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共5篇）

第一篇：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我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122字）

一、目前我国分配制度改革仍面临较多问题，从这些年的经济危机中看得更加清楚。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仅是刺激内需的一项关键政策，而且是确保社会公平从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度。我认为，分配制度改革要过三大坎：一是少数人垄断高薪，有悖法理；二是多数人收入偏低，不敢消费；三是收入贫富悬殊，差距过大。

二、1、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在2009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上海28838元，居民收入最低城市新疆可支配收入却只有12120元，之间相差2.38倍。而收入最高的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324元，收入最低的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700元左右，相差4.56倍。

2、行业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1978年收入最大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年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为470元，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81倍；1985年收入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年平均工资为1275元，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为878元，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45倍。行业差距有所缩小，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人成功，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收入水平。但1985年以后，最高行业的收入水平比最低行业的收入水平远不止3.75倍，而且这种扩大的趋势正逐步合法化。

3、个人收入差距扩大

基尼系数是世界公认衡量个人贫富差距是合适度的基准。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说明收入差距比较合理，数值达到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数值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过人，0.6则被定为两极分化的警戒线。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平均主义，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它的消极影响更不容忽视，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扩大内需，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共同贫穷早已成为历史，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当成为历史，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让全体国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时代已经来临。

1、坚持改革和发展生产力不放松，把提高效率和注重公平结合起来。

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我们国家才会有更多的物力、更多的财力来解决贫困地区和贫困的问题。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化解矛盾，落实《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权益

2、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

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3、调节收入。

对于过高的收入要进行调节，如果是合法的过高收入，应通过税收制度进行调节，应放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加大高收入的累进税。调节收、入分配，既包括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要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4、发挥政府财政的调节作用

5、制订扶贫性质的区域经济政策，实行城乡平衡发展战略，缩小城乡差距。采取资源平衡发展的战略，以建立新型平等交换的工农业关系，建立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保持城乡收入差距的合理界限。

6、完善税收制度。完善税收制度，需要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个人税收系统，增加直接税税种，有效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税是可供政府选择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收手段：①对居民收个人所得税，直接使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得以缩小。②对居民财产征税。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③征收商品税。

7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分配行为

依法规范分配行为是指用法律制度和规则去规范、约束个人收入分配行为，而不直接介入分配过程，从而起到调节收人分配的作用。

8、运用社会保障兼顾公平分配

在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里，市场对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起基础性作用。但由于市场的自发倾向和劳动者个人天赋与能力的差别，难免造成收入的悬殊，为此，应按照权利和义务相统一、效率与公平相兼顾、改革和过渡相衔接的原则，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符合新经济体制要求的多屡次社会保障体系。

9、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克服因就业选择限制而产生的收入差别。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市场规则，构造竞争机制，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市场管理，努力塑造文明的市场行为主体，严肃法纪，取缔非法经营活动，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哄抬物价和侵吞国家财产的不法分子，制止利用非法手段牟取暴利。

四、总之，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市场经济体制，把发展中的 中国 建设成富裕文明的 现代 化国家，是一项艰难而巨大的社会工程。要实现社会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与平稳过度，应倡导公平与尊重效率，把优化社会经济利益的增长机制同构造市场收入分配机制结合起来，是必不可少的，产生收入差异也在所难免，这既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努力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公开、公正、合法、透明，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篇：浅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谈“收入分配改革”之提高工资待遇

摘要：

近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段时间，连续有媒体报道有关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台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资待遇，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税为薪”、“收税返薪”和“提薪让税”等。这三种方式，在可能达到的效果和操作难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种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种相对完美的方案。除此之外，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还可谓任重而道远。然而很多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正在进行紧张的制定和论证，很可能年内便会出台，这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关键词：收入 分配 改革 提高 工资 方案

正文：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房价攀升等引起百姓不满的问题，近期更是出现低端基本生活用品涨价的局面。面对这一情况，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稳定物价，从而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则需要调整分配格局，拉近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增强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彼时，中国生产力极度低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故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提高国家的整体水平，进而带动其他人，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现在，一部分人早已富裕了起来，我国的竞争力已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否在实际意义上带动了其他人共同富裕，也不论是否到了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仅从客观实际来讲，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承认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一部分人那么有钱，我们却这样，就是让我不爽。”我身边的人不乏这样的观点。仔细分析，这种观点并不是无理取闹不尊重客观实际，其根本原因是“不公平”，具体点讲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个人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出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理应承担起调整策略以适应发展需要的责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话题的密集表态，让人们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进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实质进程。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话题的报道频见诸于报端网络，而有关专家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便有可能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渐形渐近，如何改革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肯定要提高工资待遇。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到底是“化税为薪”、“收税返薪”还是“提薪让税”？

