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依法行政观念提高依法执政水平

第一篇：强化依法行政观念提高依法执政水平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 政”。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坚持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所在，也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依法行政、执政 为民，才能让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切实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真正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用法治来调整、规范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 动，推动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一、坚持宣传教育经常化，增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与能力，锻造“素质”队伍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需要牢固的思想基础，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法律意识的增强。因此，必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全面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

(一)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掌握并能运用法律知识处理行政事务，已成为担任领导职务的必备条 件。领导干部作为各项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和决策者，法制观念的强弱和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依法办事的水平。因此，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为官要学 法、为政要用法”的观念，对必须具备的法律知识，要扎扎实实学深学透，学以致用指导工作，由注重运用行政手段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转变。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建 立学法规划，制定目标任务，明确时序进度。要认真学习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关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重要论述，学习《宪法》、《行政诉 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许可法》等重要法律，掌握担任领导工作所必需的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达到自觉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文 化和社会事务的目的。

(二)不断强化公务员学法制度。具备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是国家公务员应有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在加强公务员法制教育的 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结合”，一是要坚持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安排公务员的学法时间，实行集中学习。同时，坚持开展个人自学。二是要坚持学习法理和解剖实际案例相结合。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讲法律知识，而且要注重剖析典型案件，通过具体生动的实例，帮助掌握所学的法律法规知识。三是要坚持经常检查与定期考试相结合。

(三)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学法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需要，是实现 依法治市的根本要求。对行政执法人员要有针对性、经常性、多渠道地组织法律知识更新学习培训。要把本职工作所需要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作为学习重点，熟练掌 握执法活动所涉及的实体法知识。行政执法人员上岗前，要进行法律知识考试，考试合格方可领取上岗证书。总之，要通过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学习培训，使之能够 熟练运用法律规范处理行政违法案件，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和程序开展执法活动。

二、致力行政行为规范化，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锻造“公共”队伍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经济、区域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竞争更加激烈。哪里政府管理规范，办事效率高，服务环境好，哪里就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 和人才，实现大的发展。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搞好管理创新，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效率。

(一)加快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政应当体现政府是经济运行过程的调节者、经济活动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执行经济活动规划的仲裁者及战略规划的制定者。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凡是企业、市场、社会和公民能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事，政府就不必介入。要规范 政府的权力，改变过去政府包揽一切的管理体制，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环境上来。二是要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要适 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生产经营一线和竞争领域退出来，从“运动员”的角色转变到“裁判员”的角色，不再参与经济的微观活动和具体事务。三是要由行政指挥向 综合服务转变。要改变权力导向型的管理方式，正确运用政策引导、信息咨询、经济发展规划、公共服务等多种手段，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服好务。

(二)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并减少审批事项，改革并规范审批行为，是政府职能转变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是要合理设定审批权力。政府必须放松 对企业、商品的管制，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对资源的垄断和资源的行政配置。对保留下来的审批事项，应当明确程序、时限和责任，并对外公布。要把主要精力放在 事后监管上，加大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二是要严格规范审批程序。以“简化”、“公开”、“规范”为原则，加强审批程序控制和制度化管理。要建立和完善职能 部门内部的会审制度、审批登录制度、听证制度、重大审批事项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实行审批行为过错追究制度和终身负责制，制定政府审批工作监督管理办法，落 实监管责任。三是要实行审批权与检查处罚权相对分离。通过设立专门的行政执法机构，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这不仅有利于加强对审批权的监督制约，抑制和 防止审批权的腐败，而且有利于加强对社会和市场的监管。

(三)积极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形式。科学的机制出活力、出效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应 突出制度创新，完善运行机制，靠机制和制度来保证政府行为的规范协调和高效运行。一是要实行依法决策。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完善科学 化、民主化、规范化的决策程序。对政府决策的每个环节，都要采取适当形式，在一定公众范围内予以公开，广泛征求群众和社会的意见。同时，应建立决策失误追 究制度，对因盲目决策而造成重大失误、导致重大损失的，要追究责任。二是要强化程序意识。讲求程序是现代化法治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理念，也是依法行政的重 要内容。政府部门的办事程序应当做到规范、公开、合理，最大程度地方便当事人。要充分利用程序的约束，杜绝办事人的随意性。三是要积极推行电子政务。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实施行政管理信息化、现代化步伐，进一步提高行政水平。

三、着眼行政执法制度化，着力优化发展环境，锻造“服务”队伍

我国百分之八十的法律和全部行政法规都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执行的，大量的社会事务都要通过政府的行政行为来完成。因此，严格依法行政便成为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中心环节。

(一)切实转变执法观念。由于长期的封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少数行政执法人员的“官本位”意识还比较浓厚，有的甚至将法律赋予的权力 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执法“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仍不同程度的存在；多头执法和多层执法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政府 的形象，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转变执法观念，破除特权思想，强化服务意识。对于行政执法人员来说，要不断强化“一切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依法行 政是为人民服务的职责”的公仆意识，自觉把国家法律法规作为从事行政行为的准则，坚决纠正重权轻法、以权压法的思想和行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 合，通过说服教育、示范引导、提供服务和依法治理、文明执法，做好改革发展阶段的执法工作。

