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一篇：我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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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一班

王永康

20114190108

目前，我国分配制度改革面临较多问题，从这些年的经济危机中看得更加清楚。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仅是刺激内需的一项关键政策，而且是确保社会公平从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度。我认为，分配制度改革需过三大坎：一是少数人垄断高薪，有悖法理；二是多数人收入偏低，不敢消费；三是收入贫富悬殊，差距过大。

2008年媒体披露“抄表工年薪10万元”消息，舆论大哗。在当年经济危急中，国泰君安逆势高薪，国有垄断企业高管年薪600万等消息，再度引起公众质疑。关于垄断高薪问题，历来存在较大争议。国家电力监管会副主席王野曾表示，“收入只要符合规范，合规合法，收入在高也无可非议。”那么，垄断高薪究竟是“合理合法”，还是“有悖法理”？志灵《垄断国企高新中的合法性危机》一文指出，“从法理上讲，设立垄断企业的依据只能是公共利益，像电力这样的国有企业必须按照行政逻辑来设置和管理，于是电力企业的老总都会有行政级别和头衔；但另一方面，国有垄断企业从老总到普通职工，却按照企业化的薪酬激励机制来确定工资收入。”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现象——垄断行业“当官按行政，拿钱按企业”，存在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我认为，垄断高薪合法与否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美英一些企业高管在危机中逆势高薪，甚至拿政府补贴发巨额奖金，这是一种犯罪。有人总拿“企业管理”、“维护效率”一套说辞忽悠公众，其实全都有悖法理。财政部发出“限薪令”，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元人民币”。限薪令尽管仍然存在最高是否偏高、是否应该扩大对国企高管的约束等疑问，但其积极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

与垄断高薪相反，大多数民众仍然存在收入偏低，不敢消费的问题。之前媒体出现“消费爱国”言论，事实上，百姓消费能力大小，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取决于爱国与否。当前一个突出现象，是内外需的不平衡，体现为居民消费率的逐步下滑。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4%，比发达国家低了30个百分点，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比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低了约17个百分点。

有专家指出，“要真正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根子还在收入分配领域”。当前宏观背景下启动收入分配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收入分配调整真正启动国内需要和消费，尤其解决中低收入消费不足的问题。张金龄认为，老百姓不愿花钱原因很多。一是想花钱的手里没钱，银行里居民存款虽然超过了20万亿人民币，但少数人占着大头，多数人却只占小头。有钱的家里什么都有，一时找不到消费的“兴奋点”，钱少或没钱的“兴奋点”很多，却总是感到手头紧。二是即使有点钱也尽量存着。原因很简单，子女教育，老人生病，自己养老样样需要

钱，还是多存钱安心。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城乡、地区、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近年来，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也是一再引起关注。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贫富悬殊，差距过大存在着明显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成分。比如，公众质疑国泰君安逆势高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既然金融危机下金融业的高效率、高绩效不复存在，支撑天价薪酬为继的理由何在？垄断高薪天然就有悖法理，亏损后居然还拿天价高薪，又凭什么？

客观讲，我国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显著成就。据有关透露，发改委在2007年、2008年分别举行了四次内部征求意见讨论会，组织有关部委官员和学者，进一步论证和修改总体方案。工资制度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起秩序规范、激发活力、注重公平、监管有力的工资制度，推动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此外，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却主要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因此，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形成原因，是权利运作不规范，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入手。

所以，我认为坚持科学发改革，分配制度是能够跨越三大坎的。唯有如此，分配制度改革才能切实惠及每一位劳动者，真正利国利民。此外，要改革收入分配，更重要的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必须从保障权利和规范权利入手。只要能够保障分配的相对合理，垄断能够收到遏制；只要低收入者能够温饱，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子女接受得起教育，则收入分配无论差距大小，都不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第二篇：浅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谈“收入分配改革”之提高工资待遇

摘要：

近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段时间，连续有媒体报道有关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台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资待遇，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税为薪”、“收税返薪”和“提薪让税”等。这三种方式，在可能达到的效果和操作难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种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种相对完美的方案。除此之外，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还可谓任重而道远。然而很多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正在进行紧张的制定和论证，很可能年内便会出台，这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关键词：收入 分配 改革 提高 工资 方案

