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对股东合法权益保护之论股东提案权制度

第一篇：公司法对股东合法权益保护之论股东提案权制度

公司法对股东合法权益保护

——以论股东提案权制度为例

摘要: 在现代股份公司中，随着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日益分离，董事会掌握了公司的经营大权。股东大会虽然在理论上仍是公司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公司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但在实际上，在股东大会上表决的议案基本上是由董事会提交，这些议案也因此常常反映董事而非股东的意志和利益，股东大会的表决由此沦为“橡皮图章”。为减少因董事会垄断提案权所可能产生的弊端，我国《公司法》在第103条第2款也对股东提案权制度作了规定，这对股东权益的保护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字：股东提案权制度基本特征 适用条件 意义

公司治理的价值在于“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如何保证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得到平衡。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部分，股东提案权能保证一部分所有者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得到平衡，使得一部分所有者的意愿能够得到体现，并能对经营者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对提案权范围进行必要的限制，又能防止少数股东滥用手中的提案权，干扰公司正常的管理和经营。股东提案权作为公司治理中的内部制衡制度，对平衡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利，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提案权的制度设计上应秉承公司治理的价值之所在，即有效地分配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利，从而保证各方利益的实现。

一、股东提案权的含义和特征

（一）、所谓股东提案权，是指股东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议题或议案的权利。从性质上看，股东提案权与表决权密切相关，当属共益权之一。一般而言，股东提案权有两类形态，一是提出关于股东大会议题的事项（例如，选任董事之事宜，股份分派之事宜等）；二是就这种目的事项，提出议案的要点即具体的决议案（例如，将金某选为董事）。股东可以就自己提出的议题提出议案，也可以预测公司所可能提出的目的事项，并据此行使议案提出权。在日本，将前者称为“议题提议权”，后者称为“议案提议权”。

（二）股东提案权的性质

对股东的权利范围进行合理的划分，有利于所有者权利和经营者权利的相互制衡。股东提案权赋予股东提出自己的议案，对

关系到自身利益和公司发展等事情可以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并通过提案实现对经营者的监督，以此制衡经营者的权力。因此，股东提案权是共益权。为了防止提案权被滥用，增加公司的负担，扰乱公司的正常经营，各国都对股东提案权的持股要件做出了限定。因此股东提案权应为少数股东权。

二、股东提案权之具体内容

我国《公司法》在第103条第2款也对股东提案权制度作了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各国立法在赋予股东一定的提案权的同时,均对其提案权予以适当的限制,以免无谓的提案反而使公司苦于应对,影响公司的效率及稳定性。

(一)提案股东持股数额:根据第103条第2款，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提出提案。

(二)提案时间:根据新《公司法》，“股东应于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三)提案的内容:《公司法》对提案内容的要求是：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三、股东提案权的意义

(一)强化公司信息披露，增强监督效果

股东提案权的行使和对经营者的质疑，促进了公司经营者对公司信息的披露，尤其是经营者不愿、怠于披露的信息。即使经营者拒绝将股东的提案列人大会审议事项，也必须要对此作出说明，在说明理由的过程中，股东也可以获得相关的信息。在信息充分披露的条件下，增强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参与经营的欲望，最终达到监督公司经营者的目的。

(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在我国的公司实践中，中小股东的利益经常被任意的践踏，股东大会职能的发挥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赋予一定持股比例的股东以提案权，让中小股东拥有参与公司经营的权利，使其能在股东大会向大股东和经营者表达自己对

公司事务的意见和观点，在一定的意义上实现中小股东权利的保护。并且公司治理的最佳状态也就是各方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又能相互制衡，最终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利益的平衡，从而确保公司稳定、健康的发展。通过赋予一部分股东提案的权利，使股东对关系自身利益的问题以及涉及公司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从而间接地参与到公司的经营决策中来，从而完善股东大会对经营者的监督制衡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内部制衡结构的构建，平衡了各方利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三)有助于经营者忠实、勤勉义务的实现

公司的经营者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的义务。但由于价值偏好和经营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等问题，经营者并不能保证以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去行事，往往会出现以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公司的利益。此时，就需要通过有效的监督手段去监督经营者的行为，使其认真对待公司的利益，尽到忠实、勤勉的义务。股东提案权赋予一部分股东对公司经营提出自己意见的权利;或对经营者提出意见和质疑，可以使经营者对自己的行为和判断进行再次的审视，使其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纠正错误的判断和行为。并且，可以促使经营者在以后的经营决策、判断上更加的谨慎，有助于忠实、勤勉义务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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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文论公司法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论公司法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摘要：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仅重申股东常见权利，且将股东权益保护的精神贯穿于整部法律。本文分析了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法理基础，考察我国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现状及受侵害的原因，并在借鉴国外成熟的立法实践基础上，结合我国新《公司法》的精神，探讨我国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机制的完善途径，提高我国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水平。