(二)实行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相脱钩。近年来，各 地各部门加大了规范行政执法的力度，行政执法活动从总体上有了较大进步。但是，“收费养人、养人收费”、“执法就是收费”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屡禁不止。要 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使执法行为与经济利益彻底脱钩。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有利于部门转变职能、改进作风，从收收支支的繁杂 事务中解脱出来，从算小钱、较多考虑部门利益中解脱出来，把职责和主要精力真正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督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上来。因此，要不断深化“收支两 条线”改革，将政府各部门的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百分之百实行“收缴分离”；部门预算要全面反映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内外资金收支状况，提高各 部门支出的透明度；要改变现有财政对行政执法部门经费的管理方式，足额供给其经费。

(三)健全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要提高行政执法工作水平，必须把执法权力与执法责任联系起来，规范、约束执法活动，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要把政府各部门负责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职责，分解落实到具体的执法机构 和执法岗位，依法确定职责权限、执法标准、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及保障实施的措施，确立政府及其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依法行政的第一责任人，明确每个行政执法 人员的执法责任。实行行政执法首长负责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对发生严重执法过错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承担过错连带责任，对执法过错直接责任人视情节轻 重予以责任追究。

四、推进行政管理透明化，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锻造“公正”队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社会公共事务不断增多，在政府管理社会

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必须强化行政权力的监督，防止行政主体权力扩张和滥用。

(一)推进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前提，立法、执法、司法的透明度越高，公民实行监督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社 会公正。因此，必须着眼于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即公民有权知晓政府行政权力的意图、依据、过程、结果)和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来推进政务公开制度。一是要明 确政务公开的主体。政务公开不仅包括各级行政机关，还应包括具有一定行政权的国有公司，如邮电、电信、供水、供电等国家垄断性行业。二是要明确政务公开的 范围。除涉及国家整体利益、个人隐私、企业经营秘密外，对一般信息，如行政立法、行政机构改革、人事制度、重大经济建设和公共福利设施建设项目、涉及相对人的权 利义务的行政行为，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事项，都应纳入公开范围。三是要明确政务公开的形式。政务公开应以政府主动公开为主，可采取政府公 报、召开会议、政府上网等形式。除此之外，对政务公开的审查机制问题、收费问题、信息的时效性问题均应作出明确的规定。

(二)完善执法监督机 制。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对行政执法权的全方位监督，确保行政执法权得到依法行使。一是要加强党的监督。充分发挥各级纪委教育、监督、查处、保护的职能，加大 对行政执法部门、党组织及党员执法人员的监督力度。通过来信来访、明察暗访、联席会议等多种途径，调查了解执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对构成违纪的迅速 立案处理。二是要强化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通过定期听取执法汇报、专项调查、工作检查、视察等渠道，加大依法监督的力度。三是要加强内部监督。各级政府要 强化对下级政府和所属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情况的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四是要加强社会监督。要主动接受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 团体的民主监督和群众监督及舆论监督。

五、推行公共服务社会化，降低行政成本，锻造“效能”队伍

降低行政成本，是推进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必须围绕建立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锻造“效能”队伍。

(一)继续推进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总的方向应是财权向中央相对集中，事权向地方相对分散，减少行政管理层级，提高运行效率，从而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政令畅通、运转协调。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与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科学规范部门职能，按综合职能设置机构，将相 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一个部门承担，建设小机构、大服务的政府。同时，要加强对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职能的立法约束，把机构编制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二)不断降低行政成本。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增强成本意识，把成本管理纳入政府管理之中。要强化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以预算制约编制的分 配，控制机构、人员和经费膨胀。完善政府采购制度，通过法制化的政府采购、规范的财政支出制度促进行政成本的控制和降低。实行公务员收入透明化，杜绝在国 家规定之外自行提高标准和变相发放奖金补贴。建立领导干部任期前后财产审计等制度，有效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第二篇：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依法执政水平

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依法执政水平

领导干部是各项事业的组织者、管理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带头人，历来是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历时近30年的全民普法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增强了他们依法执政的能力。然而，面对新的形势任务，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势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用法，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依法执政水平。

一、提高依法执政水平的重要意义

1、依法执政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法治政府的关系。现代社会的最高权威是法律。依法执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任务和内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依法执政，直接关系到能否从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同时，也决定着其所辖部门的依法行政能力，从而影响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社会公平公正，以及党委、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增强依法办事意识，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的作用。

2、依法执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关系。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法治经济，法治是经-1-

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一个企业老板不依法管理，不守法经营，企业就不可能做大做强。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不依法执政，就不会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也就更不会有好的发展。比如，我们要推进“XXX”建设，需要征地拆迁，需要做群众工作，这些都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熟知法律知识，做到依法执政，有效开展工作。因此，提高领导干部的依法执政水平，既能够更好地规范市场监督，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和改善民生，也能够为群众依法办事，依法维权树立标杆，从而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3、依法执政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当前，我们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改革攻坚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市第十次党代会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进行了重要部署，城乡融合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各方面利益面临重大调整，多种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显现，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加。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最根本的要靠法治。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正确履行职责，依法行使权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有利于规范和调整各类社会关系、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二、影响领导干部依法执政水平的一些主要因素

1、法律意识淡薄。有些领导干部在思想意识上未能树立

法律至上的法制观念，行动上不能做到依法执政。例如“官本位思想”、“人治思想”、“特权思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金钱万能、贪污腐化、奢侈浪费、形式主义等现象在部分领导干部及公务人员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就造成了某些领导干部的“行政中心”思想，以致出现了行政权失控或法外执政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了领导干部的执政水平，导致了对依法执政的破坏。