所谓“化税为薪”，顾名思义，就是降低企业税负，将这部分钱用于提高员工工资。最理想的局面应该是这样的：国家减轻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员工增加了工资，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样回过来企业也可以提高效益，这样带来企业销售的增长，虽然纳税比例降低了，但因为总量的增长，国家的财政总量还是会健康增长，形成多赢的局面。但是，老百姓对企业能否自主加薪、及“税转薪”如何落实监管都心存疑虑。

据我从网上了解，过去有的地方比如广东也出台过类似的政策，但效果却并不如意。这倒不是因为政策不可行，而是歪嘴和尚念不得好经，在执行环节出了问题。结果是企业的税负减轻了，员工的工资却不见长。“工资归工资，税收归税收，减免税收只是减免公司老板的税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业及其少数人借机提高“效益”的途径。到头来是国家税收少了百姓收入没有增加，这就有失初衷了。现今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市场开放体制，有大量的外资企业和私有制企业。而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剥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从另外的角度讲，现如今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企业的各种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如何合理避税，已经是企业的一门必修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很多注册公司都尽可能地注册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域，从而躲避较高的税负。而降税又不会降太多，正好给企业用于降低成本缓解压力，起不

到“化税为薪”的作用。

既然“化税为薪”有可能得不到企业的贯彻执行，随之便产生了出现了另外一种建议——“收税返薪”。“收税返薪”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具体而言，就是把拟定该减轻的税负先都收回来，然后由各地的劳保部门或指定专门机构，再把这些收回来的税负给返回去。注意，是按应增加的工资比例返给员工个人而不是企业。在我看来，这种方法较前一种相比，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更为合理，但实际上却换汤不换药。首当其冲的一点是这“返”的工资能不能真正落到员工手上，因为这虽然绕开了企业，但却平添了这么多道手续，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监管机制。而且，即便是能够确保将这部分钱返到员工手上，企业还是会有很多办法将这些钱“化”为公司的，例如原先本要长的工资不涨或少涨，原先本要发的奖金不发或少发，或者通过一些制度，将这些钱化为额外的工时等等，对于员工来说总体上的福利是增加了，但实际上最受益的还是企业。相较于前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无疑会增加一部分额外的成本，但这部份成本能不能转化为它本应发挥的作用，这一点还值得商榷。

除了以上两种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有人还提出了“提薪让税”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将“化税为薪”流程倒过来，即政府应鼓励企业增加员工薪酬，并据此对提薪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这种方式与前两种方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前两种方式是政府先行减税或是抽税，之后企业才轮到企业做出反应，而这一方式则是将如何做交给企业去选择，政府再去根据企业的“态度”给出相应的奖励。这行动顺序的改变，实际上是政府把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客观上讲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利用国家政策去牟利，而只要对提薪的企业做出足够的补偿和奖励，就肯定能够达到提薪的目的。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实行起来也是最难的。首先，这种方式虽不像前两者那样倚重严格的监管措施，但却需要制定严格的标准，对提薪做出的鼓励必须有据可依，不能随便哪个人说说就减了。所以除了要有严格的标准，还必须要对每个企业做出正确的评估，不能企业说自己涨了多少就是多少，得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和确认。然而，国家这么大，企业这么多，实际操作起来的难度着实不小，因为几乎每个企业的情况都不同，光是如何制定出一套相对公平的标准，就已经够让人头疼了。

上面的这三点，是我通过查阅资料筛选出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提高工资的实际操作办法的提议。总的来说，这三点各有利弊，有的操作难度小，但效果未必好，有的效果可能好，但具体操作又过于复杂。但无论怎样做，前提是要规范明确，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小到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进行反复的论证，使其尽量合理，每一个方面都必须要明确，任何特殊情况都尽可能做到有据可依。这可能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但据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有望年内出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其实，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单从提高工资待遇这一点来说，需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问题。针对此次改革，网民上也在网络上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有的企业的负责人，在网上抱怨现在小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生存压力，有的人，则对提高工资待遇的对象提出了疑问，认为如果高收入者的工资也增加同样的比例，到头来贫富差距反而是会被近一步拉大。但我觉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中产阶级的比重，使国家更为稳定，应该不会出现高、低收入者工资同涨的局面，否则真的会让人哭笑不得。总之，距离方案的出台，最多也就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具体是怎样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只是希望，这此改革，不要让大众失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8年修订版)

2、《我国分配差距穷降富升逼近红线 白黑灰血金共存》(《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10日)

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可能出台 重点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解放日报》2010年06月04日)

4、《据称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重视低薪者收入》(《新民晚报》2010年6月4日)

5、《减税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新华网）

6、《“减税加薪”不如“收税返薪”》（荆楚网）

7、《企业避税最佳设计方案》（企业管理出版社 雷建/编著 2007年3月第二版）

8、《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战略和路径间求平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6月09日)

