产业予以支持。一些专业市场发达、块状经济特征突出的地区则成为各家银行授信支持的重点地区，部分银行将这些地区拉直管理，一些银行则对这些地区分支机构给予了比较大的授信授权。

五、民营企业授信风险控制

针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浙江各商业银行没有简单地回避这些风险，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这些风险控制使授信的安全性得到较好的保障，也使民营企业的授信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近几年浙江各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授信超常规倍增式发展，但授信资产质量普遍良好，资产不良率普遍在5%以下，许多地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是控制在1%以下，成为国内银行界的奇迹。这一奇迹的产生与浙江良好的授信环境有关，但更得益于银行积极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各银行在从事民营企业授信中非常重视风险控制，近几年各银行在自己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强化了资产质量的权重，加大了奖惩的力度。有些地区的银行将授信质量与一把手的年终考核薪酬直接挂钩。广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的风险管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行教育员工“授信业务收来的是利息，损失的是血本”，“骗你的是最好的朋友”，“对待授信风险要象航空公司对待飞行一样”，“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信贷资产”。在授信风险理念上，该行坚持风险可控原则，反对风险最小原则，这样将最大限度地获得业务机会和利润，反之则会丧失业务机会，获得较低的利润回报。在对企业监控的着眼点上，该行强调从资金流、物资流等动态和活性信息着手，而不是盯财务报表。该行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实行企业经营者的首席（行长）谈话制，使问责审批人对中小民营企业经营者形成直观认识。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调查实行双人调查制，调查内容要重视活性信息而不是财务报表，对部分企业实行业务人员与审批人员的联合调查；对部分企业直接参与企业的合同谈判，获得企业的第一手业务资料。在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贷后监控上，该行主动深入，授信达到一定规模后，该行要求企业增加注册资金规范相关管理，关健岗位的员工必须符合其要求的素质，达不到其贷后监控的要求，该则坚决收贷。这些灵活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使其得到较好的回报，其140亿的授信资产，不良率仅为0.4%。

为控制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准入风险，有些银行从一些活性指标入手设置了自己的准入指标体系；有的银行要求一把手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包发放、包管理、包本息收回，并将此“三包”与一把手的年终考核挂钩；在授权体系上根据地区风险和机构风险控制水平实行了差别授权和动态授权，设置了授权警戒线；对各种形式的中小民营企业贷款实行风险组合管理。为解决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风险溢价，银行利率上浮的方法运用的较为普遍。一些银行还要求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授信即贷即收，不得展期和以贷还贷。

六、浙江民营企业授信对我们的启示

浙江各商业银行面临的民营企业授信环境与深圳不同，其民营企业授信的做法，我们不能简单的移植照搬；

但其民营企业授信的一些理念、管理方法、运作机制、业务创新等对我们当前的授信业务及管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借鉴。

1、在企业授信上，表面看来我们不会以所有制来歧视民营企业。但我们仍有认识上的不足。一是对民营企业的未来发展认识和准备不足。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昭示了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企业产权改革是企业改革的核心，民营企业以其产权的天然明晰迎合了企业改革的未来，同时民营企业的内在机制造就了其市场经济中强劲的竞争力，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民营企业必将占据未来市场的绝对份额。因此，在内涵于未来的授信业务上，仅仅以一视同仁来对待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将可能使我们错失未来。未雨绸缪，重新审视和规划民营企业授信的未来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以民营为核心的企业产权改革中，由于缺乏前期研究和准备，面对embo、mbo、企业并购等民营化授信业务，我们有时显得手忙脚乱。二是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理念需要重塑。随着授信市场竞争的激烈化和大中型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中小企业授信将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歧视民营企业，但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确实是我们所忽视的领域。有些中小民营企业规模不大，但却小而专、小而特，具有自身的生存空间，应该成为我们授信支持的对象；对于经营者素质较高，企业运作规范，经营机制灵活，有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的中小民营企业，我们应以客户培植的理念给予授信支持，培养客户的忠诚度，“种芝麻，抱西瓜”，为我们的授信储备未来。

2、随着授信买方市场的形成，我们的授信理念应作重新调整，我们应调整风险最小理念，坚持风险可控原则。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坚持风险可控为前提，风险是否可控无从把握的冒险业务不应纳入我们的授信范围，这是授信区别于风险投资的本质所在。二是坚持风险可控而不是最小，在授信卖方市场条件下，我们可以优中选优；授信买方市场条件下，风险最小原则将束缚业务空间，失缺高利润业务。授信业务与风险相伴生，关键在于授信风险是否能为我们所控制。在授信买方市场条件下，坚持风险可控原则，将为我们争得最大的业务空间和利润空间。

3、正确认识传统产业。当前，商业银行的授信行业政策存在着重高新技术产业轻传统产业的偏向。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的价值取向并不在于技术水平而在于安全性和效益性。高新技术产业（成熟前）在伴随着高利润的同时，也伴生着高风险，与风险投资的价值取向相吻合。企业能在传统产业中占有较高份额，或有独特的市场空间，这说明了企业具有较稳定的生存空间，从而兼具安全性和效益性，其价值内涵正是授信业务的取向，丝毫不能为我们的授信业务所轻视。

4、授信调查和贷后跟踪重视企业活性信息。信息不对称是授信业务的固有矛盾，民营企业更甚。如果停留于文字上的固化信息，信息不对称是难以化解的。抓住企业的用电用水量、现金流量、银行结算量和纳税额等企业活信息，往往更能使我们了解到企业经营的真实信息，做活授信调查和贷后跟踪，事半功倍，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5、开拓异地授信业务。从对浙江商业银行授信情况的调查看，内地授信业务的客户选择余地要比深圳大得多，甚至其不予授信支持的客户在深圳却已成为各商业银行争抢的对象。

作为经济组织的商业银行本身不能以行政区划画地为牢，深圳目前逐渐成为资金过剩地区，而深圳银行相对内地行具有理念、服务、产品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局于深圳一隅只能丧失发展空间。当然，授信业务具有贷后跟踪的特殊要求，对异地授信应选择贷后跟踪要求少，难度低的项目。

6、从与浙江商业银行授信的比较情况看，我们对利率杠杆利用不够，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很少上浮利率。

相对于大中型企业，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具有平均风险水平较高、人力资源投入大、业务成本相对较高的不足，但银企合作中企业不占强势。因此，我们需要也有可能利用利率杠杆来弥补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风险溢价和成本提补。同时，提升利率也可能促使企业从成本考虑而优先偿还，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授信风险的控制。

7、加快社会征信系统的建设。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与浙江草根经济的特征相反，人们缺少归宿感，社会诚信的自然基础较差，这更需要通过人为强化，建设社会征信系统，逐步为深圳各商业银行的授信业务创造良好的诚信环境。

(作者单位：深圳市国内银行同业公会)

第二篇：关于浙江民营企业授信考察报告

关于浙江民营企业授信考察报告

近年来，浙江经济快速发展，民营企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浙江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出现令世人瞩目的“温州模式”、“浙江现象”。民营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为浙江创造了良好的授信环境，使浙江金融机构的授信业务和其它金融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又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和资金支持，民营企业与金融业务相互促进，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

以“温台（台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民营企业起源于家庭作坊经济，其发展的进程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浙江沉眠已久的工商文化和敢于闯天下的民风迅速绽放，温州等地的千家万户各起炉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家庭作坊经济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同时，温州等地的市场推销人员走向全国各地，温州当年的十万供销大军“来自千家万户，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赚来千金万银”，在推销当地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的过程中，既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也实现了最初的资本积累。第二阶段为90年代中后期，部分家庭作坊经济开始走向股份合作制，加强了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联合，家庭作坊经济走上公司制的道路，民营公司初具规模，同时，一些专业市场和块状经济初步形成。第三阶段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实力大大增强，出现大批极具规模和品牌效应的集团式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和经济份额上都占据浙江经济的绝对优势，浙江经济已成为民营经济的天下。

杭州湾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历程有所不同，但终究殊途同归。80年代这些地区的经济基本为“苏南模式”，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经济蓬勃发展，到80年代末期已形成一定规模。进入90年代，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通过职工参股、企业拍卖等方式，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大量转制为民营企业，经济结构由“苏南模式”转型为“温台（台州）模式”，民营经济占据了绝对优势。由于这一地区民营企业的特殊发展历程，使其民营企业的规模比温台地区要大，而其企业机制比苏南更为灵活。