2、法律知识匮乏。有些领导干部对国家的基本法律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不熟悉或者一知半解，造成法律思维能力、法律判断能力不足，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法律的能力常显“捉襟见肘”。比如，在信访工作中，有些上访“问题户”在对待某一项问题要求领导干部处理前，都是有针对性地在学习相关的法律。如果在处理过程中，没有把法律条文吃透，把话说偏了，他就会不买你的账。

3、学用结合不到位。有的领导干部不懂得、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处理现实的工作问题，表面上重视法律，积极学法，甚至对相关法律知识能“倒背如流”。但在开展工作或者遇到具体问题时，依旧按照传统思维、习惯来思考和处理，致使工作不能创新，处理问题不得其“法”。更有甚者会通过“找关系”、“通路子”、找领导“写条子”、在酒桌上解决问题，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三、切实增强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执政水平

1、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依法执政的自觉性。思想是先导。领导干部做到依法执政，关键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一是法律至上的意识。明确法律是人们生活中的基本准则，任何权力都要受到法律约束，努力在全社会营造依法办事、维护法律权威的良好氛围。二是尊重人民权利的意识。明确国家立法是人民利益的体现，我们执法是人民利益的实现，司法是人民利益的保障，法制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实现人民的利益。三是职权法定和权责统一的意识。职权法定，即任何行政职权的取得的行使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权责统一，即承担责任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第一要义。领导干部应承担起与权力对等的责任，对人民负责；违法行使权力或者不作为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四是依程序行政的意识。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行政，坚决杜绝以个人意志干扰法定程序的履行。

2、提升法律素质，夯实依法执政基础。知法、懂法是遵法、守法的前提。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意见》指出，党中央、国务院转发的“六五”普法规划，把领导干部作为普法对象的重中之重。同时指出，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由此可见，领

导干部提升自身法律素质，不仅关系到依法执政水平，更加与实现依法治国惜惜相关。那么要如何提升法律素质呢？一方面，要学法。通过结合实际，采用各种方式，比如，听讲座、作研讨、搞调研等，并注重运用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加强自学，对宪法和国家的基本法律做到“了然于胸”，对地方的政策法规规定做到“烂熟于心”，为依法执政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要普法。积极通过各种平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律普及工作，在宣传普及法律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法律素质。比如，以我们XX区为例，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托区内“XXXXXXX”这一基层社会管理平台，把法制宣传与社会管理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不仅有效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渗透力，更加提高了自身学法、懂法、守法意识，还拉近了与群众的关系，为依法执政筑牢了基层基础。

3、创新工作方法，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一是把法律意识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决策当中。做任何事情特别是重大决策，都要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思考、解决。在实际工作中，确立的每一个主张，不仅要考虑经济效果、社会效果，还要考虑法律效果。二是把依法办事的原则贯穿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之中。当前，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解决各类问题和矛盾，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但最重要、最迫切、最根本的还要靠

法制。比如，当前农村土地二轮延包中发生的纠纷较多，有些情况比较复杂，各方面看法不一致。在解决这类问题时，必须严格按照《土地承包法》和市委、市政府相关政策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来妥善化解纠纷。再比如，在处理群众信访问题时，要依照《信访条例》，按政策按程序办事，把处理信访问题纳入法制化轨道，才是正确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准则。三是把遵纪守法贯穿于全部工作和生活之中。领导干部要时时处处坚持用法律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能挖空心思去钻法律的空子或热衷于打法律的“擦边球”，更不能无视法律的尊严，知法犯法，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仅要以身作则，还要严格带好自己的队伍，一旦发现问题严肃查处，维护法律尊严，群众才心悦诚服。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推动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第三篇：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

依法执政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的“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是指党依照法律进入国家政权并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且依照法律从事对全体社会成员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国家政务活动。其中执政是党的代表进入国家政权，并通过国家政权这个中介从事政务活动；依法则是指进入国家政权是人民依照宪法和选举法进行的选择，执政党的代表们从事的政务活动是依照反映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来进行的。提出“依法执政”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党从治国方略的高度，从法治的层面上解决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的重大举措。要实现依法执政，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笔者认为，当前落实依法执政的艰巨之处，首先在于能否摒弃传统的“领导”习惯，建立起符合法治要求的“执政”观念。

我国法治建设模式不同于西方，西方国家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而我国则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自觉型的。因此在我国，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观念的形成，不仅可以规范自己的执政行为，形成文明的政治过程和政治习惯，而且还可以带动全民族法治意识的提高，促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依法执政观念应该说是一种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观念其地位是不同。有的观念处于基础地位，有的则不然。笔者认为，要树立全党的依法执政观念，提高依法执政水平，首先必须确立一些基础的观念，只有树立、增强了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才可能全面提高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观念。笔者认为，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包括以下相互关联几个方面：

一、执政观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具有了一身兼二任的地位：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但是，二者有着重要的区别：在获取途径上，党的领导是党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理想和主义、通过自己的组织和党员无私的工作获得人民依赖和拥护，使人民自愿地跟随党前进，从而形成的一种事实关系；而党执政则是党的代表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是通过法律程序――选举――获得的。因此，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在法律效力上，党的领导是党将自己的大政方针、政策或者关于社会某些具体事物的看法、主张，通过宣传的方式让人民群众了解，通过说服的方式让人民群众接受，而不具有对人民群众的法律约束力；而执政则是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从事处理社会事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法定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从所涉及的事项范围上，党的执政主要限于国家政务，包括政权工作、行政工作和司法工作，反映的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而领导则不仅包括在政治上领导政权，还包括领导人民群众、人民团体、民主党派、企事业单位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其领导活动涉及到了国家政务活动和全部的社会活动。