关键词：公司法；小股东；保护

一、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必要性

（一）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法治价值取向的要求

民主制度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同时要求多数不能压迫少数,不能侵犯少数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在一开始的制度设计上就应当为少数异议者预留申辩和反抗的救济途径。在公司内部,中小股东正是处于这种“弱势”的地位,常常不情愿地受到控股股东或大股东的意志支配。为保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合法权益,有必要对中小股东权益加以保护,这也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价值目标的意向所指。

2、加强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是其自力救济能力的必然要求

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自力救济能力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并且强弱分明的,如何在中小股东与大股东的权益之间寻求制衡点,保障中小股东权益不受恣意侵犯,应当由法律思考并加以解决。

3、强调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需要

随着道德的法律化,公司从“唯利是图”的角色逐渐转变为兼担社会责任,积极保护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成为公司长期利益维持和企业形象塑造的有力工具。

4、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必要条件

有效的公司治理比契约关系更能提供可靠的股东保护。一切利益相关者与股东之间、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平衡处理的好坏程度,直接影响到股份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与完善,并将影响到公司营利目标和社会责任的实现。

在资本市场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应当抓住“入世”的机遇,积极拉动投资需求和引导投资方向,刺激国民经济高效、快速与可持续的发展,因此,保护股东合法权益更显得重要。以剥夺股东权益为代价,坐等股份公司创造现代文明的辉煌只能是痴人说梦。对股东利益的保护仍然是现代公司法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新公司法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一）强化了股东知情权的保护

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享有重大决策权。股东能够了解公司事务的实际情况,是保护股东权益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对于维护中小股东权益来说,首先就是要保障中小股东的知情权。我国原《公司法》关于股东知情权的规定简单而粗糙,只规定了股东对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参阅权利,对于如何行使该权利,该权利在受到阻碍的情况下获得何种救济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不能有效保障中小股东对公司经营状况等方面的知情权。针对此情形,新《公司法》扩大了股东知情权行使的范围和手段,从而使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变得更加真实和有法可依。

新《公司法》第34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如果公司拒绝提供查阅,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第9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可以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第117条规定公司应当定期向股东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公司获得报酬的情况。同时,第151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并接受股东的质询。这些规定都确保了股东的知情权,增强了公司运作的透明度,为股东在此基础上行使其他权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增设了累积投票制

累积投票制是指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与所选出的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即应选几个,每一股就有多少表决权,股东可以集中表决权向其中一名候选人投票,增加其当选机会,也可以分配给数名候选人,以得票多者当选。实行累积投票制度,可以有效地保障中小股东将代表其利益和意愿的代言人选入董事会和监事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是中小股东直接行使投票权所无法比拟的。总之,累积投票制的价值在于对中小股东以制度救济,增强其对公司的人事控制力,有利于提高公司机关的运行效率,也合乎股东平等的精神,合乎法律保护弱者的基本理念。

我国旧《公司法》对这一制度未作规定,在没有实行这一制度的情况下,股东按一股一票选董事、监事时,大股东可以凭借自己持有股份的优势,将自己人都选为董事、监事,从而操纵董事会、监事会。这样中小股东就无法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监事。

新《公司法》在广泛吸取国际上的优秀制度后,大胆地引进了这一制度,增设了股东的累积投票权,“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时,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这一制度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股东大会中的资本多数决原则,而只有公司章程有明确规定或者股东大会有明确决议时才适用,所以仅仅是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一种补充和完善,这是其美中不足的地方。

（三）提供了股东退出途径

1.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

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是指当股东会决议对股东的利害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时,对有关决议持异议的股东所享有的要求公司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购买自己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权利。由于我国一直严格奉行法定资本制,在旧《公司法》中没有规定这项制度,导致了中小股东投资预期落空后,不能抽回出资。新《公司法》第75条大胆地确认了这一制度,规定了在公司符合分红条件而长期不向股东分红;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且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司存续的情况下,很可能损害部分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时,则该股东可以在股东会会议上对此投反对票并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同时,为了进一步保证股东退出权的切实形式,在公司不能与股东达成股权收购协议时,该股东可以向法院起诉。当然股东必须依法行使此权利,不能随意退出,影响公司稳定。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在

新《公司法》上的确立是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立法精神的鲜明体现,能够帮助中小股东合理规避风险,实现大小股东的利益均衡。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大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独揽公司的经营管理,无视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为弱势股东规定了一条退出救济之路。2.少数股东的解散请求权

公司解散,是指已成立的公司因发生法律或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而停止营业活动,并逐步终止其法人资格的行为[2]。赋予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申请公司强制解散之法律制度是现代公司法保护股东利益的通行做法之一。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大股东利用其拥有的控制权在经营管理公司事务过程中,排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尤其是公司陷入僵局,“股东期待利益”落空后,大股东往往利用管理优势“转嫁”其利润损失,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新《公司法》对少数股东的解散请求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第183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这样,就避免了在公司陷入僵局后,大股东对其他股东事实上的强制和严重的不公平,为股东的出资不能收回又无法转让,而公司的继续存续会损害股东的利益情况下,中小股东退出公司、收回投资提供了一种法律退出途径。