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在浙江各地遍地开花，除少数基础性行业外，竞争性行业已完全民营化。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浙江民营企业总数占浙江全部企业总数的98%，民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82%,民营企业产值占浙江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3%，浙江经济已成为民营经济的代名词。

二、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征

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浙江民营经济呈现出与其它地区民营经济所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造就了浙江经济的强势和特有活力，也为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草根经济。现在，人们喜欢将浙江民营经济俗称为“草根经济”。它指的是浙江民营企业都是土生土长，在家乡本土成长壮大。浙江民营企业是浙江农民在离乡不离土的家庭作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与开放地区的外来经济所不同的是，它生于本土，长于本土，扎根于本土。即使今天，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起来后，业务扩展到各地，其公司总部、生产基地、资金中心仍然扎根于本土。

2、块状经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块状特征尤其突出，各地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经济和主导产业，地区分工明显，各地区的主导产业在浙江、全国仍至世界都较为突出。如义乌小商品城、绍兴轻纺城、宁波服装、永康五金、嵊洲领带、海宁皮革、永嘉钮扣、苍南商标。块状经济弥补了浙江小企业、小商品经济的不足，通过地区专业化、规模化使小企业、小商品得以做大做强。

3、专业市场发达。在块状经济的基础上，浙江各地组建了一系列的专业市场，为地区主导产业服务，如义乌小商品市场、永嘉钮扣市场、永康五金城、宁波服装市场、苍南商标城等已成为全国性的专业市场。专业市场的发达为民营企业提供了良好的供销渠道和市场信息，使浙江民营企业站在了同一产业的市场前端。

4、地区发展较为均衡。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是地区不平衡。而浙江民营经济在各地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不管是杭州湾地区的宁波、绍兴，还是南部山区的温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义乌、永康、东阳，民营经济都较为发达。民营经济的遍地开花使浙江地区经济整体上得到较为均衡的发展，经济的有效腹地比其它省份大。

5、中小企业为主体。发源于家庭作坊的浙江民营企业日前绝大多数仍为中小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以下的占企业总数的92%。经营收入1亿元以上的企业仅占1%。浙江民营中小企业数量众多，经营灵活，市场反映灵敏，产销对路，相当多的企业还具有小而优、小而专的特点，企业效益良好。但这些企业也存在着家族式企业、管理水平不高、财务不规范、抗风险能力差的缺点。

6、制造业为主。浙江民营企业从家庭手工作坊发展而来，民营企业普遍从事的是制造业，其它行业的占比较少。浙江民营企业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劳实干做起来，目前经济中投机的成份已较少，从而使浙江经济的现有基础较为夯实。

7、小商品生产占较大份额。浙江民营企业有相当部分从事小商品生产，他们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利用自身低廉的成本优势将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场，通过大市场的规模效应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低成本优势。这些小商品技术水平不高，市场竞争主要在于成本竞争，浙江民营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得到强化以后，其它企业已很难与之竞争。这些小商品虽为传统产品，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市场的波动性较小,浙江民营企业占领这一市场后，便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市场空间，企业经营相对稳定。

三、浙江民营企业发展造就的金融环境

金融业务的发展以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当地金融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颇具特色的民营经济和社会文化氛围为银行授信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近几年，浙江各家银行的授信业务发展较快，且授信资产质量优良，这些得益于当地以民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良好授信环境。

江浙一带是中国最具历史文化沉淀的地区，由于历史的渊源沉淀，浙江地区民众具备较高的素养，民风崇尚荣誉，注重名声。进入工商社会以后，这种历史文化和民风渊源逐渐演化为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而浙江以民营企业为基础产生的草根经济将诚信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得到强化。浙江各地目前没有建立社会征信系统，但草根经济使浙江形成了天然的社会征信系统。由于浙江民营企业土生土长于浙江本土，企业、经营者、法定代表人的经营历程、资产情况、行业品行、历史信誉以及社会关系等授信信息能够得到比较顺畅的沟通，授信信息不对称的矛盾被草根经济所化解。同时草根经济的特征使浙江金融机构很容易得到企业的动态信息，民营企业经营中的发展变化情况能够比较及时地传递到授信业务人员，从而使授信业务人员能够动态监控风险，随时根据民营企业的经营变化调整授信策略，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因此，草根经济使授信业务建立在信息较为充分、及时的基础上，从贷前到贷后的整个业务流程中，授信风险的可控程度比较高，银行的主动性较强。

从微观经济环境来看，民营经济的特征使浙江的微观经济主体产权天然明晰，企业运作的深层次矛盾得到解决，经营者的责权利三者天然合一。浙江的民营企业大多数仍为中小企业，具有抗风险能力弱的缺点，但当地的专业市场、块状经济为浙江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其小商品生产具有独特的市场空间；大量的民营制造企业股东的投入较大，负债率普遍较低。浙江民营企业的特点为浙江金融机构授信创造了良好的企业微观环境，为浙江当地各银行优良的授信资产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浙江的民营企业在东南西北中遍地开花，促进了浙江经济整体上的均衡发展，从而为浙江金融机构创造了较为广阔的经济腹地。应当说目前浙江各银行授信业务的回旋余地比较大，业务发展的内涵与外延空间都比较广。

四、浙江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政策

浙江各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政策有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在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初、中期，民营企业基本为几大国有银行限制准入的客户，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对象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当时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主要来自于地下钱庄和当地信用社，温州等地民间融资非常发达。到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各股份制银行率先选择以民营企业为主要的授信支持对象并获得较快的发展；而国有和集体企业开始从经济竞争领域退出，由此使得一贯以国有和集体企业为支持对象的几大国有银行的发展落后于股份制银行，且资产质量也远远落后于股份制银行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到90年代后期，浙江各国有银行转变了对民营企业的认识，加大了对民营企业授信的支持力度。进入本世纪，不仅大、中型民营企业得到各家银行授信的积极支持，众多产品有市场的中小民营企业也成为各家银行信贷资金支持的对象。

由于浙江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及其独具特色的经济特征，当地各银行普遍看好民营企业。各家银行创新民营企业授信理念，调整传统的授信政策,再造授信流程，加强产品创新，加大对民营企业授信的投放力度。在对民营企业授信业务上，股份制商业银行方法更为灵活，措施更为有力，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投放力度比国有银行大。

在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客户战略上，浙江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提倡客户培植战略，广东发展银行浙江分行将之称为“种芝麻，抱西瓜”。对产权明晰的中小民营企业采取积极的培育政策，通过培育培植中小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分享中小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的成果，与民营企业共成长。部分银行将此政策具体化到绩效考核中，将中小民营企业培养成优质大户的相关业务人员、责任人将得到绩效奖励。在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选择上，坚持两个发展性和成长性原则，一是企业的经营具有发展性和成长性，二是银企业合作的的前景具有发展性和成长性；注重二种效益，一是客户提供的综合效益，二是客户提供的中长期效益。

针对中小民营企业担保难的问题，浙江的股份制银行充分挖掘企业两方面的担保资源，加强业务创新。一是充分挖掘企业的资产资源，各种动产质押、仓单质押、应收款质押、品牌质押、知识产权的质押等等应有尽有；二是挖掘企业的客户资源，通过客户的上下游企业和一些关系客户开辟担保渠道。

财务报表是授信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中小民营企业的财务报表不规范问题在浙江同样存在，但多数情况是企业的资产利润没有全部在报表中反映，浙江银行界称为信息良性不对称。针对民营企业财务信息的失真，商业银行没有固守财务信息，转而寻求民营企业的活信息。银行界在对中小民营企业进行授信调查和信用评级时，会认真调查企业用电量、银行结算量、企业现金流量、纳税额等活性信息，并将这些活性信息纳入企业信用评级指标体系。这些活性指标体系更能真实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从这些活性指标入手进行授信调查和信用评级既能更好地控制授信风险，也有利于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拓展。

在中小民营企业的行业政策和地区政策上，浙江银行界的民营企业授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各行普遍把竞争过于激烈、产品替代性强的行业列为限制性行业，对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产业予以支持。一些专业市场发达、块状经济特征突出的地区则成为各家银行授信支持的重点地区，部分银行将这些地区拉直管理，一些银行则对这些地区分支机构给予了比较大的授信授权。