长期以来，我们混淆了二者的区别，认为“领导就是执政”，这种认识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以执政的方式领导整个社会生活，以为自己是执政党，就可以运用国家强制力在任何范围内发号施令，不注意通过倡导科学的政治理想吸引人，通过治国纲领、路线、政策所体现的人民意志与利益引导人，通过组织和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奋斗精神感召人，放松了对自身思想的改造和体制的创新。二是以领导的方式处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以为自己是领导党，就可以不通过法定程序直接指挥，甚至取代国家政权机关，以党的政策取代国家法律，导致国家法律虚无、政权机关虚置，迟滞了中国法治化的进程，最终将自己放在了社会矛盾的焦点上。

在当前，确立和加强执政观念，最重要的是区分领导和执政的概念，处理好领导和执政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执政观：

首先，执政是一种有限的行为。执政反映的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执政党的代表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国家政权机构，运用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为，其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范围不取决于执政党自己的认识，而是由宪法和法律列举。这些列举的事项就是执政者行使国家权力的范围，也是执政者承担责任的范围。执政者不能以“党的领导”为由，任意扩大自己管辖、处理的事务范围，否则就是扩大自己的权限，滥用自己掌握的权力。

其次，执政是一种法律行为，是产生法律效果并受法律约束的行为。相对于党的领导来说，执政行为更强调合法性。它不仅要求政党进入国家政权要合法――合法选举，还要求贯彻政党意图也要合法――通过法定程序将本党的治国纲领和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并通过法定主体和法定形式贯彻实施。同时这种法律行为不仅约束国民，更要约束执政者自己――执政者对于自己失信的行为、决策和执行失误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执政是以国家权力机构作支撑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执政是政党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活动。一般的政党活动并不必须是在政权内的活动，而执政则必然是在国家政权机构内部的活动。而且，执政必然要运用国家政权机构的权力，推行以国家名义制定的法律和政令。这种行为对全社会成员产生法定的约束力、强制性，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服从的义务。正是因为这样，才不得将党的领导泛化为党的执政，将本应由党的组织和党员身体力行、说服、引导和教育的工作，错误地由国家权力强制推行。

二、合法观

前面讨论了执政观问题，但这只是涉及到了政党代表进入国家政权机构之后，应该用执政的观念，而不是用领导的观念来处理政务的问题。那么如何进入国家政权，尤其是如何取得国民的信任并长期执政呢？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当代政党发展规律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政党都能够进入国家政权，也并不是所有进入国家政权的政党都能始终如一的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实际上涉及到政治学研究中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简单地指合乎法律，而是指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接受性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本要素，它是政党能够进入政权成为执政党，并“合法”行使权力或施行统治的前提。它一方面表明执政党具有使人们认为其执政是“正当”“合法”的特性；另一方面表明人们在没有强制力迫使其服从的情况下对执政行为的自愿服从、支持乃至忠诚。

以前在党建研究领域，一提到合法性问题，就容易涉嫌怀疑党的领导，甚至是否定党的领导。但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人们开始重视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并将合法性丧失解释为苏、东巨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谈到合法性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时告诫人们：“如果我们把合法的政权与政治统治等量齐观，那么我们就必须说：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

一般说来，合法性有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之分。前者是指执政党的政策和纲领“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后者是指执政党之所以进入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是通过真正民主的选举程序实现的。

实质合法性是执政党得以执政的内在根据。通俗地讲，实质合法性就是民心的向背，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个政党能够执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它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按照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发展和壮大。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执政的实质合法性上，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标准：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和“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执政党提出了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思想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实质合法性内涵升华到了新高度。“三个代表”已经成为解释执政党实质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成为评判执政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基本标准。因此，要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任何说教和臆想，而决定于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执政党始终践行“三个代表”，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

形式合法性是指一个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除必须符合民意之外，还要符合人类公认的正当程序。即“正当的权力必须通过正当的方式取得和行使”。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而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并通过宪法和法律的确认而取得合法性。在和平年代，在走向法治和宪政的年代，要取得或保持执政党地位，其唯一的形式就是人民通过法定形式的选择。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所掌握的政权是人民授予的，是人民同意的结果，而人民是否同意的主要方式就是选举。民主选举是人民选择执政党的过程，也是执政党取得形式合法性的方式。共产党要经受执政的考验，实质上是要在新的执政条件下接受人民的评判和选择。如果执政党能够在民主选举中，主动观察民意，分析原因，并及时做做出检讨和调整，就可以防微杜渐，始终坚持“三个代表”，保持执政党的形式合法性。

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是相互联系的。实质合法还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表达；而程序的合法又能保证实质合法的政党走上执政地位。脱离群众，脱离人民，不能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就不可能通过选举程序获得执政地位，即使通过操纵选举获得了执政地位，其手段的卑劣更会加剧其合法性危机。作为执政党，增强合法性观念就是要始终不忘，并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严格按照选举法和其他程序法的规定，进入国家政权机构，检验自己的政策和纲领，监督和约束执政党的党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