（四）健全了股东诉讼机制

1.派生诉讼

股东派生诉讼又称股东代表诉讼和股东代为诉讼,是指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董事等高管人员的违法行为损害而公司又不追究其责任时,股东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所得赔偿归于公司的制度。新《公司法》第152条规定,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在公司拒绝提起诉讼或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派生诉讼的直接目的在于维护公司的利益,而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不直接相关。但透过现象理解该项制度的本质不难发现,派生诉讼对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作用相当大。公司的利益必定包含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的同时中小股东的利益必然得到有效的保护。更为重要的是,当公司的控股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对公司利益进行侵害时往往会利用所掌握的各种特权,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小股东的诉讼行为。在这种条件下,规定派生诉讼制度,不仅可以有效地遏制大股东和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违规违法行为,促使其行为的规范化,而且对于保护小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的合法权益,都是不无裨益的。2.直接诉讼

所谓直接诉讼,又称股东个人诉讼,是指中小股东在个人权利受到侵害以后,以自己的名义,为了自己的利益并寻求对自己的补偿而提起的诉讼。直接诉讼制度是我国旧《公司法》既有的保护股东权益的诉讼制度。新《公司法》第153条继续保留了这一制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立法中赋予小股东在其利益受损时的直接诉讼权利,对于完善小股东的自我保护机制,使广大中小股东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第一时间寻求司法救济不无益处。广大中小股东由于长期游离于公司经营管理层之外,对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务少有发言权,而且绝大多数中小股东投资公司的目的只是获取利润,满足自身经济利益的需求。因此,在其自身经济利益遭到不法侵害时,他们有强烈的维权要求和请求救济的需求。为了及时准确地发现和纠正来自公司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广大中小股东应当拥有请求公力救济的权利。这是中小股东维护自己利益的尚方宝剑,有望大大改变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力量悬殊对比和博弈格局。

三、结语

中小股东的保护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法律制度的设计随着公司实践和立法经验的不断积累而日趋完善。我国新《公司法》关于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是一次质的飞跃,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保护机制,但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仍局限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建立一个以股东平等原则为中心、以相应的诉权机制为保障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系统依然任重道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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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芳:《论我国〈公司法〉中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载《商场现代化》,2007年1月

第三篇：浅议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问题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本 科 生 结 课 论 文

浅议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问题

[摘要]

在当今社会里，中小股东的人数在公司占绝对多数，甚至可以说是现代公司和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但是由于在“资本多数决”这一制度下，大股东处于实际控制地位，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权利不对等，经常不正当运用自己的权力，直接或者通过董、监、高间接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从而影响中小股东投入资本市场的热情，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剖析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保护的现状，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公司法 中小股东 权益保护

首先我们要明确“中小股东”的定义——我国《公司法》对控股股东的界定是以出资额、持有股份占资本、股本总额50%以上，或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因而，我们可以把中小股东定义为与大股东相对而言的不能对股东大会决议施加决定性影响、处于受支配地位的股东。

一、中小股东保护的意义

在当今社会里，中小股东的人数在公司里占绝对多数，可以说是现代公司制度与资本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但是由于大股东处于实际控制地位，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权利不对等，尤其随着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程度的加大, 股份日益分散化, 公司经营趋向复杂化、专门化，各大公司的实际控制权逐渐由股东大会转移至董事会乃至经理人员手中，形成董事会中心主义。这又为多数股东肆意行使控股权提供了条件——董事会基本成为了大股东的傀儡，因而 “股东大会往往成为仅反映大股东利益和要求 1的工具，资本多数决原则也就成为了大股东谋取私利、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权益的工具”，这样一来，在股东大会上通过资本多数决通过的议案就完全成为了大股东在公平合理的外衣下进行暗箱操作的产物，客观上剥夺了少数股东的表决权。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产生和经理经营权的日益膨胀，使得除了大股东之外、或者说大股东代言人的董事、经理滥用职权损害少数股东的利益也屡见不鲜。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并得不到纠正的话，小股东参与公司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从而必然会阻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有着重大意义，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具体来说，首先是加强对于中小股东的保护，可以增强中小股东的对公司进行投资的信心，以政策法规和实际案例鼓励更多的中小投资者参与到社会资本流通中来，增加社会流通的资本总量。中小投资者虽然投资的比例较少，但是由于人数众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越多的资本参与到资本市场，就越有利于分化投资风险，并可以使多方获利。因此，对于一个结构完整、体系健全的资本市场而言，中小投资者相对于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其实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资产进行投资而不是进行储蓄，而最普遍，现实中也最常见的投资便是投身证券市场。显而易见，“只有最大限度地实现股东间实质上的平等, 才能使

