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调村官考试热点：6.2万亿灰色收入进了谁的口袋

第一篇：选调村官考试热点：6.2万亿灰色收入进了谁的口袋

选调村官考试热点：6.2万亿灰色收入进了谁的口袋

一项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情况调查显示，2011年中国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集中在部分高收入居民，并有向中高收入阶层蔓延趋势。报告还得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501，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20.9倍，远高于官方统计的8.6倍。

所谓“灰色收入”，绝对是汉语言的独创，因为，收入原本只应有合法与违法之分，不应该有灰色的中间地带。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以至于占到GDP的12%，要么说明法律尚有很多疏漏之处，要么说明执法不严违法未究，最终的结果就是法不责众，灰色收入逐步从最高收入阶层向社会的中高收入阶层蔓延，但凡有点权力就要拿来设租寻租变现成钱。

但是，无论灰色收入在群体间怎样扩散，真正从腐败中受益的，永远只是少部分有寻租机会的人群。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人都是灰色收入泛滥的受害者。“行有行规”，“隔行如隔山”，说明每个行业都有它独特的规则，规则用拧了，就成了潜规则，它严重增加了社会交易的成本，让走前门就能办的事情变得必须走后门才能办，让大量的社会财富无奈用来填补腐败的缺口，让行贿与受贿事实上成为一种常态。

在灰色收入泛滥的背景下，权力可以直接等同于金钱利益，“权者通吃”必然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更可怕的是，政府与市场、社会边界不清，经济社会秩序存在制度性漏洞，一些生产和交易活动变成了灰色收入的潜在分配市场，腐败的恶劣影响日益扩大，灰色收入直接吞噬着制度和秩序的正当性，如果任其发展，必将使社会约定俗成的制度和市场秩序遭遇颠覆性破坏。

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社会热议的话题。可是，6.2万亿灰色收入不除，收入分配改革怎么可能成功?即使摆在明处的收入分配能够更趋公平，远超于此的灰色收入也不能给人带去任何公平的感觉。呼吁廉洁从政，呼吁廉洁从业，不应该只是说说而已;首先必须祭起法律的大旗，对权力腐败、商业贿赂严打严惩。像多美滋大面积贿赂各地医院医生这样的事情，行贿受贿者都必须被严肃追究刑责。唯有每一起案件都严格执法，公众才能从对潜规则的崇拜，转为对法律的信仰。

6.2万亿灰色收入都进了谁的口袋?这不应该是一个无解的天问。为此，一方面要加强行政体制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压缩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另一方面也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大反腐败的惩治力度，完善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不纵容不放过任何一起权力腐败与商业贿赂案件，让灰色收入的“法不责众”永远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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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3山东选调村官考试热点

2013山东选调村官考试热点

要深挖“房子”背后的腐败链 :近日，有关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榆林市人大代表龚爱爱在北京持有20余套房产一事，成为社会关注热点，龚爱爱被网友冠以“房姐”之名。另有媒体曝出，“房姐”共有4个户口。神木官方23日表示，该县公安局3名涉事民警现已被停职调查。另据报道，龚爱爱的北京户口也系非法办理。

“房叔”、“房姐”，乃至最新曝光的山东“房祖”事件，之所以深受全社会的关注，一是因为这些人所拥有房产的数量之多、价值之高令人瞠目，二是因为这些房子的主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官员”色彩，让人们怀疑甚至相信它与腐败密不可分。

就这样，“房子”一时成为揭露、查处腐败中最吸引眼球的对象，受关注程度甚至大有超越“不雅视频”的趋势。这里面是大有原因的:在大中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当前，房子成了“最值钱”的东西，其价值往往大大超过其他类型的财产，因而更容易成为赃款的流注地;同时，这些房产是如何突破重重的政策限制被某个人独自拥有的?这里面往往牵扯到其他类型、其他环节的腐败问题。因此，围绕“房子”这个关键词，揭露、查处腐败也就有了“最佳着力点”。今后，类似“房姐”、“房叔”的问题一经曝光，查处行为也应当顺藤摸瓜，对与“房子”相关的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一查到底，决不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唯有如此，“房子”的反腐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围绕房产衍生的腐败现象才有望得到根治。

打击“房腐”，应当深挖户籍管理等外围违法犯罪，严厉打击其中涉及的渎职失职行为，并督促有关部门及时堵塞制度漏洞。此次陕西方面已有3名涉事民警被停职调查，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也表示:对此案中涉及到的内部民警和其他任何人员，将严格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希望以这次“房姐”事件为契机，公安机关能够对此类现象进行一次深入的排查，让以房产为标的的腐败无路可走。

房产交易环节更应成为查处的重点:购房官员是如何购得房产的?他们的巨额资金来自哪里?购买时有没有违法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是否存在以房产行贿受贿的行为?应该说，这才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查房”是手段，反腐才是目的。如果不把官员如此雄厚的“硬实力”打掉，今后“房姐”们完全可以把大批腐败款项花在其他地方。