三、人权观

要保持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就必须始终坚持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表现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上，就是保障和发展人权。人权是人民作为主权主体和法律主体的意志、利益和尊严的具体化、法律化的确认形式。因此，执政党就应该树立人权观念，增强人权意识。

增强人权观念首先是尊重人。所谓尊重人，就是把人当作人，而且当作现代社会中的人，当作应当享有现代社会权利的人。由于一切利益最终都归属于人，所以尊重人的观念自然就包括了尊重人本身的价值以及尊重人所享有的权益的观念。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抛弃传统的权力本位思想，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执政党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次，增强人权观念还必须约束公共权力。人权的保障和发展，需要公共权力为其提供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但由于权力本身具有自腐性，因而常常造成对人权的威胁与侵害。所以，现代法治不仅强调人权保障，更强调权力制约。现代公法的设立，就是旨在捍卫人权，抵抗公共权力的不当侵扰。依法执政是法治背景下党的执政方式，因此保障人权，约束公共权力，树立权力有限观和权力受制约的意识，应成为执政党的政治自觉和依法执政制度框架的基本要素。

第三，树立人权观念还必须树立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观念。作为一个和平发展时期的执政党，之所以能够进入政权，是由全民选举产生的。他们一旦进入政权，就不只是代表哪几个阶级的利益，甚至不只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是全体公民代表，要为全体公民负责，为全体公民服务。这不等于说共产党成了“全民党”。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全民的。但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的执政观念和执政行为则应当是代表或兼顾全民利益。过去我们党或政府习惯于讲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反映我党的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但当代法治却强调集中多数人意愿和利益的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以多数人的意志形成国家意志――法律，但不能由于这是多数人的决策而侵犯少数人的基本人权。民主是当代政治的决策机制，人权则是所有决策机制的底线。建设三峡大坝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决

定的，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重大决策，但这样一个决策却不能以牺牲库区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为代价，对移民的搬迁补偿即是对少数人的基本人权的保护。即使对犯罪分子，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也要保障他们的人格权、诉讼权以及民事权利不受侵犯，否则，执政党就不是依法执政。

四、合作观

作为执政党，既然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就要协调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保证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法定权利。但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同时，作为执政党要作到依法执政，还必须树立一种合作观。

首先，合作和妥协是法治的内在规律。当代法治尊重多数的选择，也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因此，法治之“法”是以国家意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各阶级、阶层利益的综合，它们是各阶级、阶层基于利益而进行博弈、妥协、合作的产物。没有合作和妥协，仅有“你死我活”的　斗争，就不会有法治。因此，坚持依法执政就要改变行政命令或政治斗争式的传统观念，因为政治斗争式传统观念主要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而现代法治则强调的是阶级或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近代以来每当一个新的国家建立时，往往都要制定、颁布宪法和法律，不仅把战胜者的意志通过一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同时还会对战败者做出一定的让步，把战败者的部分意志和要求也吸纳到国家意志中，使白热化的阶级斗争演变为制度框架内的阶级合作。在和平年代，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将更多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整合起来，实现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与合作，更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保障。

其次，合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在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是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成为执政党后，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力求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迅速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恩格斯和列宁都说过，国家的产生和对社会的统治，就是为了使阶级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因此，作为执政党，首先就应该从合作的愿望出发，以最大的宽容精神与仁爱胸怀，兼善天下，容纳百川，以赢得民心、人心。通过合作团结更多阶层，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地位和社会基础。其次，执政党还要以合作的思维方式处理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协商整合公众意志，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更要善于倡导合作精神，协调利益关系，实现统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

五、稳定观

合作是为使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体制的框架内进行，保持现有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法治是倡导稳定的，这个稳定不仅仅指社会秩序的稳定、政治的稳定，更主要的是指法律和制度体系的稳定、社会关系的稳定。法的规范性、可预期性特点，以及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决定了稳定是法的内在品质。因此，依法执政就要坚持法的稳定性，树立稳定的观念。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艰苦的政治斗争，执政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错误地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之我国以“人治”和“权谋”为特点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以斗争为手段，朝令夕改，灵活莫测的执政思维方式。而法治强调稳定，这不仅是由于法一般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保守性，更是现代法治最反对的是没有连续性：政令的频繁变动和溯及既往会导致执政者的信誉下降和人们对行为结果的未卜心理，尤其是影响私人权利的法律和政策的突然变化，必然成为有权势而胆大妄为者的专利，也必然成为社会上大多数诚实、勤奋的人的圈套。这种状况会破坏平等、公正、秩序这样一些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长此以往，执政者的社会基础和公信力也将会丧失殆尽。

当前要倡导稳定观，最重要的是要逐步改变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方式，将重大改革措施和立法结合起来，以相对稳定的法制，规范改革的方向和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缺乏足够的法律资源，尤其是缺乏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法律资源，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是政策调控型的。政策作为某一阶段或特定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价值标准和目标具有特定性和多变性。它讲究现实、追求实效，而并不刻意注重其价值合理性和自身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一般地说，政策一旦作为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控制和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手段和重要方式，其过程的不稳定性是必然的。当然，改革意味着“变法”，加之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改革政策的不稳定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没能及时意识到运用法律手段来进行“变法”，没有意识到法的稳定对于执政者政治权威，对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重要性，更没有意识到法的稳定对于遏制投机心理，鼓励诚实劳动，建设诚信社会的极端重要性。随着我国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 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执政党的改革观和改革方式也应当根据法治的要求进行转变，即由政策调控型性的改革逐步转变到法律调控型的改革，将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决策与立法结合起来，保持改革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六、结语