②公司的经营决策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从而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投资热情”。而现实中发生的各种损害

中小股东权益权益的实例，却使得中小投资者对证券产生了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面对投资很可能得不到预期回报，甚至会血本无归的风险下，如果说还有什么能稳定中小股东的情绪，让他们继续进行证券投资的话，那么只能是一套保护中小股东的健全的保障制度和法律体系。因此，只有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增强中小股东信心，才能充分发挥证券市场投资筹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而反过来如果不加强保护中小股东，不完善相关的保护政策的话，那么必将对证券市场、以及依赖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产产生重大影响，从而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

二、中小股东保护的现状

也许和我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时间较短有关，我国虽然在2005年新修订了《公司法》，但是其中仍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其中对中小股东的保护尤其显得极为匮乏，具体而言，其缺陷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股东权利规定不足，仅仅笼统的规定了股东的知情权、质询权、提案权和股东会召集权等等。而且虽然对股东权利规定不足对于大股东和中小股东来说从法律层面上是平等的，但是由于大股东拥有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漏洞中通过公司章程任意扩大自身权力，削减中小股东权利，因此这一现象的实质是仅仅对中小股东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影响而并未影响到大股东。

具体而言，关于知情权，虽然《公司法》有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但是现实中很多公司以“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为理由拒绝中小股东的要求。

而关于质询权，法律虽然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可以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并接受质询，但是这一条款在现实中仅仅适用于大股东，而小股东是有权利但是没有能力来提出这个要求的。

2、没有通过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投票制进行规范。由于我国股份相对集中, 股东大会极容易被国家股、法人股等大股东把持, 中小股东的权益便很难得到平衡和维护。而且我国少数股东大多数仅仅着眼于投资、分红，而参与公司决策管理的意识不强, 再加上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投机性, 少数股东“用脚投票”的热情远远高于“用手投票”的热情。因此，再没有一个保障中小股东的投票制度的话，其它方面做的再好也极容易落空。

3、对多数股东的表决权未作相应限制，容易使资本多数决定权滥用。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的表决权采取的是一票一表决权制, 而其弊端早已有专家学者提出，多数股东正是利用了这一规定, 通过自身对公司①宋跃晋著，《探析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学理论基础》，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9期，第91页。②杜文明著《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法理探析》，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3期, 第71页。

①

控股权的掌握着牢牢的把握着对股东大会的支配权, 肆无忌惮的损害着中小股东的权益。

4、缺乏少数股东权益受侵害后的法律补救措施。事先规制不足已经足以使大股东有足够的空间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而如果再没有相应的补救措施，那么将更使得大股东为所欲为。比如由于资本多数决原则，大股东可以不断购买某一公司股票，直到完全控股为止, 而此时中小股东实际上则丧失了享有的表决权而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而在国外立法中，对资本多数决原则有一个起着平衡作用的制度，即根据公平原则, 少数股东是可以请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买其股份，以此来维护自身利益的，但这一重要制度在我国公司法中却未作规定。

三、中小股东保护的建议

关于中小股东保护的建议，我们首先还是从对《公司法》的完善入手，在《公司法》已有体系的基础上，从对中小股东的救济和对大股东的限制两方面入手进行完善性建议。

第一、关于中小股东权利的救济

①“股东权的产生并非源于天赋，而来自于法律的规定和法律行为。”因此，从法律上赋予小股东更

多的权力是首要问题。

1、扩大中小股东知情权和异议请求权。这里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扩大中小股东知情权的范围, 比如增加中小股东对会计账簿进行查阅的权利。由于相对于会计报告，会计账簿更可能涉及公司的秘密, 更能反映董事会的日常经营行为, 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公司立法中都有该项查阅权。当然，由于其很可能涉及公司秘密，中小股东对其的查阅也是需要受到一定限制的，否则也是有可能损害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的。另一方面是需要扩大中小股东异议请求权的范围,如增加对公司经营状况调查的请求权，而在日本、英国的公司法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规定。具体来说，就是当股东所持有的股份达到法定比例并且持续一定期之后，如果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或章程的事实时, 可以请求法院指定检查人对公司进行调查,检查人在调查后向法院提交调查报告书, 一旦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确实存在违法违章然是由的话，股东大会则必须据之做出处理决定。

2、设置利益分配请求权。对于中小股东来说，参加公司管理并不是其最希望的，甚至很多中小股东对参与公司管理一事避之不及，因为对他们来说，最基本、也是最关心的权利是“分红”，即利益分配请求权，因为对于中小股东而言，持有该公司股份的目的是投资，而不是事业。但是，对于这样一项中小股东心中最为看重的权利，我国新《公司法》却没有作明文规定。而在现实中, 大股东对中小股东进行侵害的最基本的方式就是不进行分红或者不按规定进行分红。因此，保证中小股东的利益分配请求权其实是其它一切权利的先决条件。