正文：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房价攀升等引起百姓不满的问题，近期更是出现低端基本生活用品涨价的局面。面对这一情况，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稳定物价，从而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则需要调整分配格局，拉近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增强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彼时，中国生产力极度低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故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提高国家的整体水平，进而带动其他人，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现在，一部分人早已富裕了起来，我国的竞争力已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否在实际意义上带动了其他人共同富裕，也不论是否到了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仅从客观实际来讲，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承认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一部分人那么有钱，我们却这样，就是让我不爽。”我身边的人不乏这样的观点。仔细分析，这种观点并不是无理取闹不尊重客观实际，其根本原因是“不公平”，具体点讲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个人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出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理应承担起调整策略以适应发展需要的责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话题的密集表态，让人们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进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实质进程。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话题的报道频见诸于报端网络，而有关专家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便有可能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渐形渐近，如何改革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肯定要提高工资待遇。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到底是“化税为薪”、“收税返薪”还是“提薪让税”？

所谓“化税为薪”，顾名思义，就是降低企业税负，将这部分钱用于提高员工工资。最理想的局面应该是这样的：国家减轻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员工增加了工资，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样回过来企业也可以提高效益，这样带来企业销售的增长，虽然纳税比例降低了，但因为总量的增长，国家的财政总量还是会健康增长，形成多赢的局面。但是，老百姓对企业能否自主加薪、及“税转薪”如何落实监管都心存疑虑。

据我从网上了解，过去有的地方比如广东也出台过类似的政策，但效果却并不如意。这倒不是因为政策不可行，而是歪嘴和尚念不得好经，在执行环节出了问题。结果是企业的税负减轻了，员工的工资却不见长。“工资归工资，税收归税收，减免税收只是减免公司老板的税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业及其少数人借机提高“效益”的途径。到头来是国家税收少了百姓收入没有增加，这就有失初衷了。现今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市场开放体制，有大量的外资企业和私有制企业。而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剥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从另外的角度讲，现如今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企业的各种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如何合理避税，已经是企业的一门必修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很多注册公司都尽可能地注册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域，从而躲避较高的税负。而降税又不会降太多，正好给企业用于降低成本缓解压力，起不

到“化税为薪”的作用。

既然“化税为薪”有可能得不到企业的贯彻执行，随之便产生了出现了另外一种建议——“收税返薪”。“收税返薪”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具体而言，就是把拟定该减轻的税负先都收回来，然后由各地的劳保部门或指定专门机构，再把这些收回来的税负给返回去。注意，是按应增加的工资比例返给员工个人而不是企业。在我看来，这种方法较前一种相比，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更为合理，但实际上却换汤不换药。首当其冲的一点是这“返”的工资能不能真正落到员工手上，因为这虽然绕开了企业，但却平添了这么多道手续，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监管机制。而且，即便是能够确保将这部分钱返到员工手上，企业还是会有很多办法将这些钱“化”为公司的，例如原先本要长的工资不涨或少涨，原先本要发的奖金不发或少发，或者通过一些制度，将这些钱化为额外的工时等等，对于员工来说总体上的福利是增加了，但实际上最受益的还是企业。相较于前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无疑会增加一部分额外的成本，但这部份成本能不能转化为它本应发挥的作用，这一点还值得商榷。

除了以上两种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有人还提出了“提薪让税”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将“化税为薪”流程倒过来，即政府应鼓励企业增加员工薪酬，并据此对提薪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这种方式与前两种方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前两种方式是政府先行减税或是抽税，之后企业才轮到企业做出反应，而这一方式则是将如何做交给企业去选择，政府再去根据企业的“态度”给出相应的奖励。这行动顺序的改变，实际上是政府把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客观上讲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利用国家政策去牟利，而只要对提薪的企业做出足够的补偿和奖励，就肯定能够达到提薪的目的。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实行起来也是最难的。首先，这种方式虽不像前两者那样倚重严格的监管措施，但却需要制定严格的标准，对提薪做出的鼓励必须有据可依，不能随便哪个人说说就减了。所以除了要有严格的标准，还必须要对每个企业做出正确的评估，不能企业说自己涨了多少就是多少，得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和确认。然而，国家这么大，企业这么多，实际操作起来的难度着实不小，因为几乎每个企业的情况都不同，光是如何制定出一套相对公平的标准，就已经够让人头疼了。