9、《迟福林：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规范政府行为》（人民网）

第三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学界争论如何改革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学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重点；另一派认为，着力点应放在二次分配。厉以宁认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厉以宁看来，导致初次分配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脱节的原因，既有行业垄断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等因素；还有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对称的原因，买方强势，卖方弱势。(劳资关系不对称)

此外，从深层次看，中国初次分配的逻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二元劳动力结构，即高级劳工市场工资高、福利多、升迁容易；低等劳工市场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机会。在农村，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更不乐观。首先，到现在为止，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虽然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但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土地的流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虽然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可他们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样，他们更弱势，雇方和被雇方双方地位不对称的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农民养了牲畜、家禽，种了农作物，但他们在销售中处于弱势，和他们打交道的大公司明显强势。即便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跟大型企业比也还处于弱势。

在厉以宁的改革方案中，鉴于我国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方案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和物质资本的投入者一样共享利润。传统分配制度中，利润全部归物质资本投资者所有，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者的职工只能获取工资，不能参与利润分配。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已提出了利润共享原则，认为人力资本投入者也应共享利润。(劳动者的公社制度,公司制度核心是资本主体)

第四篇：如何深入分配收入制度改革

中公教育运城分校

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收入分配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联系，在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扩大消费

内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经济增长过于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是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是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具有不同的微观行为基础和影响因素，呈现不同的动态特征。消费行为的稳定性较高，投资和净出口的稳定性较低。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增长的波动性必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过于倚重投资和净出口等内在稳定性较低的拉动力，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下降，面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升高。这

是我国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主要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意味着世界经济从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以超前消费、高贸易赤字与金融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模式，以高投资、高出口、高储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以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欧洲模式，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全球性的结构大调整不仅导致我国外需持续下滑，而且通过对国际分工模式、国际利益分配方式、国际投资及贸易格局的冲击，使我国经济面临速度、结构与模式的多重冲击。如果我国经济依然沿着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路径前行，就难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建立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上。

扩大消费须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高度相关。在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下降，这表现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总量扩张。

由于各地鼓励投资政策和体制的影响，资本收益率持续偏高。在此背景下，劳动工资的上升引发普遍的资本替代劳动现象，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投资动机。这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进一步下降，而且制约劳动收入的上升。

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提高增长速度来抑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并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长。由此导致我国经济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对高速度的依赖又会加剧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因而这

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改变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消费占比过低的失衡状况，必须提高消费率。目前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率高于80%，印度的家庭消费率也高于60%，而我国的家庭消费率不足40%。地址：南风广场环球财富大厦12层120

2因此，我国提升消费率空间巨大。计量分析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将带动GDP增速提高1.5%—2.7%。由储蓄大国、投资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第一边际推动力。

当前我国消费率低、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一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收入高而消费倾向较低的少数人群，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也很难提高。二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这直接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大。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扩大消费的基础。

收入分配结构受制于经济发展方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不断下降，根源在于偏重于投资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去，为了实现经济赶超，总量扩张是经济发展的首

要目标。

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增加投资就成为推动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而片面增加投资通常要以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为代价，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被压低。这样，企业可以保持较高的利润率，而企业收益大部分又用于投资。

在投资扩张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获得较高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掌握部分资源控制权，可以通过资源释放（例如土地供应）增加收入。而劳动力由于供大于求、户籍制度限制等因素，其收入增长长期滞后，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升。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意味着国民总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成为资本积累的来源。

与偏重于投资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行政手段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过大。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利用利率管制可以影响不同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成本。利用行业进入壁垒，可以影响特定行业的竞争和资本收益率。利用对生产、投资和出口的政策性补贴，可以改变资本形成成本和资本收益率。

借助这些行政性手段，一方面能够增加储蓄，使资本积累有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较高的资本收益率，使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动机。这种资源配置格局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高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再依靠出口缓解产能过剩；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

慢，消费能力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投资和出口。

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需要平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然而，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各地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招商引资、推动发展的政策措施更多地

向资本倾斜，强化了劳动与资本地位的不对等。

这与要素市场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性财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方面难有作为。也就是说，在现有投资结构和增长路径下，仅仅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解决扩大消费问题，难以取得实质

性进展。

以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地址：南风广场环球财富大厦12层120

2事实上，无论收入分配结构、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都根植于经济发展方式。只有通过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居民收入才能持续稳定增长，消费需求才能成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强劲的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更多地运用市场之手推动投资结构调整和投资领域拓展，即推动产业发展从传统低效、过于依赖出口市场的领域转向创新高效、适应