3、对股东行使权力的法定持股比例应当降低。我国《公司法》中关于表决权和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的规定中法定持股比例偏高，需要至少持有公司股份10% 以上，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与公司制度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国家股和法人股过分集中, 在公司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而中小投资者不仅地域分散, 且持股数额也极低，如果公司规模足够大的话，这一条款对于中小股东而言仅相当于一纸空文。另外, 即使人数足够多的中小股东达到这一规模并且提议后,如果董事会仍不及时召集股东大会，其法律后果《公司法》①梅丹著，《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意义及应采取的措施》，载《证券投资》2006年第2期，第49 页。

依然未作规定。因此，降低股东行使权力的法定持股比例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4、完善中小股东的救济保护体系。我国《公司法》第152 条已经规定了公司的董监在股东请求提起诉讼之后，如果“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制度“是中小股东等持反对意见的股东享有的权利，也是其可以采取的最后一道救

①济程序”，对完善我国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由于其规定的不够完善，在具体实现过程中很可能会产生相应的问题。比如担保金和诉讼费用的规定。《公司法》第22 条第2、3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 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 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这一条款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决定如果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话很可能涉及标的巨大, 而如果法院应公司的请求要求作为原告的中小股东提供相同金额的担保, 就给他们增加了巨大的诉讼成本, 甚至完全不可能完成诉讼，因而也就难以达到保护中小股东自身利益的目的。

第二、关于大股东权力的限制

“如果对公司控制者的权利不加约束与监督，他们便有可能以法律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去不正当地行使

②法律以正当的目的赋予他们的权利，使公司成为违背公平与正义的工具。”因此，除了加强对中小股东的保护之外，限制大股东的权力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

1、资本多数决例外的完善。“资本多数决”作为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被广泛接受，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因此我国《公司法》第43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法律跟中小股东提供了公司章程中约定该公司表决能力及分红比例而不完全拘泥于其出资比例的机会。的确，“赋予中小股东提案权，对于克服资本多数决原则、弥补小股东弱势地

③位、促进公司民主、保护股东权益有重大意义”，但是有多少中小股东能够真正把握住这个机会呢？在大股东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公司里，中小股东参与管理、提出意见尚成问题，更不要说影响公司章程的制定了，因此这一条款尚需完善，使中小股东的行使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2、累积投票制度。《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本法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很显然，累积投票制度的实施使那些仅持有少量股份的中小股东有了赢得董事席位的可能。但是，其在具体操作中仍然有不可避免的问题，一是实行累积投票制需要“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这又回到了上一个问题，如果公司章程不规定、股东大会不通过决议，那么这一制度又将被架空；而即使真正实行了累积投票制，也需要中小股东所持股份足够多、意志足够团结才能实现共同推举一名董事的目的，因此这一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完善对中小股东的制度保护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们需要从《公司法》已有规定入手，循序渐进，逐步完善，最终达到平衡中小股东与大股东权益之目的。①李韬著，《关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三个方面》，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②宋跃晋著，《探析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学理论基础》，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9期，第89页。③周娟著，《论新<公司法>框架下中心股东权益的保护》，载《学术交流与动态》2007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彭春莲著，《股东权利救济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王东光著，《股东退出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张新民著，《公司治理结构研究:股东、管理者、利益相关者的动态博弈构型》，西南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3年版

[4]编者著，《股东权益纠纷实用法律手册 》，中国法制出版，20067版

[5]郝英慧，姜小鹏著，《论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法律保护制度及其完善》，载《改革与战略》2009

年第3期第25卷（总第187期）

[6]莫良丰著，《如何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从我国新<公司法>看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1月（中）

[7]杜娟，王云著，《论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6月（下）

第四篇：论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对我国公司法的借鉴

【 内容 提要】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是西方国家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重要手段。文章论述了控制股东履行诚信义务的 发展 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和救济制度，分析 了我国公司 法律 的相关规定，并提出一些建议。【摘要题】立法 研究 【关键词】控制股东/诚信

自从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诞生以来，各国均在为保护少数股东利益不懈努力。在股份公司的股东成员构成中，由于少数股东不像多数股东那样总是在公司中占据着控制支配地位，所以少数股东的利益总是暴露在控制股东的强权之下，随时有可能受到控制股东根据自身的 经济 利益所作出的决策以及其它不正当交易的侵害。对少数股东利益的保护已成为公司法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 控制股东诚信义务的产生和发展

诚信义务，美国公司法上称为fiduciaryduty，也称信义义务、信托义务，它源于信托法中受托人对委托人承担的责任。而在公司法中，诚信义务通常是指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即董事和经理对公司承担的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董事和经理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掌握着广泛的权力，其行为对公司具有较强的 影响，法律规定其承担诚信义务，是维护投资者利益的客观要求，也是权力与责任相一致的体现。