上面的这三点，是我通过查阅资料筛选出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提高工资的实际操作办法的提议。总的来说，这三点各有利弊，有的操作难度小，但效果未必好，有的效果可能好，但具体操作又过于复杂。但无论怎样做，前提是要规范明确，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小到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进行反复的论证，使其尽量合理，每一个方面都必须要明确，任何特殊情况都尽可能做到有据可依。这可能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但据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有望年内出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其实，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单从提高工资待遇这一点来说，需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问题。针对此次改革，网民上也在网络上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有的企业的负责人，在网上抱怨现在小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生存压力，有的人，则对提高工资待遇的对象提出了疑问，认为如果高收入者的工资也增加同样的比例，到头来贫富差距反而是会被近一步拉大。但我觉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中产阶级的比重，使国家更为稳定，应该不会出现高、低收入者工资同涨的局面，否则真的会让人哭笑不得。总之，距离方案的出台，最多也就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具体是怎样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只是希望，这此改革，不要让大众失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8年修订版)

2、《我国分配差距穷降富升逼近红线 白黑灰血金共存》(《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10日)

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可能出台 重点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解放日报》2010年06月04日)

4、《据称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重视低薪者收入》(《新民晚报》2010年6月4日)

5、《减税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新华网）

6、《“减税加薪”不如“收税返薪”》（荆楚网）

7、《企业避税最佳设计方案》（企业管理出版社 雷建/编著 2007年3月第二版）

8、《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战略和路径间求平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6月09日)

9、《迟福林：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规范政府行为》（人民网）

第三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学界争论如何改革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学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重点；另一派认为，着力点应放在二次分配。厉以宁认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厉以宁看来，导致初次分配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脱节的原因，既有行业垄断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等因素；还有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对称的原因，买方强势，卖方弱势。(劳资关系不对称)

此外，从深层次看，中国初次分配的逻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二元劳动力结构，即高级劳工市场工资高、福利多、升迁容易；低等劳工市场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机会。在农村，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更不乐观。首先，到现在为止，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虽然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但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土地的流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虽然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可他们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样，他们更弱势，雇方和被雇方双方地位不对称的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农民养了牲畜、家禽，种了农作物，但他们在销售中处于弱势，和他们打交道的大公司明显强势。即便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跟大型企业比也还处于弱势。

在厉以宁的改革方案中，鉴于我国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方案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和物质资本的投入者一样共享利润。传统分配制度中，利润全部归物质资本投资者所有，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者的职工只能获取工资，不能参与利润分配。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已提出了利润共享原则，认为人力资本投入者也应共享利润。(劳动者的公社制度,公司制度核心是资本主体)

第四篇：论文：我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共）

我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目前我国分配制度改革仍面临较多问题，从这些年的经济危机中看得更加清楚。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仅是刺激内需的一项关键政策，而且是确保社会公平从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度。我认为，分配制度改革要过三大坎：一是少数人垄断高薪，有悖法理；二是多数人收入偏低，不敢消费；三是收入贫富悬殊，差距过大。

垄断高薪悖法理

2008年媒体披露“抄表工年薪10万元”消息，舆论大哗。在当前经济危机中，国泰君安逆势高薪，国有垄断企业高管年薪6000万等消息，再度引起公众置疑。关于垄断高薪问题，历来存在较大争议。国家电力监管会副主席王野平曾表示，“收入只要符合规范、合规合法，再高收入也无可非议。”

那么，垄断高薪究竟是“合理合法”，还是“有悖法理”？志灵《垄断国企高薪中的合法性危机》一文指出，“从法理上讲，设立垄断企业的依据只能是公共利益，像电力这样的国有企业必须按照行政逻辑来设置和管理，于是电力企业的老总都会有行政级别和头衔；但另一方面，国有垄断企业从老总到普通职工，却按照企业化的薪酬激励机制来确定工资收入。”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现象──垄断行业“当官按行政，拿钱按企业”，存在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我认为，垄断高薪合法与否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美英一些企业高管在危机中逆势高薪，甚至拿政府补贴发巨额奖金，这是一种犯罪。有人总拿“企业管理”、“维护效率”一套说词忽悠公众，其实全都有悖法理。上个月，财政部发出“限薪令”，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元人民币”。限薪令尽管仍存在最高年薪是否偏高、是否应该扩大对国企高管的约束等疑问，但其积极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

收入偏低，不敢消费

与垄断高薪相反，大多数民众仍存在收入偏低，不敢消费的问题。前段时间媒体出现“消费爱国”言论，事实上，百姓消费能力大小，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取决于爱国与否。