五、民营企业授信风险控制

针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浙江各商业银行没有简单地回避这些风险，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这些风险控制使授信的安全性得到较好的保障，也使民营企业的授信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近几年浙江各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授信超常规倍增式发展，但授信资产质量普遍良好，资产不良率普遍在5%以下，许多地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是控制在1%以下，成为国内银行界的奇迹。这一奇迹的产生与浙江良好的授信环境有关，但更得益于银行积极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各银行在从事民营企业授信中非常重视风险控制，近几年各银行在自己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强化了资产质量的权重，加大了奖惩的力度。有些地区的银行将授信质量与一把手的年终考核薪酬直接挂钩。广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的风险管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行教育员工“授信业务收来的是利息，损失的是血本”，“骗你的是最好的朋友”，“对待授信风险要象航空公司对待飞行一样”，“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信贷资产”。在授信风险理念上，该行坚持风险可控原则，反对风险最小原则，这样将最大限度地获得业务机会和利润，反之则会丧失业务机会，获得较低的利润回报。在对企业监控的着眼点上，该行强调从资金流、物资流等动态和活性信息着手，而不是盯财务报表。该行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实行企业经营者的首席（行长）谈话制，使问责审批人对中小民营企业经营者形成直观认识。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调查实行双人调查制，调查内容要重视活性信息而不是财务报表，对部分企业实行业务人员与审批人员的联合调查；对部分企业直接参与企业的合同谈判，获得企业的第一手业务资料。在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贷后监控上，该行主动深入，授信达到一定规模后，该行要求企业增加注册资金规范相关管理，关健岗位的员工必须符合其要求的素质，达不到其贷后监控的要求，该则坚决收贷。这些灵活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使其得到较好的回报，其140亿的授信资产，不良率仅为0.4%。

为控制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准入风险，有些银行从一些活性指标入手设置了自己的准入指标体系；有的银行要求一把手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包发放、包管理、包本息收回，并将此“三包”与一把手的年终考核挂钩；在授权体系上根据地区风险和机构风险控制水平实行了差别授权和动态授权，设置了授权警戒线；对各种形式的中小民营企业贷款实行风险组合管理。为解决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风险溢价，银行利率上浮的方法运用的较为普遍。一些银行还要求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授信即贷即收，不得展期和以贷还贷。

六、浙江民营企业授信对我们的启示

浙江各商业银行面临的民营企业授信环境与深圳不同，其民营企业授信的做法，我们不能简单的移植照搬；但其民营企业授信的一些理念、管理方法、运作机制、业务创新等对我们当前的授信业务及管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借鉴。

1、在企业授信上，表面看来我们不会以所有制来歧视民营企业。但我们仍有认识上的不足。一是对民营企业的未来发展认识和准备不足。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昭示了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企业产权改革是企业改革的核心，民营企业以其产权的天然明晰迎合了企业改革的未来，同时民营企业的内在机制造就了其市场经济中强劲的竞争力，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民营企业必将占据未来市场的绝对份额。因此，在内涵于未来的授信业务上，仅仅以一视同仁来对待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将可能使我们错失未来。未雨绸缪，重新审视和规划民营企业授信的未来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以民营为核心的企业产权改革中，由于缺乏前期研究和准备，面对EMBO、MBO、企业并购等民营化授信业务，我们有时显得手忙脚乱。二是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理念需要重塑。随着授信市场竞争的激烈化和大中型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中小企业授信将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歧视民营企业，但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确实是我们所忽视的领域。有些中小民营企业规模不大，但却小而专、小而特，具有自身的生存空间，应该成为我们授信支持的对象；对于经营者素质较高，企业运作规范，经营机制灵活，有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的中小民营企业，我们应以客户培植的理念给予授信支持，培养客户的忠诚度，“种芝麻，抱西瓜”，为我们的授信储备未来。

2、随着授信买方市场的形成，我们的授信理念应作重新调整，我们应调整风险最小理念，坚持风险可控原则。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坚持风险可控为前提，风险是否可控无从把握的冒险业务不应纳入我们的授信范围，这是授信区别于风险投资的本质所在。二是坚持风险可控而不是最小，在授信卖方市场条件下，我们可以优中选优；授信买方市场条件下，风险最小原则将束缚业务空间，失缺高利润业务。授信业务与风险相伴生，关键在于授信风险是否能为我们所控制。在授信买方市场条件下，坚持风险可控原则，将为我们争得最大的业务空间和利润空间。

3、正确认识传统产业。当前，商业银行的授信行业政策存在着重高新技术产业轻传统产业的偏向。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的价值取向并不在于技术水平而在于安全性和效益性。高新技术产业（成熟前）在伴随着高利润的同时，也伴生着高风险，与风险投资的价值取向相吻合。企业能在传统产业中占有较高份额，或有独特的市场空间，这说明了企业具有较稳定的生存空间，从而兼具安全性和效益性，其价值内涵正是授信业务的取向，丝毫不能为我们的授信业务所轻视。

4、授信调查和贷后跟踪重视企业活性信息。信息不对称是授信业务的固有矛盾，民营企业更甚。如果停留于文字上的固化信息，信息不对称是难以化解的。抓住企业的用电用水量、现金流量、银行结算量和纳税额等企业活信息，往往更能使我们了解到企业经营的真实信息，做活授信调查和贷后跟踪，事半功倍，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5、开拓异地授信业务。从对浙江商业银行授信情况的调查看，内地授信业务的客户选择余地要比深圳大得多，甚至其不予授信支持的客户在深圳却已成为各商业银行争抢的对象。作为经济组织的商业银行本身不能以行政区划画地为牢，深圳目前逐渐成为资金过剩地区，而深圳银行相对内地行具有理念、服务、产品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局于深圳一隅只能丧失发展空间。当然，授信业务具有贷后跟踪的特殊要求，对异地授信应选择贷后跟踪要求少，难度低的项目。

6、从与浙江商业银行授信的比较情况看，我们对利率杠杆利用不够，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很少上浮利率。相对于大中型企业，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具有平均风险水平较高、人力资源投入大、业务成本相对较高的不足，但银企合作中企业不占强势。因此，我们需要也有可能利用利率杠杆来弥补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风险溢价和成本提补。同时，提升利率也可能促使企业从成本考虑而优先偿还，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授信风险的控制。

7、加快社会征信系统的建设。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与浙江草根经济的特征相反，人们缺少归宿感，社会诚信的自然基础较差，这更需要通过人为强化，建设社会征信系统，逐步为深圳各商业银行的授信业务创造良好的诚信环境。

(作者单位：深圳市国内银行同业公会)

第三篇：走进浙江民营企业

第二篇 走进浙江民营企业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我们对浙江省民营企业有了深入的了解，对民营企业家们创业、创新和创优不懈的追求精神和艰苦历程有了更高的认识。十六大奠定了我国民营经济飞速发展的理论基础，民营企业创业条件日益优化，政策配套，环境改善，氛围浓郁，热情高涨。浙江省是全国民营企业发展最快、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数以万计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在浙江省各级政府大力扶持下，浙江省民营经济一直处在一个持续稳定增长的发展态势上。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是一条颠簸不破的真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方针。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发展，虽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浙江省在机制上、在集群产业上、在人才培养上、在科技投入上对民营企业全方位的支持。但企业内部不断创新的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和文化建设更是企业持续快速发展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中国加入WTO以后，面对国外商家激烈的竞争，面对生存环境的巨大改变，中国浙江的民营企业是如何应对和发展的呢？

对入世以来民营企业发展调查是一个新课题，理论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我们通过参考大量资料并结合万事利集团的实际发展情况，总结出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普遍得益于以下三点，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企业与世界相融合、企业内部不断整合。“三合”是一个有机整体，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是基础，企业与世界相融合是方向，企业内部整合是不断克服困难获得发展的保证。而企业的文化建设和合理的人才机制是实现“三合”的润滑剂，是促进企业快速发展的根本保障。下面结合浙江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和较新理论成果分别进行论述。