从传统公司法 理论 可以看出，其诚信义务不涉及股东。但是随着控制股东通过操纵股东会或其它途径侵害少数股东利益案件的不断发生，理论界逐渐开始将诚信义务的承担主体从董事、经理扩展到控制股东。按照公司法的一般原则，股东个人对公司并无诚信义务可言，股东可以通过对股权的合理行使以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然而，由于控制股东是大股东，在股东大会中享有多数表决权，往往可以通过股权的行使、派遣董事、表决权代理、表决权信托以及控制合同等方式对公司经营管理，因而，控制股东须像董事、经理一样对公司承担诚信义务，以善意合理的心理对待经营管理公司的控制权。[1]首先在立法上规定控制股东承担诚信义务的是美国，其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由控制股东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中小股东的披露义务，到少数股东诉权制度的形成，再到控制股东对公司承担诚信义务，最终由控制股东对中小股东直接承担诚信义务，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周密的传统信托理论的诚信义务。[2]依据这一诚信义务，控制股东如有违反诚信义务而进行某一行为时，即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法院一般给予受害人衡平法上的救济措施，如金钱赔偿、禁止命令、撤销所为的法律行为、宣布所为的法律行为无效等。

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以保护少数股东利益，这一规则在普通法系国家最为流行，大陆法系国家亦相继采用。在英国，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有普通法上的措施，同时还有公司法和其它制定法上的措施。在德国，为给公司少数股东提供保护，1965年股份公司法第二篇的“关联 企业 ”将关联企业分为合同型关联企业和事实型关联企业，分别规定了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而在此以前，他们以违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且法律上无明显规定为由否认股东的诚信义务，一直援用股东平等、良俗理论来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3]在法国，虽对少数股东如何给予法律救济存在争论，但对控制股东违反诚信义务，仍有一般法律上的救济手段，如宣布无效，损害赔偿等。[4]而我国 台湾 公司法第369条之

四、之五的规定，均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

二 控制股东诚信义务的内容

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源于控制股东对其控制权的行使。在公司中，公司的资本由公司的全体股东投资而得，依据股份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在公司经营的过程中，都不应当以牺牲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公司的利益，也就是说，控制股东在行使股权时，应以诚信原则为基本要求，不得滥用控制权以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来获得自身的私利。具体来说，这一诚信原则规定的义务主要有两个：一是注意义务；一是忠实义务。

注意义务要求控制股东在经营时要与任何一个谨慎的人在同等情形下对其所经营的事项给予的注意一样，不得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按照公司法的一般理论，股东大会实行股份多数决的原则，股东大会依持有多数股份的股东的意志作出决议。为防止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控制股东应履行注意谨慎的义务。如控制股东不能在形式合法的外衣下进行实质违法的行为，以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控制股东的经营行为应尽一个善良管理人的标准等。

忠实义务禁止控制股东不讲信用和自我交易，如美国第七巡回法院指出的：“控股股东在表决中在管理中应该全心地、真诚地、诚实地忠实于公司和公司最佳利益，必须忽略自己的个人利益”。忠实义务本身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一般来讲，一个负有忠实义务的人，他不能利用自身的权力谋取私利而损害被忠实者的利益。换句话说，控制股东应以公司的利益优先考虑，遇有利益冲突时应予以充分公开和披露，不得利用自己的控制地位为自己或其它第三人谋取利益。与注意义务一样，忠实义务的产生也意味着控制股东没有绝对表决和行使影响力的自由。忠实义务是维护公司利益的主要手段，也是控制股东对中小股东承担的诚信义务的主要内容。

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是防止控制股东滥用其控制权的重要手段。为确保控制股东履行诚信义务，西方各主要国家均设立了若干制度，或对控制股东的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或要求控制股东在违反诚信义务后要承担某种责任，或规定中小股东一些救济制度等。

1.累积投票制。按照这种制度，一个股东在选举董事时可以行使的有效投票权总数，等于他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待选董事人数。股东可以将其有效股票权总数集中投给一个或几个董事候选人，然后根据候选人得票的数量从多到少产生董事人选。[5]这种制度是一种常见的制度，有有助于少数派股东的代表当选为董事，从而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以使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得到较好的履行。

2.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又称回避表决制度、独立股东批准制度，指当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时，该股东或其代理人均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对该事项行使表决权。这一制度有利于防止多数股东滥用控制权。当控制股东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时，适用表决权排除制度，可以为少数股东的权益提供保护。

3.控股股东债权劣后受偿制度。它指控制股东通过种种不正当行为恶意减少公司财产而损害公司及其他债权人利益，于公司破产时其对公司的债权次于公司的其它债权人。美国判例法上的“衡平居次理论”即为此种制度。在德国股份法中，控制股东对其施加给公司的不利影响加以补偿，若违反此补偿义务，则须对公司因此而受到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同时，控制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于此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内不得主张抵消，且在破产法的执行中，次于公司的其它债权人。对控制股东债权劣后受偿制度，一般以控制股东涉及不正当行为且对公司产生影响为前提条件。然而，也有人主张，为确保公司之债权人在公司破产时获得公平之待遇，控制股东对公司的债权，应无条件地次于公司其它债权人，即“自动居次理论”。