上述依法执政的五种观念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坚持依法执政首先就要确立正确的执政观，尤其要明确领导和执政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把握执政行为的特点，这是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关系的关键。党的执政是党的代表依法进入国家政权并处于主导地位，运用国家政权，处理国家政务，实施对整个社会的领导。在现代文明社会，党的这种执政地位的取得，是需要一种理性标准的，这就是合法性。强调合法性观念是强调执政党必须具有执政为民的理念和通过公正的法律程序进入政权和行使权力的政治习惯。要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核心的问题是要坚持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尤其是要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法治的要求、共产党本质的要求，也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要求。当然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除了不断提高自身的合法性之外，还要增强在法治背景下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这就要求执政党摒弃阶级社会中养成的斗争思维，树立法治社会的合作观念，不仅要有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的愿望和机制，还需要增强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以上无论是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合法性基础的增强，还是人权的保障和利益的协调，都需要一种稳定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稳定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机制。稳定是法治的要求，也是执政党执政效果的良性表现。

作者：杨亚佳　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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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依法提高执政能力

努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同志们好！很高兴能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和探讨有关努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这一课题。

今天，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什么是法律？

二、什么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特点是什么？

三、怎样才能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下面我们共同学习第一个方面问题

一、什么是法律？

什么是法律？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对“法”的解释是：“‘法’刑也，平之如水。”这就是说，法就是刑，平之如水、公平正直（平之如水—公平正直）。

与“法”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字是“律”。《说文解字》称：“律，均布也。”所谓均布是古代用作调音律的工具，将律比作均布，说明律有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由上可得出，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行为规则。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机关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

二、什么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特点是什么？

（一）所谓依法行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权限，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社会事务，依法进行管理的活动。1

依法行政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内涵：

一是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必须合法。依法行政首先就要求行使行政权力的机关和组织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地位、资格和组织条件，如果进行行政活动的主体不是依法成立的或者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那么，其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是行政权力的取得和行使必须合法。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权力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因为“行政机关的职权并不是行政机关所固有的，而是经人民授予，也即由法律法规授予的”。同时，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活动必须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活动，既不能不作为也不能越权。

三是行使行政权力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做到权责统一。依法行政要求行政主体在享有行政权力的同时，必须承当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放弃那就是失职，必须追究法律责任。

（二）依法行政的特征：

一是依法行政是对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要求，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要求。是治“官”，而不是治“民”的。在我国，既不可将依法行政等同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也不能将依法行政等同于依法治国。

二是依法行政中的“行政”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即国家行政或公共行政，是指一定的国家组织行政机关为实现国家职能、维护公共利益，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和规范，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活动。其行政的领域，是只能由国家实施管理的社会公益事务。

三是依法行政中的“法”，首先必须是体现国家和人民整体意志，反映社会进步发展规律的法，而不是长官意志、个人意志、少数利益集团意志的反映；其次，“法”应主要限定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法规。其他政策办法不能作为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据；再次，从法律要素上看，依法行政之“法”不仅应包括法律法规，还应包括法律原则以及法律目的和法律条文背后所隐含的法律精神、法律价值。仅停留在法律具体条文的机械理解和运用上，是不利于依法行政的。

四是依法行政中“行政”和“法”的关系是：法优先于行政，法高于行政；行政必须有法，无法律即无行政；行政必须服从于法。执行国家意志的功能为行政，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工具，主要功能就是执行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法律之所以能成为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手段，不仅在于行政权力是由法律赋予和派生出来的，也不仅在于法律是衡量政府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尺度，更为重要的是在于立法权与行政权性质不同。法律独具的至高无上的强制力和权威性，是约束行政权力任意专断的最有效的手段。当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被纳入法律管辖的范围，按照经过合意达成的法律规则进行运作，并运用法律的强制力进行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的任意与专横就有可能得到有效的遏止；反之，失去法律约束的行政权力就会像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行政活动中的人治必然抬头、寻租必然出现、腐败必然滋生。

五是依法行政在我国是一种积极保障有效行政与消极防范防止滥用行政权力的有机结合。依法行政的目的不仅在于对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依法进行规范，防止权力的滥用，并使受到不法行政行为

侵害的公民权利及时得到补偿，而且也在于保证国家行政管理的有效和效率，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三、怎样才能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依法行政从重依政策行政、依领导人指意办事，到重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这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跨越，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如何才能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更新观念，牢固树立依法行政意识。人的观念、意识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提高依法行政能力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从现实情况看，这个问题尤为迫切。一要革除“人治”思想，树立“法治”意识。要摒弃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违法行政等陋习，努力做到依法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维护法律权威；二要纠正法律治民不治官的错误思想，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重在依法“治官”的观念；三要克服单纯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树立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目标主义同时并重的意识。就是说，既要明确依法行政、依法治县的理想目标，又要考虑依法行政、依法治县的现实性，在明确法律既管老百姓又管政府、管官吏的同时，把重心转向人民权益的保障和政府工作目标的实现上来，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第二，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只有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才能有效地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行政效益和行政质量。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利益要求不断提高，政府只有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制订出切合实际、真正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措施，避免决策上的失误；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的增强，他们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因此，只靠少数人主观判断、凭经验决策的传统方式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真正改变