1.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市场产品轮番更新、人们的生活方式急剧变革的时代,民营企业只有积极适应外部环境的新变化，自觉调整内部结构体系，不断创新，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立足。因此现代企业必须不断加强自我学习、自我丰富、自我超越，实现不断创新。创新不是一种停留在口头上的抽象概念，也不是一种哗众取宠的媒体文字游戏，而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的反复的理论结合实践的演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归纳、总结并提升为一种企业适应经营环境的经营与管理的指导理论。企业可持续发展就是对企业理念、企业行为以及企业经营谋略进行检查、评估、纠正与完善的过程。创新源自企业的经营实践，是企业家洞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对企业市场拓展、市场占有必然的反馈。只有将实践与理论不断地结合，不断地拓展，不断地提高，才能实现真正的创新。创新始终是一个有助于企业产品和服务差异性增大、有助于企业战略资产积累、有助于更大幅度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有助于大幅度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范畴。

一个有所作为的企业家，应该善于在理论的高度上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使之成为指导企业经营活动和发展壮大的企业理念，让自己的企业拥有理论发展空间。企业家应该了解，没有理论支撑的行为都是带有失败必然性的盲目行为。浙江省民营企业家很重视自身学习，自身提高，通过转换理念，更新知识，加强竞争意识，质量意识、信用意识、团队意识和现代企业制度意识，引导企业不断地持续向前发展。此外，浙江民营企业家还通过外出观摩学习，加大企业间相互交流，同时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思路、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看一流企业、学一流经验、创一流事业”，开拓眼界和思路，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万事利总裁李建华告诉我们，作为合格的现代企业家，至少需要有三至五个学科以上的相关理论知识。的确，浙江省民营企业主素质现在有了明显的提高。早期的浙江民营企业家大部分是刚刚从田地里上岸的农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相当一部分通过各种途径的学习，文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已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有着扩大再生产欲望和能力的企业，自发产生了希望提升素质的要求，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如今民营企业主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调查总数的84%，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经理人占37%，在科技企业工作的经理人更是具有较好的文化背景。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另一层面上表现为科技成果及时与生产实践相联系。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对社会发展影响也越来越深远。尤其是科技产业的兴起，科学技术与经济的联系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使得科学技术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环节。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竞相采用最新科学技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一大批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兴起。浙江民营企业在这方面也走在全国的前列，始终坚持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与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根据现代企业发展及市场的需要，优化创新环境，提高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向产业转移，不断推动高技术产业化进程。目前相当一批民营企业进入了高科技领域，科技型民营企业逐年增加。到2005年，浙江省基本形成了以民营科技型大企业、大集团为龙头，民营科技创新机构为支撑，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基础的民营科技企业群体，在全省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进一步走在全国的前列。

2、企业与世界相融合国际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飞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世界各国的未来发展和整个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世界性的社会化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产品为基础的分工格局已被打破，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突出作用日益明显。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向纵

深方向发展，“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新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为了寻求经营机会、保护和扩大原有市场、克服贸易壁垒、追求优惠政策、获取技术领先，浙江民营企业充分意识到开展国际经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浙江民营企业在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中逐渐放眼全球，从打拼国内市场上升到拓展海外市场，从利用国内资源升级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积极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与接轨，开展国际竞争与合作。形成了一幕浙江民企百舸争流、逐鹿海外的壮阔景象。

今日的浙江民营企业逐步呈现出组团式、规模化、实业化的发展态势，以梯度推进的企业团队昂首迈入国际市场。1998年，浙江民营企业外贸出口仅为9.6亿美元，占全省总量的8%；到2001年则达到了54.75亿美元，出口占比迅速提高到24%。2002年浙江省私营企业的外贸出口总值为36.76亿美元，增长1.4倍，出口增量占全省增量的33%。到2002年底，浙江已有3944家民营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占全省比重为48.5%。浙江的个私业主在省外、海外共办有市场、分市场40余个，个私企业设立境外机构132个。全省有1.58万家个私企业的产品销往世界五大洲的150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交货值883.94亿元人民币。领改革风气之先的浙江民营企业，再次抓住机遇，率先驶进国际化大潮中。

浙江民营企业向国际社会融合，是在认真分析企业自身实力和特点的基础上，对国际化的形势特点有一个全面透彻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选择，是在多年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循序渐进、顺势而为的结果，没有先前名牌战略阶段的艰苦创业、没有科技兴企阶段的固本强基，就不可能有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品牌、规模、技术和管理基础。因此从宏观上说，企业国际化经营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微观上说，国际化又是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企业带来崭新的发展机遇和市场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与世界跨国公司相比，国内民营企业就整体素质而言，在产业规模、市场占有、技术水平等方面还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中国民营企业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灵活快捷的企业机制，生产的很多产品既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又是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紧紧抓住这些特殊优势，充分运用发挥这些优势，中国民营企业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将大有所为。

3、企业内部不断整合汉拉默、凯瑞哈默等人提出的企业核心能力理论认为：与企业的外部条件相比，企业内部条件对于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作用，企业内部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企业获得超额受益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企业要想形成核

心竞争能力和优势，必须加强内部管理，充分利用企业现有内部资源，提高内部运作效率。

民营企业在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方面容易出现产权主体的单一化、组织结构混乱、管理人员素质较低、浓厚的家庭色彩、非科学的经验型决策方式，以及分配和激励约束机制的物质导向及非公正性等现象。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在21世纪初，浙江省民营企业的整体规模和实力大大增强，许多民营企业完成了初始的资本积累开始向规模化方向发展，从物质资本扩张开始转向依靠技术创新、知识积累和质量效益提高的内涵式增长。特别是许多民营企业完成了改制，其产权改革已经到位，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纷纷把企业的内部管理确定为永远不能替代的竞争因素。

浙江民营企业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认识，努力学习世界级绩优公司的成功秘诀，利用经济手段和科学的方法, 结合自身的实际不断改进、创新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和决策水平，通过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和有效的企业文化对企业进行管理,使企业向着不断提高效益的方向发展,员工的素质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也相应不断增强。在企业的思想文化、人才队伍以及财务管理等制度方面狠下功夫，夯实企业全面建设的基础，因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直立于不败之地，持续高速度发展。

4、打造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文化观念、文化形式和行为模式，是企业成员普遍接受和共同奉行的理想、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文化是对企业进行柔性管理的基础，它对内表现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激励力、约束力、导向力、辐射力、成长力，对外表现为企业的形象、企业的荣誉度、市场的亲和力和竞争力。它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企业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内容。

万事利集团提出了“万事以人为本，事利以和为重，利万以社为责”的现代企业管理文化模式，它以社会价值为先导，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为重点，将企业管理文化与经营文化融为一体。万事利通过把有形制度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有形的制度载体表现出的无形文化，使企业得以持续稳定的高速度发展。万事利一直认为企业是人群组织，更是人性化的组织，人性化的实质又是体现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以企业文化为动力，使企业文化观念转化为全体职工的自觉行动，大力打造新型的现代化企业形象，有效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增长。这种追求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共同发展，已在万事利集团发展中形成不可忽视的战略趋势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5、优化人才机制

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才是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人才资源是现代社会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人才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它不仅具有一般生产要素所具有的“生产功能”，还具有一般生产要素不能有的“效率功能”，在国际经济竞争的环境里，人才要素不仅直接促进技术发明，而且直接影响引进技术的能力和速度。可见，人才已成为衡量国家和地区以及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准。

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国内各地区之间争夺人才的现象愈演愈烈，谁能够拥有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取得主动，赢得未来。加入WTO之后，我国人才方面的挑战最为严峻，大量外资企业和机构进入我国，将加大对我国人才的吸纳力度，这必然会给我们稳定现有的企业高素质人才队伍带来更大的压力。

“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就是人才缺乏”，万事利集团董事长沈爱琴的一番话道出了民营企业对人才的渴求。民营企业要提高其产品的科技含量、提升其内部管理水平，尤其是当企业从单一产品生产经营模式向跨行业生产领域转型，实行多元化发展时，离不开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市场开拓人才。我国从总体来看，人才总量相对不足，结构不够合理，人才队伍现状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亟待从企业管理制度上予以创新。建立科学的用人制度，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的收入分配制度、奖励制度和福利制度迫在眉睫。为满足对人才的需求，浙江省工商局和个私（民营）企业协会已计划用5年时间，在全省启动实施个私（民营）企业“5511培训计划”，即采用EMBA研修、本专科学历进修、集中培训、短期轮训等方法，重点开展5万名高层经理特训，50万高级管理人员业务轮训，1000名总裁EMBA研修，100万名技术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