第五篇：违反公司法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行为效力认定

违反公司法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行为

效力认定

——林舜珊诉林键忠、林苑菁、广州宏璟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陈伟清

黄一凡

要点提示：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依照公司法的规定通知并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导致其他股东没有行使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行为并非无效。

案例索引：

一审：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2）穗越法民二初字第5422号。

二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488号。

一、案情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舜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键忠、林苑菁、广州宏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林舜珊诉称：2008年6月29日，原告及被告林键忠共同向广州宏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宏璟公司）的全体股东受让宏璟公司100%的股权，从而成为宏璟公司的股东。2008年7月1日宏璟公司的公司章程显示原告持有公司70%股权，被告林键忠持有 1 公司30%的股权，该章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2009年8月23日，被告林键忠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持有的宏璟公司30%股权转让给被告林苑菁，并冒签原告签名。被告林键忠、林苑菁擅自转让股权和受让股权，冒签原告的签名签署相关登记文件，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法院判令：2009年8月23日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

被告林键忠、林苑菁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关于林键忠、林苑菁签订的股东出资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让宏璟公司出资时经过股东会决议及原告同意，有原告的真实签字，不影响股东出资转让合同书的效力。其次，原告称其直到2009年才知道股权转让不符合逻辑。宏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原告，是由其控制经营，公司所有变更都是经过原告同意，而且涉及公司住址变更，作为法定代表人是不可能不清楚的。

被告宏璟公司辩称：涉案文件是否被告林键忠、林苑菁冒签宏璟公司并不清楚，但是这不是宏璟公司的公司行为。

法院经审理查明：宏璟公司为成立于2005年9月1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6月29日，原告、林键忠作为受让方受让了宏璟公司原股东的全部股权后，原告持有宏璟公司70%的股权、出资额2107000元，被告林键忠持有宏璟公司30%的股权、出资额903000元。2009年8月23日，林键忠（转让方）与林苑菁（受让方）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双方就转让方在宏璟公司的出资 2 转让事宜订立协议，林键忠将原出资90.3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的全部90.30万元转让给林苑菁，转让金90.30万元；2009年8月23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转让方；从2009年8月24日起林苑菁成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益并承担责任；林键忠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股东，不得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活动；合同落款“其他股东签名”有署名“林舜珊”的签名。根据原告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打印的2012年8月2日宏璟公司注册基本资料显示，宏璟公司的股东组成已变成原告持有宏璟公司70%的股权、出资额2107000元，被告林苑菁持有宏璟公司30%的股权、出资额90300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依原告申请对《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林舜珊”的签名进行笔记鉴定，经鉴定机构鉴定，该签名非原告本人所签。

另查，关于林键忠向林苑菁转让股权一事，被告林键忠、林苑菁无证据证明曾经通知过原告。就本案违反公司法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行为效力认定——林舜珊诉林键忠、林苑菁、广州宏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陈伟清黄一凡被告林键忠与林苑菁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由林键忠将其持有的宏璟公司30%股权转让给林苑菁一事，原告明确在本案中不行使优先购买权。法院告知原告如欲行使优先购买权需向法院提交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所约定股权转让款同等价值的保证金，否则视为原告放弃优先购买权，在法院给予的宽限期内原告没有提交保证金。

二、裁判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本案中，虽然经鉴定《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上原告的签名不是原告本人所签，也无证据证明被告林键忠、林苑菁曾将股权转让一事通知原告或证明原告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但是庭审中原告明确就本案被告林键忠与林苑菁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由林键忠将其持有的宏璟公司30%股权转让给林苑菁一事，原告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原告也没有提交与股权转让款同等价值的保证金，对于原告是否有能力行使优先购买权无法确定。且《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属于被告林键忠、林苑菁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原告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合同内容并没有对原告除优先购买权外的其他权利作出处分或给原告限定义务，而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被告林键忠、林苑菁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因此，原告诉请确认被告林键忠、林苑菁于2009年8月23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穗越法民二初字第5422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