当前一个突出现象，是内外需的不平衡体现为居民消费率的逐步下滑。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4%，比发达国家低了30个百分点，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比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低了约17个百分点。有专家指出，“要真正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根子还在收入分配领域。”当前宏观背景下启动收入分配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收入分配调整真正启动国内内需和消费，尤其解决中低收入者消费不足的问题。

张金岭认为，老百姓不愿花钱原因很多。一是想花钱的手里没钱，银行里居民存款虽然超过20万亿人民币，但少数人占着大头，多数人却只占小头。有钱的家里什么都有，一时找不到消费的“兴奋点”，钱少或没钱的“兴奋点”很多，却总是感到手头紧。二是即使有点钱也尽量存着。原因很简单，子女教育、老人生病、自己养老样样需要钱，还是多存钱安心。

收入差距过大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城乡、地区、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近年来，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也一再引起关注。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贫富悬殊，差距过大存在着明显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成分。比如，垄断企业高管动辄年薪数千万，凭什么？如果像比尔·盖茨、李嘉诚等，无可非议，而我们国企高管基本上是换了张三李四都差不多，是个脑袋就拿几千万毫无道理。

还比如，公众质疑国泰君安逆势高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既然金融危机下金融业的高效率、高绩效不复存在，支撑天价薪酬为继的理由何在？垄断高薪天然就有悖法理，亏损后居然还拿天价高薪，又凭什么？

我认为，有些观点总喜欢拿美国的鸡毛当令箭，其实从此次金融危机可以清楚看到，美国企业高管的天价高薪并不是合法合理的，无非是资本话语权编出的神话。而作为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像美国那样拿高薪就更失去了合法合理性。因此，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关系，构建科学合理、公正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天经地义的。

那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该从何入手呢？

科学分配利国利民

客观讲，我国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显著成就。据有关人士透露，发改委在2007年、2008年分别举行了四次内部征求意见讨论会，组织有关部委官员和学者，进一步论证和修订改革总体方案。2009年3月再次组织了内部讨论会。目前，收入分配总体方案基本成型，有望今年出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近日表示，将分别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出台具体的工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

工资制度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起秩序规范、激发活力、注重公平、监管有力的工资制度，推动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还要积极推进实施集体合同制度(彩虹计划)，指导企业建立职工工资随经济效益协商调整的机制。力争今年底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覆盖全国10%的县(市、区)，同时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将达1200元。

此外，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却主要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因此，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形成原因，是权力运作不规范，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入手。

权力失控，运作不规范，是促成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另一主要因素。首先，权力的不规范，导致垄断迟迟“反不了”。众所周知，制造社会收入差距的一大“罪魁祸首”，是某些垄断行业员工的畸高收入。而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观，关键在于一些垄断集团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公共政策，乃至立法资源——“部门利益法制化”。所以，反垄断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次，权力运作不规范，也导致了一些有剥夺之嫌的公共政策不断出笼，致使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例如从越来越多的人上不起大学乃至中学、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等现象看，我们的教育改革，就有使不公平问题愈加严重之嫌。

再次，权力不规范，是导致“隐形收入”泛滥，是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当前的收入差距过大，有许多并非是显性收入所造成，而是由于隐形的灰色收入过多。如报道中称：“在很多国有企业，包括住房、汽车、通讯、勤务人员乃至公务宴请、出国考察等，均可纳入职务消费范畴。”——国有企业如此，许多权力机关又何尝不是如此？

可以说，许多人之所以对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十分敏感，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我认为坚持科学改革，分配制度是能够跨越三大坎的。唯有如此，分配制度改革才能切实惠及每一位劳动者，真正利国利民。此外，要改革收入分配，更重要的是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必须从保障权利和规范权力入手。只要能够保障分配的相对合理，垄断能够受到遏制；只要低收入者能够温饱，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子女接受得起教育，则收入分配无论差距大小，都不会成其为一个社会问题。

第五篇：浅析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析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内容摘要：“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关键词: 十八大、倍增计划、收入分配政策

2010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以及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0.4%的少数人掌握着70%的社会背景之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出收入渠道不断增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在收入分配差距激励效率的观念和体制被逐渐认同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现