万事利集团把企业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把调动人的积极性放在首位，“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信任人”，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提高企业效率，满足他们的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科学手段招揽人才，与许多高校院所、猎头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用真情吸引行业专家和高级管理人才来万事利工作。近年来，公司用开明开放的胸襟逐步打破了家族制管理的瓶颈，建立和完善选人、育人、用人、留人的良好机制，引进了一批拥有高学历和丰富经历的海内外高级人才，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形成一支高素质的企业专业人才队伍，为企业的发展和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篇：泉州市民营企业考察报告

泉州市民营企业考察报告

摘要：2004年7月，福建省社科联组织该省百家民营企业调查活动，到泉州市的十五家大中型民营企业进行考察，就企业家个人状况、企业的外部环境、经营管理、人力资源、投融资体制、技术创新等六大当前我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与企业管理层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本文总结归纳了各家民营企业所反映的情况，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期对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作些探讨。

一、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在所调查的十五家企业中，在谈到对地方政府的看法时，无一家企业对地方政府表示满意。企业对地方政府的意见集中在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水平的低下，各种摊派、检查过多，税负过重，政府的官僚作风严重等等方面。其中反映最强烈的是很多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经常利用行政手段对企业进行干预，通过各种所谓的检查干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济活动。

调查企业中有两家是私营酒店——丰泽大酒店与泰和大酒店。两家酒店的总经理都表示对地方政府部门的行政检查感到非常反感。按照泰和大酒店总经理的估算，有权对一家酒店进行检查管理的行政部门竟达到了39个，包括消防队、物价局、卫生局、工商局等等。酒店经常要为应付各种名目繁多的检查而停止正常的工作，酒店的管理人员也要把很多精力放在与政府部门的公关上，甚至有些政府部门不惜动用手中的权利来为自己牟取私利，造成酒店经济利益上的损失和酒店人员的精力耗费。由此看出，地方政府部门还未真正转变工作作风，思维、意识形态还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而且对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往往就给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机会。要给民营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机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只有政府只能真正转变，民营企业才会有一个有利于其发展的外部环境。

在一些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的行业中，一方面政府部门不应该干预企业，另一方面政府部门有必要扶持这些行业的发展。例如泉州的锦绣荘工业品有限公司，它是一家从事民间工艺——木偶头生产的企业。这一行业的发展需要有浓厚的地方文化底蕴和旅游产业的发展作为支撑。这就不是一家企业或一个行业协会的能力所能及了。因此，地方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保护民间工艺和民间艺人，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协调与此相关的各行业的发展，同时进行必要的配套建设，这样才能为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基础。为民营企业营造适合其发展的政策和产业环境，这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再比如泉州的名流路桥有限公司，它采用BOT的方式参股泉州刺桐大桥的投资建设，从政府部门手中获取泉州刺桐大桥30年的经营权。但此大桥的建成立即与泉州市区的其余三座由政府部门经营管理的大桥形成了竞争关系，致使名流路桥有限公司不得不直接面对与一些政府部门的竞争，经营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地方政府在与民营企业的利益博弈中，不能够以一个“经济人”的身份出现，而更重要的是要履行其作为一个社会管理者的职责，要成为民营企业利益的保护者。

另外，在市场准入方面，民营企业还是受到歧视，民营企业在进入某些基础性公共行业尤其是基础设施行业方面经常受到来自各地方政府、各行政部门的阻扰。有些民营企业的发展已经触及到各地方政府的核心利益，因此双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就变得更为复杂。本文认为，“小政府，大社会”是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努力的方向。地方政府必须完全从经济领域撤退，甚至是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如基础设施行业等，也可以尝试由民营企业建设、经营。而且在经营过程中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地方政府必须首先保证民营企业的利益不受侵犯。

接受调查的企业都普遍表示地方政府经营管理社会的能力有待提高。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缺乏信用、没有良好的舆論环境等等这些都在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许多企业都强烈要求地方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增加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建立互信，共同打造一个适合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企业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关系

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快速成长与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是同步的。对于这一点，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表示赞同，他们认为民营企业的高速增长一是得益于我国政府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二就是我国一直保持着一个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发展态势。

然而，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固然是一个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但是反过来宏观经济的波动也将对企业产生影响。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企业直接面对市场时所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信用的缺失也会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冲击。特别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正成为民营企业关注的焦点，很多民营企业家对这些不利因素感到十分担忧。

首当其冲的就是从去年底开始出现，并席卷整个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民工荒”问题。晋江市的许多民营企业正在深受“民工荒”的困扰，如恒安集团和安踏集团，其一线工人的缺口都在百人以上。恒安集团的一线工人中已经很难寻觅到当地人的身影，初级工种所需要的雇工大都来自经济落后地区。但是从去年底开始，民工的数量逐渐减少，直到今年年初，民工的缺乏业已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生产。恒安集团的人事部曾经通过劳务中介机构到经济落后地区招工，但效果并不明显，应征者寥寥。“民工荒”问题的突然出现是企业始料不及的，二十多年来民营企业最不缺的资源就是劳动力，企业成本中最不受关注的也是劳动力成本。民工的欠缺对企业改变对民工的看法、改善企业对民工的待遇、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是有助益的。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可谓是令人惊奇，但是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生产生活条件并未随之出现大的改善。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水平极大改善的情况下，工人也有很强烈的追求高工资和高的生活质量的欲望。所以，“民工荒”问题未必是件坏事。它使民营企业意识到了必须认真对待工人的待遇改善问题，这也是资方与劳方之间产生互信，共同协作从而互惠互利的一个良好契机。正如不少民营企业家所说的，民营企业正在努力提高工人的待遇和生产生活条件，但这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给予政策扶持，加强正面宣导，共同营造一个三方协同合作的氛围。

电力的短缺也是各家民营企业十分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一些从事服务行业的企业，对电力极为敏感。例如前面提到的两家大酒店——丰泽大酒店与泰和大酒店，电力是整个酒店运营的基础，供电能不能得到保证就成为整个酒店经营的关键之一。现在全社会大面积的缺电严重影响了酒店的经营。酒店不得不自我购买发电设备，以免电力供应不足造成无法营业。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酒店的用电成本大幅上升，因为酒店的自我发电远远达不到规模发电的要求。再加上国家提升电力收费标准，酒店为此就要增加不小的开支。如丰泽大酒店，一个月的用电费用高达28万元，并且还时常受到停电的困扰。制造业企业也是如此，停电、限电及分时段供电扰乱了企业的正常生产，企业往往要因此而调整生产计划，相关的人员安排和原材料供应也要改变，企业无法制定规则的生产秩序，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企业管理的难度，提高了企业运营的成本。呼吁政府加大电力设施投入，增加供电量就成为许多民营企业的共识，民营企业大多认为电力建设可以由政府集中全社会的资源来组织进行，也可以允许私人投资于电力行业，因为现在的民营资本已经有能力建设符合规模经济要求的发电企业，政府应该放开市场准入的限制。同时政府在实施供电管理的时候要适当考虑民营企业的要求，多与民营企业协商沟通，尽量保证其需要，减少政府行为中的官僚作风。

许多民营企业的商品大量出口，特别是泉州地区生产鞋帽、衣服、工艺品的企业，其生产经营的外向度相当高。甚至有些企业，例如华珠鞋业有限公司，其生产的运动鞋全都外销，出口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企业的影响相当大，因此企业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我国从事轻工产品出口的企业甚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非常激烈，而主要的出口地又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这使得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变得极其敏感，企业必须及时地获取市场信息并采取应变措施。这固然有益于企业贴近市场，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但是时常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牵制也使企业变得十分被动。企业的发展状况会随着国际经济发展的起伏而发生改变，企业所考虑的宏观因素拓展到了全球范围。国际贸易中的一些贸易及非贸易壁垒也是企业所担心的不利因素，我国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摩擦常常使企业蒙受损失。在此情况下，企业发展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的程度大大加深，而且还受制于一些非经济因素。比如生产并出口工艺品的亚伦集团，其生产的工艺品能不能满足进口国消费者的偏好就成为了企业产品能否畅销的关键。鉴于此，这家企业就不得不经常委派设计人员到进口国收集工艺美术信息，分析进口国消费者的喜好变化，从而设计出适应进口国流行趋势的产品。更困难的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个性要求强烈，流行趋势经常处于变动之中，这就对企业的设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企业不能跟上市场的变化，那么企业就会在短时间内被市场所抛弃。可以说，中央政府能否保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决定着企业存在、发展的命运，尤其是中央政府要维持与主要贸易大国的良好额贸易关系，以维护本国出口民营企业的利益。

三、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

在所调查的制造业企业中，大多数企业都是由企业主个人或其家庭创办的。企业大都是以家庭作坊起步，早期的企业成员主要来自家庭内部，最为典型的就是由兄弟合资、合作创办一家小工厂，兄弟共同拥有股份，共同经营管理企业。这种早期的民营企业发展模式在泉州地区的民营企业中相当普遍。如果兄弟之间能够和睦相处，正确决策，那么企业的发展速度就会极为迅速，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使企业成为国内同行业的佼佼者。例如恒安集团，安踏集团都是如此。因此可以说，早期民营企业的这种家族式经营的模式有其独特的功效。这种模式可以减少企业内部管理的摩擦，在企业竞争力较弱的发展早期将企业的各种资源集中配置以达到最大的效用。家族成员凝聚在一起时所产生的奋斗精神和互相支持的良好传统是民营企业发展初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而且企业的核心管理层由家族成员组成，可以保护企业的核心商业机密，亦有利于企业降低管理难度。正如泰和大酒店总经理所言，酒店的采购，财务等重要部门都由其自己的亲戚保持，不然的话肯定会出现部门负责人欺骗高层领导，侵害企业主利益的行为。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当初的很多家庭小作坊现在都已经发展成了大型的民营股份制企业。家族式经营的模式也正在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股份制企业的管理模式。其中在沪市上市的凤竹集团和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恒安集团更是走在这些企业的前列。在这些大中型股份制民营企业中，早期的企业创始人大多已经退出生产经营管理的第一线，改而担任企业的董事长，总裁等职务，而具体履行管理职能的总经理，执行总裁等职务都由较为年轻的“经理人”担任。这正是现代股份制企业所要求的管理模式，家族色彩褪去，企业采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也正是这些企业能够顺应企业发展的客观趋势，及时改变经营管理模式，才保证了其在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强大的地位。

因此可以说，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与其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家族式管理适合于民营企业的起步阶段，一旦企业越过竞争力最弱的早期，股份制管理取代家族式管理，“任人唯贤”取代“任人唯亲”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固然家族式经营管理模式在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中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效，但现代企业制度才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方向，这将决定民营企业在新一轮的优胜劣汰中的成败。可以预见，这些已经步上市场经济正轨的大中型民营企业，将成为将来我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生力军”。

第五篇：中国民营企业考察报告

“倒u曲线”在经济学中又称“库兹涅茨曲线”.“倒u曲线”现象主要是指企业在原始资本积累和原始创业阶段,其业绩与规模呈现正常的上升趋势,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产品和利润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会出现停滞不前甚至于严重的业绩和利润下降趋势,直到消亡这样一种轨迹.“倒u曲线”既可以指企业的产品,销售额和利润,也可以指它的业绩和规模,但从本质上主要是指企业发展的运行轨迹.有三个民营企业案例:

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历史的原因,早期中国私营企业主大多是社会边缘人士,即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层面的人士,包括劳改劳教释放人员,返城无业知青,个体户,农民,城镇无业人员,被国营企业开除或辞退人员,所受教育有限,层次不高.他们往往从个体户开始,凭着一股草莽英雄的勇气在商海中冲撞,一不小心就发了财,成了民营企业家.二,上世纪八七到八八年的价格双轨制,差价总额达到几百亿元,大部分差价都落入了民企老板与少数政府官员手中.三,上世纪九十初期的原材料投机生意,很多人低价买高价卖赚取市场差价而起家;九二到九三年的房地产开发热,大片土地转手之间就赚得几十万,上百万元;九十年代中期的炒股热,一些胆大者低价购进大量股票,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是朋友,同事参股合资开办的合伙企业.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过去在党,政,军,行政,事业单位掌握一定权力,或者在国企,民营企业当经理人期间聚拢了大量资源的人,在机会适当的时候,跣足下海,开公司

办企业,实际是将过去的权力和市场关系变现,将无形资源变现为有形的货币.一批特权者变着法倾吞国家财产发了大财.这是一种公然破坏市场经济环境,人为制造市场不公平竞争的现象-.五,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由于各种原因,下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困守乡村的农民,以及刚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是中国数量最大的一拨创业者,也是小打小闹的小生意.这一类型的小老板,占中国创业者总数的90%.其中许多人是被逼上梁山,为了谋生混口饭吃.这批人中极少数因为偶然的机遇成长为大中型企业的,因为现在国内市场已经不像二十多年前,像刘永好兄弟,鲁冠球,南存辉他们那个创业时代,经济短缺,机制混乱,机遇遍地.如今这个时代,多得是每天一睁眼就满世界找钱的主儿,少得是赚钱的机会,用句俗话来说,就是狼多肉少,仅仅想依*机遇成就大业,早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我们还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素质也普遍偏低.这是因为:

一,有关权威部门在九十年代末对温州民营企业家做的一次述职调查结果显示:小学毕业在3.86%,初中毕业占40.3%,高中毕业在38%,大专毕业占14.1%,本科毕业占3.1%.这表明,民营企业家的主体部分的学历还是普遍偏低.由于绝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出身于社会边缘人士,无论是思维模式还是行为方式都局限在他出身背景的圈子里.个体户的所有活动都不需要正规企业的那种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激励;农民的生产活动多数是小农经济形态,独家独户,精耕细作,自己自足,与外界的协调和配合很少,并不需要什么组织运作,处于半封闭的状态;而城镇无业人员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是城市社会中低层中的低层,完全*自己的单打独斗来生存.所以,民营企业家从创业开始就不具备现代企业家精神.当企业规模扩大,运作复杂之后,他们所创办的现代公司与他们内心深处的小农意识或市侩式的思维方式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二,中国市场经济的反站不过短短二十来年,民营企业发展成规模型企业也不过十年左右,整个中国民营经济形态尚未形成稳定而成熟的运作模式,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现在一切都还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算哪.很多人都说西方管理不适合应用于中国民营企业,实际上是中国民营企业与种种发达先进而成熟的西方管理文化与技术相去甚远,民营企业远远没有达

到应用现代西方管理的境界.只不过走过了二十年的道路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与经过了长达几百年的市场经济磨练的西方企业家相比,不过像小孩一样幼稚.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民营企业还没有跨越西方百年前的泰罗制时代,甚至大部分的民营企业还远远没有达不到这个水平.三,很多民营企业家是*胆子大,眼光,善于投机,善于钻政策空子,善于打擦边球而起家发财的.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市井钻营者的机敏和梁山好汉式的豪气,这些民营企业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套住上家的货款,如何为延迟付款找借口,如何通过某种手段让合作伙伴落入其设下的圈套,如果摆脱追债者的纠缠.民营企业家身上更多的是生意人的精明与狡黠,甚至是街头地摊式的精于算计,缺乏的是哲学家的头脑,企业家的眼光和政治家的胸怀.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因具有政府背景而通过权利寻租,将国家资产侵为己有,这仅仅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已,这些人的能力更多的是体现在玩弄政治权术,上窜下跳,欺上瞒下的官场,根本谈不上什么经营与管理.当企业发展壮大之后,需要现代化,专业化,规则化和制度化经营的时候,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就显示出无奈与无能.民营企业老板绝大部分都是地主老财型,跑江湖的生意人型,博彩投机型,红顶商人型,具有现代企业家精神和一定哲学素养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这决定了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都没有一种长远发展,服务社会和振兴民族经济的思想境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大部分民营企业都不是学习型企业,而是游击式的投机型企业;大部分民营企业老板都不是学习型 中国民营企业老板的发迹,很多都不是个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改革开放初期,颇有些类似十八世纪美国的西部拓荒,没有规范的市场秩序,没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一片空白,有的只是无限的利润空间,随时随地都是发家致富的机会,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市场,到处都是空白点,到处都属无人竞争的领域,只要有超凡的胆量,冲进去就能获得暴利.比如;经济的转轨期使一大批民营企业老板完全不用*个人努力,只*把握好时机和一定的胆量就发了大财,投机行为的巨大成功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富翁,也造就了这些富翁的一种投机心态——认为钱是*投机

赚来的,这些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博彩爱好者,办企业等同于买彩票,喜欢赌,当然他们就不太喜欢检讨赌博成功的概率,更不会谋定而后动,不打无准备之仗.因而完全忽视西方社会早已形成的企业家精神——*长期艰苦努力,*企业结构制度和经营战略的真功夫.中国历史是一部封闭的封建小农经济发展停滞的历史,是一部重农抑商的历史,是一部对商业文化无情打压的历史.因此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过真正成熟的企业家文化和商业文化,因为从来没有形成过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只有政治斗争的文化,而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玩弄权术,玩弄手腕,对权利的渴求,对当官的渴望,利用权利进行黑箱操作.这种文化模式从每个民营企业家青少年时期就影响着其思想,而一旦他们开始经营企业,潜意识中的中国式政治文化思维定势就会发挥作用,无形中影响着这些先天不足的民营企业家们的行为方式.中国民营企业家血管里流淌着一种对市场经济及规范化管理的血液:对组织,计划,领导,合理运作和配置资源的无知;对规划化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漠视;对公平,公正和伦理道德的蔑视;对企业长期发展的短视;对正规化制度化建设的不屑一顾;对人才的不重视.这是计划经济,小农经济及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带给民营企业家的无法磨灭的深深烙印.这是我们无可回避的真实景象.第二节民营企业的优势

若干年前,人们对农民企业家多少有些不屑一顾,农民企业家也变成了饱含铜臭味的暴发户之意的贬义词.现在细细回味一下,农民种庄稼,懂得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非常务实,少些浮躁,心态懂得知足,耐力比较持久.搞经营也是一样的道理,民营企业产生,发展壮大,生存得下来,必然是有他的优势所在的.现在有一种提法,一些专家认为民营企业已经褪掉了身上的乡土味,逐渐开始上规模了.实际上,仔细研究一下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就会发现,99%的民营企业都是分布在服务业,零售业,分销业,五金金属制品,农产品等零散型行业,就以中关村的民营企业来说吧,小本经营的占绝对优势的比例.说白了,和大型公司比起来,都是小打小闹.当然,小有小的优势.我们都知道规模经济效益,往往有些行业偏偏就没有规模递增的经济效益.比如说,龙虾捕捞,都是在一定面积的海域单船作业,多船作业对降低成本的作用极小,因为全部船只都将在同一水域作业

,其获得好的捕捞量的机会也相差无几.这样就形成了许多小作业者以几乎同样的成本在作业.有的时候,尽管存在规模经济,高运输成本仍限制着效率高工厂的规模及生产地点.抵消规模经济性的运输成本,决定了工厂可以经济的服务半径.比如说,把上海生产的膨化食品用汽车运输到东北去销售,高昂的运输费就限制了这种可能性.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仅仅生产泡沫的企业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一家跨国大公司的,因为行业结构就已经局限它的扩张.还有些时候,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内在的规模经济性,这种经济性可能会因为库存成本较大或销售波动而无法获得.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只能忽高忽低,这与大规模,资本密集,要求连续运行的设备的要求是相反的.同样,如果销售极不稳定且大幅度波动,拥有大规模设备的企业则不比较小的,更灵活的企业更有效.小规模,低专业化的设备或分销系统通常在转产方面比大的,专业性程度高的企业更灵活,虽然在稳定运行情况下,小企业的运行成本要高些.比如说,在服装行业就是这样,流行趋势变化多端,时尚潮流难以捉摸,这就要求企业要有灵活性,具有快速反应能力.还要注意到,频繁的花色变化是造成竞争的基本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造成领先时间变短,一个大企业可能比小企业效。率低.和其它一些产业中就是这种情况.不可否认,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是,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差,竞争力不强,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营企业所在的大部分行业的进入壁垒比较低,利润空间有限的缺点,也正是其优势所在.那就是,寻找一个市场狭小的空隙,人不做我做,自然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民企可以生存下来.这点倒挺像犹太民族,只要能够自己当家作主,就是在一片荒漠建立国家,也要在逆境中求生存,欲与天公试比高,让沙漠变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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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民营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出身社会中下层甚至是低层,这种从下层环境锻炼出的强烈的生存欲望刺激了人的斗志.因此上帝非常公正,他给了挣扎于底层的人一种自发向上求生拼搏的意志.正是因为这样,民营企业往往有着一种奋发向上,不畏艰难的勇气和韧性,尤其可贵的是,企业有着一种自我完善,不断克服自身缺陷的勇气,这是民营企业的一大优势,恰恰也是我们民族经济腾飞的最大希望.中国一向是有家文化的传统,在这个社会背景下,95%的民营企业都脱离不了家族型企业的形态,在本

节,我们讨论一下,民营企业的第二大优势,家族企业的优点.不过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家族企业与家族化管理是不同的概念,在本书的后续章节,我们会有详细的叙述.家族企业的优势表现在下面几点:

一,在企业初创时期,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关系,类似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迅速集聚人才,全情投入,团结奋斗,甚至可以不计报酬,能够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较快的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家族企业的创立者或继承者,往往以其较大的股份,较高的辈份或独特的个人魅力,在家族企业中扮着家长的角色.家长依托家族的血缘关系,将企业的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或家族内部,从而建立了集中,稳定而强大的领导实体.二,家族往往还是家族式企业融资来源的最初渠道.中国当前的金融体制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家族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单一,通常是利用家族式的网络.创业时期企业的经营风险无疑偏大,而家族资金的介入实际上承担了类似高科技发展中的创业风险投资资金的作用.根据调查,我国私营企业的开办资金最主要来自于本人原来的劳动或经营积累,占56.3%,亲友借款占16.3%.这一点在李书福,南存辉等江浙一带家族企业中体现得非常突出,这些人身后往往站着一大批“隐身富豪”,使得他们的企业从来就不缺乏资金的支持.三,在迅速变动的环境中,家族企业的运作成本相对较低.家族的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前期降低生产成本,而且从最初创业的意义上说,家族化经营的协调成本也相对较低.再加上有家族观念的约束,信任度一开始就能达到一定水平,所以过程中的监督成本也相对较低.由于决策者与管理者均为家族中人,信息的传递极为快捷,遇到问题时可及时处理,无须先请示汇报.由于是利益的共同体,基本不存在内耗,从而能提高效率.在企业资金困难时,家族人员还可以不计报酬地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在资金上的压力.比如蓝招衍,蓝招宝兄弟创办的珍禽公司,如果没有哥哥招衍早期在精神,物质,技术等各方面的支持,招宝恐怕早就支持不住了.四,我国社会的道德水准较低,人们的可信度较低,加上法制不

健全,由上述三项成本所构成的代理成本就非常之高.家族管理有利于企业降低监控成本,因此家族企业的总代理成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低.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亲缘关系,使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疑聚力,加上心理契约成本较低,再加上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合一,家族企业的总代理成本可能较非家族企业为低.比如浙江天通股份的潘广通,潘建清父子的“子主外,父主内”的家族企业.儿子的业绩主要体现在使天通公司发展成国内软磁行业的龙头,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5%以上.而只有高中学历的父亲则在小小的郭店镇默默运筹天通公司的制度安排,根据环境变化,改造企业.试想,如果不是基于血浓于水,亲情无价的父子关系,那么小潘恐怕不会安心在外东挡西杀“打天下”,天通电子要想做大应属不易;而没有老潘如此殚精竭虑的实现家族控股,小潘忙了半天很可能要“为他人作嫁衣裳”.目前的职业经理人阶层的缺乏和信用环境的恶化,导致民营企业家不敢贸然选择外部经理人员进入.民营企业的所有者在选择经理人员时的一个基本准则通常是,民营企业所选择的经理人员首先必须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那么 我们假设家族成员决策能力为60分,非家族成员决策能力为80分,似乎应该把这个岗位交给非家族成员.然而,一项正确的决策,不仅仅需要知识和信息资源作支撑,还需要人们对企业资产以及企业的整个发展发自内心的关心.家族成员对企业的关心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企业的资产当作自己的生命,甚至看成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们把企业看成自己的孩子,看到企业发展壮大,就像看到自己孩子茁壮成长一样高兴;看到企业有任何的损失,有任何的挫折和失败,就吃不好,睡不香,格外伤心.这种关心,也是企业的一种资源,笔者将这种资源称为关心资源.正确的决策,是信息资源和关心资源两种资源的产物.仅仅有知识资源和信息资源是不能保证科学决策的.某企业设备更新,既可以买a设备,也可以买b设备,两种设备质量和性能相当,a设备售价100万元,无回扣;b设备售价150万元,有10万元回扣,设备工程师凭借他的知识和信息,完全可以作出正确判断,即买a设备,但他实际的决策并不是买a设备,而是买b设备,因为

价格便宜是企业的目标,是老板的目标,10万元回扣才是他的目标.如果在工程师这个岗位上不是外人,而是家族成员,他的目标与老板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决不会作出选择b设备的决策,他肯定会选择a设备.之所以有这种差异,因为前者只有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而没有对企业的关心资源,后者拥有的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可能不如前者,但后者拥有对企业的关心资源,为保证企业的正确决策,关心资源有时比知识资源更重要.上述实例还可以细化:有a,b,c三种设备.a,b两种设备价格都是100万元,两种设备性能相近,只是b设备的使用寿命比a设备低10%,a设备可使用10年,b设备只能使用9年,两种设备都没有回扣;c设备的性能与a设备相当,但价格比a,b两种设备高出50万元.在a,b,c三种设备之间,最值选择的是a设备,要能作出这种选择,既要有关心资源,又要有较好的知识和信息资源;一个做工程师的家族成员,虽然有高的关心程度,但因知识局限和信息资源的不够,结果他选择的是b设备,没有选择a设备,即他没有作出最佳决策,他作出了次佳决策;一个非家族成员的工程师,他有渊博的知识和信息资源,但可能会对这个事情漠不关心,结果他选择的是c设备.这说明,在一定情况下,家族管理虽然不能实现最佳决策,但能做到次佳决策,一般不会作出最差决策;外部人员只有能力,而没有对企业的归属感,有可能作出的是最差决策.不过我们还要看到,企业规模扩大之后最需要突破的一个瓶颈首先就是管理,而在家族企业中,任人唯亲的问题相当严重.这种“近亲繁殖”的后果,就是使家族企业在用人方面的选择面越来越窄,可用的人越来越少;家长制的管理体制及创业初期的成功则使许多老板昏了头,自以为是,而这恰恰又排斥了社会上更优秀人才的加盟;其次,家族企业通过血缘关系建立起的信任,也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对其他员工产生不信任感.一方面缺乏人才,另一方面又缺少留住人才的环境,家族企业便会止步不前,甚至走向没落.典型的例子国外有王安电脑,国内有三株和爱多.有资料证明这一点,浙江私营企业共有18.53万户,居全国各省区第二位,但户均注册资金仅76.05万元,始终处于“长不大”或扩张缓慢的状态.第二章“草根”与“贵族”—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障碍

第一节举步维艰

1,国税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2,国税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3,地税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3,地税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4,国地税案件复查来了——罚款或招待

5,国地税执法检查来了——罚款或招待.6,工商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7,工商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8,质量技术监督局来了——罚款和招待.9,审计局来了——罚款和招待.10,劳动局来了——罚款和招待.11,环保局来了——罚款和招待.12,计生委来了——罚款和招待.13,公安局来了——招待.14,银行来了——招待.15,市委工作组来视察——招待.16,市政府工作组来视察——招待.17,市人大工作组来视察——招待.18,市政协工作组来视察——招待.19,市委领导来视察——招待

20,市政府领导来视察——招待.21,市人大领导来视察——招待.22,市政协领导来视察——招待.23,省里来人视察——招待.24,学校来了——赞助.25,孤儿院来了——赞助.26,敬老院来了——赞助.27,老干局来了——赞助.28,文联来了——赞助.29,洪水来了——赞助.30,旱灾来了——赞助.31,援藏干部来了——赞助.32,八一来了——慰问.33,国地税税务师事务所来了——咨询费.34,老板二奶来了——放血.35,黑社会来了——放血.36,报社来了——放血.37,电视台来了——放血.在相对不稳定的大环境催长下的民营企业发展是步履艰难,困难重重.一方面要应付政策和市场的不规则变化,同时还要引导企业内部的不断革新.孰轻孰重,从发展和运营的角度来看,都无法放的下,而柳传志“找死和等死”之说则非常形象的概括了此种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比如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往往也使正在成长中的民营企业遭遇危机,某些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参与不正当竞争,更是把企业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1996年,福建某地一家民营企业在政府的鼓励下,愿意搞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大桥.双方约定,多少年内在旁边不再批新桥,保证建好后可以收回投资.桥建好了,有关部门一看不错,又批准别人在他的旁边修了另一座桥,条件更优惠,这条路更方便.政府部门的毁约,毁了当地政府的形象,也毁了这家民营企业.来看这样一个现象:某饼店,小本生意,坐落在某公园门口,一度兴旺.引起了“有关部。门”(即市环卫处)的注意.市环卫处要求他们交纳80元/月的门前清洁费.饼店拒交,结果,不久之后,这家饼店前面四,五米处立了两个大公用垃圾桶.再一个月后,饼店关门.不合理的费用你也得交,不交想看脸色.如狼似虎的“有关部门”.很多民营企业老板都有弃商从政的严重倾向与这个比喻不无关系,比如要数重庆力帆集团尹明善,他现在是重庆工商联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再如,安徽某地的民营的轮船运输公司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从几条破船发展为拥有8000多万元的企业了,董事长也突然摇身一变,干起当地交通局副局长.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对私人产权的保护非常不够,有些地方出现了政府任意侵犯私人产权和人生权利的现象.因此我们的民营企业家“理性”地知道,只有获得了一官半职,或者与政府官员相勾结后,对他们的产权保护才可能稍微完整一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正是因为民营企业看到我们在没有与官员勾结的情况下容易被侵扰,那么自然地,一旦我们同官员勾结,我们就会和官员一样,去恣意侵扰他人的私人产权——尤其是干扰甚至赤裸裸地霸占别人的产权,扩大自己的私人产权.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会接此机会,侵占国有资源,扩大自己的私人产权.例如海南曾经为

民间“反腐”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何海生先生的亲生经历所揭示的,他的公司一夜之间被篡改到别人门下,如此大胆且如此简单的侵犯产权行为居然和法院还纠缠不清.一些民营企业家,在遇到这样的敲诈与绑架时,采取了私下了结的办法,让这些黑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一些民营企业家不得不接受当地黑恶势力的“保护”.另一方面的威胁让民营企业家们更加束手无策.几年前的雷献强被绑架案在许多民营企业家心里都留下了阴影.被誉为“东南亚第一大排档”的海口市狮子楼大酒店是海南省一家著名企业,而且成为海口的一大饮食景观.他们组建的狮子楼京剧团也是海南省唯一的一家京剧团.然而,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雷献强不幸与其合作伙伴--某市公安局创办的汇通贸易公司,就狮子楼夜食城的有关合作问题发生了纠纷.雷献强先生依法向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诉讼的另一方——某市公安局却在庭审后不到一小时出动十多名特警,将雷献强先生从海口直接抓往南昌,制造了一起轰动海南的“狮子楼事件”.该市公安局为了达到彻底制服,控制雷献强的目的,在双方正在法律诉讼期间下,在举报雷犯有侵占罪不能成立的情况下,无视法律,违法将雷抓捕.其后该市公安局派人强行侵占了雷的公司,赶走公司管理人员;

多次搜查雷的私人住宅,强行扣押,没收雷私人及公司财产100多万元;对雷的父亲和女儿及亲属断绝经济来源,致使雷的女儿辍学,雷的父亲无钱医治去世,使其家破人亡,他们还强行解散由雷创办并经海南省文体厅批准成立的狮子楼京剧团.同时,他们为了给其违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还对雷关押了八九个月之久,并对其多次刑讯*供,*其撤销对公安局的民事起诉,并承认自己犯有“流氓罪”,"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