另外，既然“房子”已经成了可能隐藏众多腐败行为的“病灶”，建议有关部门将“房腐”作为类案，进行专题研究、专力查处、专门预防，以便充分挖掘这个反腐的“富矿”。

提高春运效率别轻忽退票“小节” 春节将至，一方面一票难求，另一方面是某些车站退票窗口渐见“长龙”。退票看似细枝末节，也是春运服务中的重要环节，同样能体现服务者心中是否真正有旅客。购票呼唤机会公平，退票也应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做好各个细节，春运服务才能真正让人民满意。

春运车票预售期延长，人们能更方便地规划行程。然而，行程不确定性的增加也导致退票量在增长。对于多数订到票的旅客来说，非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去退票。与两年前相比，铁路退票手续已经大大简化：12306购票网站增设了退票绿色通道;窗口退票期延长至开车前;退票手续费大幅降低等等，这都值得充分肯定。

肯定成绩，也不应回避问题。一些旅客反映，铁路订票无法网上打印纸质票，取了票后必须到车站窗口去退票，在网上退票银行卡返款要长达15个工作日。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退了的票能否及时回到票库供需要的旅客购买?还有人提出建议，退票能否不只限定在发车火车站退票窗口而实现全国联网通退，等等。

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和疑问，在技术手段或管理方式上并不难做到。实现网上打印和退火车票，就可以省却旅客窗口排队取、退票的时间;进一步改进完善各铁路局之间结算系统，就可以实现火车票全国联网通退，等等。只要有以旅客为自己弟兄姐妹的情怀，这些改进措施由设想而成真，应当花不了太多时间。

当然，公平公正、便捷高效，不仅要体现在一售一退之间，更要体现在春运服务的各个环节。进一步改进工作，给铁路“添了麻烦”，但方便了旅客。既然是“人民铁路”，理当做到宁可为难自己，也别为难旅客

卸掉“弹簧门” 解决真问题

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常”与“长”，简简单单两个字，体现了党对腐败问题的清醒认识，道出了党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常”、“长”二字，是对全党的一种警示。腐败是社会毒瘤，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当前，广大群众对腐败现象已到了深恶痛绝、忍无可忍的地步，对我们党解决腐败问题更是充满期待。但是，对腐败问题的危害性，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一些党员干部头脑中却没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置身度外者有之，随波逐流者有之。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面对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期待，党必须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有所作为。特别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需要抓住“常”、“长”二字，用反腐倡廉建设的实际成效凝聚党心民心。“常”就是经常抓。当前，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就得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做到有群众举报的及时处理，有具体线索的认真核实，违反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对于腐败分子，有一个抓一个，“老虎”、“苍蝇”一起打，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小贪变成巨贪。

“长”就是长期抓。根除腐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要有惩治腐败的决心、信心，也有长期作战的恒心、耐心。当前，在决不放松惩治这一手的同时，应当把更多精力用在预防上。借助当前抓作风的有利契机，狠刹歪风、整肃纪律、清理特权，不断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应当加强立法和制度建设，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源头上有效防治腐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就反腐问题频频发声，措辞甚为严厉，可谓振聋发聩。短短两个多月，从省部级高官李春城等落马，到雷政富等地方官员被查出，反腐明显提速加力，群众更是拍手称快。人们期待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时时不忘“常”、“长”二字，不断用反腐败斗争的成果取信于民。

第三篇：2014山东选调村官考试热点：太平间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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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山东选调村官考试热点：太平间承包

亲属去世，本就是悲恸之事，如果有人“趁火打劫”，绝对让人不齿。但现在北京一些医院的太平间，干的正是“趁火打劫”的事。据新京报记者调查，这些被转包给私人公司的太平间，通过给急救人员“中介费”等方式抢尸源，再搞一些不明不白的高收费。

中国民间本有“厚葬”传统，亲属都不太愿意在后事处理上斤斤计较。到了太平间，对于一些不清不楚的收费，往往也不好意思较真，最后稀里糊涂吃了“哑巴亏”。所以丧事成了一些人眼中的“喜事”，尸体成了谋利“源头”，这既是对死者的不敬，也是对家属的“二次伤害”。

太平间为抢尸源，动辄给急救人员数千“中介费”，这不菲的“中介费”，最后还是要家属买单。去太平间的“客户”，因为文化心理等特殊原因，根本没有足够话语权，再加上供需信息不对称等特性，往往只能被急救人员牵着鼻子走。所以，这种领域的竞争，很可能不会让“消费者”得利，反而进入恶性循环：为了抢资源，给急救人员的“中介费”越来越高，最后逝者家属要承担的费用也会越来越高。