国内消费需求的领域。

也就是说，只有供求关系在市场价格机制中得到真实体现，使市场价格信号真实反映

投资成本和收益，才能使经济增长更多地源自国内消费和科技创新。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非常依赖政府改革，因为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一些行业存在的行政性垄断、投资领域限制等都与政府改革直接相关。应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深化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通过深化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地址：南风广场环球财富大厦12层1202

第五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浅谈

南京财经大学2012年暑期学生主题征文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浅谈

张广喜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但贫富差距日渐拉大及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成为摆在政府面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成为百姓最强呼声，收入分配问题已成当今热议的民生问题了。在以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全体国民福祉为主要目标改革顶层设计中，应先将提高低端群体收入作为改革的重点之一，大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以此为改革基点，破除各项体制机制弊端，逐步缩小日益凸显的贫富差距。而应让社会绝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关键字：分配公平内需

（一）收入分配现存的问题

《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预算报告》显示，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为800.61亿元，支出769.54亿元。其中，723.6亿元又以各种名目返回给了央企，而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只有40亿元，仅占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的5.2%；而2009年国企实现利润1.3万亿元，2010年则升至近2万亿元，同比增长37.9%，利润上缴比例应为5%－10%，但2009年国企利润上缴比例仅为6%左右，2010年更是降至2.9%，而在其他国家，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一般为盈利的30%-60%，有的甚至高达盈利的80%-90%，但全民所有的中国国企则坚决拒绝“过多”上缴利润。收入分配改革是个关系到中国全局改革的大问题，如果因为国企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难以推进，无疑会加大中国整体改革和社会稳定所面临的风险。可以说，提高国企特别是垄断央企的利润上缴比例，限制国企高管和部分员工过高的薪资水平，这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长期难点和焦点问题。

与此相对的就是低收入者。低收入者的人群非常庞大，在当前大致包括普通工人、农民和社会困难群体收入。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9月，包括城市低保对象、农村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以及国家优抚对象在内的四类国家保障对象，数量接近9000万人，如果再加上900多万的城镇失业者，仅以此计算出来的低收入群体就已近亿。此外，也有人按照联合国贫困人口的标准计算认为，中国贫困人口的数字应该在2亿左右，真实的低收入群体不会少于4亿人，照此推算，这几乎占到了中国人口的近三成。

这里引用温总理的话：所有小问题乘以13亿都是大问题！

（二）在推行分配制度改革时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保持稳定的发展，唯有在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谈分配。也就是要先“做蛋糕”，只有把蛋糕做大了，才能保证又要分的，不能只顾“公平”，而让每个人都穷公平，这就有点因噎厌食啊。但正如上面所说，很多垄断的央企，占去的很大部分的资源，同时产生的效益只有很小的部分才流到人民手中。这也是我们以后应该改变的地方。

从“稳增长”的角度看，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显然更有利于抵御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如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有明显提升，其释放的消费潜力将不可低估。我们知道，经济学上有个“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从收入与消费的关系看，收入水平越低的个人或家庭，其消费率越高，相反，收入水平越高的个人或家庭，消费率越低。按照这一规律，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其带来的消费效用，将远远大于中高收入群体的效用。以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为例，有研究认为，如果按现代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收入 1

南京财经大学2012年暑期学生主题征文

3千至5千亿元，这一金额远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补贴等惠农措施。农民是中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民工的这一收入“欠账”能否得以消除，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国家内需的扩大和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税收有配置资源的作用。因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利用好这个职能。不仅仅在个人所

得税方面，在很多企业尤其是占用社会资源多，能耗大的企业上多进行税收调节，已达到社

会的资源分配均衡点。

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的，我们要利用好我国的优势，加强进出口贸易。全国人

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9月2日在长春呼吁，当前应重点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启动

居民消费。用民生消费、国内投资、外汇“三架马车”均衡发展来带动经济发展。当前的国际

国内环境促使中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要用民生消费、国内投资、外汇均衡

发展来带动经济发展。

（三）以下是各专家的观点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近日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今年中国更重要的任务是扩大内需，应该把中国经济2012年增长拉动力更多放到扩大内需上，抓好投资，抓好消费。扩大消费首先要保证民众收入提高。他建议今年应该在加大城乡经济收入方面下

更大气力，努力推动新的消费热点形成。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认

为，2012年调结构、转方式，要以提升消费需求力度作为导向，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切入口

和驱动点。只有收入的提高才能支撑市场的需求，促进企业的生产。

专家同时认为，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民生工程的建设，同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结构性减税将为缓解企业困难、提高居民收入发挥根本性作用。

收入分配的改革任重道远。但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步。

参考文献：

《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预算报告》

2012-09-02 16:42:55，人民网《吴晓灵吁推进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刺激居民消费》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管理科学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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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960606@qq.co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