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广纳民言，通过各种途径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进行双向的信息交流，使公众明确决策意图，对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要理顺行政体制，切实规范行政行为。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要按照条块结合、适当分权、便于执法、讲求实效的思路，理顺行政执法体制。

第四，要强化监督，努力形成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机制制约，否则必然导致滥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社会公共事务不断增多，行政机关的管辖范围越来越大，行政权力也相应增加；权力还没有摆脱自我扩张的特性，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自律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真正强大有效的监督体系去制约行政主体的权力扩张和滥用。

第五，不断提高行政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依法行政能否顺利推进，执行者的素质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一要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建设，自觉地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积极推进依法行政；二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坚持自学、爱学、勤学业务。使自己的思想觉悟、业务素质和法律水平整体得到提高。

同志们，要知道无规矩则不成方圆，要用规和矩画出美好的蓝图！要坚守法律防线并通过依法行政来构建威县更加美好和谐的明天！讲的不好，恳请同志们指正。

谢谢大家！

第五篇：强化执法监督作用 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硚口)

强化执法监督作用 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硚口区城管（执法）局

加强城管执法监督，是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市民群众生活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我局围绕“文明执法建设年”这一主题，以城管执法队伍“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教育活动和执法队伍正规化建设为主线和载体，采取多项措施，加强执法监督管理，切实提高执法队伍依法行政水平，推动了全局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

一、明确监督重点，狠抓执法队伍作风转变

宣传教育是提高广大执法队员综合素质的桥梁，也是执法监督的基础和保障。今年以来，我局紧紧围绕市局“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教育活动主题，成立了以张启发局长为组长、张年喜副书记为副组长的局文明执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划分了工作任务，明确了工作责任，召开了全局文明执法工作调度会，把文明执法教育活动列入局党委全年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继三月份动员会后，六月份我局又召开了再宣传再动员大会，进一步明确活动的目的意义，为队员鼓干劲，为活动加力度。在这一次大会上，我局将全区城管执法系统的干部职工、协管员队伍纳入活动对象，教育活动涉及的层面更加广泛。

围绕教育活动主题，我局相继开展了组织执法干部法律 法规考试、“文明执法春风行”演讲比赛、“助民创业”、“以案学法”、作风纪律整顿、向袁才顺同志学习等一系列目标明确、载体新颖、切合实际的活动。尤其在“以案学法”活动中，我们以规范统一为核心，以提高整体水平为标准，针对过去在案件办理中容易出现的共性问题，我局在每月25日定期召开案例分析讲评会，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由办案人员详细讲解案件的办案过程，让参加会议的队长、法制员共同分析，找问题，挑毛病，这种一人办案、众人受益的办法，极大地提高了队员的理论素质和办案水平。

针对队伍中存在的思想认识有些模糊、执法理念不够端正、管理手段过于简单、执法程序不太规范、队伍形象不太正规、廉政措施贯彻不够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在局党委指导下，局执法大队研究制定了“四统一、四规范”措施，即：统一执法用语和禁止用语，做到礼貌在先；统一执法程序，做到“六先一后”（礼貌在先，尊重在先，亮证在先，指出违法行为事实在先，说服教育在先，讲清处罚种类和依据在先，处罚决定在后）；统一接待群众投诉程序，做到“三一四心”（一张笑脸、一杯热茶、一把椅子，接待投诉热心，听取申诉耐心，答复询问细心，处理问题公心）；统一车辆标识，改城管执法为城市管理，把以人为本理念贯彻到工作实际。四规范是指：规范自由裁量权，规范值勤岗位责任时间，规范办案、审案，规范协管员管理。教育活动开展以来，执法队伍中文明执法的多了，粗暴执法大幅减少;严格执法的多了，执法纠纷大幅减少;群众满意的多了，市民投诉大幅减少。执法队员摆正了“两个关系”，树立了“四个理念”，实现了“三个转变”。即：摆正了文明执法与严格执法之间的关系，文明执法与依法行政之间的关系；树立了“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理念、“文明执法”理念、“严格执法”理念、“公正执法”理念；实现了由对抗管制型向亲民服务型转变、由简单粗放型向程序规范型转变、由突击整治型向长效管理型转变。

二、完善监督机制，为文明执法奠定制度保证 健全的监督机制是督促城管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有力保障。今年以来，局纪检监察工作从完善系列监督管理制度入手，努力从源头上把好文明执法关口。

一是完善内部管理体系，规范管理行为。今年，局纪检监察部门参与、监督修订了局《城管干部值班制度》、《规范财务审批制度》、《车辆管理规定》等多项管理制度，督促局执法大队将《队容队纪管理规定》、《执勤执法管理规定》等40余项执法队伍管理规章制度编印成册，要求执法干部把各项制度作为镜子，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做到按规定着装，持证上岗，亮证执法，严格整顿和规范自身执法行为，对管理对象热情服务、文明管理。

二是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健全有效奖励机制。今年，我 局在执法大队大力推行队员日常考核公示制度，形成了月度考核、季度讲评、半年小结、年终总结的一套考核机制。在上半年，对绩效考核前三名中队予以奖励，极大地促进了执法队员工作积极性。为使中队的绩效考核更加完善，局纪检监察部门会同大队督察室根据每个中队在双创、查违、案卷、正规化建设四个方面分工的不同，对绩效考核办法作了适当修改，使各中队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参与考核，充分调动了中队的工作热情。