宣判后，原告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2009年8月23日林键忠与林苑菁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林键忠将其所有的股权转让给林苑菁，林键忠、林苑菁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股权转让是 4 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林舜珊并非合同当事人，且合同内容并未对林舜珊除优先购买权外的其他权利作出处分或给林舜珊限定义务，合同上林舜珊的签名是否真实并不影响林键忠、林苑菁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当然，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虽然经鉴定2009年8月23日宏璟公司章程、2009年8月24日宏璟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以及《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上林舜珊的签名不真实，也无证据证明林键忠、林苑菁曾将股权转让一事通知林舜珊或林舜珊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但一审期间林舜珊经原审法院释明，逾期不提交保证金，且明确就本案不行使优先购买权。林舜珊虽不同意林键忠、林苑菁之间的股权转让，但林舜珊在本案的诉讼行为明确表明其放弃优先购买权，而该诉讼行为的法律后果即直接导致林键忠向林苑菁转让股权的行为可以成立，那么，林舜珊诉请确认2009年8月23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48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 5 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该规定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基础。作为公司股东的一项法定权利，优先购买权由民法中的先买权制度扩展而来，其设置的目的在于保护公司的人合性和提高公司的运作效率。但是在实务操作过程中经常出现，有的股东在未通知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即与股东之外的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由于无论是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还是最新2013年修订的公司法，均没有对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行为做出效力规定，因此出现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争议。

有观点认为，该种行为违反了公司法有关出让股东行使处分权的法定限制条款，侵害了其余股东的法定优先购买权，应当认定无效。在民法学理论中，所谓无效民事行为是指欠缺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不发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效力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自始无效、绝对无效、确定无效，任何事实都不能使之无效。我国合同法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或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无效等。首先，在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行为中，如果出现出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恶意串通，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该股权转让行为当然无效。本案中，虽然被告林键忠、林苑菁无证据证明就股权转让行为通知了原告，但是股东优先购买权是调整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关系，法 6 律因此将股权转让中的通知义务限定给了作为出让方的股东，而作为股权受让方并非公司内部成员，并没有通知义务，因此不能以出让方及受让方均没有通知其他股东而认定存在恶意串通，进而认定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其次，在排除其他法定事由，仅违反公司法有关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的股权转让行为并非无效。理由如下：第一，从法理学角度，根据法律规范的强制程度，可将法律规范分为强行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所谓强制性规范是指必须依照法律适用、不能以个人意志予以变更和排除适用的规范。所谓任意性规范是允许主体变更、选择适用或者排除该规范的适用。而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允许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做出其他规定，并且公司章程的规定优先使用，因此该规定属于任意性规范，而非强行性规范。违反公司法优先购买权规定的行为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不应认定为无效。第二，实务操作过程中，在出现对股权转让行为争议时，其他股东明确表示不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例如本案的情况，其他股东已经明确做出了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意思表示，并不存在任何一方实体权利受侵害的情况，此时单纯以违反公司法规定而认定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使股权转让自始无效、推翻一切，既不符合商事行为的经济效率原则，也不符合优先购买权的设置目的，明显不妥。

关于违反公司法所定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行为效力，理论上除了无效这一观点外，还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有效说。该观点认为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5条规定，出售他人之物的合同为有效合同，出售自己股权的合同更应为有效合同，由于股权转让合同存 7 在登记审批手续，因此其效力应采取成立即生效的原则，在股权尚未变动时，其他股东仍可主张优先购买权，其优先购买权并未受到侵犯。二是效力待定说。该观点认为股东在对外转让股权时受优先购买权限制，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其他股东同意且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合同有效，其他股东不同意或者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合同不生效。三是可撤销说。该观点认为可撤销合同是指合同成立后因存在法定事由，法院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将合同予以撤销。由于违反公司法优先购买权规定的行为并不必然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将优先购买权的损害纳入可撤销的事由范畴，可以公平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首先，有效说是基于民法物权变动理论中的债权行为与物权变动行为的相互独立性，但是该理论是解决出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物权变动行为无效、未发生并不影响债权行为、合同行为的效力，即股权不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不影响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而股东优先购买权处理的主体是出让方股东、其他股东、股权受让人之间的关系，有效说的观点存在逻辑上的偷换概念，也割裂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且既然股权转让行为所得到的司法评价是有效合同，那就应该严格履行，作为善意一方的其他股东则缺少权利救济手段，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优先购买权的制度设计成为空文。其次，所谓效力待定的行为是指成立时有效或无效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尚待享有形成权的第三人同意、追认或拒绝的意思表示来确定其效力的民事行为。效力待定说与可 8 撤销说均兼顾了股权受让方与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的利益，均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两种学说均缺乏法律依据。作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必须是存在处分主体的行为能力欠缺、处分权限的欠缺或是代理权的欠缺，而可撤销的合同则是重大误解、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的情况存在。违反优先购买权规定的行为并不能完全适用，这也是存在法律上的空白所致。笔者认为，在完善优先购买权制度上，效力待定说使股权转让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实务操作过程中，无法涵盖尚未进入司法审查阶段的转让行为，在此情况下将不利于商事交易的稳定，而且加重了作为善意受让方在催告上的义务。因此在制度完善上可以考虑将违反优先购买权制度纳入股权转让协议撤销的事由之中。同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法院应对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能力进行审查，以此作为认定股权转让行为效力的考量因素之一，防止滥用优先购买权的出现，维护商事交易稳定。

（作者单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