1.付出同量的劳动，在不同行业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最高与最低之比为1.8倍，后来收入之比逐渐拉大，到2000年为2.63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考虑到住房、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2.付出同样的劳动，在不同地区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198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为1075元，最低的地区是山西省，为560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1.92∶1；到2006年，收入最高的地区仍然是上海市，为20668元，最低的地区是西藏自治区，为8941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2.31∶1。同样级别的公务员、事业人员月收入少则千元以上、多则万元以上，差别比较大。

3.同在一个地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资料表明，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的5.7倍，农村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的7.5倍。2009年底，财政部的调查资料再次证实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事实。两组数据引人关注：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贫富差距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极为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4.面对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同一块“蛋糕”，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分得太少；在再分配中，农村居民分得太少。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39.7%，而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来一般介于50%—57%之间，比我国高出10—17个百分点。在再分配中居民收入明显低于政府收入，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7年居民收入增加比例分别为0.6%、1.3%、0.8%和0.4%，而同期政府收入增加之比分别为12.4%、15.1%、15.9%和24.7%。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中，严重向城市倾斜，2004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中80%投向了城市，使农民难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从2004年就开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面世。这个酝酿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众太多的期望，但据专家介绍，这可能并非一个解决当前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似乎早已注定了它的框架化、原则化。但是，令公众感觉失落的或许并非这些。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自开始酝酿到即将出台的8年时间里，公众获得的参与机会确实是少之又少。

在经历了八年磨一剑之后，公众苦苦等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只是原则性方案，这个消息或许会让一些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感到失望。但我以为，对于即将面世的方案，我们不应苛求其多么完美，也不应指望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会迎刃而解。万事开头难，收入分配改革，能改起来就是好事。对于收入分配改革这座大厦来说，重要的是先把地基打牢，而不是讨论铺什么样的地砖，刷什么样的墙漆。方案或许不够具体，但一切问题不妨先改起来再说，在行进中修正航线。对此，公众需要拿出宽容和耐心，见证改革的点滴进步。

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险。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许不够具体，但能够出台落地就可喜可贺，一切问题不妨先改起来再说。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重要的是在行进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航线，顺利抵达成功彼岸。对此，公众需要拿出宽容和耐心，一起见证改革的点滴进步。

十八大报告中的“倍增计划”和“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成了一个体系，同时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径。“倍增计划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吻合的，它与两个同步、两个提高一样，都是渐进的、长期的。“两个同步”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然后“倍增计划”是2020年的约束性指标，而“两个提高”则是长期的”。

实现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思路和对策

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已严重挫伤了广大劳动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了地区、行业、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剧了经济社会和改革开放的不稳定性。因而，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改革方向，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１．要努力实现“两个同步”，不断提高“两个比重”，切实保障要素投入者的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同步”和“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由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所决定，我国现阶段还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要让劳动成为人们收入的主渠道，真正实现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多种分配方式与收入形式并存。要鼓励和支持城乡居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多渠道增加收入，并要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要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高标准；要建立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积极发挥工会在劳动者维权上的作用，增强劳动者的谈判能力；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不影响市场效率的前提下，职工工资必须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提高。

２．健全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促进机会公平。就业是增加劳动收入的先决条件，各级政府要为劳动者创造平等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提供良好的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发展环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促进充分就业；还要健全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劳动者提供优质高效平等的就业服务。

３．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建设者，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和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成为我国低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提高农民收入已成为当务之急。一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二要转变观念，改善环境，不断增加农民创业收入。三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还地权与农民，使农民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制度条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实施适度规模经营，并按市场规则对征地农民进行合理补偿，以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四要创造条件，扩大农村市场，健全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给农民提供增加市场收入的机会。

４．建立“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居民共享“阳光和雨露”。社会保障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公平，它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进行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差别，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让全体居民“同在一片蓝天下，共享阳光和雨露”，才能解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化解居民收入差距的矛盾。

５．加大再分配力度，增加政府转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再分配的功能主要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建设滞后，使再分配的作用没有很好发挥。因此，我们必须规范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结束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发展中的 中国 建设成富裕 文明的 现代 化国家，是一项艰难而巨大的社会工程。要实现社会经济体制的顺 利转型与平稳过度，应倡导公平与尊重效率，把优化社会经济利益的增长机制同 构造市场收入分配机制结合起来，是必不可少的，产生收入差异也在所难免，这 既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努力促进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 治体制改革，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公开、公正、合法、透明，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 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