三是落实纪检信访制度，及时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局纪检监察部门认真履行“教育、监督、保护、惩处”职能，严肃法纪法规，及时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发挥纪检监察作用，实施干部《廉政诫勉谈话制度》。对举报和反映的问题认真调查，发现苗头及时打招呼、敲警钟、进行诫勉谈话；对查证的问题绝不放任自流，对隐瞒不报绝不姑息，坚决查处。今年以来，局纪检监察部门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50余人次，受理区行政投诉中心等部门各类转办件23件，办理率、回告率达100%。

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的管理机制，加强了对执法行为的制约和监督，进一步规范了城管执法行为，提高了执法水平，为减少和预防执法腐败问题的发生起到了有效防范作用。

三、健全监督形式，切实提高执法队伍依法行政水平行之有效的执法监督，是提高执法队伍依法行政水平、提升行政效能的关键。今年以来，局纪检监督部门重点围绕“六查六看”，在履行执法监督职责、健全监督形式上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

一是重点监督。我们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督察活动，围绕全局中心工作和不同阶段重点开展督察，重点检查各单位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遵守规章制度、作风纪律、工作措施、责任到人是否落实到位，将督察工作重点放在现场督察上。同时，对重大执法活动及时掌握执法情况，了解工作进度，确保政令畅通，为改善队伍形象，提高整体素质，促进队伍规范化建设切实发挥了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

二是随案监督。我们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督察，促进执法人员严格公正办案。年初，针对群众举报反映的我局执法人员接受管理相对人吃请、为违法当事人违法行为说情打招呼等两例违反执法队员“六项禁令”的行为，局党委高度重视，组成专班对上述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在弄清事实情况基础上，本着维护纪律、严肃法规的原则，对举报涉及的六位执法人员分别给予了免去职务、调离岗位、严重警告处分、扣发当月绩效奖等相应处理，并在全局大会上通报批评。通过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教育了当事人、警示了广大干部职工，全局遵纪守法意识得到了增强，促进了干部廉洁自律、依法行政。此外，局纪检监察科还定期会同局法规科和大队综合科对各执法中队所办的案件从受理、立案、调查、处罚、强 制执行、结案、复议、诉讼、错案追究等各个环节进行跟踪督察和重点抽查。

三是投诉监督。对市民群众投诉举报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及时查处，是执法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我局在为民排忧、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局设立了投诉接访中心、开通了局长热线直通车、长年坚持局领导信访接待日等。局纪检监督部门督察工作重点紧紧围绕执法队伍自身建设开展，及时受理群众投诉举报，做到全面调查、公正处理、认真反馈，一方面维护市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对执法人员违规违纪、越权执法、以罚代收等不作为、乱作为情况严肃查处，使发现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有效维护执法人员的合法权益，使执法人员能够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今年8月，我局接一群众来访，反映其违法建设被拆除过程中有物品遗失，怀疑是现场执法人员所为。接访后，局分管领导带领局纪检监察科、信访办工作人员当日下午就到拆违现场调查了解情况，收集了社区、物业等相关部门出具的拆违当日现场情况书面证明材料，通过调查证实了投诉人反映的物品遗失与我局执法管理人员无关，并对投诉人出于报复心态诋毁执法人员的行为进行了说服教育。

四是随时监督。我局成立了以纪委书记张年喜任组长的纪检督察组，会同大队督察室对执法人员文明执法、依法行政和执法案卷进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坚持开展作风纪律整 顿活动，督察组携带摄像机、照相机等设备，实地考察队伍日常执法活动，及时纠正不规范的执法着装、行为和语言。开展文明执法活动以来，还将队员的自我鉴定装订成册，督促队员自查自改，限期完成整改任务。同时，执法大队还对各中队执法情况坚持每日检查，每周通报，每月讲评。今年以来，全局编发文明执法、依法行政专题简报32期，督察督办了24个作风建设问题。同时，实行多级督查机制，每天从7时到22时都有局领导、机关科室人员上路进行巡查，切实监督执法人员的到岗率和作为率。

五是内外监督。我局把自身监督和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紧密结合。近年来，聘请了由市、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退休老干部、社区群干等为成员的城管义务行风监督员，局纪检监察部门会同局两办、执法大队等部门通过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等方式，主动征求他们对我局执法队伍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工作重点，推动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一年来，围绕“文明执法建设年”这一主题，我们认真开展 “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教育活动、加强执法队伍正规化建设，全局执法效能显著提高，文明执法创新举措不断涌现，受到上级肯定，得到群众拥护，局执法大队队伍正规化建设位于全市前列。我局践行“以人为本，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理念，执法队员骑自行车执法，帮助经营者找门面，请专业设计师为临街商铺“帮摆”，变占道经营为入店经营 的事例层出不穷。特别是请专业设计师为临街商铺“帮摆”的做法（又称“吴建飞工作法”），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杨松作出了重要批示，在全市进行了推广。

通过开展执法监督工作，我们也深深体会到：城管执法面临的困难很多，压力很大，我们在树立服务型城管执法理念和提高队伍整体素质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更艰苦工作要做。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离上级的要求和群众的期望还有差距，与兄弟城区相比仍有不足。今后我们在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力度，切实提高执法队伍依法行政水平，努力塑造文明执法之师，为促进城市管理工作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