太平间的这种乱象，已经不是新问题。2011年，北京曾出台国内首部“太平间管理规范”，针对当时就存在乱收费、高收费现象，明确要求太平间在服务区域的醒目位置设置意见箱，“执行公示制度，公示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服务程序、工作人员介绍、监督电话等信息”，接受客户监督。但如果经营太平间的是私营公司，这个没有“罚则”的规范，显然不会有太强的威慑力。

从报道来看，也有管理较严格的太平间。比如宣武医院等八家试点医院，对太平间统一限价、统一服务标准、统一服务人员资质。这些“统一”所凸显的是公共服务属性。殡葬本就应属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公立医院的太平间，更不应该承包给公司经营。先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定位于公共服务的太平间，其他公司如要搞差异化服务，也要合法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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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选调村官考试热点：农村留守老人

选调村官考试热点：农村留守老人

据媒体报道,民政部近日公布,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平均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留守老人数量已近5000万。农村养老服务存在着缺乏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能无靠等突出问题。同时,大量敬老院没有登记注册,全国农村3万余家敬老院中只有1.1万家身份合法,高达三分之二的敬老院是“黑户”。

出门一把锁,归来一盏灯,这是许多农村留守老人当下生活的真实写照。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空巢老人”的数量日益增多,农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留守老人数量已近5000万”这一数据,直观地彰显了关注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礼记》中对于“大同社会”的描述之一,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可见,“养老问题”早已被先贤列为衡量社会发展进步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现代文明社会,让留守老人“老有所依”,亦应当成为现代国家的价值取向。

实现农村留守老人“老有所依”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部门不能缺位。首先,各地应当对留守老人进行调查、统计,建立档案资料,以便开展后续帮扶工作。统计时,也应全面了解农村留守老人的所思、所急、所盼,以便为制定出更具可行性、针对性的帮扶方案奠定基础。

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需要同步推进。“老有所依”需要居有定所,而当下,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偏远的欠发达农村地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尚有许多留守老人的居住条件亟待改善。因而,适当增加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十分必要。同时,针对全国农村3万余家敬老院中高达三分之二是“黑户”的状况,应当加大惩处力度——该取缔的进行取缔、该整改的明令整改,消除农村养老市场中的“潜在隐患”。

破解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还应不断完善互助协作与帮扶机制。相关部门在大力倡导、弘扬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社会风气的同时,也要逐步探索城乡互助以及跨区域帮扶机制,鼓励建立长期稳定的对口支援和合作关系。多管齐下,方能形成社会合力。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从制度层面为养老问题构建了“顶层设计”。制度的推广与产生实效,需要强有力的落实作为保障。同时,各级政府部门也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持续探索、丰富和完善破解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的方式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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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选调村官考试热点：高房价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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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调村官考试热点：高房价治堵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董藩称，北京的交通比较堵恰恰是因为北京的房价太低了，如果北京的房价放开，房价足够高，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涌入北京，他们会自动离开，房价自动就可以起到交通疏导的作用。董藩还表示，所有试图把房地产打下去(的做法)，这种破坏性是非常强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反人类的。

一些经济学家语出惊人早已令人见怪不怪了，而董藩更是一直喜欢发表雷倒众生的观点，譬如，所有反对房地产复兴的想法都是危害国家利益，没有房地产业不能救中国;未婚同居增加刺激购房需求;中国的房价真的不高;25年后北京的房价将达到80万元每平方米„„单是“反人类的”之说，董藩这已是第二次表述了。总之，董藩认为，谁提打压房价，谁就是反人类的，谁就是千古罪人!更主要的是，在董藩看来，目前北京的房价实在是太低了，而且这种低房价还是万恶之源。这不，北京的交通拥堵正是因为房价低导致的。

对高房价无限憧憬的董藩，其实是故意将房地产业和高房价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并由此衍生出了种种强词夺理的逻辑：只有房地产业才能救中国，房地产业正在救中国;只要是发展房地产业，就必须提高房价;房地产业是其他行业之母，保护房地产业稳定就等于保经济增长;打压房价就等于打压房地产业，就等于反人类„„

然而，身为房地产专家的董藩应该明白，房地产业未必就一定是高房价，而老百姓希望降低房价，并不等于反对房地产业。像董藩这种放言“学生40岁时达不到4000万身家别去见他”的大学教授，以及他的那些高房价拥趸者，肯定不会“自动离开”北京。换句话说，按他的设想，留在北京享受高房价以及交通畅通之利的，只有富豪了。那些“在大街上擦皮鞋、卖水果、修自行车”的，那些为董教授等人提供服务的大饭店、购物中心里的服务人员，是要被高房价驱赶的对象。

只是，这个社会不可能都是身家超4000万以上的富豪，更多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无限制地提高房价，在断了他们的生计的同时，也会影响到富豪们的生活。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个简单的道理，难道身为博导、教授的董